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煮酒论史』[推荐]

地域文化『煮酒论史』[推荐]
苏一木 发表在安徽论坛 华声论坛http://bbs.voc.com.cn
序
地域文化是一个深刻而厚重的人文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域）乡土文化是孕育中华精神文明的脐带，没有乡土（地域）性的中国，便算不上真正的中国。千百年来，正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交流碰撞，才汇聚成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大河。正是基于此理念，作者以省域为单位，对中国各大地域文化及各大城市文化做以系统地梳理、对照和比较，以期激发地域人文的自豪感和个体的使命感。作者在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挖掘过程中，跳出狭隘的"圈子"文化，不盲目张扬，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从各种人文视角切入,试图进行更深层次地思考,思考这个时代我们究竟要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什么、发扬什么、摒弃什么。
作者以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即我们常说的国民性。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文课题。也许我们会有多样选择，会有多种设想，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国民性格的重塑与再造。除了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外，作者以为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取舍。而在这个过程中，乡土（地域）文明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作者文笔潇洒，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内容精彩，非常值得一读。
目录：
省　域　系　列
1. 凝视山西
2. 人文河南
3. 陕西情怀
4. 侠义河北
5. 甘肃三叹
6. 山东汉子
7. 藏地无尘埃
8. 内蒙气象
9. 诱色新疆
10. 贵州水韵
11. 宁夏黄
12. 青海神话
13. 巴蜀文化男女
14. 墨迹徽州
15. 浙江风流
16. 红色湖南
17. 理性的光辉（湖北）
18. 隐者的风流（江西）
19. 怒江游思录（云南）
20. 广西之歌
21. 福建妈祖
22. 苏东坡的海南
城　市　系　列
1. 大城之殇（北京）
2. 上海情调
3. 尴尬天津
4. 广州海忆
5. 南京悲歌
6. 绝色重庆
7. 深圳那边
8. 青岛格调
9. 大连这座城
10. 哈尔滨百年
11. 开封游记
12. 红脸关公战长沙
13. 解读香港
14. 莲性澳门
15. 赤子台湾
其他
饕餮南北
传统视角下的山水中国
叛逆长白山
性格崀山
省域系列之　 凝　视　山　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假。凡为世间人，便摆脱不了地域性的限制。每个人的性情喜好，无不因为家乡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江南人精明灵秀，塞北汉大气粗犷，燕赵多壮士，湖广出才子，川人敏辩，晋人善贾，概都是受其“地理”影响，“人文”熏陶，而形成的群体性格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在“文化”上，便显象出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在地域文化中，历来最能激起我们自豪感的，多是缘于那些留存青史，“生于斯、长于斯”的名人达士、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了。这些文化“名星”，高级“老乡”，以其无可置辩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成为谈论地域文化绕也绕不开的话题。
１
缘于从前的山西，文化太悠久、太丰厚、太灿烂，而时下的山西又太颓败、太尴尬、太沉重了。这种巨大的反差造就的慨然与惆怅，在每个山西人心里都复杂地纠缠着，痛苦地反刍着。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便是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今天，不甘心的山西人，在一个叫余秋雨的学者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闹哄起来。其实，曾经总是弄潮时代风头浪尖，开创是一代文化先河的山西人，应有更多的选择、更大气的举措。
我一直以为，中国诸省份中，就人才的层递性、多样性及锋利性而言，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没有一个可与山西相比。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山西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层出不穷、举不胜举。春秋霸主晋文公、大周女皇武则天、汉代名将霍去病、宋代贤相司马光、文学大家柳宗元、羞花美人杨玉环……这些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傲视当代，名垂千古。也许是因为山西名人太多，领域分布太广，所以写一篇关于山西的文章，总不免有掉书袋之嫌。因为你要举的、想举的名士实在太多，太多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山西人的地域表象特征比较明显（张口就知道你是山西人），可其群体人格却算不上张扬，模糊得只能说大气，鲜明得也只能说大气。他们大体上是温文敦厚、浑朴典雅的。至今，在山西广大乡村，红白喜事，都有复杂讲究的套数，与一些乡野老人攀谈，也颇有古风。然而，作为一种地域精神表征，我们却很难在山西名人的身上归纳些山西的特色来。他们太大气、太浩荡了，那种人格、那些气质，早已跨越吕梁太行，随着涛涛黄河，伴着强劲西风，化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田。那是一种只能称其为民族精神的伟大人格。他们太杰出了，杰出得只需表达自己；他们太伟大了，伟大得只能代表自己。在此，我无意论证山西人便代表了中国，但却不能自私地把他们的精神限定为山西精神。
中国文人历来骄傲自己的籍贯渊源。古来介绍诗人，多在大名之后，紧跟一句何方人氏的补充。许多名人大家就常以家乡为号，或称柳河东，或名王临川，或号涑水先生，或叫青莲居士。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山西诗人关于故乡的诗篇很少。我想，并非他们不爱故地。而是因为他们历来地域观念单薄，其目光从不为层山沟壑所阻隔，其才情总是随滚滚黄河而奔倾。他们历来都是胸怀四海，放眼天下。在浩瀚的史料里，我时时为他们的智慧而惊叹，被他们的气质所折服。他们温文敦厚，聪明大气，特别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是可以独领风骚，开创一代先河。
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教化”的结果。除了天地自然的教化，除了良好的天赋秉性，关键还与“人师“有关，历史上，山西有不少名师先贤。春秋时出了个有名的儒学大教育家荀子，战国时又有授苏张纵横之术的鬼谷子，隋末唐初，还出了一个培养房玄龄、魏征等贤臣名相的大教育家王通。这位王通老先生历害，他的孙子王勃就更厉害。众所周知，二十几岁的他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滕王阁序》。小小年纪，便能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妙好词，自然与他的“家渊极深”有关。据《谈薮》言，他“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就此而论，并非以“天才”蔽之那么简单，这可能与他爷爷的教育方法有关。如你所知，人家写《腾王阁序》也没打草稿，这自然跟从小受到科学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唐诗历来以雄朴浑厚著称。至今，我们读唐人的诗句，依然会被其气势所撼。而在唐代诗人里，山西诗人占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全唐诗》近五万首作品，二千余名诗人，有758名诗人姓名可考，而其中山西籍就有82人。诗作方面，仅太原籍的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达2000余首。这些数据不能不令人惊叹。唐诗中，无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妙哲思，还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大气豪爽；无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淡雅清新，还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疏淡峻洁，都精彩得要命，漂亮得要命。是的，好作品是能要命，甚至能要了作者的命。当年，山西诗人薛道衡就因为一句“空粱落燕泥”，招来隋炀帝的嫉妒，借口把头砍了，临刑时还幸灾乐祸地说，看你还会“空粱落燕泥”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被山西诗人的才华与气质所折服。没有完备的学识，没有强健的人格，是写不出这样意气风发，飘逸恬然的诗作来。”
我们都知道并州的王维能诗善画，慧解佛道（因喜释氏，故字摩诘）。后人曾高度评价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画，构思精妙，禅意幽深，往往令人回味无穷。此外，他还特别精通乐理。据《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后来有个认真人沈括仔细调研，认为此说不可信。我赞同他的看法。不过，王维的音乐水平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年轻时，他就是靠弹得一手好琴，被引荐给一位皇家公主，引起好奇，继尔荐其诗作，才慢慢走红的。《国史补》还说，“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我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只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时也会“取人章句”，但丝毫不影响诗的质量。可见，唯有大气如王维、毛泽东这般人物，才不拘小节，大胆引用。
不怕说闲话，走自己的路，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做些什么，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难得。如你所知，大部分读书人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而王维不同，正因为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才使得他无论诗画，乐理、佛道，都能做到独树一帜，颇有成就。而稍后的柳宗元，也很难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众所周知，他的诗作“幽峭峻郁，自成一路”，尤其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小品，更为世人称道。当然，也正由于他太坚持原则，太有想法，政治上自然玩不转，贬来迁去，最后魂断偏远的南荒之地。
这位很有“人文”精神的老西儿，在柳州那几年，挖井，办学，种树，修庙，释婢，凭良心，靠热情，做了不少他能做的事。他死后，当地老百姓修了柳候祠，以最朴素的办法纪念他，感激他。记得现今一位柳州市副市长说过：“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色，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若在天有灵，我想“老乡”那清瘦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淡淡的笑容。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位智救小友的灵童，是山西夏县人。自小志向远大，聪慧好读，长大后，不但写就辉煌巨著《资治通鉴》，成了文坛巨擎，而且为官有道，是为一代贤相。而我们也都知道他在政治上以“保守”著称，当年王安石搞变法，因为太激烈，搞得官累民怨。但是王安石很霸道很武断，谁敢有异见，就马上贬官。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流俗”派，如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等大批有见识的官员都受到排挤，被贬被迁被流者不计次数。王安石坚持“通变”，就是“通通要变”，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思想偏激，头脑发热的“梦想家产物”。如今搞政治经济学的，也都知道过激的“大跃进”改革实在要不得。历史上，老百姓受到这方面的苦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流俗”，说白了，就是代表普通人的利益，这也是正常的、大众的看法。在当时政治高压下，坚持己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反对”就喻示着可能要剥你的官袍，抄你的私家。但这位老西儿不怕，他依然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后来，王安石失败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而他对于自己的对手却不主张报复。至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位保守派领袖致以深深的敬意，为他的“固执”，为他的胸怀。如今，在其家乡松柏森森的墓冢前，立有当年皇太后所赐的“杏花碑”一块。可惜，碑文被奸臣小人因嫉妒而磨平，现在看到的是后人补刻的。
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又出了一位诗书画医四绝的大学问家傅山。他聪明得不得了，无论书画，还是诗学，都有过人之处，独成一派，堪称北方文坛的领袖。梁启超就曾夸他的才学“黄河以北无人可比”。当时的康熙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便想给他个官职。但他很倔，坚守“正统”气节，就是不合作。当时是被强抬进北京觐见的。在他看到“大清门”三字时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不肯起来。皇帝最后也拿他无可奈何。要知当时他这样做，可能会触怒龙颜而掉脑袋的，可他就是不怕。也许你会置疑这种类似甘地“不合作”的消极抵抗有多大意义，但你不能不敬佩他敢与皇帝搞对抗的勇气。便是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笑话他骨子里的那股荡然清气与傲气。
这位执拗的老西儿，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他编写的《傅青主女科》，是中国古代最好、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妇科医学著作。今日此领域的专家学人，依然视为经典。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大男人，特别是一位有名望的读书人，专攻妇科，为女子排忧解难，是需要很大勇气与魄力的。据说他还曾写过一本《性史》。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老西儿（准女权主义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特立独行的一面。
２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气候干燥，林木稀少，强劲的西北风扬起满面的风沙，使得山西人长相多以粗犷见长。若你还记得历史上唯一的农民总理陈永贵，那你一定对那张白羊肚手巾下的面容，记忆犹新。那层层叠叠，沟沟壑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但莫要小看这张脸。在那笑容背后，隐藏的是内敛、是隐忍，是工于心计，是讲究策略。
作为一个农民，他算是做到了极致。因为他把农民的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尽管到了后来，变成了闹剧，那是他不可控制的，不能怪他。我相信，在那政治浪尖的那几年，离开黄土地的陈永贵是不快乐的。因为那地毯、香茶、接见、讲话，都不是他喜欢的，犹如把耕地的老牛赶到鸡窝里孵小鸡一样别扭。我想他有被服从的无奈，被摆弄的愤怒，被耻笑的压力，所以，他只有以几近顽固的“白羊肚、圆布鞋”作标志，搞些无谓的潜意识对抗，维持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
陈永贵没想到要名垂青史，没想过要做国家领导，他只是以农民的朴素意识，欢乐地勾画着一个农民的 “乌托邦”。他的种种表现，虽有投机、取巧之嫌，可那只是期望一种来自“上面”的肯定与赞扬，仅此而已。在这个过程及层面上，陈要比全中国其它的村支书都聪明得多，敏捷得多。他以农民特有的直觉与智慧，很快就领悟了最高指示背后的含义。他做得很漂亮，领导自然很满意。于是，步步高升，直到最终沦为一个高级的政治玩偶。这个可怜的山西农民，最终还是被愚弄了。
不知为何，山西人一直持有一种很特别的政治情结。对于政治，总是有着莫名高涨的热情与兴趣。便是普遍老百姓，也往往喜欢嚼些所谓高层内幕的舌头。夹七杂八的政治秘闻更是山西人喜欢的饭后谈资。我想，这大概与山西独特的历史渊源有关。
山西西南依着黄河天险，东北有吕梁、太行阻隔，构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而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汉时常为匈奴侵扰，北魏在此建立政权，五代时汉、晋、唐又先后在此更替，宋时这里又被夏、金、辽轮流控制，清时这里是反清复明基地。山西人在频繁的动乱及政变中，经历了太多的惊吓与荣辱。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缘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及保护。譬如说，若打听些内幕消息，早点做那准备，以求躲过灾祸，或揣摩下政治风向，及时改变立场，捞些投机好处。这本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然而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下，渐渐化为情绪的齑粉，伴着四溅的口水，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心理，甚至沦为一种病态性的群体嗜好。
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缘于山西的人文历史中，政治人物与政治智慧占有太大的比重了。山西人中，政治手腕运用最好，也算最早的，首推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这位君主名叫重耳。长得怪不用说，搞得老妈也不喜欢。最后皇太子都做不成，让他弟弟抢了宝座，只能灰溜溜地流亡“国外”，组织临时政府搞对抗。在国外流浪的十几个年头，受够了屈辱，但他都以山西人的特质忍了。最后在强大的盟国帮助下，打回国内去，推翻旧政权，终于坐上了他早该坐的宝座。然后，他又用几年的功夫，远交近攻，精打细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在他身上，内敛、隐忍，机变，远谋，善长心理攻势，标榜道德力量，这些政治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这些影响，并最终成为山西政治权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山西最具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便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了。武则天是山西文水县人，在并州长大。这姑娘打小就聪明伶俐，性情泼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就是向唐太宗表白驯烈马理论。她说只需要鞭、锥、刀三样东西就可以驯服任何一匹烈马。先用鞭抽，不行，再用锥刺，还不行，那就一刀结果算了。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了小媚娘的“铁姑娘”性格：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展示性格不是媚娘的目的，她的第一动机是要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自然，她的目的达到了，唐太宗上勾了。后来，她又勾引太子，再到亲手掐死自己的闺女去诬陷皇后，再后来等做了女皇，又利用酷吏，鼓励写检举信等政治手腕，虽都谈不上有多高明，却很实用，并且也达到了预期目的。这就是山西人的政治策略：不择手段，只求实效。
千年之后，山西又走出一位这样的女人，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这位很有心计的兰贵人，据说是当年父亲在山西长治任道台时，收养的一位汉家姑娘，后改姓叶赫拉那氏，教她诗琴书画。我们都知道慈禧的字不错，大气刚正。如今故宫里，她题写的匾额条幅，随处可见。可见这小妮子自小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后来选秀女时入的宫，靠唱一支山西民间小调，引起咸丰皇帝的兴趣，并最终做了皇后，皇太后。她心毒手辣，精通权术，以“铁”的手腕，实际统治中国三十余年。关于慈禧的身世，贵为太后，自然避讳得紧，其真实情况自然已无可考。不过，慈禧少女时期在长治度过，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今，城里还有一处古迹，相传是她当年读书的书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玩转政治，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的一面，想办法收买人心。在这方面，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因为，山西有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赞叹过山西一个很有名气的政治家族——裴氏家族。这个家族最特别之处，就是盛产“宰相”。汉唐以来，这个家族共出了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21名附马，数百个省部级大臣，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地理学家裴秀也出此门）。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家族中一个宰相的故事。他叫裴度。据《玉泉子》记载，一次，他的部下突然告诉他官印丢了。当时，“闻之者莫不失色”。他却不着急，反而命“张筵举乐”，大家都很纳闷，窃窃私语，替他着急。等到了大半夜，酒正喝在兴头上时，手下报告说官印还在。他也不搭理，继续喝他的酒。后来有人问其故，他说：“这肯定是手下一些办事人员拿去偷盖公章了。你不着急，他还可能给你送回来，若你着急发怒，把他逼急了，肯定会扔到火里水里的，也就不可能再找到了。”听了此话，大家都特别佩服他的气量。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其中个味，需由你慢慢品尝，细细感悟。
再讲一个，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汾阳王郭子仪了。《谭宾录》载，郭子仪当了大官以后，每当部将汇报工作时，直入内室，老婆女儿妆梳时也不回避。有时，还让她们端茶倒水，当仆人使唤。家人很不高兴。有一天，他的子弟劝道：“您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还如此随便，不管什么人，都能进您的卧室，恐怕便是霍去病那样不拘小节的将军也不会如此的。”他笑着说：“你这样想就错了。我现在‘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如果整天关着门，会引来不少人猜忌，若有小人一告状，皇帝耳根子一软，就可能灭我九族，抄我全家，你等小命也跟着我玩完。现在“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我是有意为之的。”大家一听，深感佩服。这是何等睿智的举动呀。特别是对一个成就如此功业，身居如此高位的人，何等难得呀。他以高超精妙的政治手腕，使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最后，落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这等圆满结局，羡煞人也。
醉心于权术政治，有时手段狠些倒罢了，若廉耻都不要，那可就太可怕了。五代时的石敬塘，因为想做皇帝的瘾太大了，为了求得塞外盟军的力量，竟认比他小的契丹王做父，甘做儿皇帝。真是把山西人的脸丢光了。
３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山西人是最能豁出去，最大无畏，最有闯劲的一个群体。
两年多前，在壶口瀑布的地方，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个叫朱朝辉的农家娃，要骑着摩托车飞黄河。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个香港人飞过了，但人们还是很感兴趣。毕竟这种“玩命”的活动，在中国还不多见。许多报社纷纷炒作，山西人也深感自豪。但对于整个事件，实在没有必要过于人文地拔高。说到底，那只是山西人又一次超越小我的激情勃发，再一次意志层面的挑战自我。
山西人血脉里天生就注有“战天斗地”的无限豪情，犹如黄河里的泥沙一般汹涌，一样自然。他们的人格精神从来都是坚韧强健，浑厚大气。而这在山西的良将猛士，英杰志士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凡看过《三国演义》的，无不对那个骑赤兔马，提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的红脸大汉抱几份敬畏之心。这大汉，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人氏也。他人长得帅，“卧蚕眉，丹凤眼”，加上一把既“性格“”又“性感”的三缕美髯，再把绿战袍一披，呵，比雄孔雀还漂亮呢。连曹操这样的大男人见了都有几份羡慕与嫉妒。他人品更棒，不好色，不嗜酒，不贪钱，不慕权，爱好文学，热爱士兵，忠肝义胆，有勇有谋，端的一个“五全十好”的“杰出青年”也。
当年桃园结义后，他跟着打草鞋的刘备，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这个老乡自然敬重有加，十分偏爱，不惜浓彩重墨，大加渲染。这个如此“标致” 的偶像级人物，拥有太多太多的FANS。历代的皇帝喜欢他，总是加官进爵，封帝尊神，终于，步步高升，为“关公”，为“关帝”，为“关老爷”了。民间的百姓也喜欢他。文人拜，求其才德，军士拜，求其神武，商人拜，求其公义，乡民拜，求其灵通。至今，他还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港澳台，东南亚，甚至海外其他不少地方，关公都颇有知名度与号召力。最有意思的是在泰国，法院开庭时，宣誓对象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公关。看来，这个山西人，早已远远跨越时空，超越人种、民族与国家的界限，神化成一种或文化或精神的图腾。
山西的将帅，除了经纶才华，勇力胆识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气质独特，非常有特点。
先说汉武帝时的两位大将：河东人卫青及霍去病。这舅甥俩，一个赛一个威猛，一个比一个勇武。霍去病１８岁随军出征，２０岁就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汉武帝给这员小将建了一座府第，他辞却不要，并慨然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正是这两位大将军，横刀立马，四处征战，为汉疆域扩张、边陲安定立下了不朽功劳。从他们之后，汉家皇朝再不用低声下气，把自己的金枝玉叶送到荒漠边关受罪了。当然，此后的昭君出塞另当别论，那是汉家的气度，与汉初低声下气，权宜之策的“和亲”是完全两码事。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被这舅甥俩打得吓破了胆的匈奴人，最后竟逃到多瑙河畔，建了一个匈牙利，在那儿称王称霸起来。
大唐名将薛仁贵是绛州龙门人。其“汾河射雁”和“寒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他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穿白衣，我想大概是这位将军长得白，又爱美的缘故吧。民间不是有一句“要想俏，戴白孝”吗？《谭宾录》载，当年唐太宗征辽东时，军前观阵，看到这位白袍将军，“握戟橐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深为惊服，叹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来，在薛仁贵七十多岁时，突厥兵听到薛仁贵去世的流言，便大胆侵犯。阵前问唐将是谁，说是薛仁贵。突厥兵不信。仁贵便脱去头盔让他们瞧瞧，突厥兵一看大惊失色，连忙“下马罗拜”，接着赶快撤退。白发苍苍的老头子，竟还有这般威力，真是了不起。无论如何，大唐辽阔的疆域，都无不于这位七老八十还要征东征西的白袍将军有关。
北宋时期，山西又出了英勇神武，满门忠烈的杨家将。这个家族，绵延几代，个个英雄好汉，代代忠勇无比。虽说正史上并无太多记载，可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却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敬仰。想想那令公佘太君，那杨六郎穆桂英，那七郎八虎，那杨门女将，他们的故事无不叫人血脉贲张，气吐眉扬。那血战金沙滩的惨然悲壮，那太君百岁挂帅的无畏气概，那十二寡妇征西的巾帼风采，想起来无不令人扼腕不已，荡气回肠。正是这个刚烈的家族，以冲天的豪情和滚烫的热血，给那个阴柔的王朝涂了一层厚厚的亮色。只有热血，没有眼泪的杨氏家族，就这样无怨无悔，以浩然精忠之气，无畏英雄之躯，羽翼赵氏王朝，几近半个多世纪。想想最后，这软骨子的大宋王朝，竟还要靠杨氏的寡妇女人上阵保卫，真是令人愤然慨然怅然，无奈时阻空隔，只好千年往事，唯有一叹了。
正如杨门女将一般，三晋女子从来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驰名中外的娘子关，其名便是缘于当年李世民的姐姐晋阳公主率领娘子军镇守边关而来的。而在五六十年代，山西的铁姑娘，更是全国闻名。如今的大寨还是由这样的一位“铁姑娘”坚撑着。而最能代表山西女子骨子里那股刚烈忠勇之气，就是烈士刘胡兰了。这位小姑娘，出生在文水县境内的云周西村，如你所知，那是武则天的故乡。那里的女孩子都很大气，活泼直爽，爱憎分明。当年，小姑娘从从容容地躺在铡刀下，脆生生地扔下一句“怕死不是共产党员”，从容就义。那年，她还不到十六岁。如今，在她的故乡，有其烈士纪念碑，有其遗物陈列室。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她的照片。一位很漂亮，很漂亮的小姑娘。
４
大气刚烈的山西人，外貌粗犷，可内心却细腻得很。他们不但吟诗作画，舞枪弄棒是一把好手，而且吹弹奏唱，修塔建庙，也无不做得绝妙，堪称行家里手，名师大家。
便是说其粗犷，我心里也一百个不情愿。说来你大概不信，山西历来可是帅哥成群，美女成堆的呀。不需说关云长的神逸，薛仁贵的英姿，王摩诘的俊美，单就四大美人中，山西人便占其二，已经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貂蝉是忻州人，杨玉环是河东人。我们都熟知“吕布戏貂蝉”的故事。而吕布是定襄人，离忻州不远。如今，民间还流传一句“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的谚语，意在告诫家乡的好男好女，不要向他俩学习。
在晋北大同地区，更是盛产美女，历代王朝，宫里入选美人，都少不了大同藉的。那个有名的“玉堂春”——苏三，也是当年从大同买进的。这自然与当年此处林木茂盛，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故宫大殿里那些高大的梁柱，许多都是从山西采伐的。只可惜，后来过度砍伐，水土流失，山西才成了今日黄沙弥漫、沟壑纵横的怪样子。山西人是否因此才渐渐变得粗土起来，已不得而知。
外人对于山西人的粗土印象，概源于难听的山西话。平心而论，山西话是不太好听，音浑调重，语直韵少，自然不如江南的莺歌燕语好听，京话的字正腔圆舒服。那个北京叫王小波的作家，就总是拿山西话开涮，还揶揄当年玉堂春挂牌，因为一口难听的山西话，而招不到客人。便是当年那些眼红晋商的人，也是酸溜溜地借以讽刺山西话，找出些优越感来。
然而，正是这些说着难听方言的山西人，玩转了唐诗韵律后，又轻轻松松地撑起咿咿呀呀的戏曲大幕来，浅吟低唱，再领风骚数百年。
山西是传统戏曲的最主要发源地。在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中，山西人就占了三个。而中国有价值的古戏台及戏曲文物，十有七八都在山西。直到今天，山西几乎每个乡村，都还顽固地保留着一方或破或新的戏台，遥证着那曾远去的曲乐辉煌。
如果说戏曲是古人的流行文化，那山西就是其先锋文化中心了。因此，当年山西戏曲特别发达，剧目精彩，曲唱讲究。蒲剧、晋剧、眉户、上党梆子，都相当有名气。以前，逢节过年，或有什么重大仪式，大多请的是山西的戏班子，许多剧目首唱，也都荣归他们。只可惜后来观众的口味变了，喜欢甜些柔些腻些的，南剧便渐渐压倒了北剧。如大家所知，山西戏剧唱腔多以高亢、脆亮、悠长见长。因为，以前戏曲多是在乡村旷野演唱，山水一起奏鸣，天地为之同乐，因此这种底气十足的嗓音特别重要。但若在设有现代音响的小空间剧院里，无论器乐、唱腔，都不免有些燥的感觉。当年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特别偏爱家乡的上党梆子，便一再鼓吹，竭力推荐晋京。如你所料，那粗犷甚至刺耳的梆子腔，把那些文绉绉的专家名士吓了一大跳。尽管后来把各类器乐都改小了一号，听起来还是不太舒服。赵树理很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
这又是一个奇妙的悖论。山西人能写爱唱，却无法让别人喜欢起来。大概源于此，山西人一发狠，不能唱我就说，我就写。于是，山西清徐人罗贯中，便扬扬洒洒地写出一部《三国演义》来（《水浒传》他也有份）。如你所知，中国传统小说起源自话本，就是说书人的手稿了。这位罗先生，不知当初是否也用“山西话”讲过《三国》呢？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听村里的老人讲三国，浑朴的山西话配讲三国的英雄草莽，我以为很有味道。
还有一部号称千古奇书的《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何方人氏，莫衷一是。但最新研究表证，《金瓶梅》许多话语，是以晋中的山阴方言写就的，并具体考证到是王家屏。当然，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不过，作为了解山西话的山西人，看了专家的研究文章，我认为很有道理。
山西人胸怀大气高远，心智精巧细密，不但表现在文学才能上，工艺水平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美术史上，山西有两处堪称国宝级的“双绝”：芮城永乐宫的壁画和平遥双林寺的彩塑。凡到过永乐宫的人，无不为其壁画的恢宏气势所撼。那长达数米的线条，流畅得近乎完美，似有神助，那如云如麻的仙姿，精妙得呼之欲出，真是天成。而双林寺的彩塑，造型精彩，技法绝妙，无论神佛鬼怪，还是鱼龙鸟兽，大可顶庙堂半方屋宇，小则存仙佛一点手指，或立或蹲，或行或飞，色泽鲜艳明丽，姿态生动多变，真是艺术奇迹，人间珍品也。而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不知名姓的民间艺人之手。能画出这般气魄，可塑得如此佳品，不能不惊叹山西民间真是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之地。
山西人的艺术才情还不止如此。在山西境内，有着太多太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看那耗全国铁产量三分之一铸就，蹲伏千年的黄河铁牛，看那雷霹炮击无恙，立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看那层层叠叠的云岗大石窟，看那“马尾吊着的”浑源悬空寺，看那平遥古城，看那乔家大院，看那木雕盘龙，看那鱼沼飞梁，哪一个不是工艺史上的典范，建筑史上的佳话？
山西汇聚如此众多的精工妙技，我想绝非偶然。这与山西人的性格分不开。他们有巧思，爱琢磨，喜欢跟自己较劲，凡事都要搞出个名堂，弄出个花样来。永济普救寺里的莺莺塔，是中国有名的回音古建筑，你在塔下一块石头上随意敲击，就能清楚地听到如蛙鸣的声音。据说，夜里若站在塔下，你可以清楚地听到二里以外夫妻吵架的声音。而在临猗县，有隋唐时建的双塔，每年有两个特别的节日，双塔的影子可以交替在一起。你或许以为不可思议，可没办法，山西人就有这能耐。在苏州，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原址是“三晋会馆”，里头有个精妙绝伦的戏台，据说当时连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看了，也连连赞叹，视为奇迹。这座建筑的工程师，按理推算，我以为肯定是山西人。无论如何，我一直愤愤地想，山西若在现代不出几位重量级的工艺名家，建筑大师，真是有些对不起老祖宗来。
大概没多少人知道，紫禁城里金光闪闪的琉璃瓦，也是山西人发明的。另外，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也出自山西绛县。
５
在传统建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勾心斗角”，指斗拱相互交错相连。山西人对建筑如此痴迷，大概对此更是心领神会。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山西人的心智特别灵巧珑透。这种气质，表现在文学上，是神妙，表现在工艺上，是巧妙，表现在理财上，就是精妙了。而山西人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随着晋商文化的不断深入发掘，大家对山西商人越来越刮目相看。而山西人善理财，早是不争的事实。远不说春秋时与陶朱公齐名的理财大师猗顿，民国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便是山西人氏，而建国后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也是山西人。还有那个土皇帝阎锡山，也精于此道。老阎造窄铁轨，便是一例。老阎当政时，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钢铁公司，甚至电影公司，使当时山西的经济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山西人精巧的心计城府，周密的思考能力，使得他们无往而不利，做官成官，做将成将，做士成士，做商成商。他们敢做大事，爱做大事，最终也能成大事。但作为一种群体人格，这种品质一旦失去大家的张扬，失去人格的支撑，便容易庸俗为“耍滑头”、“斗心眼”，往往算计得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出些贪功求大、杀鸡取卵的傻事来。如今，山西人政治形势跟得紧，大话文章多，面子工程多，小报告打得多，都是公开的事实。山空了，地陷了，空气污染了，河水断流了，山西的小煤窑还是屡禁不止，疯狂挖采，不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为财政、为政绩而精打“小算盘”的可悲后果么？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不计后果的行为，正让我们的子孙，而且必将继续让他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山西人太聪明了，太大气了，太现实了。聪明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大气得“什么都敢干”，现实得“唯有我自己”。他们历来不靠神佛，不信鬼灵。他们尊奉老祖宗荀子“人定胜天”的信条，洞晓“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神佛也好，鬼灵也罢，都是些可信不可信的玩意了。大概二千多年前，山西的荀子老先生，就早已把不用怕鬼，不用信神的理由说得条条有理，头头是道。
山西民间文化历来轻鬼神，重世俗的。虽然他们划出些地盘给神佛道仙居住，花了许多钱财兴建塔庙寺院（云岗石窟，五台仙境，北岳恒山都是佛教圣地），有空时也会前去拜拜。这方水土也曾养育出两个很有名气的仙人：吕洞宾与张果老。然而山西人却从不把精神寄托在神鬼之上，他们更相信自己，对自己祖宗、对当地英雄的敬拜，似乎更热情，更虔诚些。山西民间，那些大大小小名人的庙祠墓碑，历来就香火不断。他们便是信神信鬼，也只认“老乡”牌的。
山西铺天盖地的世俗情结，影响太大了，竟连仙人都会沾些俗气，和尚也要明些世故。《高僧传》记载，魏晋时有一位河东籍的高人叫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是不是关老爷家族后代，待考），“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当时很有名气。大书法家王羲之对此很不以为然，就对别人说：“一狂僧耳，何足言。”后来有一天两人见了面，王就问他：“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揭新理，才藻警绝”。王听后，深为叹服，知道真是高人也。后来，支遁跑到剡山，“立寺行道”，不但教弟子佛理道义，还经常写些“座右铭”以资鼓励。这样的“入世”高僧，我总以为太不潇洒了。想想看，逍遥篇或座右铭，关卿何事？真正的高士应如闲云野鹤，淡泊尘世，而不是四处交际应酬，替弟子写小纸条。我想，他是放不下人世间的俗名罢了。后来，五十出头就向天帝报道去了。大概是上天的“头儿”也觉得他太招摇的缘故罢了。
山西人对神佛的大不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爱情故事可以佐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厢记》了。故事的发生地在今永济市（古称蒲州）的普救寺。当年书生张瑞赴京赶考，途经此地，看此地风光秀美，便在寺里暂住歇息，温读功课。赶巧遇上已故宰相的千金小姐崔莺莺做“芳邻”。张生人痴，莺莺情浓，后在丫环红娘的帮助下，终成好事。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偷情”竟发生在佛门这般清静之地，而且是不法的“婚前性行为”！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老天！神佛面前胡来，竟还能如此诗情画意，竟还有这般闲情雅致。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唯一公开的特例。若还有人效法，看庙里的和尚不打断你的腿！据说，当年张生与莺莺的婚礼，就是庙里的大和尚主持的。同是出家人，同是面对爱情事件，山西的和尚以联牵红线为乐事，而浙江的法海则是以棒打鸳鸯为己任。孰好孰坏，孰高孰下，自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效。
如今，庙塔还在，桃花依旧，和尚也是有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庙里新起了一大片院落，由一个个精致的小院组成，说是为现代的“张生与莺莺”准备的。据说每年还会组织一个国际情人节，红男绿女，煞是热闹。看来，神佛在山西人面前也无可奈何。阿弥陀佛，睁只眼，闭只眼吧，出家人慈悲为怀，做做月下老，有何不可？
6
行笔至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与伤感。把这么多的祖先招来，看着他们济济一堂地汇聚在此，不知是应该欢喜还是伤悲，是骄傲还是羞愧。面对祖先亲切的目光，突然涌起压抑不住大哭一场的冲动。
我们能告诉他们些什么呢？便是把们擦得锃亮，一一摆放出来，又能如何呢？这个质疑，首先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祖先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贫穷，永远不能成为抱怨的理由。痛苦，也总是成功的原发动力。他们吃苦耐劳，开创黄河文明，他们能文能武，独领一代风骚，他们能谋善断，气吞锦绣山河，他们精工善贾，钱财富可敌国；他们进则仕，济天下养苍穹，退则师，立贤言守气节；若逢乱世，必赤胆忠心，金戈铁马，成就不世之业；若遇太平，则安守其业，厚积薄发，求成有益之人。面对这样的祖宗，除了恐慌，除了难堪，除了羞愧，我们能说些什么，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失落的如我辈的山西人，除了一边喝着老陈醋，一边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经阔过的日子”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风景秀丽的山西哪里去了？那个自古“表里河山”的山西哪里去了？辉煌，财富，名气，曾经我们什么都有过，如今，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现实的山西人在没有了现实的凭靠后，人格精神竟也萎缩、疲软得一塌糊涂。不说那浩然之气，不说那风流之风，我们竟连最起码的方向都已经迷失了。
如今，说起山西来，除了冷冰冰的石窟，轻渺渺的五台，四方方的古城，我们的印象好像就剩下脏、乱、穷了。远古的辉煌早已褪色，政治的喧闹早已经冷场，只剩下一种畸形的繁荣，闹哄哄，香艳艳地斜撑着山西可怜又可悲的名声。
现在的太原，都知道以小姐多，夜总会多著称。而且其夜总会的豪华程度，直追国际标准。由于“物美价廉”，周边省份，甚至北京的许多款爷都来此消遣。据说也因此拉动太原经济上升了几个百分点。每逢想到京晋高速路上来来往往“乌龟壳”中，有多少“狎客”是奔着“风流快活”入晋的，总会感到深深的悲哀。
不为客人，不为小姐，只为我的故乡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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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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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河　南
从文化意义上讲，河南是一块我们无法忽视的地域。
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拔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
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返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宣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震撼。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对所向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为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佐越王勾践，巧施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著《计然篇》、《养鱼经》"。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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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塌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揶揄挖苦人。这一点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
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的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像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东周、魏、晋、后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后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作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想想看，若《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郑州的存在，好像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它好像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而河南的尴尬
还不仅仅如此。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
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这话好像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既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政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做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做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于是。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 程颢和程颐了。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论，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像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哪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是的，教育，唯有教育。
