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上绽放的遗“樱”——严歌苓笔下日本遗孤女竹内多鹤异域生存的苦难历程

悬崖边上绽放的遗“樱”
——严歌苓笔下日本遗孤女竹内多鹤异域生存的苦难历程
摘 要：长篇小说《小姨多鹤》是严歌苓2008年推出的力作。这本小说里涵盖的思想深度、力度，值得寻味。它以二战结束为背景，写一个日本遗孤女在一个中国家庭中的三十几年“妻不如妻、妾不似妾、母不成母”的复杂生活经历。文章试顺着日本遗孤——竹内多鹤一生的经历，探看作者笔下人物在异国环境中，屈辱、尴尬、荒诞的生活境况，平静而又波澜不定，却感人至深。
关键词：多鹤；苦难；身份；血脉；文化；情感
长篇小说《小姨多鹤》是旅美女作家严歌苓2008年推出的力作。在阅读了严歌苓的部分长篇小说后，我感到一股巨大的被冲击感。而这部作品的语言、思想、内容的浓度和密度，让我觉得是自己能力所无法完全把握的。但是，由于感触的确蛮大，所以，还是把零碎的思绪勉强的拼凑起来。
《小姨多鹤》是以二战结束为时代背景，以日本结束对中国东北三省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受命来到中国垦荒却被战败后的日本当局遗弃的“垦荒开拓团”成员撤离中国时的惨烈场景拉开序幕。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是一个日本遗孤女在中国度过的三十几年“妻不如妻、妾不似妾、母不成母”的屈辱、尴尬、荒诞、苦难的生活。作品让人感受到一种跨越了国土疆域的超乎寻常的人性的关怀，一种超出伦理范畴的涵盖国别、亲情、母性、恋情的大爱。
一、苦难肇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日本“垦荒开拓团” 被当局抛弃，被迫在中国实行大撤离，十六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从此被命运之神赋予了苦难。
多鹤的父亲是一个日本军曹，战死在菲律宾。逃亡时，“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从此成为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孤儿。“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在紧张的逃亡中，多鹤没有过多的时间考虑逃亡赋予她的孤儿的全新身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惨况？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在异国的疆土上逃亡，失去所有的亲人，躲避苏联大兵，邂逅中国游击队，遭遇中国民团，逃亡的前路却依然是未知数。所有的这些，都足以压倒任何一个稚嫩的肩膀，击碎任何一颗幼小的心灵。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压倒这个不幸的日本遗孤。这种苦难的境况，通过严歌苓这个被殖民国家的女作家以一种冷静、平淡的笔调叙述出来，更显得多鹤命运的可悲。
三四千人的逃亡队伍，路途中死亡、流血、减员时刻都在发生，许多母亲甚至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母亲们认为她们对孩子们唯一能给的“最后的母爱”，那就是帮孩子们“在所有不堪的下场中选了一个最好的：让赐予他生命的人索走他的生命，这多少也是一种圆满。”多鹤在叫千惠子的母亲的屠手里救下生病的孩子——佐藤久美，并护着她继续逃亡。可是，他们终究没有逃离死神的魔掌，在最后休息的时候遭到突袭。当多鹤醒来时，所有一起逃亡的村邻已经变成了“陌生的尸体”。作者在描写这个队伍最后以死亡结束了他们的逃亡时，借以冷峻旁观的叙述口吻，简简单单一个“陌生的尸体”，让读者的脑海里即可浮现一幅苍凉狼狈的图景，在这块陌生的堆满村邻尸体的异国土地上，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村邻，没有了代浪村，只剩她——竹内多鹤。
严歌苓曾经说过对她写作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当兵，另一件是出国。这特殊而丰富的经历，成就了她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例如妓女扶桑、留学生、村妇王葡萄、异域边缘人竹内多鹤等，形形色色不尽相同，但却又偏离不了在弱势的文化困境中穿透着强烈女性生命本真意识的本质。严歌苓曾是随军的战地记者，见惯了炮火硝烟中的生死存亡，她以女性作家的敏锐视角运筹于宏大的社会层面，语言里更彰显出了她军人的粗矿的气质。故事在平淡中娓娓道来，却含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无奈和悲哀。
二、传奇苦“旅”
（一）尴尬的身份地位
