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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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一 朱频的故乡
朱频在自己的祖国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从广州出发，他乘火车旅行了好几天，祖国一望无际的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祖国。广袤的土地——从南方的广州，朱频父亲出生之地，一直到北方的北京，朱频即将上学之地，有1100多英里。祖国的历史一样的悠久。他的父亲反复地述说三千年的故乡史。任何事物都有三千年的历史。即便是朱频在圣弗朗西斯科买到的中国花生条，上面的标签也称是用三千年前的工艺制作的。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大约公元前2700年。同时中国的人口众多，多得让人瞠目结舌。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朱频得知有四亿中国人，或许有四亿五千万。最近官方公布的数字为六亿，随后又为六亿五千万。没有人真正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是中国人口大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许多年前，朱频的父亲移居到美国，朱频在旧金山出生并在那里生活。然而他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在一个没有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朱频14岁时，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应该将孩子送回祖国上学。“朱频不能仅仅会说中国话。”他说，“他必须到北京念书。”
他还想到朱频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故国之中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深深地懂得与那些仅仅能说英语的人相比，一个濡浸在中国语言与文学中的人总是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朱频乘船三星期穿越太平洋到达广州，而后在火车上的三天里，朱频透过车窗如饥似渴地欣赏中国多姿多彩的土地。
因为中途停留，朱频从广州到北京花了一星期时间。朱频曾打算乘船沿着海岸参观上海和天津。然而他选择乘火车旅行，一半是因为节省时间，但更主要的是他内心的愿望。“现在我刚回到中国，应该亲眼目睹真实的中国，看看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大地。”他确实曾想去上海看看，但是他想上海是一个大熔炉，更像他所熟悉的旧金山，他完成大学学业后会回来参观它的。
乘火车从广州到扬子江畔的汉口是一段既快捷又方便的旅行，在计划旅行之前他还不得不乘渡船过江。最初的旅行就是向北穿过老家所在的广东省。他感觉很自在，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说他自己的方言——广东话。诸多绵延的高山将广东省与中国的中部隔开。这些山脉从东一直延伸到西，并在濒临海滨时向北延伸，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外国商贾云集，各种方言交会，因为沿海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开了。
火车穿越山脉驶入湖南山区时，朱频意识到有了变化。一切皆变了：气候、语言、民族服装与植物——各种果树，各种各样的花与鲜花盛开的季节。广东属亚热带气候，有棕榈树、柚子(一种葡萄柚)，还有朱频最爱吃的荔枝。湖南是中国的大米之乡。火车轰隆隆经过高山地带，他看到高高的竹林、绿油油的山坡、繁茂的草木、飞泻的瀑布和婉蜒的洪流。处处是梯形的稻田。空气清新而清凉，不过火车一进入平原热意就袭来了，夏天的脚步到了。
此时印象最深的是众多的河流与沟渠，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盆地。铁路环绕洞庭湖，乘火车需数小时。朱频觉得洞庭湖与其说是湖泊更不如说是大海，因为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看不到陆地。这湖泊恰好位于长江的南面，火车已驶过洞庭湖，但是他还看到了无数的小小的水面。这里陆地丰饶而平坦，这条大河的主流婉蜒曲折，在发洪水的年代，随时准备改变它的旅程和陆地的面貌。伟大的长江将中国一分为二，自然地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它与在北方的另一条伟大的河流黄河为同一源头，上及中国的突厥和西藏北部。长江流经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区，然后在上海附近汇入中国海。
朱频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旅行抵达长江。由于没有桥，他到达终点站时不得不取下行李，摆渡过江。过江之后，汉口屹立在面前，这是中国中部的工业中心。另一条重要的西北流向的河流汇入这条伟大的河流。实际上这是三城为一的城市(汉口，汉阳与武昌)，这座城市被两江汇合处一分为三。这里江深水急。江上交通异常繁忙，那些小小的蒸汽机隐藏在帆船桅杆中，那些桅杆犹如森林中的玫瑰。在江边有许多现代建筑，两三层楼高，一些打着英文广告牌的外国公司在这里拔地而起。
自从朱频已走出广东的高山后，他发现人们说普通话，在中国到处都在说国语——从满洲里到西南边陲——除了东南沿海。朱频的广东话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的疏远，尽管在码头他与那些搬运工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两个中部省份的人们，湖南与湖北(意为湖之南，湖之北)，出了名的争强好胜，他们喜欢辛辣的食物。在旅店的房间里，一阵辛辣而刺鼻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发现厨房里正在煎炒辣椒。不让湖南人吃辣椒酱，这简直难以想像。
从旅店的窗户望去，他有充裕的时间打量这条河流。他知道这条大河沿九江东流到上海，往上游去在西百有著名的长江三峡。有人告诉他，乘拖船穿越这些峡谷是一段冒险的旅程。高高耸立的悬崖有数百英尺高，只有在中午阳光下才不被悬崖挡住。汹涌的激流很危险，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驾驭它。一座山脉阻断四川的高原，后者面积巨大，再往西耸立着更高大的西藏高原。
因为是乘火车旅行，朱频到河南。如今他已身在中国北方。这里是黄河盆地，中国文明的摇篮。这里也曾是孔子工作、生活与旅行的地方。在公元前6世纪，古中国的疆域就在黄河盆地。因此孔子从来没有见过长江。
朱频注意到中国的北方人在体格上比南方人强健。北方人似乎更穷一些，没有南方的砖瓦房，他见到的大都是土坯房。这里没有南方的水牛，负担重物的是骡子、驴和马;没有水田中的稻子，而是土中的麦子;没有甜玉米而是玉米。绝大多数的农民吃馒头
(看上去像玉米饼)而不是米饭。他看见到处是灰尘和裸露的黄土山，全然不像南方漫山遍野的紫色土。整个中国西北就位于这片黄土区域，黄土泛白、坚硬而细小，黄土能建造坚固的窑洞。
在河南郑州，他看到了被视为大运河一部分的古老工程。在11、12世纪，中国的都城就建在这里。在古代，建造这条大运河的支流，目的是从沿海富饶的省份引来河水哺育庄稼。大运河是伟大的水陆交通系统，从上海稍南面的杭州一直延伸到北京。
如今这次长途旅行快要结束了，旅行中一路风尘，说一路风尘是因为旅行到靠近北京的平原上有从蒙古沙漠刮来的沙尘暴。沙尘细小，能穿透关闭的窗户上的最小的缝隙。
不久朱频见到北京了。夏日的白天长，他看到古城墙时，夜幕已笼罩这片土地。转瞬间，火车呼啸而过，长长的城墙的团团黑影不时留下巨形的影子。城墙下是一条大约三十英尺宽的护城河，成排的柳树在河堤上亭亭玉立，火车经过时柳树正弯着腰。
朱频走出前门车站时，天已彻底暗下来。前门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南大门。坍塌的城墙为现代交通让出道路，但是大约八英尺高的宏伟的门楼还保存完好。朱频提着行李走出车站，他突然置身于城市耀眼的光线和小汽车、黄包车和自行车的铃声中。在广场的灯光下，前门的门楼有点模糊了。五十英尺高的门楼基座由巨大的灰砖砌成，上部为栏杆和朱红色的木制阁楼，屋顶卷曲，在基座之上又有三十英尺高。此时北京城消隐在黑夜之中。
朱频又累又饿，但是他兴奋无比。他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政治中心。北京有金色屋顶的官殿，两次被外来的入侵者征服：先是成吉思汗，后来是满族。不过北京嘲笑那些入侵者，因为他们总是被同化;北京也嘲笑那些不断改换门庭的军阀和统治者，因为他们的行为富有喜剧性。因为北京毕竟是北京，一个有中国建筑风格和多样中国文化的独特城市。蒙古的骆驼和西藏的喇嘛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但是北京的各种风俗和节日、北京的寺庙和宫廷、北京的灯市和集市、北京的学校和医院是中国的心脏，著名的西山护卫着北京。
自从孙逸仙1911年创建中华民国之始，中国步入一系列的内战和眼花缭乱的军阀变换的时期，每一个军阀以城市为根据地来统治国家。但是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从广州出发重新统一了国家。各种军阀被打败，力量逐渐削弱。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率领下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军阀的力量。
蒋介石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一词的含义为“南方的首都”，北京一词的含义为“北方的首都”，因此蒋介石政府下令将北京改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
然而古老北京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回到忽必烈大汗的时代，北京在汉语中被称为开平。马可?波罗使用当地的名字上都，意思是“伟大的都城”，同时它在蒙古语中的含义为Kanbalu，或Kambalu。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它的名字又改为北京。
二 北京 1
朱频到达这座城市时，北京仍被官方称为北平。1930年国民党还在掌权。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去不复。中国再一次统一。共和国经历最初几年的骚乱之，中国始终坚定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信念。朱频此感到自豪和幸福。
在朱频抵达北京的六百五十五年之前，另一位旅行者，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访问了这座美丽的城市。那时北京还是一座新的城市，是蒙古帝国的宏伟巨大的首都。忽必烈下令将这座城市建立在与中华帝国的古老皇城相对的河对面。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与他父亲尼克罗和舅舅马夫罗(他们二人曾在十五年前造访过忽必烈的宫廷)，他们三人穿过小亚细亚、波斯湾与阿富汗。因为在波斯湾染病所以耽搁了一年，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地前行，他们必须跋涉岩石丛生、白雪皑皑的荒凉的“世界屋顶”——帕米尔高原，向东穿过中国的突厥地区、戈壁滩和中国北方的黄河盆地，最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这次旅行花了他们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旅行的全部地域——从小亚细亚到中国——都是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创建的伟大蒙古帝国的疆域。
马可?波罗到达上都时，大汗忽必烈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已经征服了北方的鞑靼人，在马可?波罗抵达一年之后，他继续与汉人战争并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1277年大汗忽必烈成为中国的皇帝。他创建了众所周知的蒙古王朝，他建立了这座新的都城，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六百多年前年轻的马可?波罗描绘了北京这座新的都城：
这座新城的形状为正方形，周边二十四英里，每一边六英里，土墙环绕，墙根厚十步，但是愈高愈薄，墙头厚不到三步，在各个部分中防御墙是白色的。一条中轴线主导了整个城市，城市规划很齐整，街道通常笔直，一个人登上一道门上的墙径直向前看，能看到在城市的另一端与其相对的门。在大街两边各种商店和货摊林立。分配给全城居民的土地都是方形的，彼此在一条线上。每一块分配的土地足以建造一栋漂亮的房子，还有相应的庭院和花园。这些土地都被分配给各个家庭的主人。之后财产代代相传。在这样的规划下，整个内城规划在各种正方形之中，类似一个棋盘，规划的精确和美观程度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城墙共有十二道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三道门，在每一道门和墙的连接处的上面有一栋典雅的建筑;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五栋这样的建筑，里面有诸多的大房间，在其中驻扎着守卫城市的军队，每一道门有三千名军人把守。如果说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是为了应对任何敌对力量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都难以让人理解，但是这里的卫兵与王朝的荣誉和的威严很相称。
在城市中心，一座高楼上悬挂着一口大钟，每晚都会听到钟响，夜晚鸣钟三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除非发生某种紧急事件，比如妇女生子或者有人突然患病。在这些万不得已的场合中，那个人还必须提着灯。
每一道城门外都是城郊，城郊开阔，它能延伸到与那些离得最近的门外的城郊连成一体，有三四英里长。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人口超过了城里的人口。每一个郊区与城市的间隔有一英里，来自各地的商人住满了众多的旅社或客店;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民族皆有专门地方安排，正如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去伦巴族人住的地方，另一个人去德国人住的地方，第三个人去法国人居住的地方。
北京城依然被一分为二：内城和外城，南面的前门。数英里的城墙环绕这座城市，尽管它不像内城人口稠密，但是在前门旁有许多繁华的街道、公园、娱乐场所和剧院。城外的房屋矮小，有许多桑树地、小鸡舍与池塘，最南端是天坛和地坛，这里是皇帝过去举行新年祭祀，祈神保佑之地。
到达之后的第二天朱频参观了这座城市，他见到的北京城与马可?波罗所说的布局基本上相同。北京是一个规划合理布局严整的城市，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棋盘布局。两条著名的大街，一条在东面而另一条在城市的最西部，从最南面的门楼一直延伸到六英里之外的最北面的门楼。因为没有障碍物，所以一个人通常能从很远的地方一眼看到这些门楼，不过在暮色或薄雾中观赏的效果最佳。
朱频喜欢北京城的空间感，又宽又直的街道的远景。站在前门广场，正好在内城的南大门，他能看到外城南大门的轮廓。视线向北穿越前门的拱门进入到内城之中，他看到一系列的门楼，这些门楼把他的视线吸引到故宫的金色屋顶上，故宫原名紫禁城即帝王之城，昔日禁止百姓进入之地。径直走进南门是一个广场，稀疏地种植了一些洋槐树，广场足以容纳百万人。在这儿沿着宏大的天安门大街向东和向西，赫然耸立着进入故宫和帝王宫殿的泥墙。马可?波罗曾经描绘过大汗的宫殿。在这些城墙之内，矗立着大汗的宫殿，人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宫殿，城墙有四英里。一座空旷的庭院横亘在南墙与北墙之间，在里面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和卫兵来来往往。里面没有高层楼房，但是屋顶非常高大，地基和平台高处距地平面十步，大理石围墙宽二步。每一边都是如此。这种墙作为一个露台，在里面行走的人不被外面的人看见。在墙外的边缘安装了带柱子的精致的扶手，容许人们靠近。宏大的殿堂和寝宫的每面都用雕刻与涂金的龙装饰，还有各种鸟形。勇士、兽形以及战斗的场面。屋顶的装饰也是这种风格，能见到镀金的装饰和绘画。
在宫殿四周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石阶，人可从地面拾级而上到环绕宫殿的大理石墙边，这也是进入宫殿的通道。
宏伟的殿堂出奇的深与宽，众多的人足以在那里聚餐。宫殿也有许多独立的寝室，高贵华丽，处理精当，对其做任何的改进都显得多余。屋顶外部漆上红绿蓝紫及其他诸色。屋顶坚固多少年来不坏。光彩夺目的窗户精雕细琢，犹如水晶一般。
金碧辉煌的故宫仍然耸立在内城，另一条护城河环绕着它。故宫的地盘大得惊人，有三个湖(马可?波罗提到两个)，这些地方已对公众开放了。在中央公园，穿过天安门城门有一个巨大的覆盖着数百年柏树的公园。北京人来这里散步或者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在柏树下品茶或者吃面条，打发时间。这里有许多露天的大排档，朱频很快就学会品评二十种中国茶并打发掉整个下午。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旅伴，他可以徒步到北海或者到南海参观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建筑，当年慈禧太后将那位年轻的奉行改革的光绪帝囚禁在那里，从1900年一直到1908年光绪帝死去。朱频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随着光绪帝之死，在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之下的现代改革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亡了。光绪帝的继任者，那位小皇帝“宣统”溥仪在四岁时加冕，满族帝国腐朽到了极点，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轻而易举地让满族帝国寿终正寝。
那个无知顽固的寡妇皇后，在她末日来临之时，她的统治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有相似之处，她的侄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应该一起死，因为她坚信光绪的复仇欲对她的纪念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光绪帝早死她两天。奄奄一息的太后下令毒死光绪帝，这种观点通常被人们接受。
然而朱频在探访北京时并没有去想清朝的土崩瓦解。皇城的典雅让他目瞪口呆，他被宏大的紫禁城深深地折服了，从远处看每一座宫廷建筑都可自由而无障碍的欣赏。假如没有这么长的如镜面的池塘的倒影，马大哈将漏掉许多的美景。假如美国纽约的任何一座摩天大楼都可以被无阻拦地看到，那么参观者就无需伸长脖子去获得高大宏伟的景象了。
然而北京的规划不同于巴黎市中心的规划。著名的凯旋门是巴黎的一颗明珠，从这里开始大街像射线一样散开。从远处看这颗星星气势恢宏，站在协和广场是欣赏其美的最佳方式，另一端微微升起的香榭丽舍大街有半英里远，在日落的天空下欣赏它更加妩媚。
巴黎的规划呈放射状，但是北京的规划基于一条中轴线，一系列的门楼从遥远的外城南门穿越一系列的庭院到内城的皇宫与殿堂。
清朝时期禁止北京人建造高于一层楼的房子，防止他们在远处就能看到故宫。如今二三层的建筑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层，这就给城市一种并不拥挤的空间感觉。
众多的矮墙和宽大的房子成为这里的标志，比如门楼和景山从昔日皇帝休闲的公园耸立出来，这样人们容易从远处欣赏到它们。主道宽约六十英尺，中间是一条小汽车和人力车通行道，还有两条人行小道，每一边还有骡车道。宫殿前面的大街至少有一百英尺宽，城市中的某些地方与在地平线上的西山顶上弥漫着更多的乡村气息。
朱频也注意到中国宫殿屋顶与西方高大的教堂和建筑物的不同效果。哥特式教堂漂亮的尖塔象征灵魂的飞升与进入天国的灵魂。宽、平、深的中国官殿屋顶象征的不是崇高的灵魂，而是宁静、宽广与回归生活的真实。
光彩夺目的各种装饰砖瓦构成宫殿的外观美。皇城的砖瓦颜色是帝国的黄色，但是也用其他色。朱频看到景山上众多亭子的顶有绿色的、紫色的、天蓝色的与深紫蓝的，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一样。
对北京来说，典雅的皇城和宏伟的景色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街道上的日常生活也让朱频着迷。到处是人群，普通人构成的巨大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朱频看到处处都是人的海洋，大多数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蓝布衣。
在寒冷的天气中普通人穿着厚厚的棉夹克和长衫，在膝盖上系着护腿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样在任何一个季节都可遮蔽灰尘。有时人们还在裤子上面套上裁剪好的套子。这是一双专门的腿套，裁剪到臀部处以免过于肥大，为了避免滑落下来还在前面系一根带子。
二 北京 2
在夏天蓝色的海洋中有一道亮丽的白色风景线，朱频看见许多衣着时髦的女孩穿着现代的长衫(朱频说粤语的父亲会把它叫做衬衫)。
驮着煤炭来自蒙古的骆驼队汗流浃背地经过打着小阳伞、手持鹿角和其他物品的人，统一着装的士兵走过骑着毛驴的农妇身边或者走过在汽车道边的宽阔泥地中行进的蒙古骡车。有时送葬的队伍戏剧性地散开一百码远，那些专职的葬礼师让男人穿着灰绿的服装，看上去像三明治师傅，还像纽约大街举着广告牌的人。女学生的头发烫得鬈曲，她们的围巾随风飞舞，她们坐着人力车经过，一些高官坐着豪华轿车从站立在道两旁的卫兵中间匆匆通过，这些小车的司机喜欢按喇叭，最喜欢接的那种喇叭声就是“索—多—软—米”。这里古老的与现代的交汇融合。有时还可能见到满族妇女，她或许是一个昔日的公主，涂着厚厚的胭脂，戴一英尺高的头饰。满族的审美观念似乎是女人以高为美，结果就是既有高高的头饰也有高高的鞋底。
人力车到处都是，一旦潜在的顾客出现，六个人力车的车夫冲向前来。人力车的设计考虑到拉车者的重量与坐车者重量之间的平衡，人力车很方便，朱频喜欢坐人力车。拉人力车的男孩请人让路时，他喜欢听脚下的车铃声和急促的“借光!”叫喊声。“借光”字面上的意思是“借你的光”，但在这里其意思更接近这样的含义：“麻烦你让一条路好吗?”
