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言志与缘情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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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明
在古代诗学研究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发抒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笔者对这样的概括深表怀疑。笔者认为，说古代存在着要求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两种诗学主张，大致上是可以的，但用“言志”和“缘情”作为标目，却很不准确。“言志”和“缘情”都只是说诗是作者内心的表现、思想感情的抒发，它们并没有相互对立的意义。要不要为政教服务，那是通过另外的一些表述体现出来的，不是“言志”或“缘情”这两个词组本身就具有的含义。比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话本身并未说到与政教的关系问题；下面又说“止乎礼义”，那才可以认为是具有政教意义。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我们认为他这里不强调政教，那是因为他没有附加有关的话语，而不是因为用了“缘情”这个词组。
之所以将“言志”和“缘情”视为具有对立意义的两个词组，与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等论文的影响很有关系。《诗言志辨》是一篇内容丰富、目光敏锐、见解深刻的文章。它通过细致的考察，指出先秦时代“诗以言志”、“诗言志”的提法原本不是从作诗人的角度说的，而是从读诗人、用诗人的角度说的，是将现成的诗篇当作表达意见的工具。朱先生指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诗的认识完全是功利性的，还全然没有诗歌抒情的自觉；又指出从屈原等《楚辞》的作者才“真正开始歌咏自己”，也就是说从此开始才逐渐有了以诗自我抒发的自觉。这些见解无疑是很精到的。
但是，朱先生认为因先秦时代说“诗以言志”这句话的环境、背景都与政治或教化有关，因此“言志”这个词组本身就有政教意义，这却令人费解。朱先生说，随着自我抒发意识的发展，随着此类诗歌的增加，特别是与政教无干的诗歌的增加，再用原先的“言志”作为诗歌的标目就显得不妥了（因为“言志”是与政治教化紧紧联系着的），那么怎么办呢？朱先生说首先是“言志”的含义一再引申，引申为兼指一己的穷通出处，而士大夫的穷通出处都关政教；又引申为歌咏人生义理，而士大夫的人生义理不离出世、入世两观，因此也还是一种出处，也还反映着政教。总之“言志”一语多多少少总还是与政教关连着，不便于指称与政教毫无关系的作品，如秦嘉《赠妇》那样的诗，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标目，于是终于出现了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那个新语。最后到了清代的袁枚，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诗言志”才也包括了那些毫无政教意味的作品。而在袁枚以前漫长的时间里，人们谈论诗的时候，常常是把“志”与“情”“含混或调和”着使用的。朱先生说，从《诗大序》已是如此：既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喜愠分情”和“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还有《文心雕龙•明诗》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还有孔颕达《毛诗正义》解释“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说的一番话，都是将“志”与“情”含混了的。朱先生又说，不过若直用“言志”这词组，就不能如此含混过去；就总还贴在穷通出处上说，亦即总还不离政教；直到袁枚，才彻底将“言志”与“缘情”合二而一了。
从朱先生的话，可以归纳出两点：一、在论诗的时候，“志”和“情”本是含义不同的两个词，前者不离政教，后者只一般地指说情感，后人却把它们混淆了。二、“言志”与“缘情”具有互相对立的意义，虽然“言志”之意引申到可以指说士人的穷通出处、人生义理，但那也还有关政教，直到袁枚才合二者为一。关于此点，朱先生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说得更为直截明白：“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 又说：“……但是看历代文学的发展，中间还有许多变化。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对于这两点，笔者感到怀疑，下面就分别加以申说。
“志”和“情”二词本身无所谓与政教有关无关
志、情二语原都有意念、心之所存的意思，可以兼包今日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而言。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称好恶喜怒哀乐为“六志”，《荀子•正名》则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朱先生也曾说“‘志’与‘情’原可以是同义词”，但因为他大约“言志”的“志”总有政教意味，因此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但“意味究竟不同”。我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不同。不错，先秦典籍说到“诗以言志”、“诗以道志”、“诗言志”等等的时候，总有关政教，那“志”可以说都是不离乎政教的“志”，但那是由于说那些话时的具体场合决定的，不是由于“志”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决定的。先秦人说“诗言志”的时候，只是“用诗来表达内心想法”之意；汉以后人用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与政教有关还是无关，那是由具体的语言环境、由上下文所决定的。总之，“志”字本身并无政教意义，因此“诗言志”这句话中的“志”也不可能具有特殊的政教意义，人们论诗时志、情并用，或互相替代，也很自然，说不上含混戓调和。
下面举一些语例以说明“志”字本身没有政教意味：
1.《论语•先进》载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各言其志”，子路等三人所说均是政治方面的怀抱，曾皙所说却是暮春时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虽然后世的儒家学者说那是“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论语集解》引包曰），或称其“能乐道知时”（皇侃疏引李充曰），朱先生则说其志关乎“修身”，但实际上曾皙表述的不愿出仕、自求适意之“志”与政教并无直接的联系。
2．《周易•睽•彖》：“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睽之卦体兑下离上，兑为少女，离为中女，故云“二女同居”。二女各自出嫁，故曰“其志不同行”。男女有别，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却能共同操持好家庭，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两“志”字均泛言心思、想法，并无政教意义。以下两例亦同。
3．《易•革•象》：“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革卦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二女同居一卦，而有水火之性，故曰“其志不相得”。
4．《易•归妹》九四《象》：“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谓过期之后才将少女出嫁，是因为有所等待的缘故。
5．《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郭象注：“自快得意。”
6．《庄子•养生主》：“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郭象注“踌躇满志”云：“逸足容豫自得之谓。”“满志”即洋洋得意，志即意。
7．《庄子•达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用志不分，犹今言用心专一，思想不分散。
8．宋玉《神女赋》写楚襄王梦中与神女相会，醒后“罔兮不乐，怅尔失志”。“失志”即失意、不得意。又描写神女云“志解泰而体闲”、“志态横出”，“志”、“志态”犹言“意”、“意态”。
9．《诗经•周南•葛覃序》：“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按毛、郑的解释，此诗歌颂文王夫人，有政教意义，但“志”字本身只是心思之意。“志在于女功之事”，即用心于女功，说不上政教之事。
10．《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次章毛传：“卫夫人有淫佚之志。”此处“志”的内容是荒淫放荡，与政教无干。
11．《诗经•郑风•狡童》首章毛传：“昭公有壮狡之志。”壮狡之志，谓童心、不成熟的心思。
12．《礼记•曲礼上》：“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谓不可过分得意。志，意也。
