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煮酒论史]之陕 西 情 怀

        陕西沾了西安的光。
　　　　
        一座西安城，便占尽了陕西的大半风景。而因此也吃了亏，因为众人眼里也只有这座古城。西安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城市，虽然北京也曾有过这样的格局，但终不如西安给的感觉踏实。进入西安市，你有一种安全和安闲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有些无缘无故，但又是如此地实实在在。那么，既然是避不了，躲不开，就不妨从这个城市谈起，从这种感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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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座城市文化的介绍，总不免要拉出一大串名人来。对此，不知你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点烦。但是，你又不能避开他们。没了他们，历史便无法书写，文化也不能延续。那么，让我们打起精神，再谈谈这些名人。这次，我们不妨从现代名人谈起，从一个敏感的字眼“性”来谈起。
　　　　
　　先说说陈忠实吧。他写的《白鹿原》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很多人喜欢，但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只是因为里头有些“火辣辣”的性描写。但这位作家嘴很硬，就是不改。我双手支持他。性本是件很美妙的事，火辣辣些又有什么不好？难道性冷淡才算正常不成？真是有些莫名其妙。现在年轻人性早熟，对此好像有些匪夷所思，但没办法，我们就是从那个时代这么走过来的。我私下以为，中国现代作家把性描述最好的有两位作家，一个是陕西的陈忠实，另一个是北京的王小波。他们性爱描写是如此地真实自然，激情澎湃，前者具有野性狂放的美，后者呈现干净纯真的美，不管怎样，都快活地闪耀着诱人的人性光芒，大方地透露出健康的美学力量，非常好。
　　　　
　　打破性的“心理”和“话语”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打开僵化思维定式，突破陈旧条条框框的思想解放标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思想界的开放，竟首先得益于“性”的解放。若干年后，陕西人会骄傲地想起，中国文化开放的一个关键环节，竟是由一个西安人从激发中国人的“性”趣开始的。这实在是一个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煞是好玩。
　　　　
　　老陈有点倔，还有点硬。我很喜欢他这一点。两千多年前，也有一个老乡，如同他这般。这就是西汉大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了。当年，就因为替大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那混蛋皇帝下令处以腐刑。这对一个男人讲，是莫大的耻辱，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但司马迁坚强地活了下来。肉体可以被蹂践，身份可以被嘲笑。但精神却不能倒，绝不可以。他的男儿血性依然沸热滚腾，屈辱里隐忍再隐忍，压力下发愤再发愤，到最后，终于完成煌煌巨著，光耀千载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从某种程度上讲，陕西人血性里都有一种认了（真）理不回头的“拗”劲儿，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有一股深沉的爱恋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怀有赤子之心，所以总是爱的执着，爱的发痛。
　　　　
　　譬如说路遥吧。对于这位朴实的作家，我心里一直存着深深的敬意。记得他去世那年，我好像刚读高一，读了别人写的纪念文章，非常感动，连夜为他摹画了一幅头像速写，至今还小心地保存着。画里那忧郁的眼神，阔厚的嘴唇，我依然记忆犹新。不能说他是中国作家群里最聪明的，但他却是第一个把眼光放在普通人命运身上，第一个用头脑思考，用真实笔触涉及我们身边生活的作家。但就这一点，已经令大多数自命“铁肩担道义，空手著文章”的文人惶惶汗颜，也足已使那些矫情粉饰，刻意躲避的“玲珑”文章黯然失色。《平凡的世界》是他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虽然有人对于后半部分粗糙的文字有所批评，但这不妨碍他的伟大和作品的价值。他用朴实而直接的笔法，给当时苦闷的青年打了一剂精神的强心针。他明示了奋斗的主题：每个人都有权利思考自己的价值，而生命的基调应该是积极的，昂扬的，洪大的，为了理想，无论受什么苦，都是值得的。在他那儿，理想第一次变得那么真实，那么温馨，而且就那么大大咧咧，平平展展地在黄土地上铺展开来。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神圣使命，对于文字的痴迷，对于黄土的挚爱，竟使得他连自己的生命都忘了珍惜。最后就那样猝然离我们而去。对此，我情愿相信是苍天的眷恋，看他太勤苦了，早早接过去，好早些歇息。不用担心，精神的航标已经确立，人世间的事，还是交给后生们去办吧。
