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策:新世纪、大视野与我们的治国方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7:18:06
中国策:新世纪、大视野与我们的治国方略 进入21世纪，无论中国国内还是世界格局均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革。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全球化也迅猛地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各国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本部着作对新世纪中国在战略部署、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领土主权、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外交格局和改革方向等领域面对的种种成就和挑战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与透析，对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成就与挑战逐个进行客观理性地梳理，是一部对中国当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集中分析解读的战略性、前瞻性、可读性、全面性和针对性的战略性着作。
此书以理性精神和冷静客观心态审视当前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审视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是一部纵论天下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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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策 新世纪 大视野 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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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定价: 26.80 状态:连载完成
《中国策》相关资料
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中国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化险为夷，迎难而上，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新的巨大考验。新的考验不只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变化，特别是能不能更加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面对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和实力相对降低的机遇，如何重塑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如何重塑世界权力布局，都是非常紧迫的重大课题。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前言（1） 前言（2） 宏观策 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了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13.0%，现价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给予了高度赞扬。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以及在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果断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依然看好的背景下，西方呈现出把遏止全球性衰退的希望寄托给中国的舆论倾向。“G2”即“中美共治论”，在2009年4月份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1）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2）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3） 中国发展路径需趋利避害（1） 中国发展路径需趋利避害（2） 中国发展路径需趋利避害（3） 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1） 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2） 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3）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1）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2）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3）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4） 面对中国模式决不可自我膨胀（1） 面对中国模式决不可自我膨胀（2） 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1） 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2） 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3） 目录 发展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各国都一直在惊叹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中国追求GDP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空气污浊，水被污染，垃圾遍地，沙尘暴肆虐，资源被严重破坏。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污染问题，每年因空气及水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620亿元人民币。严重空气污染导致每年35万至40万人早亡，连同室内空气污染及水污染问题，估计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还有六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的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1）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2）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3）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4）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1）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2）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3）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1）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2）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1）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2）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1）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2）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1）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2）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3）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4）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1）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2）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3）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1）..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2）..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3）..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1）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2）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3）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1）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2）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3）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4）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5）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1）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2） 连载完成 谢谢关注！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各国都一直在惊叹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中国追求GDP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空气污浊，水被污染，垃圾遍地，沙尘暴肆虐，资源被严重破坏。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污染问题，每年因空气及水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620亿元人民币。严重空气污染导致每年35万至40万人早亡，连同室内空气污染及水污染问题，估计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还有六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的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的老百姓也已渐渐走出了“GDP崇拜”，懂得GDP不是目的，而是方式。但是长期以来呼声很高，要求重视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节约资源，但收效却并不大，因此在传统GDP受到置疑时，“绿色GDP”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能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核算体制。说白了就是要从当年的经济产值中扣除资源和环境的成本，看看净产值是多少，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
为此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研究报告说，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项目评审专家组认为核算技术和方法体系基本科学合理，为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而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但受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所限，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项，而此次仅核算了其中10项。但即使在已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着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核算出的损失也已经占到GDP的3.05％，数字非常惊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核算还对污染物排放量和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如果使用现有治理技术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而中国在“十五”期间的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差距很大。
一直大力支持此项工作的学者型环保总局官员潘岳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不能承受资源衰竭造成的风险；社会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体系，就无法完成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
当时两部门都表示，正在研究的2005年的数据会很快向公众发布。2007年3月份，课题组成员向媒体透露，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已经完成，当年环境污染损失要高于2004年，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是这份报告的“最大突破点”。2005年度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在官员口中从“春节后发布”到“两会后发布”，再到“搁浅”、“不能够公布”，至今也未发布。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此后一直再也没有公布过。
有关环保官员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或许绿色GDP的确不是个规范说法，不过国际上并非没有类似的核算方式。譬如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建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是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芬兰也紧随其后，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这些核算方式或许叫法各不相同，但实质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但以绿色GDP没有“国际惯例”来否定绿色GDP，而且是在已经公布过一次之后再来否定，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即使真的没有国际惯例，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中国为何不能进行大胆的创新和试验呢？今天我们国家不是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和勇于创新吗？国外没有的，难道中国就不敢为天下先吗？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当时也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
“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这是一个研究项目。这本身就决定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必要非等到国际上设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再来开展核算。“绿色GDP”，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核算指标，我们就无法全面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协调发展。
“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报告搁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向两部委施加压力”。（2007年7月23日《新京报》）
在中国，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级别较低,而地方政府的某些领导权力更是远大于它。虽然环保部已经由局级升级为部级单位，并在国务院拥有表决权，但仍然是个小部门，而且对各地环保局没有管辖权。各地环保局仍然由地方政府控制，帽子和票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所以他们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各种利益集团也不会等待削弱自身既得利益，早已不断捕获和游说政府官员。否则某些地方政府公开利益不但受到巨大损失，更会触及幕后的巨大黑利。幕后往往都存在惊人的权钱交易，成为政府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在唯GDP崇高和由此寄希望得到职位提升的体制下，更会遭遇强大阻力，因此其胎死腹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绿色GDP其阻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最典型的就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这种利用往往导致资源环境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却屡禁不绝。近日，国内媒体大幅报道了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事件，据该县知情人士透露，其财产大概有2亿元。已公开的有限信息表明，县里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或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繁峙是一个矿产大县，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钼、锌、硫铁、石灰岩、云母、褐煤等27种，矿点98处，其中金矿储量居山西省之首。该县近年矿难不断，当地滥采滥挖，超计划开采，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众多，手染矿工鲜血的黑心老板，为保住非法所得，自然会向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司法机构和各级“现官”“进贡”，“反贪局长”仅是其中一位“大仙”。
涉矿官员的屁股不干净，当然情愿以钱财买平安，心甘情愿受“敲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员参股煤矿的治理也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屡下最后通牒，限于某年某月某日撤资撤股，可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一些矿产大县涉矿官员之众、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日甚一日，查不胜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接受反贪局长的“敲诈”，与其同流合污，要黑一块黑，如此才能多一方保护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阻力之大，确实令人震惊。
绿色GDP造成地方这么大的震动，成为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触及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痛处。有触痛，就说明这项研究还有点用。
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很多官员都口头上表示支持科学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真正触犯了小集团、部门和个人私利的时候，就往往极力阻挠。可持续发展正遭遇着空前的阻力。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
目前发生的多起环境事故中，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法律规范存在明显缺失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健全法律制度，防止行政不作为显得非常紧迫。
违法成本过低而收益很大，也就是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比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整整一年后，国家环保总局才发出一份迟到的罚单——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作出罚款100万元的决定。如此严重的污染事故，却依法只能罚100万元，这一度引发人们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的期盼。（2007年1月24日《中国环境报》）
一家污染企业在不购建任何污水处理设施、不做任何净化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向外排污，每年可以“节省”下来数千万元，这等于为企业增加了数千万元收入，企业本能的逐利倾向就决定了他们有肆意排污的冲动。要想阻止企业不恶意排污，必须使其所面临的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其违法收益，但是，在我国，法律惩罚力度过于疲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至于地方环保部门，罚款金额更低。因此，许多企业根本就不怕罚款，最高100万元的罚单莫说对于大型企业，即使对于一般企业也不具有威慑力。要想有效遏制住环境污染的势头，必须“另辟蹊径”，以刑罚手段来弥补行政罚款等惩戒手段的缺陷。
环境犯罪以罚代刑。尽管我国已经连续发生多起重大环境事故，但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2007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台了《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但是时至今日，针对恶意排污以及环境突发事故频发的现状，依法追究企业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案例却仍然少有耳闻。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以刑罚手段严惩环境污染行为早已经为世界发达国家所重视。以美国为例，在1989年，美国环保局打赢了71起对公民个人和公司的刑事诉讼，处罚累计达222个月的监禁和大约550万美元的罚金。1990年，美国环保局赢得了95%的诉讼案件，其中对50%的违法者个人判了刑。正是由于处罚如此严厉，美国企业和民众才养成了保护环境的自觉。
早在1973年，欧共体就在行动纲领中要求加强对环境的刑事保护。这一强硬而严厉的环保措施，有效遏制了环境污染势头，使环境逐渐得以恢复，使欧洲人在享受物质丰富的同时，在治理、改善环境状况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环保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在我国还不健全。环境问题是最没有争议的社会公益，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任务不仅是私权纠纷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间接地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为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的行为指南，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环境保护诉讼成本而言，其数目相当大，权益侵害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证明、科技知识的运用、专业技术的要求都很高，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往往众多而分散，单个人维权的成本太大，个人难以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同立法专家、学者论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度，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律支持。
立法进展缓慢。早在1979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就有制定类似国家环境政策法这样的国家环境保护基本法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从那时到现在25年过去了，25年来的环境立法实践，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目前，环境法规建设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立法空白仍然存在。空白包括有关化学品环境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核安全管理、生态保护、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缺乏有关自然保护区、转基因生物安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或法规；缺少防治化学物质、机动车、畜禽养殖、土壤、放射性物质运输等法律法规。二是配套立法进展缓慢，如限期治理、总量控制、排污许可、机动车尾气排放等方面的法规迟迟难以出台。三是至今尚未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体系。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对部分环境违法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处，特别是对某些连续的环境违法行为，如连续超标排污，现行的环境法律缺乏有效的处罚。
可操作性不强。主要体现在现行的许多有关环境保护单行法规过于宏观，难以体现环境具体法、实施法性质，往往要求或禁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实施某种行为规定很多，但是却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致使环境执法机关面对违法行为常常束手无策，难以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仅对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规定了违法后果，对已完工且已投入使用的建设项目则没有作出处罚规定。
强制性不足。环境执法主体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如查封、冻结、扣押、没收、划拨、关闭等，这使得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面对环境违法行为常感力不从心或束手无策，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则往往难落实。如东北某市提交法院强制执行的31起案件无一执行。
处理形式单一。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就是罚款，处罚额度除对拒缴排污费可按3倍处罚外，最高处罚额度为30万元，多数行为的处罚额度为5万～10万元。同时，周期长、程序复杂。据统计，在2005年查处的2.7万家企业中，就有三千多家企业在前年已查处过，但在处理上对屡查屡犯的仍然是申请政府限期治理，或罚款了事，难以执行到位。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
近10年来，我国粮食的自给率基本上保持在95%以上。2007年粮食人均占有量是380公斤，人均消费量是388公斤。我国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了。我国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近5年粮食连续丰收，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海外那些散布“谁来养活中国人”危言的人已被证明是在杞人忧天了。
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放松粮食生产，出现了问题需要多年才会缓过来，而且会受制于人，被他国所左右和控制。援助时多少会附加一些条件。即便什么条件也不附加，若恰好那一年出口国粮食也减产呢？2008年粮价上涨时，不少粮食出口国立即宣布禁止出口，人家首先要保证本国安定也是无可厚非的吧。如果中国要依赖粮食进口，那必然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空军，方能确保粮食安全。而目前中国的国力还没有那么强大，还有许多的风险。