一个人从来不会在北京失去方向感，原因之一在于拉人力车的男孩在向左或向右转时指称方向——北、南、东或西——对于后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他们从来不犯错误。朱频也形成这样的习惯。坐在人力车上，他喜欢对车夫说“往东”、“往西”。
在大街的后面是许许多多的胡同或小巷，这也是北京生活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大街是直的，那么胡同就不是，这些胡同的名字上生土长，稀奇古怪，比如说牛尾胡同、甜井胡同和小哑巴胡同。胡同和平宁静，因为房子矮，所以有乡村的情调。这里一些是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和一些有花园的房子有时也隐藏在不起眼的入口之中。只有人力车的声音、旅行者的脚步声与缥缈而高亢的叫卖声偶尔会打破胡同的平和与安宁。
胡同中的每种小贩都有自己特有的吆喝方式和肩扛的行头。白天，肉贩、鱼贩和水果贩方便了家庭主妇。一些小贩收集废旧瓶子。一些小贩卖给家庭妇女小东西——针线、纽扣、丝带和化妆品——还有各种糖果和各种小孩玩具。这些小贩用一根棒敲击一个小手鼓吆喝买卖;小贩用的棒弯曲，由丝线将小金属头悬在棒的两头，来回摆动，快速而有节奏地敲打在鼓上。一个大而沉闷的声响表明那是路边理发师，担子的一端火炉上烧着一盆热水，另一端是为顾客服务的工具箱，刮胡刀和毛巾摆放在工具箱的抽屉里。
在夜晚，小贩的叫卖声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韵律感，叫卖声各不相同。朱频学会分辨每一种叫卖声，为了听到卖冰糖葫芦或粘糖的野山楂的小贩叫卖声，他常常睡得很晚。夜晚宁静，然而有时也不这样。喜鹊和乌鸦长久以来在东面空地的大树上安了家。不一会儿他会听到细小的空空声，那是卖葫芦的小贩。几分钟后他会听到远处传来有节奏的卖元宵小贩的吆喝声，小小的圆圆的汤圆在热水里翻滚，这种声音是小贩用汤匙敲击碗发出来的，两件东西由一只手拿着，好像一个西班牙舞者在打响板。这些卖消夜的小贩叫卖声低沉、柔和而幽远，他们为夜晚的宁静增添了意蕴。
假如朱频一直熬夜，他能听到远处钟楼传来的钟鼓声，钟鼓声告诉他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午夜，当城市的更夫经过街道，用木板敲击三下，朱频知道已经半夜三更。这就是胡同中的音乐。
在这些北京小贩身上还有更为特别的东西。当一个小贩吆喝他的买卖时，他通常将手握成杯状放在耳朵背后好像可以增加音量将吆喝声传得更远。一个人通常将手做成杯形放在嘴边以便将声音放大，但是在耳边这样做只不过能使自己听得更清楚些。小贩们好像觉得如果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回音，那么他的声音也能传得更远。
朱频喜欢在北京的街头闲逛，喜欢观察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朱频的参观漫无目的。他去过喇嘛庙和天坛，他特别喜欢赶庙会，在一个月的固定日子里，在不同的寺庙中轮流开庙会(比如6号、16号、26号在一个寺庙;5号、15号、25号就在另一个寺庙)。这里人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二手鞋、古董到绘画赝品。许多宫殿博物馆收藏有数百年的丰富藏品，这些都是昔日皇帝的藏品。如今它们都对公众开放了。许多街道两边都是二手书店，甚至有两条街全是卖灯笼的。
离朱频住地半英里远的阜成门外有一个休闲公园，普通的市民去那里娱乐。这里有玩魔术的、耍杂技的和打拳的，拳击手用拳击的方式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铁打损伤药。这里也进行京剧表演。
京剧是普通人的嗜好，在中国戏剧中因为没有
“钻石马掌”，不追求荣华富贵。“京剧迷”并不少见，他们狂热而身无分文，在大街小巷中字正腔圆唱京剧，一次又一次复活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悲剧性和伟大的生活。中国的文盲正是通过剧场和戏剧学到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
朱频在城南休闲公园中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女演员的演唱，她唱花鼓戏。这是一种独角戏，用有节奏的语言讲述一段历史的插曲并饱含深情的唱出。这也是古代中国史诗产生的方式——在一种乐器的伴奏下一些自弹自唱者讲述历史的片段。使用的惟一乐器是直径一英尺的小鼓。它被放在台上的一个合适位置，那个女孩用一根棍子有节奏的击鼓并与她说的故事和演唱的节奏一致。她通常在对话中扮演两个角色，通过她的手势和训练有素的声音塑造人物的性格，流畅而波浪般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耳朵。
屯干集市(TunganBazaar)是朱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假期意味着人多，那么在这样的集市中，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假日。因为这样的集市是由许多小商店的街道组合而成，因此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如同在一个百货商场，你能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就像百货商场中的柜台一样。这些街道有二十英尺宽，商店中摆放着各种货物，前面没有地方摆东西。在商店中的人可以自如的与街道对面商店中的人交谈。当然这些街道不准许小贩进入。
集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商店里卖的化妆品、五金、水果、零食、古玩、灯具、书和文具到小吃店、固定的餐馆和戏院。各阶层的人士汇集在这里，构成购买和娱乐消费群体。这里每个人都融为一体：男人、女人和孩子，官员与普通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他们形成一个巨大的有中国人文特色的人群——讨价还价的买卖、欢声笑语、忙碌与悠闲的生活——这是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北京的生活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辛勤劳作的人总是准备嘲笑别人的痛苦，如同自嘲自已的痛苦一样。在这里你感受到北京的各种味道，倾听到北京的各种声音，还有男人的呵斥声和婴儿的哭声。同时并不令人讨厌的而有节奏的黄铜茶碟丁当声表明这是卖饮料的小贩。这里的人忙碌、充实、辛劳和欢笑，街上的男人平和地打理自己的生意好像这里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般，甚至在异族统治之下也是如此。
这是中国北方，比起南方人，北方人更高大、更强壮、更直率。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尤其在公元四、五六世纪，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占领中国北部，在这里汉人与这些入侵者存在广泛的通婚。
早在六到八世纪，犹太人经过突厥地区来到中国，聂斯脱利派经卷仍流传至今，其中谈到从小亚细亚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像其他部落一样他们逐渐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纪初，在河南(一个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会堂，但是他们说汉语，像中国人一样穿着并与中国人通婚。
数百年来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外来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个成功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异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尽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无敌，然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最兴盛时期，中国贡献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纸币、安逸的生活、高档的烹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一种人之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观念，判定一个人不是以他的种族而是严格依照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进行判定——依照他个人的品性。中国人面对武力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一种玄妙而迂回的不抵抗方式并为这种武力和权力高唱赞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说来中国人同化外来民族的办法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是把他们当一个外来者对待，而是试图让他们忘却异族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养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时期，鞑靼人和胡人从长城的另一边来到中国北方安营扎寨，南方(围绕南京)因为其文化幽雅和深邃而闻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迁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镇为纽约或新伦敦一样，那些名字都是他们昔日国家中的城市名。
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能看到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南方上海和杭州周边的人们更擅长做生意而不善于做一个战士。他们喜欢舒适和奢华的生活。这里的男人长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长胡子。殷实人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缺乏足够的锻炼。最典型的当属苏州，其以美女闻名天下。苏州话有女性化的特征，这里丰衣足食，舒适无度。富有的苏州年轻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读报一直到十一点。据说一个苏州男人打架时，一边挽起衣袖说“过来!”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等到衣袖挽起时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门前。然而这块地方还以学术和众多大图书馆闻名。书香门第的女孩在书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她们中的许多人能写就漂亮、甜美与忧郁悲伤的爱情诗篇。在中国北方，引入外来血统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纪)民族间的融合非常明显。许多唐朝的将军都有异族的血统，众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给附属国的首领。李白——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统。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里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从这个观点看，这个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三 中国人的语言 1
在一位远方叔叔的安排下来频暂时住进一处在北京的广东人互助会所，这种会所或地区互助会——在美国称为会社，意思是“会堂”，是某个地区的人们或者某个家族群体帮助他们在陌生地的同乡的组织。在这里一般有旅行者居住的地方，有时还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和教师帮助以满足不时之需，事实上这种会所的成员来自相同的地方，操同样的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家族之情是中国家庭制度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很真切的情感。一个人帮助他来自同族的亲戚，他为他同乡当中出现这样杰出的成员由衷地感到自豪。
生活在广东老乡的会所中，朱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一些来自老家的底层官员的家庭也生活在这里。他不感到孤单，他能用广东话与他们愉快地交谈。
朱频想他应该学习普通话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他的发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他发音不对，两个词的发音都是pao-tse，但是音调不一样。
普通话特别是更纯正的北京语言是中国的国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行全中国。方言千差万别，但是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外，正如已经谈到的，那种差别没有大到西北的满族人不能够与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正常交流。在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沿海地带有三种主要的方言群体，除了上海大山将剩下的方言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隔开：上海人，福建人和广州人。这些方言本身之间的差别以及方言与中国语言大家庭的差别如此之大犹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比起纯正的普通话外国人更熟悉这些方言，因为国外的商人经常用它们进行联系和交流。但是从上海出发经过长江，人们说话仅仅有些许口音，这种语音与北京普通话的差别不会大于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语音与新英格兰人的区别。如今所有学校的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普及到全中国。
(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
“车”，成为huoche，即“火车”。Electrictalk意为“电话”，而Electric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Chiang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Ila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slaughter和flight二词与Schlacht和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tao=刀
二声的t’ac=桃
三声的tao=逃
四声的tao=到、道
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
中国人说话并没有意识到发音。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调，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说话仅仅是带有天生的音调特征，同样一个德国孩子说半年(halbesJahr)，也从不会想它是中性的。他也从不会说hatherJahr(阳性)或者halbeJahr(阴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
尽管只有四种音调，在四个音调的变化中，汉语依然有大约一千六百种音节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许多词语具有同一发音和同样音调，这促使了古汉语的演进，不是往字母拼写方面而是往一种写作图像类型演进。
字母的拼写顺序基于不同的声音，显然它不能区别一个词汇的不同意义，用不同音调的发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汉字的书写最初作为一种图像体系出现，但是这种描述仅仅部分正确。从原初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象征文字为单一的图像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语言很少有音节的形式，拼写时许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写，指代不同的事物：“一个包”，“抱”，“跑”，“吃了个饱”，“一件长袍”，“一个气泡”，“鞭炮”等等。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征意最初来自孕育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形象。
为了在拼写中区别一个pao与另一个pao，中国人形成一种词汇等级体系，称为“词根”，在基本象征词上加上偏旁来确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pao成为纯粹的语音象征，随即我们有以下系列的字：词根含义抱包加上手拥抱跑包加上脚跑袍包加上衣一件袍子饱包加上食旁吃个饱泡包加上水一个气泡炮包加上火鞭炮
图像原则产生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受到限制。许多场合需要区分沙子的图像与米的图像。因此，一只鸟儿在水边(河边)的足印用来代表沙子。然而一个人如何用图像来表示“但是”这个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汉语“借”意思是“点火”，用它来表示“但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发音。逐渐的许多重要的词汇由于它们的语音价值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语音象征加上词根成为创造汉字的最常见的方式。如同我们在上面见到的“包”的例子，关键词成为一个语音象征并发展出其他特征。
三 中国人的语言 2
如今最全的汉语百科词典列举了40000多个这样的构词特征，大约有四分之三不在当下文学中使用的古代和方言词汇。一个好的综合性的大学词典包括大约14000个这样的特征。一个小型的城市出版社熟悉7000到9000这样的特征就够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了解这些构词特征，但是一个人熟悉3000到4000这样的特征就能熟练阅读报纸。这就是一个中国高中生应该掌握的。许多这样的特征是变化的，或重复或仅仅运用在少数的地方，进一步的限制是可能的。日本人运用汉语的构词特征，但是在官方已经限制这些特性的数量，现在使用的大约有1850个这样的特征，小学生只需掌握大约800个这样的特征。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汉语词汇的多音节特征，很容易见到2000个这样的特征构成数量众多的词汇;学校、社会、教育、插图、会议和解决都是双音节词汇，拼写为两个特性。
这种书写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的确太难了，如果要练习写好一手漂亮和形式完美的书法不费苦功学习这些特征是不行的。这种追求漂亮书法的练习消耗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它也限制了文化在民众中普及。读写能力成为知识阶层的特权。
古代中国社会存在四个社会阶层：第一是士大夫，第二是农民，第三是艺术家，第四是商人：其中士大夫总是最受尊敬。
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事情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考试制度，即针对知识分子的国家考试。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总有一个机会扬名全国，并获得国家的承认和荣誉。
这些考试如同一个在文学领域进行国家选拔冠军的系列测试。首先，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地方考试，局限在他生活的地区。那些通过这些考试成绩为优或良的人(类似学士学位)才有资格参加省试。通过省试的成功选手(类似一个硕士学位)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这些考试题目有关于历史论文、道德文章、当前的政治问题、古典艺术和诗歌。可以想见在众多知识分子中胜出的全国冠军该是多么的荣耀!皇帝亲自嘉奖他，赏赐一匹白马，并在首都游行庆祝。皇帝通常还将一个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在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很高的官阶。他“飞黄腾达”。这是值得好好打拼和珍视的功业，这也是全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和梦想的目标。
无论是不是第一，通过殿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对一个人的学识的承认。在首都的孔庙里，这些知识分子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以示其荣耀。一百年后，一个村庄依然能够记得他们那里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中了进士。整个村庄和整个家族引以为荣。大多数进士被委任为大学士或者翰林，掌管朝廷学院的编撰工作。其他的被委任为地方官。
这些考试成为国家机构选拔贤才的一种手段，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围绕这种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乡村的学校、省一级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培养选手。众所周知，一些知识分子年龄大了还竭力通过这些考试。通过考试本身就是成功。假如在这些考试中失败，甚至只是地区一级考试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大失败。在现代的学校中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也有些特殊的大学与这种考试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是真正大学的雏形，即书院，书院致力于研究与学习。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书院成员帮助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水平，不过没有学位。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学问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根据他们的地位、成绩和家庭背景，通过国家考试的成功者被选拔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和文官。知识分子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件好事，这种地位的取得是依靠个人的业绩和才能;每个具有这方面学习潜质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实际上家族愿意为有上进心的孩子投资。学问始终得到尊重。不好的是，成功者仅限于掌握诗歌和韵文写作的人。这种考试在1904年被废除了。现在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和大学的考试替代了它。
中国的书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书写成为统一中国的重要手段。不管他们所说的语言如何变化，因为书写的文字的视觉特征并不依赖发音，因而也不会产生误解。基督十字架的象征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说出和拼写它(Cross，Crois，Kreuz)，然而各国的人对于十字架图像的含义对于各国的人都非常明白，不会受到语言的影响。
这对中国人的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的尊崇感。如今，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轻松地阅读并准确地理解孔子的著作，虽然在流失的岁月中发音改变了许多，然而书写的文字并没有发生改变。孔子说古语，然而其书写的文字没有改变。如果一个人能自如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通过同样的训练他能阅读五百年、七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中国哲学典籍。比较一下西方人阅读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作品的难度，他只不过生活在六百年前。要是孔子的著作在一千年前就难以卒读，中国人还会对孔子顶礼膜拜吗?
图像文字的书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另一个真正巨大的困难。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古代的汉语进行书写，完全不同于当今口语。学习古代汉语付出的劳动堪比西方人学习阅读和书写拉丁语。对于处于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掌握书面语言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1917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领导了汉字书写的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如今所有学校都接受了这种体系。这使得书写汉字更容易。
由于这些原因，汉语的单音节特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知其最初从何而来，很少辅音和音节，也很少强调语音。无论如何这使得汉语在形成过程中远离了拼音的书写。这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专门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种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力量，一条连接历史的强有力的纽带。如今大众教育正在打破少数人才能读写的特权。我觉得中国人不会放弃他们传统的书写方式，因为这与中国文化和书法韵味深厚的美感联系在一起，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可以与绘画相媲美并与绘画唇齿相依。但是在保留这些特征的同时，至少尽可能减少目前使用的数量，同时通过减少笔画和消除更复杂的形式达到简化文字的目的。
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朱频绞尽脑汁地琢磨中国汉字的拼写。现在他毫无倦意。他在广东会馆的白色庭院中漫步，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中，他的思绪飞回自己的家里。父亲教他的一首诗又萦绕心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朱频用汉语念出来，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突然，汉语的语音和语言纯粹的神奇力量——无与伦比的简洁——征服了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简洁的发音和词语的音调使得汉语如此的独特。此时他看到中国汉语婀娜多姿的美，他渴望了解得更多。
四 中国人的节日
朱频不久就明白普通的中国人从不缺少节日。这些节日通常庆祝不断变化的季节或者拜祭祖先，在古老的中国，这些节日代替了西方世界中的周六休息日。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星期的概念，正是这些节日成为中国人摆脱工作，放松、休息和娱乐的一个机会。
因为古老中国的历法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上的(只是在共和国开始后，中国才开始使用西方历法)，节日在每一年中都在不同日子中来临。中国的阴历年有一个月是29天或30天，因此每月的第15天总是满月。12个月只有354天，少于阳历年，所以若于年后需要用一个特别的月来补足。
古老帝国的天文学家非常明白阳历年有365天，但是农民的历书是根据阳历的。他们总是能为冬至或夏至给出一个合适的日子，“立秋”或“收获季节的到来”。农民所使用的这些季节性日子基本上与西方的日历相对应。
中国人通过阳历与阴历年来计算时间，但是节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之上的。
新年的庆祝发生在每年1月21日到2月19日之间，这可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除夕之夜是过去一年的所有欠账被勾销的日子。庆祝的时间都花在宴席和走访上了。那些祝福敬献给祖先、父母和朋友。来年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大了一岁。依照中国的旧俗，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就算一岁，过了第一个新年就算2岁。(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渴望大些，再大些，到60、70、80岁，尽可能的大些。)一年中的最后10天，灶神应该回到天上汇报一年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表现。
朱频知道这个节日是在一个新年的前几天，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在厨房发现一个张大嘴巴的灶神。灶神印在一张红纸上。有人还在他的嘴周围涂上厚厚的浆糊。朱频问厨娘图画的含义。
“他是灶神，今天他要回到天廷休假10天，并向玉皇大帝汇报我们一年来所做的事情。”
“谁在他嘴边抹上浆糊于什么呢?”
