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的还不到一毛钱 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
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
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
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
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可又是极不
公平的，因为贡献多的人事实上被懒人“剥削”了。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
害以前评的。算上“文革”之前的几年，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
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
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
、缝纫机。买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
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那时生活苦，没有人会想着去赚
钱，现在人们一天到晚忙赚钱。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
的售货员，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
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
人的尊严扫得一干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
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
，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出来的样
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
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
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中国人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
想。现在大家穿西装、穿露脐裤，各种奇装异服，目不暇接，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灰的甚至绿的。这
在那时是想象不出来的。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
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
部的事，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出身问题”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
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3个人一个团，到首
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重要——结婚每
个人都有份儿，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不要说去外国，连在国内旅行都被严格限制。城里人吃
什么？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
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
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
口本供应4斤鸡蛋（限大户，小户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每人2两。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
京人几乎不上馆子，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因为
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
节、春节会有一些。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能够买到粮食，也
许吃不太饱，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
，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
，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是人们的
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
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
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
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
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
，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
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鲜明的
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
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
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
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
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几乎没有没挨过饿的。最
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
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
，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
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
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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