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

三农直通车 www.gdcct.gov.cn    责任编辑：guanweichang    发布时间：2010-07-23作者简介：黄宗智，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创办人。他的两部经典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农业，引发了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的论战。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今天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前途问题，历史上有过不同声音响起，如何批判地看待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怎样看待当下新的发展趋势与现实困难？在一片争论的声音中，中国农业究竟应该往哪里去？
“小农”是符合国情的自然选择
纵观中国人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旧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基本上是“八一一”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和一成蔬菜。但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结构已经快速朝着“四三三”型转化，也就是四成粮食、三成肉食和三成果蔬。现在这个转化已经进入中晚期，估计在二十年内将会结束。
中国的农业结构也在根据食品消费的市场需求变化而相应转型，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农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这个消费转型的可能。可以看到，消费结构中最大的变化在于畜、禽和鱼，以及果蔬的产量上，两者都增加了大概四、五倍。
上述剧烈变化的同时，却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中国农业的主体至今仍是以小规模农户及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这部分是由于当前的产权制度，按村和人口来分配承包地，使用权属于各家各户，所有权属于集体，而国家保留了征用特权。在这样一个产权结构下，当然只可能形成小规模农场。
从西方的标准来看，形成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的农场平均不到十个播种亩，而美国的是六百亩。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只可能是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更多地转移到城市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形成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农场。规模经济效益，不仅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其实，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源自于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的基本误解。因为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下，近六个世纪以来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压力的这个现实，使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变成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生产行为，能够被它的消费需要直接影响。
换句话说，在人口压力下，家庭农场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一再提高它的劳动投入，即便是它的边际报酬下降到低于劳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逻辑上也可以一直达到它的边际报酬相当于零时。正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在历史上比以利润为主和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更具生命力，它能够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接受更高的地租，支撑更高的地价。
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当时只有10%的耕地是依赖雇佣劳动和以利润为主的经营式农场，其余90%都是家庭农场。而在江南平原，这里的棉花经济和丝绸经济比较发达，而这两种经济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棉花用于纺纱，丝绸用于缫丝，这两种劳动当时可以由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即小孩、老人和妇女来完成，而所需报酬只有粮食种植的1/3到1/2，因此这种家庭农场比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更具生命力。从明清之际开始，家庭农场已经逐步取代了大的经营式农场，到了20世纪，江南平原上的经营式农场早已销声匿迹。
这样的历史背景正是当时60年代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因为有这样密集的人口，所以当时拖拉机所起的作用，主要并不是节省劳动力，而是促使劳动进一步密集化。原来在江南地区的耕种是一年两茬：单季稻，冬小麦。拖拉机来了以后，使种植早稻变成可能，因此可以大规模地种植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当年的口号就是“消灭单季稻”。
当时的中国农业实际上是过密化的。所谓过密化，就是边际报酬递减，尤其是在第三茬时特别明显。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进入新世纪之后，发生了所谓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第一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到了90年代体现在每年劳动力自然增长的下降。第二是城镇化，包括农民工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第一和第二个趋势的交汇就形成了中国务农人口从90年代3.4亿的高峰以每年2%的速度逐渐递减，到了2000年，已经降到了3亿以下。第三就是上面所说的消费结构的转型。正是这三种不同来源的巨大趋势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今后这几十年中有“去过密化”的可能。
然而，中国要走“去过密化”的道路，将不会是美国式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的模式，而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塑胶棚蔬菜的种植，它一般需要四倍于露地蔬菜种植的劳动力，而它的收获率能达到更高的比例。在土地相对人口来说严重稀缺的情况下，用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来尽可能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无疑是具有一定经济理性的，而这正是东亚的模式，是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近几十年的模式。它和西方的模式有着基本的不同。
