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小议/欲盖弥彰---冷眼看“四有新人”等在“科学文化人”受到何祚庥院士批评后的表演

欲 盖 弥 彰
--冷眼看“四有新人”等在“科学文化人”受到何祚庥院士批评后的表演
有署名为任士新者，在科学时报发了篇《我为什么不能同意——与何祚庥院士商榷》，是针对何院士《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而发的。随后“四有新人”在虹桥科教论坛上贴出任士新这篇文章，向本人叫阵。
奇怪的是，任士新明明白白是找何祚庥院士“商榷”，是否值得回答，以及如何回应，那是何院士决定的事。这个什么“四有新人”却叫喊：
挺佩服陶老师的 那种抗尴尬的能力真是了得！送交者: 四有新人于 March 17, 2004 21:50:44
陶老师怎么还没有长进？何院士的文章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了，不敢回应，陶老师还那么“尴尬”着干吗？ 送交者: 四有新人 于 March 25, 2004 17:27:19
究竟是谁在尴尬，其实很清楚。我写的“遭遇尴尬--“科学文化人”在受到何祚庥院士批评以后”，看的人不少。还有浮躁就是浮躁--评科学时报宣传“科学文化界”的“F4”；浮躁就是浮躁之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开出的一朵最鲜艳的奇葩？。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引述的事实，许多是“科学文化人”江晓原等的原话，还注明出处可以查考。而且何先生和我都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以负责的态度提出。这个“四有新人”还有什么“任士新”或“人四新”，都是化名；特别是他或他们对何院士点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反对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以我们要批评这种‘反科学主义’”（何祚庥：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避而不谈，东拉西扯，却反过来要求别人回应，恰恰显示出他们的尴尬。
蒙着脸也不敢面对问题，于是只好跑到别人的论坛上去大发其帖。显示所谓F4如何牛、如何风光；挖苦讽刺本人和其他批评过“科学文化人”的人，“除了老弱病残，就是学术扔货”。如此等等，无非是企图转移话题，以求遮掩自己的死穴，“化解这一劫”而已。
可惜在论坛上再三贴出也无人理睬，只好求人批：贼特啊，有空批批这篇文章吧，不要再研究国内的粮价问题了。- 四有新人3/30 07:04 (2610)但求也没用，还是无人答理。
于是只好再次挑衅：
科学主义者遭遇了尴尬，呵呵陶老师等人看到何院士一篇烂文章，如获至宝。F4等人不屑回应，陶老更是觉得此文了不得了，洋洋得意，甚至还为此专门撰文挑战。可是，很快就有批驳何院士的文章出来，而且一直不见何院士回应。但是陶老就是假装没看见，呵呵，这种抵抗尴尬的功夫，实在不简单。-四有新人  4/10 00:51 (4502)
事情更加奇怪了。既然何院士的文章是篇“烂文章”、“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那又何必如此急不可待地要人回应？难道是心虚？以此投块石子问路。
F4“不屑回应”，你怎么知道？从其口气，可以解释为在替F4代言，也让人怀疑，是不是就是F4或FN，或其中之一、二，在那里作化装表演 ，
我注意到，虹桥科教论坛上有人提过，“应该允许个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陶老有自己的信念，反科学文化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信念。”主张双方观点摆出来，由看客自己判断，我赞成。
发动反科学主义的所谓“科学文化人”，既然认为自己是对的，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不必隐晦自己的观点，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和反驳。而不必由什么“四有新人”或“任士新”来代劳。我早就主张他们最好自己办一个网站乃至出刊物，组社团，免得现在这样利用了北大的名义在活动，因为我发现北大内部并不是都赞成《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的观点。（见有感于北大科学传播论坛的关闭）
既然你们看到科学主义已在中国成为一种霸权，几十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唯科学主义论调”，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开了三次，到第三次才有了不是“唯科学主义论调”的新意，（江晓原：科学与人文：冲突背后的深刻意义，据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抱怨：“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科玄论战的玄学派彻底败北，到文革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文革后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一以贯之的是人文的退隐和衰微。”（吴国盛：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认为“我们多年来不是将科学神圣化，就是将科学实用化。神圣化，则令科学远在云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公众只能向科学顶礼膜拜；实用化，则将科学混同技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领导只想要科学产出效益。（江晓原：“科学文化”正在取代“科普”：由科学文化获奖图书看科学文化的发展变化）“不信迷信信科学”这样的口号实在是我们的科普读物给读者造成的误导。把科学放在信与不信的体系之中，导致了科学的迷信化。”（吴岩：魂归万佛园据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网站，原载科学时报2003/11/20科学时报）总之都是科学主义的罪过。问题如此严重，就该反一反给大家看看，又何必如此躲躲藏藏呢？
何院士“不敢回应”，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你们还没有回答何院士提出的关键问题。任士新的文章值不值得何院士回答或他将用怎样的方式回应，你们该去问何院士。
“四有新人”说：“何院士的文章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了”。
