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现状呼唤政治改革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期间，我国在各相关领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对旧体制的改革所带来的增长速度堪称奇迹，获得了国内外不少赞誉。在巨大进步面前，我们应当以一种冷静心态，客观评价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对我国改革已经形成的原则方法和正在追求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全面总结和反思，以便于对下一步的改革战略和重点作正确调整，以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对经济与管理关系模式的探索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利弊权衡和激烈碰撞之后，早已尘埃落定。在从1992年至今的多年努力后，没有人否认，无论在经济文化上，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中国发展的巨型列车已经离开计划经济，基本走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这个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创新，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与行政管理体系。

　　提出这个问题的假设是，一般认为，经济类型不同，所要求的包括政治和行政在内的管理类型也就相应不同。计划经济是国家权力主宰的资源配置过程，因而形成了一套以人治为基础的集权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供求关系主宰的交易过程，因而客观上需要有一套民主法治的管理系统。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管理经验，基本可以证明这个假设的有效性。

　　例外的情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践所摸索出来的做法，使这个带有规律性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仅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市场经济的中国，以一种富有特色的管理组合，用粗放和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利用人口红利的阶段性优势，在低起点基础上，取得了30年持续增长的不俗成绩。无论从纵向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比，还是从横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都毫不逊色。

　　那么，我们的魔法是什么，中国在管理创新上有什么贡献？早在 2004年，高盛公司的一位顾问总结中国增长经验，冠以“北京共识”的概念发布。随后被不少国内外人士广为传播和大加渲染。这个在国外被吹捧热议的中国“秘笈”被总结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垄断来推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使不少国内外人士相信，在“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和“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两个公认的组合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嫁接和折中模式，这就是被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之为“市场经济加相对集权管理”的第三种模式，认为这是中国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探索和贡献。问题是，这是真的吗？

　　对“市场经济加相对集权管理”模式的反思

　　面对国内外的吹捧和称颂，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尤其是处在执政党和政府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最需要保持足够理智和冷静。因为，一种经验模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其对我国发展前景的影响将是巨大和深远的。第一，它将成为带有根本性的管理价值导向；第二，它将成为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构建的标准形式；第三，它将成为下一步政府改革规划议程的依据；第四，它将成为今后中国市场经济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这个经验模式关系到未来的制度方式和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此，有必要对这个嫁接的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让它更加完善和更具有积极、健康和进步的实践价值。

　　管理模式的实质，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权力介入的方式和干预的程度。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追求效率，所以往往倾向于在市场配置资源中施加权力影响。中国有着很长的计划经济实践和悠久的人治历史传统，因而在和市场打交道时，常常是拾遗补缺不足，而越俎代庖有余。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权本身的性质就成为决定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之处。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管理权，有没有民主法治的约束条件，其运行结果将大相庭径。

　　在成熟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中，市场经济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之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公共权力将不能随意插手市场的资源配置，即便正在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强化监管、增加投资，甚至接管濒危企业的救火措施，也都严格控制在民主程序之内进行，这就保证了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相关政策的稳妥与科学。

　　相比之下，在一个民主法治不够完整的环境中，公共权力使用者出于“人性自私”的本能，很难保证不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市场过程，并通过干预来满足自身意愿偏好和获取自身的利益欲求。这个趋势的极端程度是，公共权力最终将市场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和工具，迫使市场经济扭曲和最终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真到了如此地步，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一个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甚至要比一个传统落后的计划经济更可怕、更糟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那是违心之论；而将中国划入“权贵资本主义”之列，则肯定是别有用心。但是，客观而论，在我国的现实当中，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可以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权力垄断市场获取垄断利益，二是权力干预市场谋求腐败交易，三是权力干扰市场制造市场混乱，四是权力代替市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五是权力缺少约束随意占用公共资源。这些现象虽然处于萌芽状态或仅是局部问题，但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比如公权异变问题，官员队伍的廉洁从政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腐败公务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的人数越来越众，腐败的手段越来越多，腐败案值越来越大，腐败者的道德压力和羞耻感越来越轻。再比如国家管理机关的运行成本问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8月10日公布一组数字：当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是3700亿元，公务用车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考察费2400亿元，合计超过1万亿元。假定这当中有一半是必须的，那剩下的一半也已经占到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 17%。如果再加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机关修造豪华楼堂馆所和更新办公设施的支出，以及部分离休高级公务员的特需支出，我国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要高达 30%以上。而这个比例，在日本是2.4%，波兰是3.8%，英国4.1%，韩国5.0%，印度6.1%，法国6.5%，加拿大7.1%，俄罗斯8.2%，阿根廷8.7%，美国9.9%。

