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何方？

20世纪分析哲学的统一是历史性的，这是差异中的统一，因为没有明确的特征可以描述分析运动的所有阶段。但每一阶段又都共有某些先前的或同时存在的特征。某些特征有着共同的祖先，譬如分析（根据某些解释，是“语词方式”），抛弃形而上学，但它们是以更新的方式或比先前更彻底、更精确的方式得到展开的，并以更新的论证得到捍卫。还有的特征是较新的，如把新逻辑用作分析的工具和非认知的哲学观。我认为，用“分析哲学”来命名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显著的混合观念之流，是最为明白和很少误解的。由于许多这样的观念都有古老的祖先，因而，我们可以根据其哲学和哲学方法与20世纪的这场运动中这个或那个阶段的相似性，相对无可争辩地确定分析哲学的先驱。而这场运动本身则最好是用描述而不是用分析来加以确定。我认为，分析哲学在70年代之后就衰退了。我愿意通过阐明这一点而得出结论。分析运动的每一阶段都是由革命热情激起的。倡导者们热忱地相信，他们正在使哲学摆脱自命不凡，清除藏污纳垢的处所，重新树立哲学的形象。到了70年代，这种革命的日子就已经过去了。科学理性的精神是无需辩护的。这是技术的胜利，是20世纪科学最伟大的理论发现的胜利，自满情绪就由此产生了。分析运动所有阶段在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特征就消失了，因为哲学似乎不再需要辨明了。关于哲学是什么，我们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什么，以及哲学命题是什么和它们是如何与科学命题相关联的，对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任何严格的争论了，这就是20世纪晚期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科学主义成为许多当代哲学，特别是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尤其是受理论语言学影响的部分）的标志。分析传统的批判功能已经被抛弃了。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其区别既不是由于它的思辨特征，也不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如同罗素认为的那样）。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是哲学之外的。在哲学内部，主要的人物是奎因。他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抛弃，本身并不是对分析传统的关键性决裂，而只是与卡尔纳普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决裂。因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同样避免这种术语，它在牛津哲学家们中也没有起到主导作用。  但我认为，全盘抛弃分析与综合、偶然与必然、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一切区分或相关的区分，却是一种关键性的决裂。因为随着抛弃这样三种区分以及一切相同的区分，那种把哲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截然不同于科学的批判学科，看作一种先验的研究，看作对意义与自然本性间的裁决，这样的哲学观就瓦解了。但正是这种元哲学的观念描绘了（尽管以多少不同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分析哲学，即从《逻辑哲学论》的发表，经过维也纳小组和剑桥分析，直到《哲学研究》和牛津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或许恰当地抛弃了由康德、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等人划定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把必然与偶然的区分看作研究和阐明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看作分析学派依赖的基础。但如果它必须同样放弃先天的意义问题与经验的、后天的事实问题之间的任何区分（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关于语法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区分，即句子的用法之间而不是类句子之间的区分的一种形式），那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哲学就会遭到破坏，而且这就意味着分析哲学的终结。它敞开了通向伪哲学的毫无观察、实验和确证之虞的思辨科学之门。

人们或许有理由认为，奎因回到了《逻辑哲学论》之前的分析哲学早期的罗素阶段。因为他的哲学观与罗素有着相近之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应当把它看作是对早期罗素与实用主义结合的最新发展呢？人们无法在历史长河中倒游。倘若1911年在剑桥遇到罗素的是年轻的奎因，而不是年轻的维特根斯坦，那么，分析哲学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了。但分析哲学的河床毕竟是由《逻辑哲学论》带来决定性转变，而且这一转变的方向是与罗素的分析观相对立的，这种哲学观没有对这一运动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直到1960年奎因的主要著作问世，他并没有追随分析哲学已经走过40年的主流。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决裂。虽然奎因在某些方面回到罗素，但他从未接受罗素的分析观，即表现为先是逻辑主义，然后是《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后来的《心的分析》与《物的分析》中的还原论。

