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秋雨在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3:19:32
出走的生命 （2005年2月15日，台北亲子剧场）
马英九： （台北市市长）
主讲人余秋雨先生，各位观众、听众、好朋友们，晚安，大家好。
余先生从一九九二年出版《文化苦旅》至今已经十多年，光在台湾就有二十七种著作，可以说著作等身。同时不止在台湾，包括香港、大陆、海外各地，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次他能够拨冗再度来台做巡回演讲，让台湾的读者欣喜莫名。
余先生其实无须多做介绍。不过那天看他的简历，发现他是浙江余姚人。余先生在《山居笔记》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后来倂到隔壁的慈溪市了，所以现在写籍贯的时候，很踌躇地不知选哪边好。我相信这两个市都会争取您作为市民的。
余姚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从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到更早的严子陵；现代人中有写《西湖》的蒋梦麟，还有风采不输余先生的沈君山先生。还有一位台湾人都熟悉的孙越叔叔，也是余姚人，真可说是人杰地灵。
余先生作为“人杰”，靠的不光是在戏剧方面的专业。他还担任很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做过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上海写作学会的会长。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一连串所谓“文化旅游”之后，突然间使这个领域变得无比的热门。读过他《文化苦旅》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何谓“深度旅游”。还不光是国内，他也应凤凰卫视之邀，访遍埃及、希腊、希伯莱、巴比伦、恒河的文明，写下《千年一叹》与《行者无疆》两本书，深刻对比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异同，产生极大的影响。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哈佛开始推动一种新的通识课程“ Core Course”,其中除了常见的“科学概论”之外，还有一门课叫做“外国的文化史”。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每个人都必须选读这五个Core Course，当时的解释是要培养哈佛学生未来具有世界观，必须了解外国的文化而不止是外国的历史，这一点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今天很多人喜欢谈“国际观”，好像只要懂外文、常常出国旅游就算有。如果这个观念正确，最有国际观的应该是导游吧？导游当然也可以有国际观，可是不见得是必要的条件，也不一定要深刻和系统；但对一个知识份子来说就不一样了。知识份子也会旅游，他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从旅游中吸取到各国文明的精髓。
因此，我们今天共同来聆听余先生的演讲，一方面希望看到这位大师级的文学家，把他非常丰富的生命与旅游经验，化成语言向各位报告；另一方面，今天也是台北国际书展开幕的第一天，这个报告正逢其时。台北是华文世界的一个出版中心，每一年出版三万多种的中文书，跟中国大陆每年出版的十六、七万册相比，台北大概只及大陆的五分之一；可是，大陆人口是我们的五十多倍，土地是我们的二百七十多倍，按比例来讲，华文出版方面，我们是很强势的。东南亚很多地方，虽然采用了大陆的简体字，但是台湾、香港的“正体字”，还是充斥着他们的书架。这一点，希望台湾的出版界能够继续努力。
余先生在台北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著作，充实并彰显了台湾作为华文世界出版中心的格局。我十分感谢余先生愿意把他的作品拿到台湾来出版，让台湾的读者能先睹为快。
最后，我向余先生承诺，我一定会坐在台下听完全程，今晚，绝不“走挪”（台语）。您放心，我会非常专注地聆听，说不定还会问问题。
祝福大家，谢谢各位。
余秋雨：
尊敬的马市长、高教授、王力行女士，还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以及今天在外面等了很久、排了很长的队才进入剧场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亲切。很多年前，这个剧场刚开张，我就在这里作过一次演讲。昨天，剧场的负责人根据当年留下的照片，居然想方设法找到了这张木制的老讲台。记得当年的演讲，我是向大家报告考察文化遗迹的经历，这些年我走了更远的路，但这张老讲台却还在这里等着我。
它似乎变成了一种约定，一种承诺。
那么，让我先谢谢这张老讲台。
按照主办者给我出的题目，我今天又要讲旅行了。但我想把“出走”的重点放在“生命状态”上，使这个题目成为一种半虚半实的隐喻。
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很多因素决定。说到底，由时、空两度决定。时间的维度，伸缩的余地不大；空间的维度，却能左右生命的质量。
经验告诉我：人世间的愚昧、自私、冷漠、偏执、极端、嫉妒、排他、狂妄，即人世间的一大半恶，都因心理空间的狭小而形成。
与此相应，历史上一切邪恶的政权，也都以封闭为前提。
封闭的借口是，外面有邪恶。其实，如果长久封闭，邪恶必定在门内，而不是在门外。
因此，一旦开放，就很难彻底邪恶了。
中国如果不开放，现在一定还在搞阶级斗争。即便宣布文革结束了，必然还会有新的政治运动，新的整人灾难。所以，由哪个领导部门宣布文革结束，并没有像现在论述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开放。宣布发动文革或结束文革，是同一个价值系统之内的事，而开放却带来了很多别的价值系统。
我所说的封闭，有多种形态，未必都像文革那么极端。即便在没有发生过文革的台湾，我也见到很多因心理空间的狭小所造成的情绪硬块，既伤害他人又伤害自己，有时事情还闹得很大。
心理空间的狭小和封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老毛病。照理，中国的疆域很大，心理空间不应该狭小，但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农耕文化，而且照许倬云先生的说法，是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化。这种生态要求人们聚族而居，紧贴农时，安于乡梓，不尚出行，千百年下来陶冶成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这种文化心理，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文化人的自我挣扎上。他们有天下意识，但“天下”是什么，却又空洞而模糊；他们向往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对于后半句很少有人真正实行；他们即便在某个城市住了大半辈子，也只认为是“客居”，仍把还乡作为终身目标，而他们对家乡却又是那么陌生 ……