比如说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是靠牲畜的使用来节省劳动力的，而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则是靠机械化和用化肥来节省劳动力的。园艺业相对粮食种植来说，在前现代的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生产过程。15至17世纪，在荷兰最早期的经济发展中，园艺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的集体化时期，当时的蔬菜主要是由自留地来种植的，它需要两、三倍于粮食生产的劳动投入，而它的收获价值也等于粮食的两、三倍。
自留地制度所起的作用，就是允许频繁、众多而不同的小量的劳动投入。可以把今天的塑胶棚蔬菜的种植看作是自留地制度在新时代的延续和扩展，它所附带的是被称为小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像高档的跨季节塑胶棚蔬菜、有机绿色农业，主要依赖的是小量但频繁多样的手工劳动，而不是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型机械生产，它不容易纳入亚当•斯密型的那种社会分工，也不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还有一种范围经济效益在中国历史悠久。例如用余菜剩饭喂猪，用猪肥肥田，更好的例子是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他们用桑叶喂蚕，用蚕粪喂鱼，用鱼粪和塘泥来肥桑。有趣的是在英国的农业革命里可以看到同样的逻辑。当时典型的诺尔福克（Norfolk）四种作物轮作模式就是用芜菁和三叶草来喂牲畜，用牲畜肥料来恢复地力，然后用牲畜来耕田以节省劳动力。这些都是由单一的生产单位，来同时进行两种相辅相成的生产过程，这样的逻辑也跟规模经济的逻辑很不一样。
小农场的纵向一体化
仅凭上面说的几种经济效益，并不能充分解释新时代中国小农场的生命力。要为城镇或者长距离的国内外市场生产产品的话，一定要有另一种经济效益，这里称作纵向一体化效益。
农产品需要有加工和销售环节。一种可能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每一个环节，比如说一个农场可以为储藏、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分别订立合同，但是这样做明显很不经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效益大多来自于公司组织。这里，科斯的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根据他的分析，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而一个公司的大小，取决于进一步扩大这个公司的成本和在自由市场上订立契约的边际成本这两者的对比。
在西方经济史中，这样由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伴随着一个公司的横向一体化，也就是说组织大规模的农场，由此来达到亚当•斯密型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在中国，这一切都很不同，家庭式农场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单位，没有横向一体化，但是它们仍需要通过资本主义公司所提供的纵向一体化来跟大市场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中国农业管理人员所采用的概念是产、加、销和贸、工、农一体化，用的主要是两个词，一个是刚才提到的纵向一体化，另一个是产业化。
和资本主义公司不一样，中国采用的概念，可以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来表述。比如，在耕种的层面，最佳规模是小农场；而在加工的层面就不一样了，有的食品加工程序可以用工厂式的组织形式，产生一般意义的规模经济效益；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销售本身也需要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一个广为人知的成规模的品牌，具有个别生产者所不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需要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来创造地方性的品牌，努力创建一村、一镇，甚至是一县的品牌。江西省在这方面尤其积极，它声称拥有2000多个专业村。以上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不同规模和组织方式的结合，是今天中国农业纵向一体化的特色。
目前有关这个纵向一体化的数据还不是很精确，甚至有一点可疑。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数据，2005年全国已经有大约一半的耕地被纵向一体化了，要么是由龙头企业所带动，要么是由专业的合作组织和专业的批发市场所带动。
龙头企业带动的产、加、销一体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广东省的温氏集团公司用它的计算机系统给每一个参与养殖的农户建立档案，并按规定的日期和指定的地点，为他们提供鸡苗、饲料、药物和技术手册，之后由公司来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到了上市日期，他们统一跟农户结算收购肉鸡，并对肉鸡进行加工销售。2005年，该公司的销售额达到65亿元，被确认为国家级的龙头企业。无可置疑，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地扶持这类龙头企业，把它们当作纵向一体化方式中的第一选择。
2000至2005年间，中央政府投入了119亿元来扶持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也同样加大了扶持力度。山东省从2002年开始每年投入5000万元来支撑龙头企业，江苏、浙江、上海及其它发达省市的投入也基本一致。至于像湖南那样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省份，没有能够做到这样规模的投入，它主要依赖的是税费减免的优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没有对合作组织做出同等力度的扶持。这一切都说明，以扶持龙头企业为主要方法的农业纵向一体化，已经被完全纳入地方政府首要的招商引资任务内，成为地方干部政绩审核所依据的GDP增长率的一个关键部分。
尽管政府大力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但另一种类型的组织方式——合作组织仍然在同期发展起来，自发地在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四川省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养鸡协会收纳了5个生产和销售合作社、一家饲料公司、一个种鸡厂和一个兽药销售企业。它跟广东的温氏集团一样，为社员提供种鸡、饲料和疫苗，也提供信息服务，并且还提供鸡类产品的营销手段。但它与龙头企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协会是社员所有，而不是公司所有。它会为社员们组织利益分配，提供信贷担保，以及某种程度的风险保护。
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龙头企业在2005年占据所有十三万六千个纵向一体化组织里面的45%。这个比例并不稀奇，因为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大力扶持这些组织。但令人惊讶的是，自发性的合作组织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但它居然从2000年占总数量的14%，发展到2005年的36%。