奎因对上述三种区分的攻击在美国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但这并不是他提倡哲学中科学主义努力的唯一特征。我认为还有四个特征值得注意，即奎因的本体论转向，他的物理主义，他对自然化认识论的拥护，他的行为主义和随后从语言哲学中排除规范问题。第一个特征是把注意力从关于存在在各种论域中的属性（即认为存在颜色或存在精神状态或存在法律体系或存在虚构特征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分析问题，转向关于某些“实体”是否存在或是否需要出于科学的目的，或为了有关实际存在之物的最佳“理论”而假设它们的存在这类假定的本体论探究。奎因认为，惟一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知识。他声称，物理学研究“世界的本性”，支配一切现存事物行为的根本规律就是物理学规律。“如果我们是在描绘实在的真实终极结构”，我们就应避免意向的用法，因为没有必要假设精神状态的存在，我们只是应用唯一指称“有机体的物理构成和行为”的严格图式（奎因1969：第221 页）。因而，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终极说明也都是由物理学提供的说明，奎因的物理主义是70-80 年代涌现的消除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主要灵感。他的自然化认识论“占取了心理学的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篇章”（奎因1969：第82-83 页）。因此，对知识陈述中所涉及的辨明模式和概念构造的分析研究，也就展现为对输入阐明模式如何产生语言行为和其他行为的结果这个问题的研究。自然化的认识论最终又恢复了分析哲学反对心理主义时竭力根除的发生学。他的行为主义和从语言论述中消除规范性，排除了20年代以来占据分析哲学中心的对意义与无意义界限的研究。

奎因的哲学观推进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哲学是科学的继续，它不是关心理论建构的科学。像科学一样，它的目的在于增加人类关于实在的知识。如果奎因正确的话，由于每一种概念图式都是理论的，涉及本体论的承诺，因而在许多同代人来看，日常语言就只是关于一种文化的前科学的概念图式，用于它所展开的世俗目的，但却被认定为一些误解的前科学理论。前科学的物理学和心理学就被看作是根植于这样的日常语言之中。所以，哲学理论也就不必像物理学或心理学那样对表达式的用法过多加以关注。其宗旨既不是清除出自感觉限度上的细微冲突而产生的混淆，也不是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理性构造，而是贡献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

由奎因引发的这种倾向从哲学之外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乔姆斯基的理论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神经生理心理学（特别是在视觉理论领域内）的成就。随着（为奎因所诅咒的）后行为主义认知科学的诞生，分析的心灵哲学就衰落了。心理学哲学本身就是与对认知科学的思索相关联的，而在对心理学概念构架的分析研究与关于大脑工作的假想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同样，分析的语言哲学与理论语言学的界限也遭到了侵蚀。

对分析哲学的衰落可以采取一种启示性的看法。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结束了哲学自命不凡地宣称能够获得科学难以达到的先验真理，而分析哲学则通过终结了揭示先天综合真理的哲学目标以及约束纯粹理性在数学领域获得这种真理的自命不凡，最后完成了对这一学科的毁灭。把哲学从自身这门学科中剥夺出去，分析哲学不就使这门学科走到尽头了吗？值得注意的是，石里克的“哲学的转折”就得出了关于未来图景的结论，在这种图景中，“不再有必要谈论‘哲学问题’因为人们会谈论在哲学上有关的一切问题，即清晰的和有意义的问题”. 卡尔纳普询问，如果一切有所表达的陈述都是有关经验性质的陈述，都属于科学，那么给哲学还留下了什么。他答道，“留下的不是陈述，也不是理论，也不是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 他认为，逻辑分析的积极任务“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建立逻辑的基础”. 这就是，而且只有这才会是，关于未来的“科学的哲学”（卡尔纳普1959：第77页）。但人们或许认为，如果卡尔纳普为哲学留下的专门领域完全依赖于他所坚持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如果奎因消除这种区分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种“科学的哲学”也就合并为科学了。哲学的转折已经导致了哲学的终结。

