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六）侠 义 河 北

侠 义 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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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盛产英雄的土地。
　　
　　有燕赵古称的河北，历来“多感慨悲歌之士”，或如荆轲刺秦的慷慨大气，或如曹操赋诗的悲凉古直，或如精武英雄的铁血豪情等，这片土地上站立的英雄，既有一股让人热血贲张的浩然之气，也有几份叫你悲情难抑的慨然之叹。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河北是长城途径距离最长、保存最完好、建筑风格也最多样的地带。因为早在春秋时代，这片土地上的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家，既要防御漠北匈奴的抢掠，又要提防周边强邻的侵扰，因此，对于国力相对弱小的一方，修建长城，采取守势，应是最好的抵御办法。这样敏感而脆弱的地理环境，使得这片土地遭受了太多的战争苦难，也促使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渐渐养成“尚力崇武”的集体习性。当历史在国家暴力征服和民族血腥杀戮间痛苦徘徊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承载频繁悲伤和苦难的人们，自然容易滋生出“乱世天教重侠游”的念头来。也就是说，法律正义无法依赖官府（国家）给予保障时，民间的公义，国家的荣辱，甚至一国的安危，也都倾向“路见不平一生吼”的个体英雄来维持和拯救了。
　　
　　当这片土地上的个体侠义行为及精神，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被放大时，来自草根的民间英雄，难免要带上几份“宿命”的悲情，因为，他们要对抗的是，是历史操控的无情黑手，他们要完成的，是国家承担的浩大使命。于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再上演。留给我们的，便是飞蛾扑火时燃烧的光亮和灿烂，还有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豪情和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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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特殊土地孕育的地域性情，最大表征便是不拘小节的豪爽和舍生取义的浩然。
　　
　　最震撼的便是左伯桃和羊角哀的故事。据传，燕国名士羊角哀与左伯桃是很好的朋友，当时听说楚王贤，便决定一起投奔。不巧路遇风雪，因为衣薄粮少，左伯桃便将衣粮全送给羊角哀，而自己躲进一颗空树里冻饿而死。后来羊角哀到了楚国，做了上卿这样的大官，用很隆重的礼节将他好友左伯桃安葬。有一天，羊角哀突然梦见左伯桃诉说他被墓邻滋扰，不得安息，醒来后的羊角哀竟立即拔剑自刎，急赴九泉去护故人。后世感叹他们之间伟大的友情，遂以“羊左”或“羊左之交”代指友谊深厚的意思。
　　
　　燕人把死看得如此轻，恰恰在于对“义”看得太过重。为知遇者轻生相报，不逐名利，不计得失，张扬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勃发和力量，凸显的是一个时代风气的豪迈和悲壮。
　　
　　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燕国下都（今河北易县），那里正有一个叫荆轲的青年侠客，要和我们一起将此体验。荆轲是卫国人，史载他“好读书击剑”，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天天把勇猛挂在脸上的鲁莽武夫，而是有深度、有涵养的神勇之人。当年，他在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因为盖聂“怒而目之”，他便悄然“遁”走，那是因为他觉得话不投机，没必要纠缠下去；后来在邯郸与武侠鲁句践赛棋，因为鲁句践“怒而叱之”，他又“嘿而逃去”，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他看来，侠士的英勇和胆略，是不必呈现在这些琐碎的争斗中。
　　
　　当他来到燕国下都时，欣喜发现这里的风气豪爽而不强悍，大气而不粗野，正合他的脾气。于是，他住了下来，并很快就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杀狗的屠夫，一个是“善击筑”的高渐离。他爱喝酒，他的朋友就陪他喝个够。酒酣时，高渐离击筑，他则高声唱和，时而高兴，时而悲泣，并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自然，荆轲并非一个简单的酒鬼，他在闹市率性放纵，也许只是释放自己心中的“块垒”，也可能还有“做秀”，求取“知己”赏识的动机吧。因为《史记·刺客传》里说他“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可见他心机之深。当然，他的推销表演和公关工作都做得很到位，当时燕国智勇深沉的处士田光慧眼识才，知其非庸人，很是善待。
　　
　　那时，燕国的太子丹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难题，那就是强邻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燕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军队战斗力又不强，作为未来国君的太子丹充满了危机感。不能正面对抗，那就私下解决，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便是请高人劫持秦王，逼迫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干脆将其刺杀。
