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一

作者：范正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2300    更新时间：2007-6-1
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秋梦追思》，范正美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人民教育丛书/傅国亮主编），定价：58.50元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甘心赴国
第二章　旌悬院校
第三章　弄潮峰巅
第四章　京挝谏鼓
第五章　苦胆血泪
第六章　昙花再现
第七章　熔炉断裂
第八章　再造人生
第九章　真情永在
第十章　追梦之思
附1　文化大革命简表
附2　范正美年表
后　记
自　序
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
——〔美〕戴维•伊斯顿
当社会变化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产生了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表现出来；当社会变化对接连几代人的影响大致相同时，社会对生命轨迹的历史影响就会以时期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
——李强、邓建伟、晓筝
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然而。历史也常常捉弄青年，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五脏俱焚、心灵泣血！天下许多大作，大抵因发愤而为。在国外，有《申辩篇》，有《论基督徒的自由》，有《忏悔录》，有《绞刑架下的报告》，有《历史将证明我无罪》，等等；在国内，有《周易》，有《春秋》，有《离骚》，有《国语》，有《孙子兵法》，有《吕览》，有《说难》、《孤愤》，有《史记》，等等。
号称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以四海奔腾之势席卷全中国，雷霆万钧之力震荡全世界。我作为一介书生，曾被推向风口浪尖，最后被摔得粉碎。稍微具体地说，我由一个响应号召的哈师院大学生，变成这个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进而成为全省学生领袖和造反派头头，当上了黑龙江省红革委的一把手。中间几经反复，多受磨难。顺红短暂，曾号令三军，沈阳军区首长向我敬礼；意不竞合，因为反对镇压炮轰派而被潘复生打成“炮打三红的急先锋、黑干将”，多次遭围剿、受批判，挨拳打脚踢，在革委会办公楼内蹲“牛棚”，以后下放劳动改造。是周恩来把我从潘复生铁掌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革委会，进了新省委，并推举我做中共十大代表。打倒“四人帮”半年之后，我接受了长达20个月零二十五天的“牛棚”审查，受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批判。1982年，黑龙江省委定我犯有“严重错误”，免职、“留党察看两年”，再一次下放劳动改造；1984年整党期间，根据某位中央领导的指示，令省委定我“三种人”，撤职并开除党籍；长期不给工作，经过个人多方努力，于1984年5月，被分配到省电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
菲薄非人生之计，放纵乃自残之路。日暮途远，人间路阔。这些并未动摇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对祖国、对人民的报效之志，对自己实现抱负、素质和能力的无限信心。我把奋励放在心底，励志自振。在我的要求下，我转到教学部门做教师。克勤克我，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投身科研，发愤笔耕，取得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成果，赢得了校内外的好评，于1992年破格晋升为经济学教授。在校期间，许许多多教职员工顶着压力，多次向省委推荐我进校领导班子。但是，当国内政治气候遇到某种冷热空气袭来之时，总要受到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监督”。
在文革期间，我总是想，难得有毛主席为我们掌舵，我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斗争中英勇顽强，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努力按照我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愿望去做。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势、行为特点和人情关系以及个人思维与应对能力，因而事实上，做了一些不仅现在看来不该、不允许，就是当时也不该、不允许的事情。因此，关于文革，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回忆起来，有亢奋，但更多的是伤痛。人们只知道我在文革中冲冲闯闯，上上下下，却很少有人知道或理解我也有许多被歪曲、被侮辱、被亏待的事情，也有我当时违心地所作所为，更不知道我是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的。1966年，我27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对党、对人民壮怀激烈，忠心耿耿；现在本书成书之时，我已年近七十，暮气侵融，成了白发老翁，但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之心未灭。
关于文革，不少人认为，现在还不是、也更不是该我谈论它的时候。但是我想，文革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中国当时社会内外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关于它的认识，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不仅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命运，而且关系到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历史翻到今天，作为文革统帅的毛泽东和作为对立面的最高头面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都做古了。林彪死了，“四人帮”也一个个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郑重的人，有必要向世人谈谈我们这些过来人是如何过来的，许多事情是怎么看的，特别是我作为黑龙江省的头面人物，更应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作个交代。应该让世人知道，关于文革还有他们闻所未闻的一面。因此，我写回忆录，鉴于这么四点考虑:
其一，关于文革我自己的经历，必须对我的家人有个交代。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经常问及文革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他们系统讲过。通过回忆录对此做个交代，也算是尽了父道。
其二、我的许多朋友、校友、同志都很关心我，有的还很爱我，希望了解我，听听我的看法、我的理解以及我的不为他们看到和了解的事情。关于文革的事，我要是沉默不语，不少朋友、校友、同志是会骂我的，有的甚至因此抛弃我，而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我的朋友、校友、同志对我的不理解。有的还认为我要是不写点关于文革的资料，是历史的缺憾。在这些朋友、校友、同志中，有的是从一开始就同我一起走过来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和我荣辱与共;有的或许只是听过我的演讲而投身于运动，以后受到这样那样打击和歧视;还有的只是出于某种同情，或者并没有见过我，希望了解我;有的也许只是在那个年代有过某种说不清的联系，像写《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梁晓声先生，就在这本作品里，既对我作过不实、不当的描述，却也对我寄予过诚挚的关心和感人的祝福，我应该借用回忆录的形式，告诉这些人们我的风风雨雨和现在，这对他们也许是一种安慰。