龙头企业一般采用订单的方式跟农户连接，而合作社采用的是按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的方式。那么，合作组织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在订单合同的安排下，哪怕是有保护价这种规定的订单，来自加工和销售的利润都归属于企业，而不是农户。而在按股分红或者利润返还的合同下，耕作者能够获得加工和销售的部分利益，这个利益的考虑是耕作者之所以趋向于合作组织的重要原因。
龙头企业的利润和规模一般要比合作社大，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它们所带动的农场要比合作组织多得多。根据现有的数据，无法按照农户的数量来区分这两种组织，但是可以通过它们的销售量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2005年，龙头企业在销售总量上达到1845亿元，占所有总销量的60%，而合作组织只有270亿，占总量的9%。但是，即便是9%，这样的统计结果还是有点令人意外，因为2002至2005年间，也就是政府大力扶持龙头企业期间，合作组织的总销售量仍然增加了大约一倍，增幅要高于龙头企业。这里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政府以同等的力量来支持合作组织，那么它们的发展速度又会怎样呢？
纵向一体化的第三种主要组织形式就是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可以把它们视作介于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方式。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实一直都在积极地创办和组织这样的市场，山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山东声称拥有750个营业额超过500万元的专业市场。以著名的寿光市为例，它的蔬菜市场闻名全国，今天已经达到600亩的空间规模，销售300多种蔬菜，拥有200多部运菜的车辆，提供北京市上市蔬菜的1/5。
专业市场的制度和一般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很不一样。可以预期，政府组织的专业市场在设定价格上，会比大型的食品公司公道。然而，这些市场只不过是整个从耕作到销售产业链里的一个环节，其它的部分可能是由企业公司来整合，也可能是由合作组织甚至是小贩、摊贩来连接。在这个意义上，专业市场的去向还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今天这个土地承包制，它对纵向一体化的导向和形态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土地现在还不应该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只可能引起大量农民从土地游离。而这个产权制度给了拥有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一定的和企业谈判的条件。一个农户或者一个村庄可以用它的承包权，来换取一份在公司领取工资的工作，而他们的经济情况也会随之提高，并拥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另一种农户就在家里保存着自己的承包权、承包地。这两种农户应该区别于那些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承包地，到新地方去为企业打工，成为纯粹无产的工人。
中国新时代农业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的农业既需要市场经济，但同时也必须要考虑人口因素。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本国情。当务之急不是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而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超越这两者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不是一种含含糊糊的两者妥协，而是在确认两者同时存在的现实上探寻一种新颖的超越式的结合。
中国农业的前途其实是走小规模农业的道路，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就是一亩土地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那种小农场。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之中，应该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因为现在这种农业的劳动力需求已经大规模提高了，而务农人口却在逐步减少，迟早会达到一个适度的转折点，做到适度规模。
这种小规模的手工农场，虽然可能只能做到小康水平，但是从更长远来看，它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以荷兰为例，它的农场都是小农场，但是它的劳动报酬是全世界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原因就是它的加工业和销售业高度发达，完全是另一种技术水平上的农业。中国将来完全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因为中国现在的加工值和原农产品产值的比例大概是40%，而一般先进国家，像荷兰是300%至400%，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像中国现在的食品饮料消费只有25%是经过加工的，而一般在发达国家里是90%。所以说，小农业的前途不可限量。
从耕作者的视角来看，合作组织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主要是因为它使农户能够从加工和销售的利润里分到一部分，而不是看着这些利润完全流入公司、中介或者商人的手里。但是，它的弱点是没有得到像龙头企业那样的政府扶持，也基本上不能向银行贷款，只能依赖私人的非正式网络来筹资，而这样的贷款利息率要比银行高得多，这是个致命的问题。此外，合作组织是不是真正能够在加工和销售这些环节上和龙头企业一较长短还是个问题，而合作股份制会不会影响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也是未知数。
最佳的组织和结合方式只能通过实践来探寻，但是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可能方案，就是在所有合作的框架下，给予管理者以适当的薪酬和分红激励，以及适当的决策权力。这样能够兼具合作在分配上的优点以及公司组织在经营运作上的优点，这样的一个组织也许可以称它为合作公司。
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将会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产业，其实“产业”这个词不太恰当，因为它不能像一般城市的工业那样，形成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产业。或者说，中国新时代的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场的天下。社会化的组织，如合作组织和政府专业批发市场，在中国新时代的农业中能否真正起到重要的作用，以及合作组织能否在政府的扶持下，展示真正的经济活力，这些问题都无法过早回答。很明显，未来将取决于政府的抉择，而中国的农业今天正走到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注：本文改编自黄宗智先生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的同名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