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六

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五章　苦胆血泪
如果人是不幸的，那也是由于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这些原因和事物的性质毫不相干。那么，如果实行一些新的政治原则，重新缔造人类的幸福是完全可能的。
——［法］勒塞克尔
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英］拉尔夫•沃尔都•爱默生
真实的现实常常在飘浮变幻的虚假外表中显现。在一般情况下，要解开这层华丽而神秘的光环，让人认清其庐山本来面目，不仅需要时间的长期积淀，而且更需要借助历史演变的解剖刀。而在文革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人的本性和内心世界，却在浓缩的历史中暴露无遗。这是因为它的“乱”，常常既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纷扰，也给一些人们提供了各种活动空间及其表演的机会，需要人们具备高度的良知或理性，去判断和分析，怎样才能符合人伦，符合社会的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那些自以为一时一事得计者，恰好把这些抛在脑后，以为自己聪明、自己会玩，却最终暴露自己最愚蠢而把自己玩了进去。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乱”不全是坏事，只有“乱”，才能暴露坏人，这就是革命家的历史观、革命观。现在回忆这段历史就再清楚不过了。
老子说：“友弱胜强。鱼不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意思是说，弱会胜刚，弱会胜强。鱼不能离开水；治国者不可滥用政治权力，来炫权耀势，用以威吓人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脱离群众的某些领导干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自以为得意，将自己所领导的地方，视为自己控制的领地，大搞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是否执行，或执行的力度，都是在以己为圆心以其地位和权势作半径画成的圆圈中运作。他们在历次斗争中，学会了玩权弄术，韬晦养志，欺上瞒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他们很会换脸术，对上一套，对下一套。
我从北京回来，直到1970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敢同潘复生玩命，经历了内心极为痛苦的一段。
从北京回来，省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旨意，安排两派汇报团的代表住在黑龙江旅社(现在的华侨饭店)。当天晚上，凡家或有亲友在哈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奔其家会其亲其友了，只有我和极少数外县的代表住在这里，因为我无家可归。林玉梅从平房赶到这里跟我“成家”一见。
“这会儿好了，潘复生、汪家道检讨了，又有十二条协议，可以实现联合了。”玉梅喜形于色，快言快语，显得很高兴，似乎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我说：“事情要像你说得这么简单、轻松就好了。恐怕不是这样！你知道，总理做了多少工作，潘复生在检讨里，挖空细思，耍了多少鬼把戏，当面撒谎，瞒天过海。就说‘6•5事件’吧，怎么能说炮轰派冲击省革委会?明明要求他们接见，排着队在省革委收发室等待，是革委会允许他们进去的，而且首先由我出面接待他们，只是在潘、汪拒不接见的情况下，他们才采取静坐的方式……还有对我和宋振业——”没等我说完，她抢过我的话头又补充一句：
“这一点，我们厂里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说。”她原来的那股高兴劲儿，似乎因为我的这句话，被打消了一半，脸上的喜色顿时变成了阴云。
“所以，你得有思想准备。如果仅仅是撒谎还好，最重要、最严重的是，他在检讨里安钉子、打埋伏、准备秋后算帐，我担心他耍两面派，回来对炮轰派搞反攻倒算。”
“我们那几位老乡也是这么说!他们还说，你们回来前捍联总就传出潘、汪检查是策略的说法。”
她说的几位老乡，是湖南大学66届毕业生、“湘江风雷”的几名成员j××、S××、Y××等人，分配来101厂工作。因为是老乡，又都是造反派，在当时属于局外人，看得分明，所以开诚布公跟她说了这些看法。
“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不过，我有点儿想不通，潘复生这样的高级干部，能不对自己负责吗？”玉梅将自己心里最后一片狐疑终于说了出来。
我说：“孟子早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说，那些当大官的人，说话不一定言而有信，做的事情也不必一件件都能兑现、办到底。这要看这些大官们，他们觉得怎样说、怎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
这就是我们夫妻俩见面的头几句话。
我的这种担忧，也是当时许多炮轰派头头的内心所虑。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潘复生还抱有幻想、寄予期待。在我翻阅1968年有关材料、整理思绪时，看到潘复生批示“此件打印常委同志阅”的一封1968年1月从延边寄来的哈军工学生给潘、汪的信，特转述如下，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一位一般学生的赤子之心，并可从这一侧面，看到或者悟出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某些情形。
敬爱的潘复生、汪家道同志：
您们一定很忙吧?我几次想写信，却唯恐耽误您们的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从“8•18”起就和您们一起战斗着的普普通通的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有很多心里话，一定要对您们讲。错的，您们水平很高，完全能批判，要有百分之一可取之处，供您们参考。
今天，是我们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特别高兴的日子，正是一年前，天翻地复慨而慷。在全国许多先进地区的行列里，我们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您们一起，也胜利地开始了大夺权。那时我在延边，虽没能亲身参加，但我们同样过了几个欢欣鼓舞的不眠之夜。我们回想着在白色恐怖时和您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岁月，向往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时的光辉灿烂的新局面。我们在延边，也以实际行动同您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毛泽东的事业更顽强地战斗!