　　　　
　　就文字性格而言，与路遥的深厚忧郁相比，贾平凹则要轻灵恬淡许多。他是商州人，靠写散文出名。他的散文，的确很棒，文字也非常漂亮。从他的散文里，你能读出黄土文化背后特有的细腻和精妙来。老贾是个聪明人，很有灵性，才情也恣意得有些过于汪洋。当年，他曾写过一本《废都》，里头也有许多“麻辣辣”的性爱描写，但我以为很不好。刻意放大，矫揉造作，甚至有些不自然的卖弄，好像证明他也开放，也会描述性交似的。最糟的便是动不动就“作家删去若干字”，即摆出一副“英雄无用‘阳具’之地”的无奈姿态，又像故意调戏大家胃口（性欲）一般。据说当时这本书火爆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空白方框字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
　　　　
　　当然，作家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时无论文化现象，还是作家自身情绪，都受了些干忧，所以也可以理解。贾先生后来冷静下来，也更稳重了些，文字终于摆脱麻烫媚俗状态，干净了许多，也空灵了许多，却又带上“玄而又玄“的味道。那么，人家自己给自己玩，你读不懂，也没关系。崇尚老庄的老贾，从一块朴素的“丑石”蜕变成一颗怪味的豌豆，也不知下步会不会成虫化蝶，或是成龙变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期盼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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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圈子里，陕西文人是最接近真我，也是最自我的一个可爱群体。这三个人是，而其他三个人也是。何人哉？对曰：西安铿锵三人行：张艺谋、巩俐和赵季平是也。　
　　　　
　　张艺谋是一个大导演，巩俐是一个名演员，而赵季平则是一位很有建树的音乐人。这三个人，好像是捆绑式一起“出名”的，有点“相互依附，谁也离不了谁” 的感觉。虽然，他们一直都在竭力证明这个反命题，但我还以为他们是不可多得的黄金组合。人家现在都已经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了，我还在强调乡土组合，老乡搭配，自然显得有些老土，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记得当年张艺谋曾导演过一部《古今大战秦俑情》，并在里头饰演那个秦俑。说实话，张艺谋根本不用化装，只要往陶俑里一站，还真以为是秦俑复活呢！也难怪，张是地道的秦人，当然是同祖先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嘛。看过兵马俑的，无不为气势所撼，也无不为其精细逼真打动。老谋子这一点就深得老祖宗真传。众所周知，老谋子善于玩“花”样，他的影片，视觉效果都非常棒，色调独特，细腻流畅，用大众的话，就是花里唿哨，怪煽情的。这是实话，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片通红通红的红高梁地呢。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张的技术活非常过硬，如果当年在秦宫里做泥瓦匠，绝对是顶级匠师。
　　　　
　　不要以为我是讽刺老谋子只算个“艺术工匠”，人家“鬼点子”也多得是嘛。每部片子，无论叙事结构、视觉组合，还是演员选择，剪辑配乐，他都刻意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事求是地讲，他做到了。如果你不吹毛求疵的话，他还是中国难得的好导演。当然，在主题的选择上，他有自己的偏好，人家也有这权利（驾驭某些题材，他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很不喜欢有些人一惊一咋地说他不喜欢张艺谋，说人家总是投洋鬼子所好，专门暴露中国的阴暗面。说这些话时一般都作义愤填膺状，并多会捎上一句，国外很多华侨都不喜欢他，以此印证自己的爱国心。我自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艺术的力量来自人性的反思，老外还没单纯到把电影与现实划等号的地步，中国也没有脆弱到连反思自己文化的勇气都没有的程度。当然，话说回来，老谋子虽然拍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好片子，但说大气，好像还谈不上。不过，很多人相信，他有这潜力。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与老谋子的“花哨”相比，巩俐(我一直把她当作半个陕西人)则显得要朴实得多，本分得多。巩俐是一个好演员，这一点勿庸置疑。当然，好演员不一定非要以“百变”来验证自己的演技。摆脱张的影子后，巩俐也有不少新的尝试。如演《漂亮妈妈》，我以为很不错，但说到底还是本色演出，只是挖掘出她骨子里善良、坚强和母性的一面（不是说她没成功地塑造这个角色）。后来又听说拍了《周渔的火车》，据说她很高兴发现自己的另一面，并能够凭自己的感觉自由发挥。她诠释得成功不成功，留给观众评说。