发表于 2006-9-22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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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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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汉子
1
山东出好汉。
提及山东人，我们总不免与那些粗犷豪爽、勇武坦直的英雄好汉联系起来。且不说瓦岗寨里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且不说动不动就亮出“山东好汉”招牌的秦叔宝，也不逐一点击那些能征善战的勇士猛将，单是梁山泊蹦出个舞两把板斧的黑脸汉李逵，就足已让我们领教“山东好汉”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魅力。最能描述这种粗犷剽悍的群体性格特征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东西郭勇士。话说当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恐怖，也有些极端，却是“勇”、“直”的最真实写照。这种尚武好勇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荀子•议兵》云：“齐人隆技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山东人爱打架”。譬如说当年的齐闵王，他选用官吏的办法只有一条：看他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人搏斗。齐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比武取乐。如他们驾车上路，喜欢以车毂相互撞击来逗乐。大道上，尘土飞扬，车马急驰，“砰”地一声车毂相碰，落败的一方有人仰车翻之危，没有点勇气胆量是不敢玩这种“飙车”游戏的。
齐人如此，鲁人也不差。便说那位“反霸权主义者”的大将军曹沫，当年在一次典型的“以强凌弱”的“国际会议”上，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毅然搞起“恐怖分子”的行为，用一把匕首劫持了当时大国领导人齐桓公。当时“桓公左右莫敢动”，忙安抚一切好说，并问有什么要求。曹沫说齐强鲁弱，但也不要欺之太甚。逼急了我们什么都能干出来。桓公到底也是场面混出来的，“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曹沫听了，“投其匕首…颜色不变，辞令如故”。这个行为，细想来实在是冒险之举，若不是当年齐桓公有更大的野心，不想“弃信于诸侯”，曹的小命，包括鲁国，也可能顷刻“灰飞烟灭”，全部玩完。但从个体角度来讲，曹沫这种“心跳”的玩法，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直面给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一个响亮的“教训”，也真叫个爽。
当然，山东好汉，可不仅仅靠手中的利刃、心里的“热胆”来吓人的，他们智慧的锋芒、语言的犀利，却不次于手中的利剑。于是，群体人格中，山东男子一边率性挥洒着大气的豪爽，另一边又可爱地张扬着别致的潇洒。别的不说，单想想当年那位顶天立地的“卧底”大英雄杨子荣，是如何一边撩着袍子耍酷摆造型，又是如何一边气正胆直地套瓷编瞎话，就足已让我们对这位“土匪终结者”佩服得心悦诚服，崇拜得五体投地。
勇武得有板有眼，潇洒得没天没地的山东好汉，可不单杨子荣一个。再如两千多年前的那位毛遂毛先生。什么都不说，还是透过历史的镜像，先看看毛遂兄的精彩表演吧。
话说当年平原君带二十高级门客去楚国说服楚王联合赵国抗击秦国。但任凭平原君说得口干舌燥，心如火焚，楚王依然唧唧歪歪，哼哼哈哈，不肯给个结果。就在事件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主人公上场了。
且说毛遂亦不答话，按剑拾阶而上，昂首走上朝来。对平原君说：“合纵之事，只要言明利害，三言五语便可解决，却为何自日出谈至日中，仍未商定？” 楚王见有人竟敢按剑直闯朝堂，且出言不驯，不觉怒起心头，但不明此人底细，又慑于毛遂兄的威严，便转身先问平原君道：“此是何人？”平原君道：“此乃胜之门客毛遂。” 楚王便高声叱喝道：“大胆狂徒，本王与你家主人谈话合纵之事，岂有你说话之地，还不退下？” 毛遂毫无惧色，按剑直前，说道：“合纵乃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议之，况在我家主人面前，你叱者何来？仗你人多势重罢了。然如今你我相距仅十步之遥，你的性命便握于毛遂手中，还逞得什么威风！当年商汤凭借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周文王仅凭百里地，却使天下诸侯臣服，又有哪一个凭借了势众人多呢？”楚王脸色稍和，问道：“先生有何话说？” 于是毛遂大讲一通道理，先夸再骂，骂完再揉，说得楚王心服口服，连连称是，道：“就依先生，就依先生。”毛遂问：“主意拿定了吗？”楚王道：“定矣！定矣！”毛遂便呼楚王左右：“取鸡狗马血来！”
左右取铜盘至。毛遂双手托住铜盘，跪献楚王道：“大王当献血为盟，正式合纵之约，大王先饮，我家主人次之，毛遂再次。”于是朝堂之上歃血定盟，合纵事成。
看看我们的毛先生，唇枪舌剑，豪气冲天，话说得多漂亮，有理有据，有礼有节，不但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而且也大长了赵国的威风和志气。事后平原君由衷感叹其“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不过，山东人就是山东人。眼里揉不下沙子。便是鄙视人，也一点都不掩饰。你看看他是如何挪揄同行的同僚的。毛遂左手托定铜盘，右手招呼朝下十九人道：“诸位就于朝下共同歃血吧！你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谓‘因人成事’者，不就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这位可爱又可敬的毛遂先生是以“我选我”的自荐行为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其实，在强调谦让内敛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单就他这样一个勇于“亮出你自己“的推销姿态，足已让他傲视文林，流芳百世了。如你所知，中国传统文化人，总有孤芳自赏的坏情结，动不动就哀叹“怀才不遇”，或总不把自己当人，天生一副“求赏”的奴才样。或把自己比作美人，求取帝王宠幸，或把自己比作鲜花，媚获美人的怜爱，强一点的，也是把自己当成一匹良马而已。我就不明白，文人为什么就不能腰板挺直，主动些，坦白点，堂堂正正做个有点血性的汉子呢？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性压抑，其缘因动机自有各类不同说法。但血性的丧失，性格的疲软，却不能简单地归罪到“礼教”那么简单。翻遍四书五经，堂皇言之的“孔孟之道”，老人家也没明示或暗指我们必须那样窝囊地活着。
孔圣人教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有血有肉，敢说敢当的子路兄了。这位鲁直可爱的山东人，名叫仲由，字子路，又称季路，是孔圣人的得意门生。《史記》里称他：「性鄙，好勇力，性伉直。」刚勇好强，这也是典型齐人的性格。这位子路兄，只比孔子小九岁，也算同辈中人，所以，对于老师，说话总是大大咧咧，也大概唯有他敢于直面顶撞孔圣人。据《說苑》〈貴德〉中记载，子路与孔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这样的：
那天，子路兄「冠雄鸡，佩豭豚」，手持利剑，勇武凌人地站在路旁，端的一副先古“后朋克”的打扮。孔圣人一见，嘴里啧啧两声，教化之心顿生。如你所知，这老先生总爱教训人。当初便对如盗拓辈的“黑社会老大”也曾苦口婆心过，今日见了这样一个“小混混级”的后生，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孔圣人悠悠然地问道：“后生，干嘛要提着剑呢？”子路回答说：“防身嘛，谁对我不好，我就砍他，,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呀。”孔子闻言，文绉绉地讲了一通君子无需用剑的道理。他说：“『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闻于千里之外。不善则以忠化寇，暴以仁围，何必持剑乎？』”这子路虽是鲁莽之人，但心却灵巧，而且对于孔子这一套“以德服人”的理论非常敬服，再者，恐怕也厌倦了“小混混”打打杀杀的生活，于是，赶紧找了件长袍穿上，托关系递条子，终于成了入门弟子。这一点，太史公说得明白：「孔子設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請为弟子。」后来，大概没钱，交不起学费，便给孔子“打工”端茶倒水，牵马驾车，也算是勤工俭学，以劳付酬吧。
子路好勇刚猛，而且喜欢音乐。只不过，雅乐古调不是他的更爱。他更喜欢“准摇滚”的即兴弹奏。那一日，子路兴致勃发，欣然鼓瑟，然铿铿锵，锵铿铿，“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夫子听了非常不喜欢，唉道“由也瑟，奚为于丘之门？”故事若讲到这里，你会以为子路这人大大咧咧，太过粗鄙。其实不然。他其实非常谦虚，甚至到了“闻过则喜”的地步。便说这件事，后来同门师兄冉有把老师的抱怨告诉他。他竟“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自然，子路的“惧”不是胆小，而是因为尊敬老师，肯从别人的角度着想，反思自己的不足。真不亏是一位谦虚上进的好同志。
子路的优点不止此。他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胆直心正。当年，穿着夹着麻草的破袍子在街上行走，见到那些“衣狐貉”的富贵权势之家，照样是昂首挺胸，谈笑风生。这自然是一派“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另外，子路对父母尽孝，曾为父母吃到白米饭，「负米于百里之外」；他对朋友有义，「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还有，他一言九鼎，言出必行，行必有果，《论语》上就夸赞「子路无宿诺」。正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好男人、真丈夫，便是死，也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当年，因为卫国内乱，子路为了救主，不顾危险，最后惨死乱军的刀剑之下。死之前，子路系帽的带子被他们的戈给击断了，子路自语：「君子死，冠不免。」将帽带系好，从容赴死。
对于这样的热血汉子，便是遥隔千年，依然让我有脱帽致敬的冲动，如果可能，与他痛快喝一次酒，或听他高歌一曲，那更是莫大的荣幸和享受。只是，他的个性，他的风采，对于我们这些被物欲奴化的现代人，也只能心存向往，叹之赞之了。我们狭小的心房，容纳不了他的豪爽，我们单薄的瘦肩，承担不起他的信赖。便是对他的崇拜和尊重，也因为我们的虚伪和揣测，多多少少都要掺些水分，打个折扣了。
2
除却好汉，齐鲁之地还盛产圣人和君子。
除了大圣人孔夫子外，称圣封圣的还继有亚圣孟子、科圣墨子、书圣王羲之、医圣扁鹊、工圣鲁班、农圣贾思勰、智圣诸葛亮等。中国民间历来就有求大封王的心理情结，走遍全国各地，无论城乡市镇，还是山林沟河，或地理或人文，或建筑或风景，总不难找出个天下第一的称号来。但敢于封圣称圣的，除了齐天大圣外，大概就唯有山东多了。称之为圣人，既有对知识升华为宗教崇拜的民族情结，还有就是盛赞其个人功绩的不可替代和不可超越性。因此，对于高高在上的圣人，除了好好地崇敬祭拜之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论太多。毕竟，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我更感兴趣的是圣人教化下的那些彬彬有礼的君子。
何谓君子？我以为，君子，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与长相无关。君子风范的核心精神便是人格的高尚和纯洁。欲求高尚与纯洁，就一定要学会克己服礼。毕竟，人世间有诸多诱惑，有些是需要努力争取的，有些则要刻意避免的。譬如说，对于美色，有些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胆追求就是了，有些则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最好还是“发乎情，止于礼”，有些则是需要“非礼勿视”了。我一再强调的“礼”，包涵着最其码的社会道义、人类良知和传统习俗。否则，一切都不顾，一切都无所谓，只是牵就、纵容自己的私欲和贪欲，那就与畜牲无异了。
山东君子的最佳风范，我想应该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了。《南村辍耕录•卷四》载， 美男子柳下惠，某晚留宿郭门，碰巧还有一位女子来此投宿。正逢天寒地冻，怕那位女士被冻死，这位可爱的先生便将其搂在怀里睡了一夜，“至晓不为乱”。这个故事历来为世人津津乐道，赞其君子风范，视之道德楷模。
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不料在今人的眼里心中，渐渐复杂起来，隐晦起来。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五条理由：一是柳下惠生理有毛病，没有“乱”的本钱；二是柳下惠心理有障碍，为沽名钓誉而不敢“乱”；三是柳下惠其实已行苟且之事，却对外谎称“不乱”；四是这位女子极丑无比，柳下惠没有性趣；五是柳下惠怕传染性病、爱滋什么的。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不，这些怀疑论里还暗含着极其无耻荒唐的逻辑：1、你要救那女子的命，她就应该以身相许，至少，她不能反对。2、若你救助的对象漂亮，你唯有性冲动，甚至性侵犯，才能证明你是正常的男儿身。
如此卑贱的“下三滥”心理，可气！可叹！国人某些“描黑”的本事，便是经不起推敲，竟也能获得许多人的心里赞同。自己内心腌臜，便以为天底下人都是如此。你要是反驳，他会反咬你虚伪。这个世道，人心真是被狗吃了么？
我们便是从一个有其码良心的普通人角度考虑，面对一个饥寒交迫的弱女子，又只是萍水相逢，寒夜漫漫，风雪潇潇，你无法给她更多的帮助，那么，用男人的体温，挽救一条脆弱的生命，也许那时那刻，对于一个还有一点人性的人来讲，都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若你这时竟打起鬼主意，注意人家有几份姿色，甚至“乘人之危”，期望用性的交易来感激你，你他妈还是人吗？
没有办法，这个时代的道德旗帜早已污破不堪，“洁”的精神，对于今人而言，只是不可能的谎言。我们早已不懂得去尊重他人，某些心理快感，更喜欢建立在强奸别人的意志基础之上。于是，你看看，女研究生为拿学位，就要主动上导师的床；明星要想成名，就要先和导演亲密交流；业务员要拿到单子，就要热情伺候好客户。这样的新闻事件屡见报道，甚至已经构不成新闻。所有本应该正常、纯洁，甚至高尚的关系，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多变得复杂混乱起来。
骑士精神，君子风范，俱已随风而去，伴着那些亮洁的人物一同消逝在寥寥的时空之中。现如今，我们对于君子的怀念，只能停留在一个假定的期待和虚幻的梦想里。至于山东境内，还有没有希望，还有没有榜样，都是无法得知明确答案的难题。只是据说挪揄山东人有“泡小姐只拉手”一说，不知算不算柳下惠的遗风？
如今，西柳村还保留着柳下惠墓的遗址，乡人将其粉饰一新，亮出祖宗的招牌，只是求得成就一个可能赚钱的景点。前去观光游览的游客，三三两两，还是有的，只是恐怕无论乡亲，还是游客，对于这位祖宗，除却遥远的好奇与原始的崇拜外，更在意的是那些可作闲扯谈资的传奇罢。已经很少人有人理会反思已随先人逝去的那份纯洁的情感，还有，就是那份缘自敬畏和自尊的高尚风范。
3
山东有壮士。
壮士，是一个男人专用的名词，是指那些心雄胆壮、意气豪放而勇敢的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在于他们拥有一颗博大的心。他们往往心怀百姓，胸系天下，将满腔的热血，笔蘸墨含，把一个人字，写得气势淋漓，姿态汪洋。想想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逼人寒光，想想戚家军海上击杀倭寇的冲天豪情，那一个不是令我们热血沸腾，扼腕叫好？
提及壮士，我头一个想到的是便张自忠将军。这位曾使倭寇丧胆的抗日名将，也被日本人称之为“中国第一位男子汉”。这个说法也许可笑，然而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怕他。面对当时中国军队更多无能的败绩，将军用鲜血和智慧，在喜峰口、卢沟桥、台儿庄、十里长山，给予日寇以坚决的痛击，用几次漂亮的“大捷“，维持了国家的尊严，坚硬了国人的骨气，挺直了民族的腰板。
作为军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将军的心是决然的。他曾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作为将军，他又是智慧的，当年的“襄东大捷”，将军采用奇袭手段，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然后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那一战后，老百姓便美称他为“活关公”。
长山之役，将军所率部队被日军重兵包围，激战两日，弹尽粮绝，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将军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全部壮烈牺牲。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他的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当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于是，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
1940年5月21日，天空下着小雨，当将军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时，十万群众自发送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据说当时蒋介石是抚柩大恸，从此他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当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的战营里听说张自忠殉国的消息时，彻夜未眠，后写下一篇纪念文章，题为《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军人战死彊场，这是最好的归宿。也终是圆了将军“取义成仁”的伟大志向，取其民族大义，成就国家大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黎民百姓。良心，是的，天地有灵，良心为证，将军，还有跟随他的诸多勇士，不负青天，不负百姓，终可以坦然入睡了。
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和平时代的人们而言，战争环境下男儿的激情和血性，也许太过遥远。但山东境内的另一个好儿男，告诉你平凡中自有不平凡，英雄不单一定要舞枪弄棒，壮士也不见得非慷慨激昂。这就是那位人民的好官员孔繁森。对于这位人物，我们也许太过敏感他的政治宣传效应，对于他的伟大，总不免有些怀疑。看过他的简历的，不难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或光辉灿烂的业绩。他的太过普通与平凡，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男人的隐忍和山东大汉特有的朴素和实在。是的，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做一些事情，远比玩虚得好，远比勾心斗角好。他的离去，多多少少有些突然和意外，好像无法构成一个壮士应有的理想归宿。但我以为，那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上路，突然的停留，不是他偷懒，我情愿相信那是上帝不忍心他太过操劳的缘故。
好汉也罢，君子也罢，壮士也罢，归根结底，他们心底都存有浩然之气，都鲜活着男人特有的阳刚气概和豪迈情怀。我以为，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有款有型，有滋有味。
如今，山东梁山泊的水还是有的，大寨也在，替天行道的杏花旗也重新树立起来。只是，那些鲜活的面孔，已经愈来愈模糊。热热闹闹的梁山泊，多的只是游客的喧闹，英雄好汉都已经隐在历史幕后，冷眼旁观这个花花世界的悲欢荣辱。面对不平，面对不公，他们的后代早已失去“平地里那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潇洒和豪爽。粗壮的嗓门也退化成细细的一线，勉强发出慨然一叹。
那些本需要固守的传统和精神，我们早已好不心痛地丢弃，像个没脑子的败家子。我使我不禁想起，西方国家提倡的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千百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家总是那样骄傲地坚持着、崇拜着。如今在好莱坞的大片里，总能轻易找到现代版甚至星际版的英雄样板来。于是，一边装模作样地用假嗓子嘶喉着“好汉歌”，一边扳着指头清点自家门户里曾经出现的好汉、君子和勇士。
这一时刻，除了控制不住的感伤外，便是无边无沿的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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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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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情 怀
陕西沾了西安的光。
一座西安城，便占尽了陕西的大半风景。而因此也吃了亏，因为众人眼里也只有这座古城。西安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城市，虽然北京也曾有过这样的格局，但终不如西安给的感觉踏实。进入西安市，你有一种安全和安闲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有些无缘无故，但又是如此地实实在在。那么，既然是避不了，躲不开，就不妨从这个城市谈起，从这种感觉谈起。
1
对于一座城市文化的介绍，总不免要拉出一大串名人来。对此，不知你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点烦。但是，你又不能避开他们。没了他们，历史便无法书写，文化也不能延续。那么，让我们打起精神，再谈谈这些名人。这次，我们不妨从现代名人谈起，从一个敏感的字眼“性”来谈起。
先说说陈忠实吧。他写的《白鹿原》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很多人喜欢，但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只是因为里头有些“火辣辣”的性描写。但这位作家嘴很硬，就是不改。我双手支持他。性本是件很美妙的事，火辣辣些又有什么不好？难道性冷淡才算正常不成？真是有些莫名其妙。现在年轻人性早熟，对此好像有些匪夷所思，但没办法，我们就是从那个时代这么走过来的。我私下以为，中国现代作家把性描述最好的有两位作家，一个是陕西的陈忠实，另一个是北京的王小波。他们性爱描写是如此地真实自然，激情澎湃，前者具有野性狂放的美，后者呈现干净纯真的美，不管怎样，都快活地闪耀着诱人的人性光芒，大方地透露出健康的美学力量，非常好。
打破性的“心理”和“话语”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打开僵化思维定式，突破陈旧条条框框的思想解放标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思想界的开放，竟首先得益于“性”的解放。若干年后，陕西人会骄傲地想起，中国文化开放的一个关键环节，竟是由一个西安人从激发中国人的“性”趣开始的。这实在是一个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煞是好玩。
老陈有点倔，还有点硬。我很喜欢他这一点。两千多年前，也有一个老乡，如同他这般。这就是西汉大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了。当年，就因为替大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那混蛋皇帝下令处以腐刑。这对一个男人讲，是莫大的耻辱，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但司马迁坚强地活了下来。肉体可以被蹂践，身份可以被嘲笑。但精神却不能倒，绝不可以。他的男儿血性依然沸热滚腾，屈辱里隐忍再隐忍，压力下发愤再发愤，到最后，终于完成煌煌巨著，光耀千载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从某种程度上讲，陕西人血性里都有一种认了（真）理不回头的“拗”劲儿，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有一股深沉的爱恋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怀有赤子之心，所以总是爱的执着，爱的发痛。
譬如说路遥吧。对于这位朴实的作家，我心里一直存着深深的敬意。记得他去世那年，我好像刚读高一，读了别人写的纪念文章，非常感动，连夜为他摹画了一幅头像速写，至今还小心地保存着。画里那忧郁的眼神，阔厚的嘴唇，我依然记忆犹新。不能说他是中国作家群里最聪明的，但他却是第一个把眼光放在普通人命运身上，第一个用头脑思考，用真实笔触涉及我们身边生活的作家。但就这一点，已经令大多数自命“铁肩担道义，空手著文章”的文人惶惶汗颜，也足已使那些矫情粉饰，刻意躲避的“玲珑”文章黯然失色。《平凡的世界》是他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虽然有人对于后半部分粗糙的文字有所批评，但这不妨碍他的伟大和作品的价值。他用朴实而直接的笔法，给当时苦闷的青年打了一剂精神的强心针。他明示了奋斗的主题：每个人都有权利思考自己的价值，而生命的基调应该是积极的，昂扬的，洪大的，为了理想，无论受什么苦，都是值得的。在他那儿，理想第一次变得那么真实，那么温馨，而且就那么大大咧咧，平平展展地在黄土地上铺展开来。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神圣使命，对于文字的痴迷，对于黄土的挚爱，竟使得他连自己的生命都忘了珍惜。最后就那样猝然离我们而去。对此，我情愿相信是苍天的眷恋，看他太勤苦了，早早接过去，好早些歇息。不用担心，精神的航标已经确立，人世间的事，还是交给后生们去办吧。
就文字性格而言，与路遥的深厚忧郁相比，贾平凹则要轻灵恬淡许多。他是商州人，靠写散文出名。他的散文，的确很棒，文字也非常漂亮。从他的散文里，你能读出黄土文化背后特有的细腻和精妙来。老贾是个聪明人，很有灵性，才情也恣意得有些过于汪洋。当年，他曾写过一本《废都》，里头也有许多“麻辣辣”的性爱描写，但我以为很不好。刻意放大，矫揉造作，甚至有些不自然的卖弄，好像证明他也开放，也会描述性交似的。最糟的便是动不动就“作家删去若干字”，即摆出一副“英雄无用‘阳具’之地”的无奈姿态，又像故意调戏大家胃口（性欲）一般。据说当时这本书火爆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空白方框字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
当然，作家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时无论文化现象，还是作家自身情绪，都受了些干忧，所以也可以理解。贾先生后来冷静下来，也更稳重了些，文字终于摆脱麻烫媚俗状态，干净了许多，也空灵了许多，却又带上“玄而又玄“的味道。那么，人家自己给自己玩，你读不懂，也没关系。崇尚老庄的老贾，从一块朴素的“丑石”蜕变成一颗怪味的豌豆，也不知下步会不会成虫化蝶，或是成龙变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期盼的等待。
2
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圈子里，陕西文人是最接近真我，也是最自我的一个可爱群体。这三个人是，而其他三个人也是。何人哉？对曰：西安铿锵三人行：张艺谋、巩俐和赵季平是也。
张艺谋是一个大导演，巩俐是一个名演员，而赵季平则是一位很有建树的音乐人。这三个人，好像是捆绑式一起“出名”的，有点“相互依附，谁也离不了谁” 的感觉。虽然，他们一直都在竭力证明这个反命题，但我还以为他们是不可多得的黄金组合。人家现在都已经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了，我还在强调乡土组合，老乡搭配，自然显得有些老土，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记得当年张艺谋曾导演过一部《古今大战秦俑情》，并在里头饰演那个秦俑。说实话，张艺谋根本不用化装，只要往陶俑里一站，还真以为是秦俑复活呢！也难怪，张是地道的秦人，当然是同祖先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嘛。看过兵马俑的，无不为气势所撼，也无不为其精细逼真打动。老谋子这一点就深得老祖宗真传。众所周知，老谋子善于玩“花”样，他的影片，视觉效果都非常棒，色调独特，细腻流畅，用大众的话，就是花里唿哨，怪煽情的。这是实话，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片通红通红的红高梁地呢。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张的技术活非常过硬，如果当年在秦宫里做泥瓦匠，绝对是顶级匠师。
不要以为我是讽刺老谋子只算个“艺术工匠”，人家“鬼点子”也多得是嘛。每部片子，无论叙事结构、视觉组合，还是演员选择，剪辑配乐，他都刻意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事求是地讲，他做到了。如果你不吹毛求疵的话，他还是中国难得的好导演。当然，在主题的选择上，他有自己的偏好，人家也有这权利（驾驭某些题材，他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很不喜欢有些人一惊一咋地说他不喜欢张艺谋，说人家总是投洋鬼子所好，专门暴露中国的阴暗面。说这些话时一般都作义愤填膺状，并多会捎上一句，国外很多华侨都不喜欢他，以此印证自己的爱国心。我自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艺术的力量来自人性的反思，老外还没单纯到把电影与现实划等号的地步，中国也没有脆弱到连反思自己文化的勇气都没有的程度。当然，话说回来，老谋子虽然拍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好片子，但说大气，好像还谈不上。不过，很多人相信，他有这潜力。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与老谋子的“花哨”相比，巩俐(我一直把她当作半个陕西人)则显得要朴实得多，本分得多。巩俐是一个好演员，这一点勿庸置疑。当然，好演员不一定非要以“百变”来验证自己的演技。摆脱张的影子后，巩俐也有不少新的尝试。如演《漂亮妈妈》，我以为很不错，但说到底还是本色演出，只是挖掘出她骨子里善良、坚强和母性的一面（不是说她没成功地塑造这个角色）。后来又听说拍了《周渔的火车》，据说她很高兴发现自己的另一面，并能够凭自己的感觉自由发挥。她诠释得成功不成功，留给观众评说。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演员，试图突破自我，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与张艺谋的不老实相比，与巩俐的可爱相比，赵季平在艺术上似乎走得更远点，更深些。就艺术表现力的水准而言，我给老赵打最高分。大家喜欢说老赵的配乐给老张的电影增色不少，自然，配乐在电影里也一直是从属地位。但是，老赵对音乐的把捏，我以为不仅仅是到位，而是更精致，更大气些，很有大家风范。听听《菊豆》的配乐，听听《大红灯笼高高挂》片尾曲，音乐所表述的情感远远超越了电影和故事本身，它拨动了人类情感最微妙的那根弦，并挑挂起故事（或电影）本身，使之更舒展，更具震撼力。以我的看法，他的音乐兼有黄土的厚重，秦腔的激越，黄河的恢宏和汉唐的遗风。这种颇具民族气势和地域个性的音乐，没办法不让人喜欢。自然，我也喜欢老赵性格里的朴实。据说某记者前去采访，到了午饭时间，老赵说：就在我家吃顿饭吧，我老婆擀的面条很好吃。在现代世界里，还能听到这么朴实的话，真是令人感动。据记者反映，那面条真是不赖，好吃得紧。饭后闲聊，才知赵夫人是省交响乐团拉大提琴的。想想那双在大提琴上灵巧飞舞的纤纤素手，会亲自下厨为老公和客人擀上两碗热腾腾的面条，这般待客之情，除了羡慕，除了感动，竟还有一点点的醋味袅袅散漫开来。也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一个很不好意思的想法，那就是这辈子，最好能娶个西安姑娘做老婆。
面对这群可爱的西安人，说他们真我，是因为他们不矫情，不糙作，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朴素而简单地生活；说他们自我，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自信，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并沿着自己的思路一直执拗地走下去。这时突然想起一个西安朋友告诉我，说贾平凹其实很小气，你和他出去吃两碗面，他也不会争着跟你付钱。按照朋友的意思，那就是作为名人，文章要大气，人也要大方。可仔细想想，凭什么呢？谁不都要过日子嘛？不知你有何想法，我反正不讨厌这一点，反而觉得他更真实，更可爱。
在这座四四方方的古城里，就这样生活着或曾生活过这样的一群可爱人物，性格如同这座方城，有棱有角，又如同这片土地，朴朴实实。想想看，多好。
3
就人文意义来讲，西安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人文精神的勃发，还得益于现代这批精英人物。对此，我想很多人会反驳，而且会拉出一大把一大把的汉唐名人来压我。但不好意思，我们讨论的是地域文化。据我所知，汉唐以来，西安的本土名人并不多。能提得出口的也就三四个，如王昌龄，如韦应物，如杜枚，如韦庄等。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尴尬。但大城市边缘，都有这样的文化尴尬，这问题在此不论，以后另立题详谈。
王昌龄擅长七绝，譬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多漂亮的诗句，恢宏大气，颇具大家风范。还有那首《芙蓉楼送辛渐》，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真是凄凉入骨，绝美到家，至今还被多少文人反复地把玩吟诵呢。
韦应物，据说当年是“高干子弟”，“贵族”身份一点都不掺假，但“其性高洁，其诗高雅闲谈，人比之陶潜”，后世以陶、韦并称。我最喜欢他的两首诗。一首是《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每逢诵读此诗，都有想跨越千年，拥抱拥抱这个老头的冲动。当然，他肯不肯是另一回事。他的另一首诗《滁州西涧》唱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我以为是千古绝唱，可与柳宗元的《江雪》相媲美。
提及“小李杜”里的杜枚，那好诗名句就更多得不得了。如“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如“商女不知亡国恨”，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都是没办法再好的千古佳句。他的诗风俊爽雄丽，当时非常有名，对后世也影响颇大。
他们的诗歌固然不错，但在芸芸诗林中，作为一个群体，不免有些单薄。好在是我又找到半个陕西人，那就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祖籍太原，因为父亲在渭南做官，所以后来移居到那儿。白居易爱写诗，《全唐诗》里，收录他的就有2000余首。但便是把他加起来，陕西的诗人也少得可怜，自然也无法形成一种呈影响力的精神导向和群体人格。
于时，我不禁反思，那些曾经恢宏大气的王朝，在这片土地上，除了秦砖汉瓦，兵俑陵碑，究竟还留下什么？自然，作为七朝古都，历代帝王是最好的谈资。但如你所知，帝王只有一个，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对于地域文化及群体人格的影响，并无可表述。当然，西安大气的性格特色，肯定与帝都有关，但并非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于是，我决定从当地的名山大川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如你所知，古人喜欢游山玩水，题诗作文，说不定从那里能找出一些线索来。好在也容易，因为陕西唯有一座名山，那就是五岳之一的华山。华山是一座道教名山，以险著称。什么擦耳崖，猢狲愁，千尺幢，单听听这些名字，胆小的人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年，大文学家韩愈，一时气盛，独登华山，却不料困在半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韩先生先是恐惶，继尔渴望，再尔绝望，最后只能哭哭涕涕给他的好友，当时的华阴县令写了封遗书，投到山下。好在是书信被山民及时拣获，并赶紧呈交。县令一看，遗书？什么话？这不是小看俺陕西无人么？有路让你上得去，自然就能让你下得来。这老兄一声令下，几位秦川大汉胸脯一拍，扔下一句陕西话“没(mo)问(ven)题，小意思么!”就一溜烟跑了。不几时，就把我们狼狈不堪的韩大官人抬了回来。至此，冒险的故事正式结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巨星也得以继续灿烂。如今，那里还有一风景处，刻书：韩退之投书处。
这个故事很好玩，但这样的线索却不能令我满意。再仔细看看，还有一座，那就是终南山了。王维当年诗云：“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由诗意判断，这肯定是一座很漂亮的山了。其实不然。山是普普通通的山，王维是别有用心罢了。据说，当年王维觉得位卑官小，很不过瘾，脑瓜子转了转，便四处宣布自己要“辞官归隐”。他还真的辞了，但却赖着不回山西老家，而是就近跑到终南山上休长假去了，并不时写点诗表表心志，造造气氛。这下王维名气一下子提了起来。朝廷一看，真是名人高士，好，请回来重用！但请了几次，王维都婉言谢绝。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嫌官职不合胃口罢了。直到一年以后，让他做尚书，他才满意，这才半推半就下了山来。时人讽为“终南捷径”。
这个故事当然也无法令我满意。无论文人一时的软弱，还是士子精心的投机，只是个例事件罢了，我依然困在原地，无法找到陕西精神血脉的历史源头。我知道，我走入了一个心理死角，困在四四方方的城里，自然无法找到活的源头。
于是，我决定走出去看看。
4
是的，西安不是陕西的全部。不能因为一味沉浸在帝都的繁华与历史的迷宫中，便忘了它四面八方，还有许许多多的沟沟洼洼和黄土疙瘩。
站在关中平原，展望八百里秦川，黄土漫漫，四野茫茫，顿使人产生无限苍凉之感。面对这片土地，不要悲叹，不要说穷。谁也别笑话谁，我们都很穷，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还没有资格悲叹。在此，我只想吼几句秦腔，那怕既不成调又不成样。长啸，那是需要洁净的天空和安静的旷野。而在西北风里，你只能吼，吼醒这天，吼动这地，吼破这无边的荒凉，吼尽那难言的迷茫。
陕北高原上，我听见也有人在吼，但比我要悠然得多，嘹亮得多，颤颤悠悠，一线几乎扯到天上。我知道，那是《信天游》，那一嗓子的干扯，不但扯到天上，也把我扯进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去读贺敬之的《回延安》。但我知道，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彼此给予的感动与帮助，已经成为风干的历史，偶尔，会在几个老人回忆的眼泪里，漫漫泡开，却又很快地风干。
红色，圣地，革命，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词，曾经意味着血与火，也曾经代表着美丽的理想和真实的生活。
七十多年前，陕北的高原上，曾来过这样一支奇特的队伍，行装破旧，但精神却非常饱满。他们总是充满激情地贴标语，做宣传。而且，他们亲切地称你为老乡，而你却不需要恭敬地回之“老总”。朴实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麻木的心也渐渐热乎起来。后来，又分了地，发了枪，说要抗日，说要革命，还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想想看，没有战火，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多好。
这个理想很快传遍了全中国，于是，在闪闪宝塔的指引下，延安来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青人。是的，就为了一个滚烫的字眼——理想。理想，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含义，那时，它叫共产主义。来到延安，就是要过有意义的新生活，就是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实现那个伟大而美丽的理想。
今天，我们对于那段红色的历史，总有一些莫名的反感和几乎神经质的嘲笑。这是那个“伟人手一挥，大家万众齐心闹革命”的疯狂留下的恐惧后遗症。曾经伤过，痛过，但终究要站起来，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对于过去，要彻底地否定某些东西，但也要理性地肯定一些东西。不负责任的否定，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哀。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嘲笑那些为理想奋斗，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为理想，为真理而死在监牢里，死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应有起码的尊重和深深的敬意。如今，每年的清明节，还有一些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只是行动本身早已僵化成一个可怜的仪式。很少有人告诉孩子们，除了口号，我们来此看望烈士的真正意义。
人性总是有脆弱的一面，政治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偏差可以容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失去理性平衡（通常表现为机构间的相互制约），失去自我约束，理想执行者暴露出“想当然”的非理性（甚至病态）弱点，最终只能事与愿违，甚至造成可怕的灾难。这样的“学费”，我们已经交得太多，太昂贵。
当年，列宁乐观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经历阶段，但我们可以跳跃式地前进嘛。在老大哥帮助下，倒也是跳过去好大一部分。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最终又扑嗵扑嗵落水，灰头土脸地游回对岸。如今，那些回到对岸的小兄弟，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便是老大哥，也元气大伤，疲惫不堪。对此，有些人会拍手叫好，但我们不能，任何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不会。
邓公曾告诫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改革课题，也是一个博大而深刻的人文命题。八十年代，新加坡改革顺利，经济效果显著，于是骄傲宣称，他们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并致力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新儒家主义。但泱泱中华大国，千头万绪，改革绝非一条新道路，一个好主义就能解决的。
“中国的事情难办呀。” 一位政治家叹曰。但难办也要办啊。只要我们不放弃理想，不放弃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走的人多了，就便有了路。是的，少些无谓无聊的争论，少些自以为是的评判，还是想想如何走好脚下的路。别想捷径，别想跑步，也别想跳跃，更别轻易改辙，中国经不起这样那样的折腾。中国的大车需要缓慢前行，我们需要一条平坦的道路。只是要记得，忙着修路的同时，也要注意车的维护呀。
再次遥望那座宝塔，红星已经隐去，塔身却依然坚挺。猛然醒悟，理想的脚步，总是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但只要执拗点，坚持住，光明还是有的。也在这一刹那间，我发现陕西人最可贵的品质也正在于此。想起汉时司马迁的苦愤勤书，想起唐时玄奘的荒漠孤影，想起路遥枯灯下的呕心沥血，想起老贾静室里的默念幽悟，一丝丝会意的微笑，顺着我的嘴角，渐渐爬了上来。
回视那层层沟壑，滔滔河水，一时的疑惑也豁然松开：人文的形式，如地貌一样，千姿百态，人文的承载，像渡水一般，各用其材。那么，厚重的人文，自然也不一定唯有诗歌来传诵，也不见得非要文人去担待。黄土地上的人们，不是照样有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么？瞧瞧那窑洞门窗剪贴的红纸纸，听听那土坎沟涧荡悠的山歌歌，敲敲那红绸木槌的腰鼓鼓，你便会明白，那里，也有一个丰富的文明世界。
人文的厚重，首先在于理解和尊重。于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也会拉着他们的手，亲切地道一声：“老乡”，不是一厢情愿地施舍慰问品，不是故作天真地搞调查采访，也不是猎奇作秀地过过场，而是真想同他们交流一下：这日子，究竟应该怎么过。
是的，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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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 义 河 北
1
这是一片盛产英雄的土地。
有燕赵古称的河北，历来“多感慨悲歌之士”，或如荆轲刺秦的慷慨大气，或如曹操赋诗的悲凉古直，或如精武英雄的铁血豪情等，这片土地上站立的英雄，既有一股让人热血贲张的浩然之气，也有几份叫你悲情难抑的慨然之叹。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河北是长城途径距离最长、保存最完好、建筑风格也最多样的地带。因为早在春秋时代，这片土地上的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家，既要防御漠北匈奴的抢掠，又要提防周边强邻的侵扰，因此，对于国力相对弱小的一方，修建长城，采取守势，应是最好的抵御办法。这样敏感而脆弱的地理环境，使得这片土地遭受了太多的战争苦难，也促使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渐渐养成“尚力崇武”的集体习性。当历史在国家暴力征服和民族血腥杀戮间痛苦徘徊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承载频繁悲伤和苦难的人们，自然容易滋生出“乱世天教重侠游”的念头来。也就是说，法律正义无法依赖官府（国家）给予保障时，民间的公义，国家的荣辱，甚至一国的安危，也都倾向“路见不平一生吼”的个体英雄来维持和拯救了。
当这片土地上的个体侠义行为及精神，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被放大时，来自草根的民间英雄，难免要带上几份“宿命”的悲情，因为，他们要对抗的是，是历史操控的无情黑手，他们要完成的，是国家承担的浩大使命。于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再上演。留给我们的，便是飞蛾扑火时燃烧的光亮和灿烂，还有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豪情和坦然。
2
这片特殊土地孕育的地域性情，最大表征便是不拘小节的豪爽和舍生取义的浩然。
最震撼的便是左伯桃和羊角哀的故事。据传，燕国名士羊角哀与左伯桃是很好的朋友，当时听说楚王贤，便决定一起投奔。不巧路遇风雪，因为衣薄粮少，左伯桃便将衣粮全送给羊角哀，而自己躲进一颗空树里冻饿而死。后来羊角哀到了楚国，做了上卿这样的大官，用很隆重的礼节将他好友左伯桃安葬。有一天，羊角哀突然梦见左伯桃诉说他被墓邻滋扰，不得安息，醒来后的羊角哀竟立即拔剑自刎，急赴九泉去护故人。后世感叹他们之间伟大的友情，遂以“羊左”或“羊左之交”代指友谊深厚的意思。
燕人把死看得如此轻，恰恰在于对“义”看得太过重。为知遇者轻生相报，不逐名利，不计得失，张扬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勃发和力量，凸显的是一个时代风气的豪迈和悲壮。
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燕国下都（今河北易县），那里正有一个叫荆轲的青年侠客，要和我们一起将此体验。荆轲是卫国人，史载他“好读书击剑”，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天天把勇猛挂在脸上的鲁莽武夫，而是有深度、有涵养的神勇之人。当年，他在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因为盖聂“怒而目之”，他便悄然“遁”走，那是因为他觉得话不投机，没必要纠缠下去；后来在邯郸与武侠鲁句践赛棋，因为鲁句践“怒而叱之”，他又“嘿而逃去”，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他看来，侠士的英勇和胆略，是不必呈现在这些琐碎的争斗中。