也有一些文化人走得比较远，但多数是为了上京赶考，或考上后的任职派遣、贬职流放。这种旅行，不管走得多远，心理目标还是狭窄。真正以自己的旅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素质的，人数很少，如学者司马迁、郦道元、顾炎武和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诗人。总的说来，中国文化对陌生的空间缺少前去亲近的冲动。
可以说，基于农耕文化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直在大空间里过着“小日子”。结果，把中国文化的格局也缩小了。
身处现代，资讯发达，交通便利，我们对陌生空间的介入早已远胜古人，但是，心理空间的狭窄和封闭，还是极有可能被继承下来。因此，必须倡导一种真正的出走，深刻意义上的出走，走出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在生命状态上的出走，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摆脱虚假；二，抵拒归类；三，扩大关爱。
一，摆脱虚假
狭窄的心理空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个“伪座标”。但是，仍然由于狭窄，使我们长期摆脱不了。在我看来，这是世间最普遍的悲剧，几乎人人都陷落在里边。
例如，很多智力不低的人会以多年的苦恼和谋划，争取获得一个教授或科长的名位，并把一、二个同事当作冤孽般的竞争对手。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只要一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易逝和不可重复，就立即会发现这种座标的虚假。
记得我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对于这种伪座标，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却产生了另一种伪座标。例如，有好几年，我对于几所“兄弟院校”如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所取得的成绩，都感到不舒服。反之，听到他们的成绩中有夸大成分，便莞尔一喜。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嫉妒为基础的不良座标。当我一辞职，这个座标在我心中就不再起很大作用，可见又是一个伪座标。
这种伪座标的共同特征，是以一种被自己紧缩了的价值标准切割世间，结果使世间支离破碎又充满对立，大家都不快乐。更伤心的是，这么切割一辈子，暗斗一辈子，期待一辈子，最后都没有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往往是“一地鸡毛”。大家踩踏着鸡毛退休，连弯腰清扫的力气都没有了。
甚至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充斥着层层叠叠的伪座标。从事某项“研究”已经几十年了，所发表的论文只与全国七、八个同行有关系，但这七、八个同行彼此之间也早已懒得去读。他们习惯地自我安慰，也许在十年之后，或百年之后，会有人来检索这些论文，却不敢承认，这种对百十年后的预期，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么，他们这一辈子的“研究”的意义，全都耗在虚假的幻想中了。
把自己的生命耗废在虚假中已经非常可惜，更何况，他们往往还耗费不小的社会资源，耗费人们对学术文化的崇敬，甚至耗费青年学生的课堂时间，这就在虚假中包含着不道德的成分了。
大陆的作家都被评为“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之类，都归一个官方性质的协会来评。协会里又等级重重，连会员也分“全国”的还是“地方 ”的，更不待说有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副主席之分。在这么一个架构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上升一级在一年年地倾轧、奉承、互毁，大家都伤痕累累。我站在外面远远看着这里边的滚滚烟尘，内心深表同情。心想，他们怎么不明白，写作是个人的事情，读者只看文章好坏，哪会根据某个作家的那些头衔去买书？歌德、莎士比亚、海明威是几级作家？屈原、李白、曹雪芹是什么理事?
对于各色各样的伪座标，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出走。
有很多朋友会想：何必出走呢？站在原来的地方也能改变一切啊。
我的体会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很难摆脱那个伪座标，因为那是一个笼罩于前后左右的价值系统。
所以，不仅需要出走，而且必须从灵魂和行动上同时出走。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在书房里奢谈离逸和流浪并不太难，要让行动和灵魂并驾齐驱就不容易了。
我这一生，有过很多次出走，都是为了摆脱虚假，而且都是力求让行动和灵魂同时离开。早在文革灾难中我已经发现豪言壮语背后的重重虚假，我无力细细辨析，只能逃离于农场和山间。待到文革结束，中国人虚假的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并没有结束，因此出现了大量虚假的热闹，虚假的控诉，虚假的正义，虚假的清查，虚假的批判，虚假的名号，虚假的学术，我看在眼里，再一次断然离开，躲藏在斗室典籍间很多年。
这种躲藏，使我的力量获得积储。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更大的座标在向我召唤，因此还要离开。
这一次的离开，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离开职位，还要离开一种顽固的思维方式。我花了很多天坐在上海龙华公园一张隐蔽的长椅上思考。那个地方，一边是千年庙宇，一边是昔日刑场，我就在庙宇和刑场间下了决心。
我正是从那张长椅上站起身来，走向人生的又一个零点，走向苦旅，走向废墟。
从此，一切都不再一样。眼前当然还会遇到新的虚假，但我已有了发现的敏感，脱离的习惯。
二，抵拒归类
出走的第二个方面，是挣脱生命的归并状态和分类状态。
不出走，生命只是社会既定群体中的一个小点，只是一台日日转动的机器中的一枚螺丝钉。虽然存在，却从来未被单独体验。
在社会既定群体中，有的人似乎也曾表现出了一点“个人风范”，其实仔细一看，也只是对前人某种共同特征的模拟。那种所谓共同特征，早已成为一种标本化的典型和范式，与任何人的真实生命都不一样。以自己的生命来为这样的典型和范式做注释，实在是一个悲剧。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对于世间事务，包括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大多是借助于概念和标签，天天都在归类，恰恰放弃了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这种状态，越是知识分子越严重，因为更多的知识给了他们更多的典型、范式、概念和标签，随之也就更多地忙于归并和分类。
在民间，也有大量约定俗成的偏见、禁忌、是非，变成一堆堆非理性的概念和标签，供人们归并和分类。大家先把自己嵌入，再把别人嵌入，结果，大家都成了通用部件，编入了统一牌号。
本来，照柏格森的说法，文学艺术是要把人们从这种“群体性埋没”中拯救出来的，但是十分遗憾，多数文学艺术没有这样做，反而加重了概念和标签，强化了典型和范式，突出了归并和分类。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效的改变，还是出走。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我在静止不动时简直无法思考”。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思考，是一种精神移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摆脱既定模式的流浪。
