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

土地与土地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
还在好几年前，当决定在中国架设电报网时，需要向老百姓征用多少财富以满足建设之所需的问题始终未被政府纳入议事日程。架设的线路将绵延数千英里，它既要通过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里的人十分残忍，在行为上也无拘无束，还要通过朝廷命官权力无法达到的乡村，而在旷野、花园，或在别人的前院里埋置电线杆的权力问题，也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许多人认为如此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动荡，尤其当其与风水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一想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个过了时的怪物就会使他们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一旦政府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保持沉默，电线杆会静静地竖立起来，就好像电报系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它发明于中国历史上黑暗与混沌的时代，传说是由伏羲或神农发明的。
事实上，偶尔也会发现极个别小小的反面事件，工人们为了埋置电线杆而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挖了一个洞。皇帝曾给过这位学者极高的荣誉，这块墓地便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当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他父亲的墓地旁粗野地刨坑时，他震惊了。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心情，他十分愤怒和激动地要与那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大干一场，以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财富。随即，他走进那已经挖好的坑里，宣称自己宁可死，也不愿将电线杆竖立在父亲的墓地旁。他非常耐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否认皇上对土地的拥有权，但父亲的安息之地是皇室赐予的，他自认为对这块土地拥有特权。双方僵持着，看起来这项工作就得停下来了。这时，陪同负责这条线路的外国技师的中国官员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走到那位蹲在坑里的人跟前，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这位官员把手一挥，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继续说，“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段简短而又具说服力的话使这位学者如梦初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对其好意的感激。随后，他默默地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索取钱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干每件事时都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国人眼中，法律、古老的风俗、旧有的惯例都是神圣的，在尊重法律和传统的幌子下，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将坏事做绝。
这样一种收税方式确确实实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他们宁可采取转弯抹角的方式也不愿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法。这种方式为收税人创造了一个不受限制地捞取钱财的天地，比之领取工资而言，钱财可以更加容易地流入到他们的腰包。大家都清楚这种收税方式是不公正的，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建议将其废除。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推行了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些所谓贤明的人的私人账户里去看一看，就不会怀疑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会赞成这种方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僚政客们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谋取私利。这一收税方式及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使得人们极为恼火，由此而导致的大革命把这个帝国搞得支离破碎。风暴过后，国人已经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旧有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体制却又重新延续下去，就好像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改造这个帝国的新力量的萌芽。
收税人赖以生存的税收方式使他们变得腐败。这些人成了人人都憎恨鄙视的对象。而他们被如此对待确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脑袋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收税这条道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遍地的财宝。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似乎已被某些话题所吸引，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仍受着钱财的无形影响。他们的辖区就是一个个“金矿”，它解决了他们每天的吃饭问题，还为他们的家庭囤积了大量财富，使他们能够购置田地，并为儿子们娶上媳妇。然而，这样的“金矿”是需要开采的。就好似那真正的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黄金，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辛勤劳动和耐心等待之后方能将其提炼出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税收方式下，要想获取珍宝，就必须要训练出一个最为敏锐、最为灵活、最为卑鄙的头脑来。
为了达到目的，收税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诡计和欺骗等不光彩的手段，使人们在官僚们那贪婪的手中俯首贴耳，任意受其盘剥;另外，他们还通过敲诈勒索使无数的家庭陷入苦难和悲哀之中。
收税人每年要收两次税。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收税过程中，他都在想方设法地欺骗和敲诈那些不幸的、受其管制的农民。
这些中国人都穷得可怜，多数人都拿不出钱来缴纳税款，而让他们去筹集这部分款项也实在是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妇女们将装饰自己的金耳环和发夹献出，男人们也许会把自己的农具送到附近的当铺典当掉。一些因无钱缴税的人会被粗暴和残忍地对待，他们身上仅有的衣物、家中唯一用来煮饭的锅，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拎走。
这些贪婪残忍的收税人最热衷于使那些富裕的人在规定的交税时间期限内交不上税。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时机。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在超过缴税期限几星期后，有一个男人带着钱前来缴税，而那位收税人，则面露愤慨之色，质问他为什么拒绝缴纳税款。这位看上去即将被敲诈的倒霉蛋，以一种最谦卑的态度为自己辩解，他说他觉得晚一两个星期缴税并不重要。“不重要?”收税人高声地叫起来，“难道说你拒绝给皇上缴税吗?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你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
这位可怜的受害者不得不屈服了，因为求助于官府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其所在的地区，每一位官员都会站在收税人的一边，他们会判定他不仅拒绝缴税，而且还粗暴地攻击和伤害了收税人。
收税人都训练有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与那些卑微的农民们周旋。有时，一位拥有几小块土地的农民去世了，如果没有亲属，他的家庭就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土地却依然需要纳税，因为国家不允许拖欠税款，人可以死去，但土地却是永存的。在他死后土地被重新注册，而收税人将对纳税一事负责。
收税人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会想方设法地让别人来支付这笔钱。于是，他来到一位富裕农户的家中，并把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拿了出来。这个农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收税人的要求，并声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对此，收税人的脸上露出平静、温和的微笑，他说：“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因为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你已经占有了这块土地，并且现在正偷偷地耕种它。”