其三、关于“清查”，世人只是有所耳闻，并不知详情，我应该公之于众。这对于后人了解清查、评价历史、开辟未来也许是很有益处的。
其四、关于文革及其有关人物、事件的评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解。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也有历史义务、历史责任表明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当有人信口雌黄的时候，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揭示我当时的真、诚、痴、迷和愚，以便供不同人们去判断、分析有关问题，从而对文革及其有关人物做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我个人的回忆，也许有失偏颇，但所有的当事人从不同的侧面都出来讲话，互为补充，各抒己见，甚至有点争论，搞清一些问题，澄清一些事实。也就是说，通过当事人不同侧面地提供史料，一部文革史才能在史实上有资料可征，道理上言之可信，研读起来令人可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我的这个回忆录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写回忆录，贵在直笔。因为，“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为自己护短的过于浅薄，替自己点缀的也未免能贴金”(拙诗《生日长啸歌》)。我想通过叙述我自己的经历，从一个大学、一个侧面、一个省的角度，来谈谈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展成那么广阔的群众运动，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哪些因素促成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我们中国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从中究竟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并由此发表一点个人对未来的设想。还有对毛泽东同志，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以翔实的资料来讲情况，说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供不同观点、不同经历的人去判断，去概括，去作结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多侧面、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极其错综复杂。但是，在一些人们的笔下，常常却是黑暗、单调、枯燥、乏味的，甚至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和设想去叙述和描绘，任意添油加醋，武断地说三道四，凭一面之词，借某点形象，把历史写成了谩骂，写成了群氓痞子运动。我的回忆录将抛弃个人恩怨，舍去个人利害，不存宗派成见，力求站在历史的、民族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从建设民主政治、深化改革、走世界大同之路的角度来述介事实；力求处以公心，以当事人入文，从当事人出来，并尽力写到各个侧面，展示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如果我的文笔能够做到的话。
写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不仅关系政治、法律，也关系历史、道德、人伦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而对于文革的歧义，则使问题更加复杂。这使我想起不知道在什么书上读过的一个哲学家的一段议论:人类的历史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河，它总是向前要流向大海的。把某一段单独拿出来评价，是永远争论不休的。他又说，人类社会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的，这好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样，每一棒都有自己的贡献和骄傲，也有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任何人只能做那个时代允许做的事情。因此，任何人不能也不应该按照他所处的时代，去指责他的前人应该如此这般才行，否则便是大逆不道。还有一位忘记姓名的哲人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人是完美的，不能只顾批评而忽视他的基本倾向、基本特质，不能仅仅抓住他像其他任何正常人一样不免带有的婴儿性的幻想而加以全面否定。我认为这些话语直白而充满哲理，可以放之四海。
我对共产主义事业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当时朝气蓬勃，热烈追随共产党，追随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路线，参加了一段悲壮而轰轰烈烈的运动。因此，我竭力把自己放回当时这一现在被人们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历史背景之中。我宁可让人说我固执，做个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也决不背弃革命、丧失政治良心和忠诚，做个随风驶舵之人。
至于以后人们对于我的回忆录如何评说，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也是无所谓的。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人民，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应该是实事求是，说真话，供史料，向人们讲历史。我的回忆，一方面解剖自己，同时也揭一些人的疮疤，说一些不大合时宜的话，这会给某些人带来某些不悦，但却可能提供一些思索，引出一些人的画像。“中国太需要不同意见了。”我的一位哲学老师这样对我说过。
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见解，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支配、制约和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是真理，也不能说只能按照时令来说话、写文章。“须教自我胸中出，不学飘蓬随风摆；博闻勤谨心底阔，妙语即从笔下来。”（拙诗《自励》）这就是我的写作姿态。