我看到的驳何院士的文章，只有发在科学时报上署名为“任士新”的文章，“四有新人”一再贴出，也只有这一篇。看了一下，发现其中对何院士提出的主要问题并未反驳或解释，而是离开主题，就何院士的文章中将宗教迷信连接使用大做文章，得出了“科学主义是要剥夺宗教生存的空间”，“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结论；乃至指责为“与宪法相违背”，“给邪教以可乘之机”，自以得计。然而看他写下的文字，正好说明是他们在混淆国家政策和思想界限的区别，以求宗教和科学有同等的地位,证明何院士没有冤枉他们，确实击中了他们要害。
何院士的文章中说的是：“为什么这些人要尖锐地反对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因为他们要为宗教迷信争取“平等”。”
我不知道何院士说的有什么不对。在“话语霸权”上，不仅是迷信，宗教也是不可以和科学相提并论的。
“任士新”搬出了宪法。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二十条）并将爱科学作为公德来提倡，明确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第二十四条）
对宗教则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十六条）仅此而已。
我体会宪法中的规定，是因为中国一二百年的经验证明，只有依靠科学和民主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坦途，宗教也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得到好的处境。科教兴国是我们的国策，现在又提出要确立科学发展观，这也包括容纳宗教在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科学主义者”陈独秀就说过“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
许多较好的宗教对社会的稳定，道德的修养，起着积极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崇尚科学的人与宗教信徒，也完全可以相处得很好。但这不等于说在认识世界时，宗教的教义能与科学的观念合一。
作为科学，当然得分清与宗教的界线；而作为个人，也当然仍有他的信仰宗教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也并不乏宗教活动的空间。将何院士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去揭露纠正“科学文化人”将宗教迷信和科学混为一谈的言论，指责为“科学主义是要剥夺宗教生存的空间”，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所作的歪曲。
出现任士新这样的文章，并非偶然，“科学文化人”江晓原早在1992年就将“命相、推卜、星占、中医、风水、变形、土遁、意念摄物、隔墙出入、预知未来乃至移山填海、呼风唤雨，甚至摄心招魂，”封为“科学外理论”，提出：“科学外理论为什么必须接受科学理论的某些评价标准呢？况且这些标准因为自身的不完备也在经常新陈代谢。如果科学外理论敢于另外提出一套评判标准（比如包括；时空可以超越、实验不必重复、‘诚则灵’可以接受等等）”（江晓原：“科学外理论”争取生存空间--《大气功师》读后，《中国出版》1991年第1、2号合刊）建议科学外理论应该组成自己的罗马军团与科学分庭抗礼。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4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并为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所转发的“科学文化人”的核心人物江晓原、刘兵的对话。www.csc.pku.edu.cn/art.php?type=1&sid=1853
其中有江晓原说：“我们可以看西方流行的科幻电影，那些电影里的许多思想资源，实际上就是来自我们这里肯定被当作伪科学的东西，比如外星人、史前奇迹、神秘的时间之门、魔法、巫术等等。或者说，科幻和伪科学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刘兵应曰：“科学哲学多年的研究，至今也仍不能给出适用于一切场合，适用于各种历史阶段，乃至适用于当下的情形的有关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标准”。
行了，这就是说，科学和伪科学是无法区别的。他们将伪科学这一大家已熟悉的名词取消，改称“类科学”更是白纸黑字留下的事实，（《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刘华杰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既然伪科学都不能成立，那还反什么伪科学呢。
的确，按照他们的哲学，这世界上无所谓真伪，分不出是非，作为他们的哲学研究可以由他们去冥思苦想，肆意发挥。但要用在“常人”的现实生活中，只能导致思想和行为的混乱，与科学更是格格不入。如竺可桢先生言，“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利害与是非,1935)去掉了分清真伪，无所是非，还有什么科学！
一个名词术语，要仅就字面从概念到概念抽象玄谈，一万年也有得争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是非真伪并不是不能区别，而且必须区别，否则社会生活还能有什么公共遵守的准则。
语言是公众交流的工具，各种名词如“封建”、“科普”、“科学”、“伪科学”，即使最初的建立不一定符合学术规范，经过群众的使用，约定俗成，取得了共识，便有它自己特定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不可以随便去“创新”，更不可随便取消。
特别是“伪科学”一词，在中国已不仅是个学术名词，而且有其社会意义。否定伪科学的存在，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后果难以估量。
而且实际上也并不是分不清，譬如风水，在港台以及海外华人世界中很流行，但是它们没有说自己是科学，科学幻想电影也没有自称科学或科普，别人也不当成科学，也就无伪可反。而有些人，通常还以学者面貌出现，把那些连孔夫子都不愿提到的怪力乱神，也封为科学，不反这伪科学行吗。
因此任士新的文章，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坐实了“科学文化人”问题的存在，这叫做欲盖弥彰。“四有新人”及其他人等，究竟还要怎样表演下去，我在这里等着瞧。
陶世龙，2004/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