13．《礼记•王制》：“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谓命市场管理者报告商品价格，以了解人民的好尚，若民风质朴则实用的物品价昂，民风淫侈则奢侈品价昂。郑玄注：“民之志淫邪则其所好者不正。”志，指心意、心思。“志淫”，当然也决不是涉及政教的志，而是纵欲享受的志。
14．《礼记•乐记》：“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僻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淫志、溺志、烦志、乔志，分别指使人心思邪僻、沉溺、烦劳、骄逸。这里的“志”，只是泛指人的心思而已。
这些例句中的“志”，都没有什么政教意义。9至14诸条的内容与政教有关，但“志”字本身的意思也还是心意、心思等。不能说“志”字只能用于政教场合。所举诸条的时代大抵在先秦、汉初，汉以后的例子还很多，无庸一一枚举。
现在再说到“情”字。情字同样可用于一般场合，也可用于政教场合。《周易•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谓周文王那样的圣人的想法、思想见于他所撰写的卦爻辞中。这“情”字本身指的就是有关政教的内容。又《左传》庄公十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杜注：“必尽己情察审也。”那么“必以情”的情字乃心思、心智之意。庄公自称必尽心竭智审察案件。这也是用于政教场合。
正因为志、情二字可以是同义词，因此我们能看到不少二字并用的语例。姑举数条：
1．屈原《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情就是志。“志沈菀而莫达”，也就是“情沈抑而不达”（《惜诵》）。屈原还屡屡用“心”、“思”、“中”字样，如“心郁郁之忧思兮”（《抽思》）、“心郁邑余侘傺兮”（《惜诵》）、“聊以舒吾忧心”（《哀郢》）、“思蹇产之不释兮”（《抽思》）、“中闷瞀之忳忳”（《惜诵》）等，其实志、情的意思也就都是心、思、中。
2．庄忌《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王逸注：“意中憾恨，忧而不解，则杼我中情，属续诗文，以陈己志也。”可说志、情都是“意”的同义词。
3．班昭《东征赋》：“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可说志、情与“念”意思相近，都是“心中所想”之义。上举屈原、庄忌作品可说与政治有关，班昭这里却只是抒发一己去家远行的悲戚而已。
4．陈琳《止欲赋》：“伊余情之是悦，志荒溢而倾移。”志、情都是指自己爱慕一位美女的心思而言。
以上所举为辞赋中的例子，下面所举则见于一般散文之中：
5．《礼记•问喪》：“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志”并非今日所谓“志向”之志，而是一般的心思、心情之意。同篇有云：“孝子亲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可以参读。志就是情感之意。
6．《周易•升》六四王弻注：“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则得吉而无咎矣。”
7．《周易•睽•彖》“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侯果曰：“出处虽殊，情通志合。”（《周易集解》卷八引）情通志合，犹今言情投意合，不必释为“感情相通而志向、目标一致”。
8．《周易略例•明爻通变》“合散屈伸与体相乖”邢璹注：“……乾之初九潜龙勿用，初九身虽潜屈，情无忧闷，其志则申，故曰屈伸。”
总之，在表示“心中所存想”这一意义上，情与志是同义词。《礼记•表记》“子曰无辞不相接也”郑玄注：“辞所以通情也。”辞以通情，与“言以足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诗以言志”其实同一意思，只是“辞”原系特指诸侯朝聘聚会时的言辞而“诗”特指诗篇而已（诗也是“言”，是特殊的“言”，是提高“言”的表现力的修辞手段），至于情、志二字，其义等无差别。
上举情、志字并用各例，证二字同义，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下面再举专门论诗的场合。这方面的例子，首先就是《诗大序》。《诗大序》志与情、性情并提，在后世具有典范的意义，那是由于《诗经》的崇高地位，自无须多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已见本文开头部分所引，这里不再重复，只说明一点：朱先生说沈、刘之例是情、志混用或调和；是既要表明诗的“缘情”作用，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因而抽掉了“诗言志”那句话的政教意义而混同于“诗缘情”。这个观点我们表示怀疑。“诗言志”在先秦时代提出来的时候，其提出来的场合确是都有关政教，但不等于说“志”字的含义就也必定有关政教。既然志、情是同义词，那么并用二字，也就谈不上混淆和调和。下面着重看一下裴子野那段有名的话：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
王化本焉。……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一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通典》十六、《文苑英华》七四二）
“吟咏情性”出自《诗大序》，这里用为做诗的代称，而显然有贬意。《诗大序》在说“吟咏情性”、“发乎情”的时候，还说“止乎礼义”，二者合起来才是儒家的文学思想，，才具有政教意义；光说“吟咏情性”，则可能止乎礼义，也可能不合礼义，这四个字本身并不具有政教意义。同样，“诗言志”之“志”，虽出自儒家经典，但本身并不具有政教意义，因此裴子野说的“劝美惩恶”的“君子之志”是有政教意味的，而“其志弱”的“志”就指无关政教的志。他的话文从字顺，并不曾如朱先生说的将志与情“混为一谈”。换句话说，裴氏的话恰可帮助我们理解“诗言志”的志（包括“诗言志”全句）是中性的，无所谓干不干政教。干不干政教，须看其语言环境，看上下文。同样，孔颕达《毛诗正义》说“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悦豫之志”、“忧愁之志”也都不是什么“言志、缘情两可的含混的话”，因为志与情、言志与缘情本来就是同义语。
上文力图证明志、情二字在“心之所之”、心之所存想这一意义上是同义词，它们都既可用于政教场合，也可用于非政教场合，本身无所谓干不干政教。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志、情二字在任何情况下都同义。比如说表示人生的追求、志向时，特别是表示树立宏伟的目标时，往往用“志”字；表示情欲、特别是男女之情时，总是用“情”字。《文选》所录赋有志类，又有情类。志类录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和潘岳《闲居赋》，那都是表现作者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和思考，或如朱自淸先生所说有关穷通出处、人生义理；情类录宋玉《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和曹植《洛神赋》，都写男女之情。又如诸葛亮《诫外生》：“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太平御览》卷四五九）显然志、情二字意义不同，志指人生目标，情指一般情欲。但“诗言志”、“诗缘情”的情况与此是不同的。
言志与缘情二语无根本区别
首先举一些语例，以说明古人使用“言志”这个词组时，未必具有政教意味。
古人说“言志”时，确实常如朱先生所说，有关于穷通出处、人生义理，或如上文所说，体现了一种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和思考；但也有许多例子，只不过将“言志”用作“抒写内心”之意，甚或只是用为作诗的代称而已。即使是体现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和思考，也未必能说就都与政教有关。
1．潘岳《悼亡》三首，尽情抒写悲情。第二首末有“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之语。朱先生说这里“言志”显然是指人生义理。窃以为这么说未必妥当。“此志难具纪”还是说悲酸之情倾诉不尽，“志”主要指悲情而言。吕向注就说：“悲情不可具纪者，言多也。”
2．《南史•顾欢传》：“知将终，赋诗言志曰：五涂无恆宅，三清有常舍。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鹏鹍适大海，蜩鸡之桑柘。达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驾？翘心企前觉，融然从此谢。”顾欢是一个隐士，终身不仕，信奉道教。这首诗倒是体现了对人生义理、死生问题的思考，但它表现的纯是个人的情愫，与政教并无干系，却明明说是“言志”。可见“言志”也就是抒怀之意，不能说必定与政教有关。
3．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系友朋聚饮之作，其序有云：“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标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盍各言志，以记芳游。”当时与会二十一人诗具在，皆描写园林风景和贵族文人宴饮之乐，丝毫不及于政教，也与出处穷通、人生义理无关。如陈诗云：“寻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主第簪缨满，皇州景望华。玉池初吐溜，珠树始开花。欢娱方未极，林阁散余霞。”所谓“言志”，其实只是做诗的代语而已。这样的用法，在六朝、初唐尤多。
4．《太平广记》三三二引《通幽记》载唐晅手记，记晅与鬼妻欢会，临别时晅赠以诗，妻欲作答，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此处“言志之事”，显然也是代指作诗而已。