“我抹的，现在他不能说话。”她抿着嘴笑了，她看墙上的灶神时，眼睛闪闪发亮，“主人，这样会让他去做好事。其他的神仙也很好，但是灶神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一年中家庭成员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能让他说话，每家都这样做。”
对于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讲，新年只有三、四天。但是理论上新年实际上在第一个月的第15日的元宵节结束。这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巨大的纸龙在街上游行，人们还放焰火，在夜晚的灯笼展中，每一个家庭都在比谁的灯设计得最独特和谁的灯最美。
中国人重要的春节也包括复活节，在中国称为清明节，即“扫墓日”。在这一天大家都到乡下去拜祭祖先的坟墓，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尤其对于家庭中很少有机会到乡间休闲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
在每一座墓碑之前，通常有一个摆放酒和鲜花等祭祀用品的平台。家庭中的长者跪着诵读祭文。随后酒作为祭酒洒在地上，祭文被烧掉以便死者收到它，一些人也烧“纸钱”，折叠的纸钱在中央贴上银色的锡箔纸，这样他们的亲戚就能在阴间使用。像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是超神灵的民族，纸钱是一种超神灵的表达，填补人们精神的需要。人们不能肯定这些纸钱是不是阴间的通行货币，但是人们都喜欢肯定地去这样想。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情，因为它你会感到更好。这类似于一个美国人对无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没有人相信烈士会意识到他所得到的荣誉，重要的是他为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
扫墓通常很喧嚣，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仪式。一些孤儿寡母或不幸的妇女和生活艰难的女孩也把这种场合当做向死者倾诉烦闷和痛苦的机会。因而这样的哭诉很真挚也很感人。一位失去丈夫的媳妇，依照中国的风俗，她必须与她丈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扫墓时她会向她丈夫的灵魂哭诉：“我亲爱的丈夫啊，如果你没有离开我，我的命就没有现在这样苦啊。”她恶毒的婆婆不喜欢听到这些，但是她对此也毫无办法。
7月7日这天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情人节，一个庆祝浪漫爱情的节日。牛郎和织女是被银河系分开的两个星座。传说牛郎是一个英俊勤劳的男孩，织女是一个沉静的女孩，擅长针线活，直到有一天他们相遇。那一刻牛郎忘了放牛，而织女的心也从针线上飞了出去。她织的金袍因而没有完成。玉皇大帝不久发现了其中的原因，盛怒之下，他下令将这对情人拆散，除了一年中的7月7日那天以外永不相见。
整整一年的日子，男孩与女孩要忍受分离的孤独与寂寞，他们度日如年，等待他们一年中相会的这一天，等待所有夜晚中的这一个真正属于爱情的夜晚。喜鹊目睹了这一切，情人们的幽怨深深地打动了它们，于是它们从巢穴中衔来石头，在银河上(天堂之河)搭建了一座桥，这样两位相亲相爱的人能在7月7日那天到来时在鹊桥相会。
这个节日对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尤为特别，在旧时代她们深锁在闺房里，提及这个节日她们脸上见不到笑容，因为传说把她们被压抑的爱情象征化了。在古时，未婚的女孩和男孩才庆祝这一节日。穿着装饰有红色丝绸的盛装的男孩女孩来到开阔的地方，如果有一只喜鹊在头顶鸣叫，大家就认为这是爱情的好兆头。有时还专门为女孩举行在月光下穿针线的比赛。如果她们成功，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
朱频赶上盂兰盆节(又称“中元节”、“鬼节”)纯属偶然，这是一个佛教的节日，通常在7月中旬，是为了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没有进行体面下葬的人而进行的祈祷。这些灵魂没有每年墓前的供品。在盂兰盆节日中供品摆放在开阔的地方，有时摆放在繁忙的大街的路旁。在一些城市，大街上都在庆祝这一节日，商店的雇员也在这一天休息。
那个无名的情人墓，在较远的外城西南角，如今北京人最喜爱去那里幽会。出于某些原因，这座无名坟墓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据说一个自杀的漂亮女人葬在这里，她的母亲毁掉了她的爱情。由于年代久远，墓志铭早已脱落：她的姓名和生活年月无从考证。墓处在一个荒凉的池塘边，覆盖着草丛灌木，无人关心，听之任之。但是在万灵节许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恋人带着他们的。心愿来到无名的墓前，向数百年前的无名的甜蜜爱情表达深深的敬意。最有名的是刻在上面的诗句，应该是女孩的恋人写的，诗句还隐约可见。诗歌的开头充满无限的悲伤：世间如悲伤之海，人生幽怨无数。短歌咽绝，圆月残缺。
诗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悲剧：很久以前的两个恋人的悲剧，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一些参观者带来野炊的篮子在这里午餐。夕阳倒映在灌木覆盖的池塘的平静水面上，乌鸦在空中哀鸣，献给死者的水果摆放在那里，纸钱烧起。有时点燃一堆篝火，夜幕降临，人们坐视篝火，默默的祈祷随轻烟慢慢飞升天际。月亮出来了，又一对情侣可能要出现了。灰烬在搅动，火苗还会闪现。恋人们或默然或呢喃，坐在皎洁的月色世界里，沉浸在美轮美奂的景致之中。在远处——在乡间和附近的村庄，或在路旁——相同的火光点亮了黑夜。这是朱频所见到的最动人和最落寞的景象。
下一个月就是中秋之月。在中国人心中，这个词意味着中秋节。几个星期来，朱频已吃了太多的月饼。一个他所在会所的阿姨开办了一个店铺，这里制作的月饼与在广州制作的月饼一样。这些月饼是圆的，中间的馅有忘忧果、绿豆沙或甜票子。月饼有不同的尺寸，最大的直径有十英寸大，它们在国家的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后命名。在古时人们期待看谁会获得那个最大的月饼，一如看在国家考试中谁得第一一样。
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和庆祝之日。会所举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频遇到朱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位要员。朱先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公众场合总穿西装。他是在北京广东会所中最杰出的一员，但是在聚会中他并没有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辈份安排，一位七十多岁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则坐在他旁边。
朱先生和朱频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离乡背井，朱先生便邀请朱频去他家坐坐。朱频说认识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同乡叔叔感到非常的荣耀。朱先生要离开时，他再一次邀请朱频。朱频没有料到他将看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六 中国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
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想法并不重要，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如今，当二舅舅去世后，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当然，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
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特殊服务。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一碗汤，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肉与蔬菜仅仅“下饭”。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
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反正，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
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至少不能轻贱家庭。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教养”。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责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因为她教子有方。
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从前在我的家乡，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长大之后，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
家族崇拜是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场合，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燃香，点蜡烛，供品摆在祭台上，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从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习惯在许多方百都可以见到。一个男人的妻子被称为“媳妇”——“你儿子娶媳妇了吗?”——因为新娘是一家之长选定的。因而一个人参加婚礼就是去看一个男人娶一个“新媳妇”，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孙子”。
与西方家庭成员关系相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有各种的称谓，根据她是不是年龄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轻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妈、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因而，一个父亲的姐妹是
“姑”，一个母亲的姐妹是“姨”，一个叔叔的妻子是“婶”，诸如此类。
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长辈。在美国，一个家庭通常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在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家庭成员还包括爷爷奶奶。
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内在美存在。当孩子年幼时父母照料他们，他们长大之后又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生活如此轮回。当你是一个无助的婴儿时，年轻的妈妈照料你;当她年岁大，没有生活能力时，你照顾你的妈妈。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古代，妇女不参加公众的生活。如今随处可见中国妇女工作在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楼里。与美国一样，妇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个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荣耀。即便儿子是丞相，当他母亲说话时他得立即闭嘴，如果他犯了大错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妇女都是那么的伟大和迷人。对于如何去管理家务事，男人们知之甚少，如果要管、结果看上去总有点好笑。丈夫们和父亲们谈论家事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独断，理所当然就显得很好笑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说妇女没有智慧。
在古代中国教育女孩就是培养一个淑女，在女性的技艺方面成为佼佼者，包括针线活、烹饪、文学、艺术和音乐，一如18世纪的欧洲。缠足是过度追求淑女化的一个恶果。因为其本质是性别追求的结果。妇女渴望拥有一双小脚，越小越好。所以母亲们预想和希望一双值得自豪的小脚，女孩子很小时大人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不让脚自然地生长。在古代中国，缠过的脚才被认为是美的。另外，她们完全改变了走路的步态和妇女的仪态，一如妇女穿高跟鞋地的效果。现在妇女很少缠足了，但是纵然缠足的风俗还延续，拥有一双小脚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纳妾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大龄婚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而在中国，丈夫通过纳妾来解决，妾通常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或娱乐场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过妾，妻子具有头人和母亲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与妻子的孩子一视同仁。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传统，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岁时妻子还不能生子的话。
在中国也有离婚现象，便是特别少见。如果儿媳虐待公婆，或让他们挨饿，或歧视他们，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衙门中得到离婚的判决。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总是比了郪更重要。根据中国法律，在丈夫成为富人之后，是不允许他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离婚的。有一句中国谚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飞黄腾达。
祖宗崇拜和将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为儒家教义中的一部分。当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内容更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其他社会品德的基础。孔子没有创立或者创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
七 儒教、佛教写道教
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人，他不讲哲学，不谈神，也不论死后之事。像苏格拉底，或者像美国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孔子只是一个聪明的、年长的、深刻的、非常机智的思想家。他只论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
《论语》中有孔子的谈话，开篇三句话就谈到学习的乐趣、交友的乐趣和内心丰富的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本性的培养。虽然他不把神和哲学神秘化，但他谈论平白的日常感受，这不可能将它置于一个神的地位。因而在中国人的信仰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佛教和道教深入其中，填补了大众的想像和大众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三大宗教的原因：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三者中，儒教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模式最为深远。
在佛教和道教中，有一个善的哲学体系，但是这种哲学适合知识分子，远非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哲学家还把其他的内容加入其中，比如一个善的天堂、一个邪恶的地狱，可见的偶像和为数众多的令人迷惑的神灵和圣人，这些使得它们被称为“大众的宗教”。
佛说生活中有痛苦，痛苦源于人对欲望的追求。一条解脱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克服掉肉体的欲望，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但是不断发展的佛教具备了大众宗教的一切特征，特别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盛行。其他的佛教国家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信仰小乘佛教。佛教有一个邪恶与多姿多彩的天堂和地狱(地狱分为十八层)。通过默念佛主释迦牟尼的名字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得到拯救。许多的人为死者祈祷。有大量的圣徒、高级的圣人或低级别的神被称为菩萨。这些圣徒已取得真经，本该圆寂，但是他们仍选择了世俗的生活，并联系着人类。有许多寺庙和不结婚的和尚，当然个别的除外。
通常说来，佛教教导人生是一个生死轮回的圆圈，我们现在为我们前生所做的接受惩罚，我们将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接受惩罚。这个圆圈是痛苦的和一个永不休止、应接不暇的幻影。人要逃脱这个圆圈才能获得拯救。信仰灵魂转世的教义导致教徒对动物有侧隐之心，并禁止杀生，包括拍死蚊子、踩死蚂蚁。素食主义或不吃肉通常在佛教徒中践行。吃素可以限制在某个时期中，像罗马天主教徒在周五吃素一样。转世的教义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骑的驴或许曾经是一个前世的人和一个兄弟，虽然他不认识他，不记得他前世的存在。这也带来一种伟大而普遍的侧隐之心，这也带来一种信念：无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为何要去做。
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道德经》包括大量的警句，尽管只有五千字。老子点明弱小的力量、谦卑的胜利特性、自负的危险与退后一步的禆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水是道家品格的象征，水能寻找到更低的地面并渗透到任何地方。下面一段是表现《道德经》的内容与风格的好例子：
天下人都对我说，道广大，却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正因为它广大，所以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它像的话，早就渺小了。
我有三种宝物，持守和保全着。第一种是慈爱，第二种是节俭，第三种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一个人有慈爱就无所畏惧;一个人节俭就能宽广;一个人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而寻求勇武、舍弃节俭而求取宽广、舍弃退让而寻求争先，是走向死路一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上天要保护谁，就用慈爱来武装他。
但是随着道教向大众化形式的发展，其彻底地成为另外的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大众化的道教则是中国人的心灵创造。中国人将道教视为巫术和邪恶的魔法，念咒文和咒语，大众道教中有许多强大的恶魔，同样也有降伏这些恶魔的强大的超自然的神灵。在神话传说中，这些恶魔之间的战斗非常有趣。道教有自己的道士和道观，过去还有一位教主。但是道教不再有老子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化的教义了。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道教是一种为老子创造的玄学以及开放的信仰。
幸运的是，儒教避免了大众化的腐蚀。一个人不能用普通的情感进行欺骗，也不能围绕它创建一个天堂和地狱。儒教是一种普通情感的宗教。
孔子教导，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业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当询问死后之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对古代的宗教实践做了大量的历史性研究，但是他避而不谈超自然的东西。
孔子有一段金玉良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有的教导都与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苏格拉底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孔子的箴言是：独善其身，或完善你自己。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经常反躬自省‘我在做什么’，那么就不知晓如何与人打交道。”根据这种培养和完善自己的方式，他教导的两件事非常特别。
首先需要教育和训练。他认为所有人的本性多少相似，但是习惯和训练成长出不同的人性，因此需要对孩童加以训练。
根据儒家的观念，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必须在家里和在少年时代学会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一个人对人和责任要有正确的态度。孔子教育非常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应该尽力成为善良的人。但是什么是善良的人?这很含糊。在家成为一个好儿子是确定性的和不能回避的。一个确定性的空间包含一种确定性的责任。这包含原则、服从、爱和奉献，以及责任。这并不容易，但是个性的培养得从孩童时代形成正确的习惯开始。
其次，孔子认为，法律与政治是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必须基于个体的培养。孔子说，这是智慧的开端和终点。因此在儒家的《四书》中的最初段落，直到现代，中国学生上学后都要学习。这段是这样说的：
古人，想要使得美德显明天下，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想要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正;想使自己的心正，首先自己要诚实;要想做个诚实的人，首先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一种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理解人与人生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
只有将事物的原理—一探究到极致，然后才能获得诚实的目标。当具有诚实的品质，才能心正。心正之后，然后才能涵养自身的道德。道德修养提高后，才能调理家庭生活。当规划好家庭生活，国家才能治理好。治理好国家，而后才能天下太平。
从皇帝到老百姓，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是这个基础破坏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棵这样的树，其树干又细又小，而其顶部的树枝长得繁茂。这就是事物之本的含义。
八 中国的长城 1
自从朱频到达中国，他一直渴望看到中国的长城。对于他和所有的人来说，长城——世界上的奇迹之一，是巨大而古老的中国的象征。站在长城上你能感受和几乎看到古老中国浮现在眼前。在复活节中的一个上午，一个适合到乡间旅行的舒适日子，在离北京几英里外的门头沟，朱频乘专列到达这一历史胜地，其间大约有两三个小时的行程。
长城的缔造者秦始皇是中国的希特勒，他统治中国三十七年，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大约早于居里斯?凯撒二百年，秦始皇创建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他绝不是古中国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秦始皇是一个后来者。孔子诞生时，伟大的古代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应该从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开始，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前2597年，比这还早的是传说中居住在树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岁月里被记忆符号化了。但是从黄帝始，有一个清晰的继任统治者的诺系，整个历史是可信的，虽然神秘的传说与早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类似于英国历史中的圣?乔治与龙的关系。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象征，他的名字与商业、文字、算术、医药、国家体制、甚至栽桑养蚕的起源息息相关，尽管很难相信这些在同一个时期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渐取得的。
孔子将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尧、舜——他们从公元前2357年到2206年在位。世袭政府开始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出现了。通过铜器上的雕刻，我们能寻觅到最早的文字形式。这些最早出现在如今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以南，在随后的商朝中，巫师的巨大权力有据可查——幸运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的甲骨文大白于天下，这些甲骨文对这一时期历史有诸多的记载。
