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与昼：两个富士康普工的梦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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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08日02:24第一财经日报我要评论(0) 字号：T|T

“白天”已经回家，“黑夜”还在继续。

陈明远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

在全中国，每年有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踏上外出打工之路。陈明远和刘效林，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对合租者。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陈明远上白班，刘效林上晚班，彼此时间正好错开。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群体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

失效的节俭

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尽管是室友，刘效林与陈明远并不熟悉。他们在一次郊游活动中认识了，两个人都想从宿舍中搬出去住，于是，开始合租。他们租的房在深圳一个叫塘前小区的居民楼六楼。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厅，麻雀般五脏俱全。进门的厅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占据了小房间里三分之二的面积。

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陈明远和刘效林把时间有效地错开了。陈明远对应的是“白天”，他上白班，晚上回来睡觉。刘效林是“黑夜”，白天回来睡觉。这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为了省钱，房租是200元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一百出头。”刘效林说。这个合租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洗衣机，水电费少得惊人。

他们和亿万农民工一样，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从一处流动到另外一处打工。他们所在的城市深圳，堪称“打工者”最多的一座城市，现有的外来务工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他们所在的企业富士康，也算得上中国代工企业的典范，光深圳园区就有40余万员工。

一个没有疑问的原因是，刘效林和陈明远选择合租是由于贫困或节俭。

1990年，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不过才2135万。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29亿。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按照刘效林的说法，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错了，但即使如此，算上一个月大约100个小时的加班，也只有1500至2000元。

“其实，他们的薪水要比他们的父辈更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但那时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钱得多，那时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积累一笔小财富，回家盖个房，开个小店，过上不同的生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这使他们面临的局面比父辈们面临的要残酷得多：节俭已经失效。

梦想与模仿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怀着梦想在异乡打工。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陈明远爱漂亮，穿得很时髦，因为怕发炎，左边耳洞里塞着一个茶叶梗。刘效林比他大四岁，看上去像另外一种人，穿得最多的是厂服，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有一种少年老成的味道。

他们都愿意下一些本钱把自己打扮得更为时尚一些。在富士康，也随处可见模仿“非主流”的年轻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调查的说法是对的——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要娇气、自私，实际上，他们在私下里过得节俭得多。

他们只是在模仿一种城市的生活。模仿的对象变了，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富士康，陈明远和刘效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陈明远的梦想是当一个中医，像李时珍一样上山采药治病救人。这在现实中显得很遥远。

刘效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年轻人，与其说梦想，不如说是计划更恰当些，他只想做点小生意，在充沛的体力减弱之前，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

富士康今年第一个极端事件主角马向前生前的木床板上有几行字迹：“铭记自己种下的誓言：我将于2008年达成月薪创下5000元，如果达到目标，我将在街头磕三个响头。为了过富人生活的誓言，将改变我的一生。”

无法断定这是不是马向前的笔迹，但这行字代表了青年打工群体中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能赚足够多的钱，然后回去考驾照，开个货车。”来自重庆的一个普工许超说。令他懊恼的是，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最终都会所剩无几。

女性普工的梦想更实际些，19岁的甘肃女工巩小娟，从15岁开始出来打工，现在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元，她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回到家乡开个小店，然后嫁人生子过稳定的生活。

党国英说，对于青年农民工群体，模仿城市生活可能在更多意义上是个象征，意味着摆脱目前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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