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从马一浮的晚年结局想到的

杨际开：从马一浮的晚年结局想到的
时间:2010-10-13 16:15 作者:杨际开 字号：大中小 点击:200次
2001年10月7日，经杭州师范学院朱晓鹏教授介绍，我与研究室助手林桂榛君约好，在这个秋雨濛濛，桂香初飘的日子里，同去拜访了马镜泉先生和其夫人赵士华女士。——夫妻俩在门口迎接了我们。
我给马镜泉先生看了陈万雄写的《跋马一浮致丁辅之之函》，马看后说，他手中有马一浮给陈独秀的二封信，并给我们看了马一浮青年时读《四库全书》时作的分类笔记。据马先生说，他祖父与马一浮的父亲是兄弟。他称马一浮为“大爹”，这是绍兴话，意为“大伯”。赵女士当为马一浮的姪媳。
赵女士退休前是杭大中文系的老师，曾教写作，她跟我们讲了第一次见到马一浮的情景。那是她与马镜泉先生交往之后的一天，他们一起去看望大爹。一向安静的马一浮突然站起来从头到脚上上下下打量她后，又拿起放大镜来仔细观看。以后马镜泉问“大爹”对自己女友的印象，马说：“很好，人很老实”。赵女士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婚仪式是在蒋庄马府举行的。马一浮为他们主婚，时在1962年。经常到马府作客的有杭大哲学史教授、严复的侄孙严群；还有及门弟子，杭大中文系主任王驾吾教授。当时赵是中文系的学生，马问王驾吾：“你认不认识这位年青女士？”王驾吾答：“不认识。”马老听后发出了一阵大笑，笑得连赵女士都感到有些奇怪。然后马又问赵：“你认不认识这位老师？”赵女士当时是中文系的学生，系主任是知道的。但未对过话，接着大家一起吃中饭，赵女士座在系主任旁边，对面是严群教授，上衣口袋里挂着表带。马老对严群又说起这件“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熟悉老师”的事，又一次发出了大笑，这笑声一直留在赵女士的记忆里。
二十多年以后，当赵女士与夫合著《马一浮评传》，了解了马一浮的教育思想才明白了马一浮当年笑声的含义。因为马一浮对老师不了解自己学生，师生间缺少沟通的中国现代大学的授课方式是颇为不满的。其实由国家权力组织的数百人的大课与集体意识形态的激情取代了个人知识信仰时代背景是互为表里的。汪康年“复民权”的要求被陈天华“复政权”的要求所完全取代的过程也是学术生命连续性的沦丧过程。通过教育来“复民权”就需要新型的学术权威，而通过“复政权”，也就是进行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的革命来落实民权。这两种接近民权的路径本来是可以互通互补的，但革命的政治权威与新型的学术权威都成为自我完结的封闭体系时就会发生粉碎性的冲突。梁漱溟的思想体系是开放的，他懂得吸收和转化政治权威的冲击。
1967年5月，马一浮病重之时，马镜泉夫妇去浙江医院探望过。马一浮一见到他俩，两股眼泪就从眼里流出，夫妻俩至今还后悔没有最后问一下他有什么要嘱托。
其实，马一浮的大笑“文革”时是应到了。他也知道自己是危船中的一员。师生间的隔阂使教育变成了教条的灌输失去了生命。学生势必以破坏来回应一个没有在他们心里播进文化生命的教育制度。2004年春，我倍同韦政通、刘述先、梁元生三位先生参观花港的马一浮故居，刘先生说，马一浮很早就去过美国、日本，但是他的思想仍封闭在传统内部。马一浮与钱均夫、鲁迅、陈独秀是同时代人，是浙江近代改革的产儿，体现了求是书院在传统内求变的渐进主义立场。据说，马一浮是最早用德文原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对传统学术的诠释既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浙东学术的现代发展。在内证的自足性方面马一浮与马克思确有相似的地方。他对丰子恺的艺术涵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浙江本地学者杨太辛先生与吴光先生至今对马一浮仍颇心仪。钱均夫的儿子钱学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后还到杭州拜访过马一浮。
本来，现代大学University是来自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传进中国以后其系所设置与管理方法上是近似了，但作为知识传授现场的大学精神并未落实到师生关系上。维系中国传统师生关系的是一条读书作官的红线，这一现象到了近代有增无减，而师生共同进道的民间讲学只是历史的陈迹，命脉时有时无，并未形成一个知识传授的传统，但到清代，书院又演变成了另一种师生间的授业形式。
梁启超记道：清代读书人“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清代学术概论。十七》）可见清人对文字学问的慎重。熊十力持著作《新唯识论》求见马一浮，马一浮读后大加赞赏，逐资助出版。清人的治学方式到民国尚未断绝。
抗战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可按照西方Seminar的方式来浙大开讲座。这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呢？日语将之译为“演习”。我们的大学生可能会联想到新生军训，其实不一样，在西方的大学里授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课堂讲义，一种是小班演习（讨论课），两者是平行的。演习由老师开出专业范围内的参考书目，学生就各自的关心选择读书，发表心得，以形成自己的学思。老师每年开设演习班选出班长，一年会同演习班里的学生过几天共同的旅行生活以促进感情交流，彼此了解，日语称为“合宿”。马一浮年青时去日本留学与同学从一日人学习德文，读《浮士德》。可以想像几个中国留学生各捧一本洋书，围着一个日本老师的场景。日本老师要给他们纠正德语的发音，讲解长句和书中的要点。这就是演习方式的授业。章炳麟在东京民报社给学生授业也就是这种方式。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授业也近于这种方式。这是历史陈述的现代活用。形式上是传统的书院，但操作方式与授业内容都是现代的。他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教与学的互动过程，教育才会获得真生命。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北大教授，带来了西方讲演式大课堂的授课方式，由于这一上课方式的成功，给国人留下了现代大学只有这一种上课方式的错觉，越是学生多的课堂，老师越好。实际上，胡适懂得学术的传授是要通过师生间的个人关系进行的。罗尔刚、顾颉刚是胡适引以为荣的成功例子。在近代学术史上，杜威与胡适，熊十力与牟宗三，饶宗颐与汪德迈、韦政通与殷海光都是通过个人关系进行学术传授的成功例子。