随后一股新的力量在西北出现，著名的周朝开始了。名义上它存在了很长时间，近九百年(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7年)，这是中国的古典时期。在这一创造力勃发的时期，哲学发展，思想繁荣。同时也打破了奴隶制度，新兴的强大诸侯国为权力和地盘彼此制衡，商业式的诸侯影响深远。侯爵、伯爵和领主逐步取得权力，因此到孔子时期，他生活的地方被一个“帝王”统治，统治的地方就只有现在的两个城镇那么大。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6世纪。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都诞生在这一世纪。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释迦牟尼从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生活在印度，或者可能从公元前557到公元前477年。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出生稍微早几年。(苏格拉底——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几乎就在释迦牟尼逝世之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按照传统的说法比孔子大二十岁，年轻的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智慧方面的问题。
孔子身后的数百年，思想得到重大发展，富有的商业阶层也得到发展。商业式的诸侯能资助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自已的剑客和武士，他们能够帮助拯救或者毁灭一个政权。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府上争论，争论得越多，越多的思想偏离儒家思想并揭开观念之下的各种迷障。一些人主张用严苛的法律治国(法家);一些人相信上帝的父爱(阴阳家)和人类的兄弟情谊(墨子和墨家);一些人主张大同的形式，强调取消货币，并坚决主张每人都必须劳作;一些人怀疑文明与进步，是怀疑论者，倡导回归自然(老子和道家)。
在这一个时期，儒教的最大对手不是道教，而是墨子的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不但相信普遍的爱而且相信上帝的父爱;他们主张献身、贫穷、禁欲和无偿地帮助他人。他们反对形成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和繁文缛节的儒教仪式。
这也是一个侠义的时代。在武士中间存在强烈的荣誉感、献身和忠诚精神，这些武士为死去的朋友复仇而赴汤蹈火，最后坦然面对死亡。
这是一个政治交错、战争和联盟不断的伟大时期，也是一个裁军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到激发，寻求合适的生活道路。在孔子诞生的六年前，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位知识分子苏秦为和平竭力促成这次会议。那种氛围非常像今天的盟国会议。十二个小国派出代表参加，势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害怕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国家都担心对方成为霸主。于是两个大国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那些小国坐在一起，那两个大国的代表拒绝与他们坐在同一个房问。那些代表出席会议时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以防有人背信弃义。
孔子在世时，有七十二个“国家”或诸侯国。两三个世纪之后，仅剩七国。那些小的诸侯国已被大国兼并。六个之后五个，四个，最后仅剩两个诸侯国。这时，一支强大的力量在西北出现了——秦。一场伟大的战争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最后秦始皇——秦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长城的缔造者，打败了对手，并统一了全国。
在诸多方面，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制度、宗教和哲学观念——在周朝结束时就已经成形。尽管中国文化博大，然而政治上却四分五裂。如今统一中国的梦想成为现实，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憎恨的。儒者特别憎恨秦始皇，因为他下令焚烧所有的儒家典籍，他甚至为几百位知识分子设置了一个圈套，因为他们批评他的王国以及他们特立独行。秦始皇耍了一个花招让他们在一个峡谷中相会，结果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把他们活活砸死了。秦王朝崩溃后，儒家典籍仍流传下来，因为许多典籍藏在房子的墙壁之中，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内心仍然牢记书中的内容。
八 中国的长城 2
秦始皇征服整个中国后开始考虑他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中原人被派往像广东这样靠南的地方进行统治。他简化汉字，统一道路系统，这些道路主要是他的马车和步兵的军事通道。他建立了残暴的帝国，农业工具熔铸成兵器，民众不能秘密地制造自己的武器。这样的制度执行到一个极端，最后三个家庭不得不共用一把菜刀。他下令在市场上交头接耳者要被法律惩处。他相信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叛乱。他的帝国将长命“万岁”。
秦始皇颁布命令让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去修长城。数百万的人在修长城的过程中献出生命。有一个最流行的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名叫孟姜的女子有关。在他们蜜月期间，她的丈夫被抓走了，一走之后杳无音信。绝望中，她决心孤身一人寻找丈夫，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神灵的保护下穿过老虎经常出没的大山。最后她到达长城，得到的惟一的消息是她的丈夫已去世一段时间。在一大堆遗弃的尸骨中丈夫的遗骸已无法辨认。孟姜女决意要找到丈夫的遗骸，她割开自己的手腕，并祈祷她的血将溅在丈夫的遗骸上，人们非常同情这一落寞的年轻妇人。孟姜女认为自己找到丈夫的遗骸之后，号啕大哭，悲天恸地，最后诸神也对她动了恻隐之心。随即长城上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与孟姜女的眼泪汇流成河，冲垮孟姜女所站的那段长城。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的花鼓戏和舞台上不断地流传，在某种意义上，长城代表了孟姜女的眼泪和人们对独裁的憎恨。不容许人们使用金属武器，好像就不可能有反叛。但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个独裁者非常令人憎恨，结果他梦想万代相传的帝国在他死的那年分崩离析。在他死后七年就彻底灭亡了。这好像纸搭的房子。但是反叛是如何开始的?最初人们揭竿而起。竹竿是人们仅有的武器。由于秦始皇的统治失去了民心，甚至他自己的士兵也反对他并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起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生活在被暗杀的恐惧中，他居住在通过地下通道连接起来的三十六座宫殿里，常常从一个寝宫转移到另一个寝宫，夜夜如此，如同他的妄想症一样。历史记载，在一次远离都城咸阳数百英里的巡游中，秦始皇死于一次伤风。他的死一直保密，直到他的灵枢到达都城。由于天气太热，帝王的遗体开始腐烂。为了掩盖腐烂的气味，他的亲信用成车的死鱼和腐烂的贝类放在帝王棺材的旁边。当灵枢到达都城时，每个人都哺咕：“帝王上天了!”秦始皇这个伟大独裁者的辉煌烟消云散了。
然而，秦始皇所建造的长城仍然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奇迹。长城屹立在那里，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宽，沿着祟山峻岭的山梁蜿蜒盘旋。长城的上部是平整的石头路面，军队能在上面方便而快捷地调动，十个人能并肩前行。城墙两边的防护墙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城堡。坚固的城墙在用大刀、长矛和弓箭战斗的时代起到了防护功能。枪支出现后，防护墙毫无用处，枪弹能轻易地穿透城墙。如今欧洲的城墙各式各样，长城也一样。
然而从历史上看，长城作为抵御北方蛮族侵犯的国家防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总能占据一个山梁的最高峰，获得一个视野开阔的有利位置。长城为军队在不同战场之间的调动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联系手段。甚至晚近至明朝，每百码就有一个堡垒。在白天敌人入侵的信号为烟，而到夜晚则为火箭。
朱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想像中，他靠在防护墙上，视线随着长城婉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最远的地平线。想像弥漫于心，他竭力想将长城尽收眼底，大量坚固的墙砖和泥土从中国东部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婉蜒到西部的戈壁滩。长城大约有一千五英里长。宏伟壮观的长城令人过目不忘，众所周知胡佛水坝的长度仅仅只有五分之一英里多一点。
数百年来，长城是中国北部的边界线，长城以北是众多的蒙古族和满族部落、胡人和鞑靼人——所有这些人被汉人统称为狄或北方部落。长城的南面是中国。来自北方入侵的危险始终存在，这些部落渴望攫取富庶的土地并对温暖湿润的中国平原垂涎三尺。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支优秀的军队，长城的防御价值有时也会丧失殆尽，某些北方的部落时不时突破长城的防线。中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又将那些部落赶到长城以北。
中国本身是一个内陆国家，像美国一样，中国处在气候适宜的地方，直到最近在地理上也是与世隔绝的。中国的东部是中国海;西部是西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除了冒险家几乎无人能通过;南面也是中国海，在西南边陲绵延着喜马拉雅山脉和稠密的缅甸丛林;在北面是蒙古沙漠，居住着文化程度比中国人低的游牧部落。那些与中国有联系并亲眼目睹过伟大帝国并在里面生活过的部落很尊崇中国，如同在四。五、六世纪，那些北方的入侵者尊崇中国一样。他们迅速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丝绸衣服和家居方式很快地同化了他们。
但是北方的部落依然强大，这些游牧者彪悍体壮，擅长马术。他们不断地威胁中国，不时地修建和修缮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他们。这就是中国政治中心总在北方的原因。那些伟大王朝如周朝、汉朝和唐朝选定的都城都在西北的西安。宋朝的都城在洛阳，恰好在弯曲的黄河的南面。明朝的都城在北京。
在北方黄河谷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孔子生活在黄河的下游，离青岛不远的内陆地区。甚至在孔子时代，仍然有野蛮的部落生活在半岛的东部。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人被视为蛮夷之人。他们穿短短的粗布衣并文身，据说擅长水上运动。在秦始皇死后，伟大的汉王朝建立起来，并将中国文明进一步向南推进，同时向西扩张到中国的突厥地区。
汉朝一如同一时期的罗马那样繁荣兴盛，见证了中国的征服和扩张过程，目睹了石雕艺术的飞速发展，亲证了纸的发明。在周朝，丝绸、象牙与中国漆得到全面的发展。此时仍延续着侠义和英雄崇拜的传统。在汉中叶——大约在西方基督教兴起时期——佛教由海外的印度传教士传入中国，一些传教士经由突厥地区，一些经由海路到广州。佛教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宗教，佛教的传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有了重大的联系。
政治上，汉朝是中华帝国的开始，因为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随后的两千年。甚至今天，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比起在朝代中被同化的异族来说，汉逐渐蕴涵着“种族的中国人”的含义。
同样在“唐”这个词中也有这样的含义。汉朝之后，唐朝统治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中华帝国的疆界达到最大。有一百多年，唐朝疆域向西就在今天苏联的塔吉克斯坦，接近里海。中国的公主下嫁给西藏的首领并把西藏，将中原的丝绸、茶叶及文化带入西藏地区。在南面唐朝边界延伸到印度支那，中华帝国疆域到尼泊尔与印度尼西亚岛屿。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特别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像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唐人(在广东话中称为唐人)，将他们的故乡视为唐人的故土。
从公元三世纪一直到七世纪，盛唐出现，佛教在唐朝愈发重要。古诗高度繁荣，文学批评和绘画开始起步，雕塑长足发展(在佛教的影响下)。不只是茶发明之后，人们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对茶的兴趣，而是与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清谈”。“清谈”不只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且在历史上被看做四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清谈”表明存在一个确定的休闲阶层，同时那些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些人一边摇着用长长的丝绸般马尾制成的蒲扇一边轻轻地梳理自己的胡须，沉浸在艺术、现实与人生目的以及人生虚空的玄谈中，这非常流行。返回自然的道教非常盛行。书法或者漂亮的文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的巨佛与佛教场景雕刻中，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高峰。
随着唐朝向西和向南的伟大扩张，中国文化也走向繁荣。这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因为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们都生活在八世纪，二人前后相继出生在十年间。在民间佛教风行，在宫廷道教盛行。帝国的考试制度在这时得已确立。
这也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频繁联系的时期，因为东面的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到了中华帝国的西面边界。
唐朝对所有的宗教坚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中做礼拜。在都城，有一特别的区域作为波斯人的居住区。一个波斯王，从冉冉上升的阿拉伯权力中心离开，来到这里生活并最后死在唐朝的都城西安。应该提到的还有中国伟大的旅行者玄类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阿富汗和印度，十七年后返回祖国成为一位梵文学者。他与一些同道者翻译了佛教经典文献六百多卷。
在唐朝，发明了火药，航海指南针在十一世纪之前已完善起来，印刷术的发明(十世纪)，这些经由阿拉伯商人为欧洲知晓。炼丹术(四世纪的中国文献对炼丹术有完整的记载)，造纸术和扑克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也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断完善的航海指南针。正如有时人们强调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指南针，这不是真的。但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人们就知道了磁石的惊异特性。秦始皇害怕被暗杀，他的卧室门用磁石砌成，这样任何人用暗藏的武器都会被检测出来。在一世纪明确提到一个指南针的杯子，到三世纪一个称为“指南针”的机械结构已存在。它总是伴随在帝王的随从身边，其形状为一个木制的小雕像，其指针朝南。但是这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并与驱动轮相协调。在五世纪发明了自动记载旅程的仪器。在十一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完整地记载航海指南针的文献，其中叙述了人工用磁石制作指南针的方法，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这个发明已为唐朝的海员所熟知。
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入侵之前，最后一个伟大的汉人王朝是宋朝。这个朝代为中国文化作出一些重大的贡献。首先，引入一种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并在哲学化的佛教影响下发展起来，佛教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并影响至近世。儒教变得更心理化，关注心中的各种欲望。它也更观念化和一元化，它的基础是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即“理”。这就是理学，或是理性的哲学。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异常繁荣，搪瓷的发明导致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宋朝瓷器以其纯白与精巧的形式闻名。多色瓷器在后来的明朝得到发展。
九 西方人在中国
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时，中国第一个成功的外来入侵者蒙古人踌躇满志地打败宋朝，并把他们赶到南方。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高度文明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的许多事情让西方读者惊奇不已。其中提到一件烧黑色岩块(煤炭)的事情，有些读者拒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游记还提到使用纸币的事情，这在十一世纪发明出来，当时商业印刷刚开始不到半个世纪。马可?波罗也频繁提及遇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中国的突厥地区遇到，而且在中国的东南还遇到过。
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时间，标志着在伟大蒙古王朝的灿烂文化、明朝繁荣但缺乏创造性的文化和随后的满族王朝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
唐朝以诗歌和短篇小说闻名，而宋朝以哲学，元朝以喜剧，明以小说闻名。但是从元朝以后——“近代”中国历史开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越来越频繁。马可?波罗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想像力，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到东方的捷径。哥伦布在探寻到东方的路线时发现了美洲。葡萄牙的海员在15、16世纪到达中国的沿海。葡萄牙人将烟草传入中国，随后天主教传入中国。
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明朝朝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叫马图?瑞斯(1552—1610)，他不仅穿中国服装，而且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的礼仪。这些天主教徒在帝国的宫廷中找到了乐趣，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封为宫廷天文学家。瑞斯也翻译欧洲的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书籍，给中国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一如马可?波罗给西方介绍中国一样。
后来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来到中国。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一些港口为商人提供便利，但这时已完全不同。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用舰船敲开中国的大门，海洋这曾经帮助中国与世隔绝并使得中国免遭入侵的地利，突然之间成为列强到达中国海岸的通道。中国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这场战争是在一个清政府任命的钦差大臣在港口虎门焚烧成堆的英国鸦片之后开始的。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这是西方欧洲列强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时期。中国与英国、法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失败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掠夺颐和园，火烧无价的善本图书馆。中国已饱受内乱之苦，渐渐地失去自己的主权。法国以武力取得印度支那。西藏成为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对象。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
这些事件迅速地成为气候。1898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一位传教士的死，中国被迫将青岛赔偿给德国，划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有步骤地掠夺突厥地区：如今“租借”东北的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九龙(与香港相对的内陆城镇)和威海卫，在那里长城连接渤海湾中的中国海。这些事件表现出的奇怪情形使得中国人异常的愤怒。这种特权意味着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被中国的警察逮捕。中国人对这些入侵者的憎恨被冠上“反外国”的罪名。一个名为孙逸仙的年轻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依靠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终将是泡影，他在汲取西方民主观念之后成立革命团体，这也是在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国民党的前身。
同时，一幕大戏还在没落的清朝宫廷中，在年轻的光绪帝与他的伯母之间上演，顽固无知的慈禧太后五十年来一直阻碍中国的进步。1898年光绪帝以改革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一史称“百日维新”。改革遇到慈禧大后的暗中反对，改革派密谋将这个无知的妇人赶下台。一个被光绪帝信任的将军背叛了他，随后光绪帝被软禁。
然而，公众反对外国入侵者却此起彼伏，这些力量在不断地聚集，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这些成员是一个个信仰超神灵的乌合之众，相信神灵附身使得子弹都不能穿透他们，慈禧太后也相信他们。灾难性的失败随之而来。在西方联军开进北京的当儿，慈禧与她的侄儿仓皇逃离北京。
中国的革命者懂得中国在外来列强侵略下不能生存，除非中国迅速地进行改革，如今革命者一分为二，形成了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保皇党人主张在专制的制度内改革;共和党人主张推翻满族政权，成立共和国。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懒散的满族朝廷自身。甚至在义和团兴起和中国人失败之后，中国人还在期盼和等待又一个八年，然而一无所获。年轻的皇帝被软禁在“孤岛上”，1908年慈禧与年轻的光绪帝死后，中国人对软弱的清廷彻底失望了，名义上由一个叫“宣统”即溥仪的四岁男孩统治中国。中国人的耐心彻底耗尽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结了清政府。1912年在形式上标志了中华民国的开始。
十 今日中国
孙逸仙博士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1930年朱频到达北京时，他已逝世。他的衣钵传给了一个青年男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广东领导了北伐战争，最后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向北开进，轻轻松松地整编了各省的军阀。到1926年底国民党人已到达长江边上的汉口。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在北方仍盘踞着许多实力强大的军阀，但是国民党采取不同的战略安排，这些军阀被征服、吸收和化整为零。到1930年冬天，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国家建立起来。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七年是国家重建的七年。国民党处在兴盛期，还没有进入老年。年轻的中国充满希望、自信和乐观。男人穿着卷袖的衣服而女孩穿着短袖衫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分裂和压抑之后重新统一起来，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空军在训练;港口在建设;铁路在迅速地延伸;医院、大学和博物馆在修建。就在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前
(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汉口附近一座双层钢建大桥刚刚落成。
日本人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而恐怖。一个强大、统一与现代的中国击碎了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的“大亚帝国”的梦想。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向西迁移到不受日本占领的自由之地，主要迁移到四川省的山区，在这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建立了战时临时首都。全部的工厂，还有机械设备，用船和人力沿着长江搬运到内陆。男人、妇女与儿童携带着细软，乘坐车船、骡子或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一起迁移到内陆。中国在撤退之后失去大片的河山。蒋介石的战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战略得到人们抗日情绪的支持，从来没有在优势的武力下屈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正式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在之前的1940年，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关闭了缅甸公路，这是中国惟一的一条来自外国的物资供给线，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为修建它付出艰辛的劳动。