　　
　　军队靠不住，大臣不顶用，社稷存亡的国家大事，也只能寄期望于民间高人了。好在是，那个时代，是个“处士横议，诸侯力争”的时代，江湖里，最不稀缺便是各色处士了。太子丹在太子傅的引导下，最终把目光锁定在田光身上。只可惜当时田光已经老了，所谓“骐骥盛壮之时，一日驰千年；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不过，他向太子丹举荐了荆轲。
　　
　　在举荐的过程中，有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当时，太子丹告诫田光说：“咱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还愿先生不要泄密呀。”田光低头示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好！”然后，“偻行”去见荆轲。偻行，就是躬着腰，这个动作想来是故意装给荆轲看的。意思是他老了，不中用了。而接下来的另一个动作更令人吃惊，他在荆轲面前说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话后，竟然当场抹脖子自刎而死。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太子丹怀疑他，而身为“节侠”，不能“为行而使人疑之”，所以才毅然选择极端的方式“封口”。然而，太子丹叮嘱田光“事不可泄”也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不足以成为田光自杀的理由。其实，他这样做，有着更深一层的动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是古代侠士至高的荣誉，为此牺牲生命也往往在所不惜。田光是一个智勇深沉的高人，他这样毅然绝断地献出生命，绝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以一种狡黠而极端的“威逼”方式，把荆轲面逼上道德绝境，使他不得不接受刺客的使命。
　　
　　被逼上历史前台的荆轲，只好很不情愿地去见太子丹。当太子丹激情澎湃地讲完一大堆“上纲上线”的华丽理由后，荆轲沉默许久，才慢吞吞地讲了一句“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丹听闻此话，只得放下架子，顿首示拜，“固请毋让”，荆轲这才答应下来。
　　
　　对于太子丹而言，荆轲只是一件人性化了的政治阴谋工具，是一把萃了药的致命匕首。而对荆轲来讲，太子丹也绝不是他慷慨赴死的“知己”，只是一个他必须解决的道义难题。“壮士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风华义气，更多是后世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如果只把荆轲看作一个“买凶杀人”的“死士”，那就太小看他了。从后来他几句话便“借”来寓居燕国的秦将樊于期的项上人头，以及制订行刺秦王的“图穷匕首见”的计谋，都不难看出他的过人智慧和深谋远虑。当然，秦王该不该杀，那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要考虑的事，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漂亮地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使命，至于名利、至于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活命的胜算又能有多大呢？
　　
　　平心而论，太子丹也并非一个冷冰冰的政客，而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人物。当初，太子丹对于投奔燕国的秦国叛将樊于期是护爱有加，断然拒绝了太子傅鞠武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的建议，而当樊于期因荆轲的劝说而自尽时，太子丹更是“驰往，伏尸而哭，极哀”，由此可见他也是宅心仁厚的性情中人。而那个时代，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太子丹作为弱小国家的未来元首，他也没有太过茂盛的野心，也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安危而战。
　　
　　对于荆轲，太子丹充满期待，或者说是他唯一的希望。可对独立不羁的侠士来讲，他不能命令，也不能强求，能做的就是恭恭敬敬地善待他。先是恣其所欲，给他住上好的房子，供给珠宝、车骑、美女，“以顺适其意”，接着又以重金求得最厉害的刺杀利器，并找来年仅十三岁的燕国勇士秦舞阳，作荆轲的副手。对于这个副手，荆轲并不满意，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他本想等待他中意的拍档从远方赶来。然而太子丹急了，害怕荆轲变卦，便故意刺激说：“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作为一个侠士，荆轲最听不得就是这种话。他绝非怕死之人，缓行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待好拍档，以确保行刺的胜算。但太子丹的怀疑和责怪，激得荆轲只能为荣誉感而提前上路。
　　
　　易水河畔，太子丹及一帮知其事的宾客前来送行，其中，包括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这样的场合，再多的语言都是多余的，还是击筑高歌一曲吧。于是，悲壮苍凉的筑音渐起，荆轲慷慨激昂，高声唱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时间天地愁惨，在场的宾客也无不肃穆，进而瞋目，怒发冲冠。面对死别，燕赵之士没有眼泪，也不需要眼泪，他们只是“白衣冠”，以“生祭”表达对英雄的崇敬和尊重。
　　