5．《太平广记》四八九《周秦行记》，云牛僧孺夜行至一大宅，见薄太后及戚夫人、王嬙、潘妃、杨贵妃、绿珠等美人，饮酒作乐。太后曰：“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诸诗内容，皆感伤身世，惆怅今昔，如薄后诗云：“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绿珠诗云：“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牛秀才诗云：“香风引到大罗天，日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此类抒情之作，而以“言志”称之。故事虽然荒诞，但“赋诗言志”的用语却正是当时文人聚会作诗而称之为“言志”那种情况的投影。
6．杨亿《冬夕与诸公宴集贺梅学士西斋，分得今夕何夕，探得云字》诗序：“……足以知《周南》变风，诚二雅之可继；郑卿言志，岂七子之足多？”“郑卿”二句，正是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郑子展等七人赋诗、赵孟“观七子之志”的典故，意谓今日我们作诗“言志”，亦不亚于古人。原是政治外交场合的“言志”，杨亿这里却只是一般聚会赋诗。其诗云：“今夕知何夕，良交会以文。烛花寒旋落，漏滴远稀闻。酒面轻浮蚁，歌喉细遏云。明河光未没，候管气初分。玉笛梅花怨，金炉蕙草焚。唯愁曙光发，搔首叹离群。”与政教毫无关系。可见杨亿并不认为“言志”二字只能用在与政教有关或写及出处穷通、人生义理的场合。
7．司马光《顷为诸生，常受经于钱丈学赋于张丈，今乃叨忝同为侍臣，蒙钱丈赐酒张丈赐诗，愧悚之深言志为谢》诗云：“畴昔胜冠日，曾为絳帐生。九言闻至教，一顾得虚声。不意叨严近，于今接老成。宁须诗酒赐，侍坐已知荣。”既无关政教，也未言及自己的志向抱负，只是抒发感激之情而已。可见“言志”的含义、用法甚广。
8．杨士奇《沙村江楼诗序》云：“……是日雪霁，酒酣，（刘伯川）以予兩人循溪行咏，命各赋小诗言志。（陈）孟洁对曰：‘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香风杨柳陌，红楼争青绿衣郎。’予即一时景趣塞责曰：‘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清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顾孟洁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风流进士。’顾予笑曰：‘虽寒士，当耐。’又曰：‘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其勉之！’后伯川卒二十余年，孟洁登第为翰林庶吉士而卒，今又二十年，余幸存馀喘，皆如伯川言。然余未能有副其所望，恒用内愧。” 此则材料颇有趣。刘伯川要二人以诗言志，是要他们表述自己的抱负、志向。杨士奇的诗所表现的不是什么大的志向，只是此时此地的一点情趣而已。在他想来，那也是自己生活中的一点小小追求，也是一种“志”。刘伯川将这一时的意趣联系到一生的志节，那并不是杨的本意。可见即使在将“诗言志”的“志”理解为特指志向、抱负时，也还是内涵很广，可以包括一般的生活情趣在内。 那样的作品，离开政教很远，目之为一般的“缘情”又有何不可。
与论诗时使用“言志”语相映成趣的，是类书《艺文类聚》、《渊鉴类函》的《人部》有“言志”门，小说《何氏语林》中亦有“言志”类。观察这些门类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人所谓“言志”的内涵。这些门类中，当然有涉及政教、树立大志者，有言及穷通出处、人生义理者，但也有许多表现一般的生活意趣、抒发一般的想法怀抱者。下面也举几条例子：
1．《东观汉记》：“初，光武适新野，闻阴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要妻当得阴丽华。”（《艺文类聚》二六）这是刘秀的人生理想，仕宦可说关系政治，娶妻则与政教无干。
2．张璠《汉纪》：“孔融拜大中大夫，虽居家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宾常满，罇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同上）这也是一种生活趣味。
3．《晋中兴书》：“毕卓为吏部部中，常谓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同上）朱先生说表现纵情于醇酒妇人者，属于缘情之作。但这里则属之“言志”。
4．晋张翰诗曰：“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同上）
5．宋谢灵运《忆山中诗》曰：“《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同上）上一首叹老嗟卑，此首思乡，都是一般抒情之作。
6．梅尧臣《闲居》：“读《易》忘饥倦，东窗尽日开。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谩数过篱筍，遙窺隔叶梅。唯愁车马入，门外起尘埃。”（《渊鉴类函》三O四）
7．陈师道《绝句》：“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同上）上首及此首，均叙写一般的生活意趣。此首略有一点“人生义理”的意味，但实在牵扯不上政教。
8．赵子固清放不羁，好饮酒，醉则以酒濡发，歌古乐府，自执红牙以节曲。（《何氏语林》十一）
9．顾仲瑛晚年阅佛书有悟，遂祝发，称全粟道人。自题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青可埋。若说向来豪侠处，五陵衣马洛阳街。”一时赏其旷达。（同上）
上举诸例，当可表明古人所谓言志，涵盖甚广。言其心中所欲所存想，即是言志，未必都是有关政教。志有各式各样。杨士奇《圣谕录》中“永乐七年”：“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指《虞书》所载舜与群臣赓和）、南薰之诗（指舜歌南风），是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如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气志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东里集》二）陈叔宝、杨广所为，当指其宮体靡靡之音，亦在“诗以言志”之列。朱右《谔轩诗集序》：“诗以言志。……《三百篇》……道扬规讽，犹有三代遗意。……屈宋之贞，其言也恳；李苏之别，其言也恨；扬马多材，其言也雄；曹刘多思，其言也丽；六朝志靡，则言荡而去古远矣。唐人以诗名家不下千数，其间忧喜怀思，放情感兴，……亦皆各极其志而致其辞焉。”（《白云稿》五）整个诗史、所有作品，均为“言志”，六朝诗包括梁陈宫体亦不例外，只是其“志靡”而已。张肯《兰庭集序》：“《书》曰‘诗言志’，心之所之之谓诗。……心之所之不同，而其诗亦有忧抑伤感、愤怨悲戚、喜乐和悦之异，观其诗则知其所志矣。”汤斌《王似斋诗序》：“诗以言志，而杂出于贞淫正变。”（《汤子遗书》三）沈祥龙《论词随笔》：“词导源于诗，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淫荡之志可言乎哉？‘琼楼玉宇’，识其忠爱；‘缺月梧桐’，叹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若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则其志可知矣。”总而言之，正如《朱子语类》七十八所载：“或问‘诗言志……’曰：‘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言志”之志有各式各样，并不限于有关政教者。这里举这么多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志有各种各样，这是一般的观念，并不是只有袁枚才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亊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的（见其《再答李少鹤书》）。
上面着重观察“言志”，下面再看“缘情”。
如上文所举以“言志”当作诗歌或做诗的代用语一样，“缘情”也有这样的用法。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十六国文人“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说“缘情之制，独步当时”；杨慎《祭用贞弟文》说“楷札师颜（真卿），缘情效杜（甫）”；等等。缘情就是因情而发，循情而发。情、志一也，因此“缘情”与“言志”并无原则上的区别。
缘情一语，未必就不具有政教意味，未必不能用于政教场合：
1． 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士君子以
文会友，缘情放言。言必类而思无邪，悼《谷风》而嘉《伐木》。同其声气则有唱和，乐在名教而相博约。此北海唐君文编《盛山集》之所由作也。” 以士君子友朋之间诗咏唱和称为“缘情放言”，以“思无邪”、“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小雅《伐木》序）、“乐在名教”（用乐广语）、“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之类儒家话头称颂此种朋友之间的关系，这里作者对“缘情”一语的运用当然是有教化色彩的。
2． 李珏《文宗諡策文》：“听政馀力，游艺缘情。探二《南》之风雅，穷六
义之教化。”称颂唐文宗能诗，用的全是儒家的语汇。
3． 唐昭宗乾宁二年勅试新及第进士，赋、诗各两首，诗题为“询于蒭荛”、
“品物咸熙”。试毕所下勅称赵观文等四人“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见《黄御史公集》附录《唐昭宗实录》）据诗题，其所作内容当然都有关政教，而以陆机“缘情”之语称之。