当他来到燕国下都时，欣喜发现这里的风气豪爽而不强悍，大气而不粗野，正合他的脾气。于是，他住了下来，并很快就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杀狗的屠夫，一个是“善击筑”的高渐离。他爱喝酒，他的朋友就陪他喝个够。酒酣时，高渐离击筑，他则高声唱和，时而高兴，时而悲泣，并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自然，荆轲并非一个简单的酒鬼，他在闹市率性放纵，也许只是释放自己心中的“块垒”，也可能还有“做秀”，求取“知己”赏识的动机吧。因为《史记·刺客传》里说他“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可见他心机之深。当然，他的推销表演和公关工作都做得很到位，当时燕国智勇深沉的处士田光慧眼识才，知其非庸人，很是善待。
那时，燕国的太子丹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难题，那就是强邻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燕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军队战斗力又不强，作为未来国君的太子丹充满了危机感。不能正面对抗，那就私下解决，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便是请高人劫持秦王，逼迫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干脆将其刺杀。
军队靠不住，大臣不顶用，社稷存亡的国家大事，也只能寄期望于民间高人了。好在是，那个时代，是个“处士横议，诸侯力争”的时代，江湖里，最不稀缺便是各色处士了。太子丹在太子傅的引导下，最终把目光锁定在田光身上。只可惜当时田光已经老了，所谓“骐骥盛壮之时，一日驰千年；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不过，他向太子丹举荐了荆轲。
在举荐的过程中，有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当时，太子丹告诫田光说：“咱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还愿先生不要泄密呀。”田光低头示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好！”然后，“偻行”去见荆轲。偻行，就是躬着腰，这个动作想来是故意装给荆轲看的。意思是他老了，不中用了。而接下来的另一个动作更令人吃惊，他在荆轲面前说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话后，竟然当场抹脖子自刎而死。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太子丹怀疑他，而身为“节侠”，不能“为行而使人疑之”，所以才毅然选择极端的方式“封口”。然而，太子丹叮嘱田光“事不可泄”也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不足以成为田光自杀的理由。其实，他这样做，有着更深一层的动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是古代侠士至高的荣誉，为此牺牲生命也往往在所不惜。田光是一个智勇深沉的高人，他这样毅然绝断地献出生命，绝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以一种狡黠而极端的“威逼”方式，把荆轲面逼上道德绝境，使他不得不接受刺客的使命。
被逼上历史前台的荆轲，只好很不情愿地去见太子丹。当太子丹激情澎湃地讲完一大堆“上纲上线”的华丽理由后，荆轲沉默许久，才慢吞吞地讲了一句“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丹听闻此话，只得放下架子，顿首示拜，“固请毋让”，荆轲这才答应下来。
对于太子丹而言，荆轲只是一件人性化了的政治阴谋工具，是一把萃了药的致命匕首。而对荆轲来讲，太子丹也绝不是他慷慨赴死的“知己”，只是一个他必须解决的道义难题。“壮士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风华义气，更多是后世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如果只把荆轲看作一个“买凶杀人”的“死士”，那就太小看他了。从后来他几句话便“借”来寓居燕国的秦将樊于期的项上人头，以及制订行刺秦王的“图穷匕首见”的计谋，都不难看出他的过人智慧和深谋远虑。当然，秦王该不该杀，那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要考虑的事，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漂亮地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使命，至于名利、至于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活命的胜算又能有多大呢？
平心而论，太子丹也并非一个冷冰冰的政客，而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人物。当初，太子丹对于投奔燕国的秦国叛将樊于期是护爱有加，断然拒绝了太子傅鞠武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的建议，而当樊于期因荆轲的劝说而自尽时，太子丹更是“驰往，伏尸而哭，极哀”，由此可见他也是宅心仁厚的性情中人。而那个时代，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太子丹作为弱小国家的未来元首，他也没有太过茂盛的野心，也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安危而战。
对于荆轲，太子丹充满期待，或者说是他唯一的希望。可对独立不羁的侠士来讲，他不能命令，也不能强求，能做的就是恭恭敬敬地善待他。先是恣其所欲，给他住上好的房子，供给珠宝、车骑、美女，“以顺适其意”，接着又以重金求得最厉害的刺杀利器，并找来年仅十三岁的燕国勇士秦舞阳，作荆轲的副手。对于这个副手，荆轲并不满意，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他本想等待他中意的拍档从远方赶来。然而太子丹急了，害怕荆轲变卦，便故意刺激说：“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作为一个侠士，荆轲最听不得就是这种话。他绝非怕死之人，缓行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待好拍档，以确保行刺的胜算。但太子丹的怀疑和责怪，激得荆轲只能为荣誉感而提前上路。
易水河畔，太子丹及一帮知其事的宾客前来送行，其中，包括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这样的场合，再多的语言都是多余的，还是击筑高歌一曲吧。于是，悲壮苍凉的筑音渐起，荆轲慷慨激昂，高声唱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时间天地愁惨，在场的宾客也无不肃穆，进而瞋目，怒发冲冠。面对死别，燕赵之士没有眼泪，也不需要眼泪，他们只是“白衣冠”，以“生祭”表达对英雄的崇敬和尊重。
然而，刺杀终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解释。荆轲的解释是想生擒秦王才错失时机，而后人的解释更是多样，或觉得秦舞阳这个拍档太过窝囊，或以为“尺八匕首”的刺杀装备不得力，或以为荆轲剑术不精，遂使奇功不成。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也听不得解释。
荆轲终是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燕国还是被灭亡了，甚至太子丹连自己的性命也没保住。他的死，更具悲剧性和讽刺意味。他是在秦兵大军压境时，被自己的老爹送上鬼门关，借此消灭秦王的怒火，换取屈辱而短暂的和平。再后来，高渐离也死了，他是为了替好友荆轲报仇，不惜以伤害自己的眼睛为代价接近秦王，然后寻找机会，想用置铅的筑击杀秦始皇。遗憾的是，他也失败了。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们虽然都是悲情的英雄，死得惨烈，其行为也都以失败告终，可千百年来，他们的侠义精神却代代传诵，一直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对此司马迁感叹道：“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如今，易县有荆轲山、荆轲塔，还有为纪念樊於期的血山和镇陵塔，而在荆轲馆西南，据说古时有渐离城，说是高渐离的居所。这些纪念物虽多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可也由此看出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
3
燕赵古国的豪侠遗风，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薪火相传，绵绵不绝。
“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如果剑术太疏，武功不高，如何保家卫国，怎能拯世济民？因此，除却勇气和胆略外，还要练就一身高超的本领，“武术”成为实现“侠义”的必要手段。
譬如，地处“九河下梢”的沧州，自古尚义任侠，武风沿袭不衰。其武术拳种流派就有八极、劈挂、通臂、六合、燕青（迷踪）、螳螂等52种，占全国拳种的近40%，因此有“武术之乡”的美称。据统计，仅明、清两代，沧州就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因此《沧州志》骄傲地写道：“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
一身好武功的燕赵侠士，除却为朋友、为知己慷慨赴死的“小义”外，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为国家荣誉、民族志气的“大义”而战。在那个民族精神日益消解的特殊年代，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誉之争曾在小小的民间“擂台”上展开。
譬如清康熙十五年，两个俄国人来京摆擂叫阵，河北沧州孟村拳师丁发祥闻迅连夜赴京，揭“皇榜”上擂，力劈“大牯牛”，吓死“二牯牛”，一时名噪京都，康熙帝亲自予以嘉奖。再如1902年，欧人康斯顿在上海摆擂，沧州全能武术家王子平挺身应战。比赛前夕，王子平在上海旅馆的高楼栏杆上做了几个练习性的倒立，小试身手，便把康斯顿吓得还没交手，当夜灰溜溜逃走。第二年，王子平凭借高超的本领，连续击败摆擂的美人沙利文、英人乔治和法人彼得。为此，画坛巨匠齐白石欣然写下“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的对联，赠予王子平。
而民间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比武英雄则是祖籍河北沧州的武术大师——霍元甲。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利在上海登广告，讥笑我华人是“东亚病夫”，而自吹为“世界第一大力士”，非常猖狂。于是，上海武术界诚邀静海秘踪拳师霍元甲出马，为国人雪耻。面对西人的傲慢无礼，身怀绝技的霍元甲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谦谦东方君子之礼回敬道：“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 不过，文中暗藏锋芒，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慑于霍元甲的拳威，以及以往西洋拳术与中国功夫过招很少讨得便宜的历史教训，对方知道胜算把握不大，可若不战，面子又下不了台。于是，便虚张声势要求“以万金作押”，在朋友的支持下，霍元甲答应愿出万金作押。心虚的对方又是一再拖延，后来吓破胆的奥皮利，竟不敢与霍公交手，夹着尾巴赶紧逃走。
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国势衰弱、列强横行的时代，霍元甲以铮铮铁骨和热血豪胆，吓跑了外国力士，让压抑已久的国人畅吐了一口恶气，也给那段灰暗的历史涂上了一抹鲜艳的亮色。
霍公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怀有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身为武人，他太看不惯国民体质孱弱，民风萎靡的形象，为此，他提出“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的观点，并积极将其付诸行动。1910年6月1日，他在上海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并大度地将霍家拳公诸于世，鼓励国人习武。这般高风亮节的义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扬，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开馆不到三个月（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领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同样败在霍的手下。然而阴险的日本人不甘心失败，竟不顾武德和道义，借举荐日医为霍公治疗呛咳之机，下了黑手。可叹霍公一生坦直，却不意于9月14日中毒身亡，终年42岁。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精武会的招牌挂得依然端正大方，霍公的勇武精神也被国人大加宣扬。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1917年，也就是在霍元甲去世的7年后，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并大声疾呼“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的思想。若霍公在世，对此定心有戚戚焉。
那个时代，中国太过软弱的国际形象，使得总有“不信邪”的洋人力士要打破“神话”，所以洋人摆擂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燕赵的武林豪杰总会让“神话”持续上演，而且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可欺，也欺不过”才是事实的真相。譬如1922年，同样是在上海，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参加一次国际拳击比赛，又一次登报狂称不与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交手。当时河北定兴县形意拳大师朱国福刚好在上海，闻讯愤慨异常，仅仅四个回合，便用“穿心崩拳”将哈伯尔击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十二年后（1934年），又一个白俄大力士麦加罗夫在北京“中央饭店”设擂比武。这次应战的是河北的一位巾帼女英雄。她叫杨剑霞，年仅二十岁，是河间名拳师杨福山的女儿。当时的《觉京日报》载有《女英雄函请一战》的消息，并附杨剑霞的致函，邀请与“自负天下无敌”的（麦加罗夫）先生一较身手。为了长国人志气，杨女士还亲自作了一次表演，用形意拳中的燕形，连续钻过十二条长凳，面不红，气不喘，轻灵敏捷之至；另外还与“谢快手”交手，她以中、食指蘸墨，用“二龙吐须”着法，每交手必点中谢的眉宇间，可见若取双目必会百发百中。这样的真功夫，使得麦氏深感惊惧，只得登报服输，并赔赏五百元大洋方算了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沧籍国民军陆军上将张之江。他和霍公一样，大力提倡强身御侮，强种救国的思想。他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并亲任馆长。通过系统的教学，赋予武术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涵，明确提出馆训为“健身强种，自卫卫国”，校歌中也有“明耻教战，强种御侮”的词语，因此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华侨学生。很多学生学成后都奔赴抗日前线。如抗日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傅作义、孙连仲等部队都有该校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并建立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大刀队，痛歼侵略者。
4
当侠义上升到一种民族气质，当尚武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才是强健昂扬的。而中国数千年民智黑暗的尴尬，以及近代国几陷于沦亡的惨境，便是缘于国民精神在政治高压禁锢或野蛮屠戮征服下的衰颓。而国民精神的衰颓，则在于“重文轻武”的传统旧习和历史惯性下，国民身体素质的日渐孱弱。
如今，中国各大媒体仍然充斥着药品、保健品、滋补品等各种各样的广告，而在民间，也一直流传“吃什么补什么”的病态饮食心理。对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健康概念的理解偏差和价值取向。
民族性格的裂变和复杂，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所有精神层面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承载的身体康健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远古侠士的怀念，对于地域文化的整理，是不应该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的文字功夫上。
清末有位叫龚自珍的诗人怅然写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对此，我们不妨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圆满自己心中的那个“武侠”情结？
发表于 2006-9-22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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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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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三　叹
甘肃很美。
纵览全国各省地图，就外形而言，唯甘肃最别致，最漂亮。甘肃像什么？一柄俏致的金如意呀。抽象的地理曲线，随意一挥，竟也有几笔风流。再听听这名字，“甘”，有清凉甜爽之意，“肃”，则生端庄清幽之感，两字一合，嘿，美得无以复加，好得只有拍腿抚掌。也许上天有心，特意恩宠一般，一个甘肃， 便把山川秀丽，地理气度，人文风韵的美全沾了个遍。先说地理，那条祁连山，那弯月牙泉；壮丽莫高窟，恢宏嘉峪关；夏河小西藏，天水小江南，这些光灿灿的景色，处处都美得令人心醉；再说人文，那射石虎的李广，不怕鬼的王符；创回文的苏蕙，造水车的段续；草圣张芝，良吏李翕，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个个都精彩得叫人神往。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动植物，如憨憨的大熊猫，如乖乖的金丝猴，如莹莹的玉兰花，也都出落得格外“标致”，煞是招人喜爱。
对于这样一个甘肃，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称赞，不单俗，而且很不尽兴。我最想立黄河故道，放歌《九曲十八弯》，憾缺亮丽之音，唯恐山川动怒；又欲伴琵琶羌笛，踏舞《胡笳十八拍》，惜少灵动之韵，只怕天地失笑。对此，只有无奈，只有不甘，好在是我还会感叹。于是，我合《阳关三叠》之拍，伴敦煌飞天之舞，仰天长叹，三，一叹其美，二叹其伤，三叹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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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谈(叹)的甘肃，先是她的美，恢宏的、凄凉的、柔媚的、丰韵的，惊天动地的、摄人魂魄的，虽有些喧闹、有些繁杂，可我喜欢，因为正不是千篇一律，因为正不是零敲碎打，才构成多面的、立体的、绵长的、丰富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和人文之美。这些美搅伴融合，蕴义无边，化意无痕，张扬着健康的美之力，恣意着流畅的力之美。煌煌华夏文明，堂堂汉唐遗风，就这样汇聚于此，骄傲着我们民族曾有的宏大气度，牵系着炎黄子孙坚守的辉煌梦想。
甘肃之美，源在经济富足基础上精神世界的丰腴和外溢。
这块地方，曾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并有唐元稹诗为证：“"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朴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想想看，一幅多漂亮的安居乐业之图。
经济的富足，首先得益于农业的发达。甘肃虽地处西部边陲，但由于历代统治者多采用屯田戍边政策，大规模，有组织地集体开荒，使得甘肃农田业得以稳定而积极的增长。到清雍正初，巩昌、甘肃等地屯垦近10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l／4。军屯之外，民屯也规模可观。乾隆中叶，甘肃屯田达11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29％。众所周知，甘肃干旱少雨，农业经济能否发展，水利至关重要。甘肃的水利就搞得非常有声色。如嘉靖巳卯（公元1555年）河州有水磨"共一千八百有奇"，而当时河州仅有人9845口，就人均占有率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唯有惊叹的数据。
自然，甘肃的繁荣，主要还是得益于那条在其境内横延千里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甘肃河西走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中转和贸易中心之一。中国商品要经过河西、新疆才能远销到大夏、安息、大秦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外国商人也要经过这里才能将货物运抵长安甘肃的对外贸易。隋统一中国，随着国力强盛和甘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将巡河右，令裴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设等，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焉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由这铺陈的场面，自然可以想象出当年甘肃经济的发达及对外贸易的繁盛。
国富了，民安了，自然有更多的金钱和心情去打理精神世界。恰好，当时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于是，敦煌三危山下，天水麦积山下、酒泉文殊山下、武威天梯山下，响起了叮叮铛铛的敲击声，热热闹闹的吆喝声。工匠来了，画匠来了，僧侣来了，官员来了，求糊口的，求庇佑的，求升天的，求政绩的，纵是心照不宣，对于神佛，还都有几份虔诚，几份激情。买来上好的颜料，聘来一等的高手，塑出的佛像都漂亮得要命，绘出的壁画也都精美得要命。来敦煌看看吧，先看窟里的雕像，佛像、菩萨、天王、力士，或慈严端庄，或娇柔透逸，或刚健勇猛，或雄壮威武，无不渗透着生命的活力，激荡着艺术的激情。再看唐时的壁画，色彩富丽绚烂，形象丰厚生动：菩萨或端庄凝思，或丰硕秀美；飞天或飘然多姿，或衣带当风；本生经变故事，或天堂地狱，山林都市，或祥云神鹿，强盗饿虎。真可谓变幻神妙，气象万千。
当年开窟，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也夹杂着许多或虔诚或富裕的供养人。工地面前，指指点点，对于图像里的自己，满意一叹，兴致来时，再多施几份银钱。匠人高兴了，或想起父老儿女，或想起旅途见闻，信笔一描，于是，行医郎中、渡河舟子、牵牛牧童、宰羊屠夫、贩夫走卒，休眠商旅，也都挤进那热闹的画面。定格了世俗的风景，就这样在无意中流传了千年，美丽了千年。
甘肃之美，源在文化层面上民族融合的交流与碰撞。
绵长的丝绸之路，不但带来了大宛马，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输出了丝绸、铁器、手工艺品及养蚕、冶炼、灌溉、造纸等技术，而且各个流派的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也随之而来。远在魏晋时，就有不少波斯商人在河西定居经商。当时地中海地区与中国间的丝绸贸易，多为波斯商人居间控制，西方金银币，亦可在河西通用；有些人世居河西，甚至成为中国官员。
其实，又岂止波斯商人？丝路熙熙，丝路攘攘，又岂只奔一个利来利往？传教士，艺术家，学者，教徒，不同种族，不同肤色，都怀着一份渴望而来，都朝着一个梦向走来。大唐，多么伟大，多么光明的字眼。没有歧视，没有压制，这就是大唐。唯有开放，唯有自由，这就是大唐。来吧，只要你愿意，来此都是宾客，只要你努力，都有可能获得机会!正是如此的兼收并蓄，正是如此的自在大气，多民族的汇聚，多派别的交融，才催生出璀璨夺目的汉唐文明，才荡扬起博大浑厚的华夏之风。
先不说神佛面相的高鼻深目，先不说飞天绮丽的异域服饰，先不说仙姬曼妙的波斯舞姿，先不说乐队纷呈的胡管羌笛，便是如今甘肃境内多达45个的民族群聚，已经是一个奇迹，也足已说明一切。
甘肃地处西部边陲，自古便为多民族混居之地。其中，那个统一六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秦始皇，其祖先最早就定居在今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本是古代嬴姓部落，属于“西戎之人”，和戎羌杂居。南北朝时，匈奴，氏族、羌族、鲜卑族等先后在甘肃境内建立了前秦、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到了宋代，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便是大唐李氏王朝，祖籍在陇西一带，骨子里也流有胡人的血液。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如今的甘肃，从甘南草原到祁连雪山，从原始森林到大漠戈壁，从大夏河畔到黄河之滨，在这广袤的地域里都有少数民族辛勤耕耘，繁衍生息。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也各异。甘肃境内，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俱全，全省宗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信教群众就有270 多万人。
至于从不同民族的历史中衍生出来的民族民间表演艺术，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生动而直观地表现着地域文化的多民族特征。如蒙古族、藏族、哈萨克等民族，历史上长期从事游牧狩猎生活，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形成了特有的群众文化形态，热情奔放的舞蹈和对抗性很强的赛马、骑射、叼羊等竞技活动成为他们节日文化的主要内容；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精悍骁勇，争强好胜，他们的节日文化多以武术、摔跤、泅渡等内容为主；裕固族、土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重大社交活动或喜庆节日，无论家庭院落或劳动场地都可以看到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所有这些民间的艺术形式，都是各民族群众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气质。
譬如那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乡土气息的高原民歌“花儿”(又叫“少年”)。每年的花儿会，往往吸引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的几个县的各族群众前往。歌会期间，山上山下人山人海，歌声彻夜不绝，以“整花”或“散花”的形式，或你情我意，或斗智比才，或插科打诨，真是精彩纷呈，妙趣横生，成为各族人们传统的艺术狂欢节。
甘肃之美，源在金戈铁马里边关军旅的刚烈与惆怅。
这种美，外呈葡萄美酒的恣醉，内张醉卧沙场的潇洒。这种美，铿锵着“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雄伟，飞扬着“醉鼓金甲舞，雷鼓动山川”的豪壮。这种美，饱含了“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浓愁，幽唱着“可怜无定河边骨”的凄凉。
先到嘉峪关看看吧。嘉峪关是万里长城西端终点。因雄峙于祁连雪峰与马宗山之间，地势险要，巍峨宏伟，故称“天下雄关”。关城关楼，结构精巧，气势雄伟，登高远望，长城似游龙浮动于戈壁瀚海，塞上风光，奇特景色，尽收眼底。
传说，六百多年前，明朝征虏大将军冯胜，奉命在河西建关设防。他骑马日行夜宿，仔细观察河西走廊的地形。有一天，冯胜骑马涉过“九眼泉”，登上嘉峪山，见南面祁连山白雪皑皑，北面马鬃山连绵不断，西面戈壁漠漠，东面绿洲片片，还有淙淙流淌的股股泉水。脚下，山势平坦，方圆足有五十亩地大，是建关设防的好地方，冯将军满面春风称赞道：“咽喉之地，地势天成，此乃天助我也！”随后，大兴土木，修筑了周长二百二十丈的嘉峪关城。
如今，登城扶栏，极目而眺，依然有茫茫之意，苍苍之感。城关依旧，青山依旧，却很难在稀薄的旗帜和作秀的兵士身上找出雄武的汉唐风姿、挺拔的明清气度来。当年“将军金甲夜不脱”的英雄气概，“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壮阔场面，也只有在汉唐诗里的章句寻觅，从博物馆里的断戟想象，对戈壁滩上的白骨感叹。
再到阳关瞧瞧吧。阳关自古为悲凉之地。这都怪王维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惹的祸。曾经的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戌守征战；多少使臣商贾，僧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叹万千，写下了不朽的诗篇。然而，宋以后，来自白龙堆的流沙狼吞虎咽，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堞早已荡然无存，仅有的耳目——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台仍傲然屹立着。山下南面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沙滩。
阳关地处位置，又称“古董滩”。相传，当年唐天子为了和西域于阗国保持友好和睦的关系，将自己的闺女嫁给了于阗国王。皇帝下嫁公主，自然送了好多嫁妆。金银珠宝，钱币绸缎，应有尽有。送亲队带着嫁妆，经长途跋涉，来到了阳关。当时这里是绿树掩映的城镇、村庄、田园。因为出了阳关便是无际沙漠，路途艰难，送亲队伍便在此地歇息休整，做好出关准备。不料，一天晚上狂风大作，黄沙四起，天黑地暗。这风一直刮了七天七夜。待风停沙住之后，城镇、村庄、田园、送亲的队伍和嫁妆全部埋在沙丘下。千年之后，当地人不经意拣到的一个金马驹和一把精致的将军剑，验证了这个悲剧真的曾经在这黄沙下上演。
想想流放关外的迁客骚语，想想思乡念亲的征夫酸泪，想想忠守边关的将军白发，想想葬身黄沙的公主红颜，除了把酒一杯，除了黯然一叹，再也无言。
2
甘肃之伤，在于无穷的战争，在于无边的欲望。
对于甘肃的苦难，对于战争的灾害，我只想用几组数据来说明。据史料记载，公元2年，甘肃人口有134.78万人，到公元140年，甘肃人口仅为44.39万人。其间有东汉王朝对羌族前后延续了五六十年的战争；公元609年，甘肃共有35.95万多户，约185万多人。而到了公元639年，甘肃仅有人口32.58万人。其间有声势浩大，异常惨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1820年时，甘肃人口为1313.733万。而到1902年，甘肃人口仅为800万左右。其间有1862年爆发的以甘肃为中心，历时12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这几个时代人口的锐减，有一方面天灾的原因，但更主要是“人祸”，是那膨胀欲望撑起可恶的战争。一场比一场周期缩短，一次比一次惨烈，第一次是在138年间死了90多万人，第二次是在30年内死了150多万人，第三次是在82年里死了510多万。真是一次比一次“出息”，一次比一次“厉害”呀。真所谓“人死如草芥”，不，还不如草芥呢。
战争的祸端，多是缘于两方面的欲望，一方面是群体对于群体财富的嫉妒产生的掠夺侵略，如汉唐时争战匈奴。一方面则缘于个体对于权力的渴望，在中国，多是想当皇帝的欲望。如五代十六国时地方割据政权的频繁更替。
好在是，频繁的战争中，还有些清心的英雄，还有些寡欲的志士，让我们在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本就脆弱的心多了一层温润的质地，平添了些明快的亮色。
无论如何，民族危难之际，切身国破家亡时，总会有英雄横空出世。
如那位飞将军李广，唐朝诗人卢纶在《寨下曲》诗中赞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是天水人，秦代名将军季信的后代。在他满二十岁的时候，投身戎伍。他刚入伍，就参加了抵御匈奴进犯萧关的战役，射杀了众多匈奴骑兵，显露奇才，汉文帝立即封他为郎，很快又提升为“飞将军”。天水的父老乡亲为了纪念李广的功绩，在天水城东关修了一座“射虎寺”，天水城南石马坪有李广墓。自汉以后的历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把李广作为理想中的英雄将领加以颂扬。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出塞》诗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再如西汉的赵充国，甘延寿，东汉的皇甫规，张奂等，都是一等一，能文能武的名将大帅。再如宋朝抗金名将吴玠，与宋共同抵抗西夏侵扰的著名将领潘罗支，还有清代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朱贵，抗击八国联军而英勇牺牲的回族将领马福禄，这些至今提起来，都令人心脉贲张，赞叹不已的千古名将，岂一个“爱国”两字赞之了得？他们的气质是慓悍的，人格是挺拔的，无不把甘肃人性格里的忠烈勇猛，表现得淋漓尽致，张扬得浩浩荡荡。
国运太平之时，涉及大道真义时，总会有忠臣骄然而立。
遍查史籍，甘肃多以忠臣廉吏载之汗青。如天水人杨阜，是三国时魏的忠鲠之臣，非常有名。如隋时安定乌氏的梁毗，官至刑部尚书，以刚正直言，颇有学识，敢于弹劾朝廷重臣而名动朝野，颇有时誉。再如明朝兰州的王竑为人正直忠厚，性格豪迈放达，在朝廷上正色敢言，刚直不阿。在抵御寇侵、保卫京城、巡抚苏皖、赈灾救民等重大国事上建树卓著。还有那个邹应龙，也是个著名的弹劾权奸的御史。还有清代著名谏官“陇上铁汉”安维峻。再有一个，就是以死谏慈禧为太皇太后而废垂帘听政殉国的吴可读。不要说他们愚忠，不要说他们图名，龟缩保身的局外人，实在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任意评判。
正是这些甘肃官吏，用铮铮钢骨，把一颗尊贵的头颅，骄傲地挑起在权贵面前，用滚滚热血，把一股浩荡的正气，鲜明地注进了历史的籍册。正是因为他们，人文得以伸张，精神得以清涤，历史也终于在腐旧脏乱的环境里得以喘上一口清新的空气。至今想起他们的事迹，依然令人感动不已。
史籍记载作官的甘肃人，又多守一个清廉的气节。如东汉的李恂、盖勋，清代的牛树梅等，都是很有名的清官廉吏。清廉，一个多么令老百姓感动和温暖的字眼。清廉，是自爱，是爱民，守君子之操守，惜天下之苍生，多伟大，多崇高。不要在一边故作深沉地批判老百姓的“清官情结”，我也知道中国需要理性的法制。只是，清官没错，百姓也没有错。便是今天，有人宣称要做一个清官，我还会大声叫好，并不准备用“封建意识”的大帽子扣人。
民困官压之时，关系国计民生时，总会有志士挺身而出。
如汉阳人李翕，身为东汉武都太守，乃为民造福之良吏也。弱冠时便管理一县之政，治理有方。被誉称“有郑子产教化之风”。朝廷闻之，迁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太守。到任后，外察民风，内教部职。明于理，善御众，力行教化，移风易俗。教民稼穑，勉以桑麻，使民富庶。不数年间，境内安静，百姓乐业。
如兰州人段续，曾是明朝的官吏，南下江南做官多年。他廉洁公正，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敬仰。后来年迈返乡，回段家滩居住。时逢金城大旱，乡邻们为救庄稼，从黄河担水浇灌，又苦又累，效率还很低下。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突然想起南方的水车。由于经验不足，接连几次试制，都以失败告终，他不死心，自筹盘缠，不顾年迈体弱和家人劝阻，连续两下江南，终于试制成功。从此，南方的水车便在兰州安了家。以后每逢天旱，水车总是不停地转动，为金城百姓造福。
再如清时永昌县南泉有个陈天荫，外号“念干”。 清初，政府为了安定人心，恢复生产，曾拨出一批银两，低息贷给农民，买牛耕田，就叫“牛本银子”，立限三至五年，本利还清，无力偿还者，酌情减免。但是，经过康熙、雍正两朝，时间已久，户部和内务府官员串通地方，仍然继续索征“牛本银子”，而且本上加利，利再起息，还按人口死的不减、生的照加的惯例逐年增加。到乾隆年间，每个农民头上都负担着二两“牛本银子”，官府年年催要勒索，逼得不少农民倾家荡产，就是没有一人胆敢出来说话。乾隆四十八年，这个叫陈天荫的挺身而出，誓死要告这罪恶的“牛本银子”，为民伸冤：并准备好了六千多字的状子，等待时机。陈家的族长陈汝海闻听此事，怕株连户族，召集族人，声明开除他的族籍，把他撵出陈家南庄，凡陈姓同族都不得与他相认。陈天荫领着妻儿四处流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告倒了这批贪官。后来乾隆皇帝杀了一批贪官，并诏令全国，豁免“牛本银子”。老百姓听到消息，都高兴得奔走相告，有的地方还因此建立了“念干祠”。
民与官，历来都是矛盾的对立面。人治社会里，上述事件，或是官以自律，相信“人道”，得以民心，或是民以命斗，相信“苍天”，若是统治者及时并适当处理，矛盾也能得以舒缓。但若矛盾积怨过深，加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忍无可忍，只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同治初年，甘肃回民纷纷揭竿而起，平凉、东乡、宁定、秦安、河州都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出现了"甘肃回股林立，通省沸腾"的局面。在这里，我要提到的一个甘肃人，便是回民反清起义领袖之一的马占鳌。在三个主要领袖的起义军里，唯有他在清军利诱下，易帜降清，变成了清王朝的封疆显贵。并在他的“全力配合下”，其他两支义军，全都血战到底，光荣战死，延续10数年的甘肃回民大起义终归失败。对于他的选择，定论是功过两分。但不知时下有没有替他翻案的。
我赞同用不同的史观，从各个角度，小心解证历史和历史人物，却很讨厌时下不负责任的戏说和莫名的“正名”，于是，在这些自以为是的“专家”唾沫星里，岳飞可以不算民族英雄，袁世凯可成“救国俊杰”，李鸿章也算“爱国人士”。我想，按这种混蛋的逻辑推理，马占鳌当年投降变节，也自有一番大义：“兄弟是不愿再看甘肃诸百姓生灵涂炭了。我做封疆大吏，也是为一方百姓着想呀。”啊，呸!
历史上，这样的“大”人物都有一张结实的脸皮，满口跑牙的俐齿。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雄辩演说，隋炀帝征兵朝鲜的激扬檄文，汪精卫屈膝投降的媚日艳电，周作人法庭公审的委屈自辩，无不打着“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的堂皇旗号，而且都摆出“忍辱负重，舍身投虎”的恶心嘴脸。单从语言逻辑上讲，他们的言论都无可挑剔，而且情绪都非常感人。如果你因为一时脑热，一时感动，便忘了是非，忘了错对。那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那就是：啊，呸!
3
俱往矣。
反弹琵琶的风流，只能被小心地呵护在阴冷的石窟里。车马喧嚣的繁荣，只能被精心地封闭在墓穴洞壁上。博大厚重的文明，只能被僵硬地浓聚在研究论著中。便是幽幽羌笛，叮当驼铃，也只能遥响在时空的那一头。剩下阳关那块可供凭吊的旧址，却被粉饰一新。如今，那里是旅游名胜景点，修了南湖，栽了弯柳，还建起了名人碑文长廊，如此以来，凭吊少了几份应有的清幽，却多出了一些莫名的繁嘈。新时代新气象，“老歌拉新调”，没什么不好嘛。再说，对于寂寞已久的荒漠，多出几份艳绿，多出几份热闹，又有什么不好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之水，哗哗而过，带走了昔日的繁华，也带走了曾经的辱恨。黄河之水，滔滔奔涌，每年也要带走甘肃5亿吨宝贵的泥沙，每吨里头可含有机质量50公斤，纯氮3.5公斤，纯磷2公斤。可惜呀，心疼呀。挡是挡不住，可能不能想想办法，无论如何，总要给自己，给子孙留下点什么吧？
据说，对于水土流失，甘肃人已经采用新技术，新办法，退耕还林还草，注重生态保护，搞得还不错，很有效绩。对于文化保护，甘肃人搞得也不赖。我想拿两件事来说明。一个是写就本篇文章时，我在网上查阅关于甘肃的资料，发现甘肃人把自己的文化，自家的名人梳理得仔仔细细，归拢得齐齐整整，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另一件就是读到一则旧闻，说辽宁甘肃两省先后动用巨资建造藏书楼，目的都是为了珍藏文溯阁《四库全书》。当事双方都认为《四库全书》非己莫属，在归属权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套书是四十年前基于战备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才从沈阳老家移交到兰州的。以我之见，还是书阁合壁，完整无损的好。但不论如何，甘肃这股对文化重视的拗劲儿，还是令人欣慰，令人感动。
太过美丽的东西，杳然而去，竟不知何时才能复返？对此，只能黯然销魂，慨然长叹。太过残酷的东西，虽相距不远，但毕竟已经远去，对此，长吁一口，欣然而叹。
对于尘封的往事，好好打理一番，仔细看看，期望的收获绝不是接二连三的长吁短叹，自然更不愿意沉浸在千古的幽梦里呓语连篇。梦终是要醒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纵使驼铃不再叮当，即便故道已被风沙掩埋，我们更要坚强些，辛苦点，再踏出一条坚实的道路来。于是，我打起精神，决定从重新审视今日的甘肃开始。
网络上，我看到的头条关于甘肃的新闻，竟是“全省重点整治吸毒千人县市区”，报道云这次重点是13个县区。千人以上! 13个!单从这组小心的数字里就不难判断出，甘肃的毒品泛滥，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人性终是脆弱，特别是在金钱方面，欲望方面，诱惑的魔鬼总是能战胜良知的神祇。这就使得甘肃境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神佛，更多了几许尴尬。教化了千年，供奉了千年，曾无奈于血色夕阳下的嘶杀，曾无衷于荒荒大漠里的哭喊，便是自己被撕裂，被分割，被烧，被毁，被贩，被夺，神佛照样坦然，示以高深的微笑。如今，又被一撮白色的粉末，搞得灰头土脸。那么，是佛祖打盹，还是诸神无能？不，不，我更相信，头顶三尺，神明早已弃我们而去。既然欲望成了人类的上帝，再一本正经地端坐那儿，受些不干不净的奉拜，还有什么意思呢？神明有些脸红，有些尴尬，拍拍屁股，也不必轻轻地招一招手，便飘然向西而去。
据说，那边的上帝也很寂寞，当年，一位西方哲人疯子般地哭喊“上帝死了”时，上帝也是漠然一笑，飘然而去。如今，各路神仙，无论高鼻深目，还是圆脸阔耳，都不知躲在何处，自在逍遥去了。上帝在何处，并非我所忧，也不是我能操心的事。我最想知道的是，飞天会不会下来？天使会不会再次降临人间？
思绪至此，不禁又是轻轻一叹。这一叹，有点胸闷，有些气短。
发表于 2006-9-22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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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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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地　无　尘　埃
1
他们说，那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
也许正是天堂太近、神灵太多的缘故，这个位于地球第三脊梁的雪域高原才显得这般雄奇、这般空灵、这般旷荡。它就像一块神秘的星际陨石，孤独地浮在天上，除却蓝天白云，便是凝滞的肃穆和沉潜的静默，让人浮想联翩、敬畏有加。
来到西藏，一种奇妙的感觉就会电击一般地直达你内心深处那块最柔软的地方，令你莫名地狂喜和激动。且看那白雪皑皑的神山，碧水悠悠的圣湖，俱是干净得那么坦荡，寂寞得那么从容。便是那些守卫信仰的藏民，无论放牛牧羊、转经念佛，还是载歌载舞，他们都沉浸在一种你只能羡慕，却无法进入的自我世界里，如此幸福，那般快乐，令你除却不绝的感叹，只剩滔滔的敬仰和一点酸酸的忌妒。
对于这片高地的历史、人文、宗教和生活，若要用枯燥的理论或时尚的眼光刻意解读，那便太过无味。不要太多罗嗦的修饰，也不要太过老套的解说，对于这片梦幻般的“香格里拉”，也许惟有“直觉的了解和诗意的体会”，才是最好的诠释办法。
在藏语典籍中，“黑头藏民”骄傲地宣称他们是生活在“雪山栅栏”中间。也就是说，他们大概相信是神用雪山做成“栅栏”，来阻隔尘世的痛苦和烦恼。
于是，高旷峻奇的青藏高原，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喜欢，也终成为世代生养的乐土和安息的家园。在藏地的传说和记载中，宇宙形成之初，只有白昼，没有黑夜，那时人和神一样，寿命没有限量，吃的是静滤之食，满身发光，还可上九天云霄。只是后来有个贪吃的家伙，偷食了大地的精髓，其他人也跟着尝了大自然的食物，才发生了变化：食了五谷杂粮，自然只能成为尘世俗人，从此不可以发光，不能够飞翔，天也变得郁闷，有了夜的悲伤。当然，便是犯了“天条”，神依然偏爱他们，赐予这片土地，好让他们继续和神共享最美丽的世间风光。
如果用心体察这片土地，你会发现绝色风景的背后，还有许多需要沉思或“顿悟”的禅意和内涵。或如亮若神镜的圣湖，郁浃着多少神秘的高贵和莫测的深邃；或如群峰竞秀的雪山，幽藏着多少旷达的天机和微妙的命理。那充满诱惑的蓝天，可以让你的思绪在阳光下自由飞扬；那稀少欲望的旷地，能够让你的意念在大风里尽情鼓涨。于是刹那间，你会叹觉地老天荒，你会默然人世苍桑。你会突然明白：这样美丽的风景，是不能随便被分享。那么，便是山高路远也无妨，不是神的苛刻，是要见证你的决心；便是空气稀薄也无妨，不是神的吝啬，是想考验你的坚强；便是天寒地冻也无妨，不是神的冷酷，是在检验你的立场。是的，只有经过这样的思想顿悟和情感洗礼，如我们这般尘世俗人，才会擦净欲念的污垢，变得干净点、轻松些。我们的灵魂才会重生，我们的生命才会丰盈，我们的精神，才会痛快淋漓，才会神采飞扬。
这样的土地，也最能激起一种纯静的幻想。譬如说那位英国的水暖工哈斯金斯（Cyril Hoskins），虽然从没去过西藏，可竟凭借道听途说的故事，加上丰富的想象，写出《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古人的洞穴》、《与喇嘛一道生活》等一系列被西方人奉为研究藏文化的“经典”的作品。也许西藏太过玄妙、太过神秘、太过博大，才能激起他那样近乎痴迷和疯狂的幻想，后来竟连他自己也相信自己去过西藏，并坦然将自己名字改为“洛桑然巴”，认真扮演起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大师”。
如果你没有这位大师天才一般的幻想，也无妨，只要真真切切踏入这片土地，雪域的精灵便会来到你身旁，托起你的灵魂，陪你一起在这广袤的疆域自由驰骋，轻盈飞翔。
2
虔诚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力量。
也正是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天地的敬畏，藏族人才会对神灵有着那样的虔诚，这片高地也才会如此纯净和空灵。
也许，正是因为心灵的纯净，他们的想法才会质朴得令人感动，但又深刻得令我们无地自容。譬如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他们历来以为，不能对大大自然索取得太贪、太多，否则会遭天神的报应。因此，他们虽以牧放为生，但在山上的牧场，从来不搭木屋，嫌太过浪费，他们更愿意住简陋的帐篷；林场里虽有数不清的柴枝，但他们还是选择用晒干的牛粪煮饭取暖，以为这样更经济。便是生育，他们也很节制，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一生中要消耗十几头牦牛，而一头牦牛就要消耗一百多亩牧草。对此，也许你会自作聪明地以为他们是不懂享受，或是貌似客观地分析是自然条件太过恶劣的缘故。如果这样想，那都是因为你太过世故，已经无法理解什么叫朴素，什么叫信仰。
正是因为对于大自然存有敬畏之心，他们才会懂得如何节制自己的欲望，也才懂得对于大自然环境的珍惜和尊重。因此，藏民们多是不喜欢人类对雪山的所谓“山高人为峰”的“伟大征服”。雪山如此纯净，又是那样脆弱，最好是好好爱护，而不要轻易打扰。虽然偶尔小规模的科考登山，但若是将其商业化为一种时尚运动，频繁地、没有节制地将雪山一次次踩在脚下，算什么“征服”？对于大自然的恩赐，我们竟不懂珍重，只知自大地“征服”和无知的“玩弄”！对于这种野蛮的行为，我很难理解成为“伟大的征服”或是“勇敢的探索”。我更倾向认为那是对美丽的践踏，是对自然的亵渎。如今，科学家忧虑地表示，雪山正在加速融化，与人类在雪线以上地带频繁活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我们是否需要认真反思一下：大自然是否需要征服，而且真的能被征服吗？
在这片被称作香巴拉的美丽天堂，大自然是如此的慷慨，赐予这片土地大把大把的美丽。正如歌中唱道：“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都把它向往。那里四季常青，那里鸟语花香，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忧伤……”大概正是缘自感恩之心，藏民才会认为人类只是这片土地的客人，而牦牛、马、羊，包括那些大树小草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因此，他们对于“主人”才会那样恭敬和谦逊，譬如说那些在藏地公路行驶的车辆，如果突然停了下来，多半是因为前方出现了牦牛或马等动物，这些牲口或是拉屎撒尿，或是慢悠悠地啃食路边的草，或是母牛给小牛犊喂养，或者干脆就是示威一般地伫立大路中央。这时的藏族司机决不会发脾气、按喇叭，他会走下车去，赔着笑脸走近这些牲口，拍拍它们的脑袋，再轻声细气地商量，耐心等待这些牲口们想通了，然而慢吞吞地走开。
