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 诗言志辨 诗名著笺 十四家诗钞 宋五家诗钞

朱自清  诗言志辨 诗名著笺 十四家诗钞 宋五家诗钞
诗言志辨
序
诗言志
一　献诗陈志
二　赋诗言志
三　教诗明志
四　作诗言志
比兴
一　毛诗郑笺释兴
二　兴义溯源
三　赋比兴通释
四　比兴论诗
诗教
一　六艺之教
二　著述引诗
三　温柔敦厚
正变
一　风雅正变
二　诗体正变
中国歌谣
一　歌谣释名
二　歌谣的起源与发展
三　歌谣的历史
四　歌谣的分类
五　歌谣的结构
六　歌谣的修辞
七　歌谣的评价
八　歌谣研究的面面
九　歌谣搜集的历史
十　歌谣叙录
（后四章原缺，但存篇名）
附录：《中国歌谣》跋记（浦江清）
编后记
诗名著笺
国风
周南
关睢
卷耳
召南
野有死麇
邶
柏风
谷风
静女
卫
硕人
氓
伯兮
王
黍离
齐
鸡鸣（存目）
唐
绸缪
秦
蒹葭
豳
七月
鸱鸮
东山
小雅
鹿鸣之什
采薇
南有嘉鱼之什
车攻
节南山之什
小弁
谷风之什
蓼莪
北山
大雅（存目）
生民之什
生民
荡之什
抑
烝民
诗经(33首)朱东润
国风(20首)关雎(1)卷耳(2)..(3).有梅(4)谷风(4)静女(6)
相鼠(7)载驰(7)氓(9)伯兮(11)黍离(12)君子于役
(12)子衿(13)伐檀(14)硕鼠(15)蒹葭(15)无衣(16)
月出(17)七月(18)东山(21)
小雅(6首)鹿鸣(23)采薇(24)黄鸟(25)节南山(26)雨无正(29)何
草不黄(31)
大雅(5首)绵(31)生民(34)民劳(37)板(38)荡(41)
周颂(2首)噫嘻(43)丰年(43)
附录：
毛诗序
季札观乐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心雕龙·比兴
顾颉刚：写歌杂记·起兴
顾颉刚：古史辨·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
吴康：诗经学大纲·诗义总论
廉泉国粹教科书·诗经读本目录
十四家诗钞
曹　植
白马篇 　名都篇
泰山梁甫行 　吁嗟篇
野田黄雀行 　七哀
杂诗六首　选三首　赠白马王彪
阮　籍
咏怀诗　选十五首
陶　潜
归田园居五首　饮酒二十首　选八首
拟古九首　选一首　读山海经十三首　选一首
谢灵运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过始宁墅
七里濑 　登池上楼
游南亭 　游赤石进帆海
登江中孤屿 　石室山
斋中读书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登石门最高顶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夜宿石门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鲍　照
代东武吟 　代白头吟
吴兴黄浦亭庾中郎中别　赠傅都曹别
登庐山望石门　拟行路难十八首　选五首
谢　朓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酬王晋安 　观朝雨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宣城郡内登望　新治北窗和何从事
与江水曹至滨干戏　游东田
离夜
李　白
蜀道难 　梁甫吟
襄阳歌 　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金陵歌送别范宣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梦游天姥吟留别　把酒问月
静夜思 　独坐敬亭山
横江词六首　选一首　赠汪伦
山中问答 　客中作
早发白帝城 　越中览古
杜　甫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梦李白二首　选一首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醉时歌 　哀江头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房兵曹胡马 　春望
漫成二首 　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
登岳阳楼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蜀相 　宾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黄河二首　选一首
绝句四首　选一首
王　维
酬张少府 　终南别业
韦给事山居 　淇上即事田园
送梓州李使君　登裴迪秀才小台作
鹿柴 　相思
送元二使安西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孟浩然
与诸子登岘山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舟中晓望 　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
夏日浮舟过陈大水亭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
岁除夜有怀 　伤岘山云表观主
万山潭 　晚泊浔阳望庐山
韩　愈
南山诗 　醉赠张秘书
调张籍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  　石鼓歌
听颍师弹琴
白居易
缭绫 　长恨歌
琵琶行 　题灵岩寺
夜归 　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
江楼夕望招客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寄殷协律 　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
李商隐
锦瑟 　隋宫
楚宫二首　选一首　春雨
安定城楼 　筹笔驿
无题四首　选二首　无题
马嵬二首　选一首　夜雨寄北
寄令狐郎中 　汉宫词
有感 　嫦娥
旧将军
杜　牧
街西长句 　送国棋王逢
润州二首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九日齐山登高　过华清宫
江南春 　赤壁
泊秦淮 　寄扬州韩绰判官
七夕 　边上闻笳