4．宋白《宫词一百首序》：“……至于观往迹以缘情，采新声而结意，鼓舞升平之化，揄扬嘉瑞之征，于以示箴规，于以续骚雅，丽以有则，乐而不淫。……传今则思继颂声，述古则应几风讽。大雅君子，其将莞然。”（《两宋名贤小集》五宋白《广平别集》）谓所作宫词有颂美箴讽之义，而亦以“缘情”称之。
5．许翰（北宋人）《谢元城刘待制举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启》：“故商周之《书》灏噩而《春秋》之辞谨严，《易》倚数而经奇，《诗》缘情而尽丽。”（《襄陵文集》七）于儒家经典《诗经》，也以“缘情”称之。明人苏伯衡《古诗选唐序》载林敬伯之言云：“窃闻《诗》缘情而作者也，其部则有《风》《雅》《颂》，其义则有赋比兴。”又明人许相卿《友竹诗集序》则云孔子删诗，里巷民俗之谣（指《风》诗）亦与庙朝之乐（指《雅》《颂》）并陈，是因为其“缘情敦质”之致是一样的，故均得“为经而世训之”。也同样以“缘情”称说《诗经》。
6．宋濂《樗散杂言序》：“夫《诗》一变而为《楚骚》，虽其为体有不同，至于缘情托物，以忧恋恳恻之意而寓尊君亲上之情，犹夫《诗》也。”（《文宪集》六）不但以“缘情”称《诗经》，又进而称《楚辞》，且亦称其合乎礼义。
7．杨士奇《恒轩韩先生诗集序》：“先生生平吟咏甚富。……缘情叙事，温厚清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之作与？”（《东里续集》十四）“缘情”即“发乎情”，“温厚清邃”则与“止乎礼义”相关。又皇甫汸《遵岩先生文集后序》（代刘公溱作）亦云：“至其为诗，亦必缘情止义，……唯求合乎丽则，不诡于风人。” “缘情止义”，就是《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缘情”与“止乎礼义”并无冲突。
8．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离骚》）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则己之守道，缘情以灼。”（《王氏家藏集》二十八）屈子之“守道”当然是有关政教的，而此种品格乃缘乎情即通过抒情而彰显。“缘情”一语在这里与政教联系在一起。
9．冯班《钝吟杂录》卷四：“有韵无韵皆可曰文，缘情之作则曰诗。诗者思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谓诗也。不如此则非诗，其有韵之文耳。”冯氏说得明白，以“缘情”之作实行美剌。
举例已经不少，总之古人并未视“缘情”与政教为对立关系。下面所引的话，让我们更直截地看到，古人原本是将 “诗者志之所之”和“诗缘情”视为一回事的，也就是将“诗言志”与“诗缘情”视为一回事：
1．权德舆《监察御史清河张府君墓志铭》：“时以缘情比兴，疏导心术。志之所之，辄诣绝境。”“缘情”乃陆机语，“志之所之”为《诗大序》语，权氏并举，未觉有任何扞格之处。
2．王礼（元人）《魏松壑吟稿集序》：“《诗大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传》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三代古诗何？莫非其志之所之也。五言起于苏、李，其离别赠答，中情繾绻，蔼然词气之表。下至晉隋，陆机之论诗则曰‘缘情而绮丽’，而文中子亦云‘诗者，民之情性也’。故诗无情性不得名为诗。其卓然可传于后世者，皆其善言惰性者也。” （《麟原文集》五）按：《诗大序》、《礼记•孔子闲居》、王通《中说》论诗，一则以诗为内心的表现，二则强调须止乎礼义；陆机《文赋》论诗，则只言其一而未言止乎礼义。王礼此处只论须发乎情而不及其二，（但也决非反对止乎礼义）故尽可将诸说视为同一系列。而由此也可知缘情、言志实一。
3．陆符（明人）《诗存自序》：“《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又曰‘情动乎中而形于言’，陆士衡曰‘诗缘情而绮靡’，沈休文曰‘赏好异情，意制相诡’。由是言之，离情与志，莫可言诗。志极情生，景斯以叩。《三百篇》而降，骚、赋、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意制诡谲，云委波属，要之多情语也。无情之语，不可久视。……余之诗，……皆遭于情而跲于辞，……要不足以当古人。特非其志意之所寄，则踯躅燥吻，终日不能以濡一翰。”（《明文海》二七七）同样以陆机语与《诗大序》语并列，情与志并提，丝毫没有情、志对立的意味。
4．皇甫汸《禅栖集序》：“矧诗本缘情，情悒郁则其辞婉以柔；歌以言志，志愤懑则其音慷以激。……诗可以兴，可以怨，不在兹乎？”（《皇甫司勋集》四十一）缘情与言志，情与志，正是同义之语。
以上各条，其意均在于强调诗歌抒发内心情志的特质。将诗视为自我表现之具，这是我国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诗言志、诗缘情都是这一观点的表述。但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诗也有体物写景叙事的功能。这样，诗歌抒发主观和描绘客观两方面的功能，都被论者所言及。而由其用语，也可看出缘情就是言志。试举数例；
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又云：“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张氏所谓言志，包含了思妇之哀思、陶潜之闲适，也就是一般的抒情之意。
2．杨慎《梅花落序》：“旅行松次，适见梅花落，乃援旧题，以成新曲。虽有愧缘情，庶不谬体物耳。”这里将缘情、体物对举，反映了对诗歌两大功能的认识。
3． 张英《潘木厓诗集序》：“善于缘情写物，又于香山为近。”（《文端集》）
4． 张玉书《叶星期西南草序》：“缘情绘事，妙入至理。”（《张文贞集》四）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谢宗可咏物诗》：“……中间如雍鹭鸶、崔鸳鸯、
郑鹧鸪，各以摹写之工得名于世，而宋代谢蝴蝶等遂一题衍至百首。但以得句相夸，不必缘情而作，于是别歧为诗家小品，而咏物之变极矣。”
将2至5条与第1条相比较，自不难体会：在古人心目中，言志、缘情原本一致。
最后，还应对几条易滋误会的材料稍作辨析：
1．李谔《上隋高祖书》批评当时士人风气，有“以缘情为功业，指儒素为古拙”之语，是否表明“缘情”二字即包含漠视政教之意？答曰：并非如此。这里只是以“缘情”为做诗的代用语而已。李谔批评士人不钻仰儒经而只重视做诗，正如裴子野批判时人“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一样。“吟咏情性”原是《诗大序》中语，其意与“言志”相同，裴氏也只是借用为做诗的代称而已。
2．杨慎《选诗外编序》：“……世代相沿，风流日下，……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杨氏此言，岂非对“缘情”之说加以批评？答曰：杨氏指出晋宋以后，诗人但求诗之美丽动人而与儒家诗教日远，确以为缘情绮靡之语于诗教有所偏离。但他是就“诗缘情而绮靡”全句而言，不是仅就“缘情”二字而言。传统诗教云发乎情，又云止乎礼义、美刺教化；陆机语则仅言发乎情，且以追求美丽为鹄的而未言及政教。杨慎所批评者在于此而不在于“缘情”二字。
3．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曝书亭集》三十一） 这不是将言志、缘情二者相对立吗？答曰：朱氏批判重点仍在于“专以绮靡为事”即不言美刺礼义。其《钱舍人诗序》云：“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曝书亭集》三十七）执此与《与高念祖论诗书》中“皆诗之不可已者也”相比较，岂非缘情即言志？又朱氏《忆雪楼诗集序》：“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王君瑛）于蔬果之微，不忘其亲；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笃于朋友，……怀旧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挚，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曝书亭集》三十九）明言诗缘情而可通之于政。合而观之，知朱氏决不以“缘情”二字为“言志”的对立面。
4．纪昀《云林诗抄序》：“《大序》一篇，确有授受。……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发乎情’，流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己甚与！” 这不是批判“缘情”二字导致梁陈宫体吗？答曰：亦不然。纪昀固然对陆机此语加以批评，但他批判的其实不在于“缘情”二字，而在于陆氏未提出“止乎礼义”一类政教方面的要求。只追求诗之美丽动人而不以礼义为之防，故风气日下，最后便绘画横陈。纪氏论诗，强调情志与礼义二者缺一不可。其《挹绿轩诗集序》云：“《书》称‘诗言志’，《论语》称‘思无邪’，子夏《诗序》兼括其旨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之本旨尽是矣。”可知他认为“无邪”即“止乎礼义”，“言志”即“发乎情”，志、情一也。“缘情”也就是“发乎情”，也就是“言志”，但陆机只强调此而不言“无邪”、“礼义”，遂生流弊。
重申本文的结论：就典籍中所见，先秦时代人们说“诗以言志”、“诗言志”，都是在与政教有关的场合，但不能理解为“言志”这个词组本身便具有政教意义。先秦时志、情二字在“心之所之、心之所存想”这一意义上，是同义词，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教意义。古人论诗，常用到“志”、“情”二字，意义大体相同；用“言志”、“缘情”二语，意思也基本相同，都是指出诗歌发抒内心的特点，不涉及与政教有无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此二语本身不含重视政教或不顾政教的意义。儒家诗论重视政教，那体现在“止乎礼义”等附加的话语中，而不是体现在“言志”二字之中。陆机“诗缘情而绮靡”偏离了儒家诗论，在于他未提“止乎礼义”之类，而不在于使用“缘情”二字。既然古人如此，则今日亦不应以“言志”、“缘情”为两种对立诗歌观念的标目。不然的话，是既不符合历史原貌，又容易对古人的话产生误解的。