前些日子，我们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总理说：“我们黑龙江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由衷地高兴，无限自豪，同时更感到我们的责任。昨天，我还收到一个战士从乌苏里江边境写来的一封信。他们才到边防站五、六天，就发生了四次苏修武装干涉，打死打伤我边民和我们最敬爱的解放军战士，苏修每次干涉长达20——30小时……当然这些情况首长们一定更清楚，可是我还想讲，因为我们常想这些，一想起来就感到我自己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做得太差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迫使我们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些。只要我们只争朝夕，努力向前，拼命向前!党中央、毛主席、总理也一定要求我们新生的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像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那样在全国起到先锋作用，推动作用。
怎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呢?我学习的体会：首先是炮轰派和捍联总，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斗私批修”，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这就是毛主席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要快步向前!
最近又看到全国有些地方出现反复，看到今后更重大更光荣的任务，我们很急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由于我们长期没能参加两派斗争，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只能向首长们反应一下一些群众的想法：
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多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派联合办”，这是主要途径，是落实十二条的关键，是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今年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
怎么办?从这一段的实践看，第一要有群众运动；第二，在于您们的高姿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运动是不行的。”一定要形成潮流，要形势逼人，势不可挡，这样群众才能发展得更广泛，形势才能更好。现在社会上炮轰派壮大自己力量的趋向不对头(又是必然的_——指原来的暗炮、正确处理派站在炮轰派一边——原作者注)可我们怎么因势利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搞群众运动。我们也试着去做了。而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的能力之太小，收效甚微，常受到派性的干扰，坏人的破坏，但我们决不逍遥，更不颓废，干革命就是同困难作斗争，“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们还要不懈地努力，不实现毛主席战略部署，誓不罢休!在多次的教训中我们感到特别需要您们的号召。要上有号召，下有声势。特别需要您们：潘复生同志、汪家道同志，以及省革命委员会其他同志的高姿态。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您们的检查和中央的批示时，我们多么急切地盼望您们回来，多么急切地盼望您们能带着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早些和我们见面啊!敬爱的潘复生同志、汪家道同志，我们，以及炮轰派的绝大多数革命同志也都知道中央对您们错误程度的估计，但您们的检查姿态很高，我们对黑龙江省尽快实现毛主席战略部署充满了信心。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知您们是否知道，那天宣读中央的批示和您们的检查时，我看到有的炮轰派同志都激动地掉泪了。他们也在等待着您们的实际行动，毛主席思想的威力，中央的力量是巨大的，决非一小撮坏人所能长期对抗的!
元旦那天，我们又听说您要参加我院两派共同举办的晚会。当然这是个谣传，那天您一定有事，根本没来。可是当时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了，从中您能体会到我们的心情，以及对您们的信任。我们想至少首长们会到我们这三个单位之中一个来和群众见面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您一个字，就连由省革命委员会主持传达中央文件的会上，您的检查也是其他同志代读的，更没有见到您。难怪炮轰派中又出现了这种不正确的议论：说您们的检查是被迫的。一想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就有多少心里话和想法要向您们谈啊!虽然我们有的多是善良的愿望，提不出“超人”的见解，我们还是试着到革命委员会去了，但几次都没能见到您。
今天，我又看了看您的检查中那几句深刻的话：“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向群众学习。”
我也看了看您的决心：“我们坚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密切联系群众。”
我更记得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勉励革命委员会时，提到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解决问题。我不想重复很重要很感人的话了，首长们都亲自听了。我倒想再举一个3168部队“支左不支派”的生动事迹。延边也有个犯错误的造反派，叫“八•二七”，他们大揪“军内一小撮”，多次冲军管，不仅有静坐，而且绝食。但3168部队首长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始终对他们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有一次延大八•二七刚刚扣了一个连队的车，同时又伸手向部队要粮食，他们不承认解放军，公然大骂“一小撮”，但是部队承认它是犯错误的造反派，当天就派那个连送去了粮食，以后还主动送去大批判栏需用的木材，经常和八•二七耐心地一起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尽管有时八•二七这个群众组织姿态很低，3168不愧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高姿态。天长日久，群众看得清楚，就连八•二七的多数人也明白，“主联派”多起来。延边国际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吉林两派又打得那么厉害，为什么延边造反派之间武斗少，一方面群众敌情观念强，关键还在于3168跳出派性的圈子，特别是3168部队首长们“支左不支派”。