我相信，这种反应可能被深深地误解了。我不知道分析哲学的消失是否只是时间上的某一阶段问题，但这的确是非常明显的。分析传统为哲学留下了两个可以为后代继续完成的普遍任务。第一个是批判的任务，它是为解决哲学中的和人类思想与反思经验的其他领域中的概念难题和概念混淆。对这种哲学作用的清晰阐述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完成的。经过恰当的阐释，它至少部分地说明了整个历史上的许多主要哲学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一种（或一类）方式。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无需阐述了。有时这也被责怪为过于“消极”和“安静”了。但这只是在医学是消极的（即“仅仅”使病人恢复健康）这种意义上才是消极的。而且正像医学一样，哲学所要治疗的许多理智疾病都是长期存在的，需要在不同的变化中代代医治。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不是安静的，这明显地表现为进一步的特征。最初，哲学一直是得到允许进入科学的。因为概念难题和混淆并不是哲学才有的。分析哲学在其革命时期的劲敌，即思辨形而上学的神话，宗教宣称作用于科学之物的自命不凡，（用边沁巧妙的术语）伦理和政治中的语言本身（ipse dixitism ）等，可能都已经被击败了，至少是暂时地被击败了。理性的科学探索和专门领域内的理性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现在大多都不再成为我们文化中的障碍。但这不应当引起自满。因为现在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如果科学是胜利了，那么它同样是神话和神秘之物的来源。因为真理的每一种来源也都必定是这两类错误的可能来源。科学装备优良地反对经验上的错误，虽然这种战斗可能是很艰难的。但它们却没有这样去反对制造神话、概念上的神秘之物和混淆。因为人们所面对的难题并不是理论上的；责任并不在于错误的或有缺陷的理论，而在于缺乏意义。分析哲学就非常恰当地反对这一点。哲学的批判任务不是质疑真理，而是质疑（例如）理论语言学家所谈的思想的固有语言、“语言基因”、或说话者使用一种无意识地“认识”普遍语法理论，或对相互理解所必需的解释理论的语言等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它的任务不是研究这样的看法是否为真，而是它是否能够产生意义，即像许多实验心理学家认为的那样，为了让一个人能够看见东西，大脑就必须构造假设，应用演绎逻辑、推理、构造视觉域图式，并根据适合它的信息设计物体表面的色彩。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分支以及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相似的研究问题是共同的。批判的分析哲学不是科学的延伸，而是一种对意义的裁决。当科学不知不觉地陷入构造神话和堕入概念混淆时，它就应当面对这样的制裁。

第二个任务是补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在给定的论域中清晰地展现我们语词的用法或我们语言的语法（在维特根斯坦独特地使用“语法”一词的意义上），或者用斯特劳森的语言，是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结构或其中的某些片断；或者用赖尔的隐喻，是划分和调整我们已有知识的逻辑分布图。（这里有许多差别，但眼下不必考虑它们）。这里划出的地图可能是非常一般的，代表一种从卫星俯视的角度——如果人们的目的恰好是一般的，正像斯特劳森在《个别物》中所做的那样。或者它可能代表一种鸟瞰式看法——更详细地，但只是针对所选的领域，正像冯·赖特在《善之种种》中所做的那样。或者它可能集中在某个极专门的地方，正像阿兰·怀特在《注意力》中所做的那样。但无论人们的目的是在于描绘全球、一片大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县郡，这个任务都会出于其独立的兴致或出于与专门的哲学问题相关的专门目的而得以完成，虽然概念的（非经验的）东西并不必定是混淆的表达式和概念的纠缠。无论如何，实现这个任务也就必然会竭力根除概念的混淆。哲学的这种积极任务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得以完成，不可能存在某个纯粹的概念领域图式。它依赖于绘图者的视角和目的。不同的地图总是要求符合各个时代不同的理智需求。尽管这个领域的许多特征都是稳定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及其用法有着合理永恒的结构特征，但其他的特征则是变化无常的，受到风雨的侵蚀和属于偶然突发事件的冲击，如同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看法经历着周期性大劫难一样。

哲学的批判任务的确是西西弗斯式的。因为我们可能陷入的混淆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如神经生理心理学的当代发展），一旦提出新的理论（如相对论），一旦作出新的发明——无论是先验的（如现代逻辑演算的发明）还是实践的（如计算机的发明），就会出现概念混淆和理智神话的新来源，新的说明模式就会成为可以接受的并被明显地用于超出它们的合理限度，提出示众的新问题也被看作是不能经受经验方法和科学理论建构的考验的。试图达到顶峰的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可能仅仅用于自身一代，相关于困扰他们时代的问题。每一代都必须重新劳作。达到顶点的人可能会为他们能够告诉同代人阳光明媚和视野开阔而感到欣慰，即使他们也知道乌云在视野之外可能依然密布。

F、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

理查德·罗蒂著，李小科节译

  哲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许多知识分子所能触及的范围。当今哲学家们在争论的问题，与柏拉图－尼采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决定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前景。其中之一就是，对哲学的研究在将来否会独立于思想史去进行。这一争论通常发生在“分析”与“非分析”哲学分裂的讨论过程之中。 