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演员，试图突破自我，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与张艺谋的不老实相比，与巩俐的可爱相比，赵季平在艺术上似乎走得更远点，更深些。就艺术表现力的水准而言，我给老赵打最高分。大家喜欢说老赵的配乐给老张的电影增色不少，自然，配乐在电影里也一直是从属地位。但是，老赵对音乐的把捏，我以为不仅仅是到位，而是更精致，更大气些，很有大家风范。听听《菊豆》的配乐，听听《大红灯笼高高挂》片尾曲，音乐所表述的情感远远超越了电影和故事本身，它拨动了人类情感最微妙的那根弦，并挑挂起故事（或电影）本身，使之更舒展，更具震撼力。以我的看法，他的音乐兼有黄土的厚重，秦腔的激越，黄河的恢宏和汉唐的遗风。这种颇具民族气势和地域个性的音乐，没办法不让人喜欢。自然，我也喜欢老赵性格里的朴实。据说某记者前去采访，到了午饭时间，老赵说：就在我家吃顿饭吧，我老婆擀的面条很好吃。在现代世界里，还能听到这么朴实的话，真是令人感动。据记者反映，那面条真是不赖，好吃得紧。饭后闲聊，才知赵夫人是省交响乐团拉大提琴的。想想那双在大提琴上灵巧飞舞的纤纤素手，会亲自下厨为老公和客人擀上两碗热腾腾的面条，这般待客之情，除了羡慕，除了感动，竟还有一点点的醋味袅袅散漫开来。也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一个很不好意思的想法，那就是这辈子，最好能娶个西安姑娘做老婆。
　　　　
　　面对这群可爱的西安人，说他们真我，是因为他们不矫情，不糙作，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朴素而简单地生活；说他们自我，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自信，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并沿着自己的思路一直执拗地走下去。这时突然想起一个西安朋友告诉我，说贾平凹其实很小气，你和他出去吃两碗面，他也不会争着跟你付钱。按照朋友的意思，那就是作为名人，文章要大气，人也要大方。可仔细想想，凭什么呢？谁不都要过日子嘛？不知你有何想法，我反正不讨厌这一点，反而觉得他更真实，更可爱。
　　　　
　　在这座四四方方的古城里，就这样生活着或曾生活过这样的一群可爱人物，性格如同这座方城，有棱有角，又如同这片土地，朴朴实实。想想看，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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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文意义来讲，西安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人文精神的勃发，还得益于现代这批精英人物。对此，我想很多人会反驳，而且会拉出一大把一大把的汉唐名人来压我。但不好意思，我们讨论的是地域文化。据我所知，汉唐以来，西安的本土名人并不多。能提得出口的也就三四个，如王昌龄，如韦应物，如杜枚，如韦庄等。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尴尬。但大城市边缘，都有这样的文化尴尬，这问题在此不论，以后另立题详谈。
　　　　
　　王昌龄擅长七绝，譬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多漂亮的诗句，恢宏大气，颇具大家风范。还有那首《芙蓉楼送辛渐》，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真是凄凉入骨，绝美到家，至今还被多少文人反复地把玩吟诵呢。
　　　　
　　韦应物，据说当年是“高干子弟”，“贵族”身份一点都不掺假，但“其性高洁，其诗高雅闲谈，人比之陶潜”，后世以陶、韦并称。我最喜欢他的两首诗。一首是《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每逢诵读此诗，都有想跨越千年，拥抱拥抱这个老头的冲动。当然，他肯不肯是另一回事。他的另一首诗《滁州西涧》唱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我以为是千古绝唱，可与柳宗元的《江雪》相媲美。
　　　　
　　提及“小李杜”里的杜枚，那好诗名句就更多得不得了。如“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如“商女不知亡国恨”，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都是没办法再好的千古佳句。他的诗风俊爽雄丽，当时非常有名，对后世也影响颇大。
　　　　
　　他们的诗歌固然不错，但在芸芸诗林中，作为一个群体，不免有些单薄。好在是我又找到半个陕西人，那就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祖籍太原，因为父亲在渭南做官，所以后来移居到那儿。白居易爱写诗，《全唐诗》里，收录他的就有2000余首。但便是把他加起来，陕西的诗人也少得可怜，自然也无法形成一种呈影响力的精神导向和群体人格。
　　　　