相比较我想举个咱们革委会的例子。是些刺耳的话，但正像您所讲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非常希望您能看完。
十二月五日下午，军工炮轰派为了向党中央、毛主席，向省革命委员会，表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决心，举行了游行，严冬腊月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在路上高喊“热烈拥护中央指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尽快实现大联合，共同对敌立新功”。然后到省革委会送了决心书，他们特别注意维持一0七门前秩序，怕坏人钻空子。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炮轰派6•5事件半周年纪念的真相。
我从游行发起(一开始建议两派一起搞)一直跟到省革委会，真没想到就能让两千多群众，在外面冻了40多分钟。还好，最后让进去了，炮轰派自己把红色的决心书贴在地上，省革委会那么巧没有一个负责人在，甚至连一句话讲也没讲。
当时我刚从延边回来，对很多问题还不理解，把许多意见反映给咱们革委会的徐广林、孙振玉同志了(电话31207)为了不占用您们过多的时间，我只想再重复一句：炮轰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啊!尽管它炮轰省革委会是错误的，为什么对的事情咱们革委会就不能表示一下支持呢?3168首长们，他们常常主动找八•二七的长处，给以鼓励。如果说因为支持炮轰派一些对的，或批评了捍联总的一些错误，会(暂时)失去一些捍联总的群众，长远的看，那赢得的将是黑龙江省的二千零五十万，将是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真正的权威建立在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工作上，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敬爱的首长，毛主席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无限期望欢迎您们到群众来，炮轰派也有这个要求。我们愿您们真正能在炮轰派群众中建立起比捍联总群众中还高的威信。我想捍联总的同志也有这个要求，最近由于贯彻十二条、六条(指军工两派协议——原作者注)遇到不少阻力，我院两派都有些向“左”转，很可能出现新的反复。
当然有些反复很难避免，有一些，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暴露坏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尽快执行。在昨天捍联总的会上，陆放同志的讲话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他说他过去“右”了“不讲斗争了”，其实他在北京谈判期间是坚持原则的，不过那时在中央身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观念高于派性，现在经受不住群众情绪的冲击，分明是“左”了。学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有时摇摆，不足为怪，这时都更体现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敬爱的潘复生同志、汪家道同志以及省革委会的所有负责同志，您们的高姿态，不仅是搞好，您们革命工作的需要，同时对军工的干部，对全省的干部，甚至东北、全国的革命干部在“支左不支派”上会起到推动作用的，就像当初8•18时，大夺权时潘汪在全国的表率作用一样。现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要求我们挺身而出，我们苦口婆心对我院干部的敦促是远不及您们的身教的。
千言万语，根本希望就提一条，首长们，到群众中来吧!
群众需要您们来当学生，群众也需要您们来当先生。范正美同志有句话讲得好：“去掉怕字，换成敢字，去掉私字，换成公字，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浴血奋战得来的新政权就需要那些“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同志，就需要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好同志。
回顾四个多月来，中央对黑龙江英明、具体地解决，总理等中央首长们花费了多大的精力啊!我们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红司令这样关心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尽快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熟阅中央文件，深思首长的讲话，那字里行间，对今后的方向指得何等明确，多么语重心长啊!我们红色造反者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为在黑龙江尽快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纵有刀山，我们敢上，有火海，我们敢闯!“我们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我们誓作“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敬爱的首长们，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
《小学生》战斗队普通一兵
1968年1月10日