据《财经》报道，由于总产量提高有限，人均消费却持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8年出现粮食求大于供的局面。耕地和水资源的缺乏是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由于房地产开发及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占用土地，导致农业用地越来越紧张，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未耕先占，耕地资源趋紧。2003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一度下滑到14.91亿亩；随着税费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08年，虽然播种面积回升到了15.9亿亩，但仍然远低于1998年17亿亩的播种面积。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影响，耕地资源逐年减少。据调查，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比1996年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目前，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受干旱、陡坡、瘠薄、洪涝、盐碱等多种因素影响，质量相对较差的中低产田约占2/3。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今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为有限。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目前，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每年农业生产缺水二百多亿立方米，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水土资源很不匹配。再加上农业用水利用率低、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导致的过度用水以及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水资源紧缺，对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威胁。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的影响将至关重要。
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待加强。
全球粮食产量增长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据测算，近十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
而在国际方面，跨国资本对中国粮油市场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加强。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尤其是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目前，一些外资企业通过几年的发展，已占据我国小包装食用油60%至70%的市场份额，呈垄断地位。近几年外资企业还在粮食主产区建立、收购大型面粉、大米加工企业和大型粮食收购储存加工基地，并通过食用油的渠道销售面粉及大米，进一步进入粮食消费市场。如果外资粮商再进一步纵深发展到土地耕作，会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供需安全，如果从源头输入转基因食品还会威胁到粮食的食用安全。对国际投机炒作资本需提高辨别能力，方能稳定国内粮食安全。
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中国近年在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笔投资，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
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一直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但是到了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甚至短期难以见底的大背景下，中国正转向更多地依赖内在动力，从“向内”寻找驱动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力图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中国财政部官员2009年4月披露，中国拉动经济的“4万亿”投资中，其中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已完成44%，对拉动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最主动、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但同时，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3月底，审计抽查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5个新增投资项目，中央投资资金平均到位率为94%，但其中有的项目，按工程进度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为48%。
从审计署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前投资增长中隐藏的两大风险：一是有些地方政府虽然争取到项目，但苦于地方财力有限，配套资金不足，致使项目进展缓慢，影响了中央投资的效率；二是部分中央投资闲置，在地方财政监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存在被挪用的可能。
中国中部地区某县争取到了一个大型水电站项目，中央资金已经到位，但由于需要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相当于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地方实在无力承担，项目圈了地，但是不能按计划开工。与此同时，该县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地方政府有极强的冲动把中央资金先用到别处，给负责监督中央投资资金运作的地方财政专员造成了很大压力。
当前此类事情并非个案。究其根源，在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且短期内难有改观。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了11.1%，一季度地方税收同比下降了1.4%，出现了多年未遇的低增长态势。此外，房地产市场萧条，往日火爆的土地交易日渐冷清，使得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的预算外收入大幅缩水。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对此，国务院做了专门的研究，对以基建为主的大部分经营性项目，其配套资金问题会很快解决。而对一些地方公益性项目，商业银行和民间投资不愿意参与。公益性项目将主要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地方债券和政策性贷款作为补充。财政部已先后代理23个省发行26期地方债券，共筹资1118亿元。但总额2000亿元的地方债券盘子太小，分解到各省也就几十亿的规模，难以解渴。而以政策性贷款作为项目资本金，还需配套政策支持。
而刺激消费，说起来消费问题很简单，就是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百姓是消费的主体，要让老百姓有钱花，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旺盛起来，所以工资就是消费的源头。
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当前可能会维持在7%到8%，两位数增长的岁月可能已经结束。因此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收入不断增长，将会放缓，甚至薪酬减少，进而影响消费。
农村市场巨大，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出口订单减少，中国已有数千万农民工，从东南沿海陷入困局的工厂失业后回到乡村。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变化将影响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放大刺激农村消费面临的难题。农民工收入占农村收入比例非常大，大量农民工失去岗位对农村收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农村需求也会随之下降。有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工资性收入约占中国农民纯收入的40％左右。
因为多年来“铁饭碗”已经大幅破裂，昔日免费的医疗教育体系也告瓦解。政府承诺要重建社会保障体系，但尚需时日，才会实际惠及百姓，并减少他们的预防性储蓄。所以大多数百姓还不会减少不必要的储蓄。
当前中国百姓购买衣食的基本消费，对于跨国公司或全球需求来说没什么意义。
除了消费能力和意愿存在一些问题，消费对象和环境也有挑战，比如：三鹿奶粉问题暴露后，食品消费额就受到巨大影响。
特别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新三驾马车：车市、股市与楼市。中国经济走出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低迷，靠的是房地产、教育与医疗市场化。现在房地产成为垄断市场的原罪代表，没有人胆敢提教育与医疗市场化。走出目前经济困境，只能靠新的消费增长点。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还存在着结构不尽合理、培养机制不够健全、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高层次创新人才还比较缺乏，企业中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占的比例比较低，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率还不很高。
当前能够引领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尤为缺乏。因此，加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院士生前一直关心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7月29日和2007年8月3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当面就“杰出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钱学森特别指出，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件大事。
科技领军人才，往往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个创新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他们是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中的尤为宝贵的稀缺资源。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讲的就是谁拥有各个行业、领域的领军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占据主动，从而处于国际发展的前沿阵地。纵观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一个杰出的领军人物，往往能够带动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乃至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兴起。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上特别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和科技领军人物。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需科技领军人才的时代。他们应该具备战略眼光，很强的预见能力，能够准确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超人的创新能力，能站在时代发展和变革的最前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尽管英、法等国也拥有大量的坦克，但机械化首先在德国完成，就是因为英、法等国缺乏像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施特因这样的军事帅才。在我国，如果没有钱学森、任新民等一批着名的火箭专家，我们的导弹、运载火箭和航天技术不可能取得迅速的发展；如果没有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显赫的核科学家，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一跃成为世界核大国。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应该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应该具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应该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淡泊名利，心胸宽广、兼收并蓄、力排浮躁、杜绝虚假，以坚持真理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营造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氛围。
培养领军人才，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尤为重要。一要耐得住寂寞。中国科学家朱熹平、曹怀东破解世纪难题“庞加莱猜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夏建白院士即以朱熹平为例，他对这个刚刚破解了经典难题的年轻科学家比较了解。“他中间学术转行，有5年没有出论文。而为了庞加莱猜想，他又花了好长时间。”言下之意是，在现行科技评价体系之下，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一个寂寞的年轻科学家在漫漫探寻的长路上，所承担的压力常人难以想象。
二要开放式培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认为，要对创新型人才特别是中青年领军人物进行开放式培养。“在世界科技水平总体领先于我国的形势下，不采用开放式培养，难以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开放式培养是加快造就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和领军人物的有效途径。”他说，“看看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很多都是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科学家，他们回国后都带回了国际上领先的科技，对于我国科技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得到了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裴钢院士的佐证。“我们现有的8个研究所中，有6个所的所长是非中国国籍，其中有外国籍的华人，也有外国人。我们相信，在这样一种国际化大环境里培养造就的人才，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三要创造宽松平等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不论职位，不分资历，不讲辈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从而营造学术平等、自由讨论和争论的会议气氛，在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过程中，激发创新思想，在讨论中出真知，在争论中出思想。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
推动自主创新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如果仅仅是增加大量的科技人员，仅仅投资于科技基础设施，而没有适宜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创造力不断涌现的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涌现出大量的创新成果;而没有成长于公众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中,同样也不会涌现大量的创新成果。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为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必须“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强弱。
初到英国，就已知道英国是世界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后来又得知，英国几乎将所有的汽车生产厂都卖掉了，但世界着名汽车品牌几乎都在英国设有研发基地，因为这里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英国人就那么聪明吗？徜徉在展览大厅里，浏览着眼前从装饰品、工艺品、生活用品到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大部分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有些作品也不乏稚嫩，但处处闪烁着年轻人创新的激情。我忽然意识到，英国人真正的聪明在于，他们把创新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鼓励所有年轻人把聪明和创造性都开发出来，转化为社会的财富。如果每一个头脑就是一个创新的源泉，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个国家前进的步伐？（摘自网络版《工人日报》2006年3月15日）
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其本质就是应答历史挑战的过程。凡是对新挑战作出创新应答，创新文化活跃的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以至后来居上；凡是创新文化乏力、囿于固有经验和传统思维的国家，就难以持续繁荣和长远发展。
发展创新文化应首先营造一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创新意味着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意味着有风险，有风险就意味着有失败，而且可能有很多失败，只有不怕失败才能成功。
其次要敢于挑战权威和破除迷信。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并虚心向权威学习，但是决不能迷信权威，而要有挑战权威的决心和信心。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民主风气严重缺失的氛围下显得尤为现实和重要。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历史证明权威也会犯错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竭力反对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统计解释，他断言过“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从原子中获得能量”。核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艾·卢瑟福也曾说过“谁企图研究从原子转换中获得能量，那他是在干一件荒唐的事”。19世纪末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洛德·开尔文是一位极富革新精神的物理学家，但晚年却宣称“X射线将会被证明是一种欺骗”，“无线电没有前途”。大发明家爱迪生曾强烈反对交流电，要求完全禁止使用。海王星的发现者西蒙·纽科姆曾断言“空中飞行是属于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1956年6月，李政道、杨振宁在《物理评论》杂志上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当时遭到了不少权威的反对：1954年获诺贝尔奖的泡利愿押任何数目的钱来赌“宇称一定是守恒的”，他认为吴健雄做此实验是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1952年获诺贝尔奖的布洛克则说，“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不守恒能得到实验证明，我愿意吃掉我的帽子。”
1970年，人们认为基本粒子都可归纳为三种夸克。丁肇中对此表示怀疑，想进行有关的实验，却遭到几乎所有国家大型实验室的反对。1972年至1974年，丁肇中等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夸克。
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904年诺贝尔奖得主瑞利曾发誓“60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这大概是因为他年轻时受到权威们的压制而引起的想法。
一些着名科学家发扬民主、扶持年轻人的事迹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1922年6月格丁根大学邀请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N·玻尔去讲学。年仅20岁的格丁根大学研究生海森伯格在听讲和讨论中居然对玻尔的某些论点提出异议，并激烈地辩论。当时已获诺贝尔奖的玻尔对这位年轻人的挑战十分欢迎，诚恳地邀他在讨论结束的当天下午一起散步，继续讨论。这次长时间散步时的谈话对海森伯格的一生影响很大，后来他成了格丁根学派的代表人物。
有人问过玻尔：“你有什么办法，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周围？”玻尔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倡导学术民主。在一次美国航空年会上，钱学森刚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批评，而钱学森就和那位大教授激烈争辩起来。事后，冯·卡门对钱学森说：“你知道你是在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有一次在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和冯·卡门争辩起来，而钱学森仍坚持己见，结果冯·卡门十分生气，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事后冯·卡门经过思考，认定钱学森是有道理的。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冯·卡门爬了三层楼梯，到钱学森简陋的办公室内，向他的学生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摘自《光明日报》2003年4月12日）
有一句名言也许是有道理的：“当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当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
然后要尊重和包容个性。创新是突破原有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创举。因此，重视乃至尊重个性，张扬特长，是创新的基本要求。创新不能靠人海战术。创新人才是特殊人才。古今中外，大凡创新天才，都有着异乎、超乎常人之处，创新的火花正是出自于超凡脱俗的气质，离经叛道的勇气，标新立异的思维，锲而不舍的执着。这其中有令人敬佩、羡慕之处，更有被常人不能理解、诧异之处。如有的人才华横溢，给人有鹤立鸡群之感，他往往性格直率坦诚，不惧世俗权威，不循规蹈矩，直陈己见，出语惊人。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比如说纳什，他是一位数学家，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博弈论对经济学发展意义重大，几乎动摇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1950年，纳什22岁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员，甚至比许多研究生还年轻。然而在1959年，这位刚满30岁的数学奇才就住进了疯人院，并丢了麻省的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后来纳什频繁回到普林斯顿，成了教学楼里的幽灵，有时在黑板上涂写一些数学公式，有时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校园里徘徊。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纳什的前妻认为，虽然他已经不能从事研究，但呆在普林斯顿的数学圈子里对他有益。令人感动的是，就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接纳了他，朋友们仍然以博大的胸怀关心他，帮助他。为了让他能治病还有收入，朋友安排他到一个诊所治病，并作为统计员参与该诊所的研究项目，还努力为此筹集资金。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米尔诺还决定为纳什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家兼讲师的职位。正是在众人的关爱下，纳什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恢复正常。纳什的经历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后，其事迹家喻户晓。但影片中所指的“美丽心灵”，应该不仅是妻子对他的照顾和爱护，还应该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社会对他的宽容。
再次要力戒浮躁。在科学研究上做出创新而又是正确的东西，拿出真正的自主创新成果，都是很难的。科研需要静心、安心、耐心去做，脚踏实地，不能浮躁。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搞学术腐败的现象。在少数中青年科研人员看来，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浮躁还表现在不切实际地要求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管理者，要求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一年要有多少论文，3年要有多少成果，5年要出现阶段性或大成果，而且要求原创或创新，完全不顾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古今中外，很多世界闻名的学者、专家一生发表的论文、专着屈指可数，但就是这寥寥几项经典成果，奠定了他们的学界地位，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学科，莫不如此。而国内有些人一年能发表论文几十篇，出版专着数本，其实只是制造了一堆学术泡沫而已。
最后要有平等、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新思想、新创意的诞生需要宽松、平等与开放的文化环境。学术思想需要有开放的环境，海纳百川，让各种有益的学术思想充分交流、互相碰撞。要坚决反对以权威压制人、以名望排挤人；要让科技人员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观点，上下级之间、权威与普通职员之间要能平等进行思想交流；同仁之间要相互鼓励，互相促进。总之，要兼容并包。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
CCTV作为唯一的国家电视台，具有不可比拟的政策背景。中国的电视媒体是按行政层级架构的，一级媒体就代表着不同的一级权威。中国有三千多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顶部，接下来是省级电视台、城市台和县级电视台。每一级电视媒体都代表了一层行政权威，它们发出的声音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大不一样。正是由于这种高居金字塔顶的地位，央视形成了电视网络中的垄断地位。
CCTV-1以94%的入户率高居全国第一，收视人口接近12亿，市场份额以10%遥遥领先。
而专业的经济频道CCTV-2入户率仅次于CCTV-1，是中国最有活力、最具品牌特征的专业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CCTV-3是综艺栏目荟萃的专业频道，以4.6%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收视第2名。
CCTV-1的广告收入也是央视全年广告收入中的主力。CCTV-1独揽风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以无线和有线两种方式完整覆盖全国。如果再加上央视其他以低成本全覆盖方式传输进入全国大多数的城镇家庭的专业频道，央视独占资源优势就更明显了。
虽然广告价格一路攀升，但是企业得投。根据央视发布的数据，1998年全年广告收入44.4亿元，2000年为52.9亿元，2003年达到75.3亿元。到了2009年招标总额则高达92.5627亿，比上年增长12.3627亿，增幅约为15.4%。
因为中国全国性的电视台只有一个，而且它是官方的。对企业而言，广告价格只能单边向上，以超高成本换轰动效应是一些企业无奈的选择。央视垄断了某些新闻、体育、大活动、电视剧等资源，生意只此一家，不投也得投，企业没有讨价余地。
而在美国，几大电视公司都是市场化竞争的，没有听说过有招标一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电视行业也有平均利润率、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的，一个电视公司如果把广告额定得太高，就只会让广告主流失到别的电视台。”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央视的这场垄断盛宴也该结束了。
曾有媒体报道，某些央企单位不是没钱发，而是愁于找不到名目。某央企工作人员的即席演说，令世人大开眼界：“我们单位员工每月都有报销任务，即1500元的超市购物和1000元的汽车油票，完成任务就等于报销了2500元。超市小票好弄，但油票对于没开车的员工来说，就不是那么好办了。所以领导经常批评，说连钱都不会花，你还有什么本事？每月白给你2500元，你就使劲花，实在没地方花，就想法找朋友找熟人弄些票凑数。”
2009年最新一期《望周刊》文章用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说明目前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的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考虑到2006年以来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呈现一个加速扩大的事实,这意味着,目前行业收入差距远高于5～10倍的估计值。
很多央企亏了要国家补，赚了自己用，老总的收入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少央企靠拥有国有资产和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不仅占据着国家的土地、资产、机器和装备，而且占据国家对产品经营的垄断权、定价权、进口权以及巨额利润的分配权。最根本的还是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
历时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出台，使广大民众终于看到了打破垄断的希望。但是一定意义上来讲，《反垄断法》仅仅是中国反垄断的开始。因为事情远没有期望的那么简单和容易。
相关学者表示，当前的《反垄断法》与当初的设想有一定的距离，差距主要在什么地方？