在古代诗学研究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发抒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笔者对这样的概括深表怀疑。笔者认为，说古代存在着要求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两种诗学主张，大致上是可以的，但用“言志”和“缘情”作为标目，却很不准确。“言志”和“缘情”都只是说诗是作者内心的表现、思想感情的抒发，它们并没有相互对立的意义。要不要为政教服务，那是通过另外的一些表述体现出来的，不是“言志”或“缘情”这两个词组本身就具有的含义。比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话本身并未说到与政教的关系问题；下面又说“止乎礼义”，那才可以认为是具有政教意义。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我们认为他这里不强调政教，那是因为他没有附加有关的话语，而不是因为用了“缘情”这个词组。
之所以将“言志”和“缘情”视为具有对立意义的两个词组，与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等论文的影响很有关系。《诗言志辨》是一篇内容丰富、目光敏锐、见解深刻的文章。它通过细致的考察，指出先秦时代“诗以言志”、“诗言志”的提法原本不是从作诗人的角度说的，而是从读诗人、用诗人的角度说的，是将现成的诗篇当作表达意见的工具。朱先生指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诗的认识完全是功利性的，还全然没有诗歌抒情的自觉；又指出从屈原等《楚辞》的作者才“真正开始歌咏自己”，也就是说从此开始才逐渐有了以诗自我抒发的自觉。这些见解无疑是很精到的。
但是，朱先生认为因先秦时代说“诗以言志”这句话的环境、背景都与政治或教化有关，因此“言志”这个词组本身就有政教意义，这却令人费解。朱先生说，随着自我抒发意识的发展，随着此类诗歌的增加，特别是与政教无干的诗歌的增加，再用原先的“言志”作为诗歌的标目就显得不妥了（因为“言志”是与政治教化紧紧联系着的），那么怎么办呢？朱先生说首先是“言志”的含义一再引申，引申为兼指一己的穷通出处，而士大夫的穷通出处都关政教；又引申为歌咏人生义理，而士大夫的人生义理不离出世、入世两观，因此也还是一种出处，也还反映着政教。总之“言志”一语多多少少总还是与政教关连着，不便于指称与政教毫无关系的作品，如秦嘉《赠妇》那样的诗，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标目，于是终于出现了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那个新语。最后到了清代的袁枚，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诗言志”才也包括了那些毫无政教意味的作品。而在袁枚以前漫长的时间里，人们谈论诗的时候，常常是把“志”与“情”“含混或调和”着使用的。朱先生说，从《诗大序》已是如此：既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喜愠分情”和“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还有《文心雕龙•明诗》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还有孔颕达《毛诗正义》解释“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说的一番话，都是将“志”与“情”含混了的。朱先生又说，不过若直用“言志”这词组，就不能如此含混过去；就总还贴在穷通出处上说，亦即总还不离政教；直到袁枚，才彻底将“言志”与“缘情”合二而一了。
从朱先生的话，可以归纳出两点：一、在论诗的时候，“志”和“情”本是含义不同的两个词，前者不离政教，后者只一般地指说情感，后人却把它们混淆了。二、“言志”与“缘情”具有互相对立的意义，虽然“言志”之意引申到可以指说士人的穷通出处、人生义理，但那也还有关政教，直到袁枚才合二者为一。关于此点，朱先生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说得更为直截明白：“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 又说：“……但是看历代文学的发展，中间还有许多变化。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对于这两点，笔者感到怀疑，下面就分别加以申说。
“志”和“情”二词本身无所谓与政教有关无关
志、情二语原都有意念、心之所存的意思，可以兼包今日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而言。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称好恶喜怒哀乐为“六志”，《荀子•正名》则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朱先生也曾说“‘志’与‘情’原可以是同义词”，但因为他大约“言志”的“志”总有政教意味，因此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但“意味究竟不同”。我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不同。不错，先秦典籍说到“诗以言志”、“诗以道志”、“诗言志”等等的时候，总有关政教，那“志”可以说都是不离乎政教的“志”，但那是由于说那些话时的具体场合决定的，不是由于“志”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决定的。先秦人说“诗言志”的时候，只是“用诗来表达内心想法”之意；汉以后人用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与政教有关还是无关，那是由具体的语言环境、由上下文所决定的。总之，“志”字本身并无政教意义，因此“诗言志”这句话中的“志”也不可能具有特殊的政教意义，人们论诗时志、情并用，或互相替代，也很自然，说不上含混戓调和。
下面举一些语例以说明“志”字本身没有政教意味：
1.《论语•先进》载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各言其志”，子路等三人所说均是政治方面的怀抱，曾皙所说却是暮春时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虽然后世的儒家学者说那是“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论语集解》引包曰），或称其“能乐道知时”（皇侃疏引李充曰），朱先生则说其志关乎“修身”，但实际上曾皙表述的不愿出仕、自求适意之“志”与政教并无直接的联系。
2．《周易•睽•彖》：“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睽之卦体兑下离上，兑为少女，离为中女，故云“二女同居”。二女各自出嫁，故曰“其志不同行”。男女有别，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却能共同操持好家庭，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两“志”字均泛言心思、想法，并无政教意义。以下两例亦同。
3．《易•革•象》：“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革卦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二女同居一卦，而有水火之性，故曰“其志不相得”。
4．《易•归妹》九四《象》：“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谓过期之后才将少女出嫁，是因为有所等待的缘故。
5．《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郭象注：“自快得意。”
6．《庄子•养生主》：“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郭象注“踌躇满志”云：“逸足容豫自得之谓。”“满志”即洋洋得意，志即意。
7．《庄子•达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用志不分，犹今言用心专一，思想不分散。
8．宋玉《神女赋》写楚襄王梦中与神女相会，醒后“罔兮不乐，怅尔失志”。“失志”即失意、不得意。又描写神女云“志解泰而体闲”、“志态横出”，“志”、“志态”犹言“意”、“意态”。
9．《诗经•周南•葛覃序》：“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按毛、郑的解释，此诗歌颂文王夫人，有政教意义，但“志”字本身只是心思之意。“志在于女功之事”，即用心于女功，说不上政教之事。
10．《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次章毛传：“卫夫人有淫佚之志。”此处“志”的内容是荒淫放荡，与政教无干。
11．《诗经•郑风•狡童》首章毛传：“昭公有壮狡之志。”壮狡之志，谓童心、不成熟的心思。
12．《礼记•曲礼上》：“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谓不可过分得意。志，意也。
13．《礼记•王制》：“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谓命市场管理者报告商品价格，以了解人民的好尚，若民风质朴则实用的物品价昂，民风淫侈则奢侈品价昂。郑玄注：“民之志淫邪则其所好者不正。”志，指心意、心思。“志淫”，当然也决不是涉及政教的志，而是纵欲享受的志。