然而，中国正在迅速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在经历战后第一年的希望之后，国家士气低落、绝望与茫然。国民党军队缺衣少食，不受重视，堕落到可怜的地步。
从1945年7月一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满洲里的战争开始了。“中国问题专家”向蒋介石的盟友宣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党人。在外来压力和反对这种判断的压力之下，腐败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察尔汗
(Kalgsn)撤退。这个战略性的铁路中心控制着通往满洲里的门户，这为争夺日本军事装备的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大门。装备并不精良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开进满洲里，三年后他们用大炮连续七十二小时攻夺下了炮轰锦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日益盛行，人们对通货膨胀日益不满。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大陆的统一，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成为那些国民党遗老们的堡垒。
在亚洲，中国人的数量在稳定的上升，这并不是好事，人口过剩意味着更多的贫困人口。过多的花如果种植得太近退不会灿烂绽放的。如今官方宣布中国人口达到六亿五千万。
大约一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到海外，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南北美洲和欧洲。中国人过着独居或群居的生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纽芬兰岛、特尼尼达、德瑞斯顿、巴黎、伦敦、纽约和海伦娜……他们没有领事保护的权益，像水一样渗透到各处并为各种现实的目的生活下去，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它。他们总是懂得最好的保护就是善良的行为，努力地工作，专注自己的事业与节俭储蓄，除了这些和不多的亲戚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活着。
海外的华人通常通过他们的节俭、勤劳与智慧发家致富，但是在欧洲与美国，他们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返身回到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碍他们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国家之中。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这些普遍的标志是：专注自己的事业，不寻求政治保护、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对个人关系的极端重视。他们仍然个性十足;他们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们喜欢那种生活状态。他们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和自尊的个体而生存，人们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追求他们的种目标。
民族的性格 一 中国人的国民性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
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的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学名词名为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五 中国的人文主义
欲明了中国人对于生命之理想,先应明了中国之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未免暧昧不明。但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种意义,何等价值,这个问题曾费尽了西方哲学家许多心思,错综纠纷,终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释——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的天然结果,目的论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连同蚊虫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产生的。因为这个人生太痛苦,太惨愁,殆无法创设一完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朱频在自己的祖国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从广州出发，他乘火车旅行了好几天，祖国一望无际的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祖国。广袤的土地——从南方的广州，朱频父亲出生之地，一直到北方的北京，朱频即将上学之地，有1100多英里。祖国的历史一样的悠久。他的父亲反复地述说三千年的故乡史。任何事物都有三千年的历史。即便是朱频在圣弗朗西斯科买到的中国花生条，上面的标签也称是用三千年前的工艺制作的。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大约公元前2700年。同时中国的人口众多，多得让人瞠目结舌。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朱频得知有四亿中国人，或许有四亿五千万。最近官方公布的数字为六亿，随后又为六亿五千万。没有人真正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是中国人口大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许多年前，朱频的父亲移居到美国，朱频在旧金山出生并在那里生活。然而他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在一个没有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朱频14岁时，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应该将孩子送回祖国上学。“朱频不能仅仅会说中国话。”他说，“他必须到北京念书。”
他还想到朱频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故国之中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深深地懂得与那些仅仅能说英语的人相比，一个濡浸在中国语言与文学中的人总是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朱频乘船三星期穿越太平洋到达广州，而后在火车上的三天里，朱频透过车窗如饥似渴地欣赏中国多姿多彩的土地。
因为中途停留，朱频从广州到北京花了一星期时间。朱频曾打算乘船沿着海岸参观上海和天津。然而他选择乘火车旅行，一半是因为节省时间，但更主要的是他内心的愿望。“现在我刚回到中国，应该亲眼目睹真实的中国，看看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大地。”他确实曾想去上海看看，但是他想上海是一个大熔炉，更像他所熟悉的旧金山，他完成大学学业后会回来参观它的。
乘火车从广州到扬子江畔的汉口是一段既快捷又方便的旅行，在计划旅行之前他还不得不乘渡船过江。最初的旅行就是向北穿过老家所在的广东省。他感觉很自在，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说他自己的方言——广东话。诸多绵延的高山将广东省与中国的中部隔开。这些山脉从东一直延伸到西，并在濒临海滨时向北延伸，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外国商贾云集，各种方言交会，因为沿海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开了。
火车穿越山脉驶入湖南山区时，朱频意识到有了变化。一切皆变了：气候、语言、民族服装与植物——各种果树，各种各样的花与鲜花盛开的季节。广东属亚热带气候，有棕榈树、柚子(一种葡萄柚)，还有朱频最爱吃的荔枝。湖南是中国的大米之乡。火车轰隆隆经过高山地带，他看到高高的竹林、绿油油的山坡、繁茂的草木、飞泻的瀑布和婉蜒的洪流。处处是梯形的稻田。空气清新而清凉，不过火车一进入平原热意就袭来了，夏天的脚步到了。
此时印象最深的是众多的河流与沟渠，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盆地。铁路环绕洞庭湖，乘火车需数小时。朱频觉得洞庭湖与其说是湖泊更不如说是大海，因为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看不到陆地。这湖泊恰好位于长江的南面，火车已驶过洞庭湖，但是他还看到了无数的小小的水面。这里陆地丰饶而平坦，这条大河的主流婉蜒曲折，在发洪水的年代，随时准备改变它的旅程和陆地的面貌。伟大的长江将中国一分为二，自然地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它与在北方的另一条伟大的河流黄河为同一源头，上及中国的突厥和西藏北部。长江流经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区，然后在上海附近汇入中国海。
朱频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旅行抵达长江。由于没有桥，他到达终点站时不得不取下行李，摆渡过江。过江之后，汉口屹立在面前，这是中国中部的工业中心。另一条重要的西北流向的河流汇入这条伟大的河流。实际上这是三城为一的城市(汉口，汉阳与武昌)，这座城市被两江汇合处一分为三。这里江深水急。江上交通异常繁忙，那些小小的蒸汽机隐藏在帆船桅杆中，那些桅杆犹如森林中的玫瑰。在江边有许多现代建筑，两三层楼高，一些打着英文广告牌的外国公司在这里拔地而起。
自从朱频已走出广东的高山后，他发现人们说普通话，在中国到处都在说国语——从满洲里到西南边陲——除了东南沿海。朱频的广东话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的疏远，尽管在码头他与那些搬运工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两个中部省份的人们，湖南与湖北(意为湖之南，湖之北)，出了名的争强好胜，他们喜欢辛辣的食物。在旅店的房间里，一阵辛辣而刺鼻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发现厨房里正在煎炒辣椒。不让湖南人吃辣椒酱，这简直难以想像。
从旅店的窗户望去，他有充裕的时间打量这条河流。他知道这条大河沿九江东流到上海，往上游去在西百有著名的长江三峡。有人告诉他，乘拖船穿越这些峡谷是一段冒险的旅程。高高耸立的悬崖有数百英尺高，只有在中午阳光下才不被悬崖挡住。汹涌的激流很危险，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驾驭它。一座山脉阻断四川的高原，后者面积巨大，再往西耸立着更高大的西藏高原。
因为是乘火车旅行，朱频到河南。如今他已身在中国北方。这里是黄河盆地，中国文明的摇篮。这里也曾是孔子工作、生活与旅行的地方。在公元前6世纪，古中国的疆域就在黄河盆地。因此孔子从来没有见过长江。
朱频注意到中国的北方人在体格上比南方人强健。北方人似乎更穷一些，没有南方的砖瓦房，他见到的大都是土坯房。这里没有南方的水牛，负担重物的是骡子、驴和马;没有水田中的稻子，而是土中的麦子;没有甜玉米而是玉米。绝大多数的农民吃馒头
(看上去像玉米饼)而不是米饭。他看见到处是灰尘和裸露的黄土山，全然不像南方漫山遍野的紫色土。整个中国西北就位于这片黄土区域，黄土泛白、坚硬而细小，黄土能建造坚固的窑洞。
在河南郑州，他看到了被视为大运河一部分的古老工程。在11、12世纪，中国的都城就建在这里。在古代，建造这条大运河的支流，目的是从沿海富饶的省份引来河水哺育庄稼。大运河是伟大的水陆交通系统，从上海稍南面的杭州一直延伸到北京。
如今这次长途旅行快要结束了，旅行中一路风尘，说一路风尘是因为旅行到靠近北京的平原上有从蒙古沙漠刮来的沙尘暴。沙尘细小，能穿透关闭的窗户上的最小的缝隙。
不久朱频见到北京了。夏日的白天长，他看到古城墙时，夜幕已笼罩这片土地。转瞬间，火车呼啸而过，长长的城墙的团团黑影不时留下巨形的影子。城墙下是一条大约三十英尺宽的护城河，成排的柳树在河堤上亭亭玉立，火车经过时柳树正弯着腰。
朱频走出前门车站时，天已彻底暗下来。前门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南大门。坍塌的城墙为现代交通让出道路，但是大约八英尺高的宏伟的门楼还保存完好。朱频提着行李走出车站，他突然置身于城市耀眼的光线和小汽车、黄包车和自行车的铃声中。在广场的灯光下，前门的门楼有点模糊了。五十英尺高的门楼基座由巨大的灰砖砌成，上部为栏杆和朱红色的木制阁楼，屋顶卷曲，在基座之上又有三十英尺高。此时北京城消隐在黑夜之中。
朱频又累又饿，但是他兴奋无比。他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政治中心。北京有金色屋顶的官殿，两次被外来的入侵者征服：先是成吉思汗，后来是满族。不过北京嘲笑那些入侵者，因为他们总是被同化;北京也嘲笑那些不断改换门庭的军阀和统治者，因为他们的行为富有喜剧性。因为北京毕竟是北京，一个有中国建筑风格和多样中国文化的独特城市。蒙古的骆驼和西藏的喇嘛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但是北京的各种风俗和节日、北京的寺庙和宫廷、北京的灯市和集市、北京的学校和医院是中国的心脏，著名的西山护卫着北京。
自从孙逸仙1911年创建中华民国之始，中国步入一系列的内战和眼花缭乱的军阀变换的时期，每一个军阀以城市为根据地来统治国家。但是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从广州出发重新统一了国家。各种军阀被打败，力量逐渐削弱。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率领下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军阀的力量。
蒋介石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一词的含义为“南方的首都”，北京一词的含义为“北方的首都”，因此蒋介石政府下令将北京改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
然而古老北京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回到忽必烈大汗的时代，北京在汉语中被称为开平。马可?波罗使用当地的名字上都，意思是“伟大的都城”，同时它在蒙古语中的含义为Kanbalu，或Kambalu。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它的名字又改为北京。
二 北京 1
朱频到达这座城市时，北京仍被官方称为北平。1930年国民党还在掌权。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去不复。中国再一次统一。共和国经历最初几年的骚乱之，中国始终坚定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信念。朱频此感到自豪和幸福。
在朱频抵达北京的六百五十五年之前，另一位旅行者，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访问了这座美丽的城市。那时北京还是一座新的城市，是蒙古帝国的宏伟巨大的首都。忽必烈下令将这座城市建立在与中华帝国的古老皇城相对的河对面。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与他父亲尼克罗和舅舅马夫罗(他们二人曾在十五年前造访过忽必烈的宫廷)，他们三人穿过小亚细亚、波斯湾与阿富汗。因为在波斯湾染病所以耽搁了一年，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地前行，他们必须跋涉岩石丛生、白雪皑皑的荒凉的“世界屋顶”——帕米尔高原，向东穿过中国的突厥地区、戈壁滩和中国北方的黄河盆地，最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这次旅行花了他们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旅行的全部地域——从小亚细亚到中国——都是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创建的伟大蒙古帝国的疆域。
马可?波罗到达上都时，大汗忽必烈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已经征服了北方的鞑靼人，在马可?波罗抵达一年之后，他继续与汉人战争并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1277年大汗忽必烈成为中国的皇帝。他创建了众所周知的蒙古王朝，他建立了这座新的都城，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六百多年前年轻的马可?波罗描绘了北京这座新的都城：
这座新城的形状为正方形，周边二十四英里，每一边六英里，土墙环绕，墙根厚十步，但是愈高愈薄，墙头厚不到三步，在各个部分中防御墙是白色的。一条中轴线主导了整个城市，城市规划很齐整，街道通常笔直，一个人登上一道门上的墙径直向前看，能看到在城市的另一端与其相对的门。在大街两边各种商店和货摊林立。分配给全城居民的土地都是方形的，彼此在一条线上。每一块分配的土地足以建造一栋漂亮的房子，还有相应的庭院和花园。这些土地都被分配给各个家庭的主人。之后财产代代相传。在这样的规划下，整个内城规划在各种正方形之中，类似一个棋盘，规划的精确和美观程度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城墙共有十二道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三道门，在每一道门和墙的连接处的上面有一栋典雅的建筑;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五栋这样的建筑，里面有诸多的大房间，在其中驻扎着守卫城市的军队，每一道门有三千名军人把守。如果说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是为了应对任何敌对力量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都难以让人理解，但是这里的卫兵与王朝的荣誉和的威严很相称。
在城市中心，一座高楼上悬挂着一口大钟，每晚都会听到钟响，夜晚鸣钟三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除非发生某种紧急事件，比如妇女生子或者有人突然患病。在这些万不得已的场合中，那个人还必须提着灯。
每一道城门外都是城郊，城郊开阔，它能延伸到与那些离得最近的门外的城郊连成一体，有三四英里长。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人口超过了城里的人口。每一个郊区与城市的间隔有一英里，来自各地的商人住满了众多的旅社或客店;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民族皆有专门地方安排，正如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去伦巴族人住的地方，另一个人去德国人住的地方，第三个人去法国人居住的地方。
北京城依然被一分为二：内城和外城，南面的前门。数英里的城墙环绕这座城市，尽管它不像内城人口稠密，但是在前门旁有许多繁华的街道、公园、娱乐场所和剧院。城外的房屋矮小，有许多桑树地、小鸡舍与池塘，最南端是天坛和地坛，这里是皇帝过去举行新年祭祀，祈神保佑之地。
到达之后的第二天朱频参观了这座城市，他见到的北京城与马可?波罗所说的布局基本上相同。北京是一个规划合理布局严整的城市，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棋盘布局。两条著名的大街，一条在东面而另一条在城市的最西部，从最南面的门楼一直延伸到六英里之外的最北面的门楼。因为没有障碍物，所以一个人通常能从很远的地方一眼看到这些门楼，不过在暮色或薄雾中观赏的效果最佳。
朱频喜欢北京城的空间感，又宽又直的街道的远景。站在前门广场，正好在内城的南大门，他能看到外城南大门的轮廓。视线向北穿越前门的拱门进入到内城之中，他看到一系列的门楼，这些门楼把他的视线吸引到故宫的金色屋顶上，故宫原名紫禁城即帝王之城，昔日禁止百姓进入之地。径直走进南门是一个广场，稀疏地种植了一些洋槐树，广场足以容纳百万人。在这儿沿着宏大的天安门大街向东和向西，赫然耸立着进入故宫和帝王宫殿的泥墙。马可?波罗曾经描绘过大汗的宫殿。在这些城墙之内，矗立着大汗的宫殿，人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宫殿，城墙有四英里。一座空旷的庭院横亘在南墙与北墙之间，在里面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和卫兵来来往往。里面没有高层楼房，但是屋顶非常高大，地基和平台高处距地平面十步，大理石围墙宽二步。每一边都是如此。这种墙作为一个露台，在里面行走的人不被外面的人看见。在墙外的边缘安装了带柱子的精致的扶手，容许人们靠近。宏大的殿堂和寝宫的每面都用雕刻与涂金的龙装饰，还有各种鸟形。勇士、兽形以及战斗的场面。屋顶的装饰也是这种风格，能见到镀金的装饰和绘画。
在宫殿四周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石阶，人可从地面拾级而上到环绕宫殿的大理石墙边，这也是进入宫殿的通道。
宏伟的殿堂出奇的深与宽，众多的人足以在那里聚餐。宫殿也有许多独立的寝室，高贵华丽，处理精当，对其做任何的改进都显得多余。屋顶外部漆上红绿蓝紫及其他诸色。屋顶坚固多少年来不坏。光彩夺目的窗户精雕细琢，犹如水晶一般。
金碧辉煌的故宫仍然耸立在内城，另一条护城河环绕着它。故宫的地盘大得惊人，有三个湖(马可?波罗提到两个)，这些地方已对公众开放了。在中央公园，穿过天安门城门有一个巨大的覆盖着数百年柏树的公园。北京人来这里散步或者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在柏树下品茶或者吃面条，打发时间。这里有许多露天的大排档，朱频很快就学会品评二十种中国茶并打发掉整个下午。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旅伴，他可以徒步到北海或者到南海参观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建筑，当年慈禧太后将那位年轻的奉行改革的光绪帝囚禁在那里，从1900年一直到1908年光绪帝死去。朱频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随着光绪帝之死，在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之下的现代改革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亡了。光绪帝的继任者，那位小皇帝“宣统”溥仪在四岁时加冕，满族帝国腐朽到了极点，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轻而易举地让满族帝国寿终正寝。
那个无知顽固的寡妇皇后，在她末日来临之时，她的统治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有相似之处，她的侄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应该一起死，因为她坚信光绪的复仇欲对她的纪念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光绪帝早死她两天。奄奄一息的太后下令毒死光绪帝，这种观点通常被人们接受。
然而朱频在探访北京时并没有去想清朝的土崩瓦解。皇城的典雅让他目瞪口呆，他被宏大的紫禁城深深地折服了，从远处看每一座宫廷建筑都可自由而无障碍的欣赏。假如没有这么长的如镜面的池塘的倒影，马大哈将漏掉许多的美景。假如美国纽约的任何一座摩天大楼都可以被无阻拦地看到，那么参观者就无需伸长脖子去获得高大宏伟的景象了。
然而北京的规划不同于巴黎市中心的规划。著名的凯旋门是巴黎的一颗明珠，从这里开始大街像射线一样散开。从远处看这颗星星气势恢宏，站在协和广场是欣赏其美的最佳方式，另一端微微升起的香榭丽舍大街有半英里远，在日落的天空下欣赏它更加妩媚。
巴黎的规划呈放射状，但是北京的规划基于一条中轴线，一系列的门楼从遥远的外城南门穿越一系列的庭院到内城的皇宫与殿堂。
清朝时期禁止北京人建造高于一层楼的房子，防止他们在远处就能看到故宫。如今二三层的建筑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层，这就给城市一种并不拥挤的空间感觉。
众多的矮墙和宽大的房子成为这里的标志，比如门楼和景山从昔日皇帝休闲的公园耸立出来，这样人们容易从远处欣赏到它们。主道宽约六十英尺，中间是一条小汽车和人力车通行道，还有两条人行小道，每一边还有骡车道。宫殿前面的大街至少有一百英尺宽，城市中的某些地方与在地平线上的西山顶上弥漫着更多的乡村气息。
朱频也注意到中国宫殿屋顶与西方高大的教堂和建筑物的不同效果。哥特式教堂漂亮的尖塔象征灵魂的飞升与进入天国的灵魂。宽、平、深的中国官殿屋顶象征的不是崇高的灵魂，而是宁静、宽广与回归生活的真实。
光彩夺目的各种装饰砖瓦构成宫殿的外观美。皇城的砖瓦颜色是帝国的黄色，但是也用其他色。朱频看到景山上众多亭子的顶有绿色的、紫色的、天蓝色的与深紫蓝的，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一样。
对北京来说，典雅的皇城和宏伟的景色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街道上的日常生活也让朱频着迷。到处是人群，普通人构成的巨大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朱频看到处处都是人的海洋，大多数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蓝布衣。
在寒冷的天气中普通人穿着厚厚的棉夹克和长衫，在膝盖上系着护腿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样在任何一个季节都可遮蔽灰尘。有时人们还在裤子上面套上裁剪好的套子。这是一双专门的腿套，裁剪到臀部处以免过于肥大，为了避免滑落下来还在前面系一根带子。
二 北京 2
在夏天蓝色的海洋中有一道亮丽的白色风景线，朱频看见许多衣着时髦的女孩穿着现代的长衫(朱频说粤语的父亲会把它叫做衬衫)。
驮着煤炭来自蒙古的骆驼队汗流浃背地经过打着小阳伞、手持鹿角和其他物品的人，统一着装的士兵走过骑着毛驴的农妇身边或者走过在汽车道边的宽阔泥地中行进的蒙古骡车。有时送葬的队伍戏剧性地散开一百码远，那些专职的葬礼师让男人穿着灰绿的服装，看上去像三明治师傅，还像纽约大街举着广告牌的人。女学生的头发烫得鬈曲，她们的围巾随风飞舞，她们坐着人力车经过，一些高官坐着豪华轿车从站立在道两旁的卫兵中间匆匆通过，这些小车的司机喜欢按喇叭，最喜欢接的那种喇叭声就是“索—多—软—米”。这里古老的与现代的交汇融合。有时还可能见到满族妇女，她或许是一个昔日的公主，涂着厚厚的胭脂，戴一英尺高的头饰。满族的审美观念似乎是女人以高为美，结果就是既有高高的头饰也有高高的鞋底。
人力车到处都是，一旦潜在的顾客出现，六个人力车的车夫冲向前来。人力车的设计考虑到拉车者的重量与坐车者重量之间的平衡，人力车很方便，朱频喜欢坐人力车。拉人力车的男孩请人让路时，他喜欢听脚下的车铃声和急促的“借光!”叫喊声。“借光”字面上的意思是“借你的光”，但在这里其意思更接近这样的含义：“麻烦你让一条路好吗?”