1，当今哲学争论的两个主要议题：

第一、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争（有时被称作“大陆哲学”）；第二、发生于存在于分析哲学（心灵与语言哲学）内部的争论，即原子论与整体论之争。原子论者认为，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结盟对自身会大有好处；整体论者则不这样认为。 

当代哲学系里对哲学的划分1）伦理、社会政治哲学；2）心灵和语言哲学。从事前者的哲学家很少读后者写的书，他们更多地阅读政治学教授和法理学教授所写的书，而不是读那些在研究身心关系、语言与实在关系的同事们所写的书。人们可以这样说，这两类人同处一个系，不是由于有什么共同的兴趣，而是由于机构划分的原因。

“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分野与道德和政治学作品关系不是很大。它们也与罗尔斯、哈贝马斯、Noberto Bobbio, 詹托尔·默菲(Chantal Mouffe) 、伊赛亚·柏林以及加斯托等没有多大的牵连。所有这些思想家与非哲学家（如米契尔·沃尔泽、波斯纳、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贝克等讨论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何以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好地将秩序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人们一旦将道德政治哲学框起来存而不论，便发现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分裂就凸现出来了。这种分裂就如同人们对罗素哲学的评价一样。有的哲学家将罗素的幕状词理论视为哲学的一种范式；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罗素所做的工作没有哪一点能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书信》相比。 　　

自认为是心灵和语言分析哲学的人们，肯定对罗素的幕状词理论极其熟悉。但她有可能从来就没有读过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非英语国家教哲学，她肯定读过《精神现象学》和《书信》，或要装出读过的样子来；但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跳过幕状词理论。巴西、土耳其、波兰的哲学家们不太理解，英语国家的同行们为什么将罗素看成一个重要人物。 

崇拜罗素的人可精确地讲清楚他们在回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则对不大关注常识或日常语言。他们告诉你有关精神本质或存在意义的内容，而且通常是在非常特殊或不为人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精神”与“存在”（being）。弗莱格和罗素希望使事物变得清晰明白；而黑格尔和海德格则希望事情出现差异。

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书，读时有收益，有思考；但在放下书以后，你会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二人的思想有毛病。实际上，分析哲学家就是这么看他们二人的。

哲学家之间的相互攻伐：分析哲学家有时认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描述“不是在真正意义上搞哲学”。非分析哲学则认为，这些分析哲学的同行们是知识懦夫（intellectual cowards ），因为后者对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职业以外的环境没有安全感。这种相互攻伐已经持续了近50年。

在我看来，弗莱格、罗素、黑格尔、海德格尔，他们四人可以被有效地归于一类。原因在于，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最先由柏拉图明确提出的问题： 何以使得人类独特？其它动物为何缺少人类之特性？我们所独有的为什么如此重要？人以什么样的姿态（self-image-自我形象）出现时相对于这一独特性来说不失为正义？

柏拉图的回答是，我们不象动物，我们可以认识事物（包括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在他看来，实在－现象的区分对智慧的获得极为重要，人之为人在于把握事实（truth）。 弗雷格与罗素认为柏拉图的回答在总体没有什么错。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回答柏拉图的问题：我们的信念（beliefs）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弗罗二人认为，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充分，原因在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家们没有关注作为中介的语言；在这些中介中，人类将实在展现给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的答案没有能充分反映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

尼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同于柏拉图的回答。

尼采嘲讽柏拉图对现象－实在的二分。而这一划分至今被许多分析哲学家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要求人们“从艺术的视角看科学，从生活的角度看艺术”。 　　（对黑格尔的尼采式阅读）

当今认真对待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家们，同意尼采对现象－实在二分所做的怀疑，从而代之以对世界精神发展所做的过去与现在、早期与晚期的划分。在这些哲学家眼里，黑格尔和浪漫派诗人被看作尼采反叛柏拉图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强调我们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和改变着我们自身。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为尼采“人类的指向就是通过对自我重新描述来进行自我创造”这一论断铺平了道路。

（对海德格尔的尼采式阅读）

海德格尔是第一个试图调停柏－尼冲突（关于什么东西使得人类如此特殊）的思想家。海氏的晚期著作告诉人们，西方知识分子始于对获得自我知识的渴望，终于对实现自我创造的期盼。因此，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成熟之作，均力图去解释我们现代人怎样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所有这些讨论与对知识的范围与界限、事物如何使得句子为真等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关系。 