这纯属是一派胡言，但它却比真话更能达到收税人的目的，它使得这位农民十分恼怒并大发脾气，而这正是收税人最希望看到的。他抓住那个农民的衣领，开始将他往门口拉。嘴里还说要把他带到官府，让他吃官司。这个农民完全被一种不公正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平日的谨慎与理智，他忘记了面前这个人的具体身份，自卫性地进行还击，他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也上来帮忙。很快，那个收税人就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的感觉使这位收税人对自己暂时的屈辱感到欣慰，这样的结局正是他设计出来的。他假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躺在地上大声地呻吟着，仿佛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一位随从则飞快地跑进城里，不久就带着五个警察和他的老婆返了回来，这个女人大声地哭叫着，并威胁要对那些胆敢对正在履行收税任务的丈夫施以毒手的人进行报复。
这实在是一幕精彩的、往后再也不可能编排得出的喜剧了，但它又是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来表现的。事实上，除了那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其他人都表演得极其滑稽可笑。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拥有许多戏剧演员，这似乎能使他们不断地编排出新剧，并在众人面前担当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个包含了所有剧中人物的优秀剧目，是任何人都乐意看到的。剧中的反派人物痛苦地躺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儿。
在把收税人打倒在地后，这个农民感到害怕了，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脉搏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速度;收税人的老婆粗野地用手指着天空，头发散乱地披在背上，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警察们的眼里则露出凶猛、冷酷的目光，周围站着围观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害怕和惊恐的神情……所有这些构成了舞台效果无法超越的一幕，而这幕剧是经过精心策划并在幕后排练了许多次之后，才正式上演的。
当这个恶棍看到这出闹剧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时，他便暗示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农民是愿意作出妥协的，当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一旦落人官府的掌握之中，就意味着他要被榨干每一块铜板，最终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在与这帮身着官服、背后又有政府撑腰的强盗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付给了他们10个英镑，这才使事态平息下来。带着这笔钱，收税人和他的那几个声名狼藉的同伙相互间挤眉弄眼地离开了村子，到了村外后，他们为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而开怀大笑起来。
在中国，由土地而引发的争端是最多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偿清债款，人们被迫经常靠抵押自己的土地来借钱。由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都深深地陷于债务之中，一种具有永久属性的东西就应该作为偿还所借钱款的最安全的保证，这一点是很容易想到的。然而，当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们必须承担中国司法审判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属性也无法阻止经常性的争端和欺诈行为的出现。
例如，一个人将他的地抵押给了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一定年份之后他可以赎回自己的土地。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到来时，他还和当初借钱时一样的穷，他做梦都想赎回这块祖传的、但现在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就如同想得到天上的月亮一样。年复一年，家里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故，等到他的儿子或孙子有了钱并要求赎回这块土地时，时间也许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而这个时候，邻居事实上已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了。
与这种不讲道义的人打交道，最普通的办法就是将难题上交给官府，那无限期的拖延、无休止的敲诈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将把穷人的钱包掏空，而财富终将流入作恶者的手中。另一种常见的办法是捏造契约，它将证实这块争议中的土地应该属于现在占有者的家庭财产。这种办法要做得非常巧妙。契约要按照惯常的法律术语写出来，再在地下埋上一段时间，直到它被染上一种看上去显得陈旧的颜色。随后，契约被放进一口铁锅里，再用文火将其烤成棕色，好像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才变成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极其真实自然，即使是专家的眼睛也经常受到欺骗。
许多年前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孙子前来赎回他爷爷过去抵押出去的土地。这个家庭现在迎来了繁荣的希望，带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这位孙子希望能找回祖先遗赠给子孙后代的那些财富。这块土地现在的拥有者否认了他们过去曾经对这块土地作过抵押。他们声称自己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拥有这块土地了，并且还提供了陈旧、变色的文件为自己辩护。官司打到县官处，希望由他来对此事作出裁决。县官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抱着对双方都公平对待的原则，他十分认真地检查着契约上的每一处印迹。他皱着眉头，目光集中在这些褪了色的棕颜色纸上，静静地沉思着，仿佛他将会洞察到掩藏在那些神秘的古老印迹后面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起来十分真实的契约，但被告也提供了其他一些古旧气十足的文件。如何辨别这些契约的真伪成为县官断案的关键。突然，一丝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非常巧妙，它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人的眼睛，但是，正如你自己也清楚，它们是赝品。其中有件事可以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相信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你在契约中写进了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皇帝名字。因此，你必须马上把土地归还给它的法定所有者。”这个案子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但由此也容易想到，在官员既不公正又无学识的情况下，有无数的案子都被错判了。
至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问题，习惯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来保证土地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父亲去世后，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中平均分配，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在父亲逝世后，长子成为一家之长，这个时候他的地就可以分得稍多一些，以作为对他承担家庭责任的补偿。
女儿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因为婚姻会对她们的生活作出新的安排，她们实际上被看作是丈夫家族的人，没有哪个妇女会成为她自己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妻子。
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是儿子们的公共财产，他们和自己的家人都居住在这里。这样的居住习惯是英国人深为憎恶的，但中国人却不会如此，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住所。儿子们将祖先的房屋瓜分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就生活在这所房屋不同的房间里，这似乎就是中国人处理这类事情的理想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安排会导致争吵和相互之间关系的疏远，使得公共生活绝对难以容忍。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国人发了疯似地渴望能与同胞们群集在一起，这已成了他们最感舒适的环境。在修筑街道时，他们尽可能地将房屋建得紧凑一些，只留下极小的地方供人通行。这样做亦不是因为缺少土地，而是凭着一种直觉，这就像河狸要按照河岸边有限的空间来挖掘通道一样。