金谷园
附录：《十四家诗钞》跋（余冠英）
宋五家诗钞
梅尧臣
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聪、子叔、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
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　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
冬雷 　悼亡三首
书哀 　送苏子美
依韵和原甫月夜独酌　依韵和晏相公
古鉴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
小村 　秋雨篇
十一月十二日赛昭亭神　东溪
将赴表臣会呈杜挺之　依韵和永叔戏作
欧阳修
忆山示圣俞 　哭曼卿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读《蟠桃诗》寄子美
啼鸟 　菱溪大石
紫石屏歌 　答原父
盘车图
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褒女奴弹琵琶，戏作圣俞
黄溪夜泊 　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招许主客 　病告中怀子华，原父
书怀感事寄梅圣俞  　眼有黑花，戏书自遣
王安石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明妃曲二首
送程公辟守洪州　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二首
寄曾子固 　定林
壬辰寒食 　次韵致远木人洲
登宝公塔 　思王逢原三首
梦张剑州
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
元珍以诗送绿石砚所谓玉堂新样者
江上 　北陂杏花
北山 　杨柳
出郊 　勘会贺兰溪主
书湖阴先生壁
送黄吉父将赴南康官，归金溪二首
金陵即事三首　午枕
泊姚江
苏　轼
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寄子由
和子由踏青  　戏子由
和子由木山引水　和子由论书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新城道中
山村 　於潜女
僧清顺新作垂云亭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
游庐山次韵章传道　惠崇春江晚景
读孟郊诗二首　中秋见月和子由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二月三日点灯会客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　聚星堂雪　并叙
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
病中夜读朱博士诗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汲江煎茶 　澄迈驿通潮阁
赠诗僧道通
黄庭坚
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效、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
赣上食莲有感
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
戏答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
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　送王郎
寄黄几复 　次韵杨君全送酒
赠李辅圣 　题伯时（画）顿尘马
竹枝词二首　并跋　六月十七日昼寝
临河道中 　对酒歌答谢公静
戏赠彦深 　过家
赠别李端叔 　和张沙河招饮
次韵外舅（谢师厚）喜王正仲三丈奉诏相南兵，回至襄阳，舍驿马就舟见过三首
登快阁  　弈棋二首呈任公渐　选其二
戏赠陈季张 　秋怀二首
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春近四绝句
近醇甫夫妇 　雪中连日行役戏书简同僚
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
附录：《宋五家诗钞》附记（浦江清）
编后记
序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 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的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增高，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我们有刘毓盘先生的《词史》，虽然只是讲义，而且并未完成，还有王易先生的《词曲史》。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变文”和弹词等也跟着升，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陈鍾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仅后于《宋元戏曲史》，但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才引起一般的注意，虽然那还只是上卷书。