“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日本是一个崇尚死亡的民族。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为国家捐躯，是无上光荣的；而战败、俘虏、苟活是奇耻大辱，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但是，多鹤却凭着坚强的求生意志和人的生存的本能，在经历过躲难、逃离及失去了所有亲人和代浪村村邻之后，从她人生的一个绝境走入了另一个绝境。
第一，一个被战败的母国遗弃在中国的遗孤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实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欺压百姓、掠夺资源，无恶不作，中国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我们想想，一个敌国遗孤在中国的国土上，不正如“过街老鼠”吗？“在东北地区‘仇日’的大环境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飘摇和不幸的。”[1]最明显的，她连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竟然被以“论斤两”的形式贩卖。显然，她的个体生命的权利不可能在当时狭隘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下被包容，只有沦落到丧失自我的地步，以求换得最低限度的生存可能性。
第二，妻不如妻、妾不似妾的模糊身份。多鹤被买进安平镇张家的原初“用途”仅仅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家二儿媳朱小环怀孕八个多月时因被日本兵追赶而流产，最终导致不育。因此张家人对日本人的情感可谓是复杂的国仇家恨。而作品却戏剧性地让张家把传宗接代的重任寄托到这个敌国的女孩身上。张家二儿子张俭与明媒正娶的妻子朱小环两人恩爱如漆，但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为了满足父母“给张家接香火”的愿望，不得不与多鹤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而实际上，这个暧昧的家庭里，张俭既没有跟朱小环离婚，更没有跟多鹤结婚。也就是说，朱小环依然是张俭法律名义上的妻子，而多鹤什么也不是。多鹤的族民背负着朱小环未出世孩子的小命，让她在这个不属于她的家中更遭到冷漠、愤恨和嫉妒。日本人注重礼仪礼节，结婚仪式对一个女性来说无疑是人生中重大的仪式之一。而作家笔下的竹内多鹤却在求生存中被迫、屈辱地成了没有婚姻、没有名分、没有地位的女人，这无疑是多鹤一生的遗憾，以致后来她想要自杀时仍想着“女人最重要的婚仪她是没福了，这个仪式可不能再凑合。她得去找一根好绳子。”作家通过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多鹤内心忍受着的委屈和无奈，以及她心底刻着遗憾的痕迹；但是，也看出了日本这个民族的韧性，尤其是这个柔弱女性身上散发出来的对苦难的隐忍的魄力。
日本的文化特征被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概括为“耻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2]多鹤这颗骨子里渗透着耻感文化的羸弱的心，面对着外部强加给她的“选择”——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苟安，二者只能选择其一，这是何等痛苦的选择？仔细想想，造成多鹤尴尬身份的，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更是国家的、民族的责任。一个被弃的遗孤女，在别人的国土上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不属于她的家里也没有立足之地。如此尴尬、卑微、模棱两可的身份，可想而知，多鹤的身心承受着的怎样的屈辱和煎熬？然而，当她还听得到自我内心乞求生的希望的呼声的时候，她作出牺牲生命的尊严，选择了生存的苟安，也含泪地“包容”了这个尴尬的身份地位。
（二）延续血脉，传递亲情
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国籍，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都需要和渴望亲人的呵护和亲情的慰藉。人类的繁衍依靠生育，孩子与父母之间是一种血脉延续和爱的传递的关系，是一种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法割断、无法消减的亲情。