既然是为了精神移位，那就不能为了旅行而旅行。有极少数人，不旅行也达到了这个目的，这需要有特殊的心力。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蛰居乡里，极少与文化知识界交往。这种彻底的孤独使他摆脱了文化知识界的一系列既定模式，他其实是凭借着彻底的孤独在流浪。我们这样的人做不到这种彻底的孤独，因此往往只能靠身体的移位来促使精神移位。既然学不了康德，那就学卢梭，学希罗多德，学司马迁。
我这么说，可能会有朋友产生疑问：我们周围很多人，既不走卢梭的路，也不走康德的路，不是也天天在思考、在写作吗？
我的回答是，思考、写作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在人文领域正巧遇到了历史的大转型，而你又希望自己在这场历史大转型中作一点贡献，那么，常规性思考就不够了，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精神移位。
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于在历史转型期参与各种新旧之争、是非之争，却很少看到在这些争论中悄然退出的人。退出不是逃避，而是开始怀疑自己参加争论的资格和方位，决定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重新修炼自己。
修炼之后，未必返回新旧之争，是非之争。更大的可能是，发觉这些争论只是“同一个楼道里的口角”，没有什么意义。
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文化学术界的争论和应酬，《文化苦旅》的序言中曾写到过相关的理由。
我写道：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地出发了。
出发的结果如何？我的读者都已经知道。但是，最初的感受是一种巨大的震动，我在《阳关雪》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独自行走在无边沙漠中的体验：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凭着这样的体验来踏访中华文明的千年废墟，产生的感觉当然完全有别于原先的文化思维了。
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我们也走到了那些地方，为什么写不出你这样的文章？”我回答说：“并不是我的文章好，而是我去的时候，脚步和头脑都是孤独的，没有任何依靠，因此充满惊悸。”
脚步的孤独，是指我喜欢独行，万不得已与人同行，例如结伴到中东、中亚、南亚那些恐怖地区去，也必须经常躲开众人在一旁独自观察；头脑的孤独，是指我旅行在外，最怕既定概念的指引，最怕口若悬河的导游，最怕路旁有太多的碑文和雕刻。因为这一切，都会以他人思维、群体思维压迫了我独自的生命体验，陷入归类。
已有密集文化话语的地方，我就很难再写什么，因为个人的生命体验很难从那么密集的文化话语中挣脱出来。我迟迟不能写西安、洛阳、北京，都与此有关。有的地方，由于我写了，话语开始密集，例如山西的平遥、宁波的天一阁、昆山的周庄、河北的避暑山庄等等，我也不太愿意重游了，因为重游时再也找不回那种脚步和头脑的双重孤独，容易泛化。
有的地方文化话语密集，我去了，也总会找一些能让我比较孤独的部位，例如杭州就是这样。我在《西湖梦》一文中讲述了我喜欢苏堤的原因：
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别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 ……
中国大陆有一个文人一再写文章、出书，指摘我在行走中所写的感受不符合古书记载，而据别人告诉我，此人自己又很少外出。我听到这事就笑了，我想，今天在场的听众都会明白我笑的原因。
面对历史，我们大多生活在陈陈相因的“他人逻辑”中。这中间的“他人”又不是哪个可以负责的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偶尔的记载、无根的传言。在文化传播极不发达的时代，只要被白纸黑字书写，就会被看成为“历史资料”。这种资料从未被近代科学思维认真验证，却成了中国学者的大半学问。
我曾见到一个十余年独自行走在沙漠中的探险家，他叫刘雨田，那天他偶尔闯进上海，被众多记者逼问。他惘然地睁着双眼，任何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我在旁一看就明白，记者们提问的依据，全是流淌在多数小市民心头的“他人逻辑”，他对这种逻辑早已脱离多年，当然无以应对。我连忙上前解围，他在事后感激地对我说：“街市让我寂寞，沙漠让我充实。”他说完这话又远行了，他的逻辑是无言的脚步。
就在不久之后，一个叫余纯顺的上海旅行家葬身在罗布泊，他已经独自在外历险八年。他坚持步行，有一次在西藏的山路上病倒，被人抢救，从医院出来后他还要回到病倒的原点重新步行，一步也不愿省略。这样的徒步旅行者，就比我厉害多了。他死亡的消息传到上海，历来被认为不敢历险的上海男人既震惊又自豪，使得他的事迹展览，一连很多天都人山人海。这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对于街市间小市民的“他人逻辑”的战胜。
让我感动的是，余纯顺先生最后寥寥几件的随身遗物中，有一本我的《文化苦旅》。
像余纯顺、刘雨田这样的徒步探险家是难以仿效的，他们也不希望别人仿效，但他们通过精神移位的方式来体验生命，抵拒归类，却具有普遍的启发性。我们身边的种种规范和概念，给了我们很多安慰和便利，但有很多却是非人性、非生命的，因此那些探险家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抢取一段可体验的生命。他们从沙漠深处投回来的怜惜目光，也许能让我们消除一点麻木？
三，扩大关爱
以出走来体验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关爱世间的诸多生命。
我有一个切身感受。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如果这个人痴迷旅行，而且兴致勃勃地说得出各地的风土人情、婚丧习俗、衣食住行，那么这个人一般说来总是比较善良。
这是有原因的。一个人能对素昧平生的人群形成生态关注，心胸大多比较开阔；关注时间长了，关注范围大了，久而久之，又会增加这种开阔。既然他明白地球上的人可以用不同方式活着，每一种方式都有关爱的价值，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对身边的人事斤斤计较了。
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西方学者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很重视历史现场的发掘，而中国学者直到晚近还沉溺于字里行间。西方学者在挥汗挖土，中国学者在咬文嚼字。后来中国也开始发掘了，最重要的是兵马俑和帝王陵寝，这与中国历史的重点相符，但西方发掘的最重要成果却是庞贝古城和克里特岛遗址，充满了民间生态的大量遗迹。我希望在中国的废墟中也能寻找到民间生态的遗迹，这已经很难，那么，至少也应该让自己站在废墟间作种种揣想。