　　这些例子虽然挂一漏万，却已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加相对集权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这就告诫我们，如果想避免中国模式掉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如果想保证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中国就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努力，避免“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模式。非此，中国式管理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匹配和兼容。

　　政治改革是巩固改革成果与未来持续发展的命脉

　　回顾既往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式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实际上，改革在中后期已经显露出后劲不足、进展缓慢的端倪。伴随经济改革发展，除了在行政领域反复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浅表层的动作外，还没有实现针对权力运行体制的深度改革突破。这使得行政体制改革也会因得不到政治发展的支持和保护，导致推进效率大大降低和市场改革成果面临侵蚀变质的危险。而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渐进改革原则”、“适度改革原则”以及“中国特色原则”等，在现实当中有逐步演变为保守改革原则、有限改革原则、选择改革原则、主观偏好原则的倾向。

　　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中国的“边际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经验，却对这些经验本身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保守性和投机性失却察见，对这类实践所造就的“扭曲性体制”和“路径依赖”的危险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对在此庇护下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引起足够警惕，对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所造成的改革时机的逐渐丧失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

　　对此，所有赞成改革的人们，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专家学者，都需要在认真反思基础上，还原改革原则的本来意义。所谓“渐进改革”，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的改革，而不是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的停止改革甚至倒退改革；所谓“适度改革”，是着力到位、恰到火候的改革，而不是浅尝辄止、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改革；所谓“系统改革”，是不留死角、全面照应的改革，而不是有扬有抑、有行有禁的选择性改革；所谓“中国特色改革”，是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改革，而不是强调“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一种传统情绪逻辑下的偏见改革。

　　时至今天，“中国式管理”的经验积累、成果积累，以及问题积累和矛盾积累，都共同期待着关键改革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在按照改革者的设计走过了简单项目后，必然要进行复杂项目；在经过了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后，肯定要触及政治改革；在完成了对客体的改革后，接下来将轮回到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这是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应然轨迹。在这个决定可持续性的关键改革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管理主体”建立民主法治的约束制度与机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继续做好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审批改革、干部问责、绩效评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已经展开的任务外，我们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着手针对自身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的真正完善，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精神，切实将公共预算制度的建立，将地方自治新体制的建立，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将对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待遇的改革，将对党政领导结构关系模式的调整，尤其是针对各级主要政治和行政首长以及人民代表群体，循序渐进地建立权力约束制度，纳入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实践之中。这是“中国式管理”绝对不能缺少的改革必修课！

　　我国改革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正急迫需要来自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战略的支持。过去的30多年中，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已经带动中国飞入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中国获得了巨大进步。但客观而论，不仅现有的改革不足以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尤其是对公共权力使用者的规范与制约的问题；而且，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成果也离不开来自民主法治的政治运行机制的保护。否则，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就有可能遭受旧有政治与行政文化的蚕食，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可能被既得利益联盟所瓦解，已形成的正确改革与发展方向就有可能因为有缺陷的管理模式的裹挟而走形脱偏。

　　鉴于此，我们迫切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实行更加全面和富有勇气的自身改革战略，在我国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能量和张力臻于极限的时候，及早点燃政治改革的第三级火箭，为中国发展的全面、健康和可持续性增加源源不绝的动能供给。争取在2020年前后，使我国能够有一个更加科学、民主、法治的政治与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