第一，生出自己至亲的亲人。“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制造亲人。”虽然，多鹤与张俭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但却无夫妻之名，更无夫妻之情。所以，在异国环境下和多鹤自身的文化认同上（在她爱上张俭之前），她并没有想要融入这个本不属于她的中国人的社会，更无法把包括她孩子的父亲张俭在内的中国人当成她的同类看待。因此，“她要给自己生许多亲人，然后她就再也不是举目无亲的女人了。”这里，我们能看出多鹤在张家的生活实际上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而生产是使她能够再次拥有自己至亲亲人的唯一途径。“她母亲、她祖母差不多都是这样。他们真正的亲人是她们自己生出来的人，或者是把她们生出来的人，一条条的产道是他们亲情来往的秘密隧道。”日本是一个母权制社会，女性在日本的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她们的地位也靠孩子来帮她们巩固的。从以上提到的她们对“真正的亲人”的界定上看，她们的之间的关系正如严歌苓所说的“产道里爬出的一个个骨肉，这是一个谁也进入不了的骨血团伙”，所以，多鹤是“那么甘心地忍受一场超过死的疼痛，就因为她要生出一个自己至亲的亲人来。”只有这样，她至少还能在这个异国的家庭中，“在孩子们的身上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找寻到一丝丝心灵的依靠。一个靠着求生的本能生存下来的遗孤，在生存的夹缝中，为我们展现着母性伟大的光辉。多鹤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甘冒死亡的危险创造生命的延续的奇迹，这是她为自己生存的意义所自由、自主、自觉选择的方式。
第二，无法离间的亲情。
1、错位的身份。
尽管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丫头把小环叫成‘妈’，把多鹤叫成‘小姨’”，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不可能因为称呼而淡漠的。每一个孩子出生前都生活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听母亲如音乐旋律般的心跳，吮啜母亲体内的营养，这些都是后天任何外界条件所无法取代的。所以，孩子们即使没有称多鹤“妈” 而称“小姨”，但是，这根本隔膜不了血亲凝聚的强度。在这样一种错位的身份和错位的称呼背后，多鹤扮演了三十几年“亲母不是母”的尴尬、暧昧的角色，受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种怪味的关系中，她实际是被迫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孩子的，尤其是从表面的身份看，多鹤只不过是孩子们的姨母，而朱小环才是孩子们“真正的”母亲。其实，这是对多鹤做为母亲的权利的剥夺，也是对母爱的一种侵犯，而对孩子们更是一种无情而残酷的欺骗，即便是在一个有难言之隐的家庭中。
血脉亲情不是依靠后天孕育酿造所能替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阻隔的渗透着血缘的吸引力。张家最初的如意算盘是在多鹤“生了孩子，就把她撵出去”。而朱小环刚开始跟孩子亲近也并不完全出自真心的疼爱，里面含有着的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的私心，那就是她对张俭所说的“为了那一天，你把小日本婆装回口袋里，扔出去的时候，孩子不觉着妈没了，她早早跟我亲上了，把我当她妈了。”但是，这一切，当“多鹤和丫头有时候对看着，忽然都一笑，她们瞒着所有人的一笑”的时候，被削弱到没了任何分量。这就是说，多鹤和孩子们的沟通即使仅仅是莞尔一笑，但包含的却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超越了所有普通的爱与关怀的血脉的联系，这是非血缘关系的人所无法体会也无法逾越的。
虽然，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都曾对多鹤的日本身份因误解而嫌弃。但是，应该对这种误解和嫌弃负责任的不是多鹤，也不是孩子们，而是时代，是历史。时代的政治大浪潮中，工人阶级不如农民阶级清白，年轻人不参加革命是懦弱，和敌国的人生活在一起更是抬不起头的丢脸事，更何况是有一个日本身份的生身母亲。所以，孩子们的过激反应，我想是情有可原的、可以理解的。而这所有种种，当时代的浪潮过去了，中日恢复邦交了，多鹤的生母身份被揭开了，孩子们依然承认了多鹤才是自己的母亲，尽管他们没有改变对朱小环的称呼。但是，我想两个相同的称呼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了。对小环，包含着的是习惯和养育的恩情；而对多鹤，包含的却已是真真切切的血亲之情。
2、无情的抛弃。