我在东北平原上清代流放江南罪人的地方停住很久，一去再去，设想当年他们的冷暖温饱；我细细地观察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考场，了解当年万千考生们寝食便溺的状况；看到古代官衙留下的刑具我更会快步上前，感受着早已远去的血泪和呼喊 …… 久而久之，我不肯再在叙述历史的文字中轻松地写下“杀敌五千余首”、“抄斩四十余家”这样的文字了，因此只能由学术而转向散文。
我自己知道，看中国史书，把我的心肠看硬了，而看一个个古代的生态现场，却把我的心肠看软了。
后来大家知道，我又历险踏访了北非、中东、海湾、中亚、南亚等数万公里恐怖地区，悲悯之情更是无可言表。我知道那里有灾难，但原先都是从报刊上知道的，当我亲自面临那一切，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与我同行的凤凰卫视主播陈鲁豫小姐在伊拉克的一个弹坑旁见到一位全家都被炸死了的中年妇女，情不自禁地问她：“我能抱你一下吗？”是的，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伸手拥抱灾难了，可以体察受伤者的体温和颤抖了，于是，我们的体温也被那片土地感知了。这就是现场抵达远远超越报刊浏览的原因。
我的妻子长久地看着又浅又窄的一脉约旦河水发呆，心想千年冲突的原始动因居然和争夺这点河水有关。她看到河边有一些短短的绿草，便蹲下腰去，却舍不得拔下一枚来。从此之后，只要电视里播放约旦河岸边的事情，她都会凝神细看。
我们不是国际政治评论家，不愿意把这些可触可摸的感性图像立即提炼为判断，而是更愿意让它们鲜活地留在记忆中，成为自己情感投向的一部分。于是，辽阔的世界都与自己产生了情感关系，自己也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
一个人的情感是无限的，不会因为关爱了远处，就会减损对近处的关爱。其实，只有洞悉了大空间，才会对小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加深理解，而理解是关爱的基础。
对此，我有另一方面的体会。大家知道，前些年我每次艰难远行回到中国大陆，都会迎面遇到一大堆谣言和批判。这曾使我非常吃惊和愤怒，却只能掩目塞耳，回过身去，继续远行。终于，我在一次次接触大量异态文化和种种苦难后，领悟到自己所遭遇的“小状况”只是一种特殊生态的延续，很值得同情。例如，中国大陆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一些文人生计艰难，但他们除了写批判文章外不会写其他文稿，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又使他们不能做政治批判，只能找一个没有政治权位的名人来造点谣，换取一点小稿酬 …… 这种走投无路的选择，时时有可能因诽谤而入狱，简直是在为温饱而铤而走险，难道不能牵动我们的恻隐之心吗？
我的这番心理经历有点苦涩，却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人在大空间里的精神移位有助于加深对小空间的理解和关爱。
因此，我奉劝诸位，只要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事，万不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而最好在精神上出走。等到回来，连注视那些麻烦事的眼神，也会温柔起来。
天下有很多麻烦事是不必解决的。把它们放在异态文化和异态生态杂陈的大空间之中，让自己明白它们的位置、体量和产生的原因，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谢谢大家这样安静地听我说了这么长时间。
尤其要感谢马市长。他日前刚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立即成为媒体焦点，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他不仅昨天在办公室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今天又亲自主持了这个演讲会，从头至尾听到现在，实在是不敢当。
马市长，我讲完了。
现场交流
问一：台北市的马英九市长正在推广多元文化概念。刚才余先生演讲中也不断提到，最有品味的旅行是从精神和行为上的同时出走，与异态文化接触。有人说，为了实现“多元”这个目的，必须提倡“宽容”和“保存”这两个概念，您同意吗？
余秋雨 ：
马市长对文化非常内行。他倡导多元文化，理应受到大家支持，因为这是现代文化的入门规则。
您提的问题牵涉到一些理论拿捏，我要作一点补充：
第一，多元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范围。这是人类的文化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多元的动机不应该是展现繁荣，而应该是人性关爱。
第二，多元也不仅仅是出于“宽容”。宽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气息。在多元世界里，不存在宽容者和被宽容者。不管是什么人，都需要享受异态之美，享受那种由差异而产生的喜悦。
第三，要达到多元，当然需要悉心保存。但是对于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而言，多元的重心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创造。越是创造，越能多元。
问二：一九 0七年诺贝尔奖得主吉卜齢，曾经说过：“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远不相逢。”请问您是否同意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面对人类现阶段遭遇的全球化浪潮，这种观点是不是还是适用？
余秋雨 ：
不适用了。
本质主义是一种理论假设，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是这样。只要是活体，总会超越自身定位而流动，总会与不同的对象产生互趋互近的引力，总会相遇、相撞、相溶。
“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早已成为曾祖父一辈的战局。但是，连曾祖父一辈也知道这种战局愧对千古中庸之道。我倾心于黑白两半中间的灰色地带，甚至认为“模糊”也是必要的。原来以为这个灰色地带面积不会太大，待到今天洞察世事，才知道世间的主体部位都在灰色地带，而纯白纯黑只是边缘性、极端性的一道窄边。
东、西方的文化也是如此。不必说世界，就说我们自己身上，东和西早就相逢，而且已经无法区割开来。这不是我们的悲哀，而是我们的福分。
活生生的存在，足以傲视假设的本质。
问三：您的文章、言论和行动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圈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台湾听众这些年已经不太愿意听文化演讲了，但今天知道您来，拥挤的程度超乎想像，听说剧场一位负责人的牙齿都被人潮挤掉了。然而我们又知道，您在大陆一直受到非议。这边有评论家指出，这是因为您是大陆唯一最纯粹的自由文化人，成了异端；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又与大陆的法制状况有关。您自己认为哪个说法更有道理？
余秋雨 ：
都有点道理。
有一位英国学者说，很多知识分子一直把自己锁在老城堡里互为观众，互相觊觎。但是只要看到一个人离开城堡，就会一致对外，合力追杀。这就像在远古时代，第一个从树上下地行走的猴子，会被其他猴子咬死。这是它们的“法律”。
但是不要急，所有的猴子总会下地走走的，踏着被咬死的老猴子的脚印。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开始文化转型，必然会支付沉重的代价。现在，这种代价支付得还远远不够。