这封信表达了当时一个普通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省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当时形势及其促进革命联合、促进文革向理想方向发展的，质朴的思想情感、善良的心境、良好的愿望和火热的心肠，至今读起来仍然有一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力量，虽然洋洋数千言，但情随境迁、语应理出，一点儿也不觉得冗长，人们从心里可以窥见写信人的心扉，听到他在用心与潘复生对话。诚然，也可以通过这封信领略这位学生的机智和过人的胆识之处，字里行间多少带有诙谐、幽默甚至讥讽，然而，潘复生所见的，也许只有年轻人对他的崇敬和恭维，而尚未真正理解其真实含义，以及个中对他的揭露和批评，所以将这封信原封未动地批给了常委们一阅，使我有可能转述在此。这位年轻人的心境、情怀、热望，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般大学生的写真。我们当时就是怀着这位年轻人一样的真善美，而未知潘复生的假恶丑。所谓书生气，也许就是青年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虔诚，去劝人放下屠刀，改恶从善，立地成佛，把复杂的政治人物理想化，过于从好处想入非非了吧。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因而我把它保留至今。
客观地说，刚回哈的一段日子，潘复生并没有马上搞什么动作，他甚至还交待我和刘雪峰领导搞赵去非的调查。因为当时周恩来派的监督员——总后的史一民副部长还在哈尔滨。这位40出头的军人，中等身材，可是一位言语不多、真抓实干、极端负责的好干部，成天坐车四处巡查。见潘复生发表红卫兵给他的信件，市面上又是那么平静，双方尚无大的出格，便报告周恩来一切事情都在轨上运行，交办的大事完毕，可以批准他回北京交差了。
然而，中央监督小组一走，潘复生对炮轰派进行反攻倒算便试探性地逐步升级，直至后来肆无忌惮。
在潘复生看来，最使他威风扫地的是范正美。因此他处心积虑地要报复我，叫我吃不了、兜着走。按照他的妙计，只要在炮轰派里层层抓坏头头，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揪到第一个坏头头范正美。
过了1968年元旦，省革委会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组织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那位红卫兵所言，按照当时的做法，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潘复生、汪家道亲自出面对两派讲一次话，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如周恩来所说，两派都是老造反派，只要潘复生真正认检查的帐，黑龙江省的两派联合是指日可待而破镜重圆的。但是潘复生打心里就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也不承认炮轰派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承认范正美和宋振业曾经正确地向他指出过他的错误。
然而，全省人民记忆犹新，他向中央的检查是印在白纸套红字头的中共中央文件上了的：他确确实实在对待炮轰派、对待群众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可是他却把向中央的认错和承诺甩在一边，继续奉行他的那一套反“二月逆流”的“既定方针政策”。
当时办的这个学习班，潘复生指定我、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负责。但其指导思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具体部署以及我们的分工问题，他一句话也没讲，也没有要我们商量个说法。宋、刘、聂各怀心腹事，不肯多出面，也很不积极。刘同我个人关系好，观点也是相通的，有时也出出面。具体负责办班的是政治委员会派出的葛树喜。这是一位忠于革命又老实厚道的人，怀着落实中央文件、真诚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的良好愿望，一心朴实地工作着。宋、聂找不着，刘也难见面。主要工作实际上就落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决心贯彻总理指示，又没有家的牵累，与葛同具真心，每天吃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学习班没什么活动，他很着急，就成天向我问计。葛不同于我们几个。他是个中层干部，他必须向政治委员会做个明晰的交待。于是我向他建议，搞一次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让大家在阶级感情上靠拢。葛树喜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便抓紧时间落实。
两派在农村学习，相处得很融洽，还召开了联欢会，大家互相拉歌，表演节目。我和刘雪峰还各唱了一首歌，受到大家的热烈鼓掌。在外人看来，这哪里像是对立的黑龙江两派的最高头头聚会。
然而，弄巧成拙，我建议开展的这次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竟然为捍联总搞我提供了一次机遇。事情是这样的：
两派代表乘车去宾县幸福公社幸福大队参观学习之后取道回哈，到达宾县县城中心地段，突然从大街上蹿出几十个中学生，拦住我的乘车，上来强行架我下车，并把我连推带搡地拉到宾县电影院的前台上。电影院里稀稀拉拉站着一些人，声言要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我。我想这是捍联总要寻衅闹事，也许事先经过策划，弄不好可能发生武斗，因此我抱定决心，命令自己要十分沉着、冷静，不管他们起什么高调，耍什么花招，企图激怒我，我只说一句话：“我有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此时，我耳边响起周恩来的声音：不要站在哪一派的立场上，要站在革委会的立场上做工作。此时此刻，我不能指责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什么派来。这么多群众看着我，我必须做出高姿态，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急不恼，和颜悦色，态度诚恳。我这么做之后，宾县的捍联总看这样也很难挑起事端，不会榨出什么油水来，加上刘雪峰也做了一些工作，恶作剧终于作罢。我当时最担心的是，炮轰派中的一些人，沉不住气，说三道四，生出口角来，被对方咬住而互相厮打起来。但是，他们中谁也未吱声，以一种蔑视的目光静观事变，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这使我感到很欣慰。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给我敲响了警钟：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的局面。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他们既然认为我范正美作为省革委会常委都可以随便揪斗，那么参加基层革委会的炮轰派代表又算得了老几?