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过国门了，他们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最终还要在这里死去。他们对外国既感陌生又觉粗俗，对外国人也报以鄙视和粗暴无礼的态度。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甚至到了今天，当“美善”正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生，他们仍然想不出一个词来对它的含义给以充分的表达。
中国就如同一个巨大而拥挤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生长、繁衍、发展，姻亲关系使他们的个性越来越趋向同一。一个人想开一家鞋店，他的直觉驱使他来到街上，却发现这里的所有店铺全都成为鞋店了。尽管布店没有遍及全城，但却集中在一两个街区，出了这个范围，你就会发现要买一码布或一束丝都是相当困难的。
正是这种相同的天性才导致每个中国家庭像兔子似地挤在一起，在喧闹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地传入人们的耳中。中国人并不需要宁静，他们需要的是交往。混乱嘈杂的声音是他们能够听到的最甜美的音乐。他们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坐在拥挤的人群中，与这些人一道着了魔似地盯着街头的表演。在这里，演员们的喊叫声和铜钹与鼓的敲击声震耳欲聋，这样的声响足以使西方人的心智变得失常。
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分下去，其后果是遍及全国的农田变得越来越零散了。然而，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使整个中国免于大的灾难，也使其能够多多少少算是成功地解决了她那巨大的人口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极端的保守思想和迷信习俗妨碍了这个国家对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父亲去世时将土地全部留给了长子，那他的其他儿子就将会饿死。事实上，中国人那近乎狂热的勤劳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已经赋予这个古老帝国以新的希望，即便是过去那古老的王朝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淡忘，这种希望仍使这个帝国能够延续下去。
帝国统治之道
中国朝廷的模式与家庭相同。这种观念并不现代，而是与孔夫子一样古老。而且，管理有方的家庭是国家治理的良好榜样，这一点已得到确认。
为了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解释清楚——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英国家庭紧密。在英国家庭中，子女成年前受父母管束，成年后脱离家庭，结婚并建起自己的家。而在中国，只有出嫁的女儿永远与家脱离，不再受父母管束。儿子则不离开本家，并不得脱离父母的约束。不管他们年龄有多大，不管岁月如何使他们满头霜雪，父母对他们的权威与孩提时期并无二致。他们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但都得生活在原来那个家里，并且绝不梦想由于岁月流逝、皱纹已经爬上脸庞，老一辈的绝对权威会稍有松懈。
除了情感这个将家庭成员维系起来的共同纽带外，还有另一个永远不会被时光割断并交织在一起的契约。这个契约被称为责任，它看不见摸不着，神秘莫测，然而却是最富潜能的力量。中国人所理解的这个词的涵义是英国人绝对理解不了的。它在家庭中深入人心，无形中盘踞在社会的每个环节。其魔杖点化着每个官员的行为，它在朝廷产生的影响力随处可见，当没有外物可以控制其运作或意志时经常会陷入非正义。
把家庭作为起点是因为这里体现着东方的一整套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个体必须乐于将个性与意志和家庭或家族结合起来，并作为范例推而广之运用到社会其他方面。家庭每个成员都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父亲作为家长对各个家庭成员的劣行承担责任。而另一方面，如果父母有过失，儿子则难辞其咎。正因为如此，便导致了使中国历史出现黑暗篇章的惨痛悲剧。某位命官如果因僭越皇权而获罪，则不仅他本人会被处以最残忍的极刑，而且其父系和母系所有亲戚都会被满门抄斩，男女老幼被无情杀戮到不再有人剩下，屠杀才会停止。
然而，这种相互负责的体制还不限于家庭。它贯穿于全社会，真实情况是，整个帝国没有哪个人不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对别人承担责任。这个国家可以被比作一架高度复杂的机器，它由无穷无尽的以最混乱方式旋转的轮盘组成。同时，亿万草民彼此顺应得尽善尽美，没有这种尽善尽美，机器运转就会出现闪失和陷入无序。
自远古以来，中国人的社会体制就是在这种观念上建立起来的。所有人，包括最高贵的和最低贱的，都只不过是使社会生活运转的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正是这种取得广泛共识的相互责任契约导致中国产生形形色色将各自归于区域行会的职业与行当，每个行会都有会首，他应对紧急事务，保护自己所代表的人。这种会首显然遍布全国，出现棘手事情的时候是最有用的人质，比如你雇船行到码头，若躺在那里待雇的船工怠慢了你，你可以叫来码头上的会首，申明意见。如果你有道理，他会马上让怠慢你的人给你跪下，准保以后即使停在他们身边一千次你都不会碰到麻烦。
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并研究了其体制之后，对你思想接连产生冲击的便是遍布生活各个领域的责任体系。这种体系绝不以松散和不确定性为特点，而是极为严密的，以至于你能确切地知道得到什么毁誉攸关的证据，在什么样特定的情势下，给谁以打击。
为了顺应帝国这种无所不在的观念，社会自发将自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会首，其成员遇到困难能够向他寻求保护。比如，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会首，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大家的利益，并对任何成员的任何微小权益负有责任。镇上的当铺选出一个人代表所有其他人，以防遇到诉讼案或官吏压榨其成员。凡村必有其长，几乎每个县、每个城镇、每条重要街道，甚至连一文不名、衣不蔽体、臭名昭著的乞丐也有会首，他不仅为大家争得应有的份额，同时还站在同伙和压迫者之间出面维护他们的权益和地位。
官场上无所不在的主导思想仍是责任契约，这一点甚至比现实生活中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官员都对比自己高一级的官员负责，无止境地一直负责到皇帝本人。举个例子便可证实这一点。
官场上最低的官员叫地保，他是一村之长。中国的乡镇被划分为许多村子，郊区的群落就是由类似组织组成，其管理者便是地保。这种人通常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社会地位，其职能显然没有任何是非可言，他的作用异乎寻常的庞杂。他应该了解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并且熟知每个人的职业，白天干什么，晚上干什么，脑子里想些什么，私下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等等。他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权力，例如他可以不让名声可疑或来路不明的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居住，他可以不用任何法律程序，一句话就赶走那些会对社区带来麻烦并且无力向他行贿的游民。
向其上一级官员报告任何一件发生在自己村子里的重要事件，报告自己所知道的每件事情，以及许许多多可能不知的事情就是他的职责。他得随时准备好由于辖区内发生了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成肉酱。因而，地保必须得是一个想象力丰富、机智善辩，八面玲珑的人。不言而喻，每个村子都有不少有劣迹的人。这里有把家产换鸦片抽光的人，有专事鸡鸣狗盗的职业扒手，有一掷千金再也赢不回财产的赌棍，还有躲在临街黑暗角落里向成群结伙像从地沟里爬出来、看上去不三不四的人唱淫词滥调的吟游歌手。
对这些人地保个个了若指掌。谁想平安无事，或者想不被告发到当地那位可以轻而易举把他赶出领地的官员那里的话，他就必须进贡。地保的性命微不足道，只不过比他管辖的那些危险分子稍强一点而已。因此，只要事情还不至于闹到不可开交，街坊四邻都知道的地步，他很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样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他对所有那些被准许呆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的行为负责，他随时都会因为发生了自己知道，或者除非拥有全知全能的法术，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召到上司跟前饱受皮肉之苦。
植根于中国人头脑中的完美的责任契约理论排除了作为西方人能意识到的那些普通借口。这种理论认为，即使不是一个人就可以预见或阻止的事情，某个人也要认罪伏法。
现在举个例子说明我的意思。有两个人在镇上偏僻地带一间看不到找不着的屋子里赌博，其间发生了争吵，结果双方大打出手，一个人被刺死了。此事发生时是凌晨两点。全城都在梦乡里，地保和他的家人都在床上。所以他对这个悲剧完全一无所知，但他关于自己对此事一点都不知道的辩解得到的都是冷笑和这样一句话：“那么，你应该知道。”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上司回道：“怎么知道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情，村子归你管，你是负责管理的人。”就这样，他被摁倒在地，几个一直在用饥饿和期待目光盯着他的衙役使竹杖运用管教村民的方法教训了他一通，准保让他至少在未来一周时间内起不了身。
地保上面好几级才是县太爷，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才是大大小小官员中最重要的。许多人官职大于他，但谁也没有他的实权大。县里来自最高层的不管什么指令，总是要通过他传达，他才是真正负责实施的人。