对动物的亲切友善，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都缘自藏民内心的善良和朴素。这一点，与大自然的教化有关，当然，更和虔诚的宗教情结有关。对于神灵的虔诚，无论肉体还是精神，藏民们可以算是做到了一种极致。
这片土地，最漂亮的建筑是金碧辉煌的寺庙殿宇，最鲜明的人群是念佛诵经的红衣喇嘛，最常见的饰品是色彩艳丽的唐卡佛像，最不缺的风景是撒满祝福的五彩经幡。还有，最震撼的情景，便是路途上三步一扑地，两步一叩头的虔诚信徒。稀缺信仰的我们，很难懂得他们真挚的心情。有无信仰，是你的自由，但有一点你必须承认，那就是他们的心灵比我们充盈，比我们干净，也肯定比我们幸福。
当然，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虔诚还是远远不够的。藏族的伟大和聪明，便是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虔诚的力量去美化现实的生活，实现尘世的梦想。于是，文化以宗教的名义，得以欢快地张扬，积极地融合和精细地深入。或如神宫仙阙般的布达拉宫，或如雄伟华丽的大昭寺，或如充满佛教哲学理念的桑耶寺等，甚至也包括那些普通的藏式民居，每一座建筑都凝固着动人的旋律，融合着多样文化的奇迹。还如藏区各地寺庙珍藏的巨幅唐卡，每一件都是用五色锦缎精心织绣，每一件寓意丰富。每年的晒佛节，寺庙附近的晒佛台上，总是用一种特别隆重的仪式，以佛的名义，将文化表现得这般鲜明艳丽，把艺术展示得如此气势恢弘。还如藏诗、藏戏、藏药等独有的藏族文化，也早以信仰的渠道渗入藏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因此才被演绎得如此鲜活和生动，而这些也都早已超越了宗教的范畴，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也是最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宝库。
3
空灵的土地，简单的生活，反而孕育出健壮的幸福和欢乐。
诵经、劳作、歌舞，是藏民的全部生活。也许正是因为索取甚少，所以容易满足，也正是因为容易满足，所以快乐才那样容易获得。蓝天下，白云间，四处都有他们符号般的身影，他们天使一般的脸上，除却两片骄傲的高原红，便是快乐绽放的笑容。
他们和我们一样热爱生活，而且更懂得制造快乐，享受生活。你看，天空是那样诱人的蓝，草原是那样醉人的绿，白云又是那样的厚软；你看，远处雪峰姿态像仙女一样俏然，近处圣湖碧水如镜子一般平展，湖畔还有玛尼堆上的五彩经幡，欢快地迎风招展；你看，羊群满如天上繁星，耗牛雄壮如山，身边还有新织的毡蓬、酥香的糌粑以及心爱人儿的笑脸……于是，天籁的歌声响起来，直上云宵，激情的舞蹈跳起来，遍地开花。
拉姆（神女）从雪山上悠然飘落，赐予他们藏戏的欢乐。于是，六弦的扎年琴拉起来，双面的藏鼓敲起来，装饰考究的甲林（藏式唢呐）吹起来，再配上藏钹充满韵律的击打，那些佩戴白面具或蓝面具的憨实男子，或扮温巴(猎人)，或扮“阿若娃”，他们踩着鼓点，舞起或激昂雄浑、或凝重舒缓的舞蹈；吟唱或高昂嘹亮的“党仁”（表现欢乐的长调），或粗犷有力的“党统”（表现痛苦忧愁的悲调），传播他们的喜悦，表达他们的感想。或者说，他们是在用优美的歌声祭天地以友好，他们是在用漂亮的舞蹈致世间以吉祥。
除却阳春白雪的藏戏，藏民们更喜欢那种近乎狂欢的大众娱乐，这就是藏区有名的风俗——耍坝子跳锅庄。农闲时节，或在山上、或在田间、或在湖边、或在庙宇附近，成群结队的藏族男女欢聚一堂，他们支起漂亮的帐篷，穿着漂亮的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丰收，释放心情。也许缘于藏民独特的生活习惯，平时散居高原各处，难得见上一面，所以这样相聚的节日，大家都显得格外珍惜。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盛装打扮：男性头戴狐皮藏式礼帽，身披水獭皮或豹皮嵌的毛料或锦缎外袍，脚蹬藏靴，腰悬藏刀，佩戴昂贵的金锡首饰；女性用头饰和五颜六色的丝线缠绕头发，或披在后背，或盘于头际，身着艳丽高贵的藏袍藏裙，全身上下佩挂祖传各式首饰，整个人显得珠光宝气。
这样欢快的节日，如此漂亮的打扮，藏家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之间，自然最容易滋生茂盛的爱情。那些天，小伙子射箭赛马（如今时代变了，小伙子们更喜欢骑“电驴”，所以许多地方都改成赛摩托车），积极表现他们的英勇；姑娘们唱歌跳舞，精心展示她们的美丽。灿烂的阳光下，蓝蓝的天空是幕布，绿绿的的草地是舞台，徐徐清风伴奏，美丽的卓玛在山冈上高声歌唱：可爱的扎西赶着羊群/去追寻梦想的草原/花儿为你盛开/雄鹰为你喝彩……于是，花儿开了，春风醉了，爱情来了。
4
面对这片土地，总容易产生莫名的感慨和激动，也许缘于他们拥有的，正是我们所欠缺的。而他们拥有的，又是我们无法效仿和占有的。于是，面对这片土地，只能以游客的心情感叹几声。我们或许永远无法走近西藏的深处，它的静默，也许是一种再明确不过的拒绝姿态。它太过干净，容不得我们尘埃一般的生命安然落定，它太过从容，我们的贸然探究和一厢情愿的解读，并不能激起它丝毫触动。
旅游归来，你还是你，你走之后，它还是它。它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它也只愿和喜玛拉雅雪山沟通，与雅鲁藏布江水交流。便是有飞机的大鸟掠过，便是有火车的铁龙穿越，那也只是我们沾沾自喜的喧嚣和闹腾。或许它是无奈，或许它是痛苦，或许，它正如佛祖一般地禅定，冥思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
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它的沉默，也可能是一种暗示，有某种缘由。
但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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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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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气　象
1
我们是一个相信传奇的民族。
关于我们民族的起源，有一个优美的传说。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一只“白鹿”和一只“苍狼”相爱，喝着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便成为我们的祖先。
从次，苍狼成为我们民族最尊贵的图腾，我们民族的性格，也因此打上了高洁优美但又凶狠坚强的双重烙印。
他们说，草原上的风真大，可我们说草原上的风真硬，咬都咬不动。是的，草原上的风不但象铁一样坚硬，还如刀一样锋利，可我们蒙古人天生一副好牙口，再硬也敢碰。也正是这样的风，才与茫茫草原相配，才与我们刚硬的性格相配。
我们喜欢在大草原上骑马驰骋，追赶风的速度，让风吹塑我们的骄傲和性情。除了草原上的风，马儿便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骑着马儿放鹰、打猎、驯野马、追女人，自由而快活。我们天性勇猛剽悍，所以时刻留着最硬的鞍子，在打仗的途中当枕头用。如果你到草原上寻找男子汉，不要问男人的岁数，要看他磨破了几副鞍子。
安逸的生活，与马背上的汉子无缘。对于我们而言，马鞍才是最好的归属，奔跑是惟一的使命。而要奔跑就一定要磨破最坚硬的马鞍，一定要追赶日月，跑到天边。蒙古的马儿跑得如此快，而且非常耐久，可以追上苍鹰，甚至可以跨越时空，来到世界的尽头。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领着他的兄弟，骑在马背上远征，就是渴望找到世界的尽头。这样的梦想，我们也有。不信，你问问，哪一个蒙古人，不曾有过跟随我们大英雄出征的梦想和渴求？
蓝天白云下，我们眺望远方，夜明星稀时，我们冥思时空。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祖先的热血，面对茫茫草原，只有滚烫的热血和苍凉的豪情。我们喜欢在苍穹下酣畅地歌舞，用呼麦的方式低沉吟诵，唤醒大地，唤醒神灵。
我们喜欢自己的世界，也只愿意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编写民族的历史，就叫《蒙古秘史》，用我们的语言书写，对于时间的纪录，我们也坚持用鼠儿兔儿羊儿的年代记，而不是汉人的支干。虽然《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上说我们的史书“词语俚鄙，未经修饰”，那不代表我们的看法。那本书里头，字里行间都充盈着鲜活的野味，那是我们祖先的气息。我们喜欢那样粗朴亲切的语言，它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伟大的时代，激起怀念我们骄傲的英雄。
2
我们也是一个制造传奇的民族。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苍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主宰万物之灵，而且永远不会死去，我们称为长生天。我们的一切，都是长生天的恩赐，包括带领我们制造传奇的大英雄。
每一个蒙古人都熟知他横空出世的故事。说是有一天，一个叫阔阔出的帖卜腾格里（蒙古语通天的使者）给草原带来长生天的神示，说要把天下交给铁木真巴特（蒙古语勇士、英雄），并赐给它成吉思的名字，命他做统管天下的大汗（汗，蒙古语皇帝的意思）。这是天神的旨意，谁也改变不了，据说那时，草原上很多人都听见一种有五种颜色的神鸟到处啼鸣：成吉思……成吉思……
萨满（萨满教主祭）用长生天赐予的灵巧舌头，这样描绘我们的大英雄。他说我们的铁木真安答，还有他的战友弟兄，一个个都如贪食的鹰一样凶猛，浑身就如用生铜铸成，用锥子刺也找不出缝隙，就是针也不行；个个铜额凿齿、锥舌铁心，他们用环刀做马鞭，骑着马象风一样驰聘；渴了就喝露水，饿了只吃生肉，夜晚行军的时候，还有闪电照明，他们和天兵一样神勇……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英雄――成吉思汗。据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手里就握着凝血，这便注定铁和血将是他一生的主题。那时草原上各个部落的首领，都佩服他的伟大和神勇，于是纷纷归附。历史的天空曾激荡着他的豪迈召唤：“草原的勇士们，我们是草原的主人，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牛羊，我们要把大地收管。”
是的，正如萨满所说，铁木真的战友，还有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是铜身铁臂的英雄。他带领他们征服了敌人，并兑现了他的伟大诺言。那一年（西历1206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们蒙古族的虎儿年，我们的大英雄铁木真统一了草原，建立了一个伟大的草原帝国，国名叫也克·蒙古·兀鲁思。从此，这片土地上，无论乃蛮人、蔑尔乞人、塔塔尔人、克烈人、翁吉剌人等等，都是他的子民，统称蒙古人，说蒙古语，用蒙古字。我们的民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民族历史最动人、最精彩的一页也就此翻开。
那一年，我们的大英雄铁木真，成为草原上的最伟大的君主----成吉思汗。他在斡难河畔召开了隆重的虎年大会，举行庆典，分封授奖。春色诱人的草原上，立起豪华的金色大帐，还有盛装的百姓和威武的军队阵容。他骑着高头大马，检阅他心爱的军队，所到之处，欢呼声天摇地动。他当众夸奖、封赏了跟随他东征西战，立下汗马功劳的诸位战友弟兄。其中有八十八位功臣，个个都是我们民族最骄傲的英雄。成吉思汗用他的智慧、英勇，还有难得的公平，激发出整个民族无限的骄傲和最大的激情。于是，我们的祖先喷薄出岩浆一般的铁汁洪流，征服大江南北，横扫亚欧大陆，建立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草原帝国，留下说不尽的故事和传奇。
那时，我们的大英雄铁木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大草原的理想，那就是由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我们要牛羊啃光世界上所有的草地，要把所有的大地都变成牧场。我们的大英雄曾告诫我们，说看看我们周边的邻居吧。那些金人、辽人和西夏人，曾和我们一样是马背上的民族，曾经一样不可战胜，可最后还是被奢华的丝绸、精致的饭食、漂亮的房屋，还有娇嫩的美色俘虏。他们跳下马背，将自己关进厚厚的城墙里，就以为获得了保障和安全。可他们忘记了周边还是苍狼的世界，天空也是大雕的领地。只要还有野心和欲望，天地之间，没有磨不穿的马鞍，也没有攻不破的城墙。把头埋进沙子的驼鸟，还有关起门来做文明奴隶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安全？
文明发达的好处，我们不是不知。可如果精神萎靡，退缩不前，那再好的文明，也终要被野蛮和暴力蹂躏和征服。装在被城墙保护起来的“盒子文明”，不论是中原的厚砖城墙，还是中亚的石头古堡，终是不堪一击。无论武力，还是文明，都应在精神上以强健和勃发的姿态，主动出击，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
更何况我们马背上的民族，没有城墙可守，所以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路要走。在那个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年代，最大的安全就是不断主动地出击，消灭所有可能的敌人。
那个时代，群雄角逐，狼烟四起，天下只属于铁血豪胆的英雄。我们的祖先不能选择时代，那只有改变环境。我们的祖先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血色和屠杀从没有在我们的记忆里消褪。在野蛮的争斗和残酷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就必须时刻枕戈待旦，养成随时准备战斗的生活习惯，这样才不至于在河边喝水时被敌人的马刀砍下头颅。
豪迈和强悍，是我们民族最显著，也是最自豪的性情。我们的血液里涌动着勃发的力量，我们的骨子里浸透鲜活的野性。我们的成吉思汗创造的蒙古帝国，就如初生的太阳一样活力四射，势不可挡。而我们周边的国家或民族，或如西夏、大金，虽一样曾是游牧民族，可马背上已经盛不下他们肥胖的屁股；或如南宋，虽然富足的土地上遍地流油，可帝王和权臣得了软骨子病，懦弱得太好欺负；或如四分五裂的印度，虽然遍地黄金和珠宝，可没有伟大的帝王，炎热的气候是他们唯一抵抗外敌的武器；再如中亚的那些阿拉伯小国，骄奢的国王只懂得建造奢华的宫殿，收藏美丽的珠宝和美女；还如俄罗斯，那时还是一片蒙昧的荒地，还如东欧诸多小国，除却宗教的狂热，也没有强胜的战斗力……于是，伟大的蒙古铁骑如秋风扫落叶，又如大浪淘沙一般，由东向西，从北到南，横扫整个欧亚大陆。
那个时代，我们战无不胜，克无不克。我们用铁骑、火炮和野心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我们用武力和豪情砸开了地域文明势力的枷锁，让各种文明，儒家的、佛教的、穆斯林的、基督教的、波斯的、印度的等等，从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始自由地交流和频繁地互融。那个时代，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铁骑啸啸，战旗猎猎，到处都回荡着蒙古人高亢的歌声。我们让这个世界警醒，我们让一个时代震憾：大雕永远是天空的霸主，苍狼永远是草原的领袖，宝剑在大地上划下的痕迹永远不会磨灭。
3
我们的传奇，是由伟大的蒙古军队完成。
我们的军队，是由身体如钢筋铁骨，意志如不摧金石的蒙古战士组成。他们一个个体格强壮，剽悍勇猛。而且有着坚韧的耐力和毅力，不怕气候严酷、环境恶劣，也从不惧道路艰险、敌人强大。他们不贪图安逸舒适，饿了生啖牛羊，渴了喝口马奶，而困了就枕着马鞍入睡。他们甚至强壮得根本不会生病，或者不惧病痛。而更难得的是，他们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在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方面有着惊人的本领。
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历来是“御马如儿女，来去快如风”，所以蒙古军队也几乎全部是骑兵。而蒙古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马，虽然个子小，可马力强，而且耐力非常好。何况当时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以便换骑，这样，我们就拥有一支机动性非常强的军队。当初，我们的大将军者别从花剌子模率一万蒙古铁骑，急行万里，然后一举灭掉基辅公国便是这种机动部队展开“闪电战”的最成功例证。
我们的祖先作战，从不以规模取胜。我们取胜的法宝，恰是依靠这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还有以此为基础的全新战法。因此，我们可以用十万铁骑，大败同样游牧起家的金朝百万之师；也可以用只有15人的部队，征服俄罗斯、整个东欧以及中欧地区的军队；而征服庞大的波斯帝国，我们也仅仅动员了24万人的部队。便是与欧洲人长枪林立、盾牌严密的方阵军团作战，我们的蒙古铁骑也占尽优势，以少胜多，取得最终胜利。
想想战斗的场面吧。从天际一头，黑压压逼来的是由5个横队组成的蒙古骑兵战斗队列，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后3队为轻骑兵。横队之间相隔很宽，每个横队又是单列，看似也许没有密集型的军阵壮观，也没有多兵种组成的军阵威武，可一旦他们发动攻击，那种气势和杀伤力却令人望而生畏，非常可怕。准备好进攻前，蒙古军队会集体发出一种用“呼麦”的特殊嗓音发出的啸叫，会让对方军队笼上一层莫名的心理恐慌。然后，他们发起冲锋，先是后面3列轻骑兵穿过前两列重骑兵间的空隙，急速向前推进，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毒箭。再稳固的阵线，也会在这种密集的乱箭袭击下混乱不堪，然后是重骑兵两波密集型的突击冲锋。尤为可怕的是，蒙古军队很少发起正面攻击，军队的主力往往出其不意地敌翼侧或背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这种全新、狡猾的战术，往往令敌军一触即溃。于是，敌军自相践踏，乱作一团，随后而至的又是蒙古军队血腥而无情的杀戮。
这样的场面太过残烈、太过血腥，根本谈不上壮美。对于我们祖先的军队而言，他们的目标就是不择手段地取胜。从战争角度讲，无可厚非，可从人性角度讲，却一无是处，甚至就战争的艺术和战争伦理而言，也无法夸赞。于是，我们祖先的野蛮杀戮，给那些曾经征服的地区和人民，留下太多的苦难和恐慌的记忆，以及许多变异的流言。
于是，一个民族最值得自豪的征服传奇，开始讲述得有些艰难。我们便是打败了那么多的国家，征服了那么多的民族，占领了那么广袤的土地，拥有了那多么的财富，可又能如何呢？这些辉煌的记录后面，有多少被焚毁的城市？有多少被践蹋的文明？有多少被蹂躏的生灵？有多少难言的苦痛？那时，有一个叫马修·帕里斯的欧洲史学家写道“（蒙古军队）像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像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当然，他在文中也对我们的民族和军队形象进行了丑化。可我们扮演的是“侵略者”的角色，他们便是放大了我们的野蛮和残忍，也情有可原，对此，不要讲历史的局限，不要讲时代的客观，无论如何，我们的祖先依然有罪。
也许正是太过野蛮，也许因为只有野蛮，一个民族的强盛才如昙花一现，盛放不到一百年，旋及再次跌入历史的黑暗，民族之光也随之暗淡。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事变迁，这只伟大的军队，虽然依旧勇猛剽悍，可后来却不再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耐人寻味的是，一百年多前，我们民族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僧格林沁，曾率蒙古骑兵在天津大沽口大败英法侵略军，可在1860年在天津海口、通州八里桥与英法侵略军再次激战时，蒙古骑兵却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在骄傲我们民族的伟大和勇敢之外，又多了一份难言的慨然。
每一个民族的盛衰史里，都有太多的故事可观，也有太多的历史感叹。对于我们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也许除却缅怀英雄的骄傲和传奇之外，更应该反思我们祖先曾经的失败、罪过、差距和苦难。
民族的复兴，需要理性的思考，民族的进步，也需要文化的发展。那么，呼麦声里，让我们与祖先再次交流，寻求精神的汲养，发掘民族最闪光的一面，把一个蒙古人做得鲜亮、丰富而坦然。
毕竟，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的依然是祖先滚烫的血液，无法改变，也不能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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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诱　色
1
描述这片土地，我总恨不得把笔蘸上颜色。
因为新疆之美，最是以色取胜。那里的景色，或是色彩之丰富，或是色度之浓烈，或是色调之厚重，都让人有心跳加快的悸动。譬如说那黄色，不论是沙漠、戈壁，还是诗一般的白桦林和胡杨，黄色竟然可以如此浑厚、柔美、温润，又是那样的张扬。再如那绿色，伊犁的草原可以绿得那样俏然，犹如美丽的姑娘；天山的树林则是如老夫子一般，绿得那般浓郁和肃然；而沙漠的绿洲又是如此淡然，或如沙砾中坚强的绿草，或如葡萄沟中饱和的绿荫，绿竟可以可爱得这么简单。还如天山雪峰圣洁的白或是喀纳斯湖水晶一般的蓝……大自然像个大胡子艺术家，在这片土地上率性地涂抹，依季节魔术的变幻添彩，随地域起伏的曲线上色，于是，这片土地上的风景变得如此丰盈灵动，五彩斑斓。
地图上看，新疆近乎一半的土地是沙漠。如果说山是脊梁，砾石是骨头，那这大面积的沙漠，便是新疆黄澄澄的肤色。这种黄色的震撼，尤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印象强烈。这片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达400公里，面积有33.7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是世界上仅次于撒哈拉大沙漠区的鲁卜哈利沙漠的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它太过浩瀚、太过博大，且看那起伏的沙丘，动不动就跨度上百米，已经有了山的气势。这些巨大的沙丘链，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金黄，从天际处延伸过来，又绵绵不绝，穿过你的视野，一直散漫到另一处天边。沙丘虽是一色的金黄，可隆起或凹进的地势，被阳光分割出漂亮的影调，而又因为风的恣意涂抹，使沙丘皱出细腻的纹路。
沙漠的风，是大自然里头最具分量的艺术大师。或吹砌成复合型的沙山和沙垄，宛若条条巨龙，线条分明，姿态灵动；或是汇聚出塔型沙丘群，蜂窝状、羽毛状、鱼鳞状……真是变幻莫测，精彩纷呈。除却流沙，便是坚硬的岩石，它也要吹塑成型。譬如沙漠腹地有两座红白分明的高大沙丘，名为“圣墓山”，分别是由红沙岩和白石膏组成的沉积岩形成，也被风蚀成朵朵硕大的蘑菇（高达5米，直径数米），立于蓝天下、荒漠间，煞是壮观，煞是刺目。也正是因为大风的高超技艺，沙漠的景致才不显得枯燥单一，黄色的流沙也呈现出丰富的肌理，甚至有了艺术家的气质。
除却沙丘，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另一种诱人的黄，那就是胡杨。沙漠四周，沿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和田河和车尔臣河两岸，都长有密集的胡杨林。而在沙漠深处也常有干旱河床的遗迹，深藏地下的残留水源，便滋养出一片片神奇的胡杨。
秋高气爽之际，是欣赏胡杨的最好时节。或去看轮台的胡杨林公园，蓝天白云下，胡杨林闪烁着灿烂的金黄，格外养眼，而在洼地水塘中，胡杨的倒影更是如梦似幻，天空湛蓝，白云如帆，波光鳞影中的胡杨，美成一地碎金，满池璀璨。或去和田河畔吧，那里的胡杨树皆为次生林，因为年轻，所以枝茂叶盛，树型也保持着青春的塔状，于是，一到秋天，蓝天映衬下的胡杨林，通体金黄，有一种剔透的亮，再以周围起伏的沙丘线条为背景，便成了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而要体验“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神奇，还是去看古老的胡杨。从轮台出发，往南100公里，深入大漠的腹地，有大面积的原始胡杨林。这些直径达1米以上的古老胡杨，干枯龟裂，扭曲不堪，可依然顽强挺立，骄傲地炫耀着生命的金黄。它们静静地伫立于荒凉沙漠，不惧阳光暴晒，不惧暴风肆虐，便是变了型、折了骨，也无妨，它们求取的是不屈的壮美，展示的是生命的顽强。岁月沧桑就让它继续沧桑，世间寂寞就让它一直寂寞，只要心不死，立着的，倒下的，都永远是高贵的胡杨。
如果你不了解这片土地，你便无法懂得胡杨的顽强。塔克拉玛干被称作死亡之海，西方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将它翻译为“进得去出不来”，那是缘于对它的文化疏离和神秘敬畏。而在维吾尔语中，它的解释是“古老的家园”，这才最接近沙漠的真实。因为这片沙漠，曾有过许多鲜活的生命迹象。不论是干涸的河床，或是沉埋的遗迹，都曾表明这片土地曾是人类的天堂。胡杨苦苦等待，是否还有所盼望？它是在盼望时光倒流、历史复苏或是世间轮回，再还它一个天堂么？
然而，黄沙的肆虐，无情地粉碎了一切可能的幻想。沙漠的风暴，太过野蛮，也太过可怕。正如大唐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描述的一样：“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西北风就是如此的狂野，一旦刮起沙尘暴，便会以遮天蔽日的手段，呼啸而来，咆哮而过，且不说斗大的石头，便是体积庞大如山的沙丘，也会在一夜间被移除刮平。
它的狂暴，犹如魔鬼一样恐怖。譬如乌尔禾雅丹，历来有魔鬼城之称，恐怖气氛浓郁，　神秘色彩颇重，俱是因为这大风的缘故。这片风蚀残丘的地貌，正是因为岩性软硬的不同，各异水平的岩层经风化、流水侵蚀而成。漫长的岁月里，风也许太过孤独，便开始琢磨以精巧的技法，以游戏的姿态，吹琢出一座漂亮的风城。大自然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于是，日积月累，竟象模象样地吹出了城墙、街道、塔楼和宫殿等，整个风城的地貌也渐渐酷似一座“从前有人居住而后废弃的大城市遗址”！你若用心，你甚至可以看出这些建筑的风格竟是装饰了分檐和廊柱的亚洲式古建筑。大自然就是如此地鬼斧神工，一场纯粹的地理运动，竟可以如此奇幻地融入“人文”的因素。对此你不能不惊叹天地的神奇和伟大，而自愧人类的弱小和自大。贪玩的大风好像非常满意自己的杰作，每逢夜晚，都会悄然光临，吹着尖利的口哨，在街巷里恣意玩耍，快速旋转。于是，整座风城，满是森森的鬼声，阴气重重，环绕四周。这本是大自然自娱自乐的游戏，你若打扰它，它也不会刻意吓你。你若害怕，说到底恐怕还是因为心里有鬼的缘故。
风会造化，也能作孽。如果只是自娱自乐地吹雕它的魔鬼城也就罢了，可它偏偏要把魔爪伸向人类。曾经天堂般的绿洲，因为它的蹂躏，瞬间变成地狱。于是，这片金黄的沙漠，竟成了文明的墓地。如今从这片沙漠和盆地里挖掘出的宝物，至少收藏在全世界十几家国家博物馆里，见证着它的前世罪孽，但也客观地为后世保留着一个湮没文明的辉煌。
譬如楼兰，想起这个梦幻般的古国，便不由得令人心疼。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已是西域地区经济富足、人丁兴旺的绿洲。唐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楼兰成了大唐帝国和西域诸国之间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那时，也许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太过重要，“楼兰”也就成了唐代诗人笔下边疆和沙场的代名词。李白的《塞下曲》中就有“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漂亮诗句，而王昌龄的《从军行》也慷慨唱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楼兰王国必然竟过血与火的洗礼，可最终毁掉这座王国的不是战争，而是沙漠和风。然而，何时被吞噬，如何被吞噬，却无据可考。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残酷，毁灭一座城市，竟霸道得连个理由都不给。于是，千年过后，当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挖掘出愈多的细节，便愈感到痛惜。除却那标志性的楼兰府衙三间房外，还有漂亮的罗马柱、精致的印度佛像、有翼天使的壁画、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的织锦等等，当然，还有那个长着一头茂密金发的楼兰美女，都令我们产生无穷的渴望和联想。当年，丝绸之路上熙熙攘攘，在此打尖长住的，除却大唐，肯定还有来自波斯、印度、罗马等各地的客商。那么，想想集市上的琳琅货物、各色珍宝，想想楼兰王的豪华宫殿、舞姬美酒，想想田野里的美妙歌声、楼兰姑娘……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然而，大自然并不在乎这些，它还是无情地吞噬了这片土地、这些美丽以及一切的传奇和细节。惟有一些历史的回响，在考古队或游客的到访时被瞬间激活，在烈烈风中无声地膨胀。
这片沙漠带来黄色的梦幻和壮美，全拜大自然艺术的灵感所赐，可若它激动得发了狂，那就变成一种可怕的灾难。除却楼兰，被沙漠无情吞噬的还有泥雅、小河、米兰、热瓦克　丹丹乌里克等古城以及不计其数的城镇和村庄。据统计，历史上新疆每年沙地面积都会增加170平方公里，便是经过整治，时至今天，每年也要增加50－85平方公里，如今，新疆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新疆土地总面积的４７．７％。也就是说，近乎一半的黄金土地，已经被黄沙覆盖，这是多么可怕的“黄色祸灾”！肆虐的黄沙，已经埋藏太多，对此，除却反思人类的行为，还应警醒自然的威力，琢磨应对之策。毕竟，新疆不能有太多的楼兰，那些凄美的故事也最好不要重演。
2
当你和自然真切相对，相看不厌时，你会欣喜发现，你对它的爱，与生俱来，它对你的爱，诱惑无边，于是，两情相悦，爱得没有理由，没有原则。
譬如说绿色。无论说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或者说绿色是生命的颜色，都无法完全明述我们为何对绿色如此偏爱。特别是沙漠中的绿色，更是令人欣喜有加。在新疆辽阔的沙漠之间，大块小块的绿洲，方是人类最爱栖息的地方。譬如从天山北麓算起，依次排开的是昌吉、石河子、奎屯、博乐、伊犁。每块绿洲之间横亘着100多公里的戈壁滩，而伊犁与塔城、阿勒泰之间相隔的戈壁则有三四百公里，几乎相当于内地一个省区那么大。换句话说，新疆人就是生活在沙海之间的“岛”民，汽车犹如舟船，所以新疆人最豪迈的职业是司机，油门一踩，便“一泻千里”。在沙海间入穿梭徜徉，也许并非一件浪漫的事，可因为终是奔着一个希望的绿色目标，这些疯狂的司机才会那般欢喜地在风沙中奔波。也许你只有在沙漠呆久了，才能体会这种缘自绿色的快乐冲动和微妙心理。
而生长在绿洲里的城市，便因此显得格外坚强和茂盛。因为这绿洲上的泥土，就像水一样从沙石里流淌出来，因此显得格外珍贵，土壤也显得格外有生命力，于是，无论是庄稼，还是林地，长势只能用凶猛来形容，好像不如此便对不起这片土地。这绿洲生养的浅草绿树或是羊马牛群，包括这片土地上的西部汉子，也都显得格外健康茁壮。生命在这里回归本色，绿色也一扫大多城市那种营养过剩或是娇生惯养的成色，绿得干净从容。透露出一种朴素的清新之美。于是，便是绿洲里的城市不繁华、不时尚，甚至谈不上美丽，可没关系，通透的蓝天白云下，清爽干净的空气里，在热情的音乐和热闹的吆喝声中，它已经完美地展现了它的生命节奏和韵律，这种美，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也许正是西域大漠的贫瘠，才使得呈现生命的绿色如此顽强，而且是一种难得的大气象。这里生长的植物，都有着极其发达的根系，利用一切的可能，汲取营养的水分，求得生命的张扬。譬如胡杨、梭梭或是骆驼刺，密集茂盛的根系像一张大网，穿过坚硬的沙砾，钻入大地的深处，一点点汲取水分，汇聚生命的能量；而有些骆驼刺因为生长在无水旱地，竟会因地制宜，换用叶子吸取空气里的水分，以求生长。而在昆仑山下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的地方，还有一种伟大的植物，虽然它的生命周期只有短短的几小时，但它依然会抓紧时间，先发完芽，然后痛快地省略了长叶抽茎开花的过程，直接去结果。是的，既然活过，就一定要有个结果。有时候，对于生命的领悟，这些小小的植物竟比我们强得多。
而吐鲁番的绿色，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绽放。譬如说那条有名的葡萄沟，沟外是砾石千里，干涸荒凉，可是沟底下的石缝里，却汨汨地冒出清泉，于是，葡萄藤就随着清水四处漫延，快乐生长，用郁郁的绿色，抵挡太阳火辣辣的疯狂，遮掩一片希望，满地清凉。
当绿色过渡到北疆的天山牧场，四处潜伏的可都是野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引发地火奔流，也能够经得起野火的反复冲杀。于是，伊犁草原的草如疯了一般，带着哨音滋长。那野草竟可以长得那样舒展和挺拔，而且如此油亮。放牧的牛羊，安详地生活在这片天堂，享受生命的喜悦和纯净。而草原上的野花，那是野草娇艳的情人，像火焰一般热情奔放，映衬着野草男人一般的旺盛精力和雄性力量。
再如那连结西域，绵延近2000公里的河西走廊，潮润的绿色，蓬勃着一种生命的律动和激情的欢畅。当年，疾风劲草，金戈铁马，激荡过多少英雄的豪迈和历史的回响。不论汉时霍去病的骠骑出击，或是唐时薛仁贵的西域征战，或是元时成吉思汗的铁骑西征，或是清时左宗棠的重整山河，这片绿色的走廊，都以母性的力量滋润过时代的英雄，收藏着民族的记忆。
是的，这绿色里，有民族的骄傲，也有难堪的记忆。当年，那个“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宗棠，带一具棺材，拚一条老命，领着大军东征西战，呕心沥血，力伐阿古柏，痛斥英国佬，智对俄罗斯，终收复我神圣疆土，保住我大好河山。然而，老将军还是有遗憾的，因为朝廷无能，后援无力，大军终只收复了半个伊犁，我们也就永远失去了老伊犁、安集延、费尔干纳、海押立、热海、哈萨克大草原等大片的绿色国土。老将军的“左公柳”，也只能栽到乌孙山下、伊犁河畔，纪念一段“绿色”的征程，守望一段遗憾的历史。
也许，关于绿色的记忆，我们还应记住那个在伊犁修水渠的林则徐，那个跑遍天山南北写出巨著《西域水道记》的徐松，还有研究西北边疆史的王国维，以及几乎把一生泡在敦煌的常书鸿等等，正是这些大人先生的执着和努力，新疆才有了更丰富、更充盈、更美丽的绿色希望，民族复兴的大旗也终有了延续性地接力。
3
面对强悍的大自然，我们常常被它的力量和神秘所震撼。
譬如新疆的雪山，便令你有想跪拜的冲动。因为它太过强大，太过广博，无法轻易征服，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因此，你只能感叹自然的广袤无穷，并不由地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神秘感。
就说说那座乔戈里峰吧。在塔吉克语中，乔戈里是“高大雄伟”的意思，其海拔8611米，居世界第二，自然配得上这样的名字。不过，在国际上它流行的称号是K2，这是一个带有某种心理暗示的符号，甚至说是一个魔咒。你可以理解成世界第二大高峰，也可以理解成世界上第二个难以征服的山峰。于是，人类的虚荣心和征服欲就被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符号激发起来，兴奋起来。多少年来，各国的登山队，便争先恐后，欲求一个证明，要争一个高下。据统计，自1954年以来，成功登项的有164人，死亡49人，在8000米以上的山峰中，死亡率排在第三。面对这样的数字，不知是该庆幸那些成功人的幸运，还是感叹那些死去人的英勇。这样的死亡游戏，也许人类世界，各有各的看法，但雪山无语，她只是以沉默表达一种不可知的情绪，以及一种无穷变的可能。无论如何，山还是那座山，峰还是那座峰，人类便是在上面踩几个脚印，也终会很快被大雪覆盖，留不下半点痕迹。
很多时候，保持距离，美才更容易、也更值得欣赏。而对于美的欣赏，终归还是人的角度和态度。如果我们依然痴迷于近距离观察、非要亲自体验触摸，那么我们会亵渎许多美丽。也许，对于大自然的许多美丽，发乎情而止于“理”才是最好的欣赏办法。这个理，是自然道理的明示，是人类理性的回归。若真是这样，那雪山冰川的白，定会更加圣洁，更加从容。
新疆的另一种白色风景，便是大雪。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赞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笔力雄健，用敏锐的观察力和奇妙的想象，生动地描述出自然美景、边塞奇观。诗的意境雄伟大气，却又清新诱人，也惟有北疆的雪，才能激起诗人这样的才思。遥想当年，天山浩渺，塞外峭拔，八月飞雪，万树梨花，军营里，好男儿顶盔贯甲，大丈夫雄姿英发，铁琵琶壮军威，葡萄酒暖心肠，便是伴胡琴醉舞，便是听羌笛思乡，可因为有着保家卫国的浩然底气，也有着忠孝难全的儿女情长，情感才能够这样坦然和奔放，生命也可以如此澎湃和激昂。
然而今天，除却戍守边防的战士，我们已经很少有机会和勇气直面茫茫的大雪。稀少豪情和胆略的我们，也难以体察大雪的诗情和韵意。我们已经不能像古人一样深入自然的内核，求取纯粹的感动。除却从电视上知晓大雪封山、阻塞交通、地方受灾外，大雪之美好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疏远。我们已经矫情得只能在院子里打打雪仗，到人工滑雪场玩玩滑雪。白色的诱惑，也只剩下电视里的安全画面和图片上抽象的雪花符号。而大雪，也乐意远离我们，享受寂寞，在天山河谷，在戈壁腹地，在雪峰之巅，恣意绽放它的美丽、坦荡它的容颜。
4
其实，新疆还有更多诱人的颜色。譬如说那美丽的喀纳斯湖，它简直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五彩湖泊。四季时节，水色变幻，或在水清时为明快的蓝绿色，或在冰川融水注入时为可爱的淡绿色，或在薄云夕照下为诱人的粉红色，或在阴云密布时则为忧郁的蓝灰色。而在豆荚形湖的四周，是漫山遍野的原始针叶林和白桦林，渲染出一派恍如仙境的瑰丽景色。
如果还要寻找颜色的诱惑，且从这湖区延伸开去，仅2000平方公里的原始河谷山林地带，生存着1000多种植物，300多种兽类和100多种野禽，那里每一个个体，都浓聚着太过丰富多变的颜色。
只要用心，你还会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地方，甚至说任何地方，都能发现更多关于颜色的美丽和细节。如果说这片土地太过美丽，皆是缘于好色（好的颜色），那么，你因此想做一次“好”色之徒，我想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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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水　韵
1
我总以为，贵州应是大自然很偏爱的一块艺术领地。
她先是慷慨地将最具可塑性的喀斯特(又称岩溶)地貌大把赐予这片暖湿的土地（喀斯特面积占全省面积73．6％，有13万平方公里之多），然后花费亿万年的时间，以可溶性岩石当画板，用河流作刀笔，把贵州刻画得玲珑剔透、奇幻瑰丽。这片云绕雾缭的土地，四处散落着大自然漫不经心的艺术品，或如石芽、石沟、石林的鬼斧神工，或如峰林、溶洞、洼地的奇险迂回，加上荫绿的草木点缀，汹涌的溪河配衬，千沟万壑竟也被赋予诱人风姿，美得是峰耸岭峻，岩峭石美，美的是水泻千姿，浪排天际。
民谚说贵州“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地下水系太过澎湃；民谚说贵州“天无三日晴”，那是缘于天上云雨太过缠绵。而这一切，又都得益于大自然旺盛的艺术创作才情，才使得贵州变得如此清新秀逸，具备了一份独特的山水气质。
要想见识贵州境内水的诱惑和魅力，那就先去看看有着中国第一大瀑布之称的黄果树大瀑布。它高为66.8米，宽达81.2米，坐落在珠江水系北盘江支流打帮河上游的白水河上。从瀑布对面的观瀑亭望去，只见奔腾的河水自70多米高的悬崖绝壁上，如银河倒倾，飞流直泻犀牛潭中，发出震天巨响，如千人击鼓，如万马奔腾，据说十里之外便闻其声，场面可谓雄浑浩荡，气势可谓惊心动魄。若是沿山而下，进入瀑布背后的水帘洞，从背后观看，只见万顷瀑水从头顶飞落，烟雾朦胧，雷声哄鸣，且有道道彩虹从潭地拱出，则是另一番天地和情趣。
这般“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的壮观景象，使得明朝那位见识多广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不免神悚”。他感叹道：“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
正是这“阔而大”的黄果树大瀑布，随着季节时辰的变换，表现出种种迷人而迥异的自然奇观。或在秋夏之际的丰水季节，水量充沛，水层厚润，不过水中因含有大量泥沙，所以显得黄浊，但正是这“黄汤般”的瀑布，以排山倒海之势，翻崖直下、捣金碎玉，气势颇为壮观。飞瀑跌落的瞬间，又激起千层水花，巨型水柱，同时卷起无数漩涡，上下翻奔，更是令人心悸魂荡。或在春冬季节的枯水季，水流虽是清澈，可显得单薄消瘦。不过，此时的黄果树瀑布则会呈现出“若冰绡之被玉肌，烟縠之笼皎魄”的另一番婀娜风姿。或是阳光灿烂的白天，且看黄果树瀑布宛若一条流光溢彩的银龙，喷吐着雪沫烟雾，漫天浮游，在阳光的照射下，虹霓隐现，美不胜收。或是月明星稀的夜晚，细观黄果树瀑布，又如银河自九天坠落，远眺有峰峦迭影，近观是草木葱茏，而从潭中升腾起来的层层水雾，更是如梦如幻，仿佛置于神秘幽美的世外桃源之中。对于这般奇特景色，还数观瀑亭里的那幅对联描述得最为生动直观：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
贵州水的充沛，水的神奇，有时到了令人嫉妒的程度。譬如这黄果树瀑布群，方圆20公里内，且不算地下的14处瀑布，单是地面上，就齐聚着18个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瀑布“大家族”，即“九级十八瀑”：或如翻空涌雪的陡坡塘瀑布，或如缓急分明的螺丝滩瀑布，或如玉龙狂舞的银练坠潭瀑布，或如飞花碎玉的滴水滩瀑布等，每一处都风姿绰约，美丽得不可言述。
2
也许太过钟爱这片地，大自然不可遏制的艺术激情，在这片地上恣意涂抹，虽有泛滥之嫌，可其绝妙构思，奇特笔法，却又不能不令人惊叹。
譬如马岭河峡谷，起初只是7000万年前地壳运动中拉开的一道很不好看的狭窄地缝，但经过大自然的巧手妆点，竟成为“地球上最美丽的疤痕”。你看她，在长达约100公里、深200~400米的狭长“立体画布”上，任由“百瀑、百帘、百泉”的水恣意汪洋，任性冲刷，成就了“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的喀斯特地缝奇观。也正是通过“千泉归壑，溪水溯蚀”的“自然刻画”，才使得峭崖对峙间，谷幽水急，银瀑飞泻；滩险急流处，水石相搏，涛声震天，构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天然立体画卷。
且看这大手笔的天星画廊，岩页壁挂，群瀑如画。长仅1.7公里的地段，就有万马咆哮瀑、珍珠瀑、面纱瀑、间歇五叠瀑、捞月瀑、洗心瀑、路帘瀑、飞厅瀑等13条形态各异的瀑布奇观，如白练凌空，似飞珠溅玉，漂亮得无以复加。而在阳光的照射下，幻化成虹霞，更有一番动人之美，真如“喷壁洒彩雪，空蒙生昼寒”。
由于河水含碳酸钙很重，天长地久，将碳酸钙附在崖壁上，形成气势壮观、规模宏大的钙化瀑布群。钙化的瀑布，定格了千百万年前大自然瞬间的动人风景，不禁令人暇思万千。那些悬挂堆积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石幔等，或如莲花倒垂，或如秋菊盛开，或如禽鸟展翅，或如走兽疾驰，或如奔放的万道霞光，或如倒悬的千匹锦缎……这些千姿百态的“立体壁画”，令人叹为观止。正如清咸丰二年，江南才子蒯官宝所感：“云奇石更奇，奇绝画难比，写奇惟有诗，诗在空山里”。看来最好的诗画，也远不如大自然的神奇手笔。
如果想和马岭河峡谷的河水有进一步的亲密，那么漂流不失一种好办法。峡谷迂回曲折，滩多水急，在弥漫的烟雾和清凉的气息中，乘着橡皮舟劈波斩浪，飞流直下，经车榔温泉，过五彩长廊，穿天星画廊，再到赵家渡景点，12公里的路程，俱是无限好风光，2小时的漂流，必有美丽好心情。这是一次刺激的体验，一路上要途经18个滩、20个湾、30个潭，正所谓：一冲野马滩，二过猛虎跳、三跳犀牛坎、四闯龙腾关、五进幸福潭、六到宏瀑岸。这是一场精彩的旅程，一路上步移景迁，美不胜收。水流湍急时，且看脚下浪花飞溅，漩涡四起，随的是自由的清波，逐的是天地的风流；水流平缓时，且观两岸飞瀑如花，俏崖峻耸，品的是快活的闲情，乐的是逍遥的逸致。?
若是不喜欢这样惊险的旅程，不妨看看“高峡出平湖”的万峰湖。这是一座拦江蓄水而形成的大型人工湖，总面积176公里，相当于25个西湖。碧波万倾的湖区，山水相依，烟波浩淼，加上湖中数百个小岛点缀，沿岸布依族、苗族、壮族、水族山寨隐约丛林中，荡舟万峰湖上，犹如画中游。这画既有水墨的意趣，也有点彩的韵致。这美的味道，旖旎得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3
贵州的美丽，应都归于山水的神奇造化。
譬如那条叫舞阳的美丽大河，集长江三峡之雄，蜀地蛾眉之秀，桂林漓江之美以及阳朔胜景之幽而名冠天下。其中由头峡、无路峡、老洞峡和观音峡组成的“上舞阳”和由诸葛峡、龙王峡、西峡和东峡组成的“下舞阳”两段河谷，最为美丽。沿河上下200多道湾，湾湾有景；200多个滩，滩滩有趣。河的两岸，峰奇岩异，竹茂林密，湾多难险，瀑飞洞深，其山色水景俱为天下绝色，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舞阳江的绚丽景色，清代名臣林则徐曾写诗赞叹：两山夹溪溪水恶，一经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破。这主要是描述舞阳江的“峻险”。譬如长约18公里的头峡，处于舞阳河风景区上游，因迂回曲折，被称为“九转回峰”。河水从黄平平东寨顺流而下，经过“中桥义渡”石碑，穿过“老虎口”，再从一座形如“鹞子”的山崖前通过“鹞子浪”险滩，然后经过“滑石飞水”瀑布和“金阙玉柱”石峰，顺流东下。山重水复之际，俱有柳暗花明的“细节”转变，展示出万花筒般的纷繁景色。
再如由诸葛峡、龙王峡、西峡三段峡谷组成长达35公里的“小三峡”，集刚与柔、雄与秀、朴与巧、险与夷之美于一体，是舞阳河风光的精华所在。或如诸葛峡景区的罗汉岩、高碑湖、孔雀峰、三叠水等佳景，或如龙王峡中的飞泉三叠、玉壶流浆、银蛇弄珠、火烧赤壁等奇观等，构成了多层次、多序列的自然景观。对此，明朝的诗人祁顺曾做诗赞曰：平昌山前宿雾开，凭高喜有此亭台。一川花柳四时好，十里溪水八面来。群峰夹峙间，河流如诗一般的蜿蜒缠绵，两岸古树参天，落英缤纷，泛舟行进时，恍若游历世外桃源一般。
因为水的灵动和充沛，才使得贵州拥有那么多的漂亮景观。除却黄果树、马岭河、舞阳河外，还有许多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秀丽水景：或如烟波浩渺，湖湾幽深的红枫湖，或如幽谷连绵、瀑布成林的赤水河，或如层峦叠嶂、溪流纵横的荔波樟江等，都是令人留恋忘返的上佳景色。
4
当我们把目光从自然转向人文时，山水背后，则是一连串沉重而尴尬的“水”话题。
最令你无法相信的事实，那就是这个水量丰富（水资源居中国第六位）的地区，竟然最缺的就是水。政府资料表明，贵州是中国西部最缺水的地区之一。98年以前,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城缺水，近千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如今情况虽有一定改善，却无大的改观。
贵州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沉重的事实：它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最新的一次卫星遥感普查结果显示，贵州省水土流失总面积为73179．01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1.5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5年，贵州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治，可全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仅有764平方公里。
另外，还有一组令人尴尬的“水”数据。据报道，十年前，贵州水资源利用率为１２％，但经过短短几年的大规模开发，水资源利用率已达到５０％，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３０％至４０％的水资源利用警界线。更令人担忧的是，到２０１０年，乌江水系统资源及利用率将达到９５％。
黄果树的上游地区，也存在着过度开发水资源的严重问题。而另一方面，是景区水土流失，植物破坏严重的问题。十多年前，黄果树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时，就因其森林植被差，人工化、城市化现象严重等原因而未获批准。而现在，黄果树瀑布景区的森林覆盖率依然不容乐观，特别周边石漠化相当严重的万亩荒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这片土地，因为爱得热烈，爱得痛切，所以除却摆出这些枯燥的数据和对比，竟想不出更好的表达。拥有这么多的好山好水，是否大自然太过慷慨？这方如此富饶的水土，竟养活不了这片地的人们，是否我们太过无能？而山水被这样蹂躏，又是否我们太过自私？
答案不是文章应该给予，也不需要匆忙做出结论。
只是希望要我们每个人心底，依然有一份山水情结，并懂得好好珍惜。
发表于 2006-9-22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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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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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
为什么洛阳总是被人误解，西安能够轻易混淆视听呢？
其实无非是洛阳在宣传侧重点上的失误，西安宣传重点是周秦汉隋唐，其实西安也就这么一点家底。除了秦洛阳似乎不沾边外（其实西安也是沾了咸阳的光），周汉隋唐，有一半的都城在洛阳。
夏商周汉魏隋唐晋的洛阳，如今却在遭到冷遇主要是如今政治地位太底.洛阳太低政治地位使洛阳没有能力宣传自己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比如丝绸之路，更多的人只知道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却不知道长安只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一百年的起点，西汉后的东汉、魏晋、北魏，隋唐的东起点都是在洛阳，还有很多影视剧纂改历史把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唐朝的首都在洛阳给歪曲成在长安，因为长安是个很辉煌的名词，历史的洛阳也是非常伟大的城市，却由于现在的过分没落给外人一种洛阳并不辉煌的错觉, 凭洛阳现在排全国五十几位普通地级市的地位，是无法与西安全国十大城市去争论历史的。
洛阳的古都资源正在被郑州与西安一一瓜分.