演变和发展是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的本质。今天是昨天的延伸和翻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有伟大的历史，而有伟大的今天和明天。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我，尊重社会，尊重发展。一个善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将永保青春，充满活力，走向期望的伟大目标。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人，无不刻上那个社会演变和发展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册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文革那些岁月是备受人们谴责的年代。毛泽东也因此受到无情的批判，有人并想兴师问罪。但是，仅有简单否定和咒骂不行。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不再发生?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在什么条件下还可能再发生?毛泽东为什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离人们越来越远，但是，它的线条，它的影响，它的教训，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远。毛泽东的忠告也越来越凸现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认真地研究这样一段历史，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也许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是非功过，从来众说纷纭：历史客观，但从来无一段时期没有争议。文革把当时各个方面的中国人都卷进去了，人们以这样那样的理解、姿态参加了那场运动，并且都表示它来的及时和必要。正如一位国人说的真切：在毛泽东以外的中央领导人，像其后这样慷慨陈词、似有冒死地把另一些高论引进当时暴热的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以图唤起另一种爱国热忱、建立另一种革命秩序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指出的如此之多的丑恶、虚伪现象了。可惜的是，没有。当时“以毛泽东为首”“舆论一律”，他们只是一味地向毛泽东表忠诚、献决心或送检讨书，纵有个别拍案而起的人，也只是批评现象，未能触及本质，只考虑当前，忽视长远；只顾自我，不论国家。当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评之后，马上认输。但是，这些老革命者的反反复复，都被美化、神话了，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却未见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说得好:“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自己做过的事，还得自己说。
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进而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和批判，使我获得了一种解放和自由——重新审视和思考一切，不但对毛泽东，也包括对邓小平；我觉得一切我认为可以、应该说或必须说的，我就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人们掌握的事实、资料以及看待它、评价它的脚位和视角不同，因而观点和结论不同，这原是正常的。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个人于历史角度来说，无怨无悔无愧;从个人际遇来说，却又有怨有悔有愧。
我投身文革，路是我走的，并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总是像幽灵一样跟随着我，永远不能摆脱。无论何人，只要谈论起我，就不能不和文革及其前后的我联系在一起。同时，我写回忆录，必然要讲清投身文革的动机、思想政治基础、思维方法、德性以及我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这就勾起我整个人生的全面回忆，把文革之前、之后的我合盘托出，从而勾画出我的生命轨迹。回顾起来，三个阶段，道路曲折，烙印深深，教诲沉重，难以忘怀。所有这些，都缘起一个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梦的追求。所以，我把自己的回忆录，命之为《秋梦追思》，从孩提时代直到退休。
对于我个人来说，写文革回忆录，是自讨无聊，啃自己种植的苦果；自找麻烦，冒着风险打禁果；对于读者来说，读我的回忆录，简直是爬秃山、吃酸果，而我大段大段叙述当时大环境的一些情况，就更增加了无趣和酸度，这对于我的同时代读者而言，也许是多此一举。然而，对于以后的读者来说，我以为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我是历史的产儿，又是历史的弃儿，现在我把自己还给历史。请读者评判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看待历史的！
同时，我也相信，人类随着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进步、知识与道德水平发展、人文理念普及，追求人类完善和美好的各国人民，一代一代地奋斗，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也是希望满怀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道德感情的性质和政治倾向、道德原则和政治良心、个性或社会成员的利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
是为序。
写作始于1998年1月
最后定稿于2006年10月
附1　文化大革命简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
1966年2月          彭真的“二月提纲”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
1966年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6年3月17-2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
1966年5月4日-26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元文的《评“三家村”》。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六通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加按语发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
1966年6月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的请示。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由周恩来带给她。
1966年7月16日    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
1966年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年7月28日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承认派工作组错误。毛泽东突然参会并接见与会代表。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发表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1966年8月7日      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      发布《十六条》。
1966年8月10日     毛泽东独自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发表讲话。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万群众大会，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下旬       红卫兵大串联开始。
1966年10月2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5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966年10月9日—25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检讨。