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词曲发展得晚，著录得也晚。小说发展虽早，从前只附在子、史两部里，我们所谓小说的小说，到明代才见著录。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但俗文学还只是“俗”文学；虽是“文学”，还不能放进正统里。所谓词曲的平等地位，得分开来看。戏曲是歌剧，属于戏剧类，与话剧平分天下。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前些年苏雪林女士曾著专文讨论，结论是正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是改变了面目。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这需要大家长期的不断的努力。一般的文学史如此，类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一则一般人往往有种成见，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文体的史的发展，以及一般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脩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说过“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确也说过知人论世。毛公释 “兴诗”，似乎根据前者，后来称为“比兴”；郑玄作《诗谱》，论“正变”，显然根据后者。这些是方法论，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归结自然都在政教。
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教”原是“温柔敦厚”，宋人又以“无邪”为“诗教”；这却不相反而相成。“比兴”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正变”原只论“风雅正变”，后来却与“文变”说联合起来，论到诗文体的正变；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文学史”的意念。
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是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学批评无关，我们可以不论。《毛诗》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我们也不论。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比兴”，不是诗。
本文原拟名为“诗论释辞”，“辞”指词句而言。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而以“诗言志”一个意念为中心，所以改为今名。《诗言志》篇跟《比兴》篇是抗战前写的，曾分别登载《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诗教》篇跟《正变》篇是近两年中写的。前者曾载《人文科学学报》；后者也给了《清华学报》，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已发表的三篇都经过补充和修正；《诗言志》篇差不多重写了一回，不过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为感谢。
陶诗的深度
──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三）
注陶诗的南宋汤汉是第一人。他因为《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以庚诗，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故加笺释。“及他篇有可发明者，亦并注之”⑴。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极为简略。后来有李公焕的《笺注》，比较详些；但不止笺注，还采录评语。这个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焕的圈子。陶澍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却是他自力的工作。历来注家大约总以为陶诗除《述酒》等二三首外⑵，文字都平易可解，用不着再费力去作注；一面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评上去，所以收了不少评语。评语不是没有用，但夹杂在注里，实在有伤体例；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人诟病，也在此。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为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钟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古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用力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但“多义”当以切合为准，古先生书却也未必全能如此，详见下。
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用吴瞻泰《陶诗汇注》及陶澍注本比看，本书所引为两家所无者，共《庄子》三十八条，《列子》十九条；至于引《论语》处两家全未注出，当时大约因为这是人人必读书，所以从略。这里可以看出古先生爬罗剔抉的工夫；而《列子》书向不及《庄子》煊赫，陶诗引《列子》竟有这些多条，尤为意料所不及。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杨，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⑶”照本书所引，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馀。那么，沈氏的话便有问题了。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⑷。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⑸，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但是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响多，还是受儒家影响多，似乎还值得讨论。沈德潜以多引《论语》为言。考渊明引用《论语》诸处，除了字句的胎袭，不外“游好在《六经》”、“忧道不忧贫”两个意思⑹。这里《六经》自是儒家典籍，固穷也是儒家精神，只是“道”是什么呢？渊明两次说：“道丧向千载”⑺。但如何才叫做“道丧”，我们可以看《饮酒》诗第二十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⑻，什么叫“真”呢？我们可以看《庄子•渔夫》篇云：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真”就是自然。“淳”呢？《老子》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王弼注云：