洛阳可以说世界上最窘迫的民族发详地与历史上长期的世界名都，一个模仿唐代东都洛阳的日本京都（京都西面模仿长安，东面模仿洛阳，后来东面发展超越西面，所以京都在日本被称为洛阳）在世界上无限风光，而历史远为厚重的洛阳却乏人问津。
洛阳现在的窘境的原因是一些家伙并不尊重民族的根源与文化，洛阳的被遗忘与当年拆掉北京城墙可谓异曲同工，比拆掉北京城墙更大的对历史的不尊重就是听任华夏的发源地，历史上从东周到隋唐长期的世界名都洛阳的衰落。
现在西安被外国人视作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古都，其实古代的关中主要强在军事上，西安最能代表几个出名的皇帝。而中原却强在文明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主要出自洛阳及其周边的河洛地区，洛阳在历史上不是只强在一两个朝代，而是强在从夏朝起到北宋的近三千年间的大多数时间中，都是中华的文明中心，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文明中心。中华文明的核心与主干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现在的历史书从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如何影响世界的文明，可四大发明又是从哪来的？在世界上经书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道德经又是从哪里创作的？中国的儒道佛等教派又是从哪里起源的？
有人说洛阳的没落的原因在于洛阳历史上几千年古都风貌几乎荡然无存。错了，如果不是今天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尴尬导致的力不众心，洛阳完全有能力再现千年帝都的风采，举世无双的五大都城遗址没有被开发，四大发明，丝绸之路东起点，儒佛道等五大学说起源（首传）地没有很好的开发，大汉隋唐时世界名都的壮丽景象无法得到重现，无数与洛阳有极深渊源的古代帝王圣人英雄才子的资源没有开发……
看到史书与古诗词越多，越感到古代的先贤对于中原、河洛是中华祖先圣地，民族发源地的推崇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所以在宋代之前只要北方沦陷，就必以收复洛阳做为兴复中华的标志，比如诸葛亮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祖荻的兴复中原，恒温刘裕北伐的收复洛阳，南宋时期的端平上洛，在古词诗中，可以看出对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中原作为祖先的圣地的无比崇敬，陆游的“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王师北定中原日”，岳飞的“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刘克庄的“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在无数古诗词中，古人心中的那个祖先的圣地就是河洛、中原。
可现实是一个号称文明延续了五千年的民族，今天竟然会对自己民族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千年的文明中心，历朝历代推崇备至的民族文明发详地不屑一顾，还有一些家伙总以嘲讽自己的祖先的基业地是多么衰落为乐,不由感叹其它的一些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圣地无不崇敬之极，甚至顶视膜拜，只有现在的一些国人是以蔑视自己的祖先业为喜好。
一个数千年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中心，有着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五大学说的产生地、太学的诞生地、科举制度的诞生地，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圣人周公、杜康、老子、张良、张衡、张仲景、关公、唐僧、杜甫、孙思邈、吴道子关系最密切的城市，今天竟然会是没几所象样的大学的城市，就连历史地位也被一些善于纂改历史的家伙随意践踏，象央视与日本人合拍的《新丝绸之路》，洛阳多个朝代的起点地位竟会被一个字不提！洛阳被遗忘、被冷漠的现状不是洛阳的耻辱，而是中国的耻辱！
电视剧《大明宫词》将太平公主、武则天称帝等都写入西安大明宫，是标准的伪造历史！武则天称帝于洛阳，自从高宗迁都洛阳后，武则天直至去世，只出巡过长安一次，住了2年。太平公主出生于洛阳，府第在洛阳温柔坊，即今师院东院。她在武则天去世之前，只去过一次长安。
不过我还是坚信，洛阳不会永远没落，如果一个民族听任自己民族的文明发详地，数千年的文明中心各方面都惨不忍睹而熟视无睹的话，这样的民族的文化只会越来越没落，永远也不会有复兴的希望。因此，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彻底走向没落与衰亡的话，洛阳也许不会有复兴的机会，但是如果将来会出现有识的决策者认识到复兴中华文明对这个民族的存在的意义，那么洛阳会有复兴的一天！
发表于 2006-9-22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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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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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黄
1
宁夏是一片黄色的世界。
触目惊心的视觉冲击里，质地粗涩、基调干净的大面积黄，呈现出原始的狂野和激昂。无论是滔滔黄河、还是漫漫黄沙，无论是飞扬黄土，还是落寞王（黄）陵，都会令你有某种亲近之感，因为宁夏黄是一种和你接近的肤色。
宁夏黄是黄河的颜色，有一种类似精神图腾的神秘力量。那条流进我们血脉里的黄色河流，一路欢腾，一路浩荡，席卷着黄色的泥沙，充盈着黄色的力量，进入宁夏境内时，却突然温顺下来，脾气也收敛了许多，河面宽阔平静，缓缓流过，展示出黄河慈母般的伟大性格。她用母乳般的黄河水，滋养和润泽出一个粮棉富足、百姓乐业的“塞上江南”，也因此惹出“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由衷感叹。借黄河地势之便，尽管宁夏干旱少雨，但两岸的老百姓可以开渠引水浇灌农田，于是，古老的河湾水车吱吱呀呀地唱了千年，滋润了瓜甜果艳的沙下果园，浇灌出鸟语花香的绿色家园。史书记载，当时的西夏就曾开了68条引水渠，灌溉着9万顷的黄土地。对此，老百姓用花儿骄傲地唱到：宁夏川是个好地方，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不如咱这米粮川。
也许正是黄河的“偏心”，才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便对黄河产生了亲密的依赖。早在1万多年前，黄河河畔，贺兰山下，便有他们狩猎、放牧的身影。那个时候，估计黄河还没有么黄。如今贺兰山和大麦地的精彩岩画，或如或如手足蹄印、男根女阴的简单刻画，或如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的抽象符号，或如狩猎畜牧、战争舞蹈的复杂场面等，祖先用生动的图案符号便向我们讲述了那个久远时代，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故事。如今留存这些宝贵石头的地方，虽然已经属于荒漠丘陵区，除了长得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和山沟里的芨芨草、酸枣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绿色的生命迹象。可是祖宗留下的印迹，却依然守望着广漠而荒凉的苍空，与奔腾不息的黄河相伴，庇护着民族的繁衍生息，庇护着文明之光的源远流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粗犷的黄河孕育出大漠的绿洲，营造出美丽的田园。而黄河也在人类的智慧牵引下，才变得如此温顺。譬如那美丽渠。自汉代以来，人们为了引水浇灌，在河心靠岸一侧隆起一道石堤，与河流平行，号称“十里导水堤”，硬是把来势汹涌的黄河水一劈为二，利用水势，把河水引入水渠灌溉。而当涛涛的河水漫过堤面时，会形成一道白花花的线，当地人生动地将其称作“白马拉缰”，成为一道美丽的人为景观。
人与黄河亲近的另一例，便是昔日在黄河的浪涛中用来摆渡人、畜和运输货物的羊皮筏子。这种羊皮筏子俗称“浑脱”，是用整只羊皮吹成气囊，十几只连在一起，上铺木架子而成。它是黄河大漠一带水上运输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小者一个人抱一只浑脱在腋下便可泅渡，大的可一面几十只连成一个大皮筏，载重达二、三十吨，航程可达数百公里。
古诗云：“不用轻帆和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当初。熟悉水性的弄潮儿会选用单只羊皮胎泅渡，名曰“单抱”，渡河时人一手抱住皮胎，一手击水遏浪，双足蛙蹬,顺着水势，借狂涛巨浪推拥之力，像离弦的箭一般，很快渡到对岸。正是这些“弄潮儿”，驾着皮筏子，在黄河的波山浪谷间，奋勇前进，一任风急浪大。同时，他会唱起高亢嘹亮的“花儿”：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上耍花子哩。双手摇起个浆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
而如今，这种叫“浑脱”的羊皮筏子，不再承担河上运输的任务，而是摇身一边，变成旅游者亲近黄河的特色漂流工具了。搭乘羊皮筏子，在湍急的黄河中顺流而下，随着黄色的波涛上下起伏，体验一下黄河水上漂的弄潮刺激和感受。
2
黄色，激越的是一种天地豪情和伟大力量。
由于地理、气候和人为的因素，宁夏给人的印象曾是“黄沙滚滚不见路，跟着驼铃找宁夏”或是“西夏辉煌归沉寂，贺兰就此遮望眼”。譬如沙坡头势汹汹的流沙，每遇风暴，铺天盖地的黄沙把一切变得无形，沙丘稍稍向前推进，吞噬着绿洲的生命和希望。300年来，腾格里沙漠不断南侵，迫使中卫绿洲后退了7.5公里，共有2700多公顷良田被沙海吞没。
面对沙漠咄咄逼人的态势，宁夏人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展开了一场降服流沙的大战。上世纪50年代，缘于保护一条铁路的钢铁巨龙，他们在铁路两边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筑起“绿色长城”，用麦草压入沙中，造成一个个草方格的沙障，草格连成的巨网，达4800多公顷！在沙障里，种上沙生植物，几十年下来沙层上逐渐覆盖了土壤结皮，形成植被，又引黄河水浇灌，在沙丘上营造防风固沙林带，在荒漠上开垦果园和良田。
金色沙海翻起了绿色的波浪。绿洲的不断扩大，使得大漠有了绿色的生迹，亦不再苍凉。如今的沙坡头，春季鲜花盛开，夏秋瓜果飘香，一片人造的绿洲，在茫茫沙海中，骄傲地展示着人类保护环境，应该需要的力量以及科学的方向。
如今，沙坡地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你可以骑上骆驼，翻越一道道沙梁，尽情领略沙漠的奇异景致；也可以去高高的沙丘上玩滑沙，当巨大的轰鸣声震彻耳鼓时，亲自体验响沙的神秘和自然的伟大力量。
而在宁夏南部弥漫的黄土古道上，还有过另一段骄傲的历史。当年，宁夏重镇固原正处在伟大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在古丝绸之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西汉至唐宋，这条道路上的文化传播与交汇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址。譬如开凿于北魏中晚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的须弥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十大石窟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其名须弥山便是梵文的音译，也算是中外文明交融最鲜活的例证。而另一个例证，便是全国发现的东罗马和波斯的金币共34枚，而固原地区就有9枚之多，这足已说明当初，这条黄土古道上，曾经历过什么样的热闹和繁荣。
3
宁夏最具震撼力的黄色，恐怕应归属神秘的西夏王陵了。
距银川市不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状如窝头的黄色土丘，这便是被世人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了。在这方圆５０公里的荒漠草原上，9座帝王陵和２５３座陪葬墓遗址，以残破的身躯守卫着曾有的骄傲荣光和难言的历史凄凉。
在游客眼里，这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虽然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却稀少帝王陵应有的精致和豪华。一个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雄踞西部，与辽、金、宋并雄近两百年的大夏王朝，也不应这么寒酸。其实，根据专家考证，这座规模与明十三陵相当的宁夏王陵，原本的形制也并非如此，那些高大突兀的黄色土丘，原是一个个贴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名为陵台，又称封土，是陵城内的主体部分。环卫陵台的月城墙体，虽也是用黄土夯制（墙体厚达2．45米），但最新考古研究表明，这些墙体的外面还涂抹有几厘米厚的草秸泥，然后涂以赭红色颜料。墙脊上还建有人字形屋顶，并铺砌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等精美的檐瓦饰件。据《嘉靖宁夏新志》载：“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这座王陵也曾和宋陵一样，建有神门、角阙、献殿等配套的豪华建筑，也有大量精美的石像生和佛塔装点。
然而，这一切却在一个历史瞬间，突然灰飞烟灭。王陵埋葬的主人以及他的党项族政权，其民族性格非常强悍，从不甘于臣服别的民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耗时二十二年，六征西夏，甚至搭配上自己的性命，才终将其征服。也正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赢得又太过艰难，恼怒的蒙古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不但将献城投降的晛帝祭杀外，还将其皇家陵园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个伟大的王朝，包括创建它的民族，因为不肯妥协和屈服，就这样在疯狂的屠戮和烧杀中，谜一般地消亡在幽幽的历史黑洞中。
夺去华美外衣的西夏王陵，裸露的土黄丘台，反而暴露出惨淡的历史真相：再英雄的帝王将相，再伟大的丰功伟绩，也终将是被蝼蚁吞食的黄土一抷罢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道理，笃信佛教的西夏君臣百姓也早已参透了。《西夏书事》载：“夏俗皆土屋或织鼙牛尾及粘粝毛为盖，惟有命者，得以瓦覆。”同样被黄河黄土滋润孕育的党项族人，对于黄土的偏爱可见一斑。便是在他们死后，其墓穴也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便是帝王的陵寝墓室，也绝不例外。也许，他们愿意与黄土贴得更亲些，更近些，也好早早融入其中。因为本就是黄河黄土养育的黄色人种，那么到头来，化作土黄的尘埃，方会心安，方是最好的归宿。
4
俱往矣，黄河怒涛里浑脱似箭的弄潮潇洒，黄沙弥漫中军刀饮血的战场嘶杀，黄土古道上驼铃悠扬的客商熙攘，如今已经成为久远的传说。寻找昔日的荣光，也只有风化的遗迹、退色的壁画以及残破的卷籍。曾经创造出奇迹的宁夏，本应掀开新的文明篇章，却不知何故，地域精神不再激昂勃发，地域文明竟陷入凝滞的尴尬。
好多年前，本地一位作家，以惊人的想象，喊出了“出卖荒凉”的口号，并成功地运作了一个西部影视城。他将大漠落日、残墙断垣、枯藤老树、漫漫黄沙，以文字和影视的力量，将其一一包装，变换成个性的美学元素，也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甚至还升格为宁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从商业策划上讲，“出卖荒凉”的创意是成功的，但就地域文明而言，又无疑是尴尬的。这片曾经拥有灿烂文明土地，竟沦落到出售自己伤疤的地步，怎能不叫人心伤？这个地方并非，也绝不能一直是“粗犷、朴拙和苍凉”。
这片美丽的黄土地，不应一味地述说荒凉，是不是应去寻找、创造更体面、更自信的东西去宣扬？
发表于 2006-9-22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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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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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宰相村”
即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距县城25公里。它以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裴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资源和新建的一系列景观，于1995年农历三月三，正式向海内外游客开放。
闻喜裴氏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其始祖为赢秦始祖非子之后，非子之支孙封（非邑）乡，因以为氏。周僖王时，六世孙陵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以“裴”为姓。后裴氏分为三支，分居河东、燕京、西凉等地，但考其谱系源流，皆出于闻喜之裴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闻喜裴氏家族自秦汉，历魏晋，至隋唐而极盛，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独无仅有。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 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附马21人，公主20人等，真可谓“将相接武、公侯一门”，中国“宰相村”由此而得名。
裴氏家族中在学术领域有成就者，亦宛若群星，值得推崇。如西晋裴秀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地图学家，与欧洲学者托勒密被誉为古代世界地图发展史上东西方相辉映的两颗璀璨的明星，他的“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形），方邪（角度），迂直（曲直），为后世地图绘制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世界地图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裴秀之子裴顾，是西晋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当时崇尚“庄老”、高谈“玄理”的情势下，独树一帜，提出“无不能生有”，“有”是万物存在变化之基础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南朝宋史学家裴松子为《三国志》作注，其子裴驷、曾孙裴子野分别著有《史记集解》、《宋略》等不朽之作，被称为“史学三裴”。隋代裴矩所著《西域图记》，详细记述了西域14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及民风，对研究我国隋唐时期西北社会状况有重要价值。隋代的裴世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率隋朝政府使团出访日本的人，为发展中日邦交做过重要贡献。还有东晋小说家裴启、北魏文学家裴伯民、东魏诗人裴让云、唐代史学家裴光庭等等。
现在的裴柏村，裴氏家族的建筑、碑刻、墓葬等历史遗迹很多。裴氏祠堂又称晋公祠，建于唐贞观三年（629），有前殿、后殿、状元坊、碑廊等，规模宏大，但屡遭兵燹，屡修屡毁。晋公裴度，字中立，为唐宪宗、穆家、敬宗、文宗四朝重臣，出将人相，爵封晋国公。现晋公祠正在重建中。
裴氏碑廊，七十年代重建，保存古碑数十通，在史料和书法艺术上均有很高价值。其中的《裴鸿碑》，魏隶合一，书法稳健，镌刻于北周武帝大和三年（ 568），是裴氏现存最早的碑刻。《裴镜民碑》，由唐初史学家李白药撰文，书法家殷令名书写，楷体，既近颜风，又含柳意，端庄凝重，笔力挺拔。《裴光庭神道碑》，张九龄撰文，唐玄宗李隆基书写，行书，用笔豪放，字体俊美。《平淮西碑》，由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撰文，清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此碑记述唐代名相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的功绩，共刻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此外还有金大定至清代刻的裴氏谱序碑17通，为氏族遗物之精华。这些碑刻是研究裴氏家族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裴氏墓冢在裴柏村东五公里的凤凰垣。当年墓冢累累，碑碣林立，现今虽大多平夷、被毁，但仍可观其概貌，有的墓地还存有石碑。
为了保护裴氏家族文物，发展旅游业，闻喜县政府决定建立裴氏文化旅游开发区，建设裴氏碑苑、裴晋公祠、裴氏宗祠、中华裴氏文化城等景观以及商贸区和娱乐服务区。1994年裴晋公三月三古庙会已恢复，许多建设项目已竣工。裴氏碑苑、裴晋公生平业绩展、裴氏文化旅游区微缩景观、裴氏始祖雕像巨碑以及宰相台、将军坡等景点，已开始接待游人。
青　海　神　话
1
青海的山，太过高贵，太过雄奇，便是神仙，也愿意选其当作栖息人间的领地。
譬如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体系中，横空出世的莽昆仑，便是神人交融的最初圣地。正是从这里开始，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王母临汉、黄帝创世，大禹治水、精卫填海……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穿过这些混沌的神话，开始普照华夏大地。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事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千百年来，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昆仑俨然成为天下神仙的集聚地。而中国人对昆仑山的情有独钟，还在于他们一直坚信，躲在神话故事背后的，正是我们民族最早的祖先身影。巍巍昆仑，便是我们民族最早的发祥地，正所谓：“赫赫我祖，来自昆仑”。 也正是源于昆仑的文化地位和创世功劳，古人特地尊崇它为万山之宗、河岳之根。
这座装满了太多想象的神话之山，因为地理偏远，在古人心目中已近世界边缘，加上山脉长达2500余公里，宽130－200 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的恢宏气势和伟岸英姿，使得古人油然产生“可望不可及”的敬畏之心。这座神奇的大山，承载着祖先太多瑰丽幻想以及人文性格的暗示。在某种情结里，昆仑也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神话之源和精神之根。
倘若揭开神话神秘的面纱，你会发现，这些可与西方古希腊神话相媲美的创世纪神话，并非空穴来风，恣意汪洋的想象力背后，是源于中华文明最古老、最生动的历史真实。对此我们不妨考证一下当年那位住瑶池、种蟠桃的西王母。
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知名度，大概也是最早的女仙。然而，她最初的形象，却很是不堪。如果按《山海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 的字面描写，西王母最初应是个界于半人半兽的女“怪”，而非仪态万方的神仙了。然而，如果不望文生义，而是深入了解，实地考证，你会发现另一个答案。这要从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谈起。在青海河湟地区，土族至今还流传一种“跳於莬”的古老习俗。“於莬”就是老虎的意思。在“跳於莬”的过程中，舞者往往赤裸上身，并在身上涂满虎豹的斑纹，腰系红布，后打结成尾状物，并用白纸条将蓬乱的头发扎起，这一切都与西王母的“行头”有几份相似之处。而这种奇怪的装扮，只是远古氏族图腾崇拜的古老遗传罢了。据专家考证，西王母（王母娘娘）真有其人，不过不是神仙，而是距今3000-5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青海湖以西游牧部落的一位女酋长。而《山海经》里关于“豹尾虎齿”的描述，可能只是一种部落流行的美容图饰罢了。
西王母真实存在的另一旁证，便是现存古籍表明，自两晋到明清乃至民国，青海草原地区、昆仑山南北都有大量的女王部落存在（譬如有名的苏毗部落）。这大概也是先民女性崇拜的古老习俗吧。如今，在天峻县西南20公里处，一座独立的小山西侧有一口深十几米的山洞。据学者考证，这便是5000多年前西王母古国女首领的居所，名为西母王石室。早在《汉书·地理志》里，就在相关的记载：“金城郡临羌（今为青海省会西宁），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仑山祠。”而在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也有西王母古塔遗址。另外，在格尔木市西部，还有一条东昆仑河，它的源头是一个叫“黑海”的湖，传说是西王母的“瑶池”。
然而，拥有一个石洞和一洼湖水的西王母太过普通，便是可可西里和沱沱河沿、以及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岸附近，被发现的大批旧石器以及各类被打砸烧击的化石、粟化石等，也都无法给人以足够的震撼力，更无法令人称奇。在后人的想象中，创世纪的历史本应更加完美和神奇。于是，神话开始不断演绎，西王母的形象，也渐渐从简陋走向华丽，从真实走向传奇。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十三》中记述：“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他虽然没有对西王母进行直接描述，但从周穆王“乐之忘归”的态度判断，司马迁笔下的西王母，已经从一个似人非人的女妖“进化”成一位容貌绝世的神女了。而在非正史的《汉武帝内传》古籍里，赐汉武帝三千年蟠桃的西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已经完全幻化成仪态婀娜、伺仙如云，已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姐姐了。
不要嘲笑这些神话，不要小看这些传奇。人类文明的伟大，便在于我们除却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还可以创造出另一个诗意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西王母由似人非人的女妖到容貌绝世的女神的不断演变，恰是华夏民族心理积淀和文化塑造的精彩推进。
于是，神话在不断演绎，文明也相随不断地进化。
2
与西方神仙谱系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诸位神仙，并没有独立的神格体系和严谨的社会关系。人与神的界线相当模糊。也大概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可以随意将人推向神位，甚至自己苦心修炼，都可以得道成仙。而中国人的想象力又太过充沛，现实与传说的界线，也往往被泛滥的想象力冲垮。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上，也几乎都撒满了神话和传奇。
自我意识的强健，使得中国的神仙，也往往会多带几份烟火味，中国的神话，也少了几份神性的庄重和严谨，多了一些人性的温暖和随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但凡一方百姓喜欢的人，往往都会被在自然不自然间被推上神的宝座，并附会以更多的地域传奇。譬如说大唐时的文成公主。当年，当她远嫁到（给）吐蕃的松赞干布，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是从青海经过。于是，当地的百姓抓住难得的机缘，开始按自己的意愿演绎文成公主的青海传奇。譬如说那座著名的日月山。传说当年文成公主经过日月山时，看到山的东面一派繁荣景象，再看西面，则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景色。她触景生情，突然想起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于是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繁华似锦的长安美景。又突然记起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一咬牙，便将日月宝镜摔在日月山上。当时的日月山叫做“赤岭”，因为文成公主这一摔，竟摔出一个纪念的新名字来。这个故事，自然是后人附会而来。如今的日月山两侧，修建有日亭和月亭，均为八角砖木结构，彩绘飞檐，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当地人如此虔诚，也只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公主。
而在日月山的西边，还有一条从东向西流的倒淌河。虽然河水倒淌的奇观，其实是受地势的影响自然形成，可当地人更愿意附会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与文成公主有关。话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入藏经过此地，从这里继续往西，就不能再坐轿子，而必须骑马才能进入草原。文成公主想到从此远离父母之邦，一去难返，不由流下眼泪。一路上，公主的眼泪竟流成了小河，从此，草原上就有了这条从东向西流的倒淌河。如今，当地依然流传着“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的动人民谚。
被推上神位之前的文成公主，还无法做到超然，她依然需要神灵的庇护和眷念。当她经过青南玉树县巴塘河贝纳沟时，发现这里溪流涓涓，林木茂盛，景色非常秀丽，加上当地藏族百姓的盛情款待，便决暂住下来消散心情。同时便令工匠、艺人在沟内悬崖峭壁上雕凿了大日如来等9尊佛像、大小佛塔和重要经文等数十处，并用汉文“亲自撰文著述其事”，以此方便和佛祖沟通交流，并求得心灵的安慰和神灵的保佑。70年后，唐蕃第二次联姻，当金城公主赴藏路过此地时，看到文成公主命随行工匠雕凿的佛像，颇为感怀，遂令侍从工匠和当地匠人一起维修庙宇，并赐名“文成公主庙”。?而在当地藏族同胞的眼中，这两位宛若仙人的大唐公主，曾授予他们开荒种田、织布、酿酒、歌舞等技艺，又带来佛祖的庇护，可谓功德无量。在他们心中，也早已将两位公主纳入他们祭拜的神灵。
千余年来，藏族同胞非常敬仰两位公主，常常千里迢迢来此顶礼膜拜，使得这座古老的庙宇至今香火不断，酥油灯长明。
3
青海的神奇地理，好像颇适合神话的发育和成长。
譬如位于共和县黑马河乡与石乃亥乡交界处，有一个藏语称作“窝博”洞的地无底洞，当地人更愿意称其为神仙洞。洞口前的草地上有用碎石块砌成，呈方形的“多什乔”，是供奉神仙的天然吉祥物。而在“多什乔”的四周，遍布刻满经文的石片。虔诚的信徒认为，要拜青海湖必须先拜神仙洞。
洞只是一个天然的溶岩石洞，但据说没人探到洞底，故称无底洞。关于洞底的探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从前人们曾经多次探索，都没有探清洞底究竟在哪里。于上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让一只羊驮上一条牛腿肉，再让一只狗驮上两捆青草，然后把羊和狗拴在一起，赶进洞内，看它们从哪里出来。当观察者徒行来到拉萨时，羊和狗竟也出现在拉萨。羊驮的牛腿肉，被狗啃光了，只剩了骨头，狗驮的青草，也被羊吃完了，只剩下了捆草的绳子。但故事到此也就不了了之，对于自然的好奇和探究，也到次为止，到头来，也只是以科学的精神平添一段有趣的传奇。每年春夏之交，许多信徒千里迢迢赶来朝拜，不是探察，也不是好奇，他们只是坚信，钻一次神仙洞，就能消除百灾，终生平安。
而小说《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在通天河遭难落河后的晒经台，竟在青海也可以找到真实的“原型”。在通天河大桥南岸，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面平坦光滑，旁边有一古松，树上挂满经布，这就是有名的“晒经台”。如今，当地藏族牧民还会在晒经台周围，挂起经幡，垒起桑台，经常在此敬佛祭河。也许，在淳朴的牧民心中，故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信仰的虔诚。何况，信仰除却神圣庄严外，为什么就不能具备生动有趣的一面呢？
世界就是如此得有趣，有时候，莫须有的神话就和现实一样“真实”，有时候，现实又如神话一般不可思议。譬如说位于乐都县城南21公里处马圈沟口的瞿昙寺，就曾经上演过一场“歌声退贼兵”的人间奇迹。话说清朝初年，正是瞿昙寺香火鼎盛之时，有一次，一股土匪突然包围了瞿昙寺，连续围困数天，想让寺内僧俗水断粮绝后不攻自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寺内人心慌慌，情况越来越危急。这时，一位老汉率领大家唱起了“花儿”，歌声像风一样传向四面八方，在黑夜中越传越远。香客、脚户还有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被惊动了，大家用“花儿”应和，纷纷奔向瞿昙寺。歌声从四方涌来，响成一片，土匪贼兵愈听愈慌，在遍野传来的“花儿”声中，心理防线终是崩溃，作鸟兽散。从此，清静的寺庙敞开大门，每逢六月十五的庙会，寺里都会隆重举办“花儿会”，用歌声释放快乐，展示力量，并以此纪念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这个故事里，护佑芸芸众生的佛祖，是不是在用某种机缘暗示尘世间也会蕴含巨大的力量？身为俗世中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尘世间，人类真是可以拥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譬如青海湖畔的金银草原上，曾矗立着两弹基地的原子城，便曾涌动过惊天动地的科学力量。
是的，许多神话背后，说到底还是缘于科学的力量。还如那个瞿昙寺，虽是传统的木结构古建筑，可六百多年来安然无恙，不怕洪水，也从不惧雷击。这一切都与传说中的瞿昙寺“有避水珠，水不能侵，有避火珠，火不能近”的神话无关，而是缘于古人的巨大智慧。使寺院免遭洪水之灾，是因为古人巧妙利用地势，选址得当，因为寺的靠山前地势开阔，坡度平缓，便于修建建筑物和排水，而且靠山与侧山之间各有一溪，一左一右按地势汇入瞿昙河，同时也就起着天然排洪沟的作用。关于防雷，则是缘于瞿昙寺靠山高两百多米，而寺院最高的建筑隆国殿则高26米，于是，主山就如一个巨大的防雷天线，以山顶为圆心，四周有一个伞形的保护区域，而寺院恰在这个范围内。
如果尊重自然，并学会巧妙地利用自然，那么人类的智慧就会绽放出神奇的力量。若是不尊重自然，那么野心再恢大，愿望再美好，奇迹也会变成遗迹，神话将会变成笑话。
五十多年前，在“人定胜天”精神鼓舞下，青海湖畔75万亩的上好草场变成耕地，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为追求经济利益，环湖地区又大面积种植油菜，35万亩的草地又被人为开发成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地。美是美矣，然而“美景”背后则是惨重代价，由于开垦的水浇地面积越来越大，人类与青海湖争夺入湖水源，使青海湖入湖水量年年锐减，直接造成青海湖水位下降。而为了浇灌耕地，又有大部分河流被人们筑坝截流。据资料显示，现在注入青海湖的总水量比20年前减少了60％。如今的青海湖，湖畔风沙一年胜于一年， 187万亩（每年以近3万亩的速度继续扩大）的沙化地，使其成为青海省继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之后的第三大沙漠化地区。面对这样的“人造奇迹”，除却失语还是失语，除却忧伤还是忧伤。
据说这个很不富裕的省份，现在每年要投入数亿资金，启动退耕还林还草、沙漠化治理、天然草地恢复等一系列的“人退湖进”治理措施，除却慨然一叹，还是不知该说些什么。
精神的世界里，想象力恣意些倒也无妨，可在现实的世界里，还是少些这样的疯狂。
发表于 2006-9-22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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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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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蜀 文 化 男 女
1
巴蜀之地，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块丰沃的红土盆地，尤如一美丽的地母，用灵川秀水为汁，以厚土茂林为食，孕育出极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远在周时就建有巴子国，而后秦灭巴设立三郡，并责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此后，巴蜀文化经济日益繁荣发达。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蜀定川，辅佐刘备在此建立大蜀政权，三分天下。自此，巴蜀文化开始渐成气候，独树一帜，名扬天下。
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司马懿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说是亮派人送给懿一套妇人衣，饥笑他陈兵不战的懦弱。亮的这套做法,非常暗合中国传统读书人杀人不见血的“阴毒”之道。“气死人不偿命”是历来“精神被阉割”的读书人绕来斗去的心理底牌。而且乐此不疲地把玩了千年,依旧爱不释手。不管你如何看,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一点。相对而言,同是读书人的祢衡,击鼓骂曹的血性和直爽，我觉得更可爱些。
在三国志的群英谱里，无论横槊赋诗，壮心不已的奸曹操，还是雄姿英发，心高气傲的帅公瑾；无论赤面美须，夜观春秋的忠关羽，还是豹眼虬髯，粗中有细的猛张飞，个个都算得上人格茁壮，性情勃发，可爱至极。我独不喜欢的便是那整天哭哭涕涕的“大耳儿”刘玄德和这个“智几近乎妖”的诸葛亮了。因为他们太压抑了，太“完美”了，考虑着一切，为一切活着，独独忘了自己。躲避或刻意消蚀自我的人，必然没有平常心，最终的结果便是在自觉不自觉中被抽象、模糊成一大堆事件或象征符号来。至今我们说起刘备来，除了记得他长得怪模怪样外，便不外乎“三顾茅庐”及“假摔阿斗”的故事。而今人引用，也是看重故事背后礼贤下士、收买人心的政治智慧，至于这个人物的真性情，却被捂得严严实实，不知其可。他活着好像就是为“恢复汉室”，立不世之业的。纵观他的一辈子，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左右权衡，步步为营，活脱脱一个“政治动物”罢了。我对他唯一佩服的就是“政治心理学”学得好，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位高智商的军师诸葛亮，自然比他的“老板”聪明得多，只可惜有个“正统”、“报恩”的心理死结，为了一个人的最后“指示”，把大半辈子的精力与才华都用在徒劳无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频频战事上。这样的忠臣，统治者喜欢得紧，而普通老百姓，也多是惊叹其“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并继而以“神”崇拜。至于这仗值不值得打，自己的小命要不要紧，就算不上个事了。反正丞相要打，自然有打的道理。便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论证“七出祁山”的必要性及正当性。这个话题留给好事人继续辩论去吧。我更在意的其神化背后的“非人性”悲剧。自出茅庐以后，诸葛亮便一直处在焦虑与哀叹中。他殚精竭虑地盘算着，小心翼翼地筹划着。高度紧张的生活，使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才华的读书人，竟没时间或心情写几首诗。留传后世的竟是他公文性质的前后《出师表》，便就是这样的公文，也足以傲视文林，但愈是如此，愈令人感叹万千。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儿子不太争气，“子不教，父之过”矣。他是个好丞相，却绝对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唯一能责怪的便是他太“爱国”了，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务上。牺牲家庭和孩子，好像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然而，我总以为，“多情从来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他同时代的曹操就比他练达得多。戎马倥偬，把玩权术之际，即兴饮酒，恣意赋诗，竟也拣了个文学家的称号。老曹更懂得享受家庭生活，他疼老婆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读史你会发现，在许多细节方面，曹操更具人情味。《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曾对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此等英雄本色，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与他的潇洒豁达相比，我们的孔明先生，就太压抑、太可怜了。他恐怕后半辈子畅快淋漓地喝一次酒的机会都很少。于是，我情愿相信，他搞八阵图，他教百姓织锦，他钻研发明连弩，他设祭坛呼风唤雨，多多少少都有“游戏”的成份在内，不要把任何事都非要归纳于为民造福，军事谋略的大道理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价值），他太累了，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找个乐，轻松一下呢？
２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刘备、诸葛亮这两个“非常”人，奠定了巴蜀文化的精神气质及人格走向。刘玄德长于政治智慧，喜欢心理暗示，从而影响造就了川人“耽溺论争，酷爱雄辩”的群体特征。他们往往以“卫道士”或“激先锋”自居，在两个极端上自由徘徊，引经据典，以滔滔之势压人以哑言，冷嘲暗讽，以妙语佳趣伤人于无形。无论行文志趣，还是人文作派，都是典型的政客风格。按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川人都有做律师的天赋。
诸葛亮则以行动来影响人。他以文人特有的细心及难得的耐心，对当时的土著居民，授之以技，示之以义，驯服其野性，改造其文明。如今，蜀锦、蜀绣、蜀笺，都以精细绮丽，典雅秀致著称，这自然都与这位精致的老先生的努力分不开。这种“精致”文化，已经深深植入川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街头店面招牌，堂内家居摆设，还是菜肴精做细切，女子施脂抹粉，都能领略这一“精妙”的千古遗风。
川人对于美有着特殊的品位及喜好。他们大多喜欢鲜丽、明快、对比强烈的颜色，钟爱复杂精妙的图案。许多大红大绿的东西，在他们手中稍一摆弄，便洗尽俗气，变得极其可爱。那“花团锦簇”的繁琐，竟也成了智慧与技巧的象征。这种社会氛围派生出的“文化”，也随之平添了几份明快及亮色，多增了几许气势和底蕴。川人的文章，多以辞藻华丽，气势如虹取胜。读他们的文章，如游巴山蜀水，云缈雾绕，似食重庆火锅，畅快淋漓。若是细观，便如蜀绣，漂亮的字句令你眼花缭乱，俏致的文意让你一惊三叹。恕我不敬，这样的文章，我私下总以为有才情过剩，卖弄张扬之嫌。《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有个叫符载的四川人，“有奇才”，一次长官叫他撰写斋词，他先喝几杯酒，然后“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敏速如此，自然厉害，只是如此“铺张声势”，未免有些太夸张了。
巴蜀文化，历来又以浓浓的鬼气著称。好好的人不做，竟要做鬼，我想是有原因的。
追溯其根源，一方面与当地的民间特质有关。众所周知，巴山蜀水，鬼斧神工，云雾缈缈，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鬼神来。千百年来，民间传说，楚辞汉章，多有类似记载。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对天地产生敬畏之心及宗教皈依情感的。偏远地带，多是盛行如傩一般的原始崇拜及鬼神文化，而在开化之区，历来佛道盛行。乐山市就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石刻大佛。试想，当年没有特别的激情，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巨大工程的。如此这般，各类文化混杂，相互影响，鬼神情结便在川人的心目中扎下根来。其精神脉络里也依然残留着原始的野性及派生出来的奇思妙想。川剧中那些浓烈夸张的脸谱，便是这一精神特质的远古遗传。
另一方面，则与道教文化的心理显象有关。如你所知，诸葛亮就喜欢披头散发，装神弄鬼。你我也知道，他便是不摆祭坛，风照样会刮，雨照样会下。千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一直是个神化了的“智近乎妖”的偶像，而蜀人更是倍感骄傲，将其迎上精神的祭坛，顶礼摩拜。甚至有意无意间加以仿效。许多巴蜀人就痴迷易经八卦，喜欢事后分析详解，以给人料事如神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道教在巴蜀文化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道教崇尚玄学，爱机辩，提倡及时行乐，追求空灵飘逸。四川文化界两个有名的人物代表：李白与苏东坡，都与道教有着分不开的机缘。这两个人的精神特质，都以旷达、风流、洒脱的道家风范著称。号为谪仙人的李太白，其诗作就多有飘飘欲仙之感。而东坡居士，也总想乘风归去。蜀中学士，正是受其影响，都期望能写就“蓬莱”文章，只可惜功力不够，机缘不到，既不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又鄙视凡夫俗子的文章，就只好扮鬼，以虚无缥缈的灵异鬼气，吓吓世人，装装门面。
而巴蜀最具“鬼”气的人不是读书人，而是土皇帝张献忠。这小子杀人成瘾，极尽变态，真到了“杀人如麻”的地步。《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他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我想他绝对是个唯物论者，不怕鬼，要不早被恶鬼缠死了。如今，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还有一块当年他所立的七杀碑，上面刻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这样的恶人，纵是与成千上万的鬼沾边，也与四川的读书人无关。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自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鬼”。读书人的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与大师的仙气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这种气质影响下的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同时，它也影响了文人本身。巴蜀的文化人便多以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的形象著称。巴蜀的老百姓也认同，喜欢这种“鬼”气。赞汝为鬼，便是夸你与众不同。我们现在都知道文艺界有个四川的鬼才魏明伦，文章艳丽得很。而在他千年之前，蜀地便生活过五个如他这般的同乡，这就是有名的后蜀五鬼：欧阳炯，鹿虔（户衣），毛文锡、韩琮及阎选。
五代时期，文人词作多以香艳体著称。而最浓艳、最直露的文人群体，当属前后蜀。这些鬼才，自然也带着浓浓的脂粉气，成了不伦不类的胭脂鬼了。这些后蜀文人的作品，其香艳，其浓软，已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这种文化现象自然与当时的“领导”品位有关。《五代史》记载，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般人物，文学鉴赏水平自然可想而知。而他的儿子王衍，更不是个好鸟。一次游历青城山，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想想看，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文坛之风能好到那里去？于是，宫廷民间，花下月前，处处充盈着欢致腻语，醉生梦死的香艳词作。
也许内容限定的贫乏，使得这些文人只能在表达形式上去较劲。他们讲究辞藻富丽，转承精妙，并美名曰“神艳骨清”。这种“除表写无可学”的形式主义风格，至今影响尤存。巴蜀文士，写东西多讲究谋篇布局，下笔也总是洋洋洒洒，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然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虽然他的态度看上去很鲜明。
这种脂粉气的另一个遗传影响，便是文化性格上爱端架子，使性子的“妇人心”。巴蜀文人历来就有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而四川文坛上的诸多事非，多是缘此而起，而发，而热，而闹的。
年前，有一位香港天王级的人物刘德华拜师学习川剧变脸艺术，一时全国新闻媒体竟相报道，传为美谈。这本是件好事，却不料一波三折。一方面巴蜀人心里极其欢喜，却又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便决定买买关子：“一会儿说变脸是国粹，应该大力发扬，让其走上世界。过一会儿又说那是川剧界的集体财富，要研究决定，此前的个人收徒无效。”真是莫名其妙。近日又听其新闻，说是聘请刘德华先生为客座教授，并正式注册其为该校学生云云。这个事件便是这种矛盾情绪特征的最好注解。
鬼气阴柔与脂粉艳丽的交融混杂，地域偏狭及才情过剩的矛盾对抗，使得四川文士唯有冲出巴山蜀水，海阔天空里，才显风流才子真本色。若迷困在层峦叠嶂间，沉醉于芙蓉美酒里，血性难抑，郁气难出，自然就会变得爱撒泼逞强，装疯卖傻，便是狂傲，也是有天没地的，不象个成熟男人。这样说来，不免有打击面过宽之嫌。何况，四川的血性汉子也举不胜举。不谈宋玉，不说苏李，便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陈子昂，堵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就已经令我们对四川男人五体投地，肃然起敬。