他的职权非常广，也非常重要。他是县里的执政官。所有关于民生、捐税、诉讼，还有量刑等问题，都须在他的堂上解决。他与老百姓的关系被一个加在他身上并被广泛认同的称呼表达得淋漓尽致——“县官，就是百姓的衣食父母也”。
家庭是一国政府的理想模式，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首先都要把这种观念摆在突出的地位上，这便是中国人的目标。县太爷这个称号提醒县里的行政长官在所有公务活动中永远牢牢树立父权思想，无论为官还是行事都要像睿智、慈祥的父亲那样公正而严格不苟。
比方，两个村子素有私仇，有一天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些伤亡;儿子不学好，赌光了所有的东西，设法从父亲那里去偷，发生冲突杀死了父亲;邻县的一帮小偷跨县过来抢劫了一个当铺，杀死了几个试图保护财产的住户。这些不法事件即使归罪于肇事者的不义之心也不及县太爷的罪责大，因为或许算是一句笑话的说法框定了他的角色——“知县就是了解县情的人”。他的上司深信，这些事件是他本人治理无方或品行不端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如果为官者主观意图高尚，生活没有污点，老百姓就不会有非分之想，相反会倾向于追随上苍给每个人心中赋予的更高的良知。
尽管中国人的责任教义存在缺陷，无疑也有不少优点。英国民事与军事史上都曾多次出现灾难，却没有人单纯因为责任特定落在身上而受到惩罚。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总有人能够被责成对某种失误负责，并可以因此受到惩罚。
比如，一艘战舰的舰长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对战舰负责。惊涛骇浪、暴风骤雨也许会把它冲进避风港，但他以此申辩则不得作为聊以自慰的口实。战舰是皇帝托付给他的，因而他有责任为圣上将这一圣物保护好，使其完好无损。他同意指挥这艘战舰就是完完全全知道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他将随时准备受到自己已知的无法推卸的责罚。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1884年法国舰队攻击福州港的中国战舰时任海防舰舰长。在很短时间内大部分中国战舰被击中下沉，幸存的水手浮游在战舰残骸之间，我的这位朋友看到自己这艘舰难逃被毁的命运，便抛锚将它转入一条狭窄的河道，把它沉在浅水里，使它不至于被法国人掠获。他知道，待敌人退去后，它很容易再被打捞起来。人们也许会想他应该因为挽救了战舰而得到嘉奖，然而远非如此。他的行为被认为给清廷的军机处丢了脸，以至于他仅仅免于一死，并被判流放到靠近阿木尔河流域等荒无人烟的地区。他关于自己确确实实挽救了战舰的辩护对法官没有任何影响。问题就在于，他有什么权力沉掉属于圣上的战舰?他得对它负责。他的使命就是让它完好无损，既免遭风暴的侵害，也不能受到敌人枪炮的轰击。
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时，这种责任教义倒很让人宽慰。旅人投宿的旅店掌柜生怕客人住宿期间发生危及生命财产的事情，因此客人进店后他就百般小心，惟恐客人任何有关生命财产的闪失落在自己头上。据说有次某旅店掌柜拿着一件客人留下的东西，跑出好几里地追那位凌晨离店的客人。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追上了客人，结果却闹了个大笑话，因为他满脸欣喜、虔诚地递给对方的竟是一个空火柴盒。
当我们经由高高低低的各级各类在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中不值一提的官员，最终接近皇帝本人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他向谁负责?因为按照中国圣贤的主张，即使皇帝本人也不能摆脱约束他统治下的每个人的法则的限制。
皇帝有个头衔叫“圣上”，意思就是他可以置身于所有的批评之外，他是大清帝国唯一绝对无需为自己行为向任何人提供解释的人。朝廷倒是设有协助帝国政府统治的六大部，但皇帝对它们拥有绝对权威，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推翻其决定。
枢密官似乎也有权质询君王，但他们的影响只限于道义方面，每当他们提出建议或就皇上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损国家利益的言行提出质询时，都会冒生命危险，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流放甚至被处以极刑——如果他们的做法冒犯了皇帝的话。
不过他毕竟处于绝对法则之下，是这一法则最普通的臣民，他只在这一点上向上苍负责，也只对上苍负责。通行的理论是，他的王位直接来自上苍的旨意，是上苍赋予他负责执行国家事务的权力。如果他有良知并为臣民谋取利益，上苍就赐福给国家。如果他践踏朝纲，不理朝政，由于他的罪过，同样的威力在冥冥中会给他的臣民带来饥荒、疫病、战争和叛乱。这套理论和中国国家的历史一样古老。公元前8世纪就有一部叫《礼记》的经书记录了所谓天狗吞日举国惶恐，于是大片国土遭受灾害的事情，崇山峻岭因恐慌倒伏在地，进而河川雍塞、洪水泛滥，导致大片土地荒芜。据说这都是帝国统治者暴虐无道的结果。上苍只是提醒统治者，他的罪过已被知晓，如不悔过自新把国家治理好，对他的惩罚会更严酷。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广泛认同帝国统治中的道义因素。有形的国家机器由活生生的人组成，它像一张巨大的网，上面密布的扣结无间断地把社会各阶层用神秘的责任契约捆绑在一起。此外，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它那明察秋毫的双眼以道德法则为目标，它就是上苍。
应该明白，皇帝既被封为“天子”，王位从上苍那里得到，他就更应该受到上苍的监管。因为这种非尘世、捉摸不定的力量对帝王和平民一视同仁。“上苍之眼”洞察每个人的劣行都不带偏见，并以此实施惩罚，不管地位有多高。谁也不会有异议，因此上苍的威力畅行于从地保到天子的官员之间，从而使当官的感到自己理应对官职比自己高的人负责，并且在潜意识中明白，除了官职比自己高的官员，还应该对上苍负责，因为它总能将自己犯下的罪过记录在案。
南方某大城市曾因致命的热病流行使许多人处于死亡的边缘。狭窄、拥挤的街道及饱受疾病之苦的住户，到处都是死去的男男女女。郎中对这种疾病束手无策，灵丹妙药似乎也失去了功效。全城陷人悲恸之中，痛苦的呻吟随处可闻，死神无情地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花枝招展的少女、臂弯中的孩童及白发的老人带离人间。对死亡的共同畏惧使全城恐怖，死亡的消息与日俱增，可怕的谣言增添了恐慌。炎炎赤日俯瞰着这座倒霉的城市，灼热的阳光使备受折磨的人们更加痛苦。
这场灾害终于迫使该城的执政官意识到自己某种程度上难辞其咎，决定向上苍求援。因此他于次日清晨肃立于旷野，抬眼凝望灰白的天空，祈求上苍驱赶掉城里的疾病。他说：“我深知本人罪过不小，我治理无方。您给百姓降下死亡完全是由于我的过失，我痛苦万分，特祈求您让我补赎犯下的那些罪过，如果灾难可以祛除，我甘愿一死。”
帝国就是这样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皇位天赐，皇帝只对上苍负责。每逢叛乱，弑君和天灾最终导致改朝换代，就能看得出上苍的操纵。统治者一旦不具备坐龙廷的价值，冥冥中正义的力量便会将他驱逐出去，以更为出色的人代之。
在因统治无方而使国家陷于变乱的关头，上苍便是最终的裁决者，这种广为认可的信念无疑可以激活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民主精神。这种看不到的力量像庞大的怪物千百年来昏睡着，世世代代都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肯定自己。西部高耸入云的山峦如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着使国家与新生活同步的思想的涌入。心胸狭窄的各级官员更是拒绝使沿海省份受到西方文明和革命意识的浸染。
这个国家需要受到伟大变革的震动，这种变革会释放如惊涛骇浪般奔涌的血液。确如人们所言，大清帝国当今这种涉及全局的新生活的最初震荡正始于响彻帝国的英国枪炮的回声，回声不会停息，更不用说西方的其他声音，西方关于人生的新思想，崭新的天国和人间的景观也已展现在人们眼前，点石成金之手一直在编织着的诗篇和传奇以全新的观念启发着人们，这些观念中关于朝廷统治之道的设想绝对是先辈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中国的军事制度
中国的军事制度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西方的常规军发展成为确立的制度之前。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奠定了这个帝国基础的人们经常发动残酷血腥的战争。那时的中国地域狭小，诸侯众多，名义上承认其中之一的最高地位，实际上当他们觉得自己羽翼丰满、力量强大时，就宣布独立，大兴反叛。诸侯之间也频繁交战，或是出于自卫，或是企图征服和吞并弱小者。最后，在一个被称为“中国的拿破仑”的天才诸侯带领下，他的王国陆续征服了所有对手，统一了他们的疆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秦朝，他也自封为统一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从那时起，战争体系就被确立，并导致了今天的中华帝国的建立。
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基本上算是一个不好战的民族，在他们看来，只要一想到要在战场上与勇猛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中国人就总是退缩。这种认识真可谓是大错特错了。在历史上，也许除了英国军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像中国军队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在通往胜利的征途上，曾发生过许多场战争，牺牲过数不清的生命。残忍而好战的部落需要征服;满是士兵尸骨的高山需要攀登;尽管面临饥饿的威胁，一望无边的平原仍需要占领。这些勇敢的中国人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踏着死亡之路，顽强地前进，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