马英九： （台北市市长）
主讲人余秋雨先生，各位观众、听众、好朋友们，晚安，大家好。
余先生从一九九二年出版《文化苦旅》至今已经十多年，光在台湾就有二十七种著作，可以说著作等身。同时不止在台湾，包括香港、大陆、海外各地，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次他能够拨冗再度来台做巡回演讲，让台湾的读者欣喜莫名。
余先生其实无须多做介绍。不过那天看他的简历，发现他是浙江余姚人。余先生在《山居笔记》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后来倂到隔壁的慈溪市了，所以现在写籍贯的时候，很踌躇地不知选哪边好。我相信这两个市都会争取您作为市民的。
余姚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从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到更早的严子陵；现代人中有写《西湖》的蒋梦麟，还有风采不输余先生的沈君山先生。还有一位台湾人都熟悉的孙越叔叔，也是余姚人，真可说是人杰地灵。
余先生作为“人杰”，靠的不光是在戏剧方面的专业。他还担任很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做过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上海写作学会的会长。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一连串所谓“文化旅游”之后，突然间使这个领域变得无比的热门。读过他《文化苦旅》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何谓“深度旅游”。还不光是国内，他也应凤凰卫视之邀，访遍埃及、希腊、希伯莱、巴比伦、恒河的文明，写下《千年一叹》与《行者无疆》两本书，深刻对比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异同，产生极大的影响。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哈佛开始推动一种新的通识课程“ Core Course”,其中除了常见的“科学概论”之外，还有一门课叫做“外国的文化史”。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每个人都必须选读这五个Core Course，当时的解释是要培养哈佛学生未来具有世界观，必须了解外国的文化而不止是外国的历史，这一点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今天很多人喜欢谈“国际观”，好像只要懂外文、常常出国旅游就算有。如果这个观念正确，最有国际观的应该是导游吧？导游当然也可以有国际观，可是不见得是必要的条件，也不一定要深刻和系统；但对一个知识份子来说就不一样了。知识份子也会旅游，他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从旅游中吸取到各国文明的精髓。
因此，我们今天共同来聆听余先生的演讲，一方面希望看到这位大师级的文学家，把他非常丰富的生命与旅游经验，化成语言向各位报告；另一方面，今天也是台北国际书展开幕的第一天，这个报告正逢其时。台北是华文世界的一个出版中心，每一年出版三万多种的中文书，跟中国大陆每年出版的十六、七万册相比，台北大概只及大陆的五分之一；可是，大陆人口是我们的五十多倍，土地是我们的二百七十多倍，按比例来讲，华文出版方面，我们是很强势的。东南亚很多地方，虽然采用了大陆的简体字，但是台湾、香港的“正体字”，还是充斥着他们的书架。这一点，希望台湾的出版界能够继续努力。
余先生在台北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著作，充实并彰显了台湾作为华文世界出版中心的格局。我十分感谢余先生愿意把他的作品拿到台湾来出版，让台湾的读者能先睹为快。
最后，我向余先生承诺，我一定会坐在台下听完全程，今晚，绝不“走挪”（台语）。您放心，我会非常专注地聆听，说不定还会问问题。
祝福大家，谢谢各位。
余秋雨：
尊敬的马市长、高教授、王力行女士，还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以及今天在外面等了很久、排了很长的队才进入剧场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亲切。很多年前，这个剧场刚开张，我就在这里作过一次演讲。昨天，剧场的负责人根据当年留下的照片，居然想方设法找到了这张木制的老讲台。记得当年的演讲，我是向大家报告考察文化遗迹的经历，这些年我走了更远的路，但这张老讲台却还在这里等着我。
它似乎变成了一种约定，一种承诺。
那么，让我先谢谢这张老讲台。
按照主办者给我出的题目，我今天又要讲旅行了。但我想把“出走”的重点放在“生命状态”上，使这个题目成为一种半虚半实的隐喻。
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很多因素决定。说到底，由时、空两度决定。时间的维度，伸缩的余地不大；空间的维度，却能左右生命的质量。
经验告诉我：人世间的愚昧、自私、冷漠、偏执、极端、嫉妒、排他、狂妄，即人世间的一大半恶，都因心理空间的狭小而形成。
与此相应，历史上一切邪恶的政权，也都以封闭为前提。
封闭的借口是，外面有邪恶。其实，如果长久封闭，邪恶必定在门内，而不是在门外。
因此，一旦开放，就很难彻底邪恶了。
中国如果不开放，现在一定还在搞阶级斗争。即便宣布文革结束了，必然还会有新的政治运动，新的整人灾难。所以，由哪个领导部门宣布文革结束，并没有像现在论述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开放。宣布发动文革或结束文革，是同一个价值系统之内的事，而开放却带来了很多别的价值系统。
我所说的封闭，有多种形态，未必都像文革那么极端。即便在没有发生过文革的台湾，我也见到很多因心理空间的狭小所造成的情绪硬块，既伤害他人又伤害自己，有时事情还闹得很大。
心理空间的狭小和封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老毛病。照理，中国的疆域很大，心理空间不应该狭小，但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农耕文化，而且照许倬云先生的说法，是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化。这种生态要求人们聚族而居，紧贴农时，安于乡梓，不尚出行，千百年下来陶冶成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这种文化心理，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文化人的自我挣扎上。他们有天下意识，但“天下”是什么，却又空洞而模糊；他们向往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对于后半句很少有人真正实行；他们即便在某个城市住了大半辈子，也只认为是“客居”，仍把还乡作为终身目标，而他们对家乡却又是那么陌生 ……
也有一些文化人走得比较远，但多数是为了上京赶考，或考上后的任职派遣、贬职流放。这种旅行，不管走得多远，心理目标还是狭窄。真正以自己的旅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素质的，人数很少，如学者司马迁、郦道元、顾炎武和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诗人。总的说来，中国文化对陌生的空间缺少前去亲近的冲动。