当然，我对巴蜀的女子，抱有更大的好感。清山秀水不但赐予她们“冰肌玉骨”的俏丽容颜，而且也赋予她们柔中带刚，机敏聪慧，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性格。最要紧的是，她们把“女人”二字描画得特别到家。
我想这自然与她们的精神偶像巫女有关。在巫山县东南，立有线条动人的神女峰，在那似隐似显的神秘面纱背后，有一个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相传战国时,有个叫楚襄王的，年青帅气，爱好文学，曾很浪漫地筑了一座精美楼阁：梦台馆。某日，馆中午睡，梦见一绝色丽人，自称是“朝为云，暮成雨”的巫山神女,二人极尽欢快之事。这个故事浪漫得紧，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巫女竟是主动追求者。这个偶像自然给予巴蜀姑娘无穷的信心及力量，使她们比别的地方的女孩子更大胆，更开放，更热烈。然而，群体人格的形成，除了一定的精神坐标外，更多是与周围的环境影响分不开的。就巴蜀女子而言，如此大气性格的造就，绝对与她们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的现实分不开的。
《诗?东山》云：蜎蜎者蜀。蜎，桑蚕也。从“蜀”的本义我们就完全可以判断出，四川天时地利，非常适合纺织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就不可能以此命名了。而如你所知，无论是采桑喂蚕，还是织布纺锦，女子都比男性要灵巧得多，贡献也必然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当时的巴蜀女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其地位都必然受到相应的尊重。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但激发了女性自信，也促进构筑了女性强健的人格。巴蜀女子自主坚强，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在追求爱情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与中国传统女子自轻自艾、弱病幽怨的形象相比，她们更健康，更明朗，也更具浪漫色彩。
前蜀时的宰相韦庄就曾写过一首《思帝乡》，把巴蜀女子这般心态，这样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词里说到：“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如此情有独钟，这般义无反顾，是何曾畅快，何曾大胆！被这样的姑娘所爱，真是羡煞人也。
3
其实，在她近千年前，就有一位比她更大胆、更有名的同乡了。这就是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当垆小酒娘卓文君了。初，模样溜溜的文君妹，是一位年轻俊俏的小寡妇。其父卓王孙，是当时临邛县的超级大富豪。他日，人才溜溜的司马相如郞，有缘一见文君妹，惊为天人，知其“好音”，遂以“琴心”挑之，逗之。这位公子，貌似潘安，才比宋玉，端的一个棒小伙，美中不足就是家里穷。如你所知，以前门第观念相当严重，文君的老爸老妈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这两个小人儿爱得发痴，爱得发狂，竟私下合计，收拾了些金银细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跑到成都，寻找他们的幸福去了。
私奔，在当时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勇气的，特别是像文君这样的“豪门”家庭，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与挑战。以当时他老爹的势力及眼线，能成功逃脱，足可以判断他们的智商绝非常人可比。话说老俩口获得消息，知道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但也一时咽不下这口气，便声明断了父女关系。就看这两个小人能折腾成什么样。
带出来的钱自然有限，成都又是高消费，为了维持生计，小两口一商计，决定回到相如的老家临邛开一家小酒馆（如今，在四川的邛崃县，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正是当年酒馆所在处）。文君，正如现在大多姑娘一般，不喜厨艺，说是怕油烟损了皮肤，菜刀伤了手指。但自言擅长公关，适合担任前台经理兼帐房总管的职务。唯一的要求就是每月要有两贯脂粉钱及一贯零食钱，帐入店面装潢费用及招待费用。而司马呢，因为家里有“惧内”的传统，从小就练了一手好厨艺。又不善争辩，只好在“家庭分工，能者多劳”的原则下，脱去袍子，挽起袖子，杀鸡宰羊，择葱剥蒜，蒸煮焖烧，煎炒烹炸，做起后勤总管兼首席厨子来。
由于文君长得漂亮，又保养得法，据说天天都要用家酿的老陈醋（用的是老山西的秘方）薰面，每天还要小老公用“旋风快刀手”切一碟细匀的嫩黄瓜片，备来美容。这般如此，自然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加上司马的祖传手艺，周边上至达官文士，下自乡民野夫，都赶来“赏月”捧场，小酒馆的生意因此火得一塌糊涂。天下没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父母。文君的老爸本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却不料这小两口真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让他们回家，认了这野女婿。司马本就是有名的大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老丈人又有钱有势，稍一活动，顿时名满天下，至此，皆大欢喜。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史书》记载：“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而据服饰专家考证，这“犊鼻裈”相当于今天的三角裤。当然，相如兄这般打扮，并非追求性感，我想多是与蜀地湿热的气候有关，那时许多川地农夫都是这般打扮，图凉快，干活也方便。当然，另一个可能就是穷。如你所想，有钱有势的绝不会这付打扮。
读书人穿三角裤，坦胸露腚，可算是斯文扫地，但想想“生计是硬道理”，再想想漂亮的老婆，司马也随之释然了。据我考证，司马当时也有一袭文君亲手缝制的长衫，不过由她亲自保管，只有外出时，获请批准后才能穿。文君给老公的理由是：“古来洗浆缝补，衣裁箱存，多为妇人事。今家穷室陋，衫长料贵，为君之袍服，妾不施脂粉，不近零食，计已百余日尔。若君恣意穿之，或下厨为油污，或小睡为鼠啮，或入厕为贼窃，妾所深患也。今内室备净（酒）坛一，袍收其里，为君藏之。每逢君出，妾必熨之浆之，以袍之光鲜衬公子英姿，以衫之洁整亮君子风范。虽劳之，妾不敢辞也。”这般文绉绉的“体己贴心”话，很投司马脾气，令其大为感动。他声称坚决服从夫人指示，二话不说，脱去长袍，就乐颠颠地光着屁股下厨劳作去了。据说后来还题献《贤妻赋》一首，可惜失传太久，已不可考。
然而据文君在《与堂妹书》中“交流驭夫经验”时所言，她控制“着衣权”的最根本目的是防止老公胡来。如你所知，司马年轻帅气，文才又好，对小姑娘是很有杀伤力的。不过，那个时代，只有三角裤而没长衫的读书人，是绝没有勇气外出偷情的。文君“驭”夫有方，其驭夫术也因史书记载，流传千古。如今，巴蜀女子善持家，喜理财，巧言语，精驭夫，都已不是秘密，也算是文君遗风吧。
4
巴蜀女子的优点还不单单如此，她们不但能下了厨房，做了帐房，上了庭堂，若要与男子比肩赛学问，也没有丝毫问题。才女薛涛的故事便足以为证。
这位美丽的姑娘，应算是地道的四川人了。父母因安史之乱从西安流落成都，后在那儿定居并生下她。薛姑娘自小便兰心蕙芷，冰雪聪明。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十四岁那年就早早离开她。迫于生计，无奈做了诗妓，就是那种陪酒陪歌陪玩不陪睡的高级“交际花”。
据说，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兼军区司令员）剑南节度使韦皋读了她的诗，大为折服，认为是稀世罕有的女才子。因为爱才，竟一时忘记尊贵的身份，很认真地准备奏报“中央”，请求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但身边的秘书提醒，红裙入衙，有失官家体统，荐妓为官，自损领导形象。韦老头子转念一想，觉得不无道理，心渐渐涼了下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你所知，大唐是中国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只可惜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领导层做事自然缩手缩脚。若是老大妈武则天做女皇那阵子，出个女校书自然不在话下。可惜，薛姑娘生不逢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韦皋曾赠诗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就算是口头褒奖吧。
一经高级官员题诗称道，薛涛的名声不仅传遍了蜀中，而且很快就全国皆知。当时许多著名人士，如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薛涛也因此而名垂青史。作为一个诗人，她是成功了。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很不快乐，有着难言的寂寞。按理说，如她这般以交际唱和为职业的人，是不应该相信爱情的。可惜的是，她是女人，所以她需要爱情。正如所有的川女子一般，一旦认定投入，便会义无反顾地在爱情的独木桥上走一遭。那年，她因为官场应酬，碰上一个叫元稹的小白脸，并立马爱上了他。那时，她已经是四十好几的老姑娘了，而她的小情人比她足足小了十一岁。这样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小白脸很快就找了新相好，把她抛弃了。对这样的结局能说些什么呢？巴蜀女子的词典里绝没有“后悔”二字。爱就爱了，散就散了。还需要说些什么吗？
后来，心死如灰的薛涛，披起道袍，在江畔的一座楼上过起隐居生活，洗尽铅华，抛却虚名，终日闲坐，看千帆竞过，看斜晖悠悠，爱不再来，肠也就不会断了。多年寂寞后，65岁的女道士终于安静地走完她的余生，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好友白居易题诗哀悼：“独坐黄昏谁作伴，怎教红粉不成灰？”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测，我更情愿相信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修成正果，心如止水，不再为情所恼，为爱所伤。
如今，锦江岸畔有一座为她而筑的望江楼。楼上有副楹联：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小女子的诗才竟可与大诗人杜工部相提并论，可算莫大荣耀，那缕淡如青烟的寂寞孤魂，不知又作何感想？
5
女人好像永远摆脱不掉其性格的宿命，过多的情感不知释放何处。相夫教子是大多女子的理想境地，为一个男人活着，或为多个男人活着（相夫、教子、养老）也是千百年来大多女人的现实归宿。便是自由些，执着点的如薛涛辈，跳出这个怪圈，试着以男人的方式洒脱生活，苦撑多年，却在一个小小的诱惑下旋即又心甘情愿地跳回，等再挣扎地爬出来，竟将情欲一刀斩断，绝了是非，可也毁了自己。女人永远不能像男人那样生活。这是造物主的安排，谁也无法改变。
她们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只关注眼前，并以为看到的就是现实，看不到的就等于没有发生。多少爱情悲剧，不正是缘于女人太傻太痴的缘故么？然而，许多国家悲剧，民族遗恨，实在不应该把缘由全部推及“红颜祸水”。虽然他们的统治者也正是犯了这种“短视”的错误才导致亡国灭种的。祸水论者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列出一长串相对应的名单：纣王与妲己，周厉王与褒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徽宗与李师师，吴三桂与陈圆圆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们都是属猫的尤物，乖巧灵透，毛茸茸的温顺总是令人“见而怜之”。这种温顺会酥了你的骨，迷了你的眼，甚至能把一只野老虎驯化成一只大雄猫。对此，我们又能怪些什么呢？能怪，能恨的就是那些不是男人的“雄猫”君主了。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猫科”皇后花蕊夫人了。这位皇后的老公便是后蜀的皇帝孟昶。实事求是地讲，他的老爹倒是一位老虎级的英雄，深谋远虑，苦心经营，终于造出一个太平盛世来。传到小孟手上，已是“十年不见峰火，不闻干戈，五谷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採兰赠芬，买笑寻乐”，真可谓人间天堂矣。然而，这小子不争气，生下来就是一只只会发情的公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代史》记载，孟昶的骄奢是出了名的。当时宋军拿下成都后，竟把他的溺器（夜壶）也献给宋太祖。这夜壶可不一般，“以七宝装之”，焉能不稀罕？由此可想而知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混蛋君王了。
孟昶最好的宝物自然不是溺器，而是“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的花蕊夫人……费贵妃了。唯有一副好皮囊是绝对算不上绝色美人的。这位夫人不但貌美如花，而且才智过人，吹弹唱跳，谱曲编舞，都不在话下，尤善舞文弄墨，作诗应对，孟昶又偏好此风雅，这般尤物，岂能不爱？更难得的是，她还是个饮食专家，烹饪高手呢。针对孟昶挑食厌食的毛病，她别出心裁，发明了一道以净白羊头为原料，用复杂工艺精制而成的“绯羊首”（又叫“酒骨糟”），把来进御，风味无穷。另外，她还研制出以薯药、莲粉为底料的“月一盘”，清香扑鼻，味酥而脆。想想看，这般妙人儿，谁能不爱呢？最后搞得那位手提棍棒，打遍十八军州无敌手的赵匡胤心也痒痒，手也痒痒。便发来大兵，直逼蜀境。大军压城，小孟慌了手脚，无可奈何，只有写了降表，乖乖同美人一起做了宋军的俘虏。没过几日，便羞愧而死（另一说是被老赵毒死的）。
在开封的大殿上，那姓赵的大汉以胜利者的姿态，命花蕊夫人做诗一首，谈谈投降的感受。本意是想羞辱她。不料夫人不急不慌，不卑不亢，沉着吟道：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至今读起也叫巴蜀男人汗颜的诗作，令宋太祖大吃一惊，想不到弱女子竟有这般铮铮钢骨，继而肃然起敬，再而产生无穷爱意。后来，便纳这位夫人做了贵妃，很是宠爱。
这本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公猫换成一头雄狮，倒也无妨。花蕊夫人可以继续过她精致的“猫科”生活，研究她的食谱，编排她的歌舞。然而，也许太招摇了，或许是太美丽了，竟不知为何惹怒了不懂“怜香惜玉”的赵光义（皇帝的弟弟），在一次打猎中，趁乱以误射的借口了断了一缕香魂。这般出乎意料的结局，真是令人嘘唏不已。
发表于 2006-9-22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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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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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迹 徽 州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以徽商经营而发达，却以文人志趣来闻名。
也许是缘于徽州还出过程、朱两位儒学大师的影响，徽州商人格外钟情程朱理学的儒家教义，正所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可以说徽商是最具传统文人气质的一个地缘性商业群体。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家园”的建设，?或是那些古民居，或是那些大祠堂，那是那些石牌坊，都少了些张扬，多了点儒雅，其选址理念、建筑风格、局部雕饰，无不打上深深的“士”文化烙印。
而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用黑白两色，淡雅笔触，勾起多少乡土的情思，描出多少文化的惆怅……
陈酿繁华旧梦的　民居
宏村村落　水墨意趣的文人风雅
宏村之美，美在水墨浓郁，美在浅彩淡雅。
通体粉墙，俏致黛瓦，飞挑出一组檐角，点缀来几个兽脊，再加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于是，一个水墨意境的宏村便线条明快地勾勒出来。若往远处延伸，有濛濛青山、翠翠竹海作衬，若走近细赏，那汪汪碧水充沛得要溢出画面，清徹得胜若明镜，湖上架一座弯弯的拱桥，湖畔立几株歪脖的斜柳，于是，一幅构图考究的水墨画卷便在真山实水间灵动起来。若是三月的桃花怒放，或是四月的油菜花遍野，或是六月的荷花铺塘，或是十月的红叶漫山，宏村的美，又被四季分明地抹上几笔淡彩。
好吧，远观之后，还是让我们轻轻地走进这“中国画里的乡村”美景，融入这画里，用心体验那风水的意蕴，细节的感动。你看那平滑似镜的月沼，深藏着大户人家几百年的倒影；你看那碧波荡漾的南湖，默观着写生的青年和濯衣的村妇。让发亮的青石板作你的向导，在古朴幽深的巷道里漫无目的漫游，只是别忘了和探出墙头的青藤打个招呼；你也可以参拜雷岗上参天丛葱的古木，感悟风雨沧桑炼就的宠辱不惊；你若愿意，也可追寻庭院那丛百年的牡丹，惊叹芳颜依旧惊艳，花枝依旧风流。
这宏村的美，印象中是大写意的潇洒，感觉里却是细工笔的俏雅。那错落有致的飞檐青瓦，那风雨斑驳的瘦高白墙，简约得只能说是大方，漂亮得只能说是潇洒。可在细节处，那门那窗那梁，那砖那石那木，那楼那亭那坊，多是不厌其烦地雕、刻、镂出许多繁复的花样。自然，前者透露出曾经主人的文士风雅，而后者就表现出商人的骄奢荣华。这种“儒”、“商”合一的建筑，不但成就了独具气象的“徽派”建筑，而且预示了一种超越传统的“新”文化体系的诞生。历史上，虽然徽商没有象与其并驾齐驱的晋商那样把“商业”做得那么纯粹和宏大，可在内心世界里，徽商却把“儒商”做得有滋有味，不忘风雅。正如这宏村的水墨的境界，酣畅淋漓地挥洒着浓郁的文士情结。据说，这与宏村的历史渊源有关。宏村汪九是唐皇室的后裔，当初躲避战乱而来到此地。也许是因为这样正统的身份，使得宏村人把文化教育看得格外重要，那南湖岸边的南湖书院，立有雅致的文昌阁，还有93岁翰林侍讲梁同书亲题“以文家塾”匾额便是明证。
可是，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压力极大，读书作官的机会也不可能太多，若不能读书博取功名、光宗耀祖，那么，“寄命于商”，靠经商而富甲一方，有所作为也好；便是不能立起功名的牌坊，那就用金钱砌一座精致的宅院，享受此时此世，也让这砖木石瓦刻下曾有的辉煌。
譬如那汪姓大盐商所建的承志堂，精雕细刻，描金画翠，极尽繁奢精美。其中，竟建有专用于搓麻将的“排山阁”和专用于吸食鸦片的“吞云轩”，由此可想象当年富贵的疯狂和奢华的排场。此外，正堂上方建筑呈“商”字形，暗喻无论为官为士，必从“商”下过。这种精神式的自慰，细细琢磨，依然是带着商人面具的文士心理的辛酸调侃。
自然，也有想得开的，不求名利，宁静淡泊，过得非常潇洒。如那碧园的主人，因祖上行医而别具风雅。园小却精致婉转，房屋西侧临水，波碧有鱼，鱼戏花影，影壁圆窗，门侧隐然可见绿竹。这园的正堂唤做燕诒堂，木扇门窗雕花也极是简洁。那堂前有一水榭，里设美人靠，可凭栏垂钓，也可悠然饮茶。其趣其乐，自是调整心态后传统文人理想的隐居生活。
也许正是文士情结的熏陶和经济富足的可能，才使得宏村的布局和规划格外讲究。譬如那极有特色的环村水系。挖“月沼”，建渠圳，引天然溪水，借地势落差，组成一个活水系。那水，或是在池塘中汪汪一碧，或是在渠圳里潺潺流淌，既可滤除飘尘，又可调节气温。那水圳九曲十弯，以石砌之，尺余宽，水清见石。水自村外吉阳水蜿蜒引入，穿庭入院，水在清澈的水圳中流淌，悦耳的声响，似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歌。正如诗云：“何事就此卜邻居，花月南源画不及。浣汲未妨溪路远，家家门巷有清泉。” 这样的水系工程，不但科学得令人叹服，而且浪漫得一蹋糊涂。这样的杰作，也只有“上晓天时，下知地理”的传统文士才能想得出，做得到。
如今，这个水系工程还被提升到仿生学的高度，演绎成“牛”型生态村落而大力宣扬，说得是有模有样。然而对其真伪及渊源无法考证，也许只是当地老百姓极具想象力的意会吧。
岁月悠长，人世沧桑，这座村庄曾有的富贵和雅趣，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风干，如今的宏村，人文斑驳得只剩下中堂上悬挂的水墨字画，或许还应算上，古巷里隐约传来的几声浅吟低唱。
西递民居　细节雕镂的商人梦想
西递是一座古老的村庄，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
村落位居黟县城东8公里，夹溪而建，三百余幢的明清民居挺拔依然，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从远处望去，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层楼叠院，鳞次栉比，黑白相间，错落有致，颇有一番古老的意韵和情致。
西递是胡姓世居之地。据说，明清时期江南大富豪之一的胡贯三便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着几十家的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因为一个有钱的胡贯三，聚族而居，注重血缘关系的西递村也因此走向一个极盛时期。
当你走入西递的老屋，你会发现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比，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徽商虽然有钱，可在明清时期，对民间建制有着严格的规定，无论规模、形制，还是用料材质，都不可“僭越”，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休宁县的溪头村，有一座“三槐堂”，是明万历年间一位王姓举人的故宅。当年就是因为超标准、超豪华，被惩罚性地易名为“茅厕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富有的徽商也只敢在细节上下功夫，在精巧上做文章，把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投注于雕花梁架、楹联字画上。无论正厅、厢房，还是书斋、卧室，每一处建筑用料都极端考究，装饰也近乎奢侈。譬如说那宅院大门，除却黑色大理石砌成的门坊，上面还建有或砖或石镂雕的门罩。再如屋内天花板或栏板等木雕，也极尽匠心艺巧，或竹梅或松石或花草，无不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自然，徽派建筑的精美绝不是粗俗奢华的张扬，徽商浓郁的文人情结，使得奢华的厅堂又多了几份儒雅的情调。譬如西递村的履福堂，厅内摆有八仙桌，桌上陈列文房四宝。厅堂两侧的板壁上挂有古代名人字画，或如黄元治的书法木雕，或如郑板桥的竹黄贴画等。而在中堂两侧及东西列柱上，更是挂有诸多泥金木制的楹联，或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或如“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或如“孝悌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等。其实，不单一个履福堂，几乎徽州每一处民居，都能找到许多蕴味无穷的楹联。毫不夸张地说，楹联已成为徽州民居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增添了普通民居的文化气息，而且通过楹联中所表达的程朱理学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无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一方水土的生活习俗和人情世故。
有人说，中国人的大厅，就是西方人的教堂，这话不假。正如徽州的老房子，建筑构件、细节雕饰、厅堂摆设都颇有讲究及章法，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再以履福堂为例。中堂悬挂一幅很大的“松鹤”画，画中松枝虬蟠，苍茂古朴，一只引颈白鹤仰视而立，画面取“松鹤延年”之意。靠正壁陈设一条“压画桌”，桌上东侧置放一托底花瓶，西侧摆设一古境，取谐音“东平（瓶）西静（镜）”之意。中间摆放一古钟，准点自鸣，与东西瓶镜的摆设，共同组织“终身（钟声）平（瓶）静（镜）”的意韵。此中以物寓意，不但蕴含着徽商祈求家庭和睦安康的意义，也折射出四处奔波的徽商在内心深处对平静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古钟两侧，还各有一个圆柱型的古瓷摆设，这就是古代的“帽筒”。古人戴瓜皮帽，回家即脱帽放在帽筒上。他人来访，从帽筒上有无帽子，便可得知主人是否在家。这一点细节讲究对于现代人讲，已经遥远得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难怪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时，竟没有几人能猜出它的用场。
徽州人虽以经商著称，但他们“贾而好儒”，最令他们骄傲的并非赚钱多少，而是读书的才情和雅兴。很多时候，他们“驰儒而张贾，或驰贾而张儒”都只是一种无奈的现实分工或生计策略罢了。也就是说，做生意不是最终目的，赚钱只是为了有条件或有更好的条件去读书。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个很好例证。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思营建而成。分中前、中、后三进，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居所，三进则系儒者所居。三进院落，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既有商家的奢华，又有儒家的儒雅。譬如二厢房的屏门，是一组雕饰精美、做工考究的漏窗，而上面雕刻的却是耐人寻味的“冰梅图”，显然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寓意，也可能寄托着贾兄对儒弟十年寒窗，终会金榜题名的美好期望。
身为“程朱阙里”的徽州人，坚持“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的文化理念，并力图把徽州打造成一个崇“仁”尚“礼”的地方。他们也一直认真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并试图以儒家的教义经营经济，规范商道，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儒商文化。譬如说，在他们看来，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那么“存天理，灭人欲”，买卖绝对公平自然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能做到这一点，便算良贾，也称得上“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良贾何负于闳儒”，也恰恰印证了王阳明孜孜以求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
在徽商的精神世界里，儒与商有机融为一体，他们也终可以心安理得、气吐眉扬地打理他们的生意了。反之，取之有“道”的钱财，也帮他们物化着理想，那些建筑的细节或精致的局部，密密麻麻爬满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渴望。
唐模庭园　游园惊梦的文化痴想
中国文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西湖情结，附庸风雅的徽商自然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们对于风景的把玩，不同于一般文士，好的风景，他们总想独占或买走，甚至会当作礼物送人，这一切都缘于他们太过有钱。如果说徽商富可敌国，那可不是夸张的说法。清代扬州盐商的资本，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的国库存银七八千万余两之数大致相等，因此连乾隆皇帝也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那时的徽商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使得微商的文士幻想或疯狂梦想，也因此成为不可能的可能。
譬如有野史记载，徽籍盐商巨头汪石公的妻子“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而在乾隆抵扬州前一天，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古今中外，能把风景当礼物送皇上的，也大概唯有徽商有这样的资本和气魄。自然，不是每一个徽商都能这么阔绰，能把风景随意搬移仿造，不过，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譬如歙县北岸有个吴姓的商人，早年在杭州开设当铺，晚年时返归故园。因为西湖妙景时萦梦怀，所以特地派了一名画工前往实地写生，然后将写生画再临摹雕刻在自家祠堂（叙伦堂）的石栏上，以供他来慢慢欣赏。
还有徽商干脆把西湖美景搬回家来。唐模的檀干园便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相传，清初唐模有一位姓许的富商，他在苏浙皖赣一带经营36爿当铺，时称36典。其母想往杭州西湖游览，苦于山高路远，年老体衰不便成行，于是这位孝子便不惜巨资在村边挖塘垒坝，模拟西湖景致，修筑亭台楼阁、水榭长桥，湖堤遍植碧荷紫刑，供母娱乐，并报答乡邻相助之恩。许姓的商人觉得还不过瘾，又引经据典，取《诗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之意，在园内遍植檀花，又引一泓小溪缓缓绕流，并为花园取名曰“檀干园”。
园林既然是按西湖仿造，自然要有“三潭印月”、“湖心亭”、“白堤”、“玉带桥”等这样的风景，并且以“玉带桥”为界分外湖和内湖，形成“外西湖”与“内西湖”的格局，这一切都与西湖胜景别无二致，只是规模小些罢了，正因为如此，此园也有了“小西湖”的美称。自然，许姓的商人也不忘记给风景打上自己的烙印：园中心3塘相连，宽亘10亩，灌田60亩，这样把自己开当铺的“36典”也巧妙地隐喻进去。
拥有了自己的后花园，许姓商人的文士情结终可以撒着欢地渲泄了。譬如园中心的“小瀛洲”（镜亭）挂有一幅颇有意境的楹联，上联曰：“春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下联曰：“看紫霞西耸，飞布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小西湖”的四时美景、山形地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给人无限想象空间。
再如镜亭内四壁的书法石刻，有18块之多，俱是历代书法大家世擘之精品，或如朱熹、苏轼、赵孟頫、文征明等人的行草；或如米芾、蔡襄、黄庭坚、陆岳等的草书或篆刻。铁画银钩，可谓是气势恢宏，龙蛇隐壁，算得上石刻极品。由此不难看出，许姓商人还是个狂热的书法爱好者。这大概也是徽商独具的“士”者特点。因为对于文化的推崇和敬拜，才使得当新安商贾财力如日中天时，他们没有肆意挥霍，而是把大把大把的金钱投入文化产业，使得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人文郁起，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才可以精致而优雅地展现，并如此密集地汇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游走在徽商的后花园里，恍然觉得这里的点点滴滴都反映出他们丰富却尴尬的精神世界。是啊，没有比徽商更不象商人的商人了，虽然他们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可在他们骨子里，并不认同商人的角色。他们“虽为贾者”，却“咸近士风”，他们更渴望一种近乎文人志趣的幸福，或叹世情，或吟风月，或放马四海内，或神游天地间。自然，这种潇洒，只是缘于社会地位尴尬的无奈，他们无法在商人的角色里获得心理的满足，虽然他们认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可生活的现实却容不得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么，建一座精致的后花园，把自己疲惫的灵魂放养在里面，也不失一件乐事。
窖藏家族精神的 　祠堂
对徽州人来讲，祠堂是关于血缘的根祖记忆，是关于自我的精神归属。牌位、匾额、楹联、族谱，甚至是一草一木，都详细记录着祖先遥远的记忆和传奇。时至今日，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依然对祖先有着绝对的敬畏和虔诚。便是作为一个游客，当你走进那一座座关于家族的精神殿堂，在那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你也会被穿越千年的文化智慧所感动，也会被传承百世的家族精神所激动。
―――题记
胡氏宗祠
徽州人有着浓郁的根祖意识和宗族情结。
便是今天。徽州同族人还常说，彼此原先是“同一个祠堂的”，实际上也就是指族众间的血缘关系。而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便是象征性和符号化的祠堂。
徽州人重籍爱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查阅史料，你不难发现，中原人三次大规模的迁入徽州，都是缘于政治动乱。辗转漂流的新移民们来到这块“山高地狭”的陌生土地，为对付社会和自然的新困境，他们最普遍的诉求就是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保持本族本姓的凝聚力。于是，他们聚族而居，和睦相处，连绵千载，悉心种植下一棵棵"血缘树"，祠堂也就成为维系并强化这种关系的最好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徽州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光宗耀祖，让自己张脸，为宗族增光。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回乡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到祠堂告祭拜，如果可以重修祠堂，那更是无上的荣光。譬如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便是这样一个记录家族神话的地方。
对于胡姓子孙来说，绩溪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这里胡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我们不妨逐一数来：唐代出了个散骑大将军胡宓，宋代出了个以两劾秦桧而名垂青史的监察御史胡舜涉，明代出过奕世尚书胡富、胡宗宪，而到了清代，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翠著作丰硕，蔚成“三胡理学”流派。另外，还有徽墨名家胡开文、红顶商人胡雪岩、著名学者胡适……这一个个耳熟能详名字，无不青史留芳，无不为胡姓生色。
胡氏是绩溪的望族大家，据记载，清末绩溪全县胡姓祠堂多达30座，而龙川胡氏宗祠仅是“尚书胡”一族的家庙。这座古祠位于绩溪县城l0公里外的赢洲乡大坑口村(旧称龙川)，所以便被称作龙川胡氏宗祠。宗祠后枕龙山，前伏狮山和象山，一条古道横陈前门，道外龙川溪水环绕，端的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站在小溪南岸往北看，宗祠中轴线上的影壁、平台、门厅、正厅、前后天井，寝厅和特祭祠等建筑物，左右均衡对称地排列着，纵深近百米，加上东、西、北三堵无一窗口的高墙，十多米的三重檐门楼以及从平台到寝厅逐步上升的地平、门楼、正厅屋脊和寝厅屋脊又在空中形成三个高峰，这种深邃、高大和宽阔的比例关系，使得宗祠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行走其中，心中也会渐渐升起一种沉重的肃穆和浩渺的压抑。
如此恢宏壮丽的宗祠，全拜族人胡宗宪所赐。胡宗宪是明朝人，曾官至兵部尚书，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倭寇。他不但曾亲自用计毒毙倭寇700余人，他还施“离间计”诛杀海盗王直、徐海、陈东等，廓清海上妖雾，另外，也是他发现并启用了戚继光，帮助他招兵买马，草创“戚家军”，所以历史学家称：“没有胡宗宪就没有戚家军”。
正是这样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胡宗宪，因为劳苦功高，因为权大气粗，所以才可能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立起这座富丽堂皇的胡氏祠堂。这一点，完全可以从祠堂精致的木雕及庞大的建制看出。先说这木雕，不论门楼、正厅的落地窗门，还是梁勾梁托及后进窗门，均是工艺繁杂、做工精细的浮雕或镂空雕图案。因为均用优质木料雕刻而成，所以距今400多年，古祠依然找不到一个蜘蛛网。再看那建制，便是正厅14根直径达166厘米的银杏树圆柱已经令我们赞叹不已，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祠堂呀。在对民间建制有着严格规定的古代，这就说明胡宗宪若不是格外受恩崇，那就是贼大胆。
当地民间就有胡宗宪偷造金銮殿的传说，说是胡宗宪与倭寇打了几个胜仗后，皇帝恩准他回乡探母。他在母亲面前尽夸金銮殿的堂皇富丽，引得母亲心血来潮，一定要看金銮殿。于是胡宗宪决计欺瞒皇上，以总督七省漕运的权利，调一省钱粮作军费，在赢洲王村登源河畔，建了一座有九十九根木柱、九十九级台阶、九进厅院、九间门楼、前有午门、后有宫殿的“胡氏皇宫”，终于满足了母亲的愿望。谁知此事被绩溪父母官------“烂脚知县”告了一状，说胡宗宪挪用军饷、私造金殿、图谋不轨。最后军门大人吞下剧毒"鹤顶红"，一命呜呼。故事当然是故事，然而事实上，龙川胡氏宗祠也确实没有给胡宗宪带来好运，就在这座宏伟的建筑落成仅三年后，御史汪汝正弹劫他勾结严嵩、自拟圣旨，被明世宗捉拿入狱，病死牢中。七年后才获平反。
虽然那座“金銮殿”在清同治年间被山洪冲毁，可它告知我们胡氏先人曾有过那样一个光宗耀祖的“非常”梦想。如今，游走在这座气势磅礴的龙川大祠堂，早已淡去那些关于宗族的教化和想象，引起兴趣的，还是因为它是雕刻精美、玲珑剔透的“木雕艺术殿堂”。
郑村祠堂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祠是一个家族的族徽，是维系一个家族的精神纽带。建立宗祠，除却拜祭、缅怀祖先外，其实更是为了窖藏和宣扬一种家族的传统和人文精神。
譬如说歙县郑村郑氏宗祠。这座号称“江南第一祠”的祠堂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规模宏大，雕饰工丽，主要是为颂扬发元朝至正年间郑氏文人郑玉而建，宣扬他在朱元璋攻入徽州后，因“耻事二姓”，而甘愿为元统治者殉节，用全家人的性命为一个逝去的王朝奏响挽歌。郑氏族人以此为家族显荣，建造这座祠堂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光大他们的"贞白家风"。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这座祠堂果真成了郑姓子孙维系家族精神的圣殿。纵看明、清历史，徽州各地，名仕辈出，达官贵人，代不乏人。就连与郑村毗邻数里地的各村庄，无不是常出状元探花、进士举人、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好不热闹、好不风光、好不令人羡煞也。而唯有集聚在这座祠堂里的郑姓子孙，淡泊名利，羞于仕途，东篱采菊，以隐为乐，始终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贞白家风"这面旗帜下，始终不与明、清两代统治阶级为伍，坚持独立的人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清高孤傲的生活。
譬如说明初郑村人郑文，诗画俱佳，满腹才学，但继承了家族的“贞白精神”，因为“无君之痛”而终日蓬头垢面，把自己刻意装扮成狂放不羁的样子。每当有人说起前朝旧事，他就大哭不止，望空跪拜。他“饥则以画换米，愁则作诗自况”，凡有慕名来访的达官贵人，或大哭不止，拒人于千里之外；或事先躲藏起来，任你怎么请也不肯出来。这样的气节或许可嘉，然而仅为了证明家风“贞白”，便一味排斥社会，拒绝与时俱进，自然就显得太过迂腐了。
贞白家风让郑氏子孙背负的思想包袱太过沉重，除却郑文之外，还是有许多郑姓的优秀子孙，因为受这种家族精神的禁锢太深，从而失去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机会。不过，他们终是找到解决困惑的办法。他们主动退出仕途功名的竞技场，转而在科学技术上寻求突破，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譬如说清代歙县郑村的"贞白人家"子孙郑梅涧等人发展了中华喉科医术，而徽籍科学家郑复光则发明了中国第一架测天望远镜。他们不但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留下郑氏的姓名，也在郑氏家族的历史上添上浓重的一笔。
有关徽州的郑姓后人，还有一位不算“贞白”的传奇人物。她叫郑彩云，是徽州黔县上轴郑村人。说起郑彩云，知者甚少，但提及她的别名赛金花，几乎无人不知。赛金花曾嫁给同乡、歙县桂林的清代状元洪钧为妾，并陪洪钧出使西欧，充当“公使夫人”，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当时欧洲上层社会的贵族名流。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弱女子赛金花为百姓免遭更多凌辱，深入虎穴，凭其流利的德语及其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交情，劝其不可滥杀无辜，务必保护文物。平心而论，她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可因她是妓女出身，身子不干净，所以功劳也就一笔抹消了。有敢说公道话者，连鲁迅都斥之为这是在把镜子“捧为九天护国娘娘”。这位郑姓的子女，晚年很是凄凉，蒙冤获罪被发回原籍徽州黟县，后又再次嫁人为妾，到1936年去世的时候，穷困潦倒，境遇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这般景况，不禁令人顿生唏嘘之感。如今，一切是非荣辱都成烟消云散，惟有传奇依旧鲜活。不知现在的郑氏后人如何看她，觉得她“配不配姓郑”，是否真的有辱“贞白家风”？
棠樾女祠
做个有趣的假设，那就是当年的赛金花真是清白之身，没有辱没贞白家风，也配姓郑，但她依然进不了郑家的祠堂。因为祠堂作为封建宗族制度的堡垒和圣坛，从来就不是为女人建造的。
如果女性真要进入祠堂，机会也有，那就去学《儒林外史》中的王三姑娘，去学绩溪伏岭乡的那个烈女。《儒林外史》中那个徽州秀才王玉辉正是打着为宗祠争光的旗号劝女殉节的。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在女儿绝食气绝后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朋友也都称颂他“生了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今天有不少人可能以为这只是小说家杜撰的情节，其实不然。旧时徽州人为了给宗祠争得这个荣耀，可算用尽了解数。譬如说绩溪伏岭乡的那位烈女。她在未婚夫天折后，被家人送入宗祠暗室，四门紧闭，摒绝饮食，族中还派人日日夜夜在伺堂周围巡视，不许闲人靠近。理由是只有保持肃穆气氛，她才会绝食七天而死；如果受到人声惊扰，就会延长死期，增加烈女的痛苦。这样的故事听来令人毛骨悚然，然而旧时祠堂里，却是曾经发生过的活生生现实。
也许是徽州男人的良心发现，也许是他们的老谋深算，他们在"程朱阙里"的家门口，建起了这么一座名之为"清懿堂"的女祠堂，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这种貌似提高女性地位，对传统道学提出挑战的做法，其实也不外乎是变相鼓励女人多做节妇烈女罢了。把女人当作男人面子的附属品和牺牲品，那有平等可言？
这座位于歙县棠樾的女性祠堂，与男祠相对，坐南朝北，三进五开间，是为当地望族――鲍氏家族的鲍启运所建。据说当年他有感于鲍氏家祠旧奉男主，末把女主，鲍氏妇女死后，神位无处存放，所以甘愿出钱，遗命其子鲍有莱重建，因此才有了这座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懿堂。而在鲍氏家族修建清懿堂时，有一位女性功不可没，她就是鲍启运的兄长鲍志道的妻子汪氏。当听说家族决定修建女祠的消息后，她将平时积蓄下来的钱，全部捐给女祠堂，购田百余亩，作为女祠公产，称之为"节俭田"。然后，她以很低的地租让族中妇女租田耕种，对贫困的妇女，按祠规每年救济她们干谷二石(约合300斤)，同时还发给她们一定数量的"脂粉钱"。她的这些做法，使"清懿堂"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正是她的这些做法，才使得这座女性祠堂有了一丝人性的温暖。
如今，因为怀旧，因为思乡，徽州的大祠堂竟成了旅游的新热点和新卖点。这座棠樾的女祠，也被整修一新，大门外有精致纤丽的砖雕门墙装饰，墙外有院落，栅栏门内入室三检，中进"清懿堂"匾额高悬。廊屋环匝，据柱皆石，轩敞宏丽，端庄洗炼。“清懿堂”内，又开始列祀女主，那些早先被扫地出门的祖宗牌位，又从厕板上取下洗净晾干，重新堂堂正正地陈列到祠堂里，去接受人顶礼膜拜。除此之外，祠堂内还有重现当年祭祖情境的塑雕作品。只是这样被包装、被粉饰的祠堂，作秀的成分太多，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如今被列祀的女主，不知是否也有什么纲什么常的要求？据说，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曾来次参观过，不知她们对这样的祠堂持何感想？但愿只是来找寻一段历史，体验一种别样的心路旅程，至于其他的感想，我想还是一笑而过。
装饰男人体面的牌坊
1
徽州的牌坊，触目惊心，尤以歙县为最。
据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建有的牌坊达四百多座，至今留存下来的依然近百十来座。在这片土地上，许多地方的牌坊都是成群成片的。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往往有几座乃至十几座牌坊，连绵一体，蔚为壮观，成为徽州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歙县旅游，人们会骄傲地告诉你：这里保存有好几处牌坊群哩!或是三坊一线的“郑村牌坊群”，或是四坊耸立的“稠墅牌坊群”，甚至还有七座牌坊弧形排开的“棠樾牌坊群”。
据说，树牌坊在古代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也是人们一生的最高追求。而徽州的牌坊，以表彰妇女贞节的最多，几乎占了一半。当然，立这么一块贞节牌坊，需要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虽然立牌坊、做节妇是一件很苦很苦的差事，可在徽州想做节妇的人又实在是太多大多。一本民国《歙县志》，人物志共九卷，烈女传竟有四卷，几乎占到一半。资料表明，从唐代到明清时代，歙县的烈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到清代，烈女数竟是明代的四倍之多，而在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
烈女数的增长与明中叶徽商势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时代徽商的鼎盛息息相关。以淮扬盐商为例，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一方面在扬州一带提倡风雅，文酒聚会，纷纷“以儒饰贾”，用儒家伦理给自己贴金，以期跻身绅商阶层，另一方面，则在老家徽州，殚精竭虑，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营造一个“程朱阙里”的理教重镇来。于是，徽商妇的贞节，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
由于徽商常年在外，所以对于妇女贞节一事，有点莫名的恐惧，有些神经的敏感。也许正是这一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使得徽商披着理学的外衣，在对徽州社会礼教的重新规范时，刻意放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观念，甚至要求更为苛刻和强烈。
因此，道貌岸然却又内心脆弱的徽州商人，怀着心照不暄的目的，开始大肆宣扬变了味的“纲常礼教”，让你耳濡目染，让你铭刻于心，于是，女人的贞洁也迅速被异化成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如今，当你翻开徽州的方志、族谱和其他资料，处处还可见类到似于“程烈女”、“汪贞妇”、“鲍烈妇”之类的记载，而单单从表彰的语句，如“婆媳同孀”、“三世苦节”、“未嫁守寡”、“夫亡投井”、“殉夫自缢”等，就不难判断出这“纲常”血淋淋的吃人本性来。作为常年奔波在外的男人，也许只有女人用清苦和血泪换来的贞洁，才能给他一些体面、一些荣耀，甚至一丝欣慰，一点安全感。
2
史书记载，说东晋皇帝司马唏每适宴会，常令娼妓扮作新安人，载歌载舞演唱离别之辞，其声凄婉悲切。如果用这一点证明1500多年前的徽州人就已经时常外出经商，自然有点牵强，但却能大概推算出那时的徽州妇人，已经被标上了悲剧的格调。
这一点，与徽州的地理特征及传统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徽州地处皖南腹地，群山环抱，地狭人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自然是“能着生业于地者，十不获一。”因此，为了觅求生存和发展，以贾代耕，经营四方方是治生之良策，自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当地有句俗谚说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便是说明徽州这种尴尬的人生惨淡。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就明清时期，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的输出地区，70％以上的成年男子就要离乡从事商贸经营。那时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说的就是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等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人生凄凉。
人说“歙是商贾乡”，又说“嫁到檀模，檀越，饿死也情愿”。檀模、檀樾也就是歙县的唐模和棠樾，这两处都是明清时代商贾辈出的村落，更是清代众盐商巨擘的桑梓所在，因此，这里的传奇就多，悲剧也多。
譬如当地留传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新婚刚三个月，丈夫就要远出经商。从此，妇人独守空房，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将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岁。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打开妆匣，里面已积聚了二十几颗珠子。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一颗珠子一年泪啊，这里头凝结着多少相思和哀怨!
