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网站—永远的怀念--任仲夷周年祭（潘东生）

永远的怀念--任仲夷周年祭
作者：潘东生
■编者按
今年11月15日，是任仲夷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任老在主政辽宁时，以大智大勇为张志新冤案平反，推动批判“两个凡是”，力倡民主法治；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敢作敢为，排除各种阻力，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领先一步。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也是位富有远见和理论功底的智者，有三卷本文集传世。本报今天特发表任老原秘书潘东生的文章，聊表缅怀之意。
任老离开我们一年了。在他老人家离去的这段日子里，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在任老身边工作的7年多日子，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谆谆教诲……有时，半夜醒来，常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直至现在，每当我回去看王玄(编者注：任仲夷同志的夫人)大姐，走进任老生前起居的小园子和读书看报的房子时，面对熟悉的一草一木、一书一桌，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感，我甚至不相信任老已离开了……
任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是深受广东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他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已得到社会公认。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在任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耳闻目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任老可亲可敬的一面，也以此表达我对老人家的怀念之情。
语尚平实
有一次，省委对一份即将下达的文件进行意见咨询，这份文件的标题中有“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决定”的字眼。任老看后，有感而发，提笔给长春同志写信：“……用‘大兴’这个词不太合适。以前我们什么都喜欢用‘大’字，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干快上’、‘文化大革命’、‘一大二公’……结果怎样？‘大跃进’成了‘大倒退’，‘大干快上’成了‘大干慢上’，‘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19)60年代初也曾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果是浮跨风刮得更厉害。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些平实的词语为好。我看能否将它改为‘关于切实做好加强调查研究之风……的决定’或‘关于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这类字眼。妥否？请酌。”后来，省委在正式下文时采纳了任老这一意见。
这个看似平常的小“文案”，生动地体现了任老见微知著的政治敏感性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既与任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认真执著的精神分不开，更与任老在多年革命生涯和多次政治运动中锤炼出来的火眼金睛般的洞察力分不开。
“怎么没有介绍任老？”
人们都知道霍英东先生在南沙开拓建设中功高至伟，但对任老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未必了解。
1999年1月29日，应霍英东先生邀请，任老和梁灵光、杨资元等几位南沙开发高级顾问到南沙视察。由于开发南沙的重要性当时还未被充分认识，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更由于当时番禺市个别主要领导私心太重(此人对霍英东先生建设南沙之举百般刁难，后因贪污受贿被判刑。编者注：此指曾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书记、番禺区区委书记的梁柏楠)，使得霍英东先生在南沙的各项建设举步维艰，其家人和身边许多工作人员都对开发建设前景心存疑虑。但霍英东先生爱国爱乡情切，一心憧憬着将南沙这片滩涂地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城市。霍英东先生背后不说人非，在整个视察过程中，他只是介绍南沙开发的进展情况及其美好前景，而对自己在建设过程中受到的委屈和刁难却只字不提。后来，我从霍英东先生的助手和随员那里了解到霍英东先生是如何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投巨资进行南沙开发的情况，便向任老作了汇报。任老听后深感焦虑，沉思良久后，又一次提笔给长春同志写信：“……南沙经过霍英东先生近10年的建设，初显一个海滨新城的轮廓……我们要重视和支持南沙的开发。南沙不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仅是广州的南沙，南沙的开发搞好了，很可能就是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省里要全力支持……”任老在信里还建议长春同志春节后抽时间到南沙看看。
当年3月31日，长春同志第一次到南沙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省委、省政府要全力支持南沙的开发，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在南沙召开一次大型的投资洽谈会……”我记得很清楚，长春同志从南沙视察回来后，专门找了任老谈心。任老后来和我提到这次谈话的内容：长春书记说，自己来广东时间不长，对广东的情况还不熟悉、不了解，以后请多提意见。任老还深有感慨地说：全省各部门通力合作支持广州市大规模开发南沙，是长春同志视察后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客观地说，以前我们对南沙的重视是不够的。
在长春同志的倡议下，同年11月30日，省外经委在南沙召开“广州南沙科技投资洽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李长春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卢瑞华省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马毓真、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常务副省长汤炳权等，任老应邀出席了盛会。但在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和嘉宾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主持人念完到会的省级领导名单后，长春同志和霍英东先生同时向工作人员询问：“怎么没有介绍任老？”当主持人念到厅局级领导名单时，长春同志发现还是没有任老的名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把秘书长叫过来问：怎么还没有念到任老？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工作人员，因为一般习惯是介绍完现职领导再介绍老同志。但从这一小插曲，足可看出长春同志对任老的关心、重视和任老参加此次洽谈会不同寻常的意义。
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