1966年11月10日     上海安亭事件。
1966年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布“工业十条”
1966年1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布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8日        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
1967年1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上海工总司《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967年1月12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967年1月31日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由军干群三方面结合形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随后，毛泽东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发布人民解放军支左指示。
1967年1月28日        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1967年7月20日        武汉“七•二○”事件。
1967年10月7日        发布《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967年5月15日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
1967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布“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9月6日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1968年8、9月间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报告上批示：《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道路》。
1968年10月13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1969年4月             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
1970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11月中旬        批陈整风开始。
1971年8月-9月        毛泽东巡视南方。
1971年9月13日        林彪折戟。
1972年1月10日        毛泽东抱病出席陈毅追悼会。
1972年2月21日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8月14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上书 “永不翻案”上批示。
1972年9月27日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3年3月             邓小平复出。
1973年8月             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
1973年下半年           毛泽东多次发表批儒的谈话。
1974年1月12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3月下旬         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年3月10日        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1974年12月26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
1975年1月13-17日四届人大召开。
1975年1月             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
1975年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1975年5月3日         毛泽东发表“三要三不要”谈话。
1975年5月29日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概括毛泽东的最近谈话为“三项指示”，是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1975年上半年            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
1975年7月中旬          毛泽东发表关于评《水浒》的谈话。
1975年11月26日       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关于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
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1976年4月5 日         北京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7日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政治局作出关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两项决议。
1976年6月初           毛泽东关于一生两件事的谈话。
1976年6月28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6日         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            华国锋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附2　范正美年表
1938年10月3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诞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
1948年春入长沙东乡白石桥小学。
1951年（十三岁）（农历六月十一）与林玉梅成亲（因政府干预，林玉梅不久回家，1956年其继父去世，才正式生活在一起）。
1953年9月小学毕业（跳级半年）考入长沙市第七中学初中。
1956年9月考入长沙市第七中学高中，因家庭困难辍学回乡种地。
1956年秋考入电机部抚顺干校，半年后随该校迁至湖南湘潭，学习化验。
1957年9月考入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学习车工，半工半读；任校团委宣传委员。
1958年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改办中专，易名为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
1959年3月以提前毕业的名义，抽调为哈电机校政治科专职校刊编辑；后当政治辅导员、政治教员。
1962年9月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学习；自第二学年任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传委员。
1963年秋季学院授予1962——1963学年优秀学生称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