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陶《劝农》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云：“……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抱朴”也是老子的话⑼，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⑽。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又查慎行《诗评》论《归园田居》诗第四云：“先生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此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语。但本书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归空无”甚确。陶诗里实在也看不出佛教影响。
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述酒》诗“庚词”太多，古先生所笺可以说十得六七，但还有不尽可信的地方，──比汤注自然详密得远了。《拟古》诗第九怕只是泛说，本书以为“追痛司马休之之败”，却未免穿凿。至于《拟古》诗第三，第七，《杂诗》第九，第十一，《读山海经》诗第九，本书也都以史事比附，文外悬谈，毫不切合，难以起信。大约以“忠愤”论陶的，《述酒》诗外，总以《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诗，《杂诗》助成其说。汤汉说：“三良与主同死，荆轲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其实“三良”与“荆轲”都是诗人的熟题目：曹植有《三良诗》，王粲《咏史》诗也咏“三良”；阮瑀有《咏史》诗二首，咏“三良”及荆轲事。渊明作此二诗，不过老实咏史，未必别有深意。真德秀、汤汉又以《拟古》诗第八“首阳”“易水”为说；但还只是偶尔断章取义。刘履作《选诗补注》乃云：“凡靖节退休后所作之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题”，二十一篇诗就会变成“忠愤”之作了。到了古先生，更以史事枝节傅会，所谓变本加厉。固然这也有所本，《毛诗传郑笺》可以说便是如此；但毛郑所引史实大部分岂不也是不切合的！以上这些诗，连《述酒》在内，历来并不认为渊明的好诗。朱熹虽评《咏荆轲》诗“豪放”，但他总论陶诗，只说：“平淡出于自然”，他所重的还是“萧散冲澹之趣”⑾，便是那些田园诗里所表现的。田园诗才是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的评语没有错。朱熹又说“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这却有些对的。《杂诗》第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饮酒》诗第十六及《荣木》诗也以“无成”“无闻”为恨。但这似乎只是少壮时偶有的空想，他究竟是“少无通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人。
钟嵘说陶诗“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应璩诗存者太少，无可参证。游国恩先生曾经想在陶诗字句里找出左思的影响⑿。他所找出的共有七联，其中《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确可定为《和刘柴桑》诗“山泽久见招”、“荒途无归人”二语所本，“聊欲投吾簪”确可定为《和郭主簿》诗第一“聊用忘华簪”所本。本书所举却还有左思《咏史》诗“寂寂扬子宅”（为渊明《饮酒》诗“寂寂无行迹”所本），“寥寥空宇中”（为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萧索空宇中”所本），“遗烈光篇籍”（同上“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所本），及《杂诗》“高志局四海”（为渊明《杂诗》“猛志逸四海”所本）四句。不过从本书里看，左思的影响并不顶大；陶诗意境及字句脱胎于《古诗十九首》的共十五处，字句脱胎于嵇康诗赋的八处，脱胎于阮籍《咏怀》诗的共九处。那么，《诗品》的话就未免不赅不备了。但就全诗而论，胎袭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他用散文化的笔调，却能不像“道德论”而合乎自然，才是特长。这与他的哲学一致。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⒀。都是从前诗里不曾有过的句法；虽然他是并不讲什么句法的。