果真不出所料，在潘复生的默许下，不久之后，全省上上下下，陆陆续续开始了揪斗炮轰派头头的整炮轰派运动。
两派学习班稀里糊涂开始，也稀里糊涂结束。我们四个常委各回各的部门，我和宋振业回政治委员会，刘雪峰回生产委员会，聂士荣回群众工作委员会。不过，我和宋，实际上有职无权。我们俩也只是参加相关的会议，随班唱影，并不吱声。
潘复生根据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经验，机敏地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个个“政治机遇”来整炮轰派。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是从小五界开始而以教育战线的学生运动漫向全国，以致于全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出现了“有些地方很乱”。这“很乱”的有些地方，我认为也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由于出现了“乱”的局面，各个领域的群众，特别是大、中学校，形成了不同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互相之间口诛笔伐，打派仗，甚至武斗，刀枪炮相见，而且还派人四处活动，把已经平静的地方，又让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曾经高度评价学生运动的毛泽东，这时候因为莫名的原因，似乎改变了对学生看法的初衷，而把希望寄托于工农兵。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针对安徽省出现的情况，在一个情况反映上指示林彪：
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23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部队的“三支两军”便在全国展开。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工宣队、贫宣队进入学校的问题。
为此，1968年8月，毛泽东针对学校开展的教育革命指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当时在社会上，经过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这一段批小资产阶级派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于是社会上叫得最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工农兵、工宣队和贫宣队。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各种指示、批示、讲话，除了极少数是通过中央文件或集中报导转发以外，多数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重要署名文章发表的。
1968年夏季，毛泽东在关于一个工厂的文革报告上批示指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不言而渝，这里虽然讲的是工厂的文革夺权、建立革委会后的几道“程序”，当然也是其他各界、各条战线应该照办的最高指示。
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以《革命委员会好》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他说：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论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968年元旦，在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文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当时被誉为“五十字建党大纲”的一段话：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实际上，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党的系统和各级革委会的传输与变压而加以贯彻，其精神实质和重点便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当地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水平。在黑龙江省，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就都按照潘复生的理解在执行。
3月30日至4月2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上述最新指示。在会上，潘复生开始作报告，最后作总结讲话。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65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说：“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23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真是蒙棍肆起，帽子横飞，闹得天翻地覆。作为省革委常委，我“参与并领导”了这次现场会。在会上，自始至终我没有吱声，也没有让我吱声，更不敢吱声。现场会上，发言者慷慨激昂，大喊大叫，更有领呼者振臂高呼，喊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派杀气腾腾，我感到神经高度紧张，头脑发麻，血液凝固，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感。我敢说，当时参加会的人，如果神经正常，有政治良心的话，也会像我一样感到气氛难耐，呼吸压抑、心跳加速。我是哈师院的造反派头头，曾经策划和主持过不少批斗会，还没有见过如此充满血腥味儿和火药味儿。一个省里最高领导，这么草芥人命，说罢官就罢官，说抓就抓，说送监狱就送监狱，而且涉及这么多农村区社、基层干部。我不敢苟同，谈何支持。同时，有一种可怕的责任袭上心头：我的缄默就是对此认同。潘复生带领全体常委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说明是全体常委的共同意志，我是常委便成了同谋，而不是一般旁观者。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无法摆脱这双重恐怖，又不敢同人交流。这种恐怖感的持续就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我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现场会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笼罩着与会的干部和群众，叫人透不过气来。散会后，我注意观察其他常委和我周围的人们，一个个显得十分紧张，屏心息气，互相不敢对视，更听不见对话声。从人们紧张的不同表情上，仍然可以觉察出其内心世界的恐惧，不得不轻轻咳嗽，以缓冲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毛泽东引而不发，而潘复生则是越俎代庖。所以，当时干部群众私下这样说：1966年群众“运动”干部，1968年是潘复生“运动”群众。群众“运动”揭批干部是喊口号，虽然也令人可怕，但真要打倒还得组织作结论，人们还怀抱一线希望。潘复生“运动”群众，指哪打哪，打哪就倒，因为潘复生就是组织、言出就是组织结论；如果潘复生不发善心或党中央不纠正，则永世不得翻身。
“杀鸡给猴看”。被结合的县团以上干部心里明镜似的，很害怕第二次被“真正的”打倒。要想不被重新打倒，就要乖乖地效法潘复生，起劲地抡起大棒子，如此这般地发动“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大抓漏网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许多正直的、不肯听潘复生话的、已经站起来的领导干部，以“漏网走资派”再一次被推进了“牛棚”。黑龙江省的文革进入了一次最严重的反复。
和平一队的“经验”由潘复生紧锣密鼓推广，继而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又在潘复生领导和指挥下，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据当时有人告诉我，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5万人。对于潘复生的这些做法，我感到很不理解，也很气愤。当时我想，这样对待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关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怎么落实？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敢讲话，还有什么文革胜利？但是这些话，我向谁去陈说，只能“回家语妻子”。林玉梅向我描述了他们厂子里搞“三反”的斑斑情况：从厂部到车间、从领导干部到班组长、从技术员到工人，上上下下一条线，方方面面一大片，名目繁多的揭批会，接连不断，说揪谁就揪谁，弄得人人自危。我对她说：
