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年进步的缩影

　　8月26日，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等经济特区，迎来30岁生日。

　　30年，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崛起为一座14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

　　30年，深圳书写了一座城市的神话。

　　一群开拓者与一座城市的成长

　　25日深夜11点30分，从深圳出差到北京的傅琪，刚刚结束一场商业谈判。如约给记者打来电话，接受采访。

　　20年前的傅琪，毅然扔掉了南京江北一所中学外语教师的“铁饭碗”，只身南下深圳。如今，在深圳安家落户的他，已经是阿尔斯通公司广州办事处区域总监、全球电力销售中国区副总裁。

　　“当时单位不放人，身边有人也不支持，自己心里也没底。”傅琪说，他闯深圳之初，经历了上千万深圳“移民”共同的彷徨和困扰。

　　但来自南方的磁石般的吸引力，让他义无反顾。“单位工资每个月100元不到，到深圳一个月给你1500元，你能不动心？”而比财富的引力更大的，是在空气中都可以嗅到的那种完全不同的氛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和内地，就是两个世界。

　　“当时南京的五星级宾馆普通人不给进，但那里的高档宾馆随便进。”傅琪说，80年代初，他跑了广东和厦门的几个经济特区，感受到了内地没有的那种自由、开放和现代化……“商品是琳琅满目，价格也昂贵得让人瞠目。那里的五星级宾馆，住一夜要500元，要我们半年的工资啊。反差太大了！”

　　深圳到处是去淘金、闯世界的内地创业者。他们用激情和智慧改变着自身的命运，在他们的手中，这座新诞生的城市不可遏制地长高长大。“三天一层楼”，特区的开拓者，创造出了让全国惊叹不已的“深圳速度”。深圳创业阶段的那种紧张感和效率，是内地没法比的。苦不苦，累不累？“有干劲，就不觉得苦，就不知道累。”傅琪这样解释。

　　“打工妹”，是深圳发展无法忽略的一个称谓。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妹”和“打工仔”，用他们的辛劳和梦想，支撑起深圳30年发展的神话。

　　“来深圳这么久，我们从未懈怠过，天天劳动，我始终相信财富是要凭借双手的劳动创造的。”1983年1月，28岁的陈秀华来到深圳打工。“刚来时，住的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20元。”那一年，陈秀华进了创业电子厂工作，丈夫在建筑队做工。1987年，他们在香港亲戚帮助下，买了房，有了深圳户口。又过了几年，夫妇俩辞了工，开了间小百货店。2000年，他们从小店主，摇身变成了一间丝印厂的老板。

　　2009年底，在深圳工厂打工的6名工人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登上了《时代》杂志年度人物榜。《时代》杂志认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

　　特区30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建设者在那里洒下汗水和青春。他们，是这座城市不可忘却的记忆和荣耀。

　　一座桥与一个开放的时代

　　康达军，来自江苏盐城，现在是深圳实验中学的特级教师。今年高考，他所教的班级，38名学生全部被清华、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录取，这似乎还不能说明这是一个“最牛班级”，但这个班上１７名同学被香港高校录取：８人香港大学，９人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同样是学校，但深圳学校所拥有的对外开放的优势，是康达军老家的学校所不能比拟的。

　　“边防证”，曾经是每一位深圳人不可或离的物件。因为那里就是国之门，但在改革开放前，这个国门与其说是和外部世界的通道，不如说是一道闸门。

　　罗芳村与香港一衣带水，深圳河在这里形成了一道十米多宽的浅湾，一座小桥连接两岸。桥那头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

　　“之所以有两个罗芳村，是因为香港那边的村民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前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在罗芳村生活近30年的社区工作站站长邹有志说，从1950年到1969年，深圳罗芳村有600多人逃到香港。

　　改革开放前，广东沿海之所以逃港成风，是因为和香港差距太大。以种水稻为主的深圳罗芳村村民年人均收入只有130多元，而对岸的香港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元，相差100倍！改革开放后，罗芳村的这座小桥不再是不可跨越的“雷池”。而如今，罗芳村也成了“户户小楼房”的致富村。对岸的香港居民开始纷纷到深圳河这边买房居住。

