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艺术的电影—小城之春

 在我眼里，女人玉纹的异彩纷呈来自于她身上揉合了这样三重因素：化用历代言情小说戏曲中情伤以至幽怨的人物;生活经验里对中国女人的深情体察深刻感悟;以及女性身上难得赋予的知性魅力。翻开任何一部中国古代传奇故事选本，观看随便哪一出古装戏剧，无数的闺中小姐在等待着白面书生的惊鸿一瞥，而后，总的来说，个中的女人无非在推门掩扉欲拒还迎、吟诗弄句欲止又言间投怀送抱。可见，讲述女人在情爱世界里阻滞复沓是我们的艺家文人的主要叙述快感之一，而揣摩情色漩涡中的女人如何回旋舒展也是我们民族大众恒常的观赏心理。玉纹角色回复了人们对于银幕上续写怨女新章的潜暗企盼。这种延续关系甚至显现在《小城之春》与古代的传奇话本同样地选择了一种脱离社会背景，高度自闭的故事空间。
新时期以来，大量类似玉纹的怨女形象在银幕上涌现（《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菊豆》、《炮打双灯》、《野山》、《风月》……）也在证明，一个被伦常礼教束缚住的红颜女子，其在条条框框的里里外外折腾鼠窜的形容与我们民族的集体窥视欲望实在咬合投契。高出后来效尤诸众的是，玉纹寓风情于端庄典雅的气派，这使她更符合民族心理中可以仰慕到五体投地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就是说，她身上体现着国性与知性。玉纹的身体结实适中，脸庞线条明朗，长相和身体的健康通俗区别于愁眉病容的小姐太太，而她的刺绣、买菜、做饭与服侍病中丈夫，又比奇观化的四体不勤的姨太太们来得朴实可近。于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的玉纹的欲念浮动获得了同情的“广泛群众基础”——没有理由让一个如你我般健康正常的女人过着没有夫妻之爱的生活终其一生。另一方面，玉纹的悲哀却又无从回避：患病的丈夫是好人，一直在替自已着想，从伦理的角度说，她不应当离弃丈夫，欲望只能泯灭。一边是人伦，一边是人欲，玉纹所在的两难处境很容易勾起千千万万中国女人或多或少，或身感形受或耳闻目睹的响应。
在影片这里，人伦没有被一昧地批判丑化，人欲也没有被西方笔法地描绘得轰轰烈烈，一发不可收拾，而是切合国情、众所周知地曲折隐晦。伦理意识的积淀如此厚重，以至上床也未必能解决得了它，一次越矩的交合算不了冲破茧缚。正因为如此，玉纹总得来说采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才真是抓住了国人的痛处。演员把角色将伦常作为妇道来守着而涵养出的淡漠闲静，以及情思泛动时的举手投足言语表情，演绎得入木三分，动人心魄。在影片重点营构的“夜挑”、“醉媚”段落里，刻画了一个太过主动以至失态的玉纹，这时候的她与其在别种场合的素静端庄，及至最终这份旧情的归于死灭，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人物命运的宿命意味暴露无遗，令人不胜唏嘘。玉纹形象是如此栩栩如生，我相信，她必定饱含着编导对于女人的热爱，甚至是崇拜。这份深爱当然是作者在生平遭际女人当中累聚成的。就这份广义的爱情汇于玉纹一身显出的醇烈来看，作者应当于女人心领神会，他真正把握住了中国女人的精髓。联系到导演费穆是接受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结婚，并且相敬如宾地白头偕老的，玉纹一角惟妙惟肖很可能得益于作者本人在伦理的压力下，对婚姻内外的女人们的体察感触。猜测得更大胆些，费穆是在拿玉纹自比，或者干脆寄托了对理想女性的追寻、生命中另一个女性的回味；或者兼而有之。
再说玉纹形象洋溢着的知性美，这在国内电影作品里的女人中是罕见的。她的智识首先流露在影片开始部份自言自语里的一丝自嘲和冷笑。知性更指她对自已的悲剧性处境的深刻自知，在与丈夫关系上的主动权，与旧恋人关系上的主动性上。就其对处境的知晓，在旧恋人出现前她显然想过自已的死，而在旧恋人来到后，她甚至想到了丈夫的死。很难想像，她冷竣的外表下的心思曾经因为旧恋人的到来决定性地改变过。事实上，她不抱幻想，出走的愿望也并无特别强烈，对自已的命运，她了然于胸。由于了然于胸，她对病榻上的丈夫的坚拒冷感才那么令人不寒而粟，对旧情人的探试、绝弃才那么咄咄逼人，含着一丝不易觉察的作弄意味。在我看来，玉纹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知识分子的自比，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化身。我们看到，她的两难窘迫、克已节制、责任感伦理心、矜持与躁动、含蓄曲折、新与旧集于一身，等等，与知识分子的乖张历历何其相似。故事的结局，玉纹没有像现代观众想当然的那样，投入旧恋人的怀抱，并且追求爱情幸福地扬长而去。不少人认定这是败笔和遗憾，但是，我却认为，编导的独到与深刻恰恰在于他在这里反多数电影的套路而行之，有意与观众的良好意愿背道而驰。事实上，西方电影及其东方的继其衣钵者往往津津乐道于电影中男女冲破阻碍、莞尔燕好的描写，殊不知，这与西方伦理道德在两性问题上的开放开化，以及其利用电影在展示女性胴体和两性性爱方面的得天独厚，以满足观众的“窥淫欲”的本意有关。
应当指出，东方中国在人欲上采取的保守观念并非一无是处，这种人伦大于人欲的观念有理由在电影银幕上要求发言权。在影片这里，玉纹与旧恋人终于没有逾越规矩，而是回到了两相其安的旧秩序，尽管对于欲望宣泄来说是不完满的，但对于人伦秩序来说，却未偿不是好事。我觉得，照此处理，影片似乎在人伦与人欲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人伦与人欲没有相互剿杀吞噬，两种声音都有理有节地表达了自已，影片显出一种平衡周正的美感，规矩方正与春意荡漾在此互相映衬，互为表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至少，它符合人们在情感上的挫折经验和过着缺乏爱情的婚姻生活的实况。再次联系到作者的婚姻原委，玉纹对不爱但成婚的男人决计认可，不应当于此毫无指涉。 1948年，国共战争正当如火如茶，共产党即将宣布全国解放，影片居然拍摄出产在如此敏感的这个年份。编导置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时局世事于不顾，聚焦于一个抽离了党派政治的侵袭滋扰的小城一隅，对巨变前夕的若干中国人进行有如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手术台上的手术刀般的细剥慢嚼，实在需要胆量、注意力和天才。历史证明，它比那些趋炎附势的影片更有生命力，强上何止千百倍。在历史的这个关口，在自已的最后一部电影，在自已去世前的两年，用这样一个题材，来表达自已的艺术理念，展示自已的全部电影艺术技巧，说出自已关于伦与欲的思考，寄托自已对女人的热爱和怀念，比喻一下知识分子，显示对政治的不屑一顾，没有人比费穆的选择更绝妙、从而也更伟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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