然而，中国士兵的优良素质并不仅仅体现在征服外族的战争中。在更为严酷的自卫战中，他们的勇气也被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个美丽国家肥沃的土地、阳光普照的平原和果实累累的山谷，常被住在北部和西部边疆的好战民族所觊觎。野蛮的鞑靼骑兵时常进犯中原，由此引发了许多场血腥的战争，但最终的结局总是入侵者遭到失败，灰溜溜地退回到自己的老窝。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腐败和皇帝的无能，这个国家的主权在历史上曾经数次丧失于外族人手中，但即便如此，这个民族的宽容特性仍在他们容纳征服者、并将征服者同化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现在的满族人所统治的清朝就是一个实例。大约3个世纪前，鞑靼人推翻了汉人的统治并从此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鞑靼士兵和从前一样驻防在各省省府，满族人在全部十八省中担任着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但现在没有人能觉察出汉、满这两个民族的差别。今天，征服了这个帝国的士兵们的子孙和被征服者的后代并肩而立，无论在服饰、语言、还是在思维模式上，他们都没有什么差别。
从外表上讲，中国士兵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看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的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他们不必去学走正步，这免去了他们精神上的折磨。对这块土地上的士兵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们原本对左腿和右腿的概念就混淆不清。士兵们从来就没有受过正规的行军训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而这样做并不会受到长官的干涉。
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对于下属的衣着及形象，当官的一般也不关心。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肮脏而邋遢，就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起床后，他们既不洗脸，也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是不穿鞋袜的，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当需要行军时，他们便穿上草鞋来保护自己的脚，而在平时，他们就简单地承袭了普通穷人的做法，穿着上天赐予的鞋——光着脚。
中国人天生就很随和，即使是在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又具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征召来替国家打仗的。下面这个情景并不让人觉得稀奇：一个执勤的卫兵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正聚在他身旁触摸他的步枪，他向人们解释着步枪的结构，还谦虚地暗示自己的枪并不比原始的矛枪高级多少。因为后者并不需要细心地保养，即使生了锈，使用起来也不会受多大影响。
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须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在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农民或工人。
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并把下巴搁在膝盖上，这种姿势很不雅观，但裤子在设计时就是要让人们作出这样的姿势来。如果让英国人以这种姿势呆上十分钟，他们就会感到肌肉痉挛、内心疲劳，以至于身心都无法忍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看作是一种极其舒服的休息方式。
观看一队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士兵行进，留意他们所配备的武器装备，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并用辫子将扇柄缠住，以便使扇子的位置固定，这样扇子就像屏障一样挡住了强烈的阳光。
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枪。一想到烟枪，他们就恨不得把背上的长枪扔掉，因为吸烟对这些人而言是一种享受。在长距离的行军途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烟，既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够抑制饥饿引起的阵痛。为了不妨碍双手的自由活动，他们把烟枪水平地插在背后的腰带上。
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想体面一点儿的士兵都有一把伞。如果没有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自己的尊严亦或是表示他的高效率。虽说雨伞有几磅重，且制作粗糙，既不能插在背后，也不能别在腰带里，可他们仍旧毫不犹豫地把这多余的负担带在身边，因为万一在路上遇上雨，雨伞就能使他们免遭淋雨之苦。
队伍就这样从我们面前过去了。士兵们满脸严肃，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然而，这些士兵正是那些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
参军需要经过公开的考试，考察应试者对剑、盾和弓箭等武器的运用能力，还要对他们进行力量测试。下面就是一次很有趣的入伍考试。来到考试地点，我们看见许多人正在周围闲逛，等待着考官的到来。不一会儿，考官骑着一匹鬃毛蓬乱的小马来了，他的坐骑看起来好似从来就没有被修饰过。考官迈着大步走上前去，坐在事先为他预备好的座椅上。接着，一个应试者被一声宏亮的、命令式的喊声点到，站出来开始表演。
这是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普通蓝色棉上衣和肥大裤子的小伙子，他的面部流露出迟钝而沉重的表情。好脾气和愚钝好像是我们面前这个人的主要特征。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激情，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旦对手向其发动第一次进攻，他就会落荒而逃。他手持短剑和盾牌，另一个被指派充当对手的年轻人则站在他的对面。这个人所配备的剑比他的要长一些，但由于他多了一副盾牌，所以理应比对手占些便宜。一声令下之后，两个人都呈戒备姿式站立，转眼间应试者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呆笨的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的双眼炯炯有神，隐藏在迟钝外表下的郁积许久的火焰使他容光焕发，这个愣头愣脑、长得像头牛似的家伙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了一个初入道的武士。
他的对手谨慎地向前迈出一步，向他猛刺一剑。他将身体微弯，从盾牌上方瞥见对手的举动，接着他紧张地一手持剑，另一手迅速地用盾牌挡住了那本要刺向自己身体的剑。在他的对手还没来得及缓过劲来之前，他就凶猛地回敬一剑，逼得对手全力闪躲。这时，两个人均显得非常兴奋，他们似乎都觉得这是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比试。攻击和防守在高速转换着，尤其是应试者使用盾牌的敏捷身手，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这会儿盾牌还挡在身体的前方，下一刻又挡在了脚上，一会儿，盾牌挡在了他的侧面，转眼间又被举起护住头部。他前进攻击，只见迅速舞动的剑影。有时，他的剑猛刺出去，劈向对手，下一刻，又向上扫去。他们的身手实在是太矫健了，我们真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他好像完全忘却了这仅仅是一场模拟的比试，而将性命攸关的大事寄托在这种武器的运用上。这种表演有时让我们觉得滑稽，在我们看来，它更像是江湖艺人的把戏，而不太像是士兵的功夫。但别的旁观者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这是一场精采的武术表演，并不时地对表演者矫健的身手报以一阵阵的喝彩。
接下来的测试项目是射箭。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把弓和三支箭，他必须射中大约五十码开外的目标。他很幸运地将三支箭都射中了靶心。如果射不中，他就算落选了，并被告知回去以后多加练习，待到武艺娴熟时再来报名。
考官对他运用武器的能力感到满意，并对其进行了最后一项测试——力量测试。许多大石头杂乱地摆放在地上，他必须将它们举起并搬到别处。一开始，他试着举了一块最小的，但少说也有五十磅重的石头，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之后，他便很轻松地将它举过了头顶，显示了自己那从前受到锻炼的强壮的肌肉的力量。随后，他每一次都搬起更重一些的石块。最后，他奋力抓住了最重的足有一百磅的那块石头。这一次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力量已达到了极限。他必须把石头举到脸的高度，但石块的重压使其面红耳赤，身体也因此而颤抖。然而，他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足以将在战场上遇到的任何一个敌人抓起来扛在背上。他因此而得以入伍了，名字和帝国的其他战士们写在了一起。
尽管近来对步枪的使用也成为被要求测试的项目，但以上所描述的入伍考试在中国各地仍然普遍采用着。现在，在一些按照西方模式训练的军队中，采用了一种新的入伍测试法，但与各省因袭的古老惯例相比，这仅仅是少数。
新兵入伍后就被编入具体的连队中，在那儿他基本上享受不到英国士兵在军营中的舒适和便利。兵营由许多二十五英尺见方的房间组成，每间屋住十个人。房间里备有五张床、一口饭锅、几副碗筷、几张小桌子和几条必需的长凳。这些极其简单的由政府提供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构成了士兵营房里的全部家当。
士兵的军饷每个月约有十四先令，这点钱既要用于吃饭，还要用于别的开销。除了接受检阅或是执行特殊任务，其他时候士兵都得自己做饭，十个人轮流为大家准备伙食。在没有任务时，他们不会受到长官令人厌烦的监督。当官的不会对营房进行检查，对士兵的衣着及个人卫生也没什么要求。士兵们每天都可以洗澡，当然也可以几个月才洗上一次，他们完全有权力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某个士兵因为要洗澡而提出申请的话，这必将引起全团士兵的哄然大笑，而这位士兵，在他的整个服役期都会成为别人讥笑的对象。
