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轮回 造秦城的人坐进秦城：党内人物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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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秦城监狱的人坐进秦城——党内人物悲喜剧及其它

2009-11-30   作者：孙正荃

历史真会开玩笑

　　北京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7个项目之一，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可是他在“文革”中却“坐”进了他“亲自”主持修建的这座现代化大牢。历史真会开玩笑。无独有偶，60年代初，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43岁的王昭于危难之际受命赴青海省任省长。到任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他从祁连山下到黄河两岸，地里少有人影，村里不见炊烟。那时本人恰好在省报农村部当记者，曾随他几次下乡“调查研究”，他的亲民他的果断他的智慧应该说是我遇见的高级领导中不多见的。可是仅仅几年工夫，他在“文革”中也被投入青海的“秦城”而且最终死于其中（这里捎带一笔，开始，都按中央文件的调子，说他是因为支持赵永夫制造的震惊全国的1967年2。23大屠杀。逮捕时他连续大喊：跟我没关系！四十年后披露的史料证明，其实赵的事真的跟他没关系，是因为有人认为他是罗瑞卿的人，才把他顺手推进深渊的）岂不哀哉！

　　历史的又一个巧合是，这青海秦城正是这位王部长王省长“亲自”督造，且完全按照京城的样板，他决不会想到竟是为自己掘了一座坟墓，这又是一个岂不哀哉！尤为吊诡的是几年之后，本人竟然也“住进”了当年王某蹲的“西大排十号”。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或许有所谓偶然必然“辩证法”深藏其中吧！要不，就是命？幸喜我没有葬身在此而终于在1979年的春天从四重铁门中走了出来。


　　丁玲是个谜吗？

　　许多人都说丁玲的一生颇具传奇性，她一世之所作所为令人匪夷所思：参加革命，否定自我，屡遭批判，发配流放，旋又投入大牢，漫漫21年，大苦大难之后，“痴心不改”，紧贴左公，死抱“正典”，坚持“继续革命”，表面看去，宛如当年似花如玉奔向延安时一样的天真。

　　或许应该这样来认识这位女子：当延安的丁玲按照党的教诲，批判自我，否定自己，修改《沙菲女士日记》并改写了结尾的时候，作为作家丁玲的艺术生命（甚至她独特的个体生命）其实已经结束了，再写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是个奇迹，而奇迹过去，一切也就复归于常态：丁玲已经不是那个丁玲了，一次次“阶级斗争”风浪的锻炼和考验已经使她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共干”——“沙菲女士”成了“红衣主教”（圈子里人给她的称谓）。所以即便到了八十岁的人生暮年，她依旧不真实，依旧不丁玲，依旧不可爱：她是这个社会成功培育出来的又一个悲剧主人公，一个畸形女性。

　　应该看到，这个女性之开始她畸形的发展不是在她人生遭受苦难之后，而恰恰是在她满腔热情投身革命之初。有个史料提及，在那个现代女性不多的圣地，“沙菲女士”甫到延安便引起了毛的注意，毛曾同她在湖上泛舟，可一问一答间让毛索然无味，于是梦未开始便告结束。我曾对此胡思乱想过，否则，中国的当代史会不会是另一副样子？

　　有人说她是“拥抱谎言”（曾有以此为题的一本书），我却以为，无论是少女的丁玲还是老太丁玲都未必一直是生活在谎言之中，这是一个被某种教义扭曲以至毁灭了的女性，世人认为的真理她以为是荒谬，世人认为是扭曲是异化她以为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物其实在我们周围并非绝无仅有，他们的举止言行不断让我们惊醒和清醒。

　　最后还有一句想说的是，黑暗过去，我们连半个索尔仁尼琴也没有，而丁玲岂止十个八个？即此一端也就足以让中国文艺界反省了。


　　想起了萧军

　　写完丁玲，意犹未尽，因为想起了萧军。

　　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上，萧军和丁玲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盖因萧军发言中为王实味鸣不平（此前的六月间批王时萧已表示不满），丁玲、周扬、刘白羽等便同萧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大辩论大批判，据说从晚8点直至凌晨2点。主持会议的吴玉章想缓和一下气氛，打打圆场，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按：他1938年3月从山西临汾徒步月余抵达延安），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应该以团结为重......萧军听了之后，气消了不少，说：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这时，一马当先重燃战火的正是丁玲，她针锋相对她斩钉截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是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关系！”锋芒不仅直指萧军而且带进了吴玉章，而且俨然已经是党代表、发言人，这话即使今日读来也叫人不寒而栗。

　　下面的情节就不难想见了，萧军再次怒火冲天：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了。从今以后，咱们就拉——蛋——倒！“他用手势重重顿了三下，拂袖而去，大会也就不欢而散。