1964年下半年随学校去牡丹江宁安县三灵公社连家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4月在社教中“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1966年4月转正。
1966年6月文革进入本单位，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学院党委任命的政治系工作组。
1966年8月9日主持哈师院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
1966年8月中旬宣布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后改称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被推举为总部负责人。
1966年8月18日欢庆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带领哈师院造反团全体成员到北方大厦门前广场，第一次见潘复生。
1967年1月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解放军报记者撰写的《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团结大多数的》长篇通讯。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勤务组班长。
1967年2月初主持撰写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的夺权经验。
1967年3月1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黑龙江省代表团，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潘复生任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
1967年3月23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到政治委员会任副主任。
1967年4月黑龙江大学等高校分裂为“捍联总”和“炮轰派”两大派；潘复生任命范为“捍联总”负责人。
1967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委会申报的省革委常委名单，范为常委。
1967年7月13日至15日因对炮轰派处理与潘复生产生分歧，在常委会上发表意见之后，遭三天“帮助”。
1967年7月中旬与宋振业北京上访。
1967年8月下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住进西苑宾馆。
1967年9月6日周恩来首次接见两派代表，主持两派达成停止武斗的“九条协议”。
1967年12月23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黑龙江捍炮两派代表和辽吉群众组织各派代表。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三个单位各达成对等联合协议。
1967年12月24日周恩来派专机送两派代表返哈。
1968年元旦后受潘复生指派，与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主持两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十二条协议。
1968年11月至1969年5月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宋的大会批斗，而后分别关在革委会机关隔离审查半年。
1968年12月16日妻子林玉梅在回长沙东乡分娩途中，于岳阳生女儿志武。
1969年12月底下放劳动，携妻去绥化八一农机厂安家落户。
1970年8月6日儿子志勇出生。
1971年3月16日-6月6日参加省革委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揭批潘复生错误。
1971年8月6-19日参加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
1972年冬季-1973年春季参加省委“抓基层、打基础”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哈锅炉厂。
1972年夏被任命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2年8月-10月参加柳河五七干校高干读书班。
1972年12月带工作队去绥化地区运作征购粮。
1973年6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1973年8月参加中共“十大”。
1973年冬带省委工作队去黑龙江大学搞基本路线教育。
1974年3月23日主持群众大会解围省委办公大楼被困。
1976年9月18日参加黑龙江省各界人民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
1977年4月5日-关进省体育招待所隔离反省，接受群众大会批判。
1978年12月30日-牛棚生活20个月零25天。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支部大会决定，建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
1979年4月24日省委揭批领导小组办公室[1979]4号文件《对范正美处理通知》：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1982年8月31日中共省文教办支部大会决议，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1982年10月26日省纪委发[1982]70号文件：决定恢复组织生活，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
1984年3月5日中共省文教办支部，根据省委意见作出决议：开除党籍，保留工职，重新分配工作。
1984年5月1日省电大图书馆管理员。
1984年底到电大经济教研室，后改经济系、经济教学部工作。
1986年9月评职讲师。
1988年9月晋升副教授。
1992年9月破格晋升教授。
1998年教师节授予校优秀教师称号。
1998年10月退休。
后　记
本书的问世，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家人给予的鼓励、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初稿出来之后，杨桂宾、黄伟杰、徐永江等师友，给我作了详细的阅读记录，一章一页地补正事实，提出质疑、具体的修改建议，徐永江老师还为我编写了我的年表，帮我统计书中涉及的人物、纠正错别字；胡云飞、张丽娟、丁松兰、董福地、夏惠贤等师友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极有益的意见；为了本书的出版，我的朋友齐贤、张文达，学生王秀云等，多方为我联系出版，特别是齐贤同志，不辞辛苦，为本书的出版、发行，四方奔走，并帮我推敲个别章的命题问题，难于记叙。此外，还有许多友人特别是董斌老师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和资料，书中还引用了许多著论和资料，就不一一道名了。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本书的酝酿和写作，我在自序中已经说明，它是我对于历史、对于社会以及我的家人和朋友的一个交代，也是一份自我总结。我觉得我应该还事物和自我的本来面目，讲自己的真实看法、供人们和历史研究者了解，以有利于研究问题、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我最初动议的时候，许多朋友也告诫我，要有正确的写作态度、要有高度，要还原历史，希望能够提供一份随着日月转换而有价值的史料。我朝这个方向作了最大的努力。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一点来读它，批评它。
2006/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