行政垄断没有纳入到反垄断执法框架，这绝对是大问题。《反垄断法》对于行政性垄断即使不能治本至少可以治标，但现在看来治标还存在问题。在管制行业中，垄断行业的反垄断执法体制经过了几次讨论，最后删掉了。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垄断行为的违法成本太低。行政罚款降得已经不能再低了，例如，有些垄断行为的罚款仅为50万，50万对于垄断企业算什么？根据《刑法》，只有传统招投标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对于企业的垄断行为，企业的高管居然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当违法成本很低的时候法律效果肯定会出问题。
例外口子开得太多，包括技术卡特尔、标准卡特尔、中小企业卡特尔、能源卡特尔、萧条卡特尔、出口卡特尔以及其他卡特尔等七条例外，开了这么多例外，将来很多的垄断行为可能就打着这七条例外的名义，明目张胆地干我们认为是非法的事儿，这些例外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所带来的妥协。
民营资本的进入都放开了口，但为什么民营企业进不了那些被层层行政审批管制的行业，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垄断性企业和在位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同盟，什么叫强势利益集团？很显然就在这个地方。2009年5月出版的中国《金融时报》刊载报道称，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比重最多的不过20%，而有“铁老大”之称的铁路行业，这一比例仅为0.6%。按照目前市场准入格局，在全社会八十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必须承认的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而言，我国垄断行业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着重重壁垒。用业内人士的话说“民营经济在垄断行业准入上仍遇到大量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的‘玻璃门’”。
“玻璃门”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延缓了相关领域改革的进程，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发挥。
而被寄予厚望的《反垄断法》原先制定草案时计划在2008年8月1日前制定四十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没有配套规则，《反垄断法》如何以及靠什么实施？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反垄断法》的规定太过原则化，以至于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在西方国家，对于反垄断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着几十万字的法律文件，有无数案例和指南，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依据。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
中央政府从本世纪开始，鉴于农村的发展形势，更加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至今中国连续6年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足见中国领导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对于“三农”问题的地位也经历了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两个趋向”的论断，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任务的提出，再到统筹城乡发展，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但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表示担忧，也凸显了三农问题的艰巨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只要经常到农村的人都会感到我们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在我的脑子里有很多贫困农村的景象，我经常和同事们讲，在这些地方投入多少建设，给农民多少实惠都不算多，因为城乡的差距太大了。”（摘自中国网2009年2月28日）
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特点之一的“不协调”，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城乡发展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以去年的数据分析，城乡收入比为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2000年城乡收入比只有2.79。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也显示出城乡的不协调，去年城镇地区为59.3台，比农村地区高10倍左右。
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也说过两个数字3.33∶1和9646元，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受国务院委托，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时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的最高增幅，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这组矛盾突出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民的增收困境。“近年来，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孙政才说。
孙政才在《报告》中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
有官员表示，2007年我国的“三农”支出增长力度还不够，“去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是32.4%，财政支出增速是23.2%，而‘三农’支出只增长23%，也就是说，国家在‘三农’上的支出还没达到平均水平。”
“从未来看，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还需经过长期努力，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他说。
此外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细究其根源在于“受国际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大幅上涨”。
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则更是瓶颈。
农村改革废除了对农民生活水平造成最大影响的农业税。废除农业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还比如说，在农村首先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两免一补”政策，使农村的孩子上学再不用交学杂费和课本费；比如说在农村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统筹，尽管标准不高，但是农民可以到乡里、到县里甚至到省会去看病，并且报销30%、40%、50%，有些地方正在提高标准。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土地所有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是企业或个人可以获得30年、50年的使用权，而且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这种买卖基于市场机制，地段好的土地自然价格就高。但是农村的耕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农民无法买卖使用权。结果城市里出现了因买卖土地使用权而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在农村，农民在失去自己耕种的土地时只能获得数量微薄的补偿金。
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成效，但消除贫困的根本是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中，教育是关键。2008年世界银行的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朱农所作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0％。
此外社科院的报告也称要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乡统筹。一是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二是要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合理延伸。三是要消除歧视性政策，为农民工等城市新移民提供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四是改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户籍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也普遍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二元社会结构下，我国污染防治投资大部分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农村环境问题令人担忧。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影响了数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
在一些农村，农药瓶、化肥袋、塑料薄膜、塑料袋等到处乱扔，“白色污染”严重。由于不按科学配制，超标使用大量高毒、剧毒农药和化肥，致使农田中鸟类、青蛙、蚯蚓等益虫、益鸟数量大量减少，河流内鱼虾遭受毁灭性毒害，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使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依赖农药的恶性循环。
轻视有机肥的使用，长期过量地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渣不适当的使用，对土壤理化性质造成很大影响。一些农村做饭用柴，砍伐树木现象严重，好多地方变得满目疮痍，严重破坏了植被，造成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这些累积性破坏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带来长期危害。
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和城市环境整治过程中，将大批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和工业生产设施转移到农村，垃圾和废弃物将农村作为堆放地。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家庭作坊星罗棋布，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没有治污或设备简陋，随意排污严重，导致河水污染、树木枯死、农田减产，一家企业污染一条河、一个工厂毁掉一大片土地的现象很普遍。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最为典型的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一个接一个癌症村出现在东部沿海经济活跃地带。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个谜。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网易网站曾披露，1990年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产生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自然对人类的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有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例如北京的夏垫村，自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有村民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引自《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在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工作人员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污染了。”促使他们前往那个村庄的原因是，近年来，这个村庄有四十余人死于癌症，也是一个典型的“癌症村”。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这是2003年7月15日韦东英的日记，第二天，她家的自来水变成了黄色，儿子只好借用胡阿条家的井水洗澡。
苏北平原的村圩子也开始发出了“很呛的异味”，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鱼虾荡然无存了。“那时，化工厂附近有个浴室，将河水烧热使用，不少村民洗过后浑身发痒、头晕，还有人当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变得严重了，“村子里有十来个人在厂子里打工，有一个人死掉了，因为化工原料泄漏。”后来，大多数人逃离了工厂，不再去做工。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刘文达在巨龙化工厂不远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化工厂墙后一条小小的排水沟将污水运到鱼塘里。“三千多斤半成鱼死光了，差不多要破产了。”
“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再买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个粮贩子用极低的价格把东兴村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米收购后，转卖到几百里外的扬州市，被当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来到山东肖家店村时，看到了一组当地环保部门拍摄的照片，那是2001年～2004年上游工厂向汶河排放污水的画面。他们也在肖家店村拍摄到了遭污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油腻腻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边住的晚上都不敢开门。原来这个大汶河的水，鱼也好，现在水成酱油色了，河里鱼都没有了。”肖家店村民说，一浇地，庄稼都药死了，庄稼都受不了，就别说人喝了。
就是这样的水，环绕在肖家店村周围。尽管又臭又脏，但却是村里唯一的灌溉水源。
韦东英一年比一年担心钱塘江，她每篇日记中都要提到钱塘江的排污口。“我到江边收鱼，看见江面排放的污水有绿色的漂浮物，我叫渔民郑一民把绿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装好，也用照相机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与巨龙化工厂对门的东兴小学生最先采取了行动。“孩子们在那里受不了啊，头晕得上不成课。”于是，孩子们一个个退学了，家长们每月花60元钱送孩子到几公里外的村去读书，两百多学生的小学校从2003年开始，便没有了琅琅书声。
东英所在的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第一个死于癌症的是邵关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个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发的。”韦东英记录着，邵关通的姨父是去年死于食道癌的。
东兴村民以2000年～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癌症。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5）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林景星在山东肖家店村碰到一个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脸上挂满了哀伤。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龄只有29岁。丈夫的死才是噩梦的开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后辞世。在短短3年之内，一个五口之家却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肖平和她的孩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变得空荡荡。“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这位可怜的寡妇说。（引自《南方都市报》《中国危机报道二：浙苏鲁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村民展示近几年村中记录的癌症死亡者的名单，这个村仅2000万～2005年便有近百人得了癌症，从2001年以来，因癌症去世的已达八十多人，目前数字仍在不断增加中。(摘自《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2007年11月5日)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而且还面临大笔资金的问题，它们从何而来？
但是面对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大量农民死亡，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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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元～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健全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因为医疗费用太高了。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7）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
由于农村部分区域传统的不良卫生习惯和较差的环境保护意识，大量的生活垃圾倾倒在村边的沟渠或河滩内，粪尿不经化粪池或其他处理直接排入江河。大量畜禽粪便任意堆放在路边或村庄附近，夏季里臭气熏天，“垃圾到处堆，蚊蝇满天飞”的现象随处可见，造成环境污染和传染性疾病蔓延，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屡屡引起邻里纠纷，影响农村稳定。
城乡共生污染对农村的危害明显加重，如化工轻工业危险废物、废渣在循环经济的招牌下不适当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对农民身体和家庭带来直接损害。有些危险废渣直接应用到农田或农业作坊，所生产的产品被城乡居民使用。有些进入农田，间接进入粮食、蔬菜和水果中。废旧电器拆解造成重金属、毒性有机物污染在一些地方有加重趋势。而这些方面的污染在很多地方没有引起重视，个别地方甚至作为资源循环的经验进行推广，其危害是加倍的。
城镇废水、生活垃圾和废渣处理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地点多数在城郊农村，这些设施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污泥在周围环境消纳。由于不重视对农村二次污染控制，城市垃圾和污泥的不适当利用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污染，引起厂民纠纷。很多地方出现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位置难寻。
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不到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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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县乡环境管理机构管理能力的薄弱，是阻碍措施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有1/3的县级环境管理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很多基层环境管理机构的监测设施严重落后，“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学实验室，只有几个简单的瓶瓶罐罐”。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县乡的环境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改进设施装备，是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农村生态环境的立法很不健全，如对于农村养殖业污染、塑料薄膜污染、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农村噪声污染、农村生活和农业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温饱即足，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即使认识到环境的危害性，也不知自己拥有何种权利、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环保责任主体不明确。一方面，对农村环境问题不够重视，导致对农村环境治理投入微乎其微，资金的匮乏，已成为制约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因责任主体太多而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再者，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影响了统一部署，导致各部门步调不一致。
农村工业薄弱、经济落后，温饱问题刚刚得到基本解决，各级政府对改善环境、提高产品质量、营造和谐环境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再加上科技文化知识欠缺，对工业污染转移和农村自身污染问题普遍没有引起重视等，诸多因素致使解决污染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还只是美好的愿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我们应当积极采取对策，把农村环境问题摆上议事日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能重蹈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力避因为环境问题而阻碍了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
目前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争论很激烈，总体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
第一，土地现在仍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很多农民还是依靠土地维持基本生产，土地在农村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实际情况是，仅仅依靠农业还不能明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因为农业的附加值还是比较低，农业不如从事其他行业利润高，但是农民又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资本，而土地所有权解决了，就会为农民提供充足的资本。而且农民成为土地真正所有者，也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村的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从几十年的发展来看，只是理论上的，而实际恰恰相反。
第二，由于土地属国家集体所有，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为土地腐败埋下了祸根，某些国家权力结构掌握着土地实际控制权，在土地征用补偿中，农民收益最小，在现有土地收益分配框架下，农民仅得5%～10%，村一级得20％～35%，各级政府得60％～70%，“土地腐败”成为当前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农民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第三，土地关系不稳定，导致土地利用率比较低、短期行为非常普遍。这既不利于农村的规模化经营，推进大规模机械化经营，也无法更有效地阻止农村土地面积缩减。
第四，土地私有化目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最终选择，为土地要素市场形成提供了必要基础，也会以高于目前的市场价格自由买卖，更接近于实际价值。
第五，土地的公有，不可避免甚至是独裁、侵犯人权、控制人身自由和排斥民主的同义词，只有土地私有化了，才会更有助于民主社会的纵深发展。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着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7日）
主张土地私有的人也认为，私有化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
土地真正的私有，必将奠定民主的基础，民主的好名声举世公认！国家的建设也无须担心，眼下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就没有一个不是土地私有的。而土地的相对集中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必需，所以，土地的兼并是好事情。至于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可以用出售土地的金钱来转业，包括进城谋生，只要社会是法治的，保障是合理可靠的，这将有助于国家的城市化；有助于农民，乃至全国老百姓生活的现代化。
而反对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
一、如果一旦土地私有化，就要有数千万或者以亿计的农民失去土地的准备，这就要求国家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构建则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这超出了社会与城市的承载力。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二、这个理由来自意识形态。有人认为一旦土地私有化，就会重新出现大地主和雇农、佃农等。
三、土地私有化的后果是暴力冲突。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曾经多次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化结合。事实上，中国已经出现少数贫民窟，北京周边就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学者当然可以说，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分散在农村的贫民还能通过扶贫来缓解困境；一旦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必然形成社会动乱的基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都是黑社会操控，黄赌毒泛滥。真到那时，别说以法治国，有本事先以法治‘窟’，能治得了吗？”
“早几年我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有学者问我，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靠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对这样的提问我无言以对。如果必须回答，那只能反问：“那个贫民窟里的人为什么不是你？难道他们就该待在贫民窟，你就该住别墅吗？”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正常的讨论应该是以防止在中国也出现大型贫民窟为目标来研究各国的贫民窟问题，不要让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空间平移贫困进入城市。（摘自《凤凰周刊》总第282期《农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专访温铁军》）
更有甚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性，他们会朝着自己的倾向去编故事。我们不说外国，根本不需要国外的例子。说香港土地是香港政府所有，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那是不是表明香港人民没有权利？再比如，日本80％～90%的林地都是国有，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私有化呢？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意味着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09年6月报道，北京最大的办假户口案宣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富长宁等4人有期徒刑5年到3年。这4个人构建了一条完整的假落户流程，3年间，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户口，获利100多万元。
目前92个户口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冻结。但是，这些户口已经办理了多年，一些人结婚生子，孩子户口落在了北京。还有不少子女配偶随后迁入，包括几名高考考生。办假户口的这些人当中，还包括着名电影导演王小帅。有意思的是，富长宁不但为他办了户口，还“好心地”将王小帅的本科学历改成“研究生”。事发后，王小帅承认，2006年底，他托叔叔办了这个户口。因为户口现在被冻结，他一度不能出国，工作受到影响。王小帅不住地叹气，说自己通过这次事件深切地体会了一把中国的户籍制度。
像王小帅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很大成就的年轻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就因为当初没有留在北京，取得北京户籍，哪怕功成名就作出巨大贡献，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北京的户口。原因很简单，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结果像他这样游离于当地户籍之外的人，就打起了其他的主意。
