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重庆谈判的历史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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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的历史悲喜剧
时间:2010-11-01 作者:王康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开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赫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予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历史性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留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阴郁不祥的氛围。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之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之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