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

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四年制。钱学森从1929年入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到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照理，他可以顺顺当当去做铁道工程师。然而，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却把专业志向从关注地上跑的火车，转移到天上飞的飞机。

促使钱学森在专业方向上的大转变，那是上海的上空出现了机翼上漆了红色“膏药”的轰炸机。倾泻而下的炸弹，震惊了正在埋头读书的钱学森。

钱学森刚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时局还算平静。1931年爆发的“9·18事变”之后，短短四个月中，日军吞噬了中国东北三省。交通大学的校园不再平静，刚刚从伤寒病中康复的钱学森，也参加了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之后，觊觎的目光投向上海。

上海虹口一带的公共租界里，有一个日本区（又称日租界）。日军开始在那里秘密集结。

1932年1月28日午夜，上海闸北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日军调集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从上海的公共租界进袭上海。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反抗，震惊中外的“1·28淞沪抗战”打响了。

日军是经过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女间谍川岛芳子的精心策划，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制造事端，于是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发动了对上海的突袭。

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不久，钱学森和所有住在执信西斋的学生全部迁出，暂住到西宿舍及上院。上海交通大学让出了最新最漂亮的执信西斋，作为“国民伤兵医院”的临时病房。交通大学虽然前门开在法租界，但是后门则在华界虹桥路，大批十九路军伤兵从华界虹桥路送入上海交通大学执信西斋。

“国民伤兵医院”的发起人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友，鼎力相助。宋庆龄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一起，不断来到执信西斋。两位夫人穿上白色护士服，为伤兵服务，感动了伤兵，也感动了交通大学师生。

面对上海军民的激烈抵抗，日军从1932年2月27日增兵上海，调集总兵力达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国民党军队不敌日军。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一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

日本军国主义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交通大学的莘莘学子无不义愤填膺。尤其是日本空军凭借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狂轰滥炸，使中国军民惨受杀戮。面对日本飞机的呼啸声，面对被炸伤的中国军民的呻吟声，钱学森痛感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

在中国，最早提出“航空救国”响亮口号的是孙中山先生，而最早为“航空救国”付出心血的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

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的自行车制造商莱特兄弟首次成功地把一架双翼飞机 “飞行者一号”飞上天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动力的持续飞行。那天，“飞行者一号”留空时间为12秒，飞行距离为36.5米。

六年之后，1909年9月21日的傍晚，在奥克兰，一架双翼飞机环绕一个小山丘飞行，飞行了大约800米。这一奇迹是中国一个25岁的小伙子创造的。他叫冯如，原名冯九如，1884年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从小喜欢制作风筝，爱听飞天故事，做着飞天梦。冯如说：“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他又说：“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

1909年10月28日，冯如与黄梓材、刘一枝、朱竹泉等合作，把奥克兰的广东制造机器厂扩充为广东制造机器公司，冯如担任总工程师。

1910年6月，冯如在奥克兰制成了更加先进“冯如2号”飞机。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旧金山进行革命活动，得到消息之后，赶到奥克兰观看冯如的飞行试验。孙中山非常高兴地对冯如说：“吾国大有人才矣！”孙中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口号。

为了响应孙中山的“航空救国”的号召，1911年2月22日，冯如率助手朱竹泉、司徒壁如、朱兆槐等一起携飞机及设备乘轮船回国。就在冯如回国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冯如加入了革命的洪流。11月9日，当广东革命政府成立的时候，冯如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飞机长。他在广州燕塘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冯如在广州制成了一架新的飞机。

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进行飞行表演，飞行高度约36米，飞行了八千米。就在冯如打算提高飞机的飞行高度时，不幸发生事故，飞机坠地，冯如受了重伤，送医不治，年仅29岁。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面对日本的“空中优势”，人们又记起了孙中山的“航空救国”的号召。1933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

1933年2月5日，《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发表了《航空救国三愿》，署名何家干。

何家干是谁呢？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鲁迅！

鲁迅在《航空救国三愿》中写道：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储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在“航空救国”的热潮中，钱学森决意为“航空救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得知交通大学外籍教师H.E.Wessman开设了航空工程课程，就于1933年下半年开始选修这门课程，两学期平均成绩为90分，是选修这门课程的14名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钱学森回忆说，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在图书馆里阅读了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图书 ：

那时上海交大图书馆在校门右侧的红楼，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当时学校订了许多报纸，有国民党办的，也有进步人士办的。国民党的报纸“太臭”，我是不读的。对图书，特别是科技书，那真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看。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常去找有关内燃机的书，特别是讲狄塞尔（Diesel）发动机的书来读，因为它热效高。后来我的专业是铁道机械工程，四年级的毕业设计是蒸汽机车。但我到图书馆借读的书决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R.Goddard）的书也借来看。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H.Glauert）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的书来读；当时虽没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自从选修了航空工程课程，钱学森决定在毕业之后，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转向航空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