语文能力的充实完善与创新教育

贾靖华
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素质教育看重发展学生高于知识和技能的思维方法和能力。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与学生求异创新意识、思维、能力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作用，很值得研究。
世界各国重视语文教学，将它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最终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希望语文能力的培养，不仅仅使学生对人类已有的知识能听能说，有较强的表达技能，更希望在一些人文的内涵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在这些个性和人文素质自由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期待语文能力为幻出创新这一民族之魂承担责任。
然而，现实中的语文能力对创新教育影响如何呢？
1978年至1988年的语文教改运动，明确提出：语文能力由听、说、读、写四大块组成。从此以后，听、说、读、写四大能力支撑着语文殿堂，成为赖以区别其他非语言学科能力的框架。它既是学习语文的途径、方法，也是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具体目标。这一独特的能力结构认为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是工具性，揭示了语文在交流交际中的实质是接受和表达，于是语文教学向语言学和修辞学倾斜。
但是，这一提法明显忽视了语文学科自身存在的求异性和创新性。重陈述性再现性知识的学习而轻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于是听、说、读、写的内涵不经意地偏离了语文学科固有的思接千载、思通万里、精骛八极、求异探新的固有属性，因而也就偏离了创新的精髓。
客观地说，把语文能力界定为听、说、读、写四种，的确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定了向。语文教学目标任务的明确，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学生的语文能力，但平心而论，这只是芝麻而已，只是基础学力，它们对于学生的发展学力、创新学力方面的提升还有多大作用呢？
说一句切中时弊的话，现时的听、说、读、写训练，对于创新教育来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只把学生作为“知识的填埋场”（陶行知语），教师拼命地负责任地填了又填。从书本到书本，从知识到知识，学生只需记得此知识点、彼得分点，能在考卷上游刃有余就行，但不能有问题，有野性思维，有新鲜见解。以至于大部分学生听不会置疑，说不敢坦陈，读唯看书本，写只能重复，几乎与创新不沾边。在全面追求升学率的今天，听、说能力淡化甚至淡出或干脆从试卷砍去。读、写能力异化为学生取分的敲门砖。语文教师督促学生唯书是听，唯书是说，唯书是读，唯书是写，吸纳吐出的全是人类已有的知识定论，会背会默会写，考到卷子上拿分就行。拿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不久前在华师大调研创新人才培养时一针见血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学从初一到高三都侧重死记硬背”（《现代教育报》2003年12月26日）。这样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的结果是，纵观当今世界，凡是比赛记忆人类知识的牢固性、系统性，我们的学生总是名列前茅，而比赛动手实践创新能力，则我们的成人则望尘莫及。缺乏创造性的语文课，只是让学生在书内勾勾叉叉，圈圈点点，学语文成了负担、成了痛苦。这意味着真情与个性的泯灭，文学和文化的流失，想象和创造的消逝，语文综合素质的整体滑坡，其结果当然是创造力的枯萎。
如果现时的听、说、读、写即使增加新的内涵使之更科学化后依然对发展学生创造性的意识、思维、能力还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发掘语文能力中的具有创造性光彩的其他能力呢？
教育就是要倡导学生敢向权威挑战，敢向经典挑战，敢向书本挑战，敢与先生对话，并能独立地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在此四种能力之外，语文还应培养学生的其他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本来就存在，只是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罢了。我们的观念还没有从习惯现状的定势中解放出来，旧观念看不到新能力。世界由什么组成，在最初观念指导下，人们发现了金、木、水、火、土，又发现了种种元素，而元素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不断地被发现，至今到了一百十一种，但还无人敢说就此打住了。语文能力的宝匣中，还有问、悟、改…………还有“西瓜”。
问，就是提出问题，是对已有知识缺陷的发现，是对似是而非的现实的质疑，是学生独特见解形成前的智慧的火星，是新学问的开端和开拓，是已有成果的深化，的确是一种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能力。陶行知先生多次讲到“问”的重要性。可遗憾的是对创新这么有价值的能力，都没有引起古今语文老师们的注意。最喜欢问的明初三大学者之一的宋濂不也免不了被先生打手心，罚站。韩愈的文章中讲到对不耻下问的文人学士往往群起而笑之。问，被看做是对先生尊严学问的冒犯，作为后生小子，只可记背不可怀疑，更不能问，因为先生传授的都是无可置疑的。有人要是对此提出问题，那么他不是发了高烧，就是脑子有点毛病。不敢问，自然不会问，不善问，连“问”是一种语文能力都无人提及。我们教师希望上完课后，学生什么问题都没有，而国外则希望学生又有许多问题。正因为人们的传统的现实的漠视，所以我们问的能力与西方人士有明显差异。由此看来，无论是无知而问还是有知而问，作为教师，都应重视、鼓励、引导、赞美、培养。