在一对双胞胎长到半岁的时候，张俭第一次带着三个孩子和多鹤出去玩，但却狠心地丢弃了多鹤。对多鹤来说，这又是一次残酷的侮辱。这不是再一次证明她竹内多鹤对于张家来说，除了“一个子宫，两个乳房” 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用处了吗？现在，为张家“接香火”的重任已经完成，但生活却没有使多鹤在这个家中从根本上被接纳，被接纳的只不过是她工具似的“子宫和乳房”。所以，她对于这个家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在张俭看来已是累赘。不敢想象，张俭这是一种怎样没有人性的心态？
多鹤凭着母爱的深情，辗转一个多月，终于颠沛回到家。多鹤一回到家，“一手抄起一个孩子，两腿一盘，坐上了床，孩子们马上给搁置得稳当踏实。她解开墩布一样污秽的连衣裙胸前的纽扣，孩子们眼睛也不睁马上就咬在那对乳头上。”由于多鹤在外流浪了一个多月，她原来灌满乳汁的圆满的乳房已如“被呷尽了汁呷空了肉的瘪葡萄皮”，孩子们也早已将就面糊糊之类的东西代替他们的天然口粮，所以，也不再吸吮多鹤的乳汁。但是，每个孩子孩子出生后便会自动吸吮母亲的乳汁，这犹如联系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割不断的脐带之情。正如多鹤所想的“只要孩子吮吸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天条确定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所以，当多鹤回到这个家，回到孩子们身边时，张俭所作的一切处心积虑的或许是出于无奈的恶行，就都付诸东流水。
（三）文化的潜移与杂糅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2]“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们知道人的品质是根性的，是时间和空间所无法消解的。所以，异国的文化结构下的生活，并没有阻碍多鹤继续保留民族本己的传统习惯和礼节。在日本，“女孩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2]这些，都在多鹤的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
第一，寡言多礼。在中国这个看不起点头哈腰而又刚从点头哈腰的屈辱中解脱出来的社会里，多鹤的多礼无疑是显眼的。多鹤遇到人的时候，一般不说话而是鞠躬，让人感觉“张家的小姨子就跟没长脸蛋似的，看见的总是她的头顶，要不就是她的后脖颈”。这些不仅因为多鹤在中国言语不通，而且也体现了日本民族传统对妇女的约束力。传统的道德准则要求她们端庄，与人相处时不可随便主动说话，即使说话也要简洁等。多鹤的寡言多礼与朱小环的开朗泼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鹤回日本后，在她们的信件中曾说过“大概走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得这么好的人”。正因为多鹤和小环性格上的巨大差距，也成就了两人性格上的互补。生活中，伶牙俐齿的小环多次帮多鹤解围，最精彩的莫过于居委会的女干部们让多鹤带着写有“日本女间谍竹内多鹤” 字样的白袖章清扫公共卫生时，小环油滑而聪慧的反击行为。多鹤的行为习惯体现着的是一种民族根性的东西，无论人走到哪里，民族性的文化习俗是不可能完完全全消失的。只可能是本民族的根性文化邂逅另一种文化，产生碰撞之后，在生命个性存在的过程中表现出冲突融合后的新的表现形式。
第二，“不吭不哈的顽固”VS“凑合哲学”。爱美爱干净是日本人的美好品德。六口子的杂乱之家，多鹤却打理得井然有序。“小环是个懒人，只要不让她动手，她就牢骚不断地遵守多鹤的日本规矩。”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习惯了多鹤带日本规矩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每件衣服乃至孩子们用的手绢都逃不过多鹤“嗞啦嗞啦” 的烙铁，即使补丁褪色的衣服也被烫得有棱有角，而且散发着“一股带花露水味的米浆甜味”。多鹤除了烫衣服外，还给张家的每个人都准备了木板拖和雪白的布袜子。每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多鹤总会把他们的木板拖和布袜子送到眼前，意味着他们进门时必须脱掉鞋子的。多鹤的这些规矩，在张家是被唠叨的，但又是被接受的，而且朱小环就是多鹤规矩的忠实维护者，多鹤的这些习惯都深深地被烙在张家人的生活里。当张俭狠心地丢弃多鹤时，他曾经想过需要多久才能忘记多鹤的人包括她的习惯？但实际他早已习惯了这些“从来没认真抵抗过”的习惯，习惯了被多鹤“强迫” 用肥皂洗脚，习惯了多鹤把地板刷的发蓝……人与人的生活中，会有摩擦，也需要磨合。