　　于时，我不禁反思，那些曾经恢宏大气的王朝，在这片土地上，除了秦砖汉瓦，兵俑陵碑，究竟还留下什么？自然，作为七朝古都，历代帝王是最好的谈资。但如你所知，帝王只有一个，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对于地域文化及群体人格的影响，并无可表述。当然，西安大气的性格特色，肯定与帝都有关，但并非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于是，我决定从当地的名山大川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如你所知，古人喜欢游山玩水，题诗作文，说不定从那里能找出一些线索来。好在也容易，因为陕西唯有一座名山，那就是五岳之一的华山。华山是一座道教名山，以险著称。什么擦耳崖，猢狲愁，千尺幢，单听听这些名字，胆小的人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年，大文学家韩愈，一时气盛，独登华山，却不料困在半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韩先生先是恐惶，继尔渴望，再尔绝望，最后只能哭哭涕涕给他的好友，当时的华阴县令写了封遗书，投到山下。好在是书信被山民及时拣获，并赶紧呈交。县令一看，遗书？什么话？这不是小看俺陕西无人么？有路让你上得去，自然就能让你下得来。这老兄一声令下，几位秦川大汉胸脯一拍，扔下一句陕西话“没(mo)问(ven)题，小意思么!”就一溜烟跑了。不几时，就把我们狼狈不堪的韩大官人抬了回来。至此，冒险的故事正式结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巨星也得以继续灿烂。如今，那里还有一风景处，刻书：韩退之投书处。　
　　　　
　　这个故事很好玩，但这样的线索却不能令我满意。再仔细看看，还有一座，那就是终南山了。王维当年诗云：“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由诗意判断，这肯定是一座很漂亮的山了。其实不然。山是普普通通的山，王维是别有用心罢了。据说，当年王维觉得位卑官小，很不过瘾，脑瓜子转了转，便四处宣布自己要“辞官归隐”。他还真的辞了，但却赖着不回山西老家，而是就近跑到终南山上休长假去了，并不时写点诗表表心志，造造气氛。这下王维名气一下子提了起来。朝廷一看，真是名人高士，好，请回来重用！但请了几次，王维都婉言谢绝。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嫌官职不合胃口罢了。直到一年以后，让他做尚书，他才满意，这才半推半就下了山来。时人讽为“终南捷径”。
　　　　
　　这个故事当然也无法令我满意。无论文人一时的软弱，还是士子精心的投机，只是个例事件罢了，我依然困在原地，无法找到陕西精神血脉的历史源头。我知道，我走入了一个心理死角，困在四四方方的城里，自然无法找到活的源头。
　　　　
　　于是，我决定走出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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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西安不是陕西的全部。不能因为一味沉浸在帝都的繁华与历史的迷宫中，便忘了它四面八方，还有许许多多的沟沟洼洼和黄土疙瘩。
　　　　
　　站在关中平原，展望八百里秦川，黄土漫漫，四野茫茫，顿使人产生无限苍凉之感。面对这片土地，不要悲叹，不要说穷。谁也别笑话谁，我们都很穷，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还没有资格悲叹。在此，我只想吼几句秦腔，那怕既不成调又不成样。长啸，那是需要洁净的天空和安静的旷野。而在西北风里，你只能吼，吼醒这天，吼动这地，吼破这无边的荒凉，吼尽那难言的迷茫。
　　　　
　　陕北高原上，我听见也有人在吼，但比我要悠然得多，嘹亮得多，颤颤悠悠，一线几乎扯到天上。我知道，那是《信天游》，那一嗓子的干扯，不但扯到天上，也把我扯进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去读贺敬之的《回延安》。但我知道，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彼此给予的感动与帮助，已经成为风干的历史，偶尔，会在几个老人回忆的眼泪里，漫漫泡开，却又很快地风干。
　　　　
　　红色，圣地，革命，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词，曾经意味着血与火，也曾经代表着美丽的理想和真实的生活。
　　　　
　　七十多年前，陕北的高原上，曾来过这样一支奇特的队伍，行装破旧，但精神却非常饱满。他们总是充满激情地贴标语，做宣传。而且，他们亲切地称你为老乡，而你却不需要恭敬地回之“老总”。朴实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麻木的心也渐渐热乎起来。后来，又分了地，发了枪，说要抗日，说要革命，还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想想看，没有战火，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多好。
　　　　