而央视女记者为落户被骗财色的新闻更是轰动一时。
为取得北京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被“国情局局长”骗财、骗色。2007年年底，在央视工作的张某认识了自称是“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程朝俊，并委托程帮忙办理北京户口。去年4月，程收取张某2万余元。去年5月，程朝俊因一起大学违规招生案被警方控制。警方在程的物品中发现了张某的户口复印件，事件才暴露。
而贵为智商很高的央视记者，之所以被骗，与“为取得北京户口”这个理由，可能更有直接关联，这也是骗子最终得手的催化剂。为了北京户口而被骗财骗色，这真是当前时代的悲怆。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而在2008年，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三女生因怀疑自己报不了名而选择了服毒自杀，由于抢救及时，该女生目前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如果其还没户口，她仍无法摆脱不能参加高考的命运。
2004年据报道，女孩茉莉（化名）是位弃婴，她虽然被好心的赵大妈收养，却因为无父无母而无处申报户口。“办一个户口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钱，爸妈都很发愁，妈妈老在半夜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我想死。”小茉莉为此三次选择了自杀。
“同命不同价”现象也拷问着社会公平。前几年，重庆市发生一起车祸，3名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两个城市女孩各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户口的女孩所获赔偿只有9万元，不及前者的一半。
之所以如此，症结在于相关规定。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以2006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587元，据此计算，城乡居民死亡赔偿金可相差16万元之多。
因儿子出生后上户口一事办得不顺利，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刘某竟将出生仅43天的儿子摔死。据报道，刘某摔死亲生儿子，是因为他很难为孩子上户口。而难上户口就是因为他是“流动”而来的户口，且没有当地住房证明；回到老家为儿子上户口，也因他的户口已迁往工作地，孩子也无法在老家落户。可以想象，他的抑郁症应该和孩子难以办户口有着直接的联系。刘某摔死儿子的悲剧，虽然是他家庭的悲剧，更是户籍藩篱的悲剧。
由于城市户口有很多利益和方便，如果没有甚至会影响自己的终身大事，结果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也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严重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有政府系统相关人士表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当地治安的稳定直接挂钩。许多外来人口由于在这个城市得不到认同感，该有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极端的人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的高度仇视，在此心境下，难免会有一些犯罪冲动产生。因此，制定一部涉及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都适用的户籍法是必要的考虑。
由于金融危机，农民工群体面对失业冲击，由于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只能返乡，而这个体制也就是“户籍制度”。
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在城市家庭，那么他就很难获得城市户口。因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非法的途径来获取城市户口。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的户口制度就像国际社会的签证。许多中国人都感到北京户口就像美国绿卡那样宝贵。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保守估计在1.5亿以上，甚至国内有专家认为，应在1.7亿～2.1亿之间，外国专家认为最高到3.1亿。
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异化成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和国民待遇，并且破坏了公民的自由权利。
本来没有利益价值的户口在中国捆绑了很多利益，用本来就不具有高低贵贱区别的户口类别作为赋予社会权益和利益分配的准据，这才是最广义“户籍制度”全部问题的根源所在。把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住房、物价、工资等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利益，都统统捆到户口这一个领域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表示，户籍制度改革越早越好。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如果像20世纪50年代搞156项建设招农民青年进城的办法那样，一年之后转为有城市户口的正式工人。那么，在十几年内，就会把几千万农民工培养成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再过20年怎么办？农民工老了怎么办？受伤了怎么办？因此越是提前改革愈好。
目前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户籍改革，给人的感觉，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大。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出台与户籍改革相关的举措，始终未能进入真正的深水区，未触及户籍本身负载的权利与福利本质，最终也就无法满足公众的相关诉求。
像农民工这样的相关群体因为权利受损发出的民意吁求，才是催发户籍改革的直接力量。由于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决定了他们无法真正掌握话语权。
造成现在户籍改革艰难前行的原因，还在于当前有一些人并未真正认识到户籍管理滋生的社会危害，甚至寄望于通过户籍捆绑，来实现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包括继续满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由于政府的责任在这方面无法强大问责，才会出现懈怠推卸的情况，也造成了政府方面的动力严重缺失。
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户籍改革，就是一旦户籍制度完全放开，农民会全部涌入城市吗？城市是否会难以承受？
据2009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珠海市近期“暂停一切形式的户口迁入”。除了暂停购房入户外，其他如夫妻、父母、子女投靠入户，大中专毕业生入户，暂住人口入户等所有户籍迁入都暂时停止。珠海市公安户政部门、人事部门对此消息予以确认，但对于暂停原因、“解冻”时间等，均不予回应。
珠海大规模增加的人口，势必带来了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一位“局级官员”评论说：这应是政府决定停止购房入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银川市，像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户籍改革放宽了入户条件，买房子、直系亲属投靠、经商务工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即可入户。但是却没有在配套政策上跟进，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教育等方面还是区别对待，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入户的积极性。农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后发现，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计生、医疗、低保等政策还是按农村政策办，城市政策只有孩子上学用得上，其他并无变化。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5）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虽然户籍制度是不公正的，但一旦取消户籍制度势必会给现有的社会秩序带来难以预料的震荡。地方公共服务、财政设施、教育、交通、居住环境可以承受多大负荷？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而是单兵突破，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
而地方的首创和试验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要符合户籍改革的大方向，各地的地方试验尽可以放心大胆进行。无论地方改革中央是否认同，中央都没有必要过多过早干预，而是应放手让全国各地各显其能。
但户籍改革只依靠地方试验是不够的。比如当前户口制度中的老人投靠政策，是居住证与户口对接的短期最大障碍。考虑到要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养老统筹有待时日，因此没有中央的配套措施，没有大环境的配套支撑，长期前景也会不明朗，困难也会重重。
同时也需要教育、公安、社保、医疗等部门协调制定出改革方案，逐步推进，协调动作。否则政策即使出台也可能只是一张“废纸”。
面对改革后城市管理面临的问题，也并不一定只有户籍一种手段，城市应该从管理、规划等方面谋求发展，而不是通过户籍制度来缓解压力。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人口流动方面都做得很好，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也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导致城市无法承受，中国也可以适当借鉴。
对于户籍改革也不应过于理想化，没有理想就会失去发展的灯塔，但如果太过于理想，往往会欲速则不达。对于类似上海2009年的改革，就需要加以注意。针对各地的福利差别，如果没有门槛限制，必定会造成大批的“福利移民”。不纳税不享受福利，至少在经济学上体现了另外一种公平。对此要历史地看待。
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错综复杂，也因此进展艰难，但尽管面临很多困难，成绩和进步仍是不可否认的，而其随着改革地不断深化，诸多问题也一定会迎刃而解。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
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2009年6月24日公布，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富豪人数缩减创报告连续推出13年以来最大降幅。
百万富翁人数分布排行榜上，美国、日本、德国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
报告指出，目前金融危机仍在不断渗透世界经济，而中国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由于中国国内展开刺激消费计划，中国已经表现出一些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富翁人数下降相比其他国家也就相对缓慢。
一个没有富豪或者说富豪不多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快速发展的时代。这说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强大。这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在“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背后，也反映了很令人忧虑的贫富悬殊。有数据显示，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背后，那他们又是如何发家崛起的呢？现在有一个消息引起很大的争议。那就是一份很引人注目的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数据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如果富豪的资产来源于权力、垄断和非法途径以及灰色手段，那将是令人忧虑的。《人民网》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人员和机构，结果证实了此份报告为造假的报告，数据以讹传讹，纯属混淆视听。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腐败官员在落马后，也爆出了很多高干子女利用其权力积累非法财富的消息。比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儿子程慕阳、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儿子李勃、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儿子高新元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也暴露出了高干子女如何发家的冰山一角，这一点还是不可否认的。
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富豪的品质和道德情操又怎么样呢？中国有财富阶层，但无精英阶层，可能这样的概括不是非常准确，但也很有道理。全世界最富有的专职慈善家、前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日前表示，他将发起一项活动，鼓励那些最富有的中国人从事慈善义举。盖茨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肯定会去那里(中国)，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热爱这项工作……我们将和那些考虑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促膝而谈。”他说：“一些中国人成为成功人士，在我看来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中国会不会像美国一样，有许许多多富人把自己的财富和时间奉献给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事业，这还有待观察。”
中国汶川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地震灾害以后，中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国人慷慨解囊，中国很多富豪也纷纷捐出巨款，体现了中国富豪前所未有的慈善爱心。但是，那毕竟是一段时间的义举，其慈善爱心还有待观察。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而目前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更是暴露出中国富豪缺乏高尚境界和良好道德情操，让国人大跌眼镜。最典型的当属引起国人巨大关注和义愤的杭州富家子飙车撞死人事件。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年仅25岁的小伙子谭卓在杭州市区穿越斑马线时，谭卓被一辆三菱跑车撞飞20多米远，抛上5米多高后堕地，脑浆溅流一地惨死，留下了年迈无所依的父母和他的女友。年轻司机事发后曾表现完全不在乎，下车打电话，十多分钟后，七八个打扮时髦的同伴分别驾驶保时捷、法拉利等豪华名车赶到，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抽烟说笑，声称“可以用钱摆平”，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嚣张态度。不少围观者怒骂司机，引起了网民的激烈声讨和全城民愤。浙大上千名学生到案发现场烛光悼念师兄，众人点燃蜡烛送上白菊花默哀，并高举横额。全国网上论坛一片骂声：“一个人渣撞死一名才子。”不仅如此，这种“飙车”行为还走出了国门。据外媒报道，2008年6名中国富家子弟驾驶法拉利和兰博基尼从意大利出发前往法国巴黎，时速229公里。在四川成都，富家子弟蒋佳君酒后开悍马，连撞5车造成一死五伤后逃逸。在这些人看来，用金钱和权力能摆平一切，各种制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白纸一张。
炫富、炫贵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也相当普遍，某些素质修养低下的富豪，通过非法途径暴富的富豪，和某些富豪子弟，表现得则更为突出。开跑车在城里飙车，就是炫耀之一种。
广州市白云区东平村一位富豪，为庆祝重孙满月，耗资数十万大摆酒宴，甚至在东平大道搞起了限行，限令五吨以上车辆要绕道通行。条幅和气球挂满街道，道路两旁摆满花篮，占地上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庄园里，铺满红地毯，上百名身着统一制服的保安在大街上来回巡逻。据介绍，富豪赖某是东平当地的一个富豪，他有6个儿子，开了多家工厂。据厨师说，一共摆了138桌，光服务员就请了120多个。（摘自南方网2009年5月18日）
而富豪包养情人，养二奶，在中国也早是司空见惯了。而现在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女孩——女大学生，她们拥有令人向往的青春，姣好的容貌，还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漂亮的女生是令人羡慕的；然而，阳光下的她们却有着见不得阳光的身份——傍大款的“二奶”。而在很多富豪来看，包养女大学生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比在外面包“外来妹”更能满足虚荣心，而且越是名牌大学的，男人觉得越有面子。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8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日前，世界销量第一的顶级干邑品牌轩尼诗公司全球总裁Bernard在广州向媒体公布，2008年中国第一次成为轩尼诗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市场中兵家必争之地，而广东市场则是中国市场表现最为突出的”。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艘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宾利欧陆GTSpeed、玛莎拉蒂总裁、保时捷卡宴、奔驰S350等车目前在市场上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发达国家，差不多有4％的收入用于奢侈品；而我们国家的中产阶层远远没有崛起，竟然把40％的收入花在购买奢侈品上。”专家列出的两个反差极大的数字说明，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至少在总体上还欠理性。在看到奢侈品消费群体能有效地带动消费、扩大内需，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要看到尤其是那种炫富式的奢侈品消费，心态非常畸形和空虚。
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但富豪成为阶下囚的则前赴后继，数量不少。上海“问题富豪”周正毅再次以被告人的身份接受法律的判决。2007年11月30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正毅有期徒刑16年。这是周正毅第二次被法院宣判有罪，此前他曾因犯其他罪行而服刑3年。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5）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不但内地判处重刑， 近年来，香港廉政公署也一直在通缉周正毅。11月30日，周正毅仍然名列香港廉政公署网站“主要被通缉人士”名单，他被指控犯有“串谋诈骗”和“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两项罪名。香港廉政公署在“案件概述”中称：“现通缉周正毅，怀疑周与他人串谋诈骗两家公众上市公司的股东、香港联合交易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1）于2003年5月至2004年10月期间，以欺诈手段诱使其中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接受调低了的收购价格，及（2）于2002年4月至2002年8月期间，于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公布、要约文件及通告中发布虚假陈述。”
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也因涉及多项犯罪，目前在香港服刑。
目前广受海内外关注的国美集团主席黄光裕曾被评选为中国首富，但现已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内地媒体报道，据公安部门调查，黄光裕名下秘密往来的可疑资金约有七百亿元，他本人涉嫌股价操纵、洗钱等七项犯罪行为，其中包括2006年中收购永乐期间行贿。
黄光裕2008年入狱以来，引发了政商界的巨大震动，此案牵涉至今仍有蔓延之势：商务部郭京毅、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多名高官相继落马；黄光裕的妻子也被收押，夫妻双双失去国美电器的董事资格，他们一手打造的国美帝国正处于风雨之秋。
黄光裕只用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商贩崛起为中国首富，但其跌落的速度似乎更快。他依靠重重黑色或灰色的手段实现财富暴涨，也注定了他日后走向衰败的结局不可避免。
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富豪先后身陷囹圄，判刑入狱，走向人生的低谷，留给当事人和后人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近几年一直在敲响警钟。“红心鸭蛋事件”、“多宝鱼事件”、“福寿螺致病事件”、“大闸蟹致癌事件”、“阜阳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显示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引起举国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更是举国惊愕。
2007年7月27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一次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指出，特别是食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量大面广，产品质量存在隐患。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共45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有35万家，占总数的78.7%；证照不全的有22万家，占总数的49.8%；无证无照的17万家，占总数的36.6%。一些食品污染问题比较严重，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是专项整治之前，官方公布的食品安全领域的现状。
为防止类似“三鹿事件”重演，预防和保证食品安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针对多头监管、政出多门的现状，《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
在总结“三鹿事件”教训的基础上，《食品安全法》特别明确，要对食品添加剂加强监管。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严禁往食品里添加目录以外的物质。
《食品安全法》还就统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保健食品、食品广告等的监管作了规定。此外，《食品安全法》还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规定除没收违法所得外，还处以最高多达货值金额10倍的罚款并吊销许可证;对监管失职、渎职行为也依据不同情况设置了相应处罚措施。
这将彻底改变中国目前没有食品安全法律的问题，做到食品方面有基本法律可以依据，同时又是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要求，同时也符合中国广大消费者的心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一个法出台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食品安全问题，或者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那是不现实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不可能因为这部法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教授表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食品的污染源头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两亿多的农户都在用分散的方式生产所有的鸡鸭鱼肉类。这两亿多分散生产的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源头污染的治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最大的困难还是分段管理，这也是此次修改“最大的遗憾”，只是在框架内进行了微调，多头分段管理体制做出实质改变。因此，实际操作中各个部门各管一段，在衔接上仍会有困难。
但是目前的分析也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对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没有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下去分析和解释，而从文化的视角去解析也被常常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上功利主义慢慢盛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巨大冲击，原有的人文价值被破坏得支离破碎，而新的道德规范还难以适应目前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而理想信念又不同程度地受到嘲笑和远离，信仰迷失。为了利益和享乐，真理被抛弃，被严重扭曲，利益高于真理，真理必须服从利益和需要，成为一股强大的逆流。
美国第一思想库兰德公司，最近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报告，既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他们极其尖锐地指出“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虽然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这样尖锐的词语，但有些人在现实中的表现甚至远甚于此。道德的缺失、理想的迷失和崇高的丧失，使得中国社会某些人和群体为了物质、欲望和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铤而走险，结果制度、法律、规章和道德，要么难以执行，要么成一纸空文。而这也早就成了安全事故频发的难以避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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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1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道德与法律、批评与批判 122.241.60.* 发表于25天0时32分前
道德的缺失、理想的迷失和崇高的丧失，使得中国社会某些人和群体为了物质、欲望和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铤而走险，结果制度、法律、规章和道德，要么难以执行，要么成一纸空文。而这也早就成了安全事故频发的难以避免的宿命。
浏览：0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 122.241.60.* 发表于25天1时9分前
本来没有利益价值的户口在中国捆绑了很多利益，用本来就不具有高低贵贱区别的户口类别作为赋予社会权益和利益分配的准据，这才是最广义“户籍制度”全部问题的根源所在。把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住房、物价、工资等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利益，都统统捆到户口这一个领域来。浏览：0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培养创新人才 60.184.192.* 发表于25天19时0分前
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应该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应该具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应该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淡泊名利，心胸宽广、兼收并蓄、力排浮躁、杜绝虚假，以坚持真理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营造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氛围。
浏览：0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一代奇书一代奇书 121.20.110.* 发表于40天14时16分前
一代奇书一代奇书
浏览：3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这段太精辟了.. 60.2.41.* 发表于72天1时24分前
从历史上看，改革错过了最佳匹配期，启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历史上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亡……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改革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溃坠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