　　然而，刺杀终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解释。荆轲的解释是想生擒秦王才错失时机，而后人的解释更是多样，或觉得秦舞阳这个拍档太过窝囊，或以为“尺八匕首”的刺杀装备不得力，或以为荆轲剑术不精，遂使奇功不成。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也听不得解释。
　　
　　荆轲终是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燕国还是被灭亡了，甚至太子丹连自己的性命也没保住。他的死，更具悲剧性和讽刺意味。他是在秦兵大军压境时，被自己的老爹送上鬼门关，借此消灭秦王的怒火，换取屈辱而短暂的和平。再后来，高渐离也死了，他是为了替好友荆轲报仇，不惜以伤害自己的眼睛为代价接近秦王，然后寻找机会，想用置铅的筑击杀秦始皇。遗憾的是，他也失败了。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们虽然都是悲情的英雄，死得惨烈，其行为也都以失败告终，可千百年来，他们的侠义精神却代代传诵，一直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对此司马迁感叹道：“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如今，易县有荆轲山、荆轲塔，还有为纪念樊於期的血山和镇陵塔，而在荆轲馆西南，据说古时有渐离城，说是高渐离的居所。这些纪念物虽多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可也由此看出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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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赵古国的豪侠遗风，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薪火相传，绵绵不绝。
　　
　　“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如果剑术太疏，武功不高，如何保家卫国，怎能拯世济民？因此，除却勇气和胆略外，还要练就一身高超的本领，“武术”成为实现“侠义”的必要手段。
　　
　　譬如，地处“九河下梢”的沧州，自古尚义任侠，武风沿袭不衰。其武术拳种流派就有八极、劈挂、通臂、六合、燕青（迷踪）、螳螂等52种，占全国拳种的近40%，因此有“武术之乡”的美称。据统计，仅明、清两代，沧州就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因此《沧州志》骄傲地写道：“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
　　
　　一身好武功的燕赵侠士，除却为朋友、为知己慷慨赴死的“小义”外，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为国家荣誉、民族志气的“大义”而战。在那个民族精神日益消解的特殊年代，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誉之争曾在小小的民间“擂台”上展开。
　　
　　譬如清康熙十五年，两个俄国人来京摆擂叫阵，河北沧州孟村拳师丁发祥闻迅连夜赴京，揭“皇榜”上擂，力劈“大牯牛”，吓死“二牯牛”，一时名噪京都，康熙帝亲自予以嘉奖。再如1902年，欧人康斯顿在上海摆擂，沧州全能武术家王子平挺身应战。比赛前夕，王子平在上海旅馆的高楼栏杆上做了几个练习性的倒立，小试身手，便把康斯顿吓得还没交手，当夜灰溜溜逃走。第二年，王子平凭借高超的本领，连续击败摆擂的美人沙利文、英人乔治和法人彼得。为此，画坛巨匠齐白石欣然写下“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的对联，赠予王子平。
　　而民间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比武英雄则是祖籍河北沧州的武术大师——霍元甲。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利在上海登广告，讥笑我华人是“东亚病夫”，而自吹为“世界第一大力士”，非常猖狂。于是，上海武术界诚邀静海秘踪拳师霍元甲出马，为国人雪耻。面对西人的傲慢无礼，身怀绝技的霍元甲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谦谦东方君子之礼回敬道：“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 不过，文中暗藏锋芒，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慑于霍元甲的拳威，以及以往西洋拳术与中国功夫过招很少讨得便宜的历史教训，对方知道胜算把握不大，可若不战，面子又下不了台。于是，便虚张声势要求“以万金作押”，在朋友的支持下，霍元甲答应愿出万金作押。心虚的对方又是一再拖延，后来吓破胆的奥皮利，竟不敢与霍公交手，夹着尾巴赶紧逃走。
　　
　　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国势衰弱、列强横行的时代，霍元甲以铮铮铁骨和热血豪胆，吓跑了外国力士，让压抑已久的国人畅吐了一口恶气，也给那段灰暗的历史涂上了一抹鲜艳的亮色。
　　