可以说，基于农耕文化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直在大空间里过着“小日子”。结果，把中国文化的格局也缩小了。
身处现代，资讯发达，交通便利，我们对陌生空间的介入早已远胜古人，但是，心理空间的狭窄和封闭，还是极有可能被继承下来。因此，必须倡导一种真正的出走，深刻意义上的出走，走出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在生命状态上的出走，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摆脱虚假；二，抵拒归类；三，扩大关爱。
一，摆脱虚假
狭窄的心理空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个“伪座标”。但是，仍然由于狭窄，使我们长期摆脱不了。在我看来，这是世间最普遍的悲剧，几乎人人都陷落在里边。
例如，很多智力不低的人会以多年的苦恼和谋划，争取获得一个教授或科长的名位，并把一、二个同事当作冤孽般的竞争对手。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只要一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易逝和不可重复，就立即会发现这种座标的虚假。
记得我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对于这种伪座标，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却产生了另一种伪座标。例如，有好几年，我对于几所“兄弟院校”如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所取得的成绩，都感到不舒服。反之，听到他们的成绩中有夸大成分，便莞尔一喜。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嫉妒为基础的不良座标。当我一辞职，这个座标在我心中就不再起很大作用，可见又是一个伪座标。
这种伪座标的共同特征，是以一种被自己紧缩了的价值标准切割世间，结果使世间支离破碎又充满对立，大家都不快乐。更伤心的是，这么切割一辈子，暗斗一辈子，期待一辈子，最后都没有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往往是“一地鸡毛”。大家踩踏着鸡毛退休，连弯腰清扫的力气都没有了。
甚至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充斥着层层叠叠的伪座标。从事某项“研究”已经几十年了，所发表的论文只与全国七、八个同行有关系，但这七、八个同行彼此之间也早已懒得去读。他们习惯地自我安慰，也许在十年之后，或百年之后，会有人来检索这些论文，却不敢承认，这种对百十年后的预期，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么，他们这一辈子的“研究”的意义，全都耗在虚假的幻想中了。
把自己的生命耗废在虚假中已经非常可惜，更何况，他们往往还耗费不小的社会资源，耗费人们对学术文化的崇敬，甚至耗费青年学生的课堂时间，这就在虚假中包含着不道德的成分了。
大陆的作家都被评为“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之类，都归一个官方性质的协会来评。协会里又等级重重，连会员也分“全国”的还是“地方 ”的，更不待说有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副主席之分。在这么一个架构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上升一级在一年年地倾轧、奉承、互毁，大家都伤痕累累。我站在外面远远看着这里边的滚滚烟尘，内心深表同情。心想，他们怎么不明白，写作是个人的事情，读者只看文章好坏，哪会根据某个作家的那些头衔去买书？歌德、莎士比亚、海明威是几级作家？屈原、李白、曹雪芹是什么理事?
对于各色各样的伪座标，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出走。
有很多朋友会想：何必出走呢？站在原来的地方也能改变一切啊。
我的体会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很难摆脱那个伪座标，因为那是一个笼罩于前后左右的价值系统。
所以，不仅需要出走，而且必须从灵魂和行动上同时出走。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在书房里奢谈离逸和流浪并不太难，要让行动和灵魂并驾齐驱就不容易了。
我这一生，有过很多次出走，都是为了摆脱虚假，而且都是力求让行动和灵魂同时离开。早在文革灾难中我已经发现豪言壮语背后的重重虚假，我无力细细辨析，只能逃离于农场和山间。待到文革结束，中国人虚假的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并没有结束，因此出现了大量虚假的热闹，虚假的控诉，虚假的正义，虚假的清查，虚假的批判，虚假的名号，虚假的学术，我看在眼里，再一次断然离开，躲藏在斗室典籍间很多年。
这种躲藏，使我的力量获得积储。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更大的座标在向我召唤，因此还要离开。
这一次的离开，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离开职位，还要离开一种顽固的思维方式。我花了很多天坐在上海龙华公园一张隐蔽的长椅上思考。那个地方，一边是千年庙宇，一边是昔日刑场，我就在庙宇和刑场间下了决心。
我正是从那张长椅上站起身来，走向人生的又一个零点，走向苦旅，走向废墟。
从此，一切都不再一样。眼前当然还会遇到新的虚假，但我已有了发现的敏感，脱离的习惯。
二，抵拒归类
出走的第二个方面，是挣脱生命的归并状态和分类状态。
不出走，生命只是社会既定群体中的一个小点，只是一台日日转动的机器中的一枚螺丝钉。虽然存在，却从来未被单独体验。
在社会既定群体中，有的人似乎也曾表现出了一点“个人风范”，其实仔细一看，也只是对前人某种共同特征的模拟。那种所谓共同特征，早已成为一种标本化的典型和范式，与任何人的真实生命都不一样。以自己的生命来为这样的典型和范式做注释，实在是一个悲剧。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对于世间事务，包括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大多是借助于概念和标签，天天都在归类，恰恰放弃了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这种状态，越是知识分子越严重，因为更多的知识给了他们更多的典型、范式、概念和标签，随之也就更多地忙于归并和分类。
在民间，也有大量约定俗成的偏见、禁忌、是非，变成一堆堆非理性的概念和标签，供人们归并和分类。大家先把自己嵌入，再把别人嵌入，结果，大家都成了通用部件，编入了统一牌号。
本来，照柏格森的说法，文学艺术是要把人们从这种“群体性埋没”中拯救出来的，但是十分遗憾，多数文学艺术没有这样做，反而加重了概念和标签，强化了典型和范式，突出了归并和分类。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效的改变，还是出走。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我在静止不动时简直无法思考”。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思考，是一种精神移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摆脱既定模式的流浪。