军人在行军途中的伙食是由沿途的地方政府免费提供的。记录有将要前往的士兵数量的备忘录事先会被送到沿途的驻扎地，当地人要置备足够数量的米饭、咸鱼、腌萝卜和豆腐，因为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一驻扎下来就渴望能够饱餐一顿。
沿途的店主总是害怕军人们的到来，尤其是当这些军人要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时，店主们就更是如此。军纪本来就不严明，此刻就更加涣散了。这些士兵马上就要去为国家流血流汗，所以自以为稍稍放肆些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宽慰。因此，他们所到之处，商店老板都会将自己的货物贡献出来，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胆敢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一次，一千名未戴帽子的军人从某地出发，当他们到达二十里外的另一座城市时，每个人的头上都增加了一顶崭新的帽子，这当然是不需他们付钱的。
如果军人们驻扎的地方没有营房，他们通常就住在当地最大的寺庙里。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实际上，人们觉得这样做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士兵们深得天神的照顾，这些天神将会运用神力保佑他们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不管士兵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可他们对寺院内的神像并不尊敬，他们在神像面前吸食鸦片、打牌、互相谩骂及争吵，而且还把各种垃圾随处乱扔，一两天后，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就变得极其污秽肮脏。
军人们的到来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清朝官吏在给军队供应口粮时，往往从中榨取钱财以渔利，他们给士兵的口粮要么数量不足，要么质量低劣。士兵们不敢向管理军粮的军官反映实情，因为他们会由于暗示了政府从军人身上渔利这一点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无奈之下，他们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向无辜的老百姓泄恨。这样，一些胆大妄为的士兵策划了一起抢劫阴谋。不久以后，原本平静的城镇变得鸡犬不宁，就连小鸡都会在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士兵面前惊恐地张着嘴，伸直翅膀落荒而逃。看上去活蹦乱跳的小猪也奇怪地失踪了，女主人像平常一样吆喝它们回来吃食，但这只不过是白费力气，因为小猪们再也不可能回家了。水果、糕点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许的情况下也被这帮无赖赊账买去了，尽管他们保证说第二天就来付帐，但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不一会儿，烹调的香味从寺庙里飘出，环绕着尚自疑惑不解的神像久久不去。粗鲁的士兵们流着口水，贪婪的目光像是在期待马上要来的这顿大餐。
虽然有可能通过考试来选择军官，但他们主要还是从士兵中提拔上来的。考试的项目跟普通士兵的入伍考试一样。但是如果要取得较高的军衔，考试就要难上许多，而且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另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钱财来买通考官。然而，军官是最让人崇敬的，同时也是最令人畏惧的。他们因为面对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勇猛而显得卓越不凡，由此亦赢得了手下人的敬意。几乎每一个升至高位的军官都是以他们不凡的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得到上级赏识的。
我在数年以前居住的地方有一位林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年轻时他是个十分粗野、放荡不羁的人。他不甘于呆在家中，也不愿屈从于社会的一般准则，以至于沦落为一个流浪汉，最终只能靠偷抢为生。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参军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好事。那个时候军队正在与台湾岛上的土著人作战。这些土著人头发散乱，性情残忍，他们常在原始森林中对中国士兵实施伏击，并将割下的血淋淋的人头带回山中的要塞中。部队损失惨重，亟需补充新的兵员。林被看作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招募对象，因为他体格健壮，力大无比，正是对付土著人突袭的合适人选。
林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考虑自己的选择。几天以后，他随着队伍穿过暴风雨笼罩的台湾海峡，不知不觉中就上了岛。这个岛屿给他带来了好运，从前那种流浪汉的生活结束了，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名望的人。他那杰出的勇气使自己很快得到了提升，成了十个士兵的头目。
这次提升之后不久，一场与土著人之间的激烈战斗爆发了。不计其数的土著人从森林中涌出，闪电一般冲向中国军队，逼得他们向后撤退。扛着军旗的林在后撤时突然发觉自己的剑在混战中遗失了。这意味着耻辱和丢掉官职，如果让将军知道了，他甚至会被处死。当时他想，与其死在刽子手的手中，还不如光荣地战死在沙场，无论遇到何种危险，他也要取回自己的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杀回正在向前猛冲的敌人中间。他手下的士兵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是看见军旗又在敌阵中飘扬，军人的本能驱使他们又冲回去追随自己的长官。土著们也大吃一惊，他们本以为中国士兵已完全被击溃了，那么现在冲过来的一定是被派来对付自己的敌军后援。他们深深地感到恐惧了，很快，本已得胜的土著在中国士兵面前溃不成军，四散逃去。战役结束后，林被叫到将军面前。将军当着所有手下军官的面，称赞林的勇敢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并将他提升到更高的职位。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断地得到升迁，最后成为一个大而重要的军事辖区的统领。
中国的士兵，就其现有的素质和训练情况而言，并不能让人由衷地感到钦佩。他们所受的军事教育太差，因而素质也低。他们不够勇敢不是因为天性中某些遗传因素的欠缺，而是周围的环境使然。难以想象完全没有胆识的中国人能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东方第一流的军事强国。这个国家的士兵需要的是受过正规训练、勇敢的军官的领导和比他们日常军营生活更高尚、更有勇武精神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戈登将军就展示了怎样将入伍新兵培养成为合格士兵的方法，这些士兵以自己的勇敢与战功表明了自己无愧于“常胜军”这一响当当的称号。
威海卫兵团在从义和团手中夺取天津的战役中显示了中国人的禀性。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就提到了这次战役：
“很多人都深信中国人不能成为好军人，由此对威海卫兵团产生了许多偏见。无疑，这些偏见迄今为止尚未得到证实。威海卫兵团的士兵们在天津城的城墙下勇敢地战斗。我们还记得，这支队伍曾和我们的部队打过仗，并且他们是为文明和人性而战，尽管当时这些抽象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还十分陌生”。
“总有评论说中国人只需要领导，威海卫兵团短暂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正像第四连的兵士们跟随沃森上尉那样，当人们情愿舍命追随军官们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时，他们不应该像士兵们那样绝望。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而亡时，他却仍在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能培养出这种士兵的兵团不会是一支无所作为的部队。在奥利维特上尉死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尽力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了描述。的确，有一些军团是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组建和训练的。一个不熟悉真实情况的人可能会认为无论哪儿的部队都已采用了全新的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军人的情形基本上没什么改变。在目前这场革命中取得胜利的人中，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新式训练。从所痛恨的征服者那里获取自由的幻想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这使他们有胆识和勇气去为自己的理想而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新生的共和国会认识到：她的士兵需要经受严格的训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入侵者面前维护起国家的尊严。
文人阶层