本部着作对新世纪中国在战略部署、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领土主权、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外交格局和改革方向等领域面对的种种成就和挑战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与透析，对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成就与挑战逐个进行客观理性地梳理，是一部对中国当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集中分析解读的战略性、前瞻性、可读性、全面性和针对性的战略性着作。
此书以理性精神和冷静客观心态审视当前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审视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是一部纵论天下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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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策 新世纪 大视野 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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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定价: 26.80 状态:连载完成
《中国策》相关资料
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中国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化险为夷，迎难而上，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新的巨大考验。新的考验不只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变化，特别是能不能更加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面对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和实力相对降低的机遇，如何重塑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如何重塑世界权力布局，都是非常紧迫的重大课题。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前言（1） 前言（2） 宏观策 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了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13.0%，现价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给予了高度赞扬。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以及在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果断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依然看好的背景下，西方呈现出把遏止全球性衰退的希望寄托给中国的舆论倾向。“G2”即“中美共治论”，在2009年4月份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1）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2）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3） 中国发展路径需趋利避害（1） 中国发展路径需趋利避害（2） 中国发展路径需趋利避害（3） 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1） 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2） 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3）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1）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2）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3） 回归社会和谐面临多维挑战（4） 面对中国模式决不可自我膨胀（1） 面对中国模式决不可自我膨胀（2） 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1） 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2） 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3） 目录 发展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各国都一直在惊叹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中国追求GDP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空气污浊，水被污染，垃圾遍地，沙尘暴肆虐，资源被严重破坏。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污染问题，每年因空气及水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620亿元人民币。严重空气污染导致每年35万至40万人早亡，连同室内空气污染及水污染问题，估计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还有六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的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1）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2）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3）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4）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1）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2）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3）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1）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2）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1）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2）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1）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2）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1）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2）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3）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4）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1）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2）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3）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1）..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2）..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3）..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1）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2）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3）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1）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2）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3）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4）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5）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1）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2） 连载完成 谢谢关注！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各国都一直在惊叹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中国追求GDP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空气污浊，水被污染，垃圾遍地，沙尘暴肆虐，资源被严重破坏。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污染问题，每年因空气及水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620亿元人民币。严重空气污染导致每年35万至40万人早亡，连同室内空气污染及水污染问题，估计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还有六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的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的老百姓也已渐渐走出了“GDP崇拜”，懂得GDP不是目的，而是方式。但是长期以来呼声很高，要求重视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节约资源，但收效却并不大，因此在传统GDP受到置疑时，“绿色GDP”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能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核算体制。说白了就是要从当年的经济产值中扣除资源和环境的成本，看看净产值是多少，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
为此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研究报告说，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项目评审专家组认为核算技术和方法体系基本科学合理，为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而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但受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所限，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项，而此次仅核算了其中10项。但即使在已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着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核算出的损失也已经占到GDP的3.05％，数字非常惊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核算还对污染物排放量和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如果使用现有治理技术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而中国在“十五”期间的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差距很大。
一直大力支持此项工作的学者型环保总局官员潘岳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不能承受资源衰竭造成的风险；社会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体系，就无法完成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
当时两部门都表示，正在研究的2005年的数据会很快向公众发布。2007年3月份，课题组成员向媒体透露，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已经完成，当年环境污染损失要高于2004年，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是这份报告的“最大突破点”。2005年度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在官员口中从“春节后发布”到“两会后发布”，再到“搁浅”、“不能够公布”，至今也未发布。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此后一直再也没有公布过。
有关环保官员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或许绿色GDP的确不是个规范说法，不过国际上并非没有类似的核算方式。譬如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建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是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芬兰也紧随其后，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这些核算方式或许叫法各不相同，但实质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但以绿色GDP没有“国际惯例”来否定绿色GDP，而且是在已经公布过一次之后再来否定，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即使真的没有国际惯例，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中国为何不能进行大胆的创新和试验呢？今天我们国家不是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和勇于创新吗？国外没有的，难道中国就不敢为天下先吗？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当时也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
“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这是一个研究项目。这本身就决定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必要非等到国际上设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再来开展核算。“绿色GDP”，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核算指标，我们就无法全面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协调发展。
“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报告搁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向两部委施加压力”。（2007年7月23日《新京报》）
在中国，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级别较低,而地方政府的某些领导权力更是远大于它。虽然环保部已经由局级升级为部级单位，并在国务院拥有表决权，但仍然是个小部门，而且对各地环保局没有管辖权。各地环保局仍然由地方政府控制，帽子和票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所以他们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各种利益集团也不会等待削弱自身既得利益，早已不断捕获和游说政府官员。否则某些地方政府公开利益不但受到巨大损失，更会触及幕后的巨大黑利。幕后往往都存在惊人的权钱交易，成为政府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在唯GDP崇高和由此寄希望得到职位提升的体制下，更会遭遇强大阻力，因此其胎死腹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绿色GDP其阻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绿色GDP推动科学发展，却遭重重阻力（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最典型的就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这种利用往往导致资源环境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却屡禁不绝。近日，国内媒体大幅报道了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事件，据该县知情人士透露，其财产大概有2亿元。已公开的有限信息表明，县里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或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繁峙是一个矿产大县，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钼、锌、硫铁、石灰岩、云母、褐煤等27种，矿点98处，其中金矿储量居山西省之首。该县近年矿难不断，当地滥采滥挖，超计划开采，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众多，手染矿工鲜血的黑心老板，为保住非法所得，自然会向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司法机构和各级“现官”“进贡”，“反贪局长”仅是其中一位“大仙”。
涉矿官员的屁股不干净，当然情愿以钱财买平安，心甘情愿受“敲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员参股煤矿的治理也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屡下最后通牒，限于某年某月某日撤资撤股，可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一些矿产大县涉矿官员之众、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日甚一日，查不胜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接受反贪局长的“敲诈”，与其同流合污，要黑一块黑，如此才能多一方保护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阻力之大，确实令人震惊。
绿色GDP造成地方这么大的震动，成为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触及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痛处。有触痛，就说明这项研究还有点用。
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很多官员都口头上表示支持科学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真正触犯了小集团、部门和个人私利的时候，就往往极力阻挠。可持续发展正遭遇着空前的阻力。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
目前发生的多起环境事故中，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法律规范存在明显缺失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健全法律制度，防止行政不作为显得非常紧迫。
违法成本过低而收益很大，也就是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比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整整一年后，国家环保总局才发出一份迟到的罚单——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作出罚款100万元的决定。如此严重的污染事故，却依法只能罚100万元，这一度引发人们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的期盼。（2007年1月24日《中国环境报》）
一家污染企业在不购建任何污水处理设施、不做任何净化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向外排污，每年可以“节省”下来数千万元，这等于为企业增加了数千万元收入，企业本能的逐利倾向就决定了他们有肆意排污的冲动。要想阻止企业不恶意排污，必须使其所面临的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其违法收益，但是，在我国，法律惩罚力度过于疲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至于地方环保部门，罚款金额更低。因此，许多企业根本就不怕罚款，最高100万元的罚单莫说对于大型企业，即使对于一般企业也不具有威慑力。要想有效遏制住环境污染的势头，必须“另辟蹊径”，以刑罚手段来弥补行政罚款等惩戒手段的缺陷。
环境犯罪以罚代刑。尽管我国已经连续发生多起重大环境事故，但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2007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台了《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但是时至今日，针对恶意排污以及环境突发事故频发的现状，依法追究企业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案例却仍然少有耳闻。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以刑罚手段严惩环境污染行为早已经为世界发达国家所重视。以美国为例，在1989年，美国环保局打赢了71起对公民个人和公司的刑事诉讼，处罚累计达222个月的监禁和大约550万美元的罚金。1990年，美国环保局赢得了95%的诉讼案件，其中对50%的违法者个人判了刑。正是由于处罚如此严厉，美国企业和民众才养成了保护环境的自觉。
早在1973年，欧共体就在行动纲领中要求加强对环境的刑事保护。这一强硬而严厉的环保措施，有效遏制了环境污染势头，使环境逐渐得以恢复，使欧洲人在享受物质丰富的同时，在治理、改善环境状况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环保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在我国还不健全。环境问题是最没有争议的社会公益，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任务不仅是私权纠纷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间接地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为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的行为指南，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环境保护诉讼成本而言，其数目相当大，权益侵害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证明、科技知识的运用、专业技术的要求都很高，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往往众多而分散，单个人维权的成本太大，个人难以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同立法专家、学者论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度，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律支持。
立法进展缓慢。早在1979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就有制定类似国家环境政策法这样的国家环境保护基本法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从那时到现在25年过去了，25年来的环境立法实践，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目前，环境法规建设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立法空白仍然存在。空白包括有关化学品环境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核安全管理、生态保护、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缺乏有关自然保护区、转基因生物安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或法规；缺少防治化学物质、机动车、畜禽养殖、土壤、放射性物质运输等法律法规。二是配套立法进展缓慢，如限期治理、总量控制、排污许可、机动车尾气排放等方面的法规迟迟难以出台。三是至今尚未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体系。
环保法律面临诸多瓶颈（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对部分环境违法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处，特别是对某些连续的环境违法行为，如连续超标排污，现行的环境法律缺乏有效的处罚。
可操作性不强。主要体现在现行的许多有关环境保护单行法规过于宏观，难以体现环境具体法、实施法性质，往往要求或禁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实施某种行为规定很多，但是却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致使环境执法机关面对违法行为常常束手无策，难以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仅对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规定了违法后果，对已完工且已投入使用的建设项目则没有作出处罚规定。
强制性不足。环境执法主体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如查封、冻结、扣押、没收、划拨、关闭等，这使得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面对环境违法行为常感力不从心或束手无策，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则往往难落实。如东北某市提交法院强制执行的31起案件无一执行。
处理形式单一。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就是罚款，处罚额度除对拒缴排污费可按3倍处罚外，最高处罚额度为30万元，多数行为的处罚额度为5万～10万元。同时，周期长、程序复杂。据统计，在2005年查处的2.7万家企业中，就有三千多家企业在前年已查处过，但在处理上对屡查屡犯的仍然是申请政府限期治理，或罚款了事，难以执行到位。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
近10年来，我国粮食的自给率基本上保持在95%以上。2007年粮食人均占有量是380公斤，人均消费量是388公斤。我国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了。我国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近5年粮食连续丰收，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海外那些散布“谁来养活中国人”危言的人已被证明是在杞人忧天了。
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放松粮食生产，出现了问题需要多年才会缓过来，而且会受制于人，被他国所左右和控制。援助时多少会附加一些条件。即便什么条件也不附加，若恰好那一年出口国粮食也减产呢？2008年粮价上涨时，不少粮食出口国立即宣布禁止出口，人家首先要保证本国安定也是无可厚非的吧。如果中国要依赖粮食进口，那必然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空军，方能确保粮食安全。而目前中国的国力还没有那么强大，还有许多的风险。
据《财经》报道，由于总产量提高有限，人均消费却持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8年出现粮食求大于供的局面。耕地和水资源的缺乏是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由于房地产开发及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占用土地，导致农业用地越来越紧张，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未耕先占，耕地资源趋紧。2003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一度下滑到14.91亿亩；随着税费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08年，虽然播种面积回升到了15.9亿亩，但仍然远低于1998年17亿亩的播种面积。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影响，耕地资源逐年减少。据调查，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比1996年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目前，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受干旱、陡坡、瘠薄、洪涝、盐碱等多种因素影响，质量相对较差的中低产田约占2/3。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今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为有限。
粮食安全：最重大的挑战（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目前，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每年农业生产缺水二百多亿立方米，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水土资源很不匹配。再加上农业用水利用率低、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导致的过度用水以及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水资源紧缺，对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威胁。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的影响将至关重要。
