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杂志的梦想与现实

     文艺杂志的梦想与现实

          作者：张恒

高考过后的一个下午，我搬着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树荫下看书。邻居走过来问我看的什么，我把封面翻给他看：《拜伦诗选》。他笑着问我：你看这书有什么用呢？ 这句话，伴随着头顶上的梧桐树叶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甚至当我已经忘记了那些诗句时，仍然还会时不时的想起那句话。 “有什么用呢？”——并不只是他在这么问，而是整个社会都在问：当高考前的孩子们在看小说时，当人们带着嘲弄的语调说某个人是一个诗人时，当韩寒宣称自己所办的杂志是一份文艺类杂志时……这个问题就蹦了出来：“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们想“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了。有人刚读了一本书，就想马上能通过它找到一份工作；有人读书是因为想通过这个途径获得成很高收入；有的人想通过读一本书马上能搞明白一个道理，掌握一门技术；有的人想读一本书是因为别人都在谈论它；有的人读一本书是因为它是与当下热门的专业相关：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证券、房地产……

我们把读书看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捷径，甚至一些所谓的胸怀天下的人们，也总希望找一个简单的方式，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每个人都因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每个人都从此为自己权利而奋斗；这个社会所有的不平等、所有的丑恶、所有的拜金主义、所有的道德沦丧、所有的社会断裂、所有的暴戾气息、所有的互相敌视、所有的问题重重一下子都能因此消除。

于是，从韩寒决定要办一份杂志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赋予他极大的意义。即使韩寒宣布这将是一份文学杂志，即使他一再声明，不要对这份杂志赋予太高的期待，我们依然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公民读本、一本和公共性相结合的杂志。

我们喋喋不休的说着我们的期待，一本正经的告诉韩寒应该把这份杂志做成什么样子，毫不理会韩寒在做的是一部“文艺片”，我们只是不断的说，不断的说：“我们要的是战争片”——哪怕你办的是文艺杂志，你也要承担起这么大的社会责任来。

2001年5月，当苏珊·桑塔格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她提到了我们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这种功利期待：

但是一个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现在，我们难道不是希望韩寒和这份杂志，成为一个“投币式自动唱机”吗？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话题，想要的内容抛给韩寒，我们希望他和那本杂志，能够“唱”出我们所喜欢的调调。

能不能换个态度来看这份文艺杂志呢？能不能让它回到它的本身，让文艺作品去真正起到它们本身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呢？

同样是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村上春树谈到过这种作用：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

那么，我们还愿意从一本文艺杂志中，从一部文学作品中去寻找那无可替代的灵魂吗？

同样是桑塔格，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文艺作品的这种作用：

1993年4月，桑塔格去萨拉热窝看望儿子，他是一位战地记者。在这座被炮火四面围困的城市里，揣了四只手电筒来到这里的桑塔格总想干点什么。有人建议说：“导演一出戏吧。这里有很多演员无事可做。”于是，桑塔格选择了《等待戈多》这个剧本并组织演员排练。但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冒生命危险：炮弹四处爆炸，没有食物，没有电，没有水…..。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苏珊·桑塔格写道： “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曾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叙述中看到过：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我们看到的是五千个学生，一路逃难，到达越南，辗转大半个中国，到最后只剩不到三百人，但是那本《古文观止》被一路读了下来，“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在电影《死亡诗社》里，我们看到那群背景各异的孩子们，在黑暗的洞穴里，朗读自己创作或者喜欢的诗歌；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我们看到他到达战壕里时，身边带着的只是一套袖珍《莎士比亚全集》；我们看到，9·11之后，是奥登写于1931年9月1日的诗歌帮美国人渡过了最初的振荡期……

但是现在，我们只在我们身边看到人们捧着《中国不高兴》来发泄自己莫名的情感；只看到人们在证券、在财经、在管理类书籍旁边流连忘返；只是看到人们焦虑的妄图在一本书中，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只看到人们一遍一遍的问：看这些书能有什么用？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这些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但是我们却再也看不到桑塔格在战火中的戏剧；看不到那书页破碎的《古文观止》；看不到谁还在读莎士比亚——更何况奥登的诗歌——请问，奥登是谁？

于是，不断有人酷酷的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已死；我们不愿意相信韩寒所办的是一份单纯文学意义上的杂志；我们不愿意去相信文学所传递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愿意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更不愿意去寻找那独特的、无可替代的灵魂，如果在寻找的话，我们也会问问，它多重？能换算成多少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喊：文学已死呢？也许将要“死”掉的，只是我们自己。套用安·兰德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背叛的不是文学，我们所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