2.分析哲学的任务：探寻心智与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个题目下有原子论与整体论（atomists and the holists）之争。原子论旨在解释心灵与语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是原子论者的一贯追求。整体论者则认为，（1）原子论者所做的工作不会有成果；（2）原子论将语言与心灵看成实体，这种作法是一种错误；（3）意义与信念不是一种事物。但二者都同意，（1）人之特殊性体现在人拥有心灵和语言；（2）当代哲学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用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方法去解释心灵和语言的存在，而不用求助于柏拉图、奥古斯汀、笛卡尔等提出的非物理的实体；因此，（3）它们都是物理主义者。但原子论与整体论的相似到此为止。

原子论者把心灵与语言分解成许多部分，将其与大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心灵即大脑。他们花大量时间分析类似“信念”和“意义”这样的概念，以此企图说明信念与意义如何居于人类的中枢神经之内。

在整体论者看来，将心灵与大脑视为同一这种作法明显是一种误导。即使是理想的神经生理学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有关心灵与语言的东西。整体论者虽然同意在探索大脑何以运作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同时又怀疑，即便是理想的神经生理学可能不会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心灵和语言的东西。他们坚持，心灵不是电脑硬件意义上的大脑；心灵与大脑、文化与生物学，其相互之间的自由度如同硬件之于软件。

整体论认为，认识心灵与语言实际上是对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行为（实践）变迁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缺少神经学方面的手段与工具。 但从神经学或进行生物学方面解释人的行为，并不能将人与猩猩区分开来。猩猩是不会绘制出洞穴里的壁画，更不会建造出驶往特洛尹城的巨船。

整体论者认为，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这一社会行为与智力和语言不可分。原子论者认为，我们在没有语言之前就已经有心灵；人以外的动物也有心灵。要想解释人类为何能够获得有关存在于物理世界之中的那些事物的事实，我们就必须联系到语言表现。这就将我们的科学理论引向原始语言表现，最终至知觉性的表现。

希望认知科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殊性，这是洛克留给后人的做法。他将心灵看成是简单观念和观念的仓库，最后引出休谟的“动物理性”、十九世纪的联想心理学、被艾耶尔语言学化了的休谟版，以及被麦克道尔语言学化了的康德版。整体论者遗憾洛克将我们引向此途，也因此谴责笛卡尔对洛克的误导。 　　

在整体论者看来，在神经元与社会行为（实践）之间并不存在认知科学要去研究的中介。要研究人何以具有不同于大猩猩的特殊属性，就要去研究那些实践，去研究文化。在神经元与实践之间，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桥梁，这就像软件与硬件之间关系一样。正如软件只是一种让硬件运行的方法，文化只是一种使我们的神经装置投入使用的方法。原子论者同意并引用了Steven Pinker话，“计算心灵理论是知识史上的伟大思想之一，因为它解决了构成身心问题的谜团之一”。 

当今语言哲学中的整体论者有：戴维森（随奎茵），布兰德姆（随塞拉斯），以及追随赖尔和维坦根斯坦的其他哲学家。原子论者有：乔姆斯基、Pinker, Jerry Fodor,以及那些试图创立一种心智表现的语义理论。

3、分析的明晰性与对话的明晰性

罗蒂认为，他的以上论述能帮助读者理解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为什么

（1）许多原子论者怀疑，整体论将分析哲学的核心思想置于危险的境地；

（2）像内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戴维森等向黑格尔、海德格尔所从事的那类坏哲学敞开了大门;

（3）布兰顿将自己称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

原子论与整体论之争最后似乎落到了对两个问题的争论：（1）哲学家们应该做的事情类型；（2）哲学的自我形象。 

这体现在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两人对概念的不同看法上。罗素主张，概念或意义可以被分离并当作信念的元素来对待，应该承认它们的存在。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概念只是对一个词的使用。

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同意，罗素及其追随者将我们的学科（哲学）引入可靠的科学途径。分析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的训练可以锻炼和提高心灵的明晰性。他们之所以抵制整体主义是出于一种担心，担心如果他们偏离自然科学，他们将为蒙昧主义敞开大门。哲学将回归到罗素以前的岁月，即Jowett （乔伊特）and T. H. 格林的时代，或二十世纪的法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分析哲学非常厌恶“哲学是一种人文学科”这一观点，而坚持哲学是一种科学。

整体论者认为，要想研究心灵和语言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最好是讲故事，那种由塞拉斯、布莱顿所讲的故事：元语言学的词汇与心灵主义的词汇同时产生；文化如何超越生物的进化。