在中国，当家中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几乎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强烈的愿望从孩子一落地就开始在父亲的心中燃起，孩子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最穷的人可以和最富的人一样尽情地沉醉在这一希望之中，因为在中国，财富和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但法律也把一些人拒之门外，妓女、演员、理发师和一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的儿子不能获得任何学位。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因为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通向荣誉最正当的途径就是教育。
国家的行政官员必须从文人中选出，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进行管理需要多少行政官员，那么这个阶层在国家中是多么强大和有影响力也就不难想象了。事实上，没能通过任何考试的书生人数也相当多，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官职，但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在学校中做老师，是所在村镇的领导人物。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在解决与官府产生的矛盾、村庄之间的长期不和以及阶级争斗的时候，人们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他们也很自然地居于领导地位。如果他们为了彼此支持而结成同盟，那么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背后不但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与他同一宗族的村民们也会不论祸福，不惜任何代价地支持他。从整体上看，这些文人都是些无耻之徒。他们的智慧通过学习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道义感却好像变得麻木了。他们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对外国人，他们的痛恨之情是最强烈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这个外国人来自哪个国度。
总共有四种不同的学位提供给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的书生们：(1)秀才——“精明强干之人”;(2)举人——“高贵之人”;(3)进士——“高级文人”;(4)翰林——北京皇家学府(翰林院)中的一员。获得第一种学位要通过乡里的考试，获得第二种学位要通过省里的考试，而要获得后两种学位则要通过在北京举行的考试。其中晋升翰林的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笑。中国学生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就是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他们对英国学生在中学里所学的基础课程尚且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大学中那些高级课程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等，这些名词对中国学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至于英国青年人必须学习的一些纯科学的课程更是中国文人闻所未闻的。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很容易的，从很多方面讲，它比英国学生学习的课程要严格许多。学生们必须背下所有的经典以及公认的解释。这些课程常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觉得提不起多少兴趣，它们从不触及人的生活，而只是谈论一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这里面没有有关现实思想的课程，也没有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获得创造性的课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一个学生首先要掌握数以千计看似神秘的象形文字——因为所有的书都是用这样的文字写成的，然后把它们在书中的排列牢记在心，使他对整本书中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都非常熟悉，直到他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把它们准确无误地引用过来。鉴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英国学生能够忍受这种令人恐怖的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和压力。而又有多少中国文人最终被这种可怕的过度疲劳压垮呢?这个数字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能够想象得到了。这些可悲的人也只好带着那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长眠在山旁了。
要成为秀才必须通过四门考试：五言或七言诗，总字数不得超过六十;描写著名古建筑或其他旧时古物的格律文，文字长短不限;针对经典语句所写的小品文，可做正反两方面论述;还有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评论文章，这个重大事件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只要主考官认为合适就行。
诗所描写的都是极富韵味的东西，这些景物能够激发人潜在的想象力，并把它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就是几个在过去的考试中曾经用过的题目，它们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表现，具有一种真正的诗韵，这些诗已被印刷成册供后来的文人们做为范例学习。《古林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描写了悠扬的钟声从孤山中的寺院里传出，传到了那在山间独处的人的耳中。《别友人》描述了一个著名的官员离开他治理的地区返回遥远的家乡时的情景。《玉镯春水》描写的是春雨后山中蜿蜒而下的小溪，溪水汩汩向山下平原流去，太阳的光辉给溪水染上了翠玉般的光泽。还有《鸟鸣涧》、《春天的石榴树》等等。
许多诗歌作品韵味十足，读来朗朗上口。它们展示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惊人的洞察力，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想象，这些想象给一些西方的著名诗人以启示，并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单凭第一印象，诗的火花好像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心中燃起，基于这一点，他们对大自然深刻的洞察和丰富的想象就显得更加可贵了。即使是面对一头老牛或犀牛，这些貌似迟钝、冷漠、粗俗而又毫无诗意的中国人，也能迅速抓住大自然赋予它们的可爱之处，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
中国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从他们麻木迟钝、缺乏艺术修养的外表上，你永远也想象不到他们会具有那么多的天赋和才智。而且，他们是从内心深处热爱着大自然，一眼就能观察到她魅力无穷的一面。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天赋，并能运用真正的诗的语言把美展现在人们面前，而那些没有艺术眼光的人是永远也看不到这些被大自然羞答答地掩藏起来的美的。
格律文所选择描述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并没有诗意，但在马丁•塔珀形式(Martin Tupper style)之后，这类文章必须遵循严格的韵律规定，这使它们不再像散文，而更像一个在韵律方面很有造诣，不久就会成为一名伟大诗人的人所写的文章。下面列举了一些在以往考试中主考官们出过的题目：“阿房宫”，“铜雀台”。三国时期，中国分裂为三个敌对的国家，这被赞颂的铜雀台就是在那时候由一个篡位者修筑的，站在铜雀台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当有敌人来犯的时候就能提前得到消息。还有一个题目是“宫花”。相传在汉朝时，这棵石榴树每天三次把叶子耷拉下来，就好像它已进入了梦乡，小睡之后，它又重新舒枝展叶，精神焕发了。
小品文论述的是从经典中引述的语句，考生可以对它加以批评，也可以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以前考试题目的几个例子：“饥与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心诚则灵”，“以德报怨”。
评论是一种更一般的形式，它论述的对象范围很广，上至遥远的古代，下至当代社会。过去的考试中曾有过这样一个题目：“秦始皇焚书论”。这是要求评论秦始皇焚书的目的。焚书指秦始皇烧毁当时国家的所有经典书籍，使人们无法再学习，从而变得愚昧。但秦始皇也为此事付出了代价——在他对新诞生的帝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那些深受各种书籍影响的读书人成了最令他头痛的反对者。还有一个题目是“描述万里长城，评论铁路与铁制战船”，这个题目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光绪皇帝的改革倾向——他在1898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表明这位皇帝正把主考官们引向一条更新考试内容的道路。
要想写出这些小品文和评论文章，必须对经典书籍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理解透彻，同时还要了解对这些字词的公认的解释。且不说写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了，除了中国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这一工程都会精神崩溃的。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单独学习，因为它们内容各异，且各具特点，书生们必须全神贯注地学习和掌握，就如同它是唯一的一部经典。引经据典的时候是不允许出现任何错误的。只要有一个引用错误或是书写错误，这篇文章就会被丢在一旁，这个考生也就绝不可能通过这次考试了。