本书颇多胜解。如《命子》诗：“既见其生，实欲其可”的“可”字，注家多忽略过去，本书却证明“题目入以‘可’字，乃晋人之常”⒁。《和刘柴桑》诗，题下引《隋书•经籍志•注》，“梁有‘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录》一卷”。证“刘柴桑”即“刘遗民”。此事向来只据李公焕注，得此确证，可为定论。又“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或以为比酒之醨薄，或以为赋，都无证据。本书解为比，引《魏书•徐邈传》及《世说》，以见“魏晋人每好为酒品目，靖节亦复尔尔”⒂。《还旧居》诗“常恐大化尽，气方不及衰”，次句向无人能解；本书引《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及《檀弓•郑注》，才知“常恐……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岁之意⒃。《饮酒》诗第十六“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旧注都以“孟公”为投辖的陈遵，实与本诗不切；本书据诗中境地定为刘龚，确当不易⒄。又第十八前以杨子云自比，后复以柳下惠自比。这二人间的关系，向来无人能说；本书却引《法言》及他书证明“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以柳下惠比之”⒅。又如《杂诗》第六起四句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诸家注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书引陆机《叹逝赋序》“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⒆，乃知指的是亲故凋零。
但书中也不免有疏漏的地方。如《停云》诗“岂无他人”，本书引《诗•唐风•杕杜》⒇，实不如引《郑风•褰裳》切合些。《命子》诗“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下句本书引《庄子》为解，不如引《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归园田居》诗第二，“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上句无注，似可引《诗•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及《楚辞•九辩》“霜露惨凄而交下兮，心尚其弗济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这两句诗是所谓赋而比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未云：“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钟期”明指庞邓，意谓只有你们懂得我，不必引古诗为解。《答庞参军诗序》，“杨公所叹，岂惟常悲”；李公焕注，“杨公，杨朱也。”本书引《淮南子》杨子哭歧路故事，但未申其“义”。按《文选》有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起四句云：“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这里的“歧路”只是各自东西的歧路，而不是那“可以南可以北”的了。可见这时候“歧路”一词，已有了新的引申义；渊明所用便是这个新义。“杨公所叹”只是“歧路”的代语，“叹”字的意思是不着重的。《和郭主簿》诗第一末云：“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本书解云：“遥遥望白云”即“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也[２１]。这原是何焯的话，富贵二语见《归去来辞》。但怀古与白云或帝乡究竟怎样关联呢？按《庄子•天地》篇，“华封人谓尧曰：‘失圣人鹑居而彀饮，鸟行而无章。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无常殃，则何辱之有！”《怀古》也许怀的是这种乘白云至帝乡的古圣人。又第二末云：“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本书所解甚曲。“检素”即简素，就是书信；“检素不获展”就是接不着你的信。《饮酒》诗第十三“规规一何愚”，引《庄子•秋水》“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不切，不如引下文“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止酒》诗每句藏一“止”字，当系俳谐体。以前及当时诸作，虽无可供参考，但宋以后此等诗体大盛，建除、数名、县名、姓名、药名、卦名之类，不一而足，必有所受之。逆推而上，此体当早以存在，但现存的只《止酒》一首，便觉得莫名其妙了。本书引《庄子》“惟止能止众止”颇切；但此体源流未说及。
古先生有《陶靖节诗笺》，于民国十五年印行，已经很详尽。丁福保先生《陶渊明诗注》引用极多。《定本》又加了好些材料，删改处也有；虽然所删的有时并不应删，就如《停云》诗“搔首延伫”一句，原引《诗经•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和阮籍《咏怀》“感时兴思，企首延伫”，《定本》却将阮籍诗一条删去了。我们知道陶渊明常用阮诗，他那句话兼用《静女》及《咏怀》或从《静女》及《咏怀》脱胎，是很可能的；古先生这条注实在很切合。《定本》所改却有好的，如《饮酒》诗第十八的注便是（详上文）。《诗笺》中四言诗注未用十分力，《定本》这一卷里却几乎加了篇幅一半。
────────
⑴　以上引语均见汤序注。
⑵　《蜡日诗》及《杂诗》第十二都极难解。
⑶　《古诗源》九。
⑷　拙著《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有辩，见《清华学报》九卷二期。
⑸　参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见《文集》三十六。
⑹　《饮酒》诗第十六及《癸卯始春怀古田舍诗》第二。
⑺　《示周掾祖谢》及《饮酒》诗第三。
⑻　据日本森本角藏《四书索引》。
⑼　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⑽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六○二至六○四面。
⑾　参看《朱子语类》卷百四十。
⑿　述学社《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一三九，一四○面。