　　霍公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怀有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身为武人，他太看不惯国民体质孱弱，民风萎靡的形象，为此，他提出“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的观点，并积极将其付诸行动。1910年6月1日，他在上海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并大度地将霍家拳公诸于世，鼓励国人习武。这般高风亮节的义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扬，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开馆不到三个月（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领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同样败在霍的手下。然而阴险的日本人不甘心失败，竟不顾武德和道义，借举荐日医为霍公治疗呛咳之机，下了黑手。可叹霍公一生坦直，却不意于9月14日中毒身亡，终年42岁。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精武会的招牌挂得依然端正大方，霍公的勇武精神也被国人大加宣扬。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1917年，也就是在霍元甲去世的7年后，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并大声疾呼“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的思想。若霍公在世，对此定心有戚戚焉。
　　
　　那个时代，中国太过软弱的国际形象，使得总有“不信邪”的洋人力士要打破“神话”，所以洋人摆擂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燕赵的武林豪杰总会让“神话”持续上演，而且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可欺，也欺不过”才是事实的真相。譬如1922年，同样是在上海，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参加一次国际拳击比赛，又一次登报狂称不与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交手。当时河北定兴县形意拳大师朱国福刚好在上海，闻讯愤慨异常，仅仅四个回合，便用“穿心崩拳”将哈伯尔击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十二年后（1934年），又一个白俄大力士麦加罗夫在北京“中央饭店”设擂比武。这次应战的是河北的一位巾帼女英雄。她叫杨剑霞，年仅二十岁，是河间名拳师杨福山的女儿。当时的《觉京日报》载有《女英雄函请一战》的消息，并附杨剑霞的致函，邀请与“自负天下无敌”的（麦加罗夫）先生一较身手。为了长国人志气，杨女士还亲自作了一次表演，用形意拳中的燕形，连续钻过十二条长凳，面不红，气不喘，轻灵敏捷之至；另外还与“谢快手”交手，她以中、食指蘸墨，用“二龙吐须”着法，每交手必点中谢的眉宇间，可见若取双目必会百发百中。这样的真功夫，使得麦氏深感惊惧，只得登报服输，并赔赏五百元大洋方算了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沧籍国民军陆军上将张之江。他和霍公一样，大力提倡强身御侮，强种救国的思想。他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并亲任馆长。通过系统的教学，赋予武术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涵，明确提出馆训为“健身强种，自卫卫国”，校歌中也有“明耻教战，强种御侮”的词语，因此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华侨学生。很多学生学成后都奔赴抗日前线。如抗日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傅作义、孙连仲等部队都有该校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并建立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大刀队，痛歼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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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侠义上升到一种民族气质，当尚武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才是强健昂扬的。而中国数千年民智黑暗的尴尬，以及近代国几陷于沦亡的惨境，便是缘于国民精神在政治高压禁锢或野蛮屠戮征服下的衰颓。而国民精神的衰颓，则在于“重文轻武”的传统旧习和历史惯性下，国民身体素质的日渐孱弱。
　　
　　如今，中国各大媒体仍然充斥着药品、保健品、滋补品等各种各样的广告，而在民间，也一直流传“吃什么补什么”的病态饮食心理。对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健康概念的理解偏差和价值取向。
　　
　　民族性格的裂变和复杂，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所有精神层面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承载的身体康健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远古侠士的怀念，对于地域文化的整理，是不应该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的文字功夫上。
　　
　　清末有位叫龚自珍的诗人怅然写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对此，我们不妨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圆满自己心中的那个“武侠”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