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横溢英姿勃发老报人---深切悼念陈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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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英姿勃发老报人---深切悼念陈砾同志
by 天津日报
Updated: 2006-05-25 15:26
天津日报-满庭芳-第15版-2006.5.16
两个多月以前，陈砾夫人张燕平来电，说陈砾病情很重，在养老院无法医治，嘱我代找全国政协帮助解决入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救治。陈砾是位老报人，原英文中国日报总编，八、九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过去一直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２月１７日，燕平来电，说在全国政协和中国日报的关心下，陈砾已住进医院。我的心放下了一些，中日友好医院条件较好，盼望他能闯过这一关。不料今晨接中国日报通知，陈砾已于５月６日病逝。解放初期天津日报硕果仅存的几位老友又少了一个。他小我５岁，这样一位好同志竟先走了，令人无限哀悼！
我和陈砾是１９４９年在天津日报相识的。当时他在时事组做夜班编辑，我是通讯部工业组记者，本无多少往来。但他是报社团总支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团的工作把我们拉在了一起。陈砾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参加革命后于１９４８年冬在河北省胜芳镇被分配到天津日报，天津解放他随军进城。这位不满２０岁的编辑新兵，在王亢之、范瑾等老报人的亲切关怀培育下进步很快，不久就担当起编辑国际时事的重任，而且在评论大师、社长王亢之同志的指点下，学会了写评论文章。当时许多时事消息都配发编者按、短评、评论乃至社论，相当一部分出自陈砾之手，不少评论都是当晚命题当晚赶写，算得上"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而且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尽管他上夜班，又做团的工作，但他勤奋好学，挤时间阅读中外报刊，英文底子没有丢，又上夜校学习俄文。１９５３年夏天，他奉命到朝鲜采访停战谈判，活跃在板门店谈判大厅和一些战俘营，用上了熟悉的英文，采写了大量消息和一些特写、通讯。其中《解释帐篷中一个美国代表的嘴脸》等新闻报道，都是《人民日报》首先发表，又经新华总社转发全国。陈砾在朝鲜荣立了三等功。为了配合肃反运动，他应编辑部领导的要求，以他短期学到的俄文，翻译了苏联肃反小说《危险的旅途》，每天两三千字在报上连载。我们和他接触，深感他聪明过人，才华横溢，大家亲切地叫他"小陈"，夸奖他不愧为"报坛才子"。
我和陈砾更密切的合作是在他参加全市重大事件采访工作中。当时他是报社一级编辑，我是一级记者，一些战役性报道，多指派他参加采访并和我一道指挥整个报道工作。从明确报道思想、确定宣传重点到具体组织力量，他出了很多好主意、好点子，使报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记得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的宣传报道中，他不仅参加指挥整个采访，还具体抓了手工业改造的报道任务，亲自到天津市手工业聚集的三条石、西广开和大红桥等地区蹲点劳动，深入采访，发表了不少指导性很强的文章。如报道手工业者刘恩德要求退社的事件，撰写《克服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生活》社论，提出了保护社员正当权益，关心手工业者生活等问题，抓住了倾向性问题，切中时弊，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推动了工作的顺利展开。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王亢之同志向陈砾等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职工教育的指示精神，陈砾立即动手为《天津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推动全市职工教育蓬勃发展。他任时事组长期间，对编辑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并精心设计版面，制作标题，多次受到省委、市委领导同志的表扬。１９６２年，陈砾调离报社到出版部门工作，依然是勤勤恳恳，依然是开拓进取，成为天津出版界的骨干力量。１９８２年，陈砾调北京英文中国日报任总编辑，又重返新闻界，他更成熟了，发挥了熟悉新闻业务和精通外文的专长。他是毕生耕耘在新闻出版这块土地上的杰出战士，呕心沥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和陈砾合作的事情很多，算是一种缘分。１９５６年，天津市召开党代会，周恩来总理莅会做重要讲话，当时没有录音机，几经研究，市委和报社领导让我和陈砾共同负责周总理讲话的记录和整理工作。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单凭我们二人拼命记录，又连夜整理出几万字的记录稿，连同原稿在次日早晨上报市委。陈砾的笔下硬功夫立了大功。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开始前，报社召开大会发动大鸣大放，亢之同志、邵红叶同志让我和陈砾担任记录。我们二人都说，我们也有话要说，于是联名写条给领导要求发言。老邵看了条子沉下了脸，很严厉地说：叫你们记录你们就好好记，亢之说了，要记全、记原话，你们发什么言！我们心中有些不服，但只好服从领导，私下还嘀咕，老亢、老邵太专制，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后来反右斗争开始了，才明白领导的苦心，他们怕我们讲话出圈，实际上是保护了我们。陈砾调到北京后，由于我和他同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同分在新闻出版组，每年开会都要聚上一段时光。我们在会上发言互相呼应，共同提出议案，会下共同探望天津日报在北京的老战友。他在新闻界的朋友多，还介绍我和爱泼斯坦等老新闻工作者相识；我们还一道拜访天津日报老总编范瑾同志，共同采写了《探索城市办报之路》，记叙她在天津日报创办初期的业绩，发表在天津报人主编的《新闻人》上。
陈砾是个乐天派，为人正直坦荡，是个典型的书生。他是国民党元老陈布雷的儿子，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年代，难免受过不少委屈，但他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从无怨尤。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参加地下党的姐姐陈琏的影响，一直倾向革命。他总是说：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他非常感谢王亢之、范瑾、邵红叶、李麦、石坚等老领导的关怀，对他们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毫不歧视，放手使用又重视培养教育，一直感念于怀。他说，不是报社领导的信任，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能叫我担当这么重大的报道任务？能派我到朝鲜前线采访？能让我到党代会上为周总理讲话做记录……陈砾襟怀坦荡，"文革"时在天津出版界流传的一件"轶事"可以充分展示。当时他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领导权掌握在造反派手中，自然要拿陈砾做"靶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还针对陈砾喜欢阅读英文报刊，专门用英文写了一篇大字报批判他"洋奴哲学"。他对这篇英文大字报的内容并没有计较，而是对其英文不通处认认真真地加以修改。这件事，人们一直传为笑谈，叹服陈砾说他真是个"书呆子"！
陈砾生病由来已久。我老伴曾陪他到天津总医院找熟悉的脑系科主任看病，医生私下说："病的不轻，很难治，早晚会出事。"我老伴急得摔了一跤，而陈砾却对自己的病不以为然，回北京后，依然躲在他的小书房里打电脑、研究问题。我几次到他家看他，那间小小的书房，除了电脑、光盘，沙发上、地上堆满了书报，没有下脚的地方。燕平埋怨说，他就是离不开这间屋子，谁也不许动他的书报，你看乱成什么样子了。不知他整天忙什么，劝他休息他也不听。后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几次住院，逐渐失去行动能力，说话也不方便了。去年我去看他，坐了老大半天，他才认出我来，张了几次嘴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默默地看着我。后来身体也不太好的燕平陪他住进一家养老院，仗着燕平悉心照看，他挺过一关又一关，终于还是不治，离开了他眷恋的亲人，他热爱的事业，永远地走了。陈砾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他的人品，他的才华，他的业绩，他的友情，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
急就于５月１０日，陈砾同志追悼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