⒀　《瘐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
⒁　卷一，十四页。
⒂　卷二，十二页。
⒃　卷三，五页，六页。
⒄　卷四，六页。
⒅　原作，《小雅》误。
⒆　卷三，十二页。
⒇　卷三，十三页。
[２１]卷二，十三页。
什么是宋诗的精华
──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
本书仿严羽高棅的办法，分宋诗为初盛中晚四期，每期的诗为一卷。第一卷选诗三十九家，一百十七首，其中近体九十六首。第二卷选诗十八家，二百三十九首，其中近体一百六十四首。第三卷选诗三十二家，二百十二首，其中近体一百八十六首。第四卷选诗四十家，一百二十二首，其中近体一百零二首。全书共选诗一百二十九家，六百九十首，其中近体五百四十八首，占百分之七十九强，可见本书重心所在。《自序》云：
如近贤之祧唐宗宋，祈响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克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开宗明义，便以近体为主。所谓“宋诗精华在此而不在彼”，可以就音律而言，也可以就宋诗全体而言。照前说，老人的意见似乎和傅玉露相近；傅氏为张景星等《宋诗百一钞》（《宋诗别裁》）作序，有云：“宫商协畅，何贵乎腐木湿鼓！”不过傅氏就宋诗论宋诗，老人却要矫近贤之弊，用意各不相同罢了。照后一说，便有可商榷处。从前翁方纲选宋人七律，以为宋人七律登峰造极。本书所录七绝最多，七律次之；多选七律，也许与翁氏见解相同。多选七绝，却是老人的创举。他说过：
今人习于沈归愚先生各别裁集之说，以为七言绝句必如王龙标、李供奉一路，方为正宗；以老杜绝句在盛唐为独创一格，变体也。……沈归愚墨守明人议论故耳。（《石遗室诗话》，商务本，卷三，八页。）
老人此说，也有所本。近人是宋湘，老人已自言之（即在引文中，文繁，从略）。再远还有叶燮，他在《原诗》中说：
杜七绝轮囷奇矫，不可名状，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学之。宋人七绝，大约学杜者十六七，学商隐者十三四。
又说：
宋人七绝，种族各别，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处，竟有轶驾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龙标以律之，则失之矣。
看了这些话，老人的多选七绝也就不足怪了。
可是若说宋诗精华专在近体，古体又怎样呢？王士桢古诗选录五古以选体为主，唐代只收陈、李、韦、柳而不收杜，似乎还是明人见解。七古却以为自杜以后，尽态极妍，蔚为大国，所收直到元代的虞集、吴渊颖为止。可是所选的诗似乎偏重妥帖敷愉一种，排奡者颇少。这是《宋诗钞•序》所谓“近唐调”者。选宋人七古而求其“近唐调”，那么，选也可，不选也可。但是宋人古体的长处似乎别有所在，所谓“妥帖”“排奡”，大概得之。五七古多如此，而七古尤然。这自然从杜韩出，但五言回旋之地太少，不及七言能尽其所长，所以七古比五古为胜。我们可以说这些诗都在散文化，或说“以文为诗。”不过诗的意义，似乎不该一成不变，当跟着作品的变化而渐渐扩展。“温柔敦厚”固是诗，“沉着痛快”也是诗。《宋诗钞》似乎只选后一种，致为翁方纲所诋。他在《石洲诗话》中说，《宋诗钞》所选古诗实足见宋诗真面目，虽然不免有粗犷的。石遗老人论古诗，重在结想“高妙”（《诗话》十二页）。本书所选，侧重在立意新妙，合于所论。但工于形容，工于用事，工于组织，都是宋人古体诗长处，似乎也难抹煞不论。宋人近体自“江西派”以来，有意讲求句律，也许较古体精进些；可是古体也能发挥光大，自辟门户，若以精华专归近体，似乎不是公平的议论。我想老人论古诗语，原依白石《诗说》立言，并非盱衡全局。至于选录宋诗，原是偏主近体之音律谐畅者，以矫时贤之弊；古体篇幅太繁，若面面顾到，怕将成为庞然巨帙，所以只从结想“高妙”者着手。序中“精华”云云，想是只就近体说，一时兴到，未及深思，便成歧义了。
本书分期，颇为妥帖自然。向来论宋诗的，已经约略有此界画，老人不过水到渠成，代为拈出罢了。至于选录标准，可于评点及圈点中见出。本书评点扼要，于标示宗旨和指导初学，都甚方便。大抵首重吐属大方。此事关系修养，不尽在诗功深浅上。如评钱惟演《对竹思鹤》云：“有身分，是第一流人语。”（一•一）陈与义《次韵乐文卿北园》云：“五六濡染大笔，百读不厌。”（三•一）苏轼《和子由踏青》云：“不甚高妙景物，名大家能写得恰如分际，小名家则非雅事不肯落笔矣。”（二•二○）这都说的是胸襟广阔，能见其大。又评黄鲁直《宿旧彭泽怀陶令》云：“古人命名，未尝非用意有在。但专就名字上着笔，终近小巧。”（二•二三）《题竹石牧牛》云：“用太白《独漉篇》调甚妙，但须少加以理耳。”（二•二六）按此处语太简略，其详见《诗话》十七（一页），以为如诗语“何其厚于竹而厚于石”，未免巧而伤理了。又评陈师道《妾薄命》云：“二诗比拟，终嫌不伦。”（二•二九）《放歌行》第一首云：“终嫌炫玉。”（二•三○）所谓“不伦”，当是说得太亲昵，失了身分之意。又评乐雷发《送丁少卿自桂帅移镇西蜀》云：“如用‘瑞露’等字，终嫌小方。”又评文同《此君庵》云：“谚所谓‘巧言不如直道’，这是墨守明人议论的所不敢说的。”老人不甚喜欢禅语。评饶节云：“诗多禅语，非浅尝者比，然兹所不录。”（三•八）又评苏轼《百步洪》云：“坡公喜以禅语作达，数见无味。此诗就眼前篙眼指点出，真非钝根人所及矣。”（二•一四）老人能够领略非浅尝的禅语而不喜东坡以禅语作达，大约也是觉得他太以此自炫了。至于不选饶节禅语之作，或因禅太多而诗太少之故。不过禅学影响于诗甚大，有人说黄山谷的新境界全是禅学本领。这层似尚值得详论。大方不但指思想，也指才力。书中评严羽云：“沧浪有诗话，论诗甚高，以禅为喻。而所造不过如此。专宗王孟者，囿于思想，短于才力也。”（四•六）老人论诗，所以不主一格。他说过：“知同体之善，忘异量之美，皆未尝出此。”（《诗话》十二，一页）评秦观《春日五首》之一云：“遗山讥‘有情’二语为‘女郎诗’。诗者，劳人思妇公共之言，岂能有雅颂而无国风，绝不许女郎作诗耶？”（二•三三）