　　补充这个故事有助进一步理解丁玲。不过有一点后话不能不提，就是四十年后，萧军这一“毛”也完全皈依了“牛”，自由热烈奔赴的性格荡然无存，不由“后人复哀后人”也。


　　政党伦理之精髓

　　读到 “老同志”的一篇谈话，中心是讲政党伦理的。觉得这个主题蛮新鲜，但似乎有点远水不解近渴——现在迫在眉睫的是这个问题吗？后来细细一想，还真是抓住了症结。何谓伦理？伦，关系也；理，关系中需要遵守的准则也。现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大顺，应该遵循的原则似乎又不大讲究，也就是说有点乱。为什么？

　　记得章士钊说过：“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党，自然要讲求政党伦理，这是作为现代政治形态的政党政治的核心。那么这个核心之“本”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宽容。也就是说，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生死斗争，国与国如此，国家与集体亦如此，社会与个人亦如此，领导与群众亦应如此。

　　如果往大处说，这还是个立国的根本观念，即以枪杆子立国还是以仁义立国，以阶级斗争立国还是以人性立国。这几十年，我们走偏了，恐怕就偏在此吧，阶级斗争的轰鸣让百姓安静喝口茶的功夫也几乎没有了，遑论其它！


　　请你回答：为什么？

　　中央领导一次次问：为什么我们缺少大师？社会一次次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诺贝尔奖？教师一次次问：为什么我们的学生里出不来天才？

　　其实答案是一样的：我们缺少这样的阳光土壤和甘露。

　　我们只能有凡人而不能有天才。天才的世界是没有规矩的，他自己就是规矩。而我们处处是中规中矩的。道理嘛，老祖宗都已经说过了：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们只要“方”和“圆”，所以我们只要规矩，于是也就难有天才。

　　可悲的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喜欢的是蠢材，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大一统的“规矩”，而“保持绝对一致”便不会有自由，而天才恰恰崇尚自由需要自由。天才与俯首听命的奴才和蠢材相异且不相容：要么是天才杀死奴才和蠢材，要么是奴才和蠢材逼迫天才自杀——谁愿意放弃自己主宰世界的权力呢？

　　还是不要天才的好，“稳定压倒一切”，少一些大师又如何，没有诺奖更奈我何？且看我这太平盛世何等威风，“真想再活五百年”哩！


　　卖党证的悲喜剧

　　蓝英年讲的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1991年他访问俄罗斯路过绥芬河时，见到俄国人在卖苏联共产党党证。他想买几个作为苏共解体的纪念，但终于“不忍心”。

　　后来他了解到，1991年8月，当很多人欢庆民主胜利时，许多俄国人非常“远见卓识”，他们竟然靠卖党证发了财，其中一个人干脆从一个区党委退休人员手里用两瓶伏特卡换来了六麻袋党证。这位退休者还说了这么一句：这是信仰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交出来的——他原来做的是无本买卖！还有些“收藏家”则把党证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整整齐齐地放在卡片箱里，竟有卡片箱占了半间书房的。

　　故事情节一度发生戏剧性转折：1993年9月，叶利钦与议会发生正面冲突尖锐搏斗，人们觉得形势或会逆转，于是不少人纷纷去买回党证，价格自然不菲。有人凭一买一卖竟然有了别墅和雪铁龙轿车。

　　我常想，真实的历史其实是比后现代作家的小说还精彩。


　　历史的启示

　　哈维尔之后的捷克总统叫克劳斯，他有一段话说得很“煞根”：“共产主义的生活经历使我对缺乏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过度敏感的话。” “我们成功地抛弃了共产主义，但是，中央集权的冲动依然存在。”他在这里说的“集权的冲动”是指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做法，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由“组织”继续控制、规范社会经济，这样，市场经济削弱了，而政府的权力则扩大了。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冲突和发展，个别地方甚至扩大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从表层分析，大抵是基层官员处置不当，而在本质上则是我们一些执政者对民众个体自由民主权利的不习惯、不尊重、不甘心，他们独大惯了，专断惯了，跋扈惯了，集权惯了，一句话，他们在专制制度下“自由”惯了，无法无天惯了，现在风光不再，他们岂能容忍？

　　这需要有个过程，无论是民众还是执政者，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和实践都还在启蒙的初级阶段，双方都需要学习需要思考，特别是制度和法律需要不断完善，我们不能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法律而没有法治。我们要在借鉴中学得更聪明，也要在反思中学得更智慧：看看欧美，他们以二三百年的历史向世人证明，自由民主最具人性最具现代文明，因而也就最富生命力；我们中国以一百年的历史也向世人证明，反自由民主是反人性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制度，它给民众的是专制独裁残暴和恐怖。人类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生命，在不断的反复的比较选择中，走到了今天，我们更是经历了多少灾难才开始走出“秦始皇”，我想，我们比哈维尔和克劳斯应该会有更深的体验和思考。（标题为共识网所加，原文标题为《拾穗记（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