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悼念朱厚泽同志

悼念朱厚泽同志

　　一

　　对厚泽逝世不完全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和他的一些生前友好从他发病之日，也就是2008年12月10日他的口腔活检说明细胞已有变异的时候起，就一直关切他的病情发展，所以情况都是基本了解的。虽然北京医院经过会诊和手术切片，肯定他得的不是癌。而只是非典型中度增生，但是大家总还是不太放心，总要经常打听他的病情变化。当然，开始时人们并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他自己也显得并不十分在意，仍旧东跑西奔，参加各种活动。单是这年年底最后半个多月，我就和他一起参加了两次聚会。一次是12月12日他找李锐、胡绩伟、冯兰瑞等一些人研究和布置编写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文集;一次是12月30日十多位老同志年终聚会。这还不算他参加而我没有参加的其他活动。

　　进入2009年，一方面是厚泽的病情发展和几次住院动手术，牵动着朋友们的心;另一方面是他仍像往常一样关注和研究各种问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粗略计算，一年间光是我和他一起参加的聚会就有十多次。但他的病情却更让人担心。6月已查出口腔增生为鳞癌，需要动手术切除。7月lO日他给我来信说，“我周二作切除。今早去医院，病理切片结论要下周才能看到，只能耐心等待。大夫们表示无大问题，果真，那就更好。”很显然，查出癌症对他的情绪还是影响很大的。我注意到，他虽然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也照旧参与发言和议论，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总要背上照相机了。以前他参加聚会总是带着照相机，在会场走来走去，找好角度对与会者特别是发言者进行摄影。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说明他虽然心胸开阔，仍旧忧国忧民、考虑着天下大事和一些学术问题，但终究对生病有了精神负担。在我看来，不但患癌症多起因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而且得了癌症后，情绪的高低对于病情发展变化也有很大关系。根据个人的这种一知半解，我竟不揣冒昧，于8月14日专门去厚泽家进行劝勉。其实他比我更明白，所以没听我多讲，就把话题岔开，谈起了他的学历和文化程度，表现了他一贯的谦虚精神和把我当做知心朋友相待的态度。

　　由于北京医院开始一段时间的误诊和两次手术不成功，使厚泽的治疗耽误了半年多。到2009年下半年，虽然已诊断出口腔癌，但没能进行有效的手术切除。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曾向他介绍过几种疗法，他也欣然同意，赴约时相谈甚欢，但没有接受治疗。我估计他赴约反倒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但是这半年我们还是经常见面，参加各种聚会，直到今年1月他再次并长期住进北京医院接受放疗。2月4日下午，我和老伴去病房探视时，他的情绪还不错，谈了许多话，特别是谈到一些学术问题，兴致很高。没过几天，杜导正和吴思去看他，他特意叮嘱吴思转告我不要再去看他，说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要自己多保重。很明显，他还在关心着我。不知是否由于放疗对免疫功能的杀伤力太大，不几天就听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显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不振。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少去打扰为好，只是请他的小女儿朱玫过一阵用伊妹儿给我介绍一下他的病情。没想到他的病发展得那么快，到4月份，朱玫已一再谈到他病情的恶化，到了报病危的程度。因此4月30日我们就设法“混”进高干病房，去探视了垂危的厚泽。差不多同时去的还有胡德平和高占祥。只听他艰难地对德平说，“要把胡耀邦思想研究好。”当高占祥提到自己在文化部是如何坚决贯彻执行“三宽”方针时，我曾补充说，“三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座里程碑。高占祥还大声对厚泽说，“你是个高尚的人。”他随即艰难但坚定地说，“大家都是高尚的人。”看到他呼吸困难，疲于应对的样子，我们难过地向他招手告别。这也成了我和厚泽的永诀。

　　5月9日凌晨，厚泽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天亮后我听到噩耗，真是悲痛欲绝。我多年不曾哭泣流泪过，但在向他遗体告别时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一直随着灵车，把他送进八宝山火化。我的悲痛，不只是由于个人失去了一位偏爱自己的良师益友，还深感中国失去了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

　　二

　　我和厚泽认识，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原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创办了一个世界观察研究所，吸收了一批老同志如吴象、王殊、李慎之等参加，也有厚泽和我，十多二十来人。大约个把月聚会一次，讨论一些国内外专题。如果认为有建议向中央提出，也可推举专人起草，大家同意后上报。但多数情况是海阔天空，议论半天无结果而终。在这种会上，厚泽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堪称言简意赅。所以无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要提请他讲话。通过这种聚会，厚泽和我就很快做到了相互有所了解，也敢于互相谈论各种问题。

　　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分送世界观察研究所人手一册，随后也就此做过些议论。记得厚泽对我提出的时代观点评价颇高。他说，看来毛泽东把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判断为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是他建国后犯一连串错误的总根子。而且回溯到过去，在时代问题上犯判断错误也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站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发展不是证明正好相反吗?