想象一下：五六千个方方正正的小字摆在面前，它们古老得像来自于挪亚挪亚(Ark)：基督教《圣经》中洪水后的人类新始祖。——译者注的时代。它们像数字一样枯燥、呆板，但每个字那复杂的点点划划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学生们必须领悟这些文字的含义，同时记住它们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它们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的或是爱与恨，或是爱情与谋杀，或是人类脆弱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施起来是多么艰巨。
但仅仅完成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整本整本的经典必须牢记在心，必须掌握那写于大约三千年前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迎合那些观念保守的主考官，因为正是他们掌握着授予学位的权力。
一个一流的中国学者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在经受所有这些重压之后，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居然还能够存活下来，那些书比任何东西都乏味。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尽量不在其中加入人类生活的色彩，他们本人似乎也对普遍的、大众的人性评价不高。书中语言简练、干脆，大概那些著书人根本就没有学习过写作，或者也许他们太忙了，所以不能尽述。书的内容既不浪漫也不刺激，它只是长篇累牍地叙述着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道德，可惜这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读书时我们希望能从中听到成人们的交谈、孩子们的欢笑和其他属于人类的声音，但我们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一切与《圣经》是多么不同啊!《圣经》中的语言是那样的活灵活现，就好像一群群栩栩如生的人物正走过我们面前，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描绘了出来，给我们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
省试的考试科目与乡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它要求应试的文章要更为简洁、朴实，更为正统，而考生也需要有更渊博的知识。考试在省会举行。由于很多省地域辽阔，交通闭塞，不少考生要跋涉两三百英里，用上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省会。暂且不说路途上的劳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路费从何而来。大多数考生穷得像约伯约伯(Job)：《圣经》中《约伯记》里的人物——译者注和教堂里的老鼠，因此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怎样凑足路途上的吃住费用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有许多故事讲述的是这些学生为了取得荣誉历尽艰辛，最后终于青史留名。中国南部某地有一座陡峭的山，一条很重要的驿路刚好从山中通过，关于这座山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穷秀才要到省会去考举人，从他所住的小村庄到那个将决定他命运的城市有二百多里的路程。他凭着自己勇敢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百折不挠的努力，翻过高山，涉过险滩，再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时候他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仅够他勉勉强强度过考试的九天。考试结束时他已是身无分文，只好留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没有人会帮助他，对陌生人施以仁慈之心这一在中国经典中广受赞誉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无处可寻。但有胆识、有主见的他是不会绝望的。虽然才高八斗，可他并不认为老老实实地干些体力活儿有什么丢人之处。本着这个思想，他在一家轿行里找到了一个抬客人返乡的活。轿夫的地位在中国是很低下的。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秀才大胆而又独立的思想，他愿意暂时放弃他的秀才地位而做一个被人歧视的轿夫。
走呀走呀，他已经抬着轿子走过了整整一百五十英里路——爬高山，走峭壁，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但他的头脑中时时刻刻都焦急地揣测着考试的结果：考榜贴出来了吗?我考中了吗?他没有足够的钱，不能留在城市里等待考榜揭晓。由于抬轿时间过长，他的双肩已经肿得老高，还被轿杠磨起了水泡，阴郁的生活正笼罩着他。这天，他来到了这座又高又陡的山下，抬头望着高高的山顶，想到要抬着沉重的轿子向上爬，他简直有些窒息了。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报喜官”的锣声，他们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喊着那些考中的幸运儿的名字。这些“报喜官”就靠考试过活。考试结果一揭晓，他们就立即上路，去给那些家远的考中者的亲朋好友报喜。他们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一般四人同行，带着铜锣，时不时地敲几下，一边高喊着考中者的名字。
他们越来越近，秀才紧张地聆听，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不但考中，而且高居榜首，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省里的一流学者了!他完全沉浸在兴奋中，现在金钱、荣誉对他都是唾手可得，而贫穷和痛苦都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他放下轿子说：“我再也不抬轿子了!”可客人提醒他按照协议规定他应把客人抬回家乡。一阵犹豫之后，他决定继续抬下去，但有个条件：为攀登面前这座陡峭的山峰，他必须得到更多的报酬。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轿杠再一次被放在满是水泡的肩上，秀才带着他的荣誉，迈着轻快的步子，心中欢快地唱着歌向山上攀去。他的名望很快就会传遍全省，他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本省，甚至全国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秀才的家里，但现在他看上去是多么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苦力呀!为纪念这件事，从那以后，每当轿夫抬轿经过这座山时，他们都会停在山脚下，客人必须增加报酬他们才肯继续前进。
第三和第四种学位的考试是在北京举行的。凡是能够通过考试，特别是考中翰林的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可以在这个国家中谋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身份，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只要中榜，他们就立即成了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拔尖人物。考取翰林榜首的人有可能成为两省总督，治理两省，在那里他统治着四五千万人口，有着绝对的权力。
但是，一种新思想正在这个国家传播开来，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已不再去重复那持续了几百年的缓慢基调。正像《里普•范•威科尔》《里普•范•威科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杂记》中的故事及其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 中所描写的那样，“沉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舞台已不复存在，年轻人正好奇地睁大眼睛，他们面前的景象决不允许他们再退回去扮演过去的角色。
为父辈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书和论题现在在年轻人面前已失去了吸引力。众多的西方观点像一首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乐曲传了进来，它们的共鸣声跨平川，越高山，穿峡谷，用那些伟大诗歌中从未提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惊醒人们沉睡的心灵。一个新纪元的序曲奏响了，人们心中那些似乎已经永远泯灭了的梦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再一次成为他们那非凡的想象力中的主旋律。
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国立学校，学校里挤满了求学的少年。他们接触到了西方思想的奥妙，与此同时，过去中国人从不了解的大陆现在也开始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在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那些曾容纳过一万考生的巨型大厅现在已被遗弃，孤零零地呆在一旁。它们的辉煌已经过去，大门在风中时开时关，巨大的蜘蛛已在房梁上安家织网了。仔细听，你能听到幽灵们的呻吟声，这是那些曾在这里获得了荣誉的人在感慨，是那些悲痛于帝国荣耀丧失的人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