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待加强。
全球粮食产量增长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据测算，近十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
而在国际方面，跨国资本对中国粮油市场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加强。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尤其是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目前，一些外资企业通过几年的发展，已占据我国小包装食用油60%至70%的市场份额，呈垄断地位。近几年外资企业还在粮食主产区建立、收购大型面粉、大米加工企业和大型粮食收购储存加工基地，并通过食用油的渠道销售面粉及大米，进一步进入粮食消费市场。如果外资粮商再进一步纵深发展到土地耕作，会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供需安全，如果从源头输入转基因食品还会威胁到粮食的食用安全。对国际投机炒作资本需提高辨别能力，方能稳定国内粮食安全。
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中国近年在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笔投资，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
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一直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但是到了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甚至短期难以见底的大背景下，中国正转向更多地依赖内在动力，从“向内”寻找驱动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力图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中国财政部官员2009年4月披露，中国拉动经济的“4万亿”投资中，其中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已完成44%，对拉动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最主动、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但同时，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3月底，审计抽查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5个新增投资项目，中央投资资金平均到位率为94%，但其中有的项目，按工程进度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为48%。
从审计署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前投资增长中隐藏的两大风险：一是有些地方政府虽然争取到项目，但苦于地方财力有限，配套资金不足，致使项目进展缓慢，影响了中央投资的效率；二是部分中央投资闲置，在地方财政监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存在被挪用的可能。
中国中部地区某县争取到了一个大型水电站项目，中央资金已经到位，但由于需要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相当于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地方实在无力承担，项目圈了地，但是不能按计划开工。与此同时，该县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地方政府有极强的冲动把中央资金先用到别处，给负责监督中央投资资金运作的地方财政专员造成了很大压力。
当前此类事情并非个案。究其根源，在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且短期内难有改观。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了11.1%，一季度地方税收同比下降了1.4%，出现了多年未遇的低增长态势。此外，房地产市场萧条，往日火爆的土地交易日渐冷清，使得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的预算外收入大幅缩水。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有难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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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务院做了专门的研究，对以基建为主的大部分经营性项目，其配套资金问题会很快解决。而对一些地方公益性项目，商业银行和民间投资不愿意参与。公益性项目将主要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地方债券和政策性贷款作为补充。财政部已先后代理23个省发行26期地方债券，共筹资1118亿元。但总额2000亿元的地方债券盘子太小，分解到各省也就几十亿的规模，难以解渴。而以政策性贷款作为项目资本金，还需配套政策支持。
而刺激消费，说起来消费问题很简单，就是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百姓是消费的主体，要让老百姓有钱花，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旺盛起来，所以工资就是消费的源头。
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当前可能会维持在7%到8%，两位数增长的岁月可能已经结束。因此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收入不断增长，将会放缓，甚至薪酬减少，进而影响消费。
农村市场巨大，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出口订单减少，中国已有数千万农民工，从东南沿海陷入困局的工厂失业后回到乡村。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变化将影响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放大刺激农村消费面临的难题。农民工收入占农村收入比例非常大，大量农民工失去岗位对农村收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农村需求也会随之下降。有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工资性收入约占中国农民纯收入的40％左右。
因为多年来“铁饭碗”已经大幅破裂，昔日免费的医疗教育体系也告瓦解。政府承诺要重建社会保障体系，但尚需时日，才会实际惠及百姓，并减少他们的预防性储蓄。所以大多数百姓还不会减少不必要的储蓄。
当前中国百姓购买衣食的基本消费，对于跨国公司或全球需求来说没什么意义。
除了消费能力和意愿存在一些问题，消费对象和环境也有挑战，比如：三鹿奶粉问题暴露后，食品消费额就受到巨大影响。
特别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新三驾马车：车市、股市与楼市。中国经济走出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低迷，靠的是房地产、教育与医疗市场化。现在房地产成为垄断市场的原罪代表，没有人胆敢提教育与医疗市场化。走出目前经济困境，只能靠新的消费增长点。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还存在着结构不尽合理、培养机制不够健全、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高层次创新人才还比较缺乏，企业中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占的比例比较低，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率还不很高。
当前能够引领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尤为缺乏。因此，加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院士生前一直关心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7月29日和2007年8月3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当面就“杰出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钱学森特别指出，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件大事。
科技领军人才，往往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个创新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他们是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中的尤为宝贵的稀缺资源。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讲的就是谁拥有各个行业、领域的领军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占据主动，从而处于国际发展的前沿阵地。纵观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一个杰出的领军人物，往往能够带动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乃至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兴起。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上特别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和科技领军人物。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需科技领军人才的时代。他们应该具备战略眼光，很强的预见能力，能够准确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超人的创新能力，能站在时代发展和变革的最前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尽管英、法等国也拥有大量的坦克，但机械化首先在德国完成，就是因为英、法等国缺乏像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施特因这样的军事帅才。在我国，如果没有钱学森、任新民等一批着名的火箭专家，我们的导弹、运载火箭和航天技术不可能取得迅速的发展；如果没有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显赫的核科学家，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一跃成为世界核大国。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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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应该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应该具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应该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淡泊名利，心胸宽广、兼收并蓄、力排浮躁、杜绝虚假，以坚持真理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营造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氛围。
培养领军人才，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尤为重要。一要耐得住寂寞。中国科学家朱熹平、曹怀东破解世纪难题“庞加莱猜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夏建白院士即以朱熹平为例，他对这个刚刚破解了经典难题的年轻科学家比较了解。“他中间学术转行，有5年没有出论文。而为了庞加莱猜想，他又花了好长时间。”言下之意是，在现行科技评价体系之下，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一个寂寞的年轻科学家在漫漫探寻的长路上，所承担的压力常人难以想象。
二要开放式培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认为，要对创新型人才特别是中青年领军人物进行开放式培养。“在世界科技水平总体领先于我国的形势下，不采用开放式培养，难以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开放式培养是加快造就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和领军人物的有效途径。”他说，“看看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很多都是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科学家，他们回国后都带回了国际上领先的科技，对于我国科技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得到了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裴钢院士的佐证。“我们现有的8个研究所中，有6个所的所长是非中国国籍，其中有外国籍的华人，也有外国人。我们相信，在这样一种国际化大环境里培养造就的人才，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三要创造宽松平等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不论职位，不分资历，不讲辈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从而营造学术平等、自由讨论和争论的会议气氛，在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过程中，激发创新思想，在讨论中出真知，在争论中出思想。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
推动自主创新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如果仅仅是增加大量的科技人员，仅仅投资于科技基础设施，而没有适宜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创造力不断涌现的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涌现出大量的创新成果;而没有成长于公众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中,同样也不会涌现大量的创新成果。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为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必须“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强弱。
初到英国，就已知道英国是世界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后来又得知，英国几乎将所有的汽车生产厂都卖掉了，但世界着名汽车品牌几乎都在英国设有研发基地，因为这里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英国人就那么聪明吗？徜徉在展览大厅里，浏览着眼前从装饰品、工艺品、生活用品到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大部分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有些作品也不乏稚嫩，但处处闪烁着年轻人创新的激情。我忽然意识到，英国人真正的聪明在于，他们把创新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鼓励所有年轻人把聪明和创造性都开发出来，转化为社会的财富。如果每一个头脑就是一个创新的源泉，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个国家前进的步伐？（摘自网络版《工人日报》2006年3月15日）
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其本质就是应答历史挑战的过程。凡是对新挑战作出创新应答，创新文化活跃的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以至后来居上；凡是创新文化乏力、囿于固有经验和传统思维的国家，就难以持续繁荣和长远发展。
发展创新文化应首先营造一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创新意味着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意味着有风险，有风险就意味着有失败，而且可能有很多失败，只有不怕失败才能成功。
其次要敢于挑战权威和破除迷信。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并虚心向权威学习，但是决不能迷信权威，而要有挑战权威的决心和信心。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民主风气严重缺失的氛围下显得尤为现实和重要。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历史证明权威也会犯错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竭力反对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统计解释，他断言过“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从原子中获得能量”。核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艾·卢瑟福也曾说过“谁企图研究从原子转换中获得能量，那他是在干一件荒唐的事”。19世纪末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洛德·开尔文是一位极富革新精神的物理学家，但晚年却宣称“X射线将会被证明是一种欺骗”，“无线电没有前途”。大发明家爱迪生曾强烈反对交流电，要求完全禁止使用。海王星的发现者西蒙·纽科姆曾断言“空中飞行是属于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1956年6月，李政道、杨振宁在《物理评论》杂志上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当时遭到了不少权威的反对：1954年获诺贝尔奖的泡利愿押任何数目的钱来赌“宇称一定是守恒的”，他认为吴健雄做此实验是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1952年获诺贝尔奖的布洛克则说，“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不守恒能得到实验证明，我愿意吃掉我的帽子。”
1970年，人们认为基本粒子都可归纳为三种夸克。丁肇中对此表示怀疑，想进行有关的实验，却遭到几乎所有国家大型实验室的反对。1972年至1974年，丁肇中等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夸克。
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904年诺贝尔奖得主瑞利曾发誓“60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这大概是因为他年轻时受到权威们的压制而引起的想法。
一些着名科学家发扬民主、扶持年轻人的事迹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1922年6月格丁根大学邀请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N·玻尔去讲学。年仅20岁的格丁根大学研究生海森伯格在听讲和讨论中居然对玻尔的某些论点提出异议，并激烈地辩论。当时已获诺贝尔奖的玻尔对这位年轻人的挑战十分欢迎，诚恳地邀他在讨论结束的当天下午一起散步，继续讨论。这次长时间散步时的谈话对海森伯格的一生影响很大，后来他成了格丁根学派的代表人物。
有人问过玻尔：“你有什么办法，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周围？”玻尔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倡导学术民主。在一次美国航空年会上，钱学森刚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批评，而钱学森就和那位大教授激烈争辩起来。事后，冯·卡门对钱学森说：“你知道你是在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有一次在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和冯·卡门争辩起来，而钱学森仍坚持己见，结果冯·卡门十分生气，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事后冯·卡门经过思考，认定钱学森是有道理的。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冯·卡门爬了三层楼梯，到钱学森简陋的办公室内，向他的学生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摘自《光明日报》2003年4月12日）
有一句名言也许是有道理的：“当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当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
然后要尊重和包容个性。创新是突破原有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创举。因此，重视乃至尊重个性，张扬特长，是创新的基本要求。创新不能靠人海战术。创新人才是特殊人才。古今中外，大凡创新天才，都有着异乎、超乎常人之处，创新的火花正是出自于超凡脱俗的气质，离经叛道的勇气，标新立异的思维，锲而不舍的执着。这其中有令人敬佩、羡慕之处，更有被常人不能理解、诧异之处。如有的人才华横溢，给人有鹤立鸡群之感，他往往性格直率坦诚，不惧世俗权威，不循规蹈矩，直陈己见，出语惊人。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比如说纳什，他是一位数学家，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博弈论对经济学发展意义重大，几乎动摇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1950年，纳什22岁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员，甚至比许多研究生还年轻。然而在1959年，这位刚满30岁的数学奇才就住进了疯人院，并丢了麻省的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后来纳什频繁回到普林斯顿，成了教学楼里的幽灵，有时在黑板上涂写一些数学公式，有时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校园里徘徊。
创新文化要多元推动（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纳什的前妻认为，虽然他已经不能从事研究，但呆在普林斯顿的数学圈子里对他有益。令人感动的是，就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接纳了他，朋友们仍然以博大的胸怀关心他，帮助他。为了让他能治病还有收入，朋友安排他到一个诊所治病，并作为统计员参与该诊所的研究项目，还努力为此筹集资金。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米尔诺还决定为纳什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家兼讲师的职位。正是在众人的关爱下，纳什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恢复正常。纳什的经历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后，其事迹家喻户晓。但影片中所指的“美丽心灵”，应该不仅是妻子对他的照顾和爱护，还应该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社会对他的宽容。
再次要力戒浮躁。在科学研究上做出创新而又是正确的东西，拿出真正的自主创新成果，都是很难的。科研需要静心、安心、耐心去做，脚踏实地，不能浮躁。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搞学术腐败的现象。在少数中青年科研人员看来，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浮躁还表现在不切实际地要求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管理者，要求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一年要有多少论文，3年要有多少成果，5年要出现阶段性或大成果，而且要求原创或创新，完全不顾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古今中外，很多世界闻名的学者、专家一生发表的论文、专着屈指可数，但就是这寥寥几项经典成果，奠定了他们的学界地位，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学科，莫不如此。而国内有些人一年能发表论文几十篇，出版专着数本，其实只是制造了一堆学术泡沫而已。
最后要有平等、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新思想、新创意的诞生需要宽松、平等与开放的文化环境。学术思想需要有开放的环境，海纳百川，让各种有益的学术思想充分交流、互相碰撞。要坚决反对以权威压制人、以名望排挤人；要让科技人员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观点，上下级之间、权威与普通职员之间要能平等进行思想交流；同仁之间要相互鼓励，互相促进。总之，要兼容并包。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
CCTV作为唯一的国家电视台，具有不可比拟的政策背景。中国的电视媒体是按行政层级架构的，一级媒体就代表着不同的一级权威。中国有三千多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顶部，接下来是省级电视台、城市台和县级电视台。每一级电视媒体都代表了一层行政权威，它们发出的声音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大不一样。正是由于这种高居金字塔顶的地位，央视形成了电视网络中的垄断地位。
CCTV-1以94%的入户率高居全国第一，收视人口接近12亿，市场份额以10%遥遥领先。
而专业的经济频道CCTV-2入户率仅次于CCTV-1，是中国最有活力、最具品牌特征的专业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CCTV-3是综艺栏目荟萃的专业频道，以4.6%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收视第2名。
CCTV-1的广告收入也是央视全年广告收入中的主力。CCTV-1独揽风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以无线和有线两种方式完整覆盖全国。如果再加上央视其他以低成本全覆盖方式传输进入全国大多数的城镇家庭的专业频道，央视独占资源优势就更明显了。
虽然广告价格一路攀升，但是企业得投。根据央视发布的数据，1998年全年广告收入44.4亿元，2000年为52.9亿元，2003年达到75.3亿元。到了2009年招标总额则高达92.5627亿，比上年增长12.3627亿，增幅约为15.4%。
因为中国全国性的电视台只有一个，而且它是官方的。对企业而言，广告价格只能单边向上，以超高成本换轰动效应是一些企业无奈的选择。央视垄断了某些新闻、体育、大活动、电视剧等资源，生意只此一家，不投也得投，企业没有讨价余地。
而在美国，几大电视公司都是市场化竞争的，没有听说过有招标一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电视行业也有平均利润率、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的，一个电视公司如果把广告额定得太高，就只会让广告主流失到别的电视台。”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央视的这场垄断盛宴也该结束了。
曾有媒体报道，某些央企单位不是没钱发，而是愁于找不到名目。某央企工作人员的即席演说，令世人大开眼界：“我们单位员工每月都有报销任务，即1500元的超市购物和1000元的汽车油票，完成任务就等于报销了2500元。超市小票好弄，但油票对于没开车的员工来说，就不是那么好办了。所以领导经常批评，说连钱都不会花，你还有什么本事？每月白给你2500元，你就使劲花，实在没地方花，就想法找朋友找熟人弄些票凑数。”
2009年最新一期《望周刊》文章用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说明目前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的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考虑到2006年以来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呈现一个加速扩大的事实,这意味着,目前行业收入差距远高于5～10倍的估计值。
很多央企亏了要国家补，赚了自己用，老总的收入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少央企靠拥有国有资产和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不仅占据着国家的土地、资产、机器和装备，而且占据国家对产品经营的垄断权、定价权、进口权以及巨额利润的分配权。最根本的还是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
历时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出台，使广大民众终于看到了打破垄断的希望。但是一定意义上来讲，《反垄断法》仅仅是中国反垄断的开始。因为事情远没有期望的那么简单和容易。
相关学者表示，当前的《反垄断法》与当初的设想有一定的距离，差距主要在什么地方？
行政垄断没有纳入到反垄断执法框架，这绝对是大问题。《反垄断法》对于行政性垄断即使不能治本至少可以治标，但现在看来治标还存在问题。在管制行业中，垄断行业的反垄断执法体制经过了几次讨论，最后删掉了。
反垄断仍存在着重重壁垒和挑战（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垄断行为的违法成本太低。行政罚款降得已经不能再低了，例如，有些垄断行为的罚款仅为50万，50万对于垄断企业算什么？根据《刑法》，只有传统招投标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对于企业的垄断行为，企业的高管居然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当违法成本很低的时候法律效果肯定会出问题。