一个人从来不会在北京失去方向感，原因之一在于拉人力车的男孩在向左或向右转时指称方向——北、南、东或西——对于后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他们从来不犯错误。朱频也形成这样的习惯。坐在人力车上，他喜欢对车夫说“往东”、“往西”。
在大街的后面是许许多多的胡同或小巷，这也是北京生活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大街是直的，那么胡同就不是，这些胡同的名字上生土长，稀奇古怪，比如说牛尾胡同、甜井胡同和小哑巴胡同。胡同和平宁静，因为房子矮，所以有乡村的情调。这里一些是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和一些有花园的房子有时也隐藏在不起眼的入口之中。只有人力车的声音、旅行者的脚步声与缥缈而高亢的叫卖声偶尔会打破胡同的平和与安宁。
胡同中的每种小贩都有自己特有的吆喝方式和肩扛的行头。白天，肉贩、鱼贩和水果贩方便了家庭主妇。一些小贩收集废旧瓶子。一些小贩卖给家庭妇女小东西——针线、纽扣、丝带和化妆品——还有各种糖果和各种小孩玩具。这些小贩用一根棒敲击一个小手鼓吆喝买卖;小贩用的棒弯曲，由丝线将小金属头悬在棒的两头，来回摆动，快速而有节奏地敲打在鼓上。一个大而沉闷的声响表明那是路边理发师，担子的一端火炉上烧着一盆热水，另一端是为顾客服务的工具箱，刮胡刀和毛巾摆放在工具箱的抽屉里。
在夜晚，小贩的叫卖声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韵律感，叫卖声各不相同。朱频学会分辨每一种叫卖声，为了听到卖冰糖葫芦或粘糖的野山楂的小贩叫卖声，他常常睡得很晚。夜晚宁静，然而有时也不这样。喜鹊和乌鸦长久以来在东面空地的大树上安了家。不一会儿他会听到细小的空空声，那是卖葫芦的小贩。几分钟后他会听到远处传来有节奏的卖元宵小贩的吆喝声，小小的圆圆的汤圆在热水里翻滚，这种声音是小贩用汤匙敲击碗发出来的，两件东西由一只手拿着，好像一个西班牙舞者在打响板。这些卖消夜的小贩叫卖声低沉、柔和而幽远，他们为夜晚的宁静增添了意蕴。
假如朱频一直熬夜，他能听到远处钟楼传来的钟鼓声，钟鼓声告诉他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午夜，当城市的更夫经过街道，用木板敲击三下，朱频知道已经半夜三更。这就是胡同中的音乐。
在这些北京小贩身上还有更为特别的东西。当一个小贩吆喝他的买卖时，他通常将手握成杯状放在耳朵背后好像可以增加音量将吆喝声传得更远。一个人通常将手做成杯形放在嘴边以便将声音放大，但是在耳边这样做只不过能使自己听得更清楚些。小贩们好像觉得如果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回音，那么他的声音也能传得更远。
朱频喜欢在北京的街头闲逛，喜欢观察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朱频的参观漫无目的。他去过喇嘛庙和天坛，他特别喜欢赶庙会，在一个月的固定日子里，在不同的寺庙中轮流开庙会(比如6号、16号、26号在一个寺庙;5号、15号、25号就在另一个寺庙)。这里人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二手鞋、古董到绘画赝品。许多宫殿博物馆收藏有数百年的丰富藏品，这些都是昔日皇帝的藏品。如今它们都对公众开放了。许多街道两边都是二手书店，甚至有两条街全是卖灯笼的。
离朱频住地半英里远的阜成门外有一个休闲公园，普通的市民去那里娱乐。这里有玩魔术的、耍杂技的和打拳的，拳击手用拳击的方式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铁打损伤药。这里也进行京剧表演。
京剧是普通人的嗜好，在中国戏剧中因为没有
“钻石马掌”，不追求荣华富贵。“京剧迷”并不少见，他们狂热而身无分文，在大街小巷中字正腔圆唱京剧，一次又一次复活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悲剧性和伟大的生活。中国的文盲正是通过剧场和戏剧学到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
朱频在城南休闲公园中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女演员的演唱，她唱花鼓戏。这是一种独角戏，用有节奏的语言讲述一段历史的插曲并饱含深情的唱出。这也是古代中国史诗产生的方式——在一种乐器的伴奏下一些自弹自唱者讲述历史的片段。使用的惟一乐器是直径一英尺的小鼓。它被放在台上的一个合适位置，那个女孩用一根棍子有节奏的击鼓并与她说的故事和演唱的节奏一致。她通常在对话中扮演两个角色，通过她的手势和训练有素的声音塑造人物的性格，流畅而波浪般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耳朵。
屯干集市(TunganBazaar)是朱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假期意味着人多，那么在这样的集市中，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假日。因为这样的集市是由许多小商店的街道组合而成，因此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如同在一个百货商场，你能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就像百货商场中的柜台一样。这些街道有二十英尺宽，商店中摆放着各种货物，前面没有地方摆东西。在商店中的人可以自如的与街道对面商店中的人交谈。当然这些街道不准许小贩进入。
集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商店里卖的化妆品、五金、水果、零食、古玩、灯具、书和文具到小吃店、固定的餐馆和戏院。各阶层的人士汇集在这里，构成购买和娱乐消费群体。这里每个人都融为一体：男人、女人和孩子，官员与普通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他们形成一个巨大的有中国人文特色的人群——讨价还价的买卖、欢声笑语、忙碌与悠闲的生活——这是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北京的生活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辛勤劳作的人总是准备嘲笑别人的痛苦，如同自嘲自已的痛苦一样。在这里你感受到北京的各种味道，倾听到北京的各种声音，还有男人的呵斥声和婴儿的哭声。同时并不令人讨厌的而有节奏的黄铜茶碟丁当声表明这是卖饮料的小贩。这里的人忙碌、充实、辛劳和欢笑，街上的男人平和地打理自己的生意好像这里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般，甚至在异族统治之下也是如此。
这是中国北方，比起南方人，北方人更高大、更强壮、更直率。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尤其在公元四、五六世纪，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占领中国北部，在这里汉人与这些入侵者存在广泛的通婚。
早在六到八世纪，犹太人经过突厥地区来到中国，聂斯脱利派经卷仍流传至今，其中谈到从小亚细亚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像其他部落一样他们逐渐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纪初，在河南(一个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会堂，但是他们说汉语，像中国人一样穿着并与中国人通婚。
数百年来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外来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个成功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异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尽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无敌，然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最兴盛时期，中国贡献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纸币、安逸的生活、高档的烹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一种人之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观念，判定一个人不是以他的种族而是严格依照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进行判定——依照他个人的品性。中国人面对武力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一种玄妙而迂回的不抵抗方式并为这种武力和权力高唱赞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说来中国人同化外来民族的办法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是把他们当一个外来者对待，而是试图让他们忘却异族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养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时期，鞑靼人和胡人从长城的另一边来到中国北方安营扎寨，南方(围绕南京)因为其文化幽雅和深邃而闻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迁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镇为纽约或新伦敦一样，那些名字都是他们昔日国家中的城市名。
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能看到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南方上海和杭州周边的人们更擅长做生意而不善于做一个战士。他们喜欢舒适和奢华的生活。这里的男人长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长胡子。殷实人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缺乏足够的锻炼。最典型的当属苏州，其以美女闻名天下。苏州话有女性化的特征，这里丰衣足食，舒适无度。富有的苏州年轻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读报一直到十一点。据说一个苏州男人打架时，一边挽起衣袖说“过来!”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等到衣袖挽起时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门前。然而这块地方还以学术和众多大图书馆闻名。书香门第的女孩在书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她们中的许多人能写就漂亮、甜美与忧郁悲伤的爱情诗篇。在中国北方，引入外来血统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纪)民族间的融合非常明显。许多唐朝的将军都有异族的血统，众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给附属国的首领。李白——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统。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里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从这个观点看，这个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三 中国人的语言 1
在一位远方叔叔的安排下来频暂时住进一处在北京的广东人互助会所，这种会所或地区互助会——在美国称为会社，意思是“会堂”，是某个地区的人们或者某个家族群体帮助他们在陌生地的同乡的组织。在这里一般有旅行者居住的地方，有时还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和教师帮助以满足不时之需，事实上这种会所的成员来自相同的地方，操同样的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家族之情是中国家庭制度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很真切的情感。一个人帮助他来自同族的亲戚，他为他同乡当中出现这样杰出的成员由衷地感到自豪。
生活在广东老乡的会所中，朱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一些来自老家的底层官员的家庭也生活在这里。他不感到孤单，他能用广东话与他们愉快地交谈。
朱频想他应该学习普通话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他的发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他发音不对，两个词的发音都是pao-tse，但是音调不一样。
普通话特别是更纯正的北京语言是中国的国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行全中国。方言千差万别，但是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外，正如已经谈到的，那种差别没有大到西北的满族人不能够与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正常交流。在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沿海地带有三种主要的方言群体，除了上海大山将剩下的方言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隔开：上海人，福建人和广州人。这些方言本身之间的差别以及方言与中国语言大家庭的差别如此之大犹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比起纯正的普通话外国人更熟悉这些方言，因为国外的商人经常用它们进行联系和交流。但是从上海出发经过长江，人们说话仅仅有些许口音，这种语音与北京普通话的差别不会大于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语音与新英格兰人的区别。如今所有学校的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普及到全中国。
(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
“车”，成为huoche，即“火车”。Electrictalk意为“电话”，而Electric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Chiang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Ila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slaughter和flight二词与Schlacht和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tao=刀
二声的t’ac=桃
三声的tao=逃
四声的tao=到、道
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
中国人说话并没有意识到发音。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调，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说话仅仅是带有天生的音调特征，同样一个德国孩子说半年(halbesJahr)，也从不会想它是中性的。他也从不会说hatherJahr(阳性)或者halbeJahr(阴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
尽管只有四种音调，在四个音调的变化中，汉语依然有大约一千六百种音节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许多词语具有同一发音和同样音调，这促使了古汉语的演进，不是往字母拼写方面而是往一种写作图像类型演进。
字母的拼写顺序基于不同的声音，显然它不能区别一个词汇的不同意义，用不同音调的发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汉字的书写最初作为一种图像体系出现，但是这种描述仅仅部分正确。从原初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象征文字为单一的图像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语言很少有音节的形式，拼写时许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写，指代不同的事物：“一个包”，“抱”，“跑”，“吃了个饱”，“一件长袍”，“一个气泡”，“鞭炮”等等。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征意最初来自孕育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形象。
为了在拼写中区别一个pao与另一个pao，中国人形成一种词汇等级体系，称为“词根”，在基本象征词上加上偏旁来确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pao成为纯粹的语音象征，随即我们有以下系列的字：词根含义抱包加上手拥抱跑包加上脚跑袍包加上衣一件袍子饱包加上食旁吃个饱泡包加上水一个气泡炮包加上火鞭炮
图像原则产生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受到限制。许多场合需要区分沙子的图像与米的图像。因此，一只鸟儿在水边(河边)的足印用来代表沙子。然而一个人如何用图像来表示“但是”这个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汉语“借”意思是“点火”，用它来表示“但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发音。逐渐的许多重要的词汇由于它们的语音价值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语音象征加上词根成为创造汉字的最常见的方式。如同我们在上面见到的“包”的例子，关键词成为一个语音象征并发展出其他特征。
三 中国人的语言 2
如今最全的汉语百科词典列举了40000多个这样的构词特征，大约有四分之三不在当下文学中使用的古代和方言词汇。一个好的综合性的大学词典包括大约14000个这样的特征。一个小型的城市出版社熟悉7000到9000这样的特征就够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了解这些构词特征，但是一个人熟悉3000到4000这样的特征就能熟练阅读报纸。这就是一个中国高中生应该掌握的。许多这样的特征是变化的，或重复或仅仅运用在少数的地方，进一步的限制是可能的。日本人运用汉语的构词特征，但是在官方已经限制这些特性的数量，现在使用的大约有1850个这样的特征，小学生只需掌握大约800个这样的特征。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汉语词汇的多音节特征，很容易见到2000个这样的特征构成数量众多的词汇;学校、社会、教育、插图、会议和解决都是双音节词汇，拼写为两个特性。
这种书写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的确太难了，如果要练习写好一手漂亮和形式完美的书法不费苦功学习这些特征是不行的。这种追求漂亮书法的练习消耗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它也限制了文化在民众中普及。读写能力成为知识阶层的特权。
古代中国社会存在四个社会阶层：第一是士大夫，第二是农民，第三是艺术家，第四是商人：其中士大夫总是最受尊敬。
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事情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考试制度，即针对知识分子的国家考试。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总有一个机会扬名全国，并获得国家的承认和荣誉。
这些考试如同一个在文学领域进行国家选拔冠军的系列测试。首先，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地方考试，局限在他生活的地区。那些通过这些考试成绩为优或良的人(类似学士学位)才有资格参加省试。通过省试的成功选手(类似一个硕士学位)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这些考试题目有关于历史论文、道德文章、当前的政治问题、古典艺术和诗歌。可以想见在众多知识分子中胜出的全国冠军该是多么的荣耀!皇帝亲自嘉奖他，赏赐一匹白马，并在首都游行庆祝。皇帝通常还将一个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在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很高的官阶。他“飞黄腾达”。这是值得好好打拼和珍视的功业，这也是全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和梦想的目标。
无论是不是第一，通过殿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对一个人的学识的承认。在首都的孔庙里，这些知识分子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以示其荣耀。一百年后，一个村庄依然能够记得他们那里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中了进士。整个村庄和整个家族引以为荣。大多数进士被委任为大学士或者翰林，掌管朝廷学院的编撰工作。其他的被委任为地方官。
这些考试成为国家机构选拔贤才的一种手段，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围绕这种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乡村的学校、省一级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培养选手。众所周知，一些知识分子年龄大了还竭力通过这些考试。通过考试本身就是成功。假如在这些考试中失败，甚至只是地区一级考试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大失败。在现代的学校中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也有些特殊的大学与这种考试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是真正大学的雏形，即书院，书院致力于研究与学习。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书院成员帮助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水平，不过没有学位。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学问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根据他们的地位、成绩和家庭背景，通过国家考试的成功者被选拔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和文官。知识分子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件好事，这种地位的取得是依靠个人的业绩和才能;每个具有这方面学习潜质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实际上家族愿意为有上进心的孩子投资。学问始终得到尊重。不好的是，成功者仅限于掌握诗歌和韵文写作的人。这种考试在1904年被废除了。现在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和大学的考试替代了它。
中国的书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书写成为统一中国的重要手段。不管他们所说的语言如何变化，因为书写的文字的视觉特征并不依赖发音，因而也不会产生误解。基督十字架的象征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说出和拼写它(Cross，Crois，Kreuz)，然而各国的人对于十字架图像的含义对于各国的人都非常明白，不会受到语言的影响。
这对中国人的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的尊崇感。如今，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轻松地阅读并准确地理解孔子的著作，虽然在流失的岁月中发音改变了许多，然而书写的文字并没有发生改变。孔子说古语，然而其书写的文字没有改变。如果一个人能自如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通过同样的训练他能阅读五百年、七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中国哲学典籍。比较一下西方人阅读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作品的难度，他只不过生活在六百年前。要是孔子的著作在一千年前就难以卒读，中国人还会对孔子顶礼膜拜吗?
图像文字的书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另一个真正巨大的困难。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古代的汉语进行书写，完全不同于当今口语。学习古代汉语付出的劳动堪比西方人学习阅读和书写拉丁语。对于处于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掌握书面语言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1917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领导了汉字书写的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如今所有学校都接受了这种体系。这使得书写汉字更容易。
由于这些原因，汉语的单音节特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知其最初从何而来，很少辅音和音节，也很少强调语音。无论如何这使得汉语在形成过程中远离了拼音的书写。这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专门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种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力量，一条连接历史的强有力的纽带。如今大众教育正在打破少数人才能读写的特权。我觉得中国人不会放弃他们传统的书写方式，因为这与中国文化和书法韵味深厚的美感联系在一起，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可以与绘画相媲美并与绘画唇齿相依。但是在保留这些特征的同时，至少尽可能减少目前使用的数量，同时通过减少笔画和消除更复杂的形式达到简化文字的目的。
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朱频绞尽脑汁地琢磨中国汉字的拼写。现在他毫无倦意。他在广东会馆的白色庭院中漫步，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中，他的思绪飞回自己的家里。父亲教他的一首诗又萦绕心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朱频用汉语念出来，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突然，汉语的语音和语言纯粹的神奇力量——无与伦比的简洁——征服了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简洁的发音和词语的音调使得汉语如此的独特。此时他看到中国汉语婀娜多姿的美，他渴望了解得更多。
四 中国人的节日
朱频不久就明白普通的中国人从不缺少节日。这些节日通常庆祝不断变化的季节或者拜祭祖先，在古老的中国，这些节日代替了西方世界中的周六休息日。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星期的概念，正是这些节日成为中国人摆脱工作，放松、休息和娱乐的一个机会。
因为古老中国的历法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上的(只是在共和国开始后，中国才开始使用西方历法)，节日在每一年中都在不同日子中来临。中国的阴历年有一个月是29天或30天，因此每月的第15天总是满月。12个月只有354天，少于阳历年，所以若于年后需要用一个特别的月来补足。
古老帝国的天文学家非常明白阳历年有365天，但是农民的历书是根据阳历的。他们总是能为冬至或夏至给出一个合适的日子，“立秋”或“收获季节的到来”。农民所使用的这些季节性日子基本上与西方的日历相对应。
中国人通过阳历与阴历年来计算时间，但是节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之上的。
新年的庆祝发生在每年1月21日到2月19日之间，这可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除夕之夜是过去一年的所有欠账被勾销的日子。庆祝的时间都花在宴席和走访上了。那些祝福敬献给祖先、父母和朋友。来年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大了一岁。依照中国的旧俗，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就算一岁，过了第一个新年就算2岁。(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渴望大些，再大些，到60、70、80岁，尽可能的大些。)一年中的最后10天，灶神应该回到天上汇报一年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表现。
朱频知道这个节日是在一个新年的前几天，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在厨房发现一个张大嘴巴的灶神。灶神印在一张红纸上。有人还在他的嘴周围涂上厚厚的浆糊。朱频问厨娘图画的含义。
“他是灶神，今天他要回到天廷休假10天，并向玉皇大帝汇报我们一年来所做的事情。”
“谁在他嘴边抹上浆糊于什么呢?”