既然是为了精神移位，那就不能为了旅行而旅行。有极少数人，不旅行也达到了这个目的，这需要有特殊的心力。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蛰居乡里，极少与文化知识界交往。这种彻底的孤独使他摆脱了文化知识界的一系列既定模式，他其实是凭借着彻底的孤独在流浪。我们这样的人做不到这种彻底的孤独，因此往往只能靠身体的移位来促使精神移位。既然学不了康德，那就学卢梭，学希罗多德，学司马迁。
我这么说，可能会有朋友产生疑问：我们周围很多人，既不走卢梭的路，也不走康德的路，不是也天天在思考、在写作吗？
我的回答是，思考、写作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在人文领域正巧遇到了历史的大转型，而你又希望自己在这场历史大转型中作一点贡献，那么，常规性思考就不够了，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精神移位。
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于在历史转型期参与各种新旧之争、是非之争，却很少看到在这些争论中悄然退出的人。退出不是逃避，而是开始怀疑自己参加争论的资格和方位，决定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重新修炼自己。
修炼之后，未必返回新旧之争，是非之争。更大的可能是，发觉这些争论只是“同一个楼道里的口角”，没有什么意义。
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文化学术界的争论和应酬，《文化苦旅》的序言中曾写到过相关的理由。
我写道：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地出发了。
出发的结果如何？我的读者都已经知道。但是，最初的感受是一种巨大的震动，我在《阳关雪》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独自行走在无边沙漠中的体验：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凭着这样的体验来踏访中华文明的千年废墟，产生的感觉当然完全有别于原先的文化思维了。
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我们也走到了那些地方，为什么写不出你这样的文章？”我回答说：“并不是我的文章好，而是我去的时候，脚步和头脑都是孤独的，没有任何依靠，因此充满惊悸。”
脚步的孤独，是指我喜欢独行，万不得已与人同行，例如结伴到中东、中亚、南亚那些恐怖地区去，也必须经常躲开众人在一旁独自观察；头脑的孤独，是指我旅行在外，最怕既定概念的指引，最怕口若悬河的导游，最怕路旁有太多的碑文和雕刻。因为这一切，都会以他人思维、群体思维压迫了我独自的生命体验，陷入归类。
已有密集文化话语的地方，我就很难再写什么，因为个人的生命体验很难从那么密集的文化话语中挣脱出来。我迟迟不能写西安、洛阳、北京，都与此有关。有的地方，由于我写了，话语开始密集，例如山西的平遥、宁波的天一阁、昆山的周庄、河北的避暑山庄等等，我也不太愿意重游了，因为重游时再也找不回那种脚步和头脑的双重孤独，容易泛化。
有的地方文化话语密集，我去了，也总会找一些能让我比较孤独的部位，例如杭州就是这样。我在《西湖梦》一文中讲述了我喜欢苏堤的原因：
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别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 ……
中国大陆有一个文人一再写文章、出书，指摘我在行走中所写的感受不符合古书记载，而据别人告诉我，此人自己又很少外出。我听到这事就笑了，我想，今天在场的听众都会明白我笑的原因。
面对历史，我们大多生活在陈陈相因的“他人逻辑”中。这中间的“他人”又不是哪个可以负责的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偶尔的记载、无根的传言。在文化传播极不发达的时代，只要被白纸黑字书写，就会被看成为“历史资料”。这种资料从未被近代科学思维认真验证，却成了中国学者的大半学问。
我曾见到一个十余年独自行走在沙漠中的探险家，他叫刘雨田，那天他偶尔闯进上海，被众多记者逼问。他惘然地睁着双眼，任何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我在旁一看就明白，记者们提问的依据，全是流淌在多数小市民心头的“他人逻辑”，他对这种逻辑早已脱离多年，当然无以应对。我连忙上前解围，他在事后感激地对我说：“街市让我寂寞，沙漠让我充实。”他说完这话又远行了，他的逻辑是无言的脚步。
就在不久之后，一个叫余纯顺的上海旅行家葬身在罗布泊，他已经独自在外历险八年。他坚持步行，有一次在西藏的山路上病倒，被人抢救，从医院出来后他还要回到病倒的原点重新步行，一步也不愿省略。这样的徒步旅行者，就比我厉害多了。他死亡的消息传到上海，历来被认为不敢历险的上海男人既震惊又自豪，使得他的事迹展览，一连很多天都人山人海。这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对于街市间小市民的“他人逻辑”的战胜。
让我感动的是，余纯顺先生最后寥寥几件的随身遗物中，有一本我的《文化苦旅》。
像余纯顺、刘雨田这样的徒步探险家是难以仿效的，他们也不希望别人仿效，但他们通过精神移位的方式来体验生命，抵拒归类，却具有普遍的启发性。我们身边的种种规范和概念，给了我们很多安慰和便利，但有很多却是非人性、非生命的，因此那些探险家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抢取一段可体验的生命。他们从沙漠深处投回来的怜惜目光，也许能让我们消除一点麻木？
三，扩大关爱
以出走来体验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关爱世间的诸多生命。
我有一个切身感受。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如果这个人痴迷旅行，而且兴致勃勃地说得出各地的风土人情、婚丧习俗、衣食住行，那么这个人一般说来总是比较善良。
这是有原因的。一个人能对素昧平生的人群形成生态关注，心胸大多比较开阔；关注时间长了，关注范围大了，久而久之，又会增加这种开阔。既然他明白地球上的人可以用不同方式活着，每一种方式都有关爱的价值，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对身边的人事斤斤计较了。
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西方学者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很重视历史现场的发掘，而中国学者直到晚近还沉溺于字里行间。西方学者在挥汗挖土，中国学者在咬文嚼字。后来中国也开始发掘了，最重要的是兵马俑和帝王陵寝，这与中国历史的重点相符，但西方发掘的最重要成果却是庞贝古城和克里特岛遗址，充满了民间生态的大量遗迹。我希望在中国的废墟中也能寻找到民间生态的遗迹，这已经很难，那么，至少也应该让自己站在废墟间作种种揣想。
我在东北平原上清代流放江南罪人的地方停住很久，一去再去，设想当年他们的冷暖温饱；我细细地观察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考场，了解当年万千考生们寝食便溺的状况；看到古代官衙留下的刑具我更会快步上前，感受着早已远去的血泪和呼喊 …… 久而久之，我不肯再在叙述历史的文字中轻松地写下“杀敌五千余首”、“抄斩四十余家”这样的文字了，因此只能由学术而转向散文。