例外口子开得太多，包括技术卡特尔、标准卡特尔、中小企业卡特尔、能源卡特尔、萧条卡特尔、出口卡特尔以及其他卡特尔等七条例外，开了这么多例外，将来很多的垄断行为可能就打着这七条例外的名义，明目张胆地干我们认为是非法的事儿，这些例外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所带来的妥协。
民营资本的进入都放开了口，但为什么民营企业进不了那些被层层行政审批管制的行业，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垄断性企业和在位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同盟，什么叫强势利益集团？很显然就在这个地方。2009年5月出版的中国《金融时报》刊载报道称，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比重最多的不过20%，而有“铁老大”之称的铁路行业，这一比例仅为0.6%。按照目前市场准入格局，在全社会八十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必须承认的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而言，我国垄断行业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着重重壁垒。用业内人士的话说“民营经济在垄断行业准入上仍遇到大量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的‘玻璃门’”。
“玻璃门”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延缓了相关领域改革的进程，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发挥。
而被寄予厚望的《反垄断法》原先制定草案时计划在2008年8月1日前制定四十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没有配套规则，《反垄断法》如何以及靠什么实施？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反垄断法》的规定太过原则化，以至于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在西方国家，对于反垄断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着几十万字的法律文件，有无数案例和指南，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依据。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
中央政府从本世纪开始，鉴于农村的发展形势，更加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至今中国连续6年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足见中国领导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对于“三农”问题的地位也经历了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两个趋向”的论断，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任务的提出，再到统筹城乡发展，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但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表示担忧，也凸显了三农问题的艰巨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只要经常到农村的人都会感到我们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在我的脑子里有很多贫困农村的景象，我经常和同事们讲，在这些地方投入多少建设，给农民多少实惠都不算多，因为城乡的差距太大了。”（摘自中国网2009年2月28日）
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特点之一的“不协调”，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城乡发展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以去年的数据分析，城乡收入比为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2000年城乡收入比只有2.79。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也显示出城乡的不协调，去年城镇地区为59.3台，比农村地区高10倍左右。
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也说过两个数字3.33∶1和9646元，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受国务院委托，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时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的最高增幅，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这组矛盾突出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民的增收困境。“近年来，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孙政才说。
孙政才在《报告》中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
有官员表示，2007年我国的“三农”支出增长力度还不够，“去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是32.4%，财政支出增速是23.2%，而‘三农’支出只增长23%，也就是说，国家在‘三农’上的支出还没达到平均水平。”
“从未来看，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还需经过长期努力，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他说。
此外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细究其根源在于“受国际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大幅上涨”。
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则更是瓶颈。
农村改革废除了对农民生活水平造成最大影响的农业税。废除农业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还比如说，在农村首先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两免一补”政策，使农村的孩子上学再不用交学杂费和课本费；比如说在农村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统筹，尽管标准不高，但是农民可以到乡里、到县里甚至到省会去看病，并且报销30%、40%、50%，有些地方正在提高标准。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统筹解决需加大力度（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土地所有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是企业或个人可以获得30年、50年的使用权，而且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这种买卖基于市场机制，地段好的土地自然价格就高。但是农村的耕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农民无法买卖使用权。结果城市里出现了因买卖土地使用权而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在农村，农民在失去自己耕种的土地时只能获得数量微薄的补偿金。
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成效，但消除贫困的根本是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中，教育是关键。2008年世界银行的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朱农所作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0％。
此外社科院的报告也称要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乡统筹。一是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二是要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合理延伸。三是要消除歧视性政策，为农民工等城市新移民提供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四是改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户籍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也普遍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二元社会结构下，我国污染防治投资大部分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农村环境问题令人担忧。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影响了数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
在一些农村，农药瓶、化肥袋、塑料薄膜、塑料袋等到处乱扔，“白色污染”严重。由于不按科学配制，超标使用大量高毒、剧毒农药和化肥，致使农田中鸟类、青蛙、蚯蚓等益虫、益鸟数量大量减少，河流内鱼虾遭受毁灭性毒害，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使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依赖农药的恶性循环。
轻视有机肥的使用，长期过量地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渣不适当的使用，对土壤理化性质造成很大影响。一些农村做饭用柴，砍伐树木现象严重，好多地方变得满目疮痍，严重破坏了植被，造成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这些累积性破坏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带来长期危害。
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和城市环境整治过程中，将大批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和工业生产设施转移到农村，垃圾和废弃物将农村作为堆放地。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家庭作坊星罗棋布，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没有治污或设备简陋，随意排污严重，导致河水污染、树木枯死、农田减产，一家企业污染一条河、一个工厂毁掉一大片土地的现象很普遍。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最为典型的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一个接一个癌症村出现在东部沿海经济活跃地带。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个谜。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网易网站曾披露，1990年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产生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自然对人类的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有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例如北京的夏垫村，自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有村民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引自《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在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工作人员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污染了。”促使他们前往那个村庄的原因是，近年来，这个村庄有四十余人死于癌症，也是一个典型的“癌症村”。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这是2003年7月15日韦东英的日记，第二天，她家的自来水变成了黄色，儿子只好借用胡阿条家的井水洗澡。
苏北平原的村圩子也开始发出了“很呛的异味”，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鱼虾荡然无存了。“那时，化工厂附近有个浴室，将河水烧热使用，不少村民洗过后浑身发痒、头晕，还有人当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变得严重了，“村子里有十来个人在厂子里打工，有一个人死掉了，因为化工原料泄漏。”后来，大多数人逃离了工厂，不再去做工。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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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达在巨龙化工厂不远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化工厂墙后一条小小的排水沟将污水运到鱼塘里。“三千多斤半成鱼死光了，差不多要破产了。”
“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再买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个粮贩子用极低的价格把东兴村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米收购后，转卖到几百里外的扬州市，被当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来到山东肖家店村时，看到了一组当地环保部门拍摄的照片，那是2001年～2004年上游工厂向汶河排放污水的画面。他们也在肖家店村拍摄到了遭污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油腻腻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边住的晚上都不敢开门。原来这个大汶河的水，鱼也好，现在水成酱油色了，河里鱼都没有了。”肖家店村民说，一浇地，庄稼都药死了，庄稼都受不了，就别说人喝了。
就是这样的水，环绕在肖家店村周围。尽管又臭又脏，但却是村里唯一的灌溉水源。
韦东英一年比一年担心钱塘江，她每篇日记中都要提到钱塘江的排污口。“我到江边收鱼，看见江面排放的污水有绿色的漂浮物，我叫渔民郑一民把绿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装好，也用照相机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与巨龙化工厂对门的东兴小学生最先采取了行动。“孩子们在那里受不了啊，头晕得上不成课。”于是，孩子们一个个退学了，家长们每月花60元钱送孩子到几公里外的村去读书，两百多学生的小学校从2003年开始，便没有了琅琅书声。
东英所在的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第一个死于癌症的是邵关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个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发的。”韦东英记录着，邵关通的姨父是去年死于食道癌的。
东兴村民以2000年～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癌症。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5）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林景星在山东肖家店村碰到一个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脸上挂满了哀伤。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龄只有29岁。丈夫的死才是噩梦的开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后辞世。在短短3年之内，一个五口之家却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肖平和她的孩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变得空荡荡。“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这位可怜的寡妇说。（引自《南方都市报》《中国危机报道二：浙苏鲁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村民展示近几年村中记录的癌症死亡者的名单，这个村仅2000万～2005年便有近百人得了癌症，从2001年以来，因癌症去世的已达八十多人，目前数字仍在不断增加中。(摘自《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2007年11月5日)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而且还面临大笔资金的问题，它们从何而来？
但是面对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大量农民死亡，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6）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元～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健全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因为医疗费用太高了。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7）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
由于农村部分区域传统的不良卫生习惯和较差的环境保护意识，大量的生活垃圾倾倒在村边的沟渠或河滩内，粪尿不经化粪池或其他处理直接排入江河。大量畜禽粪便任意堆放在路边或村庄附近，夏季里臭气熏天，“垃圾到处堆，蚊蝇满天飞”的现象随处可见，造成环境污染和传染性疾病蔓延，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屡屡引起邻里纠纷，影响农村稳定。
城乡共生污染对农村的危害明显加重，如化工轻工业危险废物、废渣在循环经济的招牌下不适当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对农民身体和家庭带来直接损害。有些危险废渣直接应用到农田或农业作坊，所生产的产品被城乡居民使用。有些进入农田，间接进入粮食、蔬菜和水果中。废旧电器拆解造成重金属、毒性有机物污染在一些地方有加重趋势。而这些方面的污染在很多地方没有引起重视，个别地方甚至作为资源循环的经验进行推广，其危害是加倍的。
城镇废水、生活垃圾和废渣处理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地点多数在城郊农村，这些设施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污泥在周围环境消纳。由于不重视对农村二次污染控制，城市垃圾和污泥的不适当利用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污染，引起厂民纠纷。很多地方出现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位置难寻。
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不到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
农村环境污染：一个经常重视却迫在眉睫的问题（8）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在这个过程中，县乡环境管理机构管理能力的薄弱，是阻碍措施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有1/3的县级环境管理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很多基层环境管理机构的监测设施严重落后，“甚至比不上一个中学实验室，只有几个简单的瓶瓶罐罐”。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县乡的环境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改进设施装备，是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农村生态环境的立法很不健全，如对于农村养殖业污染、塑料薄膜污染、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农村噪声污染、农村生活和农业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温饱即足，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即使认识到环境的危害性，也不知自己拥有何种权利、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环保责任主体不明确。一方面，对农村环境问题不够重视，导致对农村环境治理投入微乎其微，资金的匮乏，已成为制约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因责任主体太多而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再者，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影响了统一部署，导致各部门步调不一致。
农村工业薄弱、经济落后，温饱问题刚刚得到基本解决，各级政府对改善环境、提高产品质量、营造和谐环境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再加上科技文化知识欠缺，对工业污染转移和农村自身污染问题普遍没有引起重视等，诸多因素致使解决污染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还只是美好的愿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我们应当积极采取对策，把农村环境问题摆上议事日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能重蹈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力避因为环境问题而阻碍了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
目前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争论很激烈，总体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
第一，土地现在仍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很多农民还是依靠土地维持基本生产，土地在农村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实际情况是，仅仅依靠农业还不能明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因为农业的附加值还是比较低，农业不如从事其他行业利润高，但是农民又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资本，而土地所有权解决了，就会为农民提供充足的资本。而且农民成为土地真正所有者，也会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村的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从几十年的发展来看，只是理论上的，而实际恰恰相反。
第二，由于土地属国家集体所有，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为土地腐败埋下了祸根，某些国家权力结构掌握着土地实际控制权，在土地征用补偿中，农民收益最小，在现有土地收益分配框架下，农民仅得5%～10%，村一级得20％～35%，各级政府得60％～70%，“土地腐败”成为当前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农民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第三，土地关系不稳定，导致土地利用率比较低、短期行为非常普遍。这既不利于农村的规模化经营，推进大规模机械化经营，也无法更有效地阻止农村土地面积缩减。
第四，土地私有化目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最终选择，为土地要素市场形成提供了必要基础，也会以高于目前的市场价格自由买卖，更接近于实际价值。
第五，土地的公有，不可避免甚至是独裁、侵犯人权、控制人身自由和排斥民主的同义词，只有土地私有化了，才会更有助于民主社会的纵深发展。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着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7日）
主张土地私有的人也认为，私有化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
土地真正的私有，必将奠定民主的基础，民主的好名声举世公认！国家的建设也无须担心，眼下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就没有一个不是土地私有的。而土地的相对集中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必需，所以，土地的兼并是好事情。至于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可以用出售土地的金钱来转业，包括进城谋生，只要社会是法治的，保障是合理可靠的，这将有助于国家的城市化；有助于农民，乃至全国老百姓生活的现代化。
而反对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
一、如果一旦土地私有化，就要有数千万或者以亿计的农民失去土地的准备，这就要求国家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构建则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这超出了社会与城市的承载力。
土地产权制度之争（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二、这个理由来自意识形态。有人认为一旦土地私有化，就会重新出现大地主和雇农、佃农等。
三、土地私有化的后果是暴力冲突。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曾经多次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化结合。事实上，中国已经出现少数贫民窟，北京周边就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学者当然可以说，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分散在农村的贫民还能通过扶贫来缓解困境；一旦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必然形成社会动乱的基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都是黑社会操控，黄赌毒泛滥。真到那时，别说以法治国，有本事先以法治‘窟’，能治得了吗？”
“早几年我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有学者问我，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靠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对这样的提问我无言以对。如果必须回答，那只能反问：“那个贫民窟里的人为什么不是你？难道他们就该待在贫民窟，你就该住别墅吗？”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正常的讨论应该是以防止在中国也出现大型贫民窟为目标来研究各国的贫民窟问题，不要让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空间平移贫困进入城市。（摘自《凤凰周刊》总第282期《农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专访温铁军》）
更有甚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性，他们会朝着自己的倾向去编故事。我们不说外国，根本不需要国外的例子。说香港土地是香港政府所有，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那是不是表明香港人民没有权利？再比如，日本80％～90%的林地都是国有，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私有化呢？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意味着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09年6月报道，北京最大的办假户口案宣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富长宁等4人有期徒刑5年到3年。这4个人构建了一条完整的假落户流程，3年间，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户口，获利100多万元。
目前92个户口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冻结。但是，这些户口已经办理了多年，一些人结婚生子，孩子户口落在了北京。还有不少子女配偶随后迁入，包括几名高考考生。办假户口的这些人当中，还包括着名电影导演王小帅。有意思的是，富长宁不但为他办了户口，还“好心地”将王小帅的本科学历改成“研究生”。事发后，王小帅承认，2006年底，他托叔叔办了这个户口。因为户口现在被冻结，他一度不能出国，工作受到影响。王小帅不住地叹气，说自己通过这次事件深切地体会了一把中国的户籍制度。
像王小帅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很大成就的年轻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就因为当初没有留在北京，取得北京户籍，哪怕功成名就作出巨大贡献，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北京的户口。原因很简单，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结果像他这样游离于当地户籍之外的人，就打起了其他的主意。
而央视女记者为落户被骗财色的新闻更是轰动一时。