4.确定的存在和非确定的存在（Determinate and indeterminate being）

很明显，我赞同整体者，赞同那些讲述故事的哲学家，而非那些提供分析的哲学家。“在物理世界中，心灵表现、意义、价值处于什么位置？”我认为，人们应该放弃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把对物体（粒子）、信念、理应被做的事情等所做讨论描述成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所实现的目的都很明确。……哲学家们遵循卡斯托里阿迪的建议，即放弃他所说的“只有确定的存在才是真实可信的存在这一假说”。

确定的存在是那种可以断然确定为真的存在。数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同样的还有：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国王的名称、尹拉克战争中死亡的大体人数、二十世纪牛津的年平均降雨量。不确定的存在事例有：《哈姆莱特》的意义、邱吉尔的性格特征、人类存在的时间点等。 　　

我对确定存在与不确定的存在之间的划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做出。确定性只是一种程度。只将确定的存在视为真实可信的，这种作法是用一种无用的形而上学的区分代替一种有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程度区分。接受前一种区分，就是承认有关于某些话题的“事实”的存在，就是在认真地对待有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只有在分析哲学家们眼里，这种争论有实际的意义。只有你相信所有的存在都像拼图玩具的每一个碎片一样可以拼贴到一块，认为那些不能被拼到一块的存在就不真实可靠，就不是拼图的碎片，这个时候你就将加入到这种争论之中。 　　

拼拼图的类比从整体上看适合于许多领域的研究，如古生物学、粒子物理学和文献学等。在有些文化领域中，可以说我们能够最终得到正确的东西（get things right）。通过引入可靠的科学方法使得哲学成为上述文化领域之一的思想，以及曾经催动罗素和其他分析哲学家的观点，它们只有在概念和意义被看成能够孤立于社会实践、孤立于历史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一旦放弃原子论，人们就不再使用获得确切事实的比喻和追寻核心骨架的比喻了，并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怀疑以往被视为神圣的逻辑。这将导致以下三种结果：（1）人们认真地对待发生于社会准则方面的变化；（2）用水平的知识发展比喻去替代垂直的知识发展比喻；（3）放弃心灵和语言可以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被彻底搞清楚这一观念。

那些善待黑格尔的哲学家们，他们大都用我们如何与我们的祖先不同，如何可能与我们后代不同等这样一些问题，代替人类何以在普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这一问题。换言之，历史主义使得我们认为，非确定的存在比确定的存在更有魅力。它使得我们把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和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视为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而不是把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视为对拼图的组合。 

对什么东西最值得思考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这种分歧也说明了为什么被我一直称之为“叙事哲学”（ narrative philosophy）的东西常常被叫做“解释哲学”。 “解释”这一术语标志着研究兴趣的转移：从讨论什么东西绝对可靠（正确）转向没有止境的解释与语境再造。 

人何以具有其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如果人们接受柏拉图（而非尼采）对此问题的回答，那么对心灵本质或语言本质的研究就似乎显得格外必要和紧迫。分析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显然值得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注意。人们也就更有理由指出洛克和康德在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当代分析哲学家正在追问洛克和康德曾问过的问题。 

然而黑格尔指出，尽管洛克和康德两人为人类自由的原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他们所问的问题并不怎么好，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具有自然意识的人类的历史，而非自然的历史。布莱顿将心灵主义的词汇看作使得某种社会规范变得清楚明白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洛克那样将其看作对位于两耳间的实体的描述。就像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对于黑格尔和布莱顿来说，人类是非确定的存在。就像那些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法律和诗歌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永无止境的解释。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绝对正确的东西。 

5. 结论

些讲演是叙述哲学的一个例证。哲学在当代西方文化中的位置：开始于17世纪对身心问题、知识的范围、意志的自由等问题所做的清楚明白的说明。这些问题的产生要追溯很远。在西方，人们已经习惯了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对事物所做论述。这样，我们在对自身进行描述的时候总想达到和实现按其二人标准为对的层次。在寻求对这些方法进行折中的过程中，上面的三个问题产生了。洛克、斯宾诺莎、休谟、康德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文化的世俗化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几乎再也挤不出什么新东西了。法国大革命和浪漫运动彻底转移了世俗知识分子的视线。黑格尔第一个洞察出这些事件的意义，并试图使哲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到尼采和杜威的时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许多哲学教授已经深信，确定文化纲领（大纲）的不是什么上帝（或自然），而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