我自己知道，看中国史书，把我的心肠看硬了，而看一个个古代的生态现场，却把我的心肠看软了。
后来大家知道，我又历险踏访了北非、中东、海湾、中亚、南亚等数万公里恐怖地区，悲悯之情更是无可言表。我知道那里有灾难，但原先都是从报刊上知道的，当我亲自面临那一切，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与我同行的凤凰卫视主播陈鲁豫小姐在伊拉克的一个弹坑旁见到一位全家都被炸死了的中年妇女，情不自禁地问她：“我能抱你一下吗？”是的，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伸手拥抱灾难了，可以体察受伤者的体温和颤抖了，于是，我们的体温也被那片土地感知了。这就是现场抵达远远超越报刊浏览的原因。
我的妻子长久地看着又浅又窄的一脉约旦河水发呆，心想千年冲突的原始动因居然和争夺这点河水有关。她看到河边有一些短短的绿草，便蹲下腰去，却舍不得拔下一枚来。从此之后，只要电视里播放约旦河岸边的事情，她都会凝神细看。
我们不是国际政治评论家，不愿意把这些可触可摸的感性图像立即提炼为判断，而是更愿意让它们鲜活地留在记忆中，成为自己情感投向的一部分。于是，辽阔的世界都与自己产生了情感关系，自己也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
一个人的情感是无限的，不会因为关爱了远处，就会减损对近处的关爱。其实，只有洞悉了大空间，才会对小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加深理解，而理解是关爱的基础。
对此，我有另一方面的体会。大家知道，前些年我每次艰难远行回到中国大陆，都会迎面遇到一大堆谣言和批判。这曾使我非常吃惊和愤怒，却只能掩目塞耳，回过身去，继续远行。终于，我在一次次接触大量异态文化和种种苦难后，领悟到自己所遭遇的“小状况”只是一种特殊生态的延续，很值得同情。例如，中国大陆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一些文人生计艰难，但他们除了写批判文章外不会写其他文稿，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又使他们不能做政治批判，只能找一个没有政治权位的名人来造点谣，换取一点小稿酬 …… 这种走投无路的选择，时时有可能因诽谤而入狱，简直是在为温饱而铤而走险，难道不能牵动我们的恻隐之心吗？
我的这番心理经历有点苦涩，却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人在大空间里的精神移位有助于加深对小空间的理解和关爱。
因此，我奉劝诸位，只要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事，万不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而最好在精神上出走。等到回来，连注视那些麻烦事的眼神，也会温柔起来。
天下有很多麻烦事是不必解决的。把它们放在异态文化和异态生态杂陈的大空间之中，让自己明白它们的位置、体量和产生的原因，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谢谢大家这样安静地听我说了这么长时间。
尤其要感谢马市长。他日前刚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立即成为媒体焦点，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他不仅昨天在办公室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今天又亲自主持了这个演讲会，从头至尾听到现在，实在是不敢当。
马市长，我讲完了。
现场交流
问一：台北市的马英九市长正在推广多元文化概念。刚才余先生演讲中也不断提到，最有品味的旅行是从精神和行为上的同时出走，与异态文化接触。有人说，为了实现“多元”这个目的，必须提倡“宽容”和“保存”这两个概念，您同意吗？
余秋雨 ：
马市长对文化非常内行。他倡导多元文化，理应受到大家支持，因为这是现代文化的入门规则。
您提的问题牵涉到一些理论拿捏，我要作一点补充：
第一，多元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范围。这是人类的文化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多元的动机不应该是展现繁荣，而应该是人性关爱。
第二，多元也不仅仅是出于“宽容”。宽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气息。在多元世界里，不存在宽容者和被宽容者。不管是什么人，都需要享受异态之美，享受那种由差异而产生的喜悦。
第三，要达到多元，当然需要悉心保存。但是对于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而言，多元的重心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创造。越是创造，越能多元。
问二：一九 0七年诺贝尔奖得主吉卜齢，曾经说过：“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远不相逢。”请问您是否同意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面对人类现阶段遭遇的全球化浪潮，这种观点是不是还是适用？
余秋雨 ：
不适用了。
本质主义是一种理论假设，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是这样。只要是活体，总会超越自身定位而流动，总会与不同的对象产生互趋互近的引力，总会相遇、相撞、相溶。
“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早已成为曾祖父一辈的战局。但是，连曾祖父一辈也知道这种战局愧对千古中庸之道。我倾心于黑白两半中间的灰色地带，甚至认为“模糊”也是必要的。原来以为这个灰色地带面积不会太大，待到今天洞察世事，才知道世间的主体部位都在灰色地带，而纯白纯黑只是边缘性、极端性的一道窄边。
东、西方的文化也是如此。不必说世界，就说我们自己身上，东和西早就相逢，而且已经无法区割开来。这不是我们的悲哀，而是我们的福分。
活生生的存在，足以傲视假设的本质。
问三：您的文章、言论和行动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圈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台湾听众这些年已经不太愿意听文化演讲了，但今天知道您来，拥挤的程度超乎想像，听说剧场一位负责人的牙齿都被人潮挤掉了。然而我们又知道，您在大陆一直受到非议。这边有评论家指出，这是因为您是大陆唯一最纯粹的自由文化人，成了异端；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又与大陆的法制状况有关。您自己认为哪个说法更有道理？
余秋雨 ：
都有点道理。
有一位英国学者说，很多知识分子一直把自己锁在老城堡里互为观众，互相觊觎。但是只要看到一个人离开城堡，就会一致对外，合力追杀。这就像在远古时代，第一个从树上下地行走的猴子，会被其他猴子咬死。这是它们的“法律”。
但是不要急，所有的猴子总会下地走走的，踏着被咬死的老猴子的脚印。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开始文化转型，必然会支付沉重的代价。现在，这种代价支付得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