　　作为深圳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连通香港、全长不足50米的“罗湖桥”，更是成为30年来深圳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见证。这座桥见证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开放时代。

　　30年前，每年通过深圳口岸入出境人员仅500人次，2009年已增至1．85亿人次，深圳市的出口额从1979年的0．09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1619．79亿美元，连续17年居全国城市第一。

　　1979年底，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搭着自行车过罗湖关，在深圳开建全国首家合资酒店。

　　同一年，泰国农牧业大王谢国民率领正大集团进入深圳，取得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深圳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成为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

　　1985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在国贸大厦开业，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准开业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就此敞开了大门。

　　从香港走到深圳的不仅有香港人，也有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随之涌入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技术、人才、管理……30年来，深圳市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56．2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世界500强中累计有167家企业在深圳投资。

　　深圳在全国率先把“走出去”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05个国家和地区，迄今已累计核准建立境外企业740家。

　　一个窗口与一个民族的勃兴

　　深圳有个著名景点“世界之窗”，从那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西洋景”。其实，深圳30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窗口。

　　30年前，这里是通向世界的窗口。30年后，透过这扇窗，可以大致看到中国变革和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上海世博园，500名画工，每人画一个单元，999个单元构成了深圳案例馆的外壁——“大芬丽莎”。每个油画单元后都记录着一位画者的姓名、年龄、出生地和梦想。深圳大芬村，原来是只有300名农民的小村子，历经20年的发展，村里已有油画店铺700多家，产品占据了全球60%的商品油画市场。

　　深圳案例馆策划者孟岩说，大芬村的巨变是深圳３０年“极速城市化的缩影”，“深圳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物质性的实体城市，她是现代中国精神的根据地、梦想的实验场。”“大芬丽莎”承载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个人梦想，更多的是国家集体的梦想。

　　“深圳速度”创造了一个城市的奇迹，而它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

　　从特区建设一开始，中央就赋予深圳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的任务。但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倒逼特区自己“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尤其是深圳，无疑就是中国改革的先行先试者。

　　1979年7月2日，深圳开山填海，打通蛇口五湾、六湾间通道，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首家股份制企业诞生、率先打破“铁饭碗”，首试收取土地使用费，率先进行价格改革……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标本性的经验。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日前一次理论研讨会上认为，深圳完成了中央设立特区的战略意图。

　　深圳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全国的鼎力支持，是全国风起云涌的改革发展大潮。

　　一个新起点与一段新征程

　　30年来，从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中国的第四大经济城市，深圳的发展轨迹令人瞩目。

　　站上新起点，展望下一个30年。

　　当深圳特区不知不觉间走到而立之年，特区都面临着各种不同的新问题，“特区不特”是共同面临的局面，这一困惑已经闯进特区人心里多年。现在的特区推出的种种改革措施都已经不再像30年前那样一枝独秀、满场喝彩。学者普遍认为，现在特区的改革，难度更大，甚至面临半途而废的危险。

　　“以前深圳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必须学会在改革的深水区游泳了。”深圳社科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深圳30年前与目前改革形势的对比。

　　杨立勋认为，过去30年间，难度系数相对较小的改革都已经被深圳触及了，深圳现在应该开始着手剩下难度较大的改革了，“但这些改革都属于综合性配套改革，其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涉及面之广都超过了30年前。”杨立勋说，“深圳从浅层次改革向深层次的改革，从经验式改革向科学改革，是让深圳特区建立30年这一特殊历史节点成为拐点的关键。”

　　深圳特区30周岁“生日”之前，温家宝第八次深圳之行，强调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希望特区要继续“特”下去，“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与此同时，国务院原则同意深圳市提交审查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深圳的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特区从原先的39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市范围的1948平方公里，特区扩容使深圳实现了关内关外“一体化”的夙愿。新的历史时期，中央确立了深圳新的战略定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

　　25日，深圳蛇口，超1000亿元投资的60个项目集中开工。30年前的蛇口,打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第一声“开山炮”；30年后,深圳特区继往开来的“开山炮”仍然选择在这里打响。

　　“守摊子没有前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提出，深圳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的激情和胆魄，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再走出一条新路来！

　　本报记者 陈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