大方而外，真挚与兴趣也是本书选录的标准。评苏舜钦《哭曼卿》云：“归来句是实在沉痛语”（一•一一）。评梅尧臣《悼亡》之三云：“情之所钟，不免质言，虽过当，无伤也。”（一•一三）《殇小女称称》之二云：“末十字苦情写得出”（一•一六）。评黄鲁直《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云：“末四句沉痛”（二•二四）。《次韵文潜》云：“沉痛语一二敌人千百”（二•二八）。评陈师道《妾薄命》之一云：“沉痛语，可以长接顾长康之于桓宣武”（二•二九）。评陆游《沈氏小园》等作云：“古今断肠之作，无如此前后三首者”（三•二八）。这都是真挚之作。语不真挚而入选者也有，那必是别有可取处。评王安石《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云：“虽非由衷之言，而说来故自动听”（二•四）。黄鲁直《次韵子瞻武昌西山》云：“并子瞻于次山，付诸一慨，此时境地同也。”（二•二五）评尤袤《送吴待制守襄阳》云：“酬应之作，然三四六语有分寸”（三•一三）都可见。评黄鲁直《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云：“此兴到语耳。”（二•二五）《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一云：“兴会之作”（二•二六）。老人并不特别看重伫兴之作，《诗话》三有评说（四页），所以此二诗评语也只轻描淡写出之。但于蔡襄、欧阳修、苏轼、陆游梦中四诗（一•六；一•九；二•一一；三•二七），却极端推重，以为“如有神助”，甚至说“四诗之高妙为四君生平所未曾有。”（三•二七）欧作确奇，而一句一意，没有多少组织的工夫。陆作贴切便利，“自然”可喜。苏作可称“兴会”。蔡作句奇意不奇。老人推许似乎太过了些。这和他论王安石诗，以“柳叶鸣蜩暗绿”二首压卷（二•六），同是难解。又评穆修《贵侯园》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一•八）孔武仲《瓜步阻风》云：“第二句甚趣。”（二•三七）杨万里《题钟家村石崖》云：“末七字使人失笑。”（三•二一）诗杂诙谐，杜甫晚年作品实开风气（胡适之先生《白话文学史》说）。宋人颇会学他 。老人也赏识这一种的。
自来论诗文，都重模拟。死的模拟，所谓画死人坐像，不足重；重在能变化，能以故为新，所谓脱胎换骨的便是。本书评语往往指出诗句蓝本；其按而不断者都是能变化的。这种评语不但有助于诗的多义，兼能指点初学的人。有时也指出死模拟的句子，告诉人不可学。评陈师道《赠欧阳叔弼》云：“末二句学杜而得其皮者，切不可学”（三•三○至三一）。但评陈与义《再登岳阳楼感赋》云：“五六学杜而得其骨者”（三•二）。得皮是死，得骨便活了，避熟就生也是活法，也是变。评苏舜钦《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云：“望月怀人语数见不鲜矣，此作颇能避熟就生。”（一•一一）变化其实也是创新；纯粹的创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评王安石《壬辰寒食》云，“起十字无穷生清新。”（二•四）苏轼《题西林壁》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二•一三）杨万里《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头潘家湾阻风不止》云：“写逆风全就江水西流著想，惊人语乃未经人道矣。”（三•一九至二○）诚斋诗中，新境较多，但时流于巧；巧就不大方了。老人评徐照《柳叶词》云：“新巧而已”，也不满意于那巧味。书中于用字，造句，押韵，也偶然评及。用字如陈师道《和李使君九日登戏马台》云：“三四加‘堪’字‘更’字，便不陈旧”（二•三二）。这也是变。又如文同《北斋雨后》云：“‘占’字‘寻’字下得切”（二•三六）。造句如黄鲁直《宿旧彭泽怀陶令》云：“铸词有极工处”（二•二三）。唐庚、张求诗云：“工于造句”（三•一○）。押韵如楼钥《求仲抑招游山归途遇雨》云：“押‘及’韵如抛砖落地，从《左氏传》‘师何及’句来”（三•五）。都颇精当。只有辩黄鲁直《醇遂得蛤蜊复索舜泉》诗中“前”字韵诸语（二•二二至二三），未免牵强附会。其实那“前”字与“边”字同意，并无趁韵之嫌；“世人藉口”，未知何指，似不足辩。书中尤重章句组织。评古诗常有“辞费”之语。如梅尧臣名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云：“此诗绝佳者，实只首四句，余皆辞费。然所谓探骊得珠，其馀鳞爪之物，听之而已”（一•一二）。组织工者曰“健”，就是“经济的”之意。句健易，全诗健难。老人评苏轼《王维吴道子画》云：“大凡名大家诗，每篇必有一二惊人名句，全篇方镇压得住；其鳞爪之处，亦不处处用全力也”（二•八）。这是为名大家辩护，实在是组织不容易。近体也如此，所以古今诗话，摘句者多，录全篇者少。《石遗室诗话》中论此最精云：
作近体诗，患在意不足。如七律诗八句，奈无八句之意，则空滑搪塞，无所不至矣。但果是作手，尚张罗得来，八句中有两三句三四句可味，馀亦可观耳。意有馀，而后如截奔马，如临水送将归，非施手段善含蓄不可。意仅足，则剡溪归棹，故作从容，故有馀地，工于作态而已。（《诗话》十一页）
书中评近体诸作，不大说及组织，实因全美的少，一一指疵，未免太烦。只有组织特别者才有说明。评郑文宝《阙题》云：“案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创。唐人中唯太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一首，前三句一气连说，末句一扫而空之。此诗异曲同工，善于变化”（一•二）。陈师道《春怀示邻里》云：“此诗另是一种结构，似两绝句接成一律”（二•三二）。杨万里《题沈子寿旁观录》云：“倒戟而入作法”（三•一九）。这三首诗若不细加吟味，是会囫囵看过的。
书中选录的诗甚有别裁，而且宋人诗话中称道的，和有关诗家掌故的作品，大抵也都在选中。读此书如在大街上走，常常看见熟人。评论诗家，如王安石（二•六）、苏轼（二•一六）、黄鲁直（二•二四）、朱熹（三•一二）、陆游（三•二九）、刘克庄（四•一一）等人，语虽简短而能扼要，绝非兴到振笔者可比。至于说诗，更是老人的长处。如说王安石《元丰行》（二•一），《明妃曲》（二•二），抉出用意，鞭辟入里，古今人所未道及。又如黄鲁直《戏作林夫人欸乃歌》之一（二•二三），时序先后，颇不易明，老人一语点破，便觉豁然。评语中也间有附会处，上文论押韵，已举一条。他如评王安石《歌元丰》云：“微有杨子幼‘豆落为萁’意”（二•四）。细味原诗，却绝无此意。与《元丰行》《后元丰行》不同，只“南山”二字，涉想过远，才有此评；但他自己也不深信，所以只说“微有”。不过书中如此附会处极少。评语中间论改诗。欧阳修《丰乐亭小饮》云：“第五句以太守而说游女丑，似未得体，当有以易之”（一•九）。原诗云：“看花游女不知丑，古妆野态争花红”，这是诙谐语，与苏轼《于潜女》貌异心同；重在游女之朴真，不在品题美丑。再说诗并非作给游女看，也不是作给州民看，乃是给朋友们看的；既非宣教，何苦以体统相绳呢？又《招许主客》诗五六句云：“更扫广庭宽百亩，少容明月放清光”；评云：“‘少容’若作‘多容’，更佳。”明月清光何限？即“横扫广庭宽百亩”，岂能尽容其放开来？说“少容”，是比较的多之意，意曲而趣；改“多容”就未免太“直道”了。
