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的一个缩影

中国慈善的一个缩影

    前不久，为了配合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我等一行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去了一趟湖南长沙，了解、感受了一些情况。长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样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城市，长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颇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形象。几日连绵小雨中，走马观花，看了不少，听了不少。长沙的慈善工作，也是内容之一。

    昨天的文章提到西方历史上以教会为主体的慈善，进入现代社会，一部分转为了政府的职责。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政府长期都承担着西方教会的慈善工作，只不过，中国古人比西方人更早地将政府的这一救助、救济工作视为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因而从不称其为“慈善”。西方社会只是到近代，才将历史上教会做的慈善接过来，成为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如今我们说慈善，当然就不是说政府，而是说民间。道理很简单，凡是政府该做的，都不应叫做慈善。比方说孩子上学，义务教育本来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如果不能尽职，反而大力推动慈善办学，这并不值得夸奖。这也是昨天文章所说的：如果政府做得好，社会对慈善的需求就不太大；如果在非意外情况下急需慈善，一定是政府失职，或者制度有问题。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政府的救济或社会保障即使再完善，总会有遗漏或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统一的制度规定未必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正常社会的慈善应该是，在政府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或者提供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民间慈善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长沙的慈善工作基本体现了上述观念。

    10年前，长沙市的一些工商业者组成了“长沙慈善会”，基于做慈善不讲回报的中国传统，我没有看到“长沙慈善会”完整的成员名单，只通过其中个别成员，了解了“长沙慈善会”10年间做慈善的大致情况。长沙市的这些工商业者10年来所做的慈善，有一方面是遭受自然灾害、临时有难时的赈灾募捐，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有特殊困难群体的慈善，成为政府工作的辅助手段，以体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托、残有所靠、困有所帮、贫有所扶的传统美德。

    比方说上学读书问题，即便政府的义务教育推行的比较全面，但政府所能做的，一般也只能是免除学杂费，孩子上学总会涉及到生活费。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超出了政府义务教育的范围，一些贫困家庭往往会因为无力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等费用，使得有前途的孩子不能进入学校或完成学业。“长沙慈善会”便在这方面做出了实际贡献。10年来，他们一共帮助了8000多名贫困家庭的孩子，还通过宣传，使得1000多名贫困学子得到爱心人士的定向资助。

    对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政府会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限于条件，目前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一般只在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最低保障，还在逐步建立中。“长沙慈善会”便把农村地区的特困户当成帮助对象，具体做法之一是，给无房户、倒房户定向发放建房补贴，使得他们至少有一个适宜的安居住房。这也体现了民间慈善与政府工作的关系。慈善只应该是救急，所以要求真金白银地立即到位。彻底让这些农村贫困户摆脱贫困，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如果政府让民间慈善把农村贫困户养起来，这就成了政府推卸责任，其结果要么是伤害了民间慈善，要么是政府放弃一部分权利，把权利交给民间慈善，从而使得慈善走样成为“有交换条件的慈善”。

    我国政府目前对民众的医疗保障不尽如人意，在经过医疗市场化的反复后，社会基本医疗保障系统开始逐步建立。即便今后全民基本的医疗保障系统建立完成，具体而言，还是会阶段性地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一些特殊的疾病是否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系统，至少在全部免费医疗实现之前，还是有难度的。因此，“长沙慈善会”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针对某些特殊疾病，例如未成年人先天性心脏病，某企业一次性捐助1000万元，计划每年救助100名有先天心脏疾病的儿童。

    “长沙慈善会”的成员中有一家香港企业，企业负责人的原籍是湖南，因而也回到家乡开办企业。她每年都要带着全体员工去一趟韶山。这位女企业家所做的慈善项目很多，我只说其中一个。这位湖南籍的女企业家在长沙市的一个开发区内，计划5年内捐资3亿，建设一个5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社区，能够进入廉租房社区的，都是来到长沙的农民工。目前，第一期项目的搬迁、平地已经完成。其中有一个细节尤其令我注意。这一廉租房社区的搬迁费用有两部分，一是按户算，二是按人口算。每户人家的搬迁费就是每户的搬迁费加上每户人口费用相加的总和。项目负责人指着一处尚未拆迁的房子告诉我，那不是钉子户，而是一个怀孕妇女的住家。这一慈善项目允许这位怀孕妇女暂不搬迁，等到孩子降生之后再搬迁，目的只是想让这户人家多一份搬迁人头费。必须指出的是，所有的搬迁费，都来自于这个企业家的慈善捐助。我特意问了一个问题：该廉租房小区建成后，产权归谁？回答说：产权完全交给政府。

    这个廉租房小区的名字叫做“幸福村”。前几天我的一篇文章提到，大量农民工进城，是造成住房刚性需求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优势的定位，又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只能对飞涨的房价望而生畏，大量农民工只能住在简陋的住房里，很多还不得不与父母、子女分离，有的连夫妻都无法经常团聚。这个廉租房的户型设计考虑到了农民工的家庭需求，小区配套设施也考虑到了孩子教育问题。将来的入住对象是全长沙市范围内的农民工，这样的慈善项目非常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说实话，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当今房地产市场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这位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与众多的房地产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般商人眼里，这样的项目很容易赚钱，而这位企业家3亿元的大额资金，只是为了回报家乡父老。由此我们也看到，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精神。如果说西方慈善是有上天堂的信仰诱惑，那么，这种诱惑说明，西方的慈善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也等于是“有条件的慈善”。而中国传统精神下，慈善真的只是为了他人，是一种真正的爱心。所以，在西方社会的世界首富、“世界首善”面前，中国人不该有自卑心理，中国人不用世界首富来教我们如何做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