“我抹的，现在他不能说话。”她抿着嘴笑了，她看墙上的灶神时，眼睛闪闪发亮，“主人，这样会让他去做好事。其他的神仙也很好，但是灶神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一年中家庭成员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能让他说话，每家都这样做。”
对于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讲，新年只有三、四天。但是理论上新年实际上在第一个月的第15日的元宵节结束。这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巨大的纸龙在街上游行，人们还放焰火，在夜晚的灯笼展中，每一个家庭都在比谁的灯设计得最独特和谁的灯最美。
中国人重要的春节也包括复活节，在中国称为清明节，即“扫墓日”。在这一天大家都到乡下去拜祭祖先的坟墓，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尤其对于家庭中很少有机会到乡间休闲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
在每一座墓碑之前，通常有一个摆放酒和鲜花等祭祀用品的平台。家庭中的长者跪着诵读祭文。随后酒作为祭酒洒在地上，祭文被烧掉以便死者收到它，一些人也烧“纸钱”，折叠的纸钱在中央贴上银色的锡箔纸，这样他们的亲戚就能在阴间使用。像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是超神灵的民族，纸钱是一种超神灵的表达，填补人们精神的需要。人们不能肯定这些纸钱是不是阴间的通行货币，但是人们都喜欢肯定地去这样想。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情，因为它你会感到更好。这类似于一个美国人对无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没有人相信烈士会意识到他所得到的荣誉，重要的是他为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
扫墓通常很喧嚣，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仪式。一些孤儿寡母或不幸的妇女和生活艰难的女孩也把这种场合当做向死者倾诉烦闷和痛苦的机会。因而这样的哭诉很真挚也很感人。一位失去丈夫的媳妇，依照中国的风俗，她必须与她丈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扫墓时她会向她丈夫的灵魂哭诉：“我亲爱的丈夫啊，如果你没有离开我，我的命就没有现在这样苦啊。”她恶毒的婆婆不喜欢听到这些，但是她对此也毫无办法。
7月7日这天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情人节，一个庆祝浪漫爱情的节日。牛郎和织女是被银河系分开的两个星座。传说牛郎是一个英俊勤劳的男孩，织女是一个沉静的女孩，擅长针线活，直到有一天他们相遇。那一刻牛郎忘了放牛，而织女的心也从针线上飞了出去。她织的金袍因而没有完成。玉皇大帝不久发现了其中的原因，盛怒之下，他下令将这对情人拆散，除了一年中的7月7日那天以外永不相见。
整整一年的日子，男孩与女孩要忍受分离的孤独与寂寞，他们度日如年，等待他们一年中相会的这一天，等待所有夜晚中的这一个真正属于爱情的夜晚。喜鹊目睹了这一切，情人们的幽怨深深地打动了它们，于是它们从巢穴中衔来石头，在银河上(天堂之河)搭建了一座桥，这样两位相亲相爱的人能在7月7日那天到来时在鹊桥相会。
这个节日对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尤为特别，在旧时代她们深锁在闺房里，提及这个节日她们脸上见不到笑容，因为传说把她们被压抑的爱情象征化了。在古时，未婚的女孩和男孩才庆祝这一节日。穿着装饰有红色丝绸的盛装的男孩女孩来到开阔的地方，如果有一只喜鹊在头顶鸣叫，大家就认为这是爱情的好兆头。有时还专门为女孩举行在月光下穿针线的比赛。如果她们成功，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
朱频赶上盂兰盆节(又称“中元节”、“鬼节”)纯属偶然，这是一个佛教的节日，通常在7月中旬，是为了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没有进行体面下葬的人而进行的祈祷。这些灵魂没有每年墓前的供品。在盂兰盆节日中供品摆放在开阔的地方，有时摆放在繁忙的大街的路旁。在一些城市，大街上都在庆祝这一节日，商店的雇员也在这一天休息。
那个无名的情人墓，在较远的外城西南角，如今北京人最喜爱去那里幽会。出于某些原因，这座无名坟墓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据说一个自杀的漂亮女人葬在这里，她的母亲毁掉了她的爱情。由于年代久远，墓志铭早已脱落：她的姓名和生活年月无从考证。墓处在一个荒凉的池塘边，覆盖着草丛灌木，无人关心，听之任之。但是在万灵节许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恋人带着他们的。心愿来到无名的墓前，向数百年前的无名的甜蜜爱情表达深深的敬意。最有名的是刻在上面的诗句，应该是女孩的恋人写的，诗句还隐约可见。诗歌的开头充满无限的悲伤：世间如悲伤之海，人生幽怨无数。短歌咽绝，圆月残缺。
诗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悲剧：很久以前的两个恋人的悲剧，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一些参观者带来野炊的篮子在这里午餐。夕阳倒映在灌木覆盖的池塘的平静水面上，乌鸦在空中哀鸣，献给死者的水果摆放在那里，纸钱烧起。有时点燃一堆篝火，夜幕降临，人们坐视篝火，默默的祈祷随轻烟慢慢飞升天际。月亮出来了，又一对情侣可能要出现了。灰烬在搅动，火苗还会闪现。恋人们或默然或呢喃，坐在皎洁的月色世界里，沉浸在美轮美奂的景致之中。在远处——在乡间和附近的村庄，或在路旁——相同的火光点亮了黑夜。这是朱频所见到的最动人和最落寞的景象。
下一个月就是中秋之月。在中国人心中，这个词意味着中秋节。几个星期来，朱频已吃了太多的月饼。一个他所在会所的阿姨开办了一个店铺，这里制作的月饼与在广州制作的月饼一样。这些月饼是圆的，中间的馅有忘忧果、绿豆沙或甜票子。月饼有不同的尺寸，最大的直径有十英寸大，它们在国家的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后命名。在古时人们期待看谁会获得那个最大的月饼，一如看在国家考试中谁得第一一样。
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和庆祝之日。会所举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频遇到朱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位要员。朱先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公众场合总穿西装。他是在北京广东会所中最杰出的一员，但是在聚会中他并没有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辈份安排，一位七十多岁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则坐在他旁边。
朱先生和朱频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离乡背井，朱先生便邀请朱频去他家坐坐。朱频说认识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同乡叔叔感到非常的荣耀。朱先生要离开时，他再一次邀请朱频。朱频没有料到他将看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六 中国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
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想法并不重要，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如今，当二舅舅去世后，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当然，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
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特殊服务。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一碗汤，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肉与蔬菜仅仅“下饭”。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
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反正，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
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至少不能轻贱家庭。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教养”。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责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因为她教子有方。
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从前在我的家乡，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长大之后，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
家族崇拜是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场合，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燃香，点蜡烛，供品摆在祭台上，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从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习惯在许多方百都可以见到。一个男人的妻子被称为“媳妇”——“你儿子娶媳妇了吗?”——因为新娘是一家之长选定的。因而一个人参加婚礼就是去看一个男人娶一个“新媳妇”，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孙子”。
与西方家庭成员关系相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有各种的称谓，根据她是不是年龄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轻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妈、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因而，一个父亲的姐妹是
“姑”，一个母亲的姐妹是“姨”，一个叔叔的妻子是“婶”，诸如此类。
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长辈。在美国，一个家庭通常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在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家庭成员还包括爷爷奶奶。
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内在美存在。当孩子年幼时父母照料他们，他们长大之后又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生活如此轮回。当你是一个无助的婴儿时，年轻的妈妈照料你;当她年岁大，没有生活能力时，你照顾你的妈妈。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古代，妇女不参加公众的生活。如今随处可见中国妇女工作在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楼里。与美国一样，妇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个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荣耀。即便儿子是丞相，当他母亲说话时他得立即闭嘴，如果他犯了大错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妇女都是那么的伟大和迷人。对于如何去管理家务事，男人们知之甚少，如果要管、结果看上去总有点好笑。丈夫们和父亲们谈论家事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独断，理所当然就显得很好笑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说妇女没有智慧。
在古代中国教育女孩就是培养一个淑女，在女性的技艺方面成为佼佼者，包括针线活、烹饪、文学、艺术和音乐，一如18世纪的欧洲。缠足是过度追求淑女化的一个恶果。因为其本质是性别追求的结果。妇女渴望拥有一双小脚，越小越好。所以母亲们预想和希望一双值得自豪的小脚，女孩子很小时大人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不让脚自然地生长。在古代中国，缠过的脚才被认为是美的。另外，她们完全改变了走路的步态和妇女的仪态，一如妇女穿高跟鞋地的效果。现在妇女很少缠足了，但是纵然缠足的风俗还延续，拥有一双小脚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纳妾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大龄婚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而在中国，丈夫通过纳妾来解决，妾通常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或娱乐场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过妾，妻子具有头人和母亲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与妻子的孩子一视同仁。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传统，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岁时妻子还不能生子的话。
在中国也有离婚现象，便是特别少见。如果儿媳虐待公婆，或让他们挨饿，或歧视他们，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衙门中得到离婚的判决。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总是比了郪更重要。根据中国法律，在丈夫成为富人之后，是不允许他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离婚的。有一句中国谚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飞黄腾达。
祖宗崇拜和将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为儒家教义中的一部分。当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内容更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其他社会品德的基础。孔子没有创立或者创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
七 儒教、佛教写道教
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人，他不讲哲学，不谈神，也不论死后之事。像苏格拉底，或者像美国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孔子只是一个聪明的、年长的、深刻的、非常机智的思想家。他只论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
《论语》中有孔子的谈话，开篇三句话就谈到学习的乐趣、交友的乐趣和内心丰富的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本性的培养。虽然他不把神和哲学神秘化，但他谈论平白的日常感受，这不可能将它置于一个神的地位。因而在中国人的信仰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佛教和道教深入其中，填补了大众的想像和大众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三大宗教的原因：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三者中，儒教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模式最为深远。
在佛教和道教中，有一个善的哲学体系，但是这种哲学适合知识分子，远非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哲学家还把其他的内容加入其中，比如一个善的天堂、一个邪恶的地狱，可见的偶像和为数众多的令人迷惑的神灵和圣人，这些使得它们被称为“大众的宗教”。
佛说生活中有痛苦，痛苦源于人对欲望的追求。一条解脱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克服掉肉体的欲望，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但是不断发展的佛教具备了大众宗教的一切特征，特别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盛行。其他的佛教国家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信仰小乘佛教。佛教有一个邪恶与多姿多彩的天堂和地狱(地狱分为十八层)。通过默念佛主释迦牟尼的名字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得到拯救。许多的人为死者祈祷。有大量的圣徒、高级的圣人或低级别的神被称为菩萨。这些圣徒已取得真经，本该圆寂，但是他们仍选择了世俗的生活，并联系着人类。有许多寺庙和不结婚的和尚，当然个别的除外。
通常说来，佛教教导人生是一个生死轮回的圆圈，我们现在为我们前生所做的接受惩罚，我们将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接受惩罚。这个圆圈是痛苦的和一个永不休止、应接不暇的幻影。人要逃脱这个圆圈才能获得拯救。信仰灵魂转世的教义导致教徒对动物有侧隐之心，并禁止杀生，包括拍死蚊子、踩死蚂蚁。素食主义或不吃肉通常在佛教徒中践行。吃素可以限制在某个时期中，像罗马天主教徒在周五吃素一样。转世的教义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骑的驴或许曾经是一个前世的人和一个兄弟，虽然他不认识他，不记得他前世的存在。这也带来一种伟大而普遍的侧隐之心，这也带来一种信念：无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为何要去做。
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道德经》包括大量的警句，尽管只有五千字。老子点明弱小的力量、谦卑的胜利特性、自负的危险与退后一步的禆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水是道家品格的象征，水能寻找到更低的地面并渗透到任何地方。下面一段是表现《道德经》的内容与风格的好例子：
天下人都对我说，道广大，却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正因为它广大，所以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它像的话，早就渺小了。
我有三种宝物，持守和保全着。第一种是慈爱，第二种是节俭，第三种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一个人有慈爱就无所畏惧;一个人节俭就能宽广;一个人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而寻求勇武、舍弃节俭而求取宽广、舍弃退让而寻求争先，是走向死路一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上天要保护谁，就用慈爱来武装他。
但是随着道教向大众化形式的发展，其彻底地成为另外的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大众化的道教则是中国人的心灵创造。中国人将道教视为巫术和邪恶的魔法，念咒文和咒语，大众道教中有许多强大的恶魔，同样也有降伏这些恶魔的强大的超自然的神灵。在神话传说中，这些恶魔之间的战斗非常有趣。道教有自己的道士和道观，过去还有一位教主。但是道教不再有老子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化的教义了。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道教是一种为老子创造的玄学以及开放的信仰。
幸运的是，儒教避免了大众化的腐蚀。一个人不能用普通的情感进行欺骗，也不能围绕它创建一个天堂和地狱。儒教是一种普通情感的宗教。
孔子教导，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业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当询问死后之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对古代的宗教实践做了大量的历史性研究，但是他避而不谈超自然的东西。
孔子有一段金玉良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有的教导都与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苏格拉底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孔子的箴言是：独善其身，或完善你自己。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经常反躬自省‘我在做什么’，那么就不知晓如何与人打交道。”根据这种培养和完善自己的方式，他教导的两件事非常特别。
首先需要教育和训练。他认为所有人的本性多少相似，但是习惯和训练成长出不同的人性，因此需要对孩童加以训练。
根据儒家的观念，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必须在家里和在少年时代学会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一个人对人和责任要有正确的态度。孔子教育非常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应该尽力成为善良的人。但是什么是善良的人?这很含糊。在家成为一个好儿子是确定性的和不能回避的。一个确定性的空间包含一种确定性的责任。这包含原则、服从、爱和奉献，以及责任。这并不容易，但是个性的培养得从孩童时代形成正确的习惯开始。
其次，孔子认为，法律与政治是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必须基于个体的培养。孔子说，这是智慧的开端和终点。因此在儒家的《四书》中的最初段落，直到现代，中国学生上学后都要学习。这段是这样说的：
古人，想要使得美德显明天下，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想要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正;想使自己的心正，首先自己要诚实;要想做个诚实的人，首先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一种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理解人与人生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
只有将事物的原理—一探究到极致，然后才能获得诚实的目标。当具有诚实的品质，才能心正。心正之后，然后才能涵养自身的道德。道德修养提高后，才能调理家庭生活。当规划好家庭生活，国家才能治理好。治理好国家，而后才能天下太平。
从皇帝到老百姓，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是这个基础破坏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棵这样的树，其树干又细又小，而其顶部的树枝长得繁茂。这就是事物之本的含义。
八 中国的长城 1
自从朱频到达中国，他一直渴望看到中国的长城。对于他和所有的人来说，长城——世界上的奇迹之一，是巨大而古老的中国的象征。站在长城上你能感受和几乎看到古老中国浮现在眼前。在复活节中的一个上午，一个适合到乡间旅行的舒适日子，在离北京几英里外的门头沟，朱频乘专列到达这一历史胜地，其间大约有两三个小时的行程。
长城的缔造者秦始皇是中国的希特勒，他统治中国三十七年，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大约早于居里斯?凯撒二百年，秦始皇创建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他绝不是古中国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秦始皇是一个后来者。孔子诞生时，伟大的古代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应该从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开始，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前2597年，比这还早的是传说中居住在树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岁月里被记忆符号化了。但是从黄帝始，有一个清晰的继任统治者的诺系，整个历史是可信的，虽然神秘的传说与早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类似于英国历史中的圣?乔治与龙的关系。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象征，他的名字与商业、文字、算术、医药、国家体制、甚至栽桑养蚕的起源息息相关，尽管很难相信这些在同一个时期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渐取得的。
孔子将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尧、舜——他们从公元前2357年到2206年在位。世袭政府开始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出现了。通过铜器上的雕刻，我们能寻觅到最早的文字形式。这些最早出现在如今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以南，在随后的商朝中，巫师的巨大权力有据可查——幸运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的甲骨文大白于天下，这些甲骨文对这一时期历史有诸多的记载。
随后一股新的力量在西北出现，著名的周朝开始了。名义上它存在了很长时间，近九百年(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7年)，这是中国的古典时期。在这一创造力勃发的时期，哲学发展，思想繁荣。同时也打破了奴隶制度，新兴的强大诸侯国为权力和地盘彼此制衡，商业式的诸侯影响深远。侯爵、伯爵和领主逐步取得权力，因此到孔子时期，他生活的地方被一个“帝王”统治，统治的地方就只有现在的两个城镇那么大。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6世纪。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都诞生在这一世纪。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释迦牟尼从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生活在印度，或者可能从公元前557到公元前477年。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出生稍微早几年。(苏格拉底——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几乎就在释迦牟尼逝世之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按照传统的说法比孔子大二十岁，年轻的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智慧方面的问题。
孔子身后的数百年，思想得到重大发展，富有的商业阶层也得到发展。商业式的诸侯能资助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自已的剑客和武士，他们能够帮助拯救或者毁灭一个政权。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府上争论，争论得越多，越多的思想偏离儒家思想并揭开观念之下的各种迷障。一些人主张用严苛的法律治国(法家);一些人相信上帝的父爱(阴阳家)和人类的兄弟情谊(墨子和墨家);一些人主张大同的形式，强调取消货币，并坚决主张每人都必须劳作;一些人怀疑文明与进步，是怀疑论者，倡导回归自然(老子和道家)。
在这一个时期，儒教的最大对手不是道教，而是墨子的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不但相信普遍的爱而且相信上帝的父爱;他们主张献身、贫穷、禁欲和无偿地帮助他人。他们反对形成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和繁文缛节的儒教仪式。
这也是一个侠义的时代。在武士中间存在强烈的荣誉感、献身和忠诚精神，这些武士为死去的朋友复仇而赴汤蹈火，最后坦然面对死亡。
这是一个政治交错、战争和联盟不断的伟大时期，也是一个裁军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到激发，寻求合适的生活道路。在孔子诞生的六年前，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位知识分子苏秦为和平竭力促成这次会议。那种氛围非常像今天的盟国会议。十二个小国派出代表参加，势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害怕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国家都担心对方成为霸主。于是两个大国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那些小国坐在一起，那两个大国的代表拒绝与他们坐在同一个房问。那些代表出席会议时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以防有人背信弃义。