修辞学的比兴观
──评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商务印书馆）
这部书原是一本讲义，民国十四年写定（《自序》）。而这本讲义又是《文心雕龙比兴篇校释》一文的扩大（七十二面）。所以体例和一般的修辞学书颇不同。《自序》里说，“宠纲之之下，细目太张。例句号码，数逾三百。诂训校订，曼衍纷纭。”这是真话。书是三十二开本，一百十面，只论显比，自然够详的，也够繁的。书中主要部分以“句式”为纲，而黎先生称那些句式为“修辞法”（一面）；这却暗示着指点方法的意思，与一般的修辞教科书又不相同了。不过本书所取的是所谓“综合而博涉的讲法”，与教科书之整齐匀称不一样，并不像是给初学者指点方法的。这是体例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自序》里说：“修辞学所说的，只能在批评上指导上反省上呈露一些实效，并没有什么大用处。那么，这种综合而博涉的讲法，也许比那法令条文似的许多规律，或者肤廓不切的许多理论，倒可多得点益处。”这是黎先生的辩护。但本书若有些用处，似乎还只在“批评上”。《自序》里又说：“一个人要专靠着修辞学的修习而做出好文章或者说出漂亮话来，那是妄想。”这是不错的。修辞学和文法一样，虽然可以多少帮助一点初学的人，但其主要的任务该是研究语言文学的作用和组织，这可以说是批评的。明白这一层，文法和修辞学才有出路①。本书作者虽然还徘徊于老路尽头，但不知不觉间已向新路上走了，这个值得注意。
本书的毛病在杂。《自序》里说：“刘勰（《比兴》）之篇，陆机（《连珠》）之作，既成专释，理应别出；嵌入其中，不免臃肿。”这是体制的杂。不过真觉得“臃肿”的是附录的那篇《春末闲谈》，白费了五面多。刘、陆之作，就全书而言，放在里边还不算坏。书中例句，古文大概到韩愈而止，是《马氏文通》的影响。韩愈以后的也可引，但甚少（只四例），韵文却到皮黄剧本而止。韩愈以后那四例，零零落落，不痛不痒的，尽可以换去。书中有白话文例二十二个。六个不曾注出处，似乎是随手编的。其馀出于《石头记》、《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的五个，出于鲁迅《阿Ｑ正传》及徐志摩《曼殊斐儿》的四个，出于译文的七个。选的太少，范围太狭，足以代表白话文。况且欧化的白话文和译文，其句式乃至显比，较古文及旧韵文变化很多，值得独立研究。附合讨论，不足以见其特色，而又附得那样少，近于敷衍门面，简直毫无用处。不如将这二十二例一律删除，专论旧体，倒干脆些。这是选例的杂。至于用所谓“晋唐译经”体（《自序》）为纲，白话文为说明，又是文体的杂了。
幸而也有不杂的地方。一是“诂训”《诗经》喻句，并探讨比兴的意义，二是选释陆机的《演连珠》，三是校释《文心•比兴篇》。体制虽因此而杂，却见出黎先生心力有所专注，和“肤廓不切的理论”不一样。就中说“连珠之文，比多成例”，虽受了严译《穆勒名学》的暗示（严译“三段论”为“连珠”），但为别的修辞学所不及，还算是新鲜的。《比兴篇》的校释却全录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讲疏》，别无发明。论《诗经》似乎是黎先生最著意的，全书百分之四十都是《诗经》的讨论。句式（二）云：“以物为比，或事相方，物德事情，前文具足，喻句之内，不复重述”（十四面）。“若说《诗》者，不明此例：本诗之中，德已前举，喻即后随；乃对于喻，多方附会。夫以附会，广说‘比’义，说《诗》通病，千载于兹！”（十六至十七面）他举“颙颙卬卬，如圭如璋”等句旧说，加以驳议。又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旧说，以为“道理愈说愈精，比喻似乎也愈切愈妙，却和诗人本意愈离愈远了”（三十八面）。这些话甚得要领。
但是黎先生所解释的喻义，却大抵只据人情，未加考证，难以征信。他自己说：“所比的东西和所用的词在古代是常俗所晓，到后来却渐渐地晦塞了”（四十二面），可见没有考证的工夫是不行的。但如书中说“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云：“这不但不相似，而且相反了：斧析薪是劈开，人说媒是合拢。只有‘克’‘得’两字比上了。”又举类似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说是“牵强不切的比喻”（均六十九面）。但是诗人多以薪喻婚姻②，黎先生所举两例之外，还有《汉广》的“翘翘错薪”，《绸缪》的“绸缪束薪”，《车　》的“析其柞薪”，都是的。这当与古代民俗有关，尚待考证；用“牵强不切”四字一笔抹杀，是不公道的。不过本提出广说比义和切说比义原则，举例详论，便已触着语言文字的传达作用一问题，这就是新路了。书中论《诗经》兴义也颇详细。所引诸家说都很重要，参考甚有用。但所说“兴”的三义（七十四面），还和朱熹差不多，是不能结束旧公案（参看八十四面）的。
所以本书只能当作不完备的材料书用。可是在这方面也还有些缺点，如引比兴旧说，有吕祖谦一条（七十九至八十面）不注出处。这见于《吕氏家塾读诗记》二，还易检寻；不过引文有删节，未曾标明。又朱熹两条，第二条不注出处。这一条其实是三条，黎先生似乎从《诗经传说汇纂》首卷下抄出。首尾两条原见于《诗传遗说》和《朱子语类》，中间一条却惭愧，还不知本来的出处。又惠周惕一条引“鹤林吴氏”，黎先生“按吴氏原文”云云。吴泳有《诗本义补遗》已佚，所谓“原文”，实系据《困学纪闻》三转引，不加注明，会令人迷惑。这些地方可见本书虽定稿于民国十四年，却始终是仓卒成编，未经细心校订。这是教读者遗憾的。
１９３７年。
────────
①　参看 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PP３～８。
②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十一。又胡承珙《毛诗后笺》一也有意义相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