14．《礼记•乐记》：“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僻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淫志、溺志、烦志、乔志，分别指使人心思邪僻、沉溺、烦劳、骄逸。这里的“志”，只是泛指人的心思而已。
这些例句中的“志”，都没有什么政教意义。9至14诸条的内容与政教有关，但“志”字本身的意思也还是心意、心思等。不能说“志”字只能用于政教场合。所举诸条的时代大抵在先秦、汉初，汉以后的例子还很多，无庸一一枚举。
现在再说到“情”字。情字同样可用于一般场合，也可用于政教场合。《周易•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谓周文王那样的圣人的想法、思想见于他所撰写的卦爻辞中。这“情”字本身指的就是有关政教的内容。又《左传》庄公十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杜注：“必尽己情察审也。”那么“必以情”的情字乃心思、心智之意。庄公自称必尽心竭智审察案件。这也是用于政教场合。
正因为志、情二字可以是同义词，因此我们能看到不少二字并用的语例。姑举数条：
1．屈原《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情就是志。“志沈菀而莫达”，也就是“情沈抑而不达”（《惜诵》）。屈原还屡屡用“心”、“思”、“中”字样，如“心郁郁之忧思兮”（《抽思》）、“心郁邑余侘傺兮”（《惜诵》）、“聊以舒吾忧心”（《哀郢》）、“思蹇产之不释兮”（《抽思》）、“中闷瞀之忳忳”（《惜诵》）等，其实志、情的意思也就都是心、思、中。
2．庄忌《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王逸注：“意中憾恨，忧而不解，则杼我中情，属续诗文，以陈己志也。”可说志、情都是“意”的同义词。
3．班昭《东征赋》：“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可说志、情与“念”意思相近，都是“心中所想”之义。上举屈原、庄忌作品可说与政治有关，班昭这里却只是抒发一己去家远行的悲戚而已。
4．陈琳《止欲赋》：“伊余情之是悦，志荒溢而倾移。”志、情都是指自己爱慕一位美女的心思而言。
以上所举为辞赋中的例子，下面所举则见于一般散文之中：
5．《礼记•问喪》：“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志”并非今日所谓“志向”之志，而是一般的心思、心情之意。同篇有云：“孝子亲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可以参读。志就是情感之意。
6．《周易•升》六四王弻注：“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则得吉而无咎矣。”
7．《周易•睽•彖》“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侯果曰：“出处虽殊，情通志合。”（《周易集解》卷八引）情通志合，犹今言情投意合，不必释为“感情相通而志向、目标一致”。
8．《周易略例•明爻通变》“合散屈伸与体相乖”邢璹注：“……乾之初九潜龙勿用，初九身虽潜屈，情无忧闷，其志则申，故曰屈伸。”
总之，在表示“心中所存想”这一意义上，情与志是同义词。《礼记•表记》“子曰无辞不相接也”郑玄注：“辞所以通情也。”辞以通情，与“言以足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诗以言志”其实同一意思，只是“辞”原系特指诸侯朝聘聚会时的言辞而“诗”特指诗篇而已（诗也是“言”，是特殊的“言”，是提高“言”的表现力的修辞手段），至于情、志二字，其义等无差别。
上举情、志字并用各例，证二字同义，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下面再举专门论诗的场合。这方面的例子，首先就是《诗大序》。《诗大序》志与情、性情并提，在后世具有典范的意义，那是由于《诗经》的崇高地位，自无须多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已见本文开头部分所引，这里不再重复，只说明一点：朱先生说沈、刘之例是情、志混用或调和；是既要表明诗的“缘情”作用，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因而抽掉了“诗言志”那句话的政教意义而混同于“诗缘情”。这个观点我们表示怀疑。“诗言志”在先秦时代提出来的时候，其提出来的场合确是都有关政教，但不等于说“志”字的含义就也必定有关政教。既然志、情是同义词，那么并用二字，也就谈不上混淆和调和。下面着重看一下裴子野那段有名的话：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
王化本焉。……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一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通典》十六、《文苑英华》七四二）
“吟咏情性”出自《诗大序》，这里用为做诗的代称，而显然有贬意。《诗大序》在说“吟咏情性”、“发乎情”的时候，还说“止乎礼义”，二者合起来才是儒家的文学思想，，才具有政教意义；光说“吟咏情性”，则可能止乎礼义，也可能不合礼义，这四个字本身并不具有政教意义。同样，“诗言志”之“志”，虽出自儒家经典，但本身并不具有政教意义，因此裴子野说的“劝美惩恶”的“君子之志”是有政教意味的，而“其志弱”的“志”就指无关政教的志。他的话文从字顺，并不曾如朱先生说的将志与情“混为一谈”。换句话说，裴氏的话恰可帮助我们理解“诗言志”的志（包括“诗言志”全句）是中性的，无所谓干不干政教。干不干政教，须看其语言环境，看上下文。同样，孔颕达《毛诗正义》说“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悦豫之志”、“忧愁之志”也都不是什么“言志、缘情两可的含混的话”，因为志与情、言志与缘情本来就是同义语。
上文力图证明志、情二字在“心之所之”、心之所存想这一意义上是同义词，它们都既可用于政教场合，也可用于非政教场合，本身无所谓干不干政教。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志、情二字在任何情况下都同义。比如说表示人生的追求、志向时，特别是表示树立宏伟的目标时，往往用“志”字；表示情欲、特别是男女之情时，总是用“情”字。《文选》所录赋有志类，又有情类。志类录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和潘岳《闲居赋》，那都是表现作者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和思考，或如朱自淸先生所说有关穷通出处、人生义理；情类录宋玉《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和曹植《洛神赋》，都写男女之情。又如诸葛亮《诫外生》：“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太平御览》卷四五九）显然志、情二字意义不同，志指人生目标，情指一般情欲。但“诗言志”、“诗缘情”的情况与此是不同的。
言志与缘情二语无根本区别
首先举一些语例，以说明古人使用“言志”这个词组时，未必具有政教意味。
古人说“言志”时，确实常如朱先生所说，有关于穷通出处、人生义理，或如上文所说，体现了一种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和思考；但也有许多例子，只不过将“言志”用作“抒写内心”之意，甚或只是用为作诗的代称而已。即使是体现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和思考，也未必能说就都与政教有关。
1．潘岳《悼亡》三首，尽情抒写悲情。第二首末有“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之语。朱先生说这里“言志”显然是指人生义理。窃以为这么说未必妥当。“此志难具纪”还是说悲酸之情倾诉不尽，“志”主要指悲情而言。吕向注就说：“悲情不可具纪者，言多也。”
2．《南史•顾欢传》：“知将终，赋诗言志曰：五涂无恆宅，三清有常舍。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鹏鹍适大海，蜩鸡之桑柘。达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驾？翘心企前觉，融然从此谢。”顾欢是一个隐士，终身不仕，信奉道教。这首诗倒是体现了对人生义理、死生问题的思考，但它表现的纯是个人的情愫，与政教并无干系，却明明说是“言志”。可见“言志”也就是抒怀之意，不能说必定与政教有关。
3．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系友朋聚饮之作，其序有云：“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标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盍各言志，以记芳游。”当时与会二十一人诗具在，皆描写园林风景和贵族文人宴饮之乐，丝毫不及于政教，也与出处穷通、人生义理无关。如陈诗云：“寻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主第簪缨满，皇州景望华。玉池初吐溜，珠树始开花。欢娱方未极，林阁散余霞。”所谓“言志”，其实只是做诗的代语而已。这样的用法，在六朝、初唐尤多。
4．《太平广记》三三二引《通幽记》载唐晅手记，记晅与鬼妻欢会，临别时晅赠以诗，妻欲作答，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此处“言志之事”，显然也是代指作诗而已。