　　随着接触和交谈的增多，我和厚泽的了解和友情也更加深了，特别是在政治和学术问题上已经到了什么都可以谈的程度。他的视野开阔，不但极其操心国内问题，而且也非常重视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所以我们不但有共同语言，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同。这也是我们能谈得来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接触中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对我的过分看重和偏爱。

　　例如他去世后，他的一位生前友好戴宜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何须念，清白自会留人间——忆厚泽》中就曾过高地提到了我。文中写道，“他(厚泽)鼓励我看更多的书，介绍我去看顾准、李慎之、何方、杨继绳等的著作，使我能从更高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又如，2009年8月4日，许医农写信给我说，“8月2日去301探望厚泽同志，遵他之嘱找到《新华文摘》所发乐黛云(《时空巨变与文化转型》)、李喜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刘家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一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三篇文章。厚泽认为：从毛、胡绳、范文澜全错了，从来不许触碰的所谓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是问题根源所在。应该由此人手破解理论错误。他开了个名单(李锐、何方、郑仲兵、雷颐、刘志琴、韩钢)。让我找到三篇文章后负责送达诸位，并希望诸位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讨论。”第二天我即复信：“同意厚泽同志意见。有何安排，请同我联系。”由于没人张罗，这事也就再无下文了。我们都辜负了厚泽同志的嘱托。最近还听到他的夫人熊大姐说，他在家会见来访客人时，曾多次推荐我的《党史笔记》。

　　厚泽对我的厚爱使我万分感激，也永世难忘。

　　三

　　厚泽去世后，他的生前友好写了不少悼念文章。我看到《往事》上刊载的题为《漫忆厚泽作新斯人》(以下简称《漫》文)的一篇，文字确实很好，也得到认可和表扬。只是我觉得在谈到所谓“党内民主派”，也就是一些老人，以及厚泽和他们的关系一类问题上，有些提法不很准确，愿根据个人体会进行商榷。

　　《漫》文把“厚泽的年龄不上不下”说成是他的“悲剧”，显然上纲太高，而且不知所云。至于通篇对老人们的议论就更不妥当了。这倒不是我自己因年届望九，所以要站出来说葡萄不酸，而是实在觉得文中描述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为了不曲解作者原意和节省篇幅，这里全段照抄原文，只把自己的质疑和答辩放在括号内，供读者参考。

　　《漫》文谈到所谓开明派、民主派时写道：“一般而言，人们不在位时比在位时要开明一些，这些开明派多被称为党内的民主派、自由派。【这条规律恐怕是‘一般’不能成立的。因为‘党内民主派’并不很多，更不是由于不在位了就自然演变而成。】事实上，他们退位后的生活是在余热和过日子之间摇摆。过日子无多少理想可言，也无什么作为可言，而多跟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相关，跟血脂血压、心跳速率、脑部供血、骨质疏松、肝胆阴影……有关。【我常和这些老人聚会，就从来没有一次听说过这些‘相关’的内容，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聚会时谈到自己的身体检查。如果说也有例外，那就是厚泽得癌症后大家关心和打探他的检查和治疗情况。】余热则是见马克思之前的作为，是他们风云一生的惯性。【能说民主派老人不畏艰险为自由、民主、宪政奔走呼号，只是出于什么“惯性”?】因此，他们是孤独的，又是坚持原则的，他们失去了跟社会更多接触的条件，但他们愿意听闻信息，喜欢定期热闹，哪怕是相互取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老人并不感到孤独，同社会接触的条件绝不比在位的人差。有的老人几乎是门庭若市，忙于应付来访的老中青各界人士。定期聚会更不是‘喜欢热闹’和‘相互取暖’。每次所谈，都是国家大事或某些历史和学术问题。】这就给了一些年轻好事之徒或有心人以机会，他们给这些老人提供聚会的机会、信息，请他们表态。因此开一句善意的玩笑，这些老人即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也会因名因信称义，这名或信就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明、民生、党内民主，等等。他们在群众中赢得了名声，被称为德高望重。好事者以结识他们为荣，以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捅到媒体上网络上为正事。【这已不止是讥讽和诅咒‘民主派’老人了，而是连和他们来往的和支持他们的人也要统统骂倒。】”