孔子在世时，有七十二个“国家”或诸侯国。两三个世纪之后，仅剩七国。那些小的诸侯国已被大国兼并。六个之后五个，四个，最后仅剩两个诸侯国。这时，一支强大的力量在西北出现了——秦。一场伟大的战争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最后秦始皇——秦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长城的缔造者，打败了对手，并统一了全国。
在诸多方面，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制度、宗教和哲学观念——在周朝结束时就已经成形。尽管中国文化博大，然而政治上却四分五裂。如今统一中国的梦想成为现实，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憎恨的。儒者特别憎恨秦始皇，因为他下令焚烧所有的儒家典籍，他甚至为几百位知识分子设置了一个圈套，因为他们批评他的王国以及他们特立独行。秦始皇耍了一个花招让他们在一个峡谷中相会，结果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把他们活活砸死了。秦王朝崩溃后，儒家典籍仍流传下来，因为许多典籍藏在房子的墙壁之中，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内心仍然牢记书中的内容。
八 中国的长城 2
秦始皇征服整个中国后开始考虑他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中原人被派往像广东这样靠南的地方进行统治。他简化汉字，统一道路系统，这些道路主要是他的马车和步兵的军事通道。他建立了残暴的帝国，农业工具熔铸成兵器，民众不能秘密地制造自己的武器。这样的制度执行到一个极端，最后三个家庭不得不共用一把菜刀。他下令在市场上交头接耳者要被法律惩处。他相信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叛乱。他的帝国将长命“万岁”。
秦始皇颁布命令让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去修长城。数百万的人在修长城的过程中献出生命。有一个最流行的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名叫孟姜的女子有关。在他们蜜月期间，她的丈夫被抓走了，一走之后杳无音信。绝望中，她决心孤身一人寻找丈夫，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神灵的保护下穿过老虎经常出没的大山。最后她到达长城，得到的惟一的消息是她的丈夫已去世一段时间。在一大堆遗弃的尸骨中丈夫的遗骸已无法辨认。孟姜女决意要找到丈夫的遗骸，她割开自己的手腕，并祈祷她的血将溅在丈夫的遗骸上，人们非常同情这一落寞的年轻妇人。孟姜女认为自己找到丈夫的遗骸之后，号啕大哭，悲天恸地，最后诸神也对她动了恻隐之心。随即长城上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与孟姜女的眼泪汇流成河，冲垮孟姜女所站的那段长城。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的花鼓戏和舞台上不断地流传，在某种意义上，长城代表了孟姜女的眼泪和人们对独裁的憎恨。不容许人们使用金属武器，好像就不可能有反叛。但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个独裁者非常令人憎恨，结果他梦想万代相传的帝国在他死的那年分崩离析。在他死后七年就彻底灭亡了。这好像纸搭的房子。但是反叛是如何开始的?最初人们揭竿而起。竹竿是人们仅有的武器。由于秦始皇的统治失去了民心，甚至他自己的士兵也反对他并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起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生活在被暗杀的恐惧中，他居住在通过地下通道连接起来的三十六座宫殿里，常常从一个寝宫转移到另一个寝宫，夜夜如此，如同他的妄想症一样。历史记载，在一次远离都城咸阳数百英里的巡游中，秦始皇死于一次伤风。他的死一直保密，直到他的灵枢到达都城。由于天气太热，帝王的遗体开始腐烂。为了掩盖腐烂的气味，他的亲信用成车的死鱼和腐烂的贝类放在帝王棺材的旁边。当灵枢到达都城时，每个人都哺咕：“帝王上天了!”秦始皇这个伟大独裁者的辉煌烟消云散了。
然而，秦始皇所建造的长城仍然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奇迹。长城屹立在那里，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宽，沿着祟山峻岭的山梁蜿蜒盘旋。长城的上部是平整的石头路面，军队能在上面方便而快捷地调动，十个人能并肩前行。城墙两边的防护墙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城堡。坚固的城墙在用大刀、长矛和弓箭战斗的时代起到了防护功能。枪支出现后，防护墙毫无用处，枪弹能轻易地穿透城墙。如今欧洲的城墙各式各样，长城也一样。
然而从历史上看，长城作为抵御北方蛮族侵犯的国家防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总能占据一个山梁的最高峰，获得一个视野开阔的有利位置。长城为军队在不同战场之间的调动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联系手段。甚至晚近至明朝，每百码就有一个堡垒。在白天敌人入侵的信号为烟，而到夜晚则为火箭。
朱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想像中，他靠在防护墙上，视线随着长城婉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最远的地平线。想像弥漫于心，他竭力想将长城尽收眼底，大量坚固的墙砖和泥土从中国东部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婉蜒到西部的戈壁滩。长城大约有一千五英里长。宏伟壮观的长城令人过目不忘，众所周知胡佛水坝的长度仅仅只有五分之一英里多一点。
数百年来，长城是中国北部的边界线，长城以北是众多的蒙古族和满族部落、胡人和鞑靼人——所有这些人被汉人统称为狄或北方部落。长城的南面是中国。来自北方入侵的危险始终存在，这些部落渴望攫取富庶的土地并对温暖湿润的中国平原垂涎三尺。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支优秀的军队，长城的防御价值有时也会丧失殆尽，某些北方的部落时不时突破长城的防线。中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又将那些部落赶到长城以北。
中国本身是一个内陆国家，像美国一样，中国处在气候适宜的地方，直到最近在地理上也是与世隔绝的。中国的东部是中国海;西部是西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除了冒险家几乎无人能通过;南面也是中国海，在西南边陲绵延着喜马拉雅山脉和稠密的缅甸丛林;在北面是蒙古沙漠，居住着文化程度比中国人低的游牧部落。那些与中国有联系并亲眼目睹过伟大帝国并在里面生活过的部落很尊崇中国，如同在四。五、六世纪，那些北方的入侵者尊崇中国一样。他们迅速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丝绸衣服和家居方式很快地同化了他们。
但是北方的部落依然强大，这些游牧者彪悍体壮，擅长马术。他们不断地威胁中国，不时地修建和修缮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他们。这就是中国政治中心总在北方的原因。那些伟大王朝如周朝、汉朝和唐朝选定的都城都在西北的西安。宋朝的都城在洛阳，恰好在弯曲的黄河的南面。明朝的都城在北京。
在北方黄河谷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孔子生活在黄河的下游，离青岛不远的内陆地区。甚至在孔子时代，仍然有野蛮的部落生活在半岛的东部。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人被视为蛮夷之人。他们穿短短的粗布衣并文身，据说擅长水上运动。在秦始皇死后，伟大的汉王朝建立起来，并将中国文明进一步向南推进，同时向西扩张到中国的突厥地区。
汉朝一如同一时期的罗马那样繁荣兴盛，见证了中国的征服和扩张过程，目睹了石雕艺术的飞速发展，亲证了纸的发明。在周朝，丝绸、象牙与中国漆得到全面的发展。此时仍延续着侠义和英雄崇拜的传统。在汉中叶——大约在西方基督教兴起时期——佛教由海外的印度传教士传入中国，一些传教士经由突厥地区，一些经由海路到广州。佛教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宗教，佛教的传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有了重大的联系。
政治上，汉朝是中华帝国的开始，因为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随后的两千年。甚至今天，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比起在朝代中被同化的异族来说，汉逐渐蕴涵着“种族的中国人”的含义。
同样在“唐”这个词中也有这样的含义。汉朝之后，唐朝统治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中华帝国的疆界达到最大。有一百多年，唐朝疆域向西就在今天苏联的塔吉克斯坦，接近里海。中国的公主下嫁给西藏的首领并把西藏，将中原的丝绸、茶叶及文化带入西藏地区。在南面唐朝边界延伸到印度支那，中华帝国疆域到尼泊尔与印度尼西亚岛屿。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特别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像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唐人(在广东话中称为唐人)，将他们的故乡视为唐人的故土。
从公元三世纪一直到七世纪，盛唐出现，佛教在唐朝愈发重要。古诗高度繁荣，文学批评和绘画开始起步，雕塑长足发展(在佛教的影响下)。不只是茶发明之后，人们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对茶的兴趣，而是与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清谈”。“清谈”不只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且在历史上被看做四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清谈”表明存在一个确定的休闲阶层，同时那些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些人一边摇着用长长的丝绸般马尾制成的蒲扇一边轻轻地梳理自己的胡须，沉浸在艺术、现实与人生目的以及人生虚空的玄谈中，这非常流行。返回自然的道教非常盛行。书法或者漂亮的文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的巨佛与佛教场景雕刻中，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高峰。
随着唐朝向西和向南的伟大扩张，中国文化也走向繁荣。这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因为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们都生活在八世纪，二人前后相继出生在十年间。在民间佛教风行，在宫廷道教盛行。帝国的考试制度在这时得已确立。
这也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频繁联系的时期，因为东面的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到了中华帝国的西面边界。
唐朝对所有的宗教坚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中做礼拜。在都城，有一特别的区域作为波斯人的居住区。一个波斯王，从冉冉上升的阿拉伯权力中心离开，来到这里生活并最后死在唐朝的都城西安。应该提到的还有中国伟大的旅行者玄类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阿富汗和印度，十七年后返回祖国成为一位梵文学者。他与一些同道者翻译了佛教经典文献六百多卷。
在唐朝，发明了火药，航海指南针在十一世纪之前已完善起来，印刷术的发明(十世纪)，这些经由阿拉伯商人为欧洲知晓。炼丹术(四世纪的中国文献对炼丹术有完整的记载)，造纸术和扑克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也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断完善的航海指南针。正如有时人们强调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指南针，这不是真的。但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人们就知道了磁石的惊异特性。秦始皇害怕被暗杀，他的卧室门用磁石砌成，这样任何人用暗藏的武器都会被检测出来。在一世纪明确提到一个指南针的杯子，到三世纪一个称为“指南针”的机械结构已存在。它总是伴随在帝王的随从身边，其形状为一个木制的小雕像，其指针朝南。但是这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并与驱动轮相协调。在五世纪发明了自动记载旅程的仪器。在十一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完整地记载航海指南针的文献，其中叙述了人工用磁石制作指南针的方法，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这个发明已为唐朝的海员所熟知。
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入侵之前，最后一个伟大的汉人王朝是宋朝。这个朝代为中国文化作出一些重大的贡献。首先，引入一种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并在哲学化的佛教影响下发展起来，佛教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并影响至近世。儒教变得更心理化，关注心中的各种欲望。它也更观念化和一元化，它的基础是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即“理”。这就是理学，或是理性的哲学。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异常繁荣，搪瓷的发明导致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宋朝瓷器以其纯白与精巧的形式闻名。多色瓷器在后来的明朝得到发展。
九 西方人在中国
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时，中国第一个成功的外来入侵者蒙古人踌躇满志地打败宋朝，并把他们赶到南方。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高度文明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的许多事情让西方读者惊奇不已。其中提到一件烧黑色岩块(煤炭)的事情，有些读者拒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游记还提到使用纸币的事情，这在十一世纪发明出来，当时商业印刷刚开始不到半个世纪。马可?波罗也频繁提及遇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中国的突厥地区遇到，而且在中国的东南还遇到过。
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时间，标志着在伟大蒙古王朝的灿烂文化、明朝繁荣但缺乏创造性的文化和随后的满族王朝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
唐朝以诗歌和短篇小说闻名，而宋朝以哲学，元朝以喜剧，明以小说闻名。但是从元朝以后——“近代”中国历史开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越来越频繁。马可?波罗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想像力，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到东方的捷径。哥伦布在探寻到东方的路线时发现了美洲。葡萄牙的海员在15、16世纪到达中国的沿海。葡萄牙人将烟草传入中国，随后天主教传入中国。
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明朝朝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叫马图?瑞斯(1552—1610)，他不仅穿中国服装，而且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的礼仪。这些天主教徒在帝国的宫廷中找到了乐趣，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封为宫廷天文学家。瑞斯也翻译欧洲的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书籍，给中国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一如马可?波罗给西方介绍中国一样。
后来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来到中国。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一些港口为商人提供便利，但这时已完全不同。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用舰船敲开中国的大门，海洋这曾经帮助中国与世隔绝并使得中国免遭入侵的地利，突然之间成为列强到达中国海岸的通道。中国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这场战争是在一个清政府任命的钦差大臣在港口虎门焚烧成堆的英国鸦片之后开始的。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这是西方欧洲列强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时期。中国与英国、法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失败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掠夺颐和园，火烧无价的善本图书馆。中国已饱受内乱之苦，渐渐地失去自己的主权。法国以武力取得印度支那。西藏成为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对象。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
这些事件迅速地成为气候。1898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一位传教士的死，中国被迫将青岛赔偿给德国，划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有步骤地掠夺突厥地区：如今“租借”东北的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九龙(与香港相对的内陆城镇)和威海卫，在那里长城连接渤海湾中的中国海。这些事件表现出的奇怪情形使得中国人异常的愤怒。这种特权意味着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被中国的警察逮捕。中国人对这些入侵者的憎恨被冠上“反外国”的罪名。一个名为孙逸仙的年轻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依靠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终将是泡影，他在汲取西方民主观念之后成立革命团体，这也是在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国民党的前身。
同时，一幕大戏还在没落的清朝宫廷中，在年轻的光绪帝与他的伯母之间上演，顽固无知的慈禧太后五十年来一直阻碍中国的进步。1898年光绪帝以改革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一史称“百日维新”。改革遇到慈禧大后的暗中反对，改革派密谋将这个无知的妇人赶下台。一个被光绪帝信任的将军背叛了他，随后光绪帝被软禁。
然而，公众反对外国入侵者却此起彼伏，这些力量在不断地聚集，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这些成员是一个个信仰超神灵的乌合之众，相信神灵附身使得子弹都不能穿透他们，慈禧太后也相信他们。灾难性的失败随之而来。在西方联军开进北京的当儿，慈禧与她的侄儿仓皇逃离北京。
中国的革命者懂得中国在外来列强侵略下不能生存，除非中国迅速地进行改革，如今革命者一分为二，形成了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保皇党人主张在专制的制度内改革;共和党人主张推翻满族政权，成立共和国。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懒散的满族朝廷自身。甚至在义和团兴起和中国人失败之后，中国人还在期盼和等待又一个八年，然而一无所获。年轻的皇帝被软禁在“孤岛上”，1908年慈禧与年轻的光绪帝死后，中国人对软弱的清廷彻底失望了，名义上由一个叫“宣统”即溥仪的四岁男孩统治中国。中国人的耐心彻底耗尽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结了清政府。1912年在形式上标志了中华民国的开始。
十 今日中国
孙逸仙博士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1930年朱频到达北京时，他已逝世。他的衣钵传给了一个青年男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广东领导了北伐战争，最后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向北开进，轻轻松松地整编了各省的军阀。到1926年底国民党人已到达长江边上的汉口。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在北方仍盘踞着许多实力强大的军阀，但是国民党采取不同的战略安排，这些军阀被征服、吸收和化整为零。到1930年冬天，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国家建立起来。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七年是国家重建的七年。国民党处在兴盛期，还没有进入老年。年轻的中国充满希望、自信和乐观。男人穿着卷袖的衣服而女孩穿着短袖衫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分裂和压抑之后重新统一起来，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空军在训练;港口在建设;铁路在迅速地延伸;医院、大学和博物馆在修建。就在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前
(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汉口附近一座双层钢建大桥刚刚落成。
日本人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而恐怖。一个强大、统一与现代的中国击碎了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的“大亚帝国”的梦想。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向西迁移到不受日本占领的自由之地，主要迁移到四川省的山区，在这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建立了战时临时首都。全部的工厂，还有机械设备，用船和人力沿着长江搬运到内陆。男人、妇女与儿童携带着细软，乘坐车船、骡子或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一起迁移到内陆。中国在撤退之后失去大片的河山。蒋介石的战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战略得到人们抗日情绪的支持，从来没有在优势的武力下屈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正式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在之前的1940年，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关闭了缅甸公路，这是中国惟一的一条来自外国的物资供给线，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为修建它付出艰辛的劳动。
然而，中国正在迅速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在经历战后第一年的希望之后，国家士气低落、绝望与茫然。国民党军队缺衣少食，不受重视，堕落到可怜的地步。
从1945年7月一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满洲里的战争开始了。“中国问题专家”向蒋介石的盟友宣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党人。在外来压力和反对这种判断的压力之下，腐败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察尔汗
(Kalgsn)撤退。这个战略性的铁路中心控制着通往满洲里的门户，这为争夺日本军事装备的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大门。装备并不精良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开进满洲里，三年后他们用大炮连续七十二小时攻夺下了炮轰锦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日益盛行，人们对通货膨胀日益不满。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大陆的统一，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成为那些国民党遗老们的堡垒。
在亚洲，中国人的数量在稳定的上升，这并不是好事，人口过剩意味着更多的贫困人口。过多的花如果种植得太近退不会灿烂绽放的。如今官方宣布中国人口达到六亿五千万。
大约一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到海外，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南北美洲和欧洲。中国人过着独居或群居的生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纽芬兰岛、特尼尼达、德瑞斯顿、巴黎、伦敦、纽约和海伦娜……他们没有领事保护的权益，像水一样渗透到各处并为各种现实的目的生活下去，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它。他们总是懂得最好的保护就是善良的行为，努力地工作，专注自己的事业与节俭储蓄，除了这些和不多的亲戚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活着。
海外的华人通常通过他们的节俭、勤劳与智慧发家致富，但是在欧洲与美国，他们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返身回到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碍他们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国家之中。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这些普遍的标志是：专注自己的事业，不寻求政治保护、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对个人关系的极端重视。他们仍然个性十足;他们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们喜欢那种生活状态。他们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和自尊的个体而生存，人们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追求他们的种目标。
民族的性格 一 中国人的国民性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
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的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学名词名为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五 中国的人文主义
欲明了中国人对于生命之理想,先应明了中国之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未免暧昧不明。但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种意义,何等价值,这个问题曾费尽了西方哲学家许多心思,错综纠纷,终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释——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的天然结果,目的论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连同蚊虫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产生的。因为这个人生太痛苦,太惨愁,殆无法创设一完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