因为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所以身为徽商妇的徽州女性，只好长年累月生活在窗迎冷月、灯摇残照的闺怨情愫之中。有多少花容月貌在相思中灯枯油竭，有多少良辰美景在等待中晓风残月。凄风苦雨中，一代又一代烈女贞妇青丝变白发，送不走的是点点心愁，等不回的是出外丈夫。
于是，无限情思，几多心愁，渐渐都被沉淀。稍有才情的女子，会将心事付诸词曲。正如徽州女诗人程凤娥在《鹧鸪天.有怀》中写道：“一点愁心指上弹，梅花羞带病中看，相怜早被湖山隔，空对孤灯带影残。情没绪，思无端，更深犹自倚朱栏，长空独有天边月，为我勾留伴晓寒。”而不会作诗的女子，面对空寂寂的深宅大院，也只有闲倚雕栏，独赏孤月，嫣然顾影自怜，或靠解脱“九连环”，聊以消愁破闷，忘却这长夜漫漫；最不济的，便撒上一地铜钱，一一捡起，再撒开，再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直到东方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成白发老妪……再难奈的寂寞，再火热的激情，都会被岁月消磨，都会付诸一江春水向东流。
几百年前的徽州女子，如果看过舒婷在《神女峰》中的描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不知会有何感想？据说当年徽州商人妇发明了一种“香枣”，就是将两颗枣子剥叠而成，其中撒上茴香粉，再用蜂蜜浸渍。这种香枣是用来寄给丈夫的，意即“早早（枣枣）回乡（茴香）”。那么，除却送香枣之外，她们能不能有更多的选择？
3
有时候很难想象，徽州女人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和寂寞。
面对常年奔波在外的丈夫，徽商妇承担的不单单是漫长的想思之苦。很多时候，她们需要面对的是没有结果和终点的等待。特别是在丈夫突然亡故后，她们大多不会改嫁，也不会逃脱，而是选择守寡，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清苦和寂寞换回一个贞节的名声，换取一座镂刻精美的牌坊。可纵是牌坊再美，那也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呀。遥隔百年，我们已经无法明了那些妇人们的内心世界。
也许礼教的束缚，环境的制约，使得她们没有别的选择。无法解脱，索性就认命，就把清苦进行到底。在这块程朱阙里的礼教土地，她们可效法的，能知道的，也只有那些贞节烈女。于是，当地的“妇女节烈之风尤甚”，竟达到了“相竞以贞，故节烈著闻多于他邑”的疯狂地步，据《民国歙志》记载，明清两代，仅棠樾一个鲍氏家族，就有贞节烈女59人。
在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中，七座中就有两座与贞节有关。其中一座叫“吴氏节孝坊”，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是为了表彰族人鲍文渊的续弦、嘉定人吴氏的“模范事迹”。她22岁远嫁到棠樾，29岁开始守寡，直到六十多岁死去。在这漫长的三十多年里，吴氏恐怕没有时间寂寞，她太过辛劳，先是将丈夫前妻的孩子抚养成人，后又修了鲍家九代的坟茔。族人深受感动，从而为她立了这块牌坊，上刻“节劲三冬”和“脉承一线”，前者是颂扬她的贞节不二，后者则表彰她尽心养育前妻之子。令人困惑的是，在这座牌坊落成五年之后，她才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旌表，不如是申报环节上出了问题，还是办事效率不高，或是县上、府里还嫌她的事迹不够感人。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我想无论外人如何看，她应该是无悔的，也应当是满足的。而鲍家也应该是满意的，毕竟，吴氏几十年苦熬换来的这块贞洁牌坊，圆满了鲍家的“忠孝节义”的道德理想，也为祖上增添了无尚荣光！而在吴氏节孝坊落成的九年后，棠樾牌坊群的第五座牌坊又出现了，这就是"汪氏孝节坊"。这座坊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石坊坊额上写着“矢节全孝和“立节完孤”，它是为了表彰鲍文龄之妻汪氏25岁守寡，45岁去世，守节整整20年。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九年相隔的时间也不算长，榜样就在身边，故事还算鲜活，甚至有可能言传身教，或是暗自较量。也许，寂寞女人的悲哀，也惟有在这块招牌下还能较一较劲了。
虽然贞节牌坊型制一般都较小、貌不出众，可徽州女人要修成正果，树立起这样一座流芳百世的牌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有点可怕。它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丈夫必须死掉，另一个就是丈夫死后必须苦撑苦熬。假如丈夫不死，或是自己又熬不得几十年的清苦寂寞，那就不会有这份"光荣"了。若是害怕苦日子熬得太久，那也可以选择在丈夫死后，绝食、上吊、服毒、跳楼、抹脖子，“随他去也”，也能争它个殉节的“美名”。
譬如歙县甫乡水竹坑“朝考亚元”柯钺的女儿，从小许配给中堂李鸿章的儿子。不幸李公子未婚而死，李柯两家合议：让豆蔻年华的柯小姐捧着李公子的灵牌拜堂成亲，还称这是为了成全女儿“节烈”。不管柯家小姐心里到底愿不愿意，活着的时候快不快乐，但死后这块牌坊却是立定了。
还如歙县许村有一座双孝节坊，旌表的是本村商人许俊业的继妻金氏和小妾贺氏。许俊业虽然也是徽商，可生意却做得一蹋湖涂，家中全靠两个老婆纳鞋底挣钱维持生计。后来许俊业穷困潦倒，客死他乡，金氏、贺氏也都没有改嫁，而是相依为命，坚守这极其清苦的贞洁。她们常常枯坐灯下、对影啜泣，每日在千针万线中艰难度日，终是在穷困愁苦中先后了却一生。二妇人死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发现了一些零碎银子，那是她们一针一线、年复一年辛苦积攒来下来的。后来邻人商定用这些银子为她们建一座简陋的牌坊。毕竟，在那个时代，这是对她们最好的褒奖。因为积银很少，所以这个"双节孝坊"也像她们的房子一样狭小寒碜，也就成了如今徽州遗留下来的最小一座牌坊。这样的牌坊，太过辛酸，太过难堪，然而，那个叫许俊业的徽州男人，却因为他的两位女人，就这样被不尴不尬地夹在历史书册的边缘，被感慨了几百年。
如果你想知道徽州女人心头的“雷峰塔”有多重，那么你就不能不去看看歙县城内新南街的那座砖坊。这座牌坊叫做“孝贞节烈坊”，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距今不足百年。它型制简陋，用材寒碜，是大清王朝覆灭前唱给徽州妇女的最后一首挽歌。别看它貌不出众，坊额上的文字却惊心动魄，上书：“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你看，一次就集体表彰六万多名节妇烈女!这个庞大的数字里头蕴含着多少辛酸和血泪。所以有人称它是旧时代徽州妇女的集体祭碑，是压在徽州“白素贞”们头上的“雷峰塔”。
凄风苦雨，百年寂寞。如今，节烈坊犹在，徽州女人心头的“雷峰塔”自然早已崩塌，她们终可以自由地寻找今世的幸福和快乐。可是面对这些“黝黑的躯体”，默然感慨外，不禁遥想几百年来，四海奔波的徽州男人，是否曾为牌坊上的女人流过热泪？而那些独守空房的徽州女人，是否考虑过，除却死后牌坊上冰冷的荣光，这一生的温暖和幸福，到底向谁讨得？
发表于 2006-9-22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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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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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派　风　流
1
地域文化中，浙江人的群体性格呈现出一个有趣而鲜明的对比：女子多以大刺刺的野性活泼见长，男子则以文绉绉的风雅内敛闻名。这种呈倒挂式的精神品质，正应合了“阴阳互补”的天意，补证了“中庸之道”的妙理。
从美学的角度讲，女子多些豪爽之气，会更添几份妩媚，男士多些玲珑精致，则会变得再加俊美。这个特点在浙江人的群体性格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而显出别样的文化张力。
不管你愿不愿意，浙江的女子总是显得更有名气，更能折腾些。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规矩”。而最不讲规矩的首推那位白蛇娘娘了。当年，她与那个青蛇妹妹，在深山老林里隐忍千年，好不容易修炼成人身，始为妖，后化飞仙，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这两个小妮子，却无视劳什子“妖道仙规”，非要到人间转转，体验一下“感情生活”。
对于仙界，有没有爱情，是不得而知的。但我知道玉皇大帝是有老婆的，其他的仙人，好像没听说过。由此看来，要不就是仙界不平等，领导层有特权倾向，要不就是玉皇老子太混蛋，对于仙界同志们的个人生活问题关注甚少。无论如何，我们只知道屡屡到人间犯错误的仙人同志实在不少，而且女仙俱多。看来，仙界里还有一个男女不平等的问题。这话扯得有些远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历来不明白这个法海要替“天”行得是什么“道”？仙家往人间跑，可见人间比天界快乐，也就是说是“天”出了问题。不从自身找问题，而是粗暴地“镇”之，“压”之，简直太混蛋了。不知你怎么看，反正我是为白娘娘的反抗大声叫好。再回过头来看白蛇娘需要什么，不外乎是一些关于“爱”的体验，情的感受嘛。若是没有爱，没有“情”，在这样冷冰冰的仙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白娘娘终是看出“规矩”的荒唐，才奋起抗争，便是最终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看过白蛇传的，都不能不承认那个叫许仙的男人有些太窝囊了。凭白蛇娘娘的姿色与本领，就不能有更好的选择么？这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只知道，这位白娘娘，为了这位不争气的小老公，不顾一切，盗仙草，漫金山，与那法殊死相搏，却最后还是被镇到雷锋塔下。这是一个爱情悲剧，却有些不清不白的意味。我们喜欢这个故事，不是感动于他们之间的爱情，而是感动于白蛇的执着与无畏。说她是为了爱情，我以为有些牵强。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为尊严，为人的尊严而战。她已经把自己当作人了，以“人性 ”的名义，保护弱小的家人，反抗粗暴的干涉，她义无反顾，奋起而战。就这样，白蛇以妖的身份，用长剑奋力一划，写出一个大大的“人”字。
白娘娘算不算杭州人，我以为这不是个问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许仙娶了她，那按政策肯定是入了杭州籍了。只要你不计较人家是妖是仙就是了。无论如何，正是她的所作所为，使从桃红柳绿里走出的越女，在妩媚婉约之外，又多了一份火辣辣的豪爽之气。这不，许多年以后，一个同样性格的女人就曾经用头撞击雷锋塔，为白娘娘叫屈，为自己鸣不公。她，就是鲁迅同乡，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了。
她是一个更不讲规矩的女子。不但不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而且把国事、天下事当作己任，誓要“竞雄”，还跟着一大帮热血男子，跑到日本留学。这还不算，她着男装，佩短剑，与革命党人称兄道弟，把酒阔论时事。在她那个时代，且不说中国，就是在日本，恐怕也不多见。后来，她加入同盟会，回国创办大通学堂，并秘密筹备起义，不料事泄被捕，英勇就义。虽然，她最终与白娘娘一样，被镇被压了。可我想她是不后悔的。当年，她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时，也许想到了很多，想起了计较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已己，想起被孙子痛打的阿Q，想起捉虱子的阿胡，想起赵四老爷，想起假洋鬼子，想起那些兴奋围观“看女革命党人”的麻木看客。我想她也肯定想到了那个要用鲜血惊醒世人的谭嗣同。现在，她要做同样的事，怕是不怕的，恨也是没有的，愁的也只是这些看客到底需要多少鲜血才能被惊醒。她只是坚信，她的血，是必须流的，于是，她走得那么平静，那么从容。
白娘娘为“小家”而反抗，秋瑾是为“大家”而流血，在她们单薄的香肩上，自愿承担的却是“家、国”两付沉甸甸的重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度与风范呀。她们敢与男人比肩，敢与英雄竞争，却从不失女子纯真本色。她们不张扬，不邀功，只是利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完成必须担负的使命，至于是非成败，便留于后人评说吧。白娘娘如是，秋瑾如是，小风仙也如是。
小风仙，在近代史上很有名气，便是缘与她与蔡锷大将军间的一段“知音”传奇。这位姑娘是钱塘人氏，因父亲被不义朋友拖累，倾家荡产，无奈做了妓女。然而，虽身在青楼，却洁身自好，极不守“规矩”。她对那些有钱有权的老爷们，常常是冷眼相待，率性而为，懒得求媚取宠。
直到她碰到蔡松坡，凭着天生慧眼，一眼便认定此公是非常人物。一曲高山流水，一番慷慨陈词，使得将军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后，相识相知相爱，自是情理之中。她美丽，她痴情，但她更大义，更大气，她知道爱人外似欢娱，却是内怀郁结，他的志趣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磨在花天酒地。是她，抚慰将军多年的积郁，是她，告诫莫与老袁同流合污，是她，积极劝其逃脱樊笼，举兵讨袁。也正是她，忍辱负重，精心安排，巧演“苦肉计”，妙施“障眼法”，先智救家眷回粤，后亲护将军离京。在她的努力下，英雄终于摆脱困顿，再度雄起。然而“天不助英雄”，将军过度操劳，喉疾恶化，不幸早逝。小凤仙悲伤欲绝，亲书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又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以红拂自比的小风仙，虽有她的侠气，却没有她的好福气。终因“身份”问题，怕有损蔡松坡的清誉，而遭到将军部属和学生的极力排斥。殊不知，恰恰是她挽救了英雄，扶正了将军的一世英名呀。
如今，杭州城里还有一位这样能“折腾”的女子，这就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茅威涛了。我对越剧不大了解，也算不上茅迷，但每逢提起这位杰出的女演员，我总有想称之为先生的冲动，虽然她还很年轻，很漂亮。众所周知，越剧里以“女戏”见长。而茅先生是演“小生”的。她戏不但演得好，更难得的是她对戏剧创新的痴迷与执着。她突破各种派别、剧种的局限，大胆利用各类现代手法，也从不惧什么流言蛮语的冲击，勇敢地坚持自己的艺术想法，大胆创新，为戏剧界吹来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在此暂且不论她的贡献与地位，我更惊叹如一位小女子，竟有那样的“大男子”气概，无论戏里还是戏外。据说看过她的戏的人，无不喜欢她扮演的“小生”，豪气潇洒，一扫以往“女戏”里的阴柔之风。
我虽然没看过她的戏，但就这一点，我信。
2
我一直以为，浙江文人是中国最纯粹，最有传统气质的文人了。气质上，风雅与飘逸，自然是做到家了，文章里，都带有“刀笔吏”的立意圆滑及文字精妙的特点。这一点也正是渐江文人特有的文化品性。如《谈薮》上就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会稽人氏孔稚珪，很有学问。但不喜欢干家务活，任园里野草疯长，几乎一人多高。在园子南边的池子里，每到春天，有青蛙成群。一次，他的朋友王晏，“鸣笳鼓造之”，想与他讨论音乐，听到这青蛙呱呱乱叫，很心烦，便说：“此殊聒人耳。”你猜他怎么答？他说：“我听你鼓吹，还不如青蛙叫呢。这种气质上的风流，言谈上的机智，有趣得紧。
说到风流，不能不提谢灵云、王羲之，王献之等魏晋人物。也许正是这些曾在会稽游山玩水，植竹养鹅，谈诗论道的高士名流，初步奠定了浙江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性格。这种潇洒，以写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绝等妙句的林和靖最为有名。他的“梅妻鹤子”，则把文士的风流诗化出“飘飘欲仙”的感觉来。
提起诗名，不能不提苏小小。她的名气之大，大得墓前要建“慕才亭”，以供往来不绝的名士才子凭吊。她的名气之重，重得千百年后，竟有同乡诗人与她攀亲为荣。诗人袁子才就曾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按道理，渐江历代不缺名士高人，若是攀亲，不难找出更有重量级的人物来。而这位诗人却执拗得可爱，独以她为荣。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众所周知，她只是一名妓女，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诗稿。但是历来文人却独独偏爱她，有关她的诗篇也是举不胜举。如“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或“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或“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等等。
当年的苏小小，很漂亮，很纯情。她曾写过一首很有名的《同心歌》：妾乘油壁车，朗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把年青人初次相会的情节描述得清新而又美妙。据说她还很慷慨，很大方。曾在西湖岸边偶遇一个叫落魂书生，赠银百两，助他上京赶考。她也很超然，很潇脱。因为重病，年纪轻轻，二十出头就香消玉陨了。但据说她对死看得很淡，并庆幸在最灿烂的季节随风而逝。风骨里的超然飘逸构成她独立而唯美的人格。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之处。
中国文士喜欢寻花问柳，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夜总会，红灯区”，也因此多了几份风雅来。特别是那些名声极响的“诗妓”，不等同国外茶花女一般的“交际花”，在贵族沙龙里起个活跃气氛的“交际润滑剂”的作用而已。年轻，漂亮是她们最主要的资本，主要工作也只是打情骂俏罢了，对于文化，她们影响历来是有限的。而中国的则不同。她们不但要漂亮，而且必须有才气，诗琴书画，要样样精通。也许是在文化上的平等优势，使得佳人才子更容易获得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相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红颜知已，竟多以妓女的身份留存青史，而且其诗作也能流传千古。
自然，妓女是无须夸耀的。但在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里，这个角落却一直是文人释放压力，张扬个性的“自由”文化场所。只有在这里，文人可以找出些自尊或是自得的感觉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文人未曾得意或非常失意时，总是喜欢来这个地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凡是文人多的地方，青楼文化必然发达。而青楼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流行文化的创作与传播。众所周知，古人娱乐中，艺妓是绝不可少的。无数新曲新歌，也是通过她们传唱的。因此，失意文人，填些新词，制些新调，被街井争相传唱，“赢得青楼薄幸名”，也算些小小的心理补偿吧。整天“黄衫飞白马，日日青楼下”，想来倒也风流快活。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喜欢以“美人”比作君王或是自比，以得不到“青睐”而倍感失意。这种比喻，我总以为与中国的青楼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南文化的发达，无不与南宋迁都临安（杭州）有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必然刺激了当地文化的整合与发达。南人本就才思细密，敏感多情，加上君王的个人偏好，一时间，其纤巧冶艳的软语艳词，以“流行文化”的态势，普天盖地，汹涌而来。当文化的风向标已经彻底倒向婉约一边，诗曲艳丽，重视格律，也就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色。整体人文性格的形成，也颇受影响。
如那位敢与徽宗争风吃醋的钱塘人周邦彦。据张端义的《贵耳录》记载，“宋徽宗幸临李师师家，偶有周邦彦在先，知皇帝至，周藏于床下。”后来，他还写了一首《少年游》以记此事。其中有“相对坐调笙”的字句，这一是说明他与李师师两人关系亲密，非同一般。二是说明这姓周的音乐水平不低。如你所知，凡是名妓，诗琴书画，无所不精。敢“班门弄斧”，绝对有一手。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不但诗词绝妙，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他“妙解音律，能自度曲，词律细密”，在大晟府（相当于文化部）任职时，“审古乐，制新调”。从这个角度讲，他算是当时流行音乐里如罗大佑的“教父”级人物。而他又敢与皇帝的“马子”李师师关系非同一般，可见在当时的青楼文化（如现在的娱乐文化）圈里，他是相当有影响，有地位的。他的这种大家地位及文化导向，必须对于家乡的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如乌程人张先的“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如永康人陈亮的“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如慈溪人舒亶“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会稽人王沂孙的“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音律优美，格调清新，无不纤巧得可爱，艳丽得动人。还有那位吴越王后裔钱惟演，自创西昆体，编著《曲懿集》，更是以曲调清丽见长，风靡诗坛。
如今，浙江又出了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明星人物余秋雨。他写的散文，句式潇洒，文字艳丽，这你不能不服。加上口才好，风度也不错，便多上了几次电视镜头。再说人家与老祖宗一样，也是搞流行文化研究的，这本很正常。但文坛上许多人却不喜欢，不服气，酸溜溜的骂人家“媚俗”，继尔琢磨动机，再尔怀疑人格，最终索性摔破醋缸子，撒泼骂将起来。好事者更是翻些或真或假的文革旧帐，扯起“忏悔”的大旗，挥着道义的大棒，气势汹汹地讨伐起这个瘦弱的江南文人来。或是声色俱厉，骂人家是“余孽”，或是冷嘲暗讽，恨其太“无聊”。最有意思的是，人家与老婆荡荡秋千，也有人觉得不舒服，不顺眼。如你所知，这位余先生是浙江人，气质里自然少不了些江南文人的多情与细腻。再说，人家也只是对自己的老婆多情，关你们何事？无论如何，对一个写了几篇散文，出了些名气的学者，竟如此大胆肝火，不依不饶，有必要么？
3
与越女的慷慨激昂相比，与文士的风流俊逸相比，浙江男子在性情上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敏思、隐忍和练达。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远，行动起来更讲实效。
如Ｓ城的鲁迅先生，他一辈子都在战斗，用牙用笔。先生骨子里也是激烈的，但他的表达，却是坚韧而圆通的。按照当年我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的说法，那就是讲究斗争原则。先生不喜欢，也不赞成做无谓的牺牲。他“逃”来“躲”去，不是害怕，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更长久地战斗下去。当年，先生的同乡，秋瑾女士从容面对死亡，需要莫的大勇气，而面对惨淡的人生，黑暗的现实，孤独地与不平、荒唐、愚昧、邪恶打斗较量，则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与智慧。
很多人说先生偏激，甚至说他阴暗，我并不以为然。至今读起他的文章，还是让人感觉到先生来自思想深处的愤怒来。众所周知，绍兴的师爷有名，俗有刀笔吏之称。所以当先生骂到别人痛处时，就有些人讽刺先生“极尖酸刻薄之能事”。诚然，先生的笔法是尖锐了些，有时也过于敏感地骂了些人，但他绝不是针对个人的，他骂的是国民的劣根性，在骂的人里头，自然也包括他自己。我看过不少当时的反驳文章，便是一些有名气的大家，讽刺或回击得确实不怎么样。看来，先生骂人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我总以为，中国若能多出几个会骂敢骂的批评大家，思想高人来，不见得是件坏事。
绍兴城还走出一位近代文化界里最有影响的人物，这就是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先生是实干家，他知道，中国文化界的事，争论固然是有益的，但他更原意在自由、开放、民主的前提下，让大家有话好好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又有什么不好？他要做些更有意义，更大气的事来。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思想武库建立了，一块自由的先锋文化阵地开辟了。当年的北京大学里，即有长袍马褂的遗老教授，也有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那些长衫、辫子、洋装、手杖，徜洋混杂在未名湖畔，是一道绝妙的人文风景。
一直以来，浙江大学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那种开放，大气、自由的人文气息，我想无不于先生的影响有关。
若仔细算来，这块土地还走出一位叫周恩来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的政治人格、精神品质，都无不令人深为敬服。他的圆通，他的隐忍，也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有了这么一位好总理，中国百姓才少了多少人为的苦痛，政治文化也多了几份人文的厚重。
而在八百多年前，这里还有一位大人物，那就是爱国诗人陆放翁了。他的诗文，气势雄浑，感情奔放，笔意流走，辞旨明快，在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但如你所知，他的志向，并非“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而是要平国治天下。他一辈子怀国忧民，却又屡受打击，但从不气馁，压我“雄才将略”，却阻止不了我的“恣意诗情”。这位大诗人一辈子竟写了近万首诗，成为中国最多产，也是最有成就的诗人。
若你用心，就不难发现，以上所举的人物竟都出自一个地区。而我历来以为，人才的地域性，绝非偶然。任何一种文化的流传，归根结底都是精神的传承。一方水土，必然魂结一种文化气质的精灵。便如这个绍兴城，历来之辈，都有一种天生的大气与隐忍，都有一股强烈的爱国情怀与难得的开放心态。
我一直以为，乡土文化是孕育中华精神文明的脐带，没有乡土性的中国，便算不上真正的中国。千百年来，正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交流碰撞，才汇聚成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大河。远不说诗经里以地域划分的《魏风》、《齐风》等，也不说西昆体、西江派或东林党，便是现代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也曾风行过什么山药蛋派或荷花淀派。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乡土文明已经变得异常脆弱而模糊。国际化与城市化，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把国人修剪得已经成为四不象了，如此下来，真有些民不将民，国将不国的味道了。乡土观念的单薄，个性文化的衰弱，随之带来的便是自我的丧失。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正在渐渐失去中国人的本色。国际上，除了汉语外，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的区别了。这不是说我们国际化成功了，而恰恰相反，是我们迷失了，被同化了。在此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至理名言，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
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即我们常说的国民性。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文课题。也许我们会有多样选择，会有多种设想，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国民性格的重塑与再造。除了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取舍。而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明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今，许多人乐观地宣扬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除了乐观，除了口水，我们应该仔细想想，我们已经为世界做了些什么，又真正能为世界做些什么。
我们不妨学学浙江人，内敛点，勇敢些，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来。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2　9:49:06
红 色 湖 南
湖南是红色的。
意象里的湖南，红的是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的恣意豪情，红的是爱晚亭旁“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浪漫，红的是岳麓山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血色惆怅。这种红，浓烈、张扬，也常常带有血色的豪情和冲动。于是，对于湖南的印象，便总离不开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意象红色”给予的刺激和震撼。
对于红色湖南的第一意象，首先是一种纯粹、勃发、激扬的血色。千百年来，这令人激动的颜色，可是由湘湖诸多赤子之血层层浸染。因为干净得高尚，因为纯粹得从容，所以相对国人的世故圆滑、灵珑剔透，我更喜欢湖南人性格中的这份圣洁的血性和直白的坦然。
湖南人的血性，先是体现在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上。这种精神传承，或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太过较真”的屈原。这位浪漫而忧郁的老先生，悲情《离骚》，忧思《天问》，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精神，求解济世的“天”道，公益的“正”礼。这种“悲天”的忧郁气质和“悯人”的济世情结，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影响甚大，对于湖南的老乡影响尤其明显，其影响力，甚至浸入到骨子里，融化到血液中。曼昭《南社诗话》说："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湖南的热血青年，莫不如此。我想，志士们选择这一极端却又令人尊敬的“救国方式”，多多少少都应该与屈老先生的影响有关。
如果说屈原为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树立了精神坐标，那么千年过后的宋朝范仲淹，又以生花妙笔添写了最好的“导向”注脚。洞庭湖畔，岳阳楼上，范先生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一道文人命题，立意大气得无可话说，一面人文大旗，气度张扬得也是无话可说，从此，湖南人也就更加理直、更加气壮地担起“天下忧乐”的重任。熔铸于群体人格中的精神气象，千年传承，一脉相传，在与历史的激越碰撞中，溅射出炫丽火花。这星星之火，曾成燎原之势，以“革命”之烈火，以“运动”之狂飚，席卷大江南北，誓在烈火中重塑我民族性格，收拾我大好河山。
也许是心太真，也许是情太浓，湖南人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理想的追求，总是那么执着和浓烈，甚至不惜以鲜活的生命或滚烫的热血为代价，求取人生的份量。也许是把“救国家，济苍生”看得是如此地“重”，才会把“抛头颅，洒热血”视得是那样地“轻”。
于是，维新志士谭嗣同主动选择“为变法而流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般刚毅的语言，与那颗坚硬的头颅一样，掷地有声，从此，沉闷的中国不沉闷，黑暗的华夏，也终有希望的火炬渐渐燃起。便是今日，重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壮诗句，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境潇洒，总恨不得穿越时空，化为李逵，持两把板斧，与大刀王五一起劫了这法场。可先生决意要死，他想得比我们深刻，比我们深远，于是，冲动也只能“规矩”点，去刑场与先生对拼几碗酒，痛快为先生流一次泪了。
再如民国先躯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个个愿为“革命马前卒”，或是敲响醒民警世的钟声，或是奏响辛亥革命的号角，或是树起护国讨袁的义旗，无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民族群英谱上，他们傲然挺立，浩然独往，俱是热血好儿男，俱是杰出大丈夫。如今，云松掩映的岳麓山上，长眠着三位先烈的忠骨，满山丹枫，烈士碧血，互为映衬，使得湖南人的血色精神红得更加夺目，更加鲜艳。
湖南人的血性和超然，并不说明他们是“超”人。他们同是血肉之躯，只是有一副不信邪的硬骨头，一股不服输的“野”精神。于是，愈是非常时期，他们愈是坚强和勇敢，愈是令我们汗颜，令我们慨然。譬如抗战初期，日寇铁蹄肆意践踏，国军一败千里，唯有攻打湖南时，骄横的日军终被狠狠地教训，三战皆败，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23天，共毙伤日军5万以上，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需要说明的是，长沙会战的前一年，即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长沙发生了震惊世人的“文夕大火”。这场大火，本是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一种无奈策略，焚城也只是一种战略准备，却缘于太过紧张的神经，一个小小的误会，在日军未到来之前，焚城便提前由最坏的“可能”变成残酷的“事实”。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大火中丧生者达3000多人。当时《中央日报》社论沉痛写道：“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也就是在经受这般“残酷”的打击后，也就是在这片“破败”的废墟上，长沙人依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以滚烫的赤诚热血，以无畏的决然豪情，换取“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骄人战绩，大长我国人志气，力壮我中华国威。
虽然长沙第四次会战（即１９４４年的长衡会战）时，因为兵力过于悬殊，长沙终是沦陷。可血性的长沙人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志士仁人更是气贯长虹，以碧血丹心坚守民族的大义气节。譬如当时长沙名士、前清翰林，已经七十多岁的书法家郑家溉老先生，便是毅然拒绝担任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最终投塘自尽，以死明志，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性诺言。湘湖民族气节史上，也由此多了一个穆重的血色惊叹。
2
湖南人的血性，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冲动和简单。
如果你细点心，便会惊喜发现这些血性的好儿男，绝非粗陋的莽夫白丁，而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谈及地域文化性格，最有代表性，也当是这些承载、整理、发扬地域人文精神的读书人。也正因为湖南血性里的诸多文化因子和历史渊源，使得湖南的红色精神，具备了更耐人寻味的丰厚内涵。
湖南人历来品性豪迈，这一点有唐时湖南长沙窑出品的瓷器上的诗为证：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与此有一比的，便是毛泽东16岁时改写日本人西乡隆盛的明志汉诗，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般精神气象，自是一脉相传。
论及湖南人群体性格，我以为与唐时湖南人欧阳询的书法特征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是那种厚重中透露出尖锐的一派。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平实内敛，但骨子里意气风发，神采风扬。或许缘于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纸张，使得湖南人对于纸墨承载的文字或文化，更具亲切感、自豪感和使命感。换言之，他们更青睐、也更相信文化的力量。于是，湖南人的狂放，常是漫卷书香，他们的自信，缘于知识的兼容累积，他们的潇洒，缘于文化的喷薄释放。
因此湖南人气宇轩昂，野心勃大，敢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敢做“天地为之动容，四海因此寂然”的撼世义举。对此，不要以为那是狷狂之言、痴语梦想，湖南的读书人真的敢做敢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也常做得有模有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话，也只有湖南人敢说，而且说得是如此浩然，如此坦荡。
敢把“江山社稷”扛在肩上的湖南人，最具“霸气”的便是这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济世情怀。虽说中国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结，可说及执行力，却多是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或“纸上谈兵”的浅薄阶段。相对而言，湖南读书人除了那一腔滚烫的热血，具有更高的水平、更多的能耐。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入，行动得更彻底，坚持得也更长久，于是，对于这“霸道”的口气，最多也只能来一句“惟楚有才”的慨然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精神，多半自湖南人开始。或说师法，邵阳人魏源写就长达100卷的奇书《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擦亮了困惑已久的中国人的眼，使得我们学会从虚妄的自大中走出来，开始真心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或说求变， "戊戌变法"时，全国诸多省份，支持变法的开明官吏唯只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或说创新，办学堂，开路矿、造枪炮、建轮船，湖南人无不是走在国人前列，而且做得是那么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近代以来，湖南呈现群体文化超强态势，名人辈出，自然非偶然个体事例，而是与湖南的文脉、人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强势文化必有它茁壮而茂盛的文化根源。对此，我们不妨把目光聚集到那座千年的庭院。岳麓山下，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栻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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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对于文化的痴迷，使得纸面上的功夫、书面上的文章，做得非常漂亮。犹如中国传统的信笺，以鲜艳的红色勾勒出一线快活的透亮和大方，再衬以墨韵的底色，可算是生动得出神，好看得入化。譬如说齐白石老先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空灵画风，再如毛泽东狂放不羁的“毛体”书法，还有沈从文的清灵俊秀文章，都酣畅着水墨新鲜意趣，淋漓着诗意乐彩华章。然而，这不等于湖南人只愿做纸上文章，他们历来对于文化的学习和解读，都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目标。因此，湖南人相信，为了“天道”，为了“大义”，除却文化的软性功能，有时武力和暴力也是必要的。只要是为“匡扶正道”，流再多的血，革再多的命，都不要紧。
耐人寻味的是，最能领兵打仗的湖南人，偏是两个读书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便是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搞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那曾文正公干的只能算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工作。再换个角度看，那毛是“造反”，曾就是“反造反”了。
但无论造反还是反造反，两位湖南人的出发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百姓计”。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曾国藩，本着“忠君爱国”的原则，为挽救清朝政府危机，带领一帮善于"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如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所谓"中兴名臣"，“屡败屡战”，硬是以百折不挠之决心和竭志殚力之远谋，打败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为清政府平了内乱，收拾了残局。对此，我不以为他有什么错。无论当初对曾国藩的妖魔化，还是时下将其“神人化”，我都以为曾的深刻与伟大，绝非几个意识形态的定论或商家恶俗的炒作那么简单。 这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书生”，其处世之学，御人之术，带兵之策、谋划之功，都已经超越过一般意义的名臣将帅，对此评价，我们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了。曾国藩曾被世人称为“曾剃头”，讥其杀人如麻。对于曾冷酷刚毅的一面，我想无需刻意升华或放大，只需要说明的是，打仗，总要分输赢，作为将帅，杀人只是职业罢了。
曾与众不同的一面，便是身为读书人，对于战争，他有自己的道德良心，也有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和困苦，他深有感触。因此，他与太平军拼死周旋，只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套用毛的一句名言，那便是“为消灭战争而战争”。
无论曾如何，就地域文化影响而言，曾对湖南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且不说曾带领出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臣良将，大半中国的安危渐归拢在湘人的掌控之下(据统计，清代十八个行省中共设八个总督，湘人占了五个。其中，有统辖最为显要的京津地区的直隶总督，有统辖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两江总督)；且不说曾在征战期间，引进许多“西洋新鲜玩意”(如洋枪洋炮洋轮船等)，拓展了湘人的文化视野，单就他将好勇斗狠的湘人梳拢成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湘”军，不但使湘人日渐摆脱“霸蛮”和“野俗”之气，而且成就了许多湘人出人头地的梦想，从此使湖南民风有了质的转变，湖南从此“开通而明达”，湖南人也开始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占居了大半场地。
若从湖南的人文精神来讲，作为历史人物的曾国藩，有许多潜力可挖，有许多话题可讲，可话题转移到毛的身上，却难以下笔。因为他的精神气度和个性张力，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以时代巨人的姿态，缚苍龙，主沉浮，他以“人民救星”的身份，革掉资本主义的命，革掉帝国主义的命，革掉封建主义的命，终是“打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成功地“换了人间”。可正是缘于这种不可复制的伟大，毛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在湖南人的精神谱系中，他是一个文化和政治意义上双重不可忽略的亮点，但我们无法，也不能将其视为群体人格的精神坐标。因为，他是特例，他是至高点。我们不可学，也不能学。
当初，便是缘于“自我意志”的恣意放大，我们才遭受了十年地狱般的红色灾难。虽然社会或个体的进步，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革命”，但最好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础上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或“革新”。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剧，便是一厢情愿地帮人家解放，替人家革命。不论当初我们嚷着要解放2/3受苦受难的全人类，还是现在美国出兵打伊拉克一样，虽都打着“平等、自由”的革命或解放旗号，可这样不好，很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再“崇高“地流血，无论是流自己的，还是流别人的，血腥味都一样浓烈。
4
红色太过火辣时，就不免会有些燥热。
如今的湖南，也许缘于近代的名人太多太灿烂，使得湖南人从骄傲中一直没有回醒过来，当别的省份忙得热火朝天，大搞经济上台阶时，湖南人依然翘着尾巴，盘坐一隅，把握诸多闲话的资源霸权，说东道西，便以为“环球同此凉热”。只可惜，再精妙、再辛辣、再有趣的闲谈，也是没有意义的扯淡，不能“通电全国”，不能“震惊四野”。近年来，湖南无论文化还是经济，其影响力都是不尴不尬。如果你说湖南人不擅长搞经济，他会反驳说朱总理不算吗？如果你说湖南文化无所建树，他会反驳说湖南卫视不算么？你要是说湖南人只说不干，他又会摆出一大串院士名单。其实，一直以来，湖南，以及每个地域，从不缺乏仁人志士，可他们的优秀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讨论地域文化，研究群体性格的最终目的便是期望这些精英代表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成为催人奋进的力量，而不是挂在口头上，成了“自吹自擂”的标榜。
地域文化的研究及民风建设，关键需要一种健康的文化导向。对此，文化人最应该做点事情。湖南的读书人好像也有所行动。如今扯起一面“振兴湖湘文化”的大旗，舞得虎虎生风。只可惜这风，有点浮，有点飘，甚至有点令人不舒服。如果说湘楚文化博大精深，我估计没人会反对，如果说我们要大力发扬湘楚文化，我想也没错。可如果恣意放大湘楚文化，简单罗列祖宗言论，就要不得了。无论如何，学术风气的浮躁与文化视野的狭隘，对于湖南乃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挖掘，都不会有任何好处。我总以为，不要动不动就充当“老祖宗还魂”的代言人，也不应该只是在小圈子里自卖自唱、自淫自乐。老祖宗的东西终究是老祖宗的东西，便是他们真的回到现世，他们也不可能把百十年的言论再重复一遍，除非他们成了被人操控的“文化僵尸”。
新的世纪，新的时代，理性比激情更重要，行动比“作文”更有意义，同时，我们需要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科学的整合能力以及对传统文化遗产更深刻、更理性、更系统的认知。
百十年了，中华民族如何定位，如何整理、整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依然是一个深刻的文化命题，也是一个至今无法归拢的民族话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师法先贤，包容一点、深入一点、专业一点、努力一点，做些有内涵、有内容、有意义的事来？
无论如何，红色的精神我们需要，可红色的情绪，我却不希望太过恣意地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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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性 的 光 辉
1
关于地域文化的梳理，若是太过集中地看，总不免会有千篇一律的审“美”疲劳之感。因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骄傲地罗列出一大堆地方文化名人来，而且多是以文人和政治家居多，若再加上刻意造出的“十景”、“八景”来，于是，每个地方都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实在是地域和人文的双重尴尬，地域文化惊人的“同质”和难堪的“流俗”，对不起气质风流的传统文化，也实在对不起大好河山的迥异风光。
谈及湖北，自然不能犯这种惯性思维和惰性分析的毛病。对于这片土地，我更愿偏重某个角度，寻找出 “异质”的地域精神和别样的文化气质来。
自古至今，荆楚大地暗自涌动的一种文化气脉，非常与众不同，也非常令人赞叹。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稀缺的科学精神。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和界定，有多种解释，但我更偏重其中包含的勇于怀疑、大胆尝试、积极创新以及严谨求证的四个层面。从这个角度讲，或如尝百药的神农氏，或如造活字的毕升，或如写医书的李时珍，或如研地质的李四光，都是鄂籍最杰出代表。
先从神农氏谈起吧。以现代人的眼光分析，神农氏大概是最早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人了。《史记》载，5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一位“人身牛首、龙颜大唇”的姜姓大汉，成为我们华夏先祖的部落首领，称之为炎帝。在那个民智混沌的时代，这位老祖宗表现出难得的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他不但教老百姓学会了种庄稼，而且还教他们学会用火，“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同时，他还发明制作了陶器、斧、犁、锄等农具。也许是他太聪明了，有如神助，所以又被称作神农氏。
而关于他伟大的事迹，最有名的莫过于《淮南子》上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而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感人的神话传说，说神农氏为了给人们寻找治病的草药，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也许正是感戴他的精神和功德，后世才会依托他的大名编写了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而根据《史记》及《说苑》等古籍中“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这个植物近4000种，中草药材达2000多种的自然环境，给神农氏日尝百草提供了选择和试验的可能。当然，他日尝百草，绝不是贪吃，而是想以实证的态度摸清草药的特性，从而寻找医治各种疾病的良方。这一点，他远比后世那些靠感觉、想当然，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做“药引”的庸医要强得不止千百倍。
神农氏的最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这种帮难得的试验求证精神。民间有“药不过獐鼠不灵”的说法，便是于缘于他的“科学试验”故事。传说他尝百草时，随身带着一只能看到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帮助他识别药性的活“仪器”———獐鼠（又名“獐狮”）。抛开神话的迷雾，这个动物自然不可能神奇到又能透视，又能分析的地步，但用小动物做试验，倒是有很大的可能。
话说有一天，獐鼠吃了巴豆，腹泻不止。神农氏把它放在一棵青叶树下休息，过了一夜，獐鼠奇迹般地康复了，原来是獐鼠吸吮了青树上滴落的露水解了毒。神农氏摘下青树的青叶放进嘴里品尝，顿感神志清爽、甘润止渴。于是，神农氏教人们栽种这种青树，即现在的茶树。如今，神农架民间还传唱着“茶树本是神农栽，朵朵白花叶间开。栽时不畏云和雾，长时不怕风雨来。嫩叶做茶解百毒，每家每户都喜爱”的山歌。
2
科学精神最难得的一个环节，便是积极创新了。因为勇于怀疑是一种态度，大胆尝试则是切入问题的途径，而只有积极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这方面，北宋时期的淮南路蕲州蕲水（今湖北省英山县人）毕升，便是杰出的典范。在他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而且有错字也不易更正。毕升虽是一介布衣，却勤于思考，因为职业（印刷铺工人）的关系，他认真钻研，终于创造性地发明了简单灵活、轻巧方便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关于他的这项伟大发明成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
庆历中（公元1041-1048年），毕升用胶泥制字，先做出规格统一、薄如钱唇的单字，再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由此看来，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印刷技术，具备了完整的工艺技术流程，而且至少是毕升已经将其运用在生产实践中，否则，也不会有“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的经验之谈。沈括在文中还记载了毕升起初也曾试验用木料作木活字，但实验发现“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的缺点，所以“不可取”，后经多次试难，才改用胶泥活字。
然而，遗憾的是，这项伟大的发明始终只是在小范围使用，在毕升之后的近千年时间，中国的大部分书籍还是坚持用雕版术印刷。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过迷信经典，譬如四书五经的学子教材，我们竟可以重复读上几千年！那么，书坊刻一个雕版，虽然单一成本很高，却可以印个上百年。加上农业文明国家，历代“劳心”的统治者对于知识的垄断和霸权，需要新出版的书籍太少，没有大批量的印刷量，活字印刷的经济性和灵活性，都无处示展。耐人寻味的是，后世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不是以朝廷名义排印一些大部头书籍时的浩大皇家工程，便是民间文人刊印自己作品诗集时的个体试验。与活字印刷术一样，由于稀缺内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整理，又缺乏外在经济或市场需求的动力，中国的诸多发明（发现），也就往往只能停留在经验积累或灵光一闪的初步阶段，以“秘方”或“奇技”，模糊地存留在历史的片言随语中。
3
虽然传统的中国，历来缺乏培育科学精神的土壤和氛围，却不乏总有一些爱较劲的读书人做些伟大的工作来。譬如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