任老既关注国家大事，也关注民生小事。2001年4月，我陪任老从上海出差回来，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从中央立交到广园高架桥，任老一边看一边若有所思。没几天，任老给时任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的黄华华同志、市长林树森同志写了封信，大意是：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本来广州修那么多高架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们管好、美化好，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
后来，广州市派人到上海学习，将各主要立交桥做了美化、绿化、亮化，这些立交桥成了广州的一道风景线。
“我能走上17层”
任老从不搞特殊化。1998年9月的一天，任老因患眼疾到眼科医院看医生。当我陪任老来到医院的电梯口时，那里早已挤满了人，电梯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进电梯。我担心任老在人群里被挤得时间太久会出问题，就很客气地和周围的人说：这位老人家约了医生看眼睛，大家能不能礼让一下，让老人先上？但大家正挤得起劲，谁也听不进去。任老看到这情形，手一挥，乐呵呵地对我说：“那就自己走！”我听了一愣，赶紧劝道：“不是三五层，是17层啊！”任老态度更坚决了：“不怕，我能走上17层！”说完就挤出人群，向楼梯口方向走去。没有办法，我只好万般无奈、万般内疚地跟在任老身后。望着任老以85岁的高龄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爬楼梯的身影，自责与心疼让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中途歇了两次后，任老成功到达17层！
在诊疗室等了老半天的李绍珍院士看到气喘吁吁的任老并得知老人是自己爬了17层楼的，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没有实现的“兄弟之约”
任老不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对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极严格。他常常对我说：“你在我身边工作，就和我任仲夷扯上了关系。在对外交往中，你的一言一行、待人处事，都要注意分寸，坚决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去办私事，就算帮我的家人办事，也绝不允许！”事实上，任老确实做到了“六亲不认”。
说起来大家或许不信，任老在广东工作二十几年，但从来没有安排过一个亲属在广东工作过，而他的亲弟弟任兰田大叔甚至连广东都没有来过一趟！2003年8月，我随任老回辽宁，任老抽空去了趟弟弟家。任老的弟弟是位农技师，当时已退休，住在辽宁盖州县熊岳镇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宿舍，一家四世同堂挤在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我们到了后，大家坐在那里连转身都觉得困难。任老曾在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但我看着兰田大叔的家况后心想：看来这位弟弟并没沾上哥哥的一点光。任老的弟弟很了解哥哥“六亲不认”的脾性，从不找任老办事。
聊着家常，任老突然“慈心”大发，跟弟弟说：兰田，我到广东二十几年了，你都没去过广东，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请你和弟媳到广东玩，咱哥俩在广东好好聚聚。兰田大叔满心欢喜答应了。
中午饭时间到了，任老提出要请吃饭，但规定：参加者只限兰田、弟媳和他们的儿子这一代，再往下的留在家里自己吃。在我看来，这条“规定”简直太不尽人情，我为此跟任老“吵”了一架：任老，请您弟弟全家都去吧！他们难得见您一面，很想和您多呆一会儿，既然请吃饭了，何必在乎多那么十来个人呢！但任老较真地说：那怎么行！我请家里那么多人拖儿带女去吃饭，不光影响不好，还会给组织上添麻烦。
第二年春暖花开季节，任老没有忘记老哥俩的约定，吩咐我和兰田大叔联系，请他们过来。但由于兰田大叔的老伴身体不好，没有来成。秋天到了，任老又吩咐我请他们过来，却碰上兰田大叔生病不能远行。直至任老去世，这对老哥俩广东相聚的约定都没有实现……
任老去世后，他的儿子克雷、克宁有一次问我：老爷子去过那么多地方，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吧？我想了想表示赞同。因为任老去世前几年，拖着有病之躯，去了他想去的大多数地方：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任老在冀鲁豫打游击，有几次部队虽在延安外围活动，但始终没进过延安，任老一直将此引为憾事。2002年，任老终于去了趟延安。
———2003年国庆，任老到山东聊城、菏泽等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重游时，喜出望外地在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的陈列架上，找到了寻觅多年而未得的他在1937年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2004年国庆，任老在阔别60年后，回到他的老家———河北威县西小庄(任老只是在1940年打游击时路过回了一趟)。看了出生的老房子，为父母亲上了坟，了却了多年萦绕于心的愿望。
确实，在人生的晚年能去那么多的地方故地重游，应该没有遗憾了吧？但直到今天，当我想起任老与弟弟广东相聚的约定时，仍感到非常心痛！我想，他老人家从辽宁回来后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却终未能实现对弟弟的承诺，也许，这就是老人对于亲人的最大的遗憾吧！
“人家打高尔夫，我就打‘低尔夫’！”
任老一生，对“官位”看得很淡；但有一次，他却主动申请“当官”了。
任老不任实职后，继续保持着酷爱读书的习惯，每天都手不释卷；同时，任老也非常重视体育运动。他常说：“活动，活动，要活就得动。”晚年，任老的主要活动，基本上就是读书看报之类的脑力活动，和种花养草、散步之类的轻体力运动。任老家里没有专职保姆，身体好的时候，任老就会帮忙做些拖地之类的家务活。有一次，任老拖完地，风趣地跟我说：“人家打高尔夫，我就打‘低尔夫’！”说完，还把手中的拖把自豪地扬了扬。
后来，任老发现门球这项运动对场地要求不太高(沙地、草地都行)，运动也不激烈，很适合老人运动，他就把门球运动比作“低尔夫”。他说：“高尔夫是很好的运动项目，但目前还算是贵族运动，很难普及。我看，应该大力推广门球这项适合老人的运动。”他很想在这项深受老年人欢迎的项目普及和推广上发挥点作用。不久，任老主动向有关部门申请，说自己想当省门球协会的名誉会长。省体委负责同志得悉后，很快就高兴地向任老颁发了名誉会长的证书。自此，每逢有门球赛，只要身体允许，任老都是逢请必到　或不请自到，并非常乐意给优胜队颁奖。
著述不辍
我在任老身边工作7年。这7年，是任老思想火花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也是任老写文章、出版书籍和接受访谈最多的时期。任老先后发表了《穷则思变，富亦思变》、《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建设》、《谈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的？》、《再谈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的文章。另外，经任老及我们审核、编写了《任仲夷评传》、《任仲夷论丛》(一套3本)、《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等书。我都参与了这些工作并获益良多。
这7年中，任老所想、所做，都与改革开放事业、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任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无私无畏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我，启迪着我，激励着我，成了我毕生追求和学习的榜样，成了鼓励我做好工作的动力源泉。
任老对我，亦父，亦师，亦友。“极目南天千嶂秀，盼公载梦踏歌回”
———任老，我们永远怀念您。
http://opinion.news.hexun.com/1779_1931322A.shtml
www.hexun.com 【2006.11.24 16:44】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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