“我看，这哪里是深入搞文化大革命，而是糟践文化大革命。”
“你说话可要注意。”玉梅叮嘱我。她不知道，我对谁诉说我的观感。
从北京回来之后，为了避嫌，我不大回师院，同时，我感到回去说话也是左右为难。我不愿意让潘复生抓住我的现行辫子，我也无意干预哈师院的运动。这样，在潘复生发动“三反”以后，哈师院的有关情况，我只能从别的渠道获得。这时，穆国兴已经进入捍联总的围剿之中，揭批他的大字报，换了一茬又一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日子很艰难，被造反团结合的其他干部，也都进入被围剿的现在进行时，摇摇欲坠，情况很不妙。
在潘复生主持的常委会上，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指示时，潘复生再一次提出，“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提高警惕，深入开展大批判，要坚决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在这个期间，潘复生先后多次发动了对宋任穷、欧阳钦、李范五、杨易辰、王一伦等人的大批判。他组织各种知情人(即原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原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以及他们的秘书等)的会议，一个个地亲临现场指导，口问手记，循循善诱。对此，潘复生自我欣赏，且很得意，感到用这种办法揭发了上述领导人不少“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并以此认定，大有干货可捞，就是思想不能右。这里的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就是平日里因为私情而说的某些当时不太合时宜的话。潘复生用种种手段，又打又拉，又逼又诱，掏出某些人的“心里话”，以供他作为向他们攻击的重磅炸弹。以致于后来我省有三个领导人，因为揭发欧阳钦，提供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被欧阳钦点名他死后不得让他们参加他的追悼会。我想，欧阳钦气愤的，绝不是认为他的部下揭发了他，因为这在当时为情势所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是两人个别谈话，具有极特殊的时空条件，属于朋友之间的私情、隐私，茶余饭后说出来的一些快言快语或者漫不经心的几句短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些牢骚，怎么可以将它们扯到政治生活，并用这种损人损德的事情来换取新主子的欢心，谋求自己的解放，甚至攀高附贵，这就有丧良心，为人们所不齿、天理所不容，使这位老革命动了肝火。
5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批准成立了在庆安柳河开办的“五•七干校”。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根据周恩来多次提出，如何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潘汪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5月6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
“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10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送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受到如此推崇，在全国很快取得了新党校的地位。如前所述，它的初衷是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它的设计者提出：一是通过干校这种形式，集中组织下放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著、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和参加体力劳动，给他们一个离职学习、锻炼，再提高的机会；二是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体力劳动，用来改造犯错误的干部，对于其中表现好的，予以重新启用、任职或加以提拔。但潘复生在不久之后，就将它变成一种单一的功能，即用来作为惩治犯错误干部的劳动改造所，提出了很多“左”的口号和做法，而在其不断反右之后，又变成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另类处置所，因而使“五•七”干校步入歧途，离开了原来设计者的良好愿望。
也许出手太顺利了，潘复生兴高采烈地继续做他的反右倾伟业。
5月初，潘复生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其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我记得大约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潘复生立即指示各级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并在不久又同意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商店“闭店”搞革命的做法，用以揭开商店的“阶级斗争盖子”，接着他又从7月下旬到8月初，亲临现场，到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财贸战线的迫切任务是狠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我记得最清的是8月中旬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潘复生为省直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稿子。
公正地说，潘复生写报告稿子，有一个好的做法，那就是他事先跟起草人个别商量，提出他要讲的详细提纲和具体写作要求，供写作班子参考。值得玩味的是，这本来是惯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以前在讨论潘复生报告稿子时，起草人从来不说什么。可是，这回为他起草报告的陈俊生却在讨论前先作了一个郑重声明，告诉大家报告稿是按照潘政委(潘复生这时兼任省军区政委)的具体指示起草的，但由于理解的不深，希望大家进一步提出意见。说完，陈俊生特别瞅了我一眼，似乎要我理解他的苦衷，我报之以苦笑。
在这个报告稿中，潘复生提出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命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这是我这个政治系毕业生当时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我在翻看报告草稿时反复想，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这是最近屡见于中央报刊的提法，但是，中央报刊还从来没有像潘复生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一再提出反倾向要特别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来没有说过只要反一种倾向就行。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开展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觉得当前既有右倾思潮，这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对江青不满，攻击毛主席；但也存在着严重的极“左”，这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讲民主、自由，不讲集中、纪律。两种倾向，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都很不利于团结两个大多数。这在全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就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怎么说只要反右就行呢?这种提法和做法，不仅在实践上很有害，在理论上也是根本错误的。我实在想不通，几次想发言，但是，一想到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情，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感到脊背冒凉风，不寒而栗。我的思绪首先回到我和宋振业的检查上。