为取得北京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被“国情局局长”骗财、骗色。2007年年底，在央视工作的张某认识了自称是“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程朝俊，并委托程帮忙办理北京户口。去年4月，程收取张某2万余元。去年5月，程朝俊因一起大学违规招生案被警方控制。警方在程的物品中发现了张某的户口复印件，事件才暴露。
而贵为智商很高的央视记者，之所以被骗，与“为取得北京户口”这个理由，可能更有直接关联，这也是骗子最终得手的催化剂。为了北京户口而被骗财骗色，这真是当前时代的悲怆。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而在2008年，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三女生因怀疑自己报不了名而选择了服毒自杀，由于抢救及时，该女生目前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如果其还没户口，她仍无法摆脱不能参加高考的命运。
2004年据报道，女孩茉莉（化名）是位弃婴，她虽然被好心的赵大妈收养，却因为无父无母而无处申报户口。“办一个户口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钱，爸妈都很发愁，妈妈老在半夜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我想死。”小茉莉为此三次选择了自杀。
“同命不同价”现象也拷问着社会公平。前几年，重庆市发生一起车祸，3名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两个城市女孩各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户口的女孩所获赔偿只有9万元，不及前者的一半。
之所以如此，症结在于相关规定。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以2006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587元，据此计算，城乡居民死亡赔偿金可相差16万元之多。
因儿子出生后上户口一事办得不顺利，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刘某竟将出生仅43天的儿子摔死。据报道，刘某摔死亲生儿子，是因为他很难为孩子上户口。而难上户口就是因为他是“流动”而来的户口，且没有当地住房证明；回到老家为儿子上户口，也因他的户口已迁往工作地，孩子也无法在老家落户。可以想象，他的抑郁症应该和孩子难以办户口有着直接的联系。刘某摔死儿子的悲剧，虽然是他家庭的悲剧，更是户籍藩篱的悲剧。
由于城市户口有很多利益和方便，如果没有甚至会影响自己的终身大事，结果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也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严重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有政府系统相关人士表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当地治安的稳定直接挂钩。许多外来人口由于在这个城市得不到认同感，该有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极端的人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的高度仇视，在此心境下，难免会有一些犯罪冲动产生。因此，制定一部涉及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都适用的户籍法是必要的考虑。
由于金融危机，农民工群体面对失业冲击，由于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只能返乡，而这个体制也就是“户籍制度”。
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在城市家庭，那么他就很难获得城市户口。因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非法的途径来获取城市户口。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的户口制度就像国际社会的签证。许多中国人都感到北京户口就像美国绿卡那样宝贵。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保守估计在1.5亿以上，甚至国内有专家认为，应在1.7亿～2.1亿之间，外国专家认为最高到3.1亿。
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异化成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和国民待遇，并且破坏了公民的自由权利。
本来没有利益价值的户口在中国捆绑了很多利益，用本来就不具有高低贵贱区别的户口类别作为赋予社会权益和利益分配的准据，这才是最广义“户籍制度”全部问题的根源所在。把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住房、物价、工资等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利益，都统统捆到户口这一个领域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表示，户籍制度改革越早越好。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如果像20世纪50年代搞156项建设招农民青年进城的办法那样，一年之后转为有城市户口的正式工人。那么，在十几年内，就会把几千万农民工培养成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再过20年怎么办？农民工老了怎么办？受伤了怎么办？因此越是提前改革愈好。
目前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户籍改革，给人的感觉，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大。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出台与户籍改革相关的举措，始终未能进入真正的深水区，未触及户籍本身负载的权利与福利本质，最终也就无法满足公众的相关诉求。
像农民工这样的相关群体因为权利受损发出的民意吁求，才是催发户籍改革的直接力量。由于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决定了他们无法真正掌握话语权。
造成现在户籍改革艰难前行的原因，还在于当前有一些人并未真正认识到户籍管理滋生的社会危害，甚至寄望于通过户籍捆绑，来实现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包括继续满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由于政府的责任在这方面无法强大问责，才会出现懈怠推卸的情况，也造成了政府方面的动力严重缺失。
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户籍改革，就是一旦户籍制度完全放开，农民会全部涌入城市吗？城市是否会难以承受？
据2009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珠海市近期“暂停一切形式的户口迁入”。除了暂停购房入户外，其他如夫妻、父母、子女投靠入户，大中专毕业生入户，暂住人口入户等所有户籍迁入都暂时停止。珠海市公安户政部门、人事部门对此消息予以确认，但对于暂停原因、“解冻”时间等，均不予回应。
珠海大规模增加的人口，势必带来了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一位“局级官员”评论说：这应是政府决定停止购房入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银川市，像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户籍改革放宽了入户条件，买房子、直系亲属投靠、经商务工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即可入户。但是却没有在配套政策上跟进，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教育等方面还是区别对待，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入户的积极性。农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后发现，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计生、医疗、低保等政策还是按农村政策办，城市政策只有孩子上学用得上，其他并无变化。
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5）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虽然户籍制度是不公正的，但一旦取消户籍制度势必会给现有的社会秩序带来难以预料的震荡。地方公共服务、财政设施、教育、交通、居住环境可以承受多大负荷？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而是单兵突破，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
而地方的首创和试验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要符合户籍改革的大方向，各地的地方试验尽可以放心大胆进行。无论地方改革中央是否认同，中央都没有必要过多过早干预，而是应放手让全国各地各显其能。
但户籍改革只依靠地方试验是不够的。比如当前户口制度中的老人投靠政策，是居住证与户口对接的短期最大障碍。考虑到要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养老统筹有待时日，因此没有中央的配套措施，没有大环境的配套支撑，长期前景也会不明朗，困难也会重重。
同时也需要教育、公安、社保、医疗等部门协调制定出改革方案，逐步推进，协调动作。否则政策即使出台也可能只是一张“废纸”。
面对改革后城市管理面临的问题，也并不一定只有户籍一种手段，城市应该从管理、规划等方面谋求发展，而不是通过户籍制度来缓解压力。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人口流动方面都做得很好，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也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导致城市无法承受，中国也可以适当借鉴。
对于户籍改革也不应过于理想化，没有理想就会失去发展的灯塔，但如果太过于理想，往往会欲速则不达。对于类似上海2009年的改革，就需要加以注意。针对各地的福利差别，如果没有门槛限制，必定会造成大批的“福利移民”。不纳税不享受福利，至少在经济学上体现了另外一种公平。对此要历史地看待。
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错综复杂，也因此进展艰难，但尽管面临很多困难，成绩和进步仍是不可否认的，而其随着改革地不断深化，诸多问题也一定会迎刃而解。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
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2009年6月24日公布，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富豪人数缩减创报告连续推出13年以来最大降幅。
百万富翁人数分布排行榜上，美国、日本、德国依然依次占据三甲位置，而中国内地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
报告指出，目前金融危机仍在不断渗透世界经济，而中国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由于中国国内展开刺激消费计划，中国已经表现出一些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富翁人数下降相比其他国家也就相对缓慢。
一个没有富豪或者说富豪不多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快速发展的时代。这说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强大。这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在“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背后，也反映了很令人忧虑的贫富悬殊。有数据显示，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背后，那他们又是如何发家崛起的呢？现在有一个消息引起很大的争议。那就是一份很引人注目的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数据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如果富豪的资产来源于权力、垄断和非法途径以及灰色手段，那将是令人忧虑的。《人民网》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人员和机构，结果证实了此份报告为造假的报告，数据以讹传讹，纯属混淆视听。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腐败官员在落马后，也爆出了很多高干子女利用其权力积累非法财富的消息。比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儿子程慕阳、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儿子李勃、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儿子高新元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也暴露出了高干子女如何发家的冰山一角，这一点还是不可否认的。
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富豪的品质和道德情操又怎么样呢？中国有财富阶层，但无精英阶层，可能这样的概括不是非常准确，但也很有道理。全世界最富有的专职慈善家、前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日前表示，他将发起一项活动，鼓励那些最富有的中国人从事慈善义举。盖茨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肯定会去那里(中国)，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热爱这项工作……我们将和那些考虑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促膝而谈。”他说：“一些中国人成为成功人士，在我看来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中国会不会像美国一样，有许许多多富人把自己的财富和时间奉献给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事业，这还有待观察。”
中国汶川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地震灾害以后，中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国人慷慨解囊，中国很多富豪也纷纷捐出巨款，体现了中国富豪前所未有的慈善爱心。但是，那毕竟是一段时间的义举，其慈善爱心还有待观察。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3）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而目前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更是暴露出中国富豪缺乏高尚境界和良好道德情操，让国人大跌眼镜。最典型的当属引起国人巨大关注和义愤的杭州富家子飙车撞死人事件。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年仅25岁的小伙子谭卓在杭州市区穿越斑马线时，谭卓被一辆三菱跑车撞飞20多米远，抛上5米多高后堕地，脑浆溅流一地惨死，留下了年迈无所依的父母和他的女友。年轻司机事发后曾表现完全不在乎，下车打电话，十多分钟后，七八个打扮时髦的同伴分别驾驶保时捷、法拉利等豪华名车赶到，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抽烟说笑，声称“可以用钱摆平”，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嚣张态度。不少围观者怒骂司机，引起了网民的激烈声讨和全城民愤。浙大上千名学生到案发现场烛光悼念师兄，众人点燃蜡烛送上白菊花默哀，并高举横额。全国网上论坛一片骂声：“一个人渣撞死一名才子。”不仅如此，这种“飙车”行为还走出了国门。据外媒报道，2008年6名中国富家子弟驾驶法拉利和兰博基尼从意大利出发前往法国巴黎，时速229公里。在四川成都，富家子弟蒋佳君酒后开悍马，连撞5车造成一死五伤后逃逸。在这些人看来，用金钱和权力能摆平一切，各种制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白纸一张。
炫富、炫贵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也相当普遍，某些素质修养低下的富豪，通过非法途径暴富的富豪，和某些富豪子弟，表现得则更为突出。开跑车在城里飙车，就是炫耀之一种。
广州市白云区东平村一位富豪，为庆祝重孙满月，耗资数十万大摆酒宴，甚至在东平大道搞起了限行，限令五吨以上车辆要绕道通行。条幅和气球挂满街道，道路两旁摆满花篮，占地上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庄园里，铺满红地毯，上百名身着统一制服的保安在大街上来回巡逻。据介绍，富豪赖某是东平当地的一个富豪，他有6个儿子，开了多家工厂。据厨师说，一共摆了138桌，光服务员就请了120多个。（摘自南方网2009年5月18日）
而富豪包养情人，养二奶，在中国也早是司空见惯了。而现在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女孩——女大学生，她们拥有令人向往的青春，姣好的容貌，还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漂亮的女生是令人羡慕的；然而，阳光下的她们却有着见不得阳光的身份——傍大款的“二奶”。而在很多富豪来看，包养女大学生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比在外面包“外来妹”更能满足虚荣心，而且越是名牌大学的，男人觉得越有面子。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4）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8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日前，世界销量第一的顶级干邑品牌轩尼诗公司全球总裁Bernard在广州向媒体公布，2008年中国第一次成为轩尼诗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市场中兵家必争之地，而广东市场则是中国市场表现最为突出的”。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艘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宾利欧陆GTSpeed、玛莎拉蒂总裁、保时捷卡宴、奔驰S350等车目前在市场上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发达国家，差不多有4％的收入用于奢侈品；而我们国家的中产阶层远远没有崛起，竟然把40％的收入花在购买奢侈品上。”专家列出的两个反差极大的数字说明，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至少在总体上还欠理性。在看到奢侈品消费群体能有效地带动消费、扩大内需，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要看到尤其是那种炫富式的奢侈品消费，心态非常畸形和空虚。
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但富豪成为阶下囚的则前赴后继，数量不少。上海“问题富豪”周正毅再次以被告人的身份接受法律的判决。2007年11月30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正毅有期徒刑16年。这是周正毅第二次被法院宣判有罪，此前他曾因犯其他罪行而服刑3年。
中国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的喜与忧（5）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不但内地判处重刑， 近年来，香港廉政公署也一直在通缉周正毅。11月30日，周正毅仍然名列香港廉政公署网站“主要被通缉人士”名单，他被指控犯有“串谋诈骗”和“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两项罪名。香港廉政公署在“案件概述”中称：“现通缉周正毅，怀疑周与他人串谋诈骗两家公众上市公司的股东、香港联合交易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1）于2003年5月至2004年10月期间，以欺诈手段诱使其中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接受调低了的收购价格，及（2）于2002年4月至2002年8月期间，于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公布、要约文件及通告中发布虚假陈述。”
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也因涉及多项犯罪，目前在香港服刑。
目前广受海内外关注的国美集团主席黄光裕曾被评选为中国首富，但现已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内地媒体报道，据公安部门调查，黄光裕名下秘密往来的可疑资金约有七百亿元，他本人涉嫌股价操纵、洗钱等七项犯罪行为，其中包括2006年中收购永乐期间行贿。
黄光裕2008年入狱以来，引发了政商界的巨大震动，此案牵涉至今仍有蔓延之势：商务部郭京毅、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多名高官相继落马；黄光裕的妻子也被收押，夫妻双双失去国美电器的董事资格，他们一手打造的国美帝国正处于风雨之秋。
黄光裕只用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商贩崛起为中国首富，但其跌落的速度似乎更快。他依靠重重黑色或灰色的手段实现财富暴涨，也注定了他日后走向衰败的结局不可避免。
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富豪先后身陷囹圄，判刑入狱，走向人生的低谷，留给当事人和后人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1）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近几年一直在敲响警钟。“红心鸭蛋事件”、“多宝鱼事件”、“福寿螺致病事件”、“大闸蟹致癌事件”、“阜阳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显示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引起举国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更是举国惊愕。
2007年7月27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一次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指出，特别是食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量大面广，产品质量存在隐患。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共45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有35万家，占总数的78.7%；证照不全的有22万家，占总数的49.8%；无证无照的17万家，占总数的36.6%。一些食品污染问题比较严重，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是专项整治之前，官方公布的食品安全领域的现状。
为防止类似“三鹿事件”重演，预防和保证食品安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针对多头监管、政出多门的现状，《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
在总结“三鹿事件”教训的基础上，《食品安全法》特别明确，要对食品添加剂加强监管。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严禁往食品里添加目录以外的物质。
《食品安全法》还就统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保健食品、食品广告等的监管作了规定。此外，《食品安全法》还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规定除没收违法所得外，还处以最高多达货值金额10倍的罚款并吊销许可证;对监管失职、渎职行为也依据不同情况设置了相应处罚措施。
这将彻底改变中国目前没有食品安全法律的问题，做到食品方面有基本法律可以依据，同时又是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要求，同时也符合中国广大消费者的心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
历史视野下的食品安全（2）
作者：宋赵来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一个法出台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食品安全问题，或者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那是不现实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不可能因为这部法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教授表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食品的污染源头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两亿多的农户都在用分散的方式生产所有的鸡鸭鱼肉类。这两亿多分散生产的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源头污染的治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最大的困难还是分段管理，这也是此次修改“最大的遗憾”，只是在框架内进行了微调，多头分段管理体制做出实质改变。因此，实际操作中各个部门各管一段，在衔接上仍会有困难。
但是目前的分析也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对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没有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下去分析和解释，而从文化的视角去解析也被常常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上功利主义慢慢盛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巨大冲击，原有的人文价值被破坏得支离破碎，而新的道德规范还难以适应目前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而理想信念又不同程度地受到嘲笑和远离，信仰迷失。为了利益和享乐，真理被抛弃，被严重扭曲，利益高于真理，真理必须服从利益和需要，成为一股强大的逆流。
美国第一思想库兰德公司，最近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报告，既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他们极其尖锐地指出“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虽然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这样尖锐的词语，但有些人在现实中的表现甚至远甚于此。道德的缺失、理想的迷失和崇高的丧失，使得中国社会某些人和群体为了物质、欲望和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铤而走险，结果制度、法律、规章和道德，要么难以执行，要么成一纸空文。而这也早就成了安全事故频发的难以避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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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1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道德与法律、批评与批判 122.241.60.* 发表于25天0时32分前
道德的缺失、理想的迷失和崇高的丧失，使得中国社会某些人和群体为了物质、欲望和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铤而走险，结果制度、法律、规章和道德，要么难以执行，要么成一纸空文。而这也早就成了安全事故频发的难以避免的宿命。
浏览：0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 122.241.60.* 发表于25天1时9分前
本来没有利益价值的户口在中国捆绑了很多利益，用本来就不具有高低贵贱区别的户口类别作为赋予社会权益和利益分配的准据，这才是最广义“户籍制度”全部问题的根源所在。把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住房、物价、工资等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利益，都统统捆到户口这一个领域来。浏览：0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培养创新人才 60.184.192.* 发表于25天19时0分前
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应该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应该具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应该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淡泊名利，心胸宽广、兼收并蓄、力排浮躁、杜绝虚假，以坚持真理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营造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氛围。
浏览：0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一代奇书一代奇书 121.20.110.* 发表于40天14时16分前
一代奇书一代奇书
浏览：3 回复：0 回应此评论主题：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这段太精辟了.. 60.2.41.* 发表于72天1时24分前
从历史上看，改革错过了最佳匹配期，启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历史上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亡……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改革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溃坠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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