5．《太平广记》四八九《周秦行记》，云牛僧孺夜行至一大宅，见薄太后及戚夫人、王嬙、潘妃、杨贵妃、绿珠等美人，饮酒作乐。太后曰：“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诸诗内容，皆感伤身世，惆怅今昔，如薄后诗云：“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绿珠诗云：“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牛秀才诗云：“香风引到大罗天，日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此类抒情之作，而以“言志”称之。故事虽然荒诞，但“赋诗言志”的用语却正是当时文人聚会作诗而称之为“言志”那种情况的投影。
6．杨亿《冬夕与诸公宴集贺梅学士西斋，分得今夕何夕，探得云字》诗序：“……足以知《周南》变风，诚二雅之可继；郑卿言志，岂七子之足多？”“郑卿”二句，正是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郑子展等七人赋诗、赵孟“观七子之志”的典故，意谓今日我们作诗“言志”，亦不亚于古人。原是政治外交场合的“言志”，杨亿这里却只是一般聚会赋诗。其诗云：“今夕知何夕，良交会以文。烛花寒旋落，漏滴远稀闻。酒面轻浮蚁，歌喉细遏云。明河光未没，候管气初分。玉笛梅花怨，金炉蕙草焚。唯愁曙光发，搔首叹离群。”与政教毫无关系。可见杨亿并不认为“言志”二字只能用在与政教有关或写及出处穷通、人生义理的场合。
7．司马光《顷为诸生，常受经于钱丈学赋于张丈，今乃叨忝同为侍臣，蒙钱丈赐酒张丈赐诗，愧悚之深言志为谢》诗云：“畴昔胜冠日，曾为絳帐生。九言闻至教，一顾得虚声。不意叨严近，于今接老成。宁须诗酒赐，侍坐已知荣。”既无关政教，也未言及自己的志向抱负，只是抒发感激之情而已。可见“言志”的含义、用法甚广。
8．杨士奇《沙村江楼诗序》云：“……是日雪霁，酒酣，（刘伯川）以予兩人循溪行咏，命各赋小诗言志。（陈）孟洁对曰：‘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香风杨柳陌，红楼争青绿衣郎。’予即一时景趣塞责曰：‘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清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顾孟洁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风流进士。’顾予笑曰：‘虽寒士，当耐。’又曰：‘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其勉之！’后伯川卒二十余年，孟洁登第为翰林庶吉士而卒，今又二十年，余幸存馀喘，皆如伯川言。然余未能有副其所望，恒用内愧。” 此则材料颇有趣。刘伯川要二人以诗言志，是要他们表述自己的抱负、志向。杨士奇的诗所表现的不是什么大的志向，只是此时此地的一点情趣而已。在他想来，那也是自己生活中的一点小小追求，也是一种“志”。刘伯川将这一时的意趣联系到一生的志节，那并不是杨的本意。可见即使在将“诗言志”的“志”理解为特指志向、抱负时，也还是内涵很广，可以包括一般的生活情趣在内。 那样的作品，离开政教很远，目之为一般的“缘情”又有何不可。
与论诗时使用“言志”语相映成趣的，是类书《艺文类聚》、《渊鉴类函》的《人部》有“言志”门，小说《何氏语林》中亦有“言志”类。观察这些门类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人所谓“言志”的内涵。这些门类中，当然有涉及政教、树立大志者，有言及穷通出处、人生义理者，但也有许多表现一般的生活意趣、抒发一般的想法怀抱者。下面也举几条例子：
1．《东观汉记》：“初，光武适新野，闻阴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要妻当得阴丽华。”（《艺文类聚》二六）这是刘秀的人生理想，仕宦可说关系政治，娶妻则与政教无干。
2．张璠《汉纪》：“孔融拜大中大夫，虽居家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宾常满，罇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同上）这也是一种生活趣味。
3．《晋中兴书》：“毕卓为吏部部中，常谓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同上）朱先生说表现纵情于醇酒妇人者，属于缘情之作。但这里则属之“言志”。
4．晋张翰诗曰：“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同上）
5．宋谢灵运《忆山中诗》曰：“《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同上）上一首叹老嗟卑，此首思乡，都是一般抒情之作。
6．梅尧臣《闲居》：“读《易》忘饥倦，东窗尽日开。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谩数过篱筍，遙窺隔叶梅。唯愁车马入，门外起尘埃。”（《渊鉴类函》三O四）
7．陈师道《绝句》：“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同上）上首及此首，均叙写一般的生活意趣。此首略有一点“人生义理”的意味，但实在牵扯不上政教。
8．赵子固清放不羁，好饮酒，醉则以酒濡发，歌古乐府，自执红牙以节曲。（《何氏语林》十一）
9．顾仲瑛晚年阅佛书有悟，遂祝发，称全粟道人。自题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青可埋。若说向来豪侠处，五陵衣马洛阳街。”一时赏其旷达。（同上）
上举诸例，当可表明古人所谓言志，涵盖甚广。言其心中所欲所存想，即是言志，未必都是有关政教。志有各式各样。杨士奇《圣谕录》中“永乐七年”：“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指《虞书》所载舜与群臣赓和）、南薰之诗（指舜歌南风），是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如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气志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东里集》二）陈叔宝、杨广所为，当指其宮体靡靡之音，亦在“诗以言志”之列。朱右《谔轩诗集序》：“诗以言志。……《三百篇》……道扬规讽，犹有三代遗意。……屈宋之贞，其言也恳；李苏之别，其言也恨；扬马多材，其言也雄；曹刘多思，其言也丽；六朝志靡，则言荡而去古远矣。唐人以诗名家不下千数，其间忧喜怀思，放情感兴，……亦皆各极其志而致其辞焉。”（《白云稿》五）整个诗史、所有作品，均为“言志”，六朝诗包括梁陈宫体亦不例外，只是其“志靡”而已。张肯《兰庭集序》：“《书》曰‘诗言志’，心之所之之谓诗。……心之所之不同，而其诗亦有忧抑伤感、愤怨悲戚、喜乐和悦之异，观其诗则知其所志矣。”汤斌《王似斋诗序》：“诗以言志，而杂出于贞淫正变。”（《汤子遗书》三）沈祥龙《论词随笔》：“词导源于诗，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淫荡之志可言乎哉？‘琼楼玉宇’，识其忠爱；‘缺月梧桐’，叹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若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则其志可知矣。”总而言之，正如《朱子语类》七十八所载：“或问‘诗言志……’曰：‘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言志”之志有各式各样，并不限于有关政教者。这里举这么多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志有各种各样，这是一般的观念，并不是只有袁枚才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亊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的（见其《再答李少鹤书》）。
上面着重观察“言志”，下面再看“缘情”。
如上文所举以“言志”当作诗歌或做诗的代用语一样，“缘情”也有这样的用法。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十六国文人“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说“缘情之制，独步当时”；杨慎《祭用贞弟文》说“楷札师颜（真卿），缘情效杜（甫）”；等等。缘情就是因情而发，循情而发。情、志一也，因此“缘情”与“言志”并无原则上的区别。
缘情一语，未必就不具有政教意味，未必不能用于政教场合：
1． 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士君子以
文会友，缘情放言。言必类而思无邪，悼《谷风》而嘉《伐木》。同其声气则有唱和，乐在名教而相博约。此北海唐君文编《盛山集》之所由作也。” 以士君子友朋之间诗咏唱和称为“缘情放言”，以“思无邪”、“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小雅《伐木》序）、“乐在名教”（用乐广语）、“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之类儒家话头称颂此种朋友之间的关系，这里作者对“缘情”一语的运用当然是有教化色彩的。
2． 李珏《文宗諡策文》：“听政馀力，游艺缘情。探二《南》之风雅，穷六
义之教化。”称颂唐文宗能诗，用的全是儒家的语汇。
3． 唐昭宗乾宁二年勅试新及第进士，赋、诗各两首，诗题为“询于蒭荛”、
“品物咸熙”。试毕所下勅称赵观文等四人“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见《黄御史公集》附录《唐昭宗实录》）据诗题，其所作内容当然都有关政教，而以陆机“缘情”之语称之。
4．宋白《宫词一百首序》：“……至于观往迹以缘情，采新声而结意，鼓舞升平之化，揄扬嘉瑞之征，于以示箴规，于以续骚雅，丽以有则，乐而不淫。……传今则思继颂声，述古则应几风讽。大雅君子，其将莞然。”（《两宋名贤小集》五宋白《广平别集》）谓所作宫词有颂美箴讽之义，而亦以“缘情”称之。