悟，是“解放头脑”的重要方法，“使之能想”。悟，是学生自身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是闲暇之时对某一事物道理的自我揭示、豁然开朗。它是学生在知识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质变，是产生稍纵即逝的灵感的土壤、温床，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放飞自由翱翔的智慧之鸟。国学大师胡适点拨精到：“知一切法是顿悟”。它可分为求异顿悟（如三国时曹冲称象）、比较顿悟（如对诗文最见功力的炼字比较）、迁移顿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它在创造领域的重要性也远胜于听、说、读、写。禅宗有言，“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完善的教育必须是在教师点拨入门之后，通过自度登堂入室，超越现实、自我，到达新的境界。有了悟，学生才能真正由学习者发展成为创造者和开拓者。正因为这样，唐僧在收了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之后，给他们法号分别为悟空、悟能、悟净，他们日后能成圣成佛，也少不了悟，可见“悟”的重要。
改，是对事物判断和提高的能力。它的可贵在于有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有高明一点的看法。它对提高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观察、实验、感悟生活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立意谋篇，遣词造句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顺利完成客体主体之间的双重转化，对于学生打破旧观念、旧规范、旧思想、旧习惯、旧形式的束缚，对于他们的学习能力、运用语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求异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对于他们成长为具有良好个性、心理素质、人际关系协调能力，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样具有明显的不容置疑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语文教改泰斗叶圣陶，很重视学生“改”的能力的培养，他力主把“改”还给学生，他开了“文章病院”，写了《谈文章的修改》、《修改是怎么一回事》，并亲自示范评改了许多文章，编《文章评改》一书。陶行知先生也重视改，他认为，改要“立假设、择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之于轨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陶行知先生认为“改”是很需发展的能力。他去南通推广“小先生”写了一篇演讲词。内有“读了书，不教人。甚么人？不是人。”过后一学生提出，最好把“不是人”改为“木头人”。陶行知评价道：“这也证明小孩子有创造力。”
创新教育是什么？是把每一个学生尊重为主体，充分尊重发挥每个学生的主体性的教育，这种教育具有主体性、新颖性、多向性、多元性、开放性。以上所述三种语文能力，无论是问、悟还是改，都具有这五种特性，充满了创新的因子，都充分体现了对学习者个性的尊重，可以促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发挥，都是语文创新的重要实践活动和可喜成果。它们对概念的形成、规则的习得、知识的迁移，问题的产生、解决，对于自我反省、认知、监控的元认知尤其是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创造意识、思维、能力方面尤为重要。
也许有人会说，问、悟、改这三种能力完全可以并入说、读、写。我们认为，持有此论的同志，一是不是观念旧了一点；二也许很长时间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了；三是不懂得同父同母同胞的三个孩子也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使是连体婴儿，为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和日后的大展拳脚，也应该为他们做分离手术，只要有利于学生创新，多几个概念有何不可。要知道它们都是有内涵有外延有各自特征、有各自功能和培养途径的实实在在的语文能力。再说，听、说、读、写四种能力还不是可以归为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两类，关系那么密切，是否需要合二为一呢？
听、说、读、写能力当然还要培养，但更重要的是要“科学地看，科学地说，科学地听，科学地动”（陶行知全集卷三153页）。而且要认真改革、全面落实，不可升学卷上考核的能力死死拽住，眼前无望得分的统统抛弃。要不然，泱泱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培养了一大批放弃理性判断、放弃独立自由，放弃自我思考和选择权利的应试高手，那么除了一片诵读古人、外人的知识精华的声音之外，是很难开出灿烂的创造之花了，只能看着美国、日本人去领诺贝尔奖。
如此看来，要发展学生的创造意识，思维、能力，要尊重学习者的学习意愿、学习个性心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属于学习者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必须在目标、途径、方法、时间、空间上完善听、说、读、写，让他们自由地科学地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注重学生问、悟、改等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因为这些是较高层次的闪耀着创新光辉的能力。如此，则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对自身和其他学科教学，尤其是对创新这一民族之魂的壮大，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