　　这个理想很快传遍了全中国，于是，在闪闪宝塔的指引下，延安来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青人。是的，就为了一个滚烫的字眼——理想。理想，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含义，那时，它叫共产主义。来到延安，就是要过有意义的新生活，就是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实现那个伟大而美丽的理想。
　　　　
　　今天，我们对于那段红色的历史，总有一些莫名的反感和几乎神经质的嘲笑。这是那个“伟人手一挥，大家万众齐心闹革命”的疯狂留下的恐惧后遗症。曾经伤过，痛过，但终究要站起来，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对于过去，要彻底地否定某些东西，但也要理性地肯定一些东西。不负责任的否定，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哀。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嘲笑那些为理想奋斗，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为理想，为真理而死在监牢里，死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应有起码的尊重和深深的敬意。如今，每年的清明节，还有一些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只是行动本身早已僵化成一个可怜的仪式。很少有人告诉孩子们，除了口号，我们来此看望烈士的真正意义。
　　　　
　　人性总是有脆弱的一面，政治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偏差可以容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失去理性平衡（通常表现为机构间的相互制约），失去自我约束，理想执行者暴露出“想当然”的非理性（甚至病态）弱点，最终只能事与愿违，甚至造成可怕的灾难。这样的“学费”，我们已经交得太多，太昂贵。
　　　　
　　当年，列宁乐观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经历阶段，但我们可以跳跃式地前进嘛。在老大哥帮助下，倒也是跳过去好大一部分。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最终又扑嗵扑嗵落水，灰头土脸地游回对岸。如今，那些回到对岸的小兄弟，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便是老大哥，也元气大伤，疲惫不堪。对此，有些人会拍手叫好，但我们不能，任何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不会。
　　　　
　　邓公曾告诫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改革课题，也是一个博大而深刻的人文命题。八十年代，新加坡改革顺利，经济效果显著，于是骄傲宣称，他们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并致力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新儒家主义。但泱泱中华大国，千头万绪，改革绝非一条新道路，一个好主义就能解决的。
　　　　
　　“中国的事情难办呀。” 一位政治家叹曰。但难办也要办啊。只要我们不放弃理想，不放弃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走的人多了，就便有了路。是的，少些无谓无聊的争论，少些自以为是的评判，还是想想如何走好脚下的路。别想捷径，别想跑步，也别想跳跃，更别轻易改辙，中国经不起这样那样的折腾。中国的大车需要缓慢前行，我们需要一条平坦的道路。只是要记得，忙着修路的同时，也要注意车的维护呀。
　　　　
　　再次遥望那座宝塔，红星已经隐去，塔身却依然坚挺。猛然醒悟，理想的脚步，总是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但只要执拗点，坚持住，光明还是有的。也在这一刹那间，我发现陕西人最可贵的品质也正在于此。想起汉时司马迁的苦愤勤书，想起唐时玄奘的荒漠孤影，想起路遥枯灯下的呕心沥血，想起老贾静室里的默念幽悟，一丝丝会意的微笑，顺着我的嘴角，渐渐爬了上来。
　　　　
　　回视那层层沟壑，滔滔河水，一时的疑惑也豁然松开：人文的形式，如地貌一样，千姿百态，人文的承载，像渡水一般，各用其材。那么，厚重的人文，自然也不一定唯有诗歌来传诵，也不见得非要文人去担待。黄土地上的人们，不是照样有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么？瞧瞧那窑洞门窗剪贴的红纸纸，听听那土坎沟涧荡悠的山歌歌，敲敲那红绸木槌的腰鼓鼓，你便会明白，那里，也有一个丰富的文明世界。
　　　　
　　人文的厚重，首先在于理解和尊重。于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也会拉着他们的手，亲切地道一声：“老乡”，不是一厢情愿地施舍慰问品，不是故作天真地搞调查采访，也不是猎奇作秀地过过场，而是真想同他们交流一下：这日子，究竟应该怎么过。
　　　　
　　是的，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