年轻的李时珍，也曾所有读圣贤书考取功名的梦想，但三次乡试落第的经验，终使他放弃遥遥无期的功名梦想。“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同样也可以救苍生，济天下嘛。他终于下定决心，把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从他24岁开始行医，到准备编写《本草纲目》的十年间，他，只是为了“穷搜博采”大量医学典籍，提高自己的医术。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也就是说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在大量阅读和医疗实践的过程中，李时珍也发现了诸多问题，譬如大量古医籍中“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等，甚至有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可谓遗祸无穷。对此，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这个不服输的“湖北佬”，以一己之力，开始编写《本草纲目》这一浩瀚而繁杂的工程。一方面，他积极做好案头理论工作，“读书十年，不出户庭”，钻研各种文献800种，作札记数百万言，对前人的著述、经验“穷搜博采”，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另一方面，他格外注重实验考证工作，“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多次离家远行，深入民间，走进大山，搜集、整理、考证书籍外的医疗偏法。前后历时二十七年，耗尽半生心血，终于在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这时他已经是皓然白发的花甲老人了。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李时珍，又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作了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才正式刊行。这部共五十二卷，近二百万字，插图一千多幅的《本草纲目》，集明代以前药物学之大成，还旁及天文、地质、化学、植物学等方面，是一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百科式医学巨著。
人生有几个二十七年呀？李时珍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浩然的使命。四书五经之外，他发现了另一个精彩的天地，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表现出难得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理性精神。在他之前的本草典籍里，药名混杂，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也很不明了，由于多是书本上抄来抄去的“纸上猜度”， 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常常相互矛盾，令人莫衷一是。譬如说药物“远志”，南北朝的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可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再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像萆薢，有的说像拔葜，还有的说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要解决这类难题，最好的办法便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于是，李时珍脱掉长袍，放下架子，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到大自然中去求教考证。譬如说为了研究蕲蛇（蕲州产的白花蛇），他置危险于度外，在捕蛇人的帮助下，到深山老林里亲眼观察。因为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后来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显得得心应手。他在书中用简明准确的语言形容蕲蛇的形态：“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而对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他也做了生动的描写：“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对一种药物的介绍，他能描述得如此清楚，全都得益于实地调查的全面和细致呀。
在考察药物的过程中，李时珍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他不迷信，也不想当然，而是以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对照实物和前人记载，一一进行比较核对。譬如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吹嘘成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甚至成了进贡皇帝的贡品，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自然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而是冒险采了一个，仔细研究，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果实，其功效和普通的桃杏一样，生津止渴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李时珍不但不迷信江湖道士的胡说，便是对医学名家的权威论断，他也会大胆怀疑。譬如南北朝著名的医学大家陶弘景曾对鲮鲤（穿山甲，一种常用的中药）有过详细的描述，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这样的说法详细生动，历代医者都深信不疑。可李时珍却以旺盛的好奇心和科学的态度，亲自上山观察。他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其胃里剖出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食蚁的特性，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在实地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陶所说的“诱蚁入甲，下水吞食”。看来陶同样犯了“想象力泛滥”的毛病。
李时珍正是以这种科学理性的精神，大胆怀疑，勇于求证，不但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而且在动植物分类学及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难怪达尔文会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4
对于权威的大胆怀疑，不单是李时珍，做得更彻底、更有份量的则是另一个湖北人，他就是有名的地质专家李四光。
这位前清“最优等”的“工科进士”，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牢记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教导，一生都在努力实践“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报国理念。而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也一贯坚持诚实、冷静、开明的科学态度。
譬如说对冰川的研究。因为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但当时中外许多专家都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对此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学成归国的李四光便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考察时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却遭到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对此他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而是继续带领学生，不畏艰险，几次横渡大江，跨越秦岭、南岭，亲自勘探测量，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还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然而，诸多外国专家却因偏见或私心，不愿承认李四光的科学论断。虽然外国专家心知肚明，也曾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但务实的李四光并没有埋怨，也没有气馁，而是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又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用科学事实推翻了错误论断，并最终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追求科学的道路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科学的态度只能是认真，只能是事实求是。对于科学理论，我们应持足够的尊重，但也不能过于迷信理论，而是应在对已有科学理论地熟练认知和掌握下，大胆创新。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理念下，李四光于1953年创建了地质力学，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然后亲自组织队伍，用科学的新理论做指导，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接着，他与其它同仁再接再厉，又很快找到了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矿藏，从而为建造一个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资源基础。正如他在《中国之地质》一文中所说：“作为新一代炎黄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一方面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努力，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解决有关工业问题。”
身为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不赞成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埋头读死书，而是主张到大千世界中去读“自然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直接的求学”。在他看来，学习书本知识，只需要记忆与思索，而向自然学习，人的各种机能都要同时并用，特别是精确的观察，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格物”，才能得到理性的“致知”。若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只是“想当然”的“融会贯通”，是要不得的。为了锻炼、考察学生科学观察和深入思考的能力，他在主考学生时，从不制定什么标准试题或标准答案，而是别具一格，往往用若干块石头标本作为试题，要学生写出自己的答案。
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科学家，李四光也深知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对“开启民智，提升国力”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对此，他在晚年还写下了《看看我们的地球》、《穿过地平线》等一系列融学术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科普读物。
5
回顾前人的荣耀，反思今日的中国，对于科学、对于科学的精神，依然有怅然之感。因为在这个网络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依然稀缺的还是科学理性的精神。从前，我们视科学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又把它看作一种宗教，顶礼膜拜。
对于祖先的科学精神，我们也向来疏于梳理和研究，仅是满足封成神，尊为圣，建个庙，立块招牌罢了。令人忧伤的，中国人对科学从来没有一颗平常心。我们恼怒过制度，炫耀过祖宗，嘲笑过知识，如今又学会打着科学的幌子，“发明”、“创新”什么“水变油的技术”、“纳米大米”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东西竟然还有媒体支持、市场空间和民众基础！
赛先生进入中国已近百年，我们为什么还会犯这么多的愚蠢错误？面对可知的科学，我们这个民族，究竟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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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者 的 风 流
中国传统文人历来都有着归隐的情结。
且不论那些将“归隐”当欺世盗名筹码的假隐士，或是刻意玩终南捷径闹剧的奸政客，对于大多数文人来讲，也就是在诗词歌赋中发些牢骚，或在精神世界里撒个欢儿罢了。毕竟，真要归隐，需要付出太多，也没有几人真能耐得住那份贫困和寂寞。可陶渊明是个例外，千百年来，在他之前，或在其后，恐怕再没有人像他那样能把隐士做得这样风流，那般潇洒。
当然，大多时候，文士的归隐，多是不得已的选择。对此，同是江西人的朱熹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 陶渊明正是如此，他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能征善战，曾以军功而官至大司马）的后代，也许缘于家传，陶渊明自小除却“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胸怀和抱负外，还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剑术尤佳。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便是在他晚年时，他也写过“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豪放诗句，在这首《咏荆轲》诗中，他总结荆轲行刺失败的原因是：“可怜剑术疏，伟功遂不成”。想来他是以一个专业剑客的身份分析荆轲行动的，也许他还曾比划过行刺的招式呢。引述这些，意在说明陶渊明并非我们想象那样，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
然而，陶渊明处在一个乱世的年代。曾祖父那一代的铁血英雄，早已远去，历史在那时好像打了瞌睡，无序无边的黑暗中，唯有跳梁的小丑在卖力表演。对于陶渊明而言，身为名士的后代，又身怀绝技，岂会甘心半途而废的北伐大业？又岂能漠视东晋王朝的覆灭？作为一个把“忠孝节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儒士，又怎能坦然世风日下的道德败坏？然而，纵是文武双全，纵是济世之材，可生不逢时，他一介书生，除却不甘，也只有“空视时运倾”的悲愤和无奈！
好在是，真正的文人，常怀有一颗勇敢坚持自我的心。身逢乱世，如果无法低下骄傲的头颅，那就不必与“时”俱进。污浊的“世务”，还是不识为好，骄躁的“俊杰”，还是不当为妙!孔老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陶渊明坚持归隐，也正是要给世人亮出一个鲜明的人生态度，给自己一个坦然的交待。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所谓名流相比，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并没呈现病态的分裂状，他不会一边清谈玄学，扮“风流名士”一边招权纳货，做“势利小人”。权重位高的名士，表面虽是风光，可国势衰微，政权混乱的现实，使得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于是，那些名士的所谓“潇洒”举动，不过是在“五石散”药物催发下的一种末世狂欢罢了。相比而言，陶渊明要健康得多，挺拔得多。他不需要服什么五石散，也不需要发疯装痴扮风流。对于他而言，岂能为做捞什子的官，而让心灵去做肉体的奴隶？！
活着就要对自己有个交待。“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的伟大和高明之处，便是真洒脱。如果现实中难得痛快，那么不妨去自然里寻找快活吧。故土田园，当是乐土，高山流水，自有知音。尘世间几多挣扎和洗炼后，陶渊明终于找到人生理想的归宿和精神栖息的园地。他在著名的《归去来辞》中欣然写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大彻大悟后的陶渊明欣然发现：田园之乐、天伦之乐，才是人间正道呀。从此后，没了官场繁琐的应酬，没有了枯燥文书的劳形，有青山松林做伴，有琴弦书卷消忧，有美酒明月解愁，此世何求？春耕时，或携子插秧，得播种之欢，或赤膊挽犁，品劳作之乐，那是多么快意；农闲时，或套牛车，访幽幽山谷，或棹孤舟，看涓涓溪流，这是何等潇洒。田园山水，家乡草木，浸润着他的生命，温暖着他的性情，也激发着他的灵感。
然而，品酒赏菊，吟诗作歌，只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必须直面的是惨淡而毫无诗意的真实生活：“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他最高贵之处，便是“不为三斗米折腰”，不论这米是官府给的，贵人赐的，还是好人舍的。他要的是自食其力的骄傲，要的是遗世独立的挺拔。作为一位有影响名士，他不是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贫穷，可他就是不向贫穷困苦低头，他一次次“隐约就闲，迁延辞聘”，正是明证。对于陶渊明来讲，“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无荣，岂缊袍之为耻？”是呀，穷点苦点又算什么呢？便是死，他都不怕，要不他怎么会潇洒地自作挽歌，自祭自唱呢？他自谥“靖节”，就是明誓自己要终生坚守清操高义。
是的，归隐付出代价，而且远远不止物质上的贫困。对于一个文人来讲，也许更难容忍的是来自世俗的猜忌和嘲笑。正如陶渊明在诗中写道：“浮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无论在他生前死后，都有人怀疑过他“与时乖”，不过是钓名钴誉罢了。好在是陶渊明早已洞悉了世间冷暖和人心叵测。他深深懂得：“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于是，他终可以怀着一颗平常心，坦然地面对生活，勇敢地选择生活。不论是弃官的绝然，还是忍穷的坚毅，他都是那样令人感动和钦佩。难怪千年之后的元朝大画家赵孟頫感叹到：“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
陶渊明的伟大，正在于性情的敏锐和丰富，正在于人格的立体和玲珑。清远脱俗、超迈旷达的隐士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丰富而生动的他：他豪情过、慷慨过、激愤过、彻悟过……也正是精神世界沉淀的养料是如此肥沃和丰沛，才使得生命之花绽放得这般漂亮和精采。这一切，在他的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有忧劝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等。这一切，也都缘于不管上天赐予他什么样的人生，都无法阻止他对生命的热爱，而且爱得如此浓烈，爱和如此深刻，但也爱得太过寂寞，爱得太过无奈。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当陶渊明这颗伟大的尘埃落定时，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象终有了另一种高度，另一个境界。当我们再一次翻看他千年前的诗作，字里行间，依然鲜活着一个抚剑独行的少年侠客，一个挂冠而去的彭泽县令，一个采菊东篱的五柳先生……高情千载，风流万年，也就是这个穿粗袍、饮淡酒的陶渊明，几句浅吟，几声低唱，方使得不再痴迷颜如玉和黄金屋的读书人，觅得几许感动，寻来一丝温暖。
发表于 2006-9-22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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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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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色　怒　江
对于怒江的第一印象，来自地图上那绝妙的地理线条和神奇的山脉走向。
在云南地图的西北方，东西150公里的范围内竟密集排列着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哈巴雪山四条横断山脉，这在大多为东西走向山脉的中国，绝对是一种地理奇观；而山脉之间，三条近乎垂直并列的大河，由北向南飘坠而下，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之间最窄处仅有72公里，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自然异景。于是，“三江并流”便顺理成章被骄傲地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三条气势磅礴的大江，又以怒江最为不驯。因其受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形成了山高、谷深、滩险的地理特征。怒江河水湍急，一路喧哗，沿着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一道深长的缝壑，汹涌而来。而这条天崩地裂的巨大缝壑，便是以艰险、绵长著称的怒江大峡谷（又称东方大峡谷）。面对这样一条神奇的大江，面
对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你无法阻止澎湃的想象和热切的期望。
没去怒江之前，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也看了不少画册，优美的语言，唯美的画面进一步丰富、甚至放大了对于怒江的美好想象。譬如说怒江的山，就我们知道，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0多座。无论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还是担光力卡山、云岭山脉延伸老君段、雪邦山等，都是经天纬地，都是巍峨雄浑。
山势又各有不同，群峰竞相争秀，重峦千变，叠障万化，或如虎踞龙盘，或如狮奔象走，极尽鬼斧神工；或如蛇形蜿蜒，或如仙姿俏立，呈显自然造化。从某种意义讲，山是怒江的地质脊梁，因为山的朴实厚重又不失玲珑变化，因为山的高大伟岸又不缺精致秀丽，怒江的美才显得那样雄浑神奇，那样大气绵长。
再如怒江的水，充沛得让人嫉妒。且不说独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江热闹奔腾，且不说188条分支河流恣意纵横，便是那山巅的碧潭、峰腰的飞瀑、沟涧的流泉，就已太过丰富，太过生动了，身入其间让你恍然觉得这便是人间的天堂。由于特殊地形、地段和气候关系，这里的水也各显其长，各尽其妙，或凝成皑皑白雪，装点山岳峰巅；或变作湍湍急流，激荡险滩山涧；或形成飞流瀑布，悬挂峭崖翠谷；或化作青湖温泉，点缀天地之间。毫不夸张地讲，水是怒江最调皮，也是最美丽的自然精灵。因为水，怒江的美才变得如此妙趣横生，才显得那般活泼生动。
当真正置身怒江山水之间，这里的风景绝没有让我们失望。一路走来，除了惊喜还是惊喜，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天空是如此澄澈，呈干净而透明的蓝色，让人不能不喜欢，那大块大块的云朵，并不是单纯的白色，而是有点牛奶的感觉，所以颇有亲切的质感。在这样背景映衬下，水便多了一些情韵，山则多了几份圣洁。人在丙中洛，这种感觉更显特别。丙中洛位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东北部，地处三江并流的腹地，是中缅印和滇藏的结合部。它四面环山，东为响朗腊卡和碧罗雪山，西为卡娃卡布峰和高黎贡山，南为贡当神山和日当坡，北为石门雄关，形成了“雪山为城，江河为池”的奇特自然景观，与云南中甸、四川稻城并称为中国的三个“香格里拉”。也许正是因为大自然的恩赐，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天人合一，人神共居”的人间净土。
怒江流经丙中洛乡日丹村附近时，由于王箐大悬岩绝壁的阻隔，江水流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但流出300余米后，又被丹拉大山陡坡挡住了去路，只好再次调头由西向东急转，因而在这里形成北-西-南“U”状的大湾，称为“怒江第一湾”。也许真是神山有灵，闹腾不羁的怒江也只有在这里才显得温柔婉转。雪山皑皑，碧水悠悠，好一个山高水长!弯道自然环抱的桃花岛，荠麦青青，彼黍离离，好一派田园风光!天地有情，百姓有心，此地盛产风化层积岩，路边的怒族老百姓便以层积岩青石片搭建屋顶。于是青山沃野里，如画梯田间，点缀着黑石瓦覆顶，原木材构架的农舍，或三五结群，或单独立户，宛若被水雾晕开的淡彩，且不忘点染一痕袅袅炊烟，由此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田园好风光。
也许是因为风景太过绝美，各路的神仙也纷纷看中这块地方。除却土生土长的原住神仙外，这里还有藏传佛教的圣地普化寺，也有基督教堂等各方神圣，也都安然相处，融洽和谐。也许是因为这里太过圣洁，狭隘的宗派之争在这里永远没有市场。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原始宗教并存，信徒们各信各的教，各拜各的主，互不干涉，我想这应该才是宗教的至高境界，也是丙中洛人民的最大福音。
风景因为干净而变得美丽，信仰因为干净而变得伟大。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无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还是其他民族，他们的心灵都因为圣洁的信仰和美丽的风景而净化。他们容易快乐，也乐于表达快乐。于是，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源自快乐和幸福的表达；他们喜欢感恩，喜欢赞美，喜欢接纳一切产生快乐的美丽和伟大。
因为简单，所以爱得自然，活得坦然。火塘边，几口家酿米酒，一点熏肉腊肠，几张石板耙耙，他们已经幸福得象上了天堂。记得那次去老乡家做客，大家且唱且跳且笑，酒在杯中空了又满，满了又空，在那样的气氛里，你只管放开一切芥蒂，畅怀痛饮。音乐响起时，不用介意你踏的是有节奏的舞步，还是无节奏的醉步，一切都在欢歌笑语声中和谐地融为一体，你只管随心而舞。快乐，就在这混沌的热闹之中。
然而酒醒过后，我知道容易满足不等于知足，容易快乐也不等于就是幸福。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只是怒江的一面。从某种程度讲，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也不懂得他们的真实需求。一个游客眼里的怒江，只是矫情放大后的“虚假天堂”，走马观花的感触，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怒江。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2　22:51:13
绝色怒江(二)
脆弱怒江 被现实触动
怒江的美，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想要欣赏这样的风景，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看天堂景 先走地狱路
怒江交通问题的严峻，完全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极限。在21世纪的今天，若大一个自治州，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还没有一条国道穿越!还没有一条完整的三级以上的公路!还没有公路网络!不可思议的惊叹之后，便是一种茫然的，甚至还有点对不住的遗憾。记得考察之前，我们采访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家园"的负责人汪永晨女士，她曾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到怒江看一看，会给你许多惊喜。那么，这种糟糕的路况，不知算不算惊喜？
从州政府六库到福贡再到贡山，一路走来也就一条坑坑洼洼，实在算
不上公路的公路。公路一边是陡立的岩石，一边是湍急的河谷。路面特别狭窄，有些地方连错车都错不开，而且公路上常常有滑坡、泥石流、塌方等接连不断的险情。一路颠簸，一路担惊受怕，旅游的大半时间就消耗在这路途上。试想，心怀恐惧、筋疲力尽的游客，还有多少心情来欣赏此地的风景？而在路途上看到当地百姓，大多依赖的还是'"人背马驮"的原始交通方式，便是在怒江州首府所在地六库镇，也会时而见到一些马帮赶着马在街道上悠闲地走过。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糟糕的交通状况，马仍然是这里居民主要的运载工具之一。唯一有点现代化气息的是一些搭载游客的小三轮摩托车。
其次是超乎想象的生态破坏。沿着怒江河谷，我们大概走了300公里原河段，几乎没发现想象中的茂密森林和参天大树。目光所及大部分是光秃秃裸露的山体和一小块一小块挂在陡坡上似乎随时要滑下来的田地，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灌木丛及稀疏的次生林，而看到更多的是滑坡、泥石流、崩塌造成的山体破坏及道路阻塞。这一切，不但与想象有着极大的差距，便是与那些绝美的风景，也有着极不协调的对比。于是，不禁对怒江依靠旅游脱贫致富的说法产生严重的怀疑。就这样的基础设施，就这样的经济实力，靠什么来发展旅游经济？交通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发展旅游永远只可能成为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
天灾乎？人害乎？
来怒江考察，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拔开以往媒体建立在"想当然"基础上的舆论迷雾，寻求事实真相，并期望挖掘出更多关于真实现状的背景和原因。对此，我们亲自深入第一线，请教了不少专家，走访了不少农户，当然也包括许多基层干部。毕竟，对于当地的环境状况和历史原因，他们最有发言权。
从某种程度讲，与其说怒江是原始生态，不如说怒江是原始非生态，原始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生活方式。事实上，怒江早已不是一条"处女江"。怒江－萨尔温江流域，两岸世代居住的千百万人。为了生存，都在直接开发利用着河谷地区的土地、动植物和矿产等资源，其"原始生态"早已被改变。
怒江两岸，98%以上的土地面积是高山峡谷，而76%以上的坡度都超过了25度。由于特殊的地理状况，怒江人民只能生存在两面的山上。由于坡度陡， 所以当地的种植有'壁耕'之称，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大字报田"。路途中我们不时看到两岸的山坡上浓烟滚滚，烈火熊熊，那是当地农民在烧荒。在那样陡峭的山地种地，自然无法利用牲畜或机械，所以只能采用"刀耕"，因为土地贫瘠，又买不起化肥，所以老百姓只能用"火种"这种原始的方式给土地增肥。新华社记者说："看怒江人民种地就像看啄木鸟啄树"，许鼓璐副委员长说："你们种的不是粮食，你们种的是灾难!"，这些话里透出的是切切的人文关怀，可更多是怒江人民诸多的无奈和难言的辛酸。而另一方面，老百姓为了生活用柴，也在大量砍伐木材，正如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马晓佳介绍说："山上潮湿阴冷，农民家的火塘一年365天是不灭的，再珍贵的树木被砍回家都和普通薪柴没有两样。烧荒时，再珍稀的植物也和普通野草没有两样。他们得生存。"于是，怒江的生态一年比一年差，老百姓没有电，又要烧火做饭，只有砍树，现在甚至连树根都刨出来当柴烧。于是，一旦发生泥石流，石头毫无阻挡，从山顶上滚下来，一直到江里面，这样不但水土流失严重，而且造成的破坏也非常大。
云南省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怒江两岸的居民一年就要砍掉50万立方的木柴，怒江两岸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1500-2000米之间的植被也破坏严重。怒江30多年中每年减少林地44平方公里，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急剧下降，根据1999年详查，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达3933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6.75%。怒江流域的泸水、福贡、贡山三县调查统计地质灾害隐患点达300多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功能不断降低。近年来，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4年，怒江州连续发生福贡县"4.16"和泸水县片马"7.18"等特大地质灾害，共发生有一定规模和危害程度的地质灾害681起，共造成22人死亡，9人失踪，3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7亿元。这些惨痛的事实，警示着我们，使得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反思：怒江倒底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谁来办？
对于怒江生态破坏严重的形势，一些专家以"清淡"的名义想当然，瞎扯淡，一些动机不纯的环保组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随意指手划脚，惹人生厌。正如两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所言："中国的确需要环保，但是环保不是这样的搞法。环保应该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做必要的论证和理性的辩论；'环保人士'应该多一点平常心，不要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高瞻远瞩、徇道的圣徒。否则，只能是让一般人对'环保'徒生反感，让人觉得是伪善。"
对于怒江生态问题的妥善解决，自然需要多方探讨，但更需要积极行动，科学实践。怒江生态环保问题，决不是环保者几句煽情的大话或就能解决的。怎么办的问题，首先牵扯到谁来办。对此，地方政府义不容辞。平心而论，怒江州政府已经在环保生态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下了不少功夫。一方面怒江整体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44.1%恢复到74.1%左右。另一方面他们正在搞一个发展100万亩干果基地的项目。计划用三年的时间造100万亩的核桃、漆、花椒等大一点的树木，这样至少能够在泥石流爆发时把石头挡下来。另外，副业的发展，也可以逐渐改变老百姓传统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从而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但这些都是些权宜之计。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怒江州环保局局长高翰星以为，若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应大力挖掘怒江充沛的水能资源，以电代柴，同时利用水电工程将山上的农民迁走，这样可以慢慢恢复植被，这是改善已经失衡的生态、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如果不开发，生态恶化会延伸到山顶的原始森林，几十年后山上的林子恐怕也要被砍得差不多了。
然而，早已立项的怒江大坝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暂时搁置。其中喊得最响的便是某些环保组织的保护"中国最后一条原生态河流"。对于这样的口号，我一直不明白，也无法理解怒江怎么就是一条原生态的河流？不知这些环保者来没来过怒江？也不知他们是否关注到怒江生态的恶化？更不知道他们是否深入调查、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他们一直慷慨激昂，却不知为什么慷慨激昂。这使我不禁想起与风车作战的唐o 诘可德。不过，私下以为，唐. 诘可德可能要比他们可爱，比他们简单，甚至比他们高尚。
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2006-9-12　22:52:25
贫困怒江 被贫困震动
惊人的贫困
对于怒江贫困的了解，我们不妨先从了解一组数据起。
怒江现有50万人口，42万农民有27万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比例说，二分之一的人处于贫困，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电，四分之一的人没有路，五分之一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居住在泥石流滑坡的地方。也就是说，近乎一半的人生活在不具备生存，更谈不上致富条件的环境中。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怒江边三县(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60%的土地面积属于自然保护区，10%的面积属于大江大河，也就是说70%的面积不能随意耕作，老百姓为了生存，才不得不在两面山上的陡坡耕作，而且只能选择刀耕火种的大字报田式耕作。我们曾采访过一位干部，他年轻时在丙中洛当知青，就种过这样的地。三十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依然难忘："第一年烧一片林子，开出一片地。种地时左手抓住草根防止滚下坡去，右手用小锄头在地上挖出一个个小眼，点上玉米种子，让它自己去生长。等第二年再烧一片，再种。"对于这样的"田园之乐"，我们无法做出太过浪漫的想象。而对于三十年后，老百姓依然依靠这样的原始生产方式维持生计，更是不忍做太多的感想。在这样的陡坡垦植，不但危险，据说每年累累都会发生人、畜坠落的惨剧，而且收入底下，只有广种薄收，方能维持生计，据说在这样的坡地上每种十亩地才能养活一口人。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和生态的持续恶化，这样的落后生产方式不但对环境产生恶的影响，而且也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按照国家最新贫困线标准，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 有27.53万，低下637元的未解决温饱人品 有13.38万元，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6%和33%；另外，全州依然还有5.7万特困农户住茅草房、杈杈房内，占全州总户数的48.7%。
怒江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保护和恢复生态的问题，而是拯救生态的问题。怒江如果不发展，经济结构没有质的转变，十多年以后，怒江的生态会越来越恶化，人民会越来越贫穷。
贫困绝对不是文化
对于怒江当地的贫困问题，环保组织好象也不回避，正如某环保网的一次活动报道说，"当地小学的孩子住校生，一个月只能吃两次肉。"那么，保护原生态，维持原貌，是不是就期望孩子依然一个月吃两顿肉？还是送她们一顿肉吃？记得那次活动，他们是以助学支教的形式去的。我们绝不反对环保者的爱心举措，也绝不怀疑他们的热心和诚意，但是，送几支铅笔，发几本旧书，就能解决问题吗？看着照片上孩子们生硬地捧着文具，木然地和欢天喜地的志愿者合影时，心里感觉一阵发酸，志愿者的爱心得到痛快地释放，合影留念，终可以满意地离去，那么，孩子用完那几支铅笔后该怎么办呢？
对于怒江的贫困，在部分观光客和某些环保者看来，竟然是以猎奇的心态看之待之，甚至煞有介事地上升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层面，并建议划分保护区，保持这种原生态。记得与当地基层少数民族干部座谈，讨论起这个荒唐的论调，有个干部悲愤地说道我们不是动物。这句话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一刹那间我有想哭的冲动。是啊，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一母同胞，凭什么怒江人民就要住在杈杈房里等你来参观？要你来感叹？
来过怒江的，稍有胆量的，大多都试过乘坐溜索的体验。因为穷，连几座象样的桥都修不起，怒江两岸的老百姓，日常来往的交通工具便就是那么一条颤悠悠的钢索，凭几根粗麻绳，一个钢滑轮，滑来溜去。我也切身体验了溜索的惊险。一块草编的垫子，简单地用四根粗麻绳串起，或者干脆地用绳子把人一套，然后从身体两边拢在胸前并套在一个配有滑轮的铁钩子上，一手握住麻绳，一手抓住钢丝索。坐好了，手轻轻松开钢索，滑轮便靠着向下的惯性，顺着钢丝索向对岸滑去，速度越来越快，双手被震得奇麻，钩住滑轮的麻绳似乎马上就要脱手而出。耳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和滑轮尖利的摩擦声，汹涌的江水从身下流过，望之令人晕眩惊悸。也许过一次你还感觉刺激好玩，可如果每天都这样，而且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负重多少，年年如此，天天如此，你又持何感想？当地畜牧业搞不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牲畜太大时，无法带回家或拉出来卖。因此，他们只能养些小牛小猪。而有些村里孩子没有上学，也是因为上学要每天溜索到对岸去，家里人怕出危险。对于这些不便，对于这样的难堪，难道你
说这是因为怒江人民勇敢，还是交通方式有特点？
不，贫困绝对不是文化!落后绝不是文化!贫困和落后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心里一道深感可耻的伤疤。记得怒江州州长欧志明曾严肃地说过一句话："饱肚子人和饿肚子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这恰是对于那些喝着洋咖啡，操着洋腔调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最有力的回击。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怒江有怒江的州情，环保不是消费，越昂贵越好，环保不是娱乐，越新锐越好。任何环保理念，都必须适合我们，都必须在每个人的心里落地开花，并付诸实施才算有效。环保不是玩时髦的字眼，不是让你口吐莲花，更不是让你借机抡大棒。
自然，关于怒江的问题，曾有太多的争辩，在此我们无心引起新的事端。无论如何，怒江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争吵一下就能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各方不要太过各持一端，在彼此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尽可能多些善意的沟通和积极的交流。同时，我们更期望，我们不论站在哪一个角度，都首先应该先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下怒江的现状，认真、通盘地考虑一下怒江人民的需求和感受。
不要忘了，我们是饱着肚子的，而他们，还在饿着肚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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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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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之 歌
1
他们说，广西是一片“铺满琴键的土地”，处处都是歌的海洋。
正如《歌王》中骆越歌王唱的那样：“老子生来会唱歌，唱天唱地唱山河，唱得日夜倒转走，唱得江河起风波……”歌唱是壮民族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
以歌代言是壮民族古老的习俗。据专家考证，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便是形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后期的壮族古歌。众所周知，壮族是岭南土著古代越人的后裔，而早在2500年前，楚鄂王之子子晰“官为令尹”时，一次泛舟湖上，便听过由“榜枻越人”即兴所唱之歌，歌中唱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至今壮族的嘹歌，如《进村歌》、《三月歌》里，依然存有“今晚什么晚、云丝涌起……”及“今日什么日，环山寻游欠周全，寻游不完这座山，寻不见妹真无缘。”等类似“问夕、问日、问年”的句型，由此揭示了民歌在文化内涵上悠久的历史渊源。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人人能歌，个个会唱。在宋代《太平寰宇记》里，就有“男女盛装，聚会作歌”的记载。而地方志里也多有“亲友围坐饮酒、唱土歌达旦”说法。“只要留得嘴巴在，不死还要唱山歌。”他们对歌唱已经达到了如此痴迷的状态。他们酷爱山歌，用歌声寻求爱情，用歌声表达欢乐，便是亲人故去，也要唱起送葬歌……他们就是这样在歌声中长大，在歌声中生活。无论是下地种田，还是上山砍柴，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逢年过节，处处都有美丽的歌声回荡。甚至日常对话、拌嘴吵架，也会以歌唱的方式进行。
也许正是因为对歌唱的极度热爱，他们总会尽可能寻找合适的机会，聚会联欢歌唱，当地人称之为“歌圩”。按农历的算法，或是三月三，或是四月八，或在春节，或逢中秋，甚至某家某户有儿女婚嫁、孩子满月、新房落成，只要是喜庆的日子，方圆数十百里的成百数千甚至上万民众，自发形成或大或小的“歌圩”，在圩场、在田间，在水边、在坡上，或三五成群、或双双对对、或分边排阵，大家热闹地欢聚一起，借乡曲问答，用山歌对擂。有时候，甚至在赶集的路上，碰在一起，也会形成临时的“歌圩”，以对唱山歌的方式传情达意。高兴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唱个几天几夜，让天地因之动容，让山水为此失色。
他们白天唱，称为日歌圩，在野外择一块山清水秀之地，盛装艳服的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女孩子三五成群，男青年四六结队，相互对歌，你唱我答中，寻找情感的缘分和心灵的寄托。他们夜晚唱，称为夜歌圩，则多是在队村寨里，干栏旁，燃起篝火，点起火把，在结束一天的劳动后，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吟唱自然，吟唱历史、吟唱生活。
2
据说壮族最早的歌声起源，缘于先民一个朴素的理念，那就是唱歌可以“乐神”，为神灵服务，如今，那首《布洛陀经诗》，依然被壮族师公、巫婆用作“经文”和“咒语”，便是明证。其实，唱歌更大的功效还在于“怡情”，朝人性靠拢。有一首古老的山歌唱道：“天旱庙中去求神，你盼雨来我盼晴（情）”，由此看来，便是献给神灵的歌声，也含着浓郁的情感需求。
也许，正是因为性情直爽，所以他们的歌声才会那样活泼、大气和快乐，而不流于甜俗，透露出健康的自然之美。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在对唱的过程中，讲究一个“斗”字和一个“巧”字。他们往往是即兴发挥，随口编唱，而旁边也常有朋友或歌师相助，积极出谋划策，因此，歌声里多是充满风趣的对答、智慧的幽默。
譬如青年男女在处“茅骚”（壮语，直译为“男女”，意即男女恋爱关系）时，先是初会歌，女的先是有点羞涩地唱道：“初学唱，嫩雀出窝初学飞。飞到树枝望树尾，树尾摇摇不敢飞。”男的则体贴地安慰道：“放心唱，妹是黄莺哥画眉。我俩都是同林鸟，何不开声唱一对。”若是双方有意，男的便开口唱起热烈的追求歌，歌道：“路边杨柳绿茵茵，风吹柳枝动哥心。哥问这蔸杨柳树，为何不给哥遮阴？”女的则巧妙回应：“冬瓜有心又无嘴，茶壶有嘴又无心。葫芦下水半浮起，我怕哥是这号人。”就在这样你巧问，我妙答的一一对唱中，双方不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直到侬有情，我有意时，双方走到一起，亲密聊天。等到天色将晚，不得不分手时，双方又会唱起嘱别歌。男方唱的爱意绵绵：“日落百鸟叫悠悠，双双对对回山头。心想同妹多坐阵，太阳跟哥结冤仇。”女方回应柔情似水：“送哥送到甘蔗行，送根甘蔗给哥尝。哥吃头来妹吃尾，吃到中间断肝肠。”
民歌不但是表达情感的最好工具，有时也是与邪恶斗争的有用利器。譬如广西民间广为流传的歌仙刘三姐的故事，便极好地说明，美妙的歌声，同样可以承载正义的力量。当大财主莫怀仁的管家莫福无理霸占茶山，并要抢夺阿牛辛苦射来的野兔时，刘三姐挺身而出，大胆唱到：“天地山川盘古开，飞禽走兽众人财；想吃鲜鱼就撒网，要吃野兔带箭来。”莫福听了威吓道：“你是什么人？可晓得莫家的厉害！？”三姐冷冷一笑，继续唱道：“大路不平众人踩，情理不合众人抬；横梁不正刀斧砍，管你是斜还是歪。”这样针锋相对的回答，真是让恶霸心虚，叫百姓痛快！后来，莫怀仁找来三个酸秀才和刘三姐对歌，一一被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
阴险的莫大财主不甘心失败，竟仗着官府的撑腰，强行禁歌，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三姐嘹亮的歌声：“山顶有花山脚香，桥下有水桥面凉；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 气急败坏的莫怀仁，只好命人去抓刘三姐。可三姐是人民的女儿，岂能随他们这般张狂。刘三姐在百姓的掩护下，潇洒离去，并大声唱出人民心中的歌：“富人少来穷人多，锁住苍龙怕什么；剥掉龙鳞为瓦盖，砍下龙头垫住脚；智不穷来力不尽，敢对龙王动干戈。山崩地裂我不怕，水泡九洲我不惊；遍地都有歌声响，哪怕财主谋害人。” 官兵们被老百姓打得抱头鼠审，莫怀仁也被阿牛射飞了帽子。在他们狼狈逃跑时，大家和着刘三姐的曲调，开心地唱道：“撒网拦风拦不住，气得财主没奈何，要问三姐去哪里？五湖四海去传歌。”
“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提气的精神偶象，壮族人才会把歌声唱得那么热烈和欢畅。从河池宜州的刘三姐故乡到桂西大山深处的黑衣壮，从花山壁画下的天琴弹唱到八桂工业重镇的柳州，依然还有美妙的山歌在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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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音乐是民族灵魂最鲜活的表演，也是民族性格最灵动的呈现。
可颇为遗憾的是，本应承担表达我们民族精神和感情的民族音乐，如今地位却很是尴尬。曾经如此鲜活的民族音乐，已离我们渐行渐远。那些民歌不再如以前一样广为传唱，由于与现代文明无法同步，大多数的民歌只能落寞地游荡在深山老林或民众博物馆中。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可民歌却呈现尴尬的凝滞，竟然没“与时俱进”，竟然不再“进化”！
纵是深陷民间歌声的海洋中，可我们听到的多是古老的歌词，陈旧的曲调。这样粗砺的歌声，除却见证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无法承载现代人们的情感，已经无法准确表达一个民族现有的情绪和想法。于是，我们只能面对这样的尴尬：若要表述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时，竟还需要借助西方的音乐表达载体和表演方式。譬如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虽然有让“天下民歌眷恋的”茂盛野心，也有与国际接轨的乐观想法，可在现实操作中，民歌经过短暂的热闹和喧嚣过后，也只剩下“一地鸡毛”的冷场。
当初，组织者也曾化费很大力气，先后推出黑衣壮、“天琴”组合、壮族嘹歌以及本土民歌等，然而，广西民歌节的晚会现场，更多是港台歌星和流行歌手的表演，民歌则成了陪衬的角色，或者说只是民歌节的一块遮羞布罢了。还有另一个现象可以佐证民歌的尴尬。1999年，当民歌节头次举办壮族歌坡夜时，观众挤满了青秀山的大草坪，可到了2001年时，馆场前门可罗雀，观众稀稀拉拉，而到了2002年时这项活动只能被迫取消。这样巨大的反差，使得我们不能不深深反思：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偏差？
年前，一位叫张艺谋的“国际大导演”，用大手笔，花大价钱，利用现代技术，特别是炫丽的光影效果，以美丽的桂林山水作背景，制造出一个《印象·刘三姐》的歌剧来。这样的创新意识，需要肯定，这样的试验精神，也值得赞扬。可耐人寻味的是，媒体与民众，只是一味关注商业层面的炒作，也曾质疑投资太多或是批评对自然环境的视觉污染，但很少有专家（学者）从音乐本身的角度对这个项目进行艺术的批评或分析。更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连续7届的民歌节，竞没有举办过一次有关民歌理论的研讨会。也许正是因为缺乏对民族音乐深入和专业的研究，才使得民歌沦为一种商业秀的杂耍和噱头。
为什么这样一个喜欢唱歌的民族，竟在现代音乐的领域里集体失声？为什么就哼唱不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歌声，为什么就不能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流行“乡村音乐”？
如果我们依然沉浸在整理“活化石”民歌的古板研究中，如果我们还很骄傲地将其冠以“原生态歌唱”，并乐在其中，那么，这样的歌声实在是太过凝滞、太过沉重。
我们不能和与刘三姐对歌的酸秀才一样，只知道呆头呆脑地抄些“歌书”。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民族音乐要重新焕发，就必须创新，就必须用更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传统的民族音乐进行系统的梳理、体会和融会贯通。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民歌，以此呈现我们这个民族新的风格和特性。
几千年前的歌声，纵是再好听，那也只是表达了我们祖先久远的心声，而无法表达我们如今更精致、更现代的心情。这块美丽的土地上，集中了这么多喜爱唱歌的民族，有着那么多丰富多样的音乐素材，如果我们还不懂得珍惜，不知道传承，不去加以创新，制造出更高级、更高雅、更时尚的民族歌声，那么，打造“世界民歌之都”或创造“民歌的格莱美”，也只能算是莫名的神话或轻飘飘的笑话了。
好在是，这片浸透几年千民歌传统的土地上，依然顽强地燃烧着希望。有些民间的乐队，如哈嘹乐队，大胆尝试将时尚的摇滚和传统嘹歌结合，试图创造适合这个时代口味的“民族摇滚”或“摇滚嘹歌”。也有许多乐队，也曾尝试用摇滚、爵士等现代音乐元素来演绎经典民歌，对民歌进行另类的“翻唱”，还如一些地方的民歌专家，也在努力提取民歌海洋中的音乐精华，培养更多的民族音乐人才，鼓励民族音乐人的多样创新。
毕竟，有了希望，就一定会有好歌继续唱传。
发表于 2006-9-22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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