5．许翰（北宋人）《谢元城刘待制举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启》：“故商周之《书》灏噩而《春秋》之辞谨严，《易》倚数而经奇，《诗》缘情而尽丽。”（《襄陵文集》七）于儒家经典《诗经》，也以“缘情”称之。明人苏伯衡《古诗选唐序》载林敬伯之言云：“窃闻《诗》缘情而作者也，其部则有《风》《雅》《颂》，其义则有赋比兴。”又明人许相卿《友竹诗集序》则云孔子删诗，里巷民俗之谣（指《风》诗）亦与庙朝之乐（指《雅》《颂》）并陈，是因为其“缘情敦质”之致是一样的，故均得“为经而世训之”。也同样以“缘情”称说《诗经》。
6．宋濂《樗散杂言序》：“夫《诗》一变而为《楚骚》，虽其为体有不同，至于缘情托物，以忧恋恳恻之意而寓尊君亲上之情，犹夫《诗》也。”（《文宪集》六）不但以“缘情”称《诗经》，又进而称《楚辞》，且亦称其合乎礼义。
7．杨士奇《恒轩韩先生诗集序》：“先生生平吟咏甚富。……缘情叙事，温厚清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之作与？”（《东里续集》十四）“缘情”即“发乎情”，“温厚清邃”则与“止乎礼义”相关。又皇甫汸《遵岩先生文集后序》（代刘公溱作）亦云：“至其为诗，亦必缘情止义，……唯求合乎丽则，不诡于风人。” “缘情止义”，就是《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缘情”与“止乎礼义”并无冲突。
8．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离骚》）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则己之守道，缘情以灼。”（《王氏家藏集》二十八）屈子之“守道”当然是有关政教的，而此种品格乃缘乎情即通过抒情而彰显。“缘情”一语在这里与政教联系在一起。
9．冯班《钝吟杂录》卷四：“有韵无韵皆可曰文，缘情之作则曰诗。诗者思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谓诗也。不如此则非诗，其有韵之文耳。”冯氏说得明白，以“缘情”之作实行美剌。
举例已经不少，总之古人并未视“缘情”与政教为对立关系。下面所引的话，让我们更直截地看到，古人原本是将 “诗者志之所之”和“诗缘情”视为一回事的，也就是将“诗言志”与“诗缘情”视为一回事：
1．权德舆《监察御史清河张府君墓志铭》：“时以缘情比兴，疏导心术。志之所之，辄诣绝境。”“缘情”乃陆机语，“志之所之”为《诗大序》语，权氏并举，未觉有任何扞格之处。
2．王礼（元人）《魏松壑吟稿集序》：“《诗大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传》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三代古诗何？莫非其志之所之也。五言起于苏、李，其离别赠答，中情繾绻，蔼然词气之表。下至晉隋，陆机之论诗则曰‘缘情而绮丽’，而文中子亦云‘诗者，民之情性也’。故诗无情性不得名为诗。其卓然可传于后世者，皆其善言惰性者也。” （《麟原文集》五）按：《诗大序》、《礼记•孔子闲居》、王通《中说》论诗，一则以诗为内心的表现，二则强调须止乎礼义；陆机《文赋》论诗，则只言其一而未言止乎礼义。王礼此处只论须发乎情而不及其二，（但也决非反对止乎礼义）故尽可将诸说视为同一系列。而由此也可知缘情、言志实一。
3．陆符（明人）《诗存自序》：“《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又曰‘情动乎中而形于言’，陆士衡曰‘诗缘情而绮靡’，沈休文曰‘赏好异情，意制相诡’。由是言之，离情与志，莫可言诗。志极情生，景斯以叩。《三百篇》而降，骚、赋、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意制诡谲，云委波属，要之多情语也。无情之语，不可久视。……余之诗，……皆遭于情而跲于辞，……要不足以当古人。特非其志意之所寄，则踯躅燥吻，终日不能以濡一翰。”（《明文海》二七七）同样以陆机语与《诗大序》语并列，情与志并提，丝毫没有情、志对立的意味。
4．皇甫汸《禅栖集序》：“矧诗本缘情，情悒郁则其辞婉以柔；歌以言志，志愤懑则其音慷以激。……诗可以兴，可以怨，不在兹乎？”（《皇甫司勋集》四十一）缘情与言志，情与志，正是同义之语。
以上各条，其意均在于强调诗歌抒发内心情志的特质。将诗视为自我表现之具，这是我国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诗言志、诗缘情都是这一观点的表述。但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诗也有体物写景叙事的功能。这样，诗歌抒发主观和描绘客观两方面的功能，都被论者所言及。而由其用语，也可看出缘情就是言志。试举数例；
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又云：“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张氏所谓言志，包含了思妇之哀思、陶潜之闲适，也就是一般的抒情之意。
2．杨慎《梅花落序》：“旅行松次，适见梅花落，乃援旧题，以成新曲。虽有愧缘情，庶不谬体物耳。”这里将缘情、体物对举，反映了对诗歌两大功能的认识。
3． 张英《潘木厓诗集序》：“善于缘情写物，又于香山为近。”（《文端集》）
4． 张玉书《叶星期西南草序》：“缘情绘事，妙入至理。”（《张文贞集》四）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谢宗可咏物诗》：“……中间如雍鹭鸶、崔鸳鸯、
郑鹧鸪，各以摹写之工得名于世，而宋代谢蝴蝶等遂一题衍至百首。但以得句相夸，不必缘情而作，于是别歧为诗家小品，而咏物之变极矣。”
将2至5条与第1条相比较，自不难体会：在古人心目中，言志、缘情原本一致。
最后，还应对几条易滋误会的材料稍作辨析：
1．李谔《上隋高祖书》批评当时士人风气，有“以缘情为功业，指儒素为古拙”之语，是否表明“缘情”二字即包含漠视政教之意？答曰：并非如此。这里只是以“缘情”为做诗的代用语而已。李谔批评士人不钻仰儒经而只重视做诗，正如裴子野批判时人“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一样。“吟咏情性”原是《诗大序》中语，其意与“言志”相同，裴氏也只是借用为做诗的代称而已。
2．杨慎《选诗外编序》：“……世代相沿，风流日下，……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杨氏此言，岂非对“缘情”之说加以批评？答曰：杨氏指出晋宋以后，诗人但求诗之美丽动人而与儒家诗教日远，确以为缘情绮靡之语于诗教有所偏离。但他是就“诗缘情而绮靡”全句而言，不是仅就“缘情”二字而言。传统诗教云发乎情，又云止乎礼义、美刺教化；陆机语则仅言发乎情，且以追求美丽为鹄的而未言及政教。杨慎所批评者在于此而不在于“缘情”二字。
3．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曝书亭集》三十一） 这不是将言志、缘情二者相对立吗？答曰：朱氏批判重点仍在于“专以绮靡为事”即不言美刺礼义。其《钱舍人诗序》云：“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曝书亭集》三十七）执此与《与高念祖论诗书》中“皆诗之不可已者也”相比较，岂非缘情即言志？又朱氏《忆雪楼诗集序》：“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王君瑛）于蔬果之微，不忘其亲；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笃于朋友，……怀旧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挚，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曝书亭集》三十九）明言诗缘情而可通之于政。合而观之，知朱氏决不以“缘情”二字为“言志”的对立面。
4．纪昀《云林诗抄序》：“《大序》一篇，确有授受。……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发乎情’，流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己甚与！” 这不是批判“缘情”二字导致梁陈宫体吗？答曰：亦不然。纪昀固然对陆机此语加以批评，但他批判的其实不在于“缘情”二字，而在于陆氏未提出“止乎礼义”一类政教方面的要求。只追求诗之美丽动人而不以礼义为之防，故风气日下，最后便绘画横陈。纪氏论诗，强调情志与礼义二者缺一不可。其《挹绿轩诗集序》云：“《书》称‘诗言志’，《论语》称‘思无邪’，子夏《诗序》兼括其旨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之本旨尽是矣。”可知他认为“无邪”即“止乎礼义”，“言志”即“发乎情”，志、情一也。“缘情”也就是“发乎情”，也就是“言志”，但陆机只强调此而不言“无邪”、“礼义”，遂生流弊。
重申本文的结论：就典籍中所见，先秦时代人们说“诗以言志”、“诗言志”，都是在与政教有关的场合，但不能理解为“言志”这个词组本身便具有政教意义。先秦时志、情二字在“心之所之、心之所存想”这一意义上，是同义词，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教意义。古人论诗，常用到“志”、“情”二字，意义大体相同；用“言志”、“缘情”二语，意思也基本相同，都是指出诗歌发抒内心的特点，不涉及与政教有无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此二语本身不含重视政教或不顾政教的意义。儒家诗论重视政教，那体现在“止乎礼义”等附加的话语中，而不是体现在“言志”二字之中。陆机“诗缘情而绮靡”偏离了儒家诗论，在于他未提“止乎礼义”之类，而不在于使用“缘情”二字。既然古人如此，则今日亦不应以“言志”、“缘情”为两种对立诗歌观念的标目。不然的话，是既不符合历史原貌，又容易对古人的话产生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