多鹤对待生活总是这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当她也出去赚钱来帮助张俭维持这个家的时候，以同样认认真真的态度对待工作，无论是当家属去捡石子还是当刻字员。多鹤的顽固认真与朱小环的“凑合” 形成了对照。但是，朱小环的“凑合”，也同样地深深影响着多鹤。她对什么都“凑合”，事情做得漂亮——“凑合”，生活过得困难——“凑合”，遭遇大事——还是“凑合”，就没有她朱小环不“凑合”的事情。但所有的这些“凑合”，却当多鹤凭着顽固认真而过得痛苦不堪想着去与代浪村的亲人们“会合”的时候，让多鹤也感染到了她朱小环“凑合”的气息，人生不就是凑合着过？朱小环的“凑合哲学”对多鹤的影响甚至在多鹤回日本之后还依然“根深蒂固”，“满嘴都是小环的语言，左一个右一个‘凑合’”。也许，两个女人习惯的相互影响和杂糅，是两个女人的悲哀造成的，但大概也是这两个女人生命中注定的缘分。
（四）曲折的情感路
第一，多鹤与张俭。
张俭和多鹤之间是没有婚姻关系的事实夫妻，既不是情人却又曾是幽会的伴侣，既相爱却又成了意念情人。他们之间的这一切，隔着的不仅仅是国界，不仅仅是族人背负的一条小命，也不仅仅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一种无言的无奈。他们爱情的火花爆破于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八九年后，但是美好的爱情没有维持多久便露馅了，之后张俭对多鹤又恢复了之前的冷淡，对多鹤打击甚大。最后，多鹤和狱中的张俭每天晚上九点的“意念约会”是她们感情中最浪漫的一段，也是陪张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种幸福。他们多波折的“家庭——‘婚姻’——爱情”之路有些凄美，有些可悲，也有些无奈。
第二，多鹤和小彭。
小彭是张俭的老乡。小彭与多鹤是也许有爱但不能爱的一对可怜儿。在小彭眼里，“能结婚的女人到处都是，能不结婚而相恋的女人才独特到家”，而多鹤就是这样特别的女人。所以，小彭为了多鹤，宁愿“挨父亲的大耳刮子”，宁愿背叛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儿子。但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不幸。小彭有小彭的顾虑，多鹤有多鹤的包袱，注定她们的感情只能在摇篮中被扼杀。也许多鹤不是日本人，也许多鹤没有爱上她孩子的父亲张俭，也许小彭不是张俭的朋友，也许他们的爱情会有结果……但是，人生没有那么多也许，所以，也就注定没有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性，注定每个人都承受他所必须承受的。
多鹤的命运是苦的，感情也同样是苦的。对她来说，异国的疆域上没有她立足的寸寸土地，在感情上获得一足之地也是历尽了万苦千辛。
三、回归故土
故土，我想是每一个游子心中的一方净土。对多鹤来说，那个遥远的国界，那个代浪村，那块埋葬着亲人的故土，是她心中梦寐向往的圣地。
在中国的国土上颠簸了三十几年，“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个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话都听不懂”，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用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是多鹤学也学不过来的，那块赐予她生命的大地上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或许，在日本人看来，多鹤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的日本人”。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她却从不被承认是中国人，而是被唾骂的“日本女鬼子”。回日的生活，她的话里依然时不时带着朱小环的“可美了”、“遭老罪”，她的文化结构里已有着中国文化深深的烙痕，她“具有中国人的心性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1]，但却没有现代日本先进文化的印迹。
四、结语
多鹤在中国度过了她人生的一大半。她的人生是一个悲剧，一个凄美的悲剧，一个闪烁着光辉的悲剧。
总而言之，她在身份认同上处于边缘，在日本是“中国的日本人”，而在中国是“日本女鬼子”；她在血缘认同上处于边缘，背负生身母亲的身份，埋没在姨母的名义中；她在文化认同上处于边缘，揣着骨子里的日本的传统文化，浸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她在感情认同上处于边缘，能爱的无法长久，可能是真爱的却不能承担。
参考文献：
[1] 王秀文，孙文．日本——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406，398．
[2]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154，195．
注：文中所引用的原文，均出自《小姨多鹤》，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