在我看来，潘复生急于要挽回失去的面子，恢复自己的权威，便通过不断反右来实现这一愿望。它运作两条战线：一是大抓漏网走资派，致使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又面临着被重新打倒的危险，在干部中制造紧张气氛，人人自危；二是狠抓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修正主义特务；叛徒）、阶级敌人和现行反革命，在群众中制造紧张气氛。在这种政治情势下，人们噤若寒蝉，说话极为谨慎，唯恐一时说错了话，被人打小报告而被抓住，送上政治审判台。凭着这种政治攻势，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利用捍联总一派掌权，把重炮对准炮轰派和支持炮轰派的领导干部。省革委会也有人放风，要给范正美一点颜色看看。鉴于这种趋势，我和宋振业商量，应该向潘汪做个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有缺点错误，以争取主动。我向宋分析了潘复生的心理，宋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说：
“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错误根本不认账，迫于总理的压力，瞒天过海，对中央搞欺骗，说假话，蒙混过关；对下耍职权，施淫威。照理说，应该是他主持捍炮两方面的常委坐下来，谈谈心，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双方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促进全省形势的发展。但是，因为他不认错，甚至要报复我们告他的状，继续支一派、压一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高姿态，可以争取干部群众的理解，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就会被动。”
“对，调子不妨高一点。”宋振业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们伏在办公桌上，他一句，我一言，很快成稿。于6月10日，我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我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查。我们抱着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的错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提供材料，同时也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段历史，我这里引用几段原文。我们在一开始检查说：
去年，在阶级敌人大刮三股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对待省革委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
1、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维护新生革委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听取领导同志的帮助，而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丢开工作，私自离开革委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
2、我们是省革委会的常委，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不但擅自离开了革委会，而且参加了炮轰派，迁就和迎合了许多错误，对省革委会采取了许多对立的做法，起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革命权威，增大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致使黑龙江省革命和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对此，我们感到特别痛心。
3、阶级敌人煽动极“左”思潮，把水搅混，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嗅觉不灵，没有认清其反动本质，错误地也跟着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客观上迎合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毁我伟大的钢铁长城的需要。同时，我们还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界限，写了几篇文章和公开信，对形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说了不少错话，影响很坏。
4、骄傲自大，唯我正确，对于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同志和全体常委的批评、帮助很不虚心，态度很不端正。没有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教导，虚心向领导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致于失去了可能避免或尽早纠正这次错误的机会。
其后，我们又进一步从主观上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一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差，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深，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特别是对革委会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认识不清；
二是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学习，长期来脱离工农兵，脱离实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但并没有读进去，更没有在头脑里生根，参加省革委会之后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本单位斗批改；
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自觉地抓紧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我们没有很好地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我们递交上述检讨时，还给潘汪写了一份短信。信中表示：
“我们希望能向首长汇报一次，在常委会上作一次检查，听取首长和其他常委的批评帮助，妥否?请批示。”然而，过了10天，潘复生只是在这封信上批示：“打印常委同志阅。潘复生六月二十日”。此后，对我们就没有下文了。
说心里话，在我看来，我们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有关事实及其认识说过了头。应该说，我们心地善良，真诚地认错，但是潘复生却不是这样看。我和宋振业认为，潘复生不是要我们检讨，而是要整我们，重点是我。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检讨正中潘复生的下怀，为他整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的思绪又转向前几天，哈师院和农学院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我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还有，我没有料想的事情也发生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没有要住房，而是临时住在办公室里，玉梅在平房101厂上班，星期六下午下班回来，晚上就和我挤在办公室设的一个单人床上。当时我在政治委员会上班，办公室设在现在的民政厅的三楼。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五点来钟，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把我惊醒。我赶紧推醒玉梅，穿好外裤，还没来得及穿上衣，门就被强行推开，由师院捍联总的P××带领五六个人冲进办公室，我一边系裤子，一边说：
“等我穿好衣服。”话音未落，P××就一把拽住我，强行拉着我往外拽，因为没有站稳，我被拽倒在地上，他和其他人就拉着我一直拖到走廊楼梯口，大约有十来米，拉得我两个手臂生痛，便大声喊叫：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穿上衣呢!”到楼梯口，我说，“让我自己走不好吗?”这时玉梅跑上来把上衣递给我。其中一人说，“让他穿好衣服，让他自己走吧!”P××这才让我直起身子。
