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徐诵明 大学校长的典范·都市快报

  徐诵明，浙江新昌城关镇人，生于1890年，卒于1991年。

  跟同是浙江人的鲁迅、秋瑾、蔡元培等比起来，他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他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病理学科的开山鼻祖”。

  他先后担任过5所大学的校长，“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德炳说他是“大学校长的典范”。

  他活了102岁，他的一生，历史沉浮，也见证了一个不断变革的时代。

  再过4天，10月14日，是徐诵明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他。

  记者 沈雁冰 发自北京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

  赴日本求学

  1890年，按帝制算为清光绪十六年，农历庚寅，属虎。

  这一年的10月，新昌县的一户塾师家庭，一个男孩呱呱坠地。

  日后，这个叫徐诵明的男孩一鸣惊人，成为这户家庭的骄傲。

  他5岁入读私塾，13岁考中秀才，惊艳乡邻。

  1904年，一艘乌篷船载着这个天才少年，离开故乡天姥山，沿水路来到省城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同学中有邵飘萍（东阳人，1886年-1926年，革命烈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陈布雷（慈溪人，1890年-1948年，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等后来红极一时的著名人物。

  此时，垂死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尚在苟延残喘，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的终结剩下不多的时光，时代裹挟着各种变革。

  在浙江，反英护路风潮云涌。众多年轻学子的爱国热情激发，内外交困之下，如何救国成为许多人的思考。

  受此影响，徐诵明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不顾父母反对，漂洋过海，赴日本求学。

  在东京，他与早先因维新运动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结识，加入同盟会。

  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后，徐诵明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时值1911年1月，国内爆发了武昌起义，22岁的徐诵明决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加入陆军卫生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

  1912年春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后，徐诵明重返日本继续学业。两年后，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开始他的医学生涯。1918年毕业后，因老师极力挽留，他留在日本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

  其间，他与郭沫若、夏禹鼎等人成立“夏社”，积极声援国内革命运动。

  学成归国创建病理学科

  第一个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

  1919年前后的中国，西学东渐，民主、科学思潮涌动，直至五四运动的爆发。

  这一年，徐诵明学成归国，任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这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

  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的病理学是空白，徐诵明将病理学引入中国，创建了病理学科，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病理学教授。

  当时，中国没有中文的病理学教材，于是徐诵明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的《病理学》上下册翻译成中文，并为病理学审定了中文名词。

  很多教会学校用英文授课，而徐诵明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他开了先河，成为第一个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人。

  这期间，徐诵明还创办了中国自办的第一所病理学研究室，担任主任。他顶住压力，冲破历朝历代忌讳尸体开肠破肚的封建思想，推进尸体解剖，积累尸体标本，以供教学之用。

  教学之余，徐诵明不放弃学术，他在北平（北京）进行粪便内寄生虫卵普查研究。

  他当时的助教和学生洪式闾、林振纲、李漪等人，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法医学家。

  2010年9月29日，林振纲的学生吴秉铨对都市快报记者说，病理学是医之本，而徐诵明最早在中国建立了病理学科，他定的病理学中文名词如“梗塞”、“血栓”等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我们病理学的根在徐老这里”。如今吴秉铨也已80岁，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教授，是国内实验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肿瘤转移基础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享誉国内外。

  当有学生被捕时

  设法缓颊，多方营救

  直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徐诵明投身北伐，次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宁汉分裂后，何应钦邀请他任军医处长，徐诵明拒绝后，离开南京北上回到北平。

  1928月8月，徐诵明出任由北京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医科合并成立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此间，他创办了学校附属医院。

  1932年9月，徐诵明被公推为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1937年1月至5月，徐还兼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代理院长。

  在他任校长的5年时间里，北平大学处于稳定发展时期，校政走上正轨，在后人的评价中，徐诵明“开明爱国，公正厚道、尊重教师讲课自由，竭力提携后进”，他推崇“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校园内民主、自由气息浓厚。

  为人称道的是，他先后聘请了进步教授范文澜（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和许寿裳（绍兴人，作家、教育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1934年夏天，校长徐诵明找到许寿裳，邀其出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的挚友鲁迅一直不主张许赴任，“因为鲁迅觉得他这位朋友太忠厚老实了，机变不足，而且往往以己之心度人，就不免吃亏上当，被小人利用”。许寿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上任。这一呆，就呆了三年。

  在战乱年代，当有学生被捕时，作为校长的徐诵明则“设法缓颊，多方营救”。

  据1933年2月27日《国立北平大学校刊》载：法学院进步教授侯外庐县长及学生周成才被捕后，徐校长分电中委陈立夫及张学良等要人请求保释。

  1933年5月，彭真的妻子张洁清当时是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关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也是向徐诵明求救，才得以出狱。

  1935年12月，因日伪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各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徐诵明闻讯后，立即到北平市国民党党部保释被捕学生。

  教授的聘请与解聘，责在学校

  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

  作为一校之长，徐诵明对学生爱护如自己的羽毛，对教授也是如此。

  1934年，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徐诵明立即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无果后，范依然被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后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

  1937年春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对校内“反动气焰”密切关注，提出要解聘法商学院的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和沈志远五位教授。徐诵明闻之愕然，急赴南京找王世杰。

  王世杰说：“北平大学教授中，亲共分子是很多的，蒋委员长都注意到了。”

  徐诵明质问：“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教授的聘请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

  徐诵明看交涉无果，又去拜访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邰元冲和陈果夫等政要。陈说：“像许德珩这样的教授，是北京大学都解聘了的，怎么你们还要聘任呢？”徐诵明苦笑地说：“当校长也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呢。”

  后来，解聘教授的事情一直拖到“七·七”事变前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实现时，才不了了之。当时王世杰才摆摆手说：“过去的事，算了算了！”

  不一定到前线去才是救国

  在后方研究科学也一样是救国

  此时，战事危急，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国难当头，“偌大华北已经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放不下了”，国民政府决定把一批高等学校迁到内地办学。

  此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8月初，日军进驻北平，占据了北大、清华、北平大学等院校，校舍被日军用作马厩、兵营和伤兵医院。

  京津沦陷区六所知名大学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前者西迁昆明，后者内迁西安。由于局势紧张，连教学设备和图书仪器都未来得及搬运。

  徐诵明转任西安临大校委会常委（临时大学不设校长），主持校政，还兼法商学院院长。

  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太原失守，陕西也告急，敌机经常飞到西安上空侵袭轰炸。

  无奈，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迁往汉中。

  进入汉中，只有一条川陕公路，山路险峻，时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被推举为行军大队长的徐诵明带着全校师生，踩着泥泞道路，啃着锅饼，唱着“为了保卫家乡、土地、老婆、娃娃、生命、财产，咱们站成队伍，一起拿起枪杆……”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徒步500多里，半个月后抵达汉中城固。

  迁校后，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前身）。1938年5月，西北联大在城固举行开学典礼，联大常委、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面对学生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下转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