　　《漫》文对一批所谓民主派老人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对厚泽同他们的关系以至厚泽本人的评论是否就客观公正了些呢?也不见得。请继续看原文。“厚泽先生的年龄较他们小，被这些资历高辈份高的老人理所当然地看做同类;厚泽先生有着传统的做人美德，故任劳任怨做一些跑腿的事，而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到心底。”后面又进一步描述厚泽的精神世界说，“作为一个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厚泽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孤独的，尽管他的生活热闹，日程安排得紧张充实，但他的思考少为外人所知。”

　　厚泽真的是这样吗?先看厚泽和“民主派”老人们的关系。

　　第一，厚泽把自己算作这些老人中的一个。这是《漫》文作者也承认的，并在文中引证了厚泽的话：“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不管这种没头没脑的话何所指，但厚泽承认自己是老人中的一个却是明确的。2007年lO月10日，所谓八老(李锐、朱厚泽、胡绩伟、李普、杜导正、吴象、宗凤鸣、何方)聚会，商谈大家如何对推动宪政民主能发挥一点作用的问题。会上宗凤鸣就公然提出，“李锐同志挂帅，朱厚泽同志副帅。”不管这些话是否合适，但总说明老人们绝没有把厚泽当跑腿的看待。

　　第二，厚泽参加老人们的活动是自觉自愿和积极主动的，任何人也找不出他受人驱使、只做“一些跑腿的事”的证据。例如编写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文集一事，就是他挑头和推动的。我参加写作就是响应他的号召。其他人如李锐、胡绩伟等都是如此。只是由于他过分慎思严谨，最后将自己的文章撤了下来。在他去世后，作为纪念文集主编的张博树已将题为《全面改革的宣言书》的原文发表。类似事例还可举出很多。前面提到他要我们研究讨论近现代史就是一例。

　　第三，厚泽和老人们的关系是互相尊重的，甚至大家对他更尊重些。每次聚会，有两个人不发言是躲不掉的，这就是他和李锐。他的发言大家也非常重视。这也是我十多年亲自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

　　第四，厚泽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在同老人们的来往和聚会中，并不是“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在心底”，而是言简意赅，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而且往往讲得很尖锐。例如他在《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我要讲两句话。一句叫保持记忆;一句叫留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它的未来的。”“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可不能不说是心底话吧?而且是要公开见诸报端的话，厚泽也是义无反顾。看了这些以后，能说“他的思考少有外人所知”?

　　《漫》文提到的“老头会”和所谓“签名上奏”之举，倒确有其事，但斥之为“乡愿”却未免太过分。其实，代人签名的老人都是著名的硬骨头，为坚持真理不怕开除党籍和公职。称这些铁肩担道义的老人为“乡愿”，合乎中国人的良心吗?至于这次签名上书，我也是被签名者之一，当时也颇有意见并向厚泽表示过。厚泽对这类事情想得很开。他认为，即使在大方向上(例如追求自由民主)思想一致的人，也会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上有不同意见。这样才是正常的。因此在朋友和同志之间也有个求大同存小异的问题，要做到相互理解和相互谅解，不能凡事都要观点一致、舆论一律。那是实际上行不通的。他还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就是“主张民主的人也不一定处理问题都会事事遵守民主程序。”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朱厚泽和《漫》文作者之间的差距。

　　四

　　将朱厚泽尊之为当代的大政治家，一点也不过分。他和那些常人政治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单是竖立一座中国现代史的“三宽”里程碑，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其实，更应强调的，他还是位大思想家。他的思想睿智，观察人微，又涉猎很广，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足以启示后人的观点与提法。但由于他过分谨慎，生前并未留下什么成套著作，即使一些整理成文的东西，他也因为仍不满意而压下来不让发表。例如在他去世后《炎黄春秋》刊出的《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和网上发布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就都是如此。我估计，他自己保存的或其他可靠友人保存的这类稿件还会不少。特别是一些半成品，例如他参加会议的发言提纲、谈话纪要，同友人谈时政或学术问题的来往信件，可以肯定还要多得多。这些合计一起，也许可以出若干本书。当然，这里有个搜集整理问题。希望他的一些生前友好和学生、同道，能够适当组织起来，同家属合作，把这件事情做好。既要广肆搜罗他的遗文，也要对公布的所有遗文进行梳理和把关。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编辑出几部《朱厚泽文集》来。

　　另一位中共当代的大思想家顾准，他的主要思想遗产就多是身后整理发表出来的。但愿在厚泽身后，人们也能克服困难，把他的光辉思想挖掘和整理出来，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让大思想家朱厚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