胡适通过自己少年时代在上海的学习体验以及他父亲铁花先生在龙门书院的学习经验，深知传统书院式教育方式也有可取之处。他认为废除书院与清末新建的高等学堂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憾事，他说过：“我主张学院中自动的精神，研究的方法，皆可补救今日教育的大病。”（《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04）梁启超称胡适有清儒“正统派遗风”，他所列出的清儒正统派学风十条《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不仅是治学的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内在于学者人格的治学态度了。梁启超认为：“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用”是政治的课题，如无学术根据只能带来灾难。从民国初年对清末高等学堂的废弃以来，中国的政治与教育一直被西方民族国家的典范所控制，到当今政府推动的211工程发展到了高潮。浙江在中国是最早开始近代教育改革的，而对211工程的回应方式上则是毁灭性的。在这百年来被西方观念控制的现代化历程中，日本既是文明内在的压力源，又是信息源与合法性话语的典范。但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大学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旨在强化国家权力，而同时期的日本的国立大学则走上了法人化的道路旨在从国家权力中获得更大的学术自主。
我曾著文提倡要尊重学生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学生选择了某位教师的课，教师是否能在少人数的讨论课中引领弟子进入学术世界则是教师学力的试金石。在西方，老师与弟子的关系是一种私人关系，如同师傅与徒弟，知识是在这种私人关系中传递的。教师不是直接对大学负责的，而是通过对自己担当的课来践履对大学的责任。大学能否为这种知识的传递提供服务也是评判大学的一个标准。在当今中国，在强调党管的同时，能否立法界定大学里意识形态工作者与学术研究者的分际关乎科技兴国的成败！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是要没有颠覆政府的行为，用“政治思想”来考评他们的工作是不适合的。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我买了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红军——1934-1936》（北京：三联书店，2006）。里面有这样一段话：“70年后的今天，在所谓的‘历史方向感’里，在所谓的全球化的语境里，我们仍然在历史地图中透过这支军队的红色色素，辨认这条30年代行进路线的方位和经纬，并试图努力地回到常识。”先父是参加解放战争的“老兵”，激情使他几乎聋了双耳，1997年去逝时，老首长谭启龙从山东打来了唁电，不是因为父亲在党内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或功劳，而是因为他用诗歌记录了他所亲身经历的建立新中国的这场大战。“刺刀如水向东流”是父亲最得意的句子。母亲在文革结束时坠楼身亡，我想起了顾准夫妇。我发现，在集体意识形态的激情与个人知识信念之间，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的确，历史是糊弄不得的，知识也是糊弄不得的。要知道在学术研究者无法生存的大学里，意识形态工作者也是无法托生的。重新检点大学的管理方式就必须重新检点现行指导高校的管理思想。
戊戌变法是自上而下的变法，结果失败了，中国在全球化压力下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路线也近三十年，才开始认识到人才是文明更新的本钱，又回到了清末变法的原点。论者多以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光绪没有实权，于是获得政权被视为改革的前提，中共所获得的权力可谓登峰造极，但是结果权力成了目的，现代化成了手段。信息时代的国际动向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在全球化视角下当年红军显然比国民党对时代的判断更为准确，红军最后获得政权不是偶然的。在修改这篇写于五年前的文章时，笔者正在读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弟子杰罗姆B.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书中写道：“中国今天的政治领导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大师，和19世纪70年代的自强运动名臣一样，他们支撑起了一个即将坍塌的大厦。”这也适用于胡温体制。年轻的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变法过程中国家与王位的两难，改革是权力的自我否定运动。问题诚如格里德尔所说“人民选择的方向，如何传达给政府，政府虽然坐在驾驶员位子上，却只知道一条路。”“以人为本”要落实下来还需要国内与国际，特别是东亚文明内部更为密切的互动机制。网络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进行留学生资格认证。
国家对个人的无端侵入与掌控只是在全体主义社会中所最容易被采用的“管理”办法，也是火山的制造源。权力在施行的过程中有蔑视与践踏人权的任何嫌疑都是西方国家在本国可欲而不可为的。在行使权力与尊重人权的天平上有无“不忍之心”是文明品格的展现，是对办事人员集体良知的考问。图办事的一时之快会使日常生活的全体主义程序合法化，全体主义程序与市场国家待遇不可兼容，为此付出代价的不只是市井草民，这套程序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也在所难免。
高校的改革是信息时代的全球现象，在东亚，日本、台湾、香港、朝鲜半岛以及新加坡、越南的局势呈现出的是超越国民国家典范，推动全球化行为者的动向。如何顺应“人民选择的方向”取决于中央政府如何在治安与服务人才上尊重地方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以促进东亚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中国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外族的武力入侵，而是信息、经济与文化观念的浸润。但是“以人为本”当是不同文明与国家的共同底线。
（改定于2006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