下到一楼，外面早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着油门在那里等着。这回我主动上了后面的车板，免得皮肉受苦。在去师院的行车路上，我盘算着应该怎么应对眼前的事变。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反《十二条协议》的。因此我抱定这样的想法：一不要怕，不能有丝毫的懦弱，否则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你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而且老子是领导你们的造反司令，对于你的老底我最清楚不过。二不要硬顶。我是他们的头头，现在又是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群众组织代表，不能失了风度，而且在这种场合也要给他们以教育，继续为他们做出榜样。于是我决定不多说话，以免用词不周，让对方钻了空子，横生枝节来，纠缠起来就会把事情搞复杂化，难得脱身。
到了哈师院，大卡车开到文史楼前，p催我下车。这时已经六点多钟，但是，也有三三两两的学生上教室。文史楼进楼需要下几个台阶，P××在我举步下台阶时，连连怼了我几拳，我故意大声地嚷道，以使人们注意他的行径：
“老P，要讲理，不要动手打人吗。”我故意放开喉咙。
他亮着嗓门喊：“我就打你来着，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又是几拳。
我不再作声了，因为我是深知这位P大爷的脾性的。在哈师院，提起我同年级一班的这位C族同胞，他的为人和脾性，早在文革前就无人不晓；当过政治系造反团分队副队长，现在是政治系捍联总的一把手，领导着几十人的队伍。个头一米六十五、六，身体墩实，大落腮胡，眼睛黯叠，脾性悍倔，是全校造反派中的一位出名的心高气傲、不服人劝者，常常生一些又怪又“左”的主意，令人们很难同他为伍。我何必同他计较而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师院是我的家，这里有我那么多的同学和老师、战友和知情者。他们了解我，支持我，关心我，会保护我的。
P把我推进了文史楼政治系北厕的一间小教室里，并没有别人进门来。这时我也明白了，这并不是哈师院捍联总有组织的行动，很可能是P几个人搞的恶作剧，对于这位可敬的P同志，我只有以柔克刚，以逸待劳，激他暴跳，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P对我大声吼道：
“向我们交待你是如何炮打‘三红’的?”他站在我的对面，叉着两腿，显得十分傲慢无礼，不可一世。
“你们这样绑架我是错误的，我是省革委会常委。赶快把我送回省革委会!”这时我已确认是他们几个人制造的事件，态度也强硬起来，便冷冷地说。
“你还摆什么常委臭架子?老实交待你的问题。”P咆哮起来。
“我郑重地对你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赶快送我回省革委会。”
无论他怎么责骂、怒吼，我总是重复这么几句话。
我这样做之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看到有两个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把P叫出去了。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约不到半个小时，省革委会就派车把我接回政治委员会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玉梅身孕约四个来月，俗话说“三活四不活”，因为这次惊吓差一点儿流产。我走进办公室，见她躺在床上，心头一悸。她说：
“不好了——流血。”
我嘴上说：“不要紧吧?”但脑海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后果。又补充道：
“不要动，我去问问楼下陈大爷，老头有经验，他会告诉我们办法的。”
老陈管收发室，平时没事我常在他那里聊天，并从中了解群众中的一些活情况。根据老陈的建议，我们赶快到医院检查。经过大夫及时采取保胎医治措施，总算保住了，我悬吊的心才放了下来。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觉得这是整我的一个信号。从此，我告知玉梅，要充分做好我被批斗的思想准备。
想到这里，报告里的字字行行，忽然伸长起来，在我的眼前幌动，仿佛成了一尊咆哮的恶魔。
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最近哈师院以及其他院校传来的种种可怕的信息：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我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说来应该谴责的念头：让他表演吧，历史会惩罚他的。潘复生把我的好心进言，当做攻击，向中央申诉认作仇敌。在总理的教育下，他向中央耍两面派，瞒天过海，搞假检讨，于今倒行逆施，走得越远越好。“物极必反”，违背辩证法必受惩罚。看到底谁笑到最后。如果我在此时向他讲起我的不同见解，他不但不会接受，甚至会把矛头立即指向我，说不定他又要搞什么新花样，我何必自投罗网，自讨没趣，自寻烦恼。想到此，我不禁黯然失笑。我急忙扫了与会者一眼，幸好人们并没有注意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着别人的错误而产生的幸灾乐祸的思想。这是政治斗争逼出来的畸型意识。我情知这是与共产党人的党性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我的这种意识却与日俱增，以致于以此为快，从而在潘复生的高压之下获得一种轻松感。
潘复生搞炮轰派借助于三种机遇：
一是贯彻“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8年之夏，整整进行了两年。到六月份，只有云南、江苏、宁夏、广西、西藏、新疆五省、自治区尚未成立革委会。这些地方，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升级。其他地方的大武斗不多，小的武斗也不断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广西为最：铁路交通遭到破坏，无法恢复通车；连援越物资也敢抢，拒不交还；连续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6月13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也未能予以制止。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个《布告》发布之后，一些地方武斗仍有发生。其中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的不法事件：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撤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运输，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动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个布告所作出的决定，只约束当前，不具追溯力。但是，潘复生接过这些条文，便以此为令，提出要揪1967年哈一机武斗炮轰派的策划者，从而把炮轰派的李金义、王金歧、马树森等人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抓哈军工、哈师院的武斗策划者，终因是他自己组织捍联总出手而拿不出炮轰派的什么事实，只好作罢。
二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而潘复生以人划线，以事划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派性，一方面在炮轰派中搞清理坏头头活动；另一方面对参加炮轰派的人员中大挖阶级敌人，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案件。
三是在整党中，《红旗》杂志于1968年10月发表的第四期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清除废料，社论有这么一段话：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这些来自北京的最高指示，潘复生迅速地接了过去，用以对付曾经炮轰过他的人——领导干部和群众。
还有两件事，更是直接帮了潘复生的大忙。
一是毛远新“四月来信”，为潘复生抓紧整炮轰派、报复我提供了令箭和契机。
所谓四月来信是1968年4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潘、汪将其公布于众。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如获至宝，令办公室加印而广为散发，这就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潘复生决不是让炮轰派通过学习和整风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大打出手，欲将炮轰派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毛远新始料不及的。我相信毛远新后来能知道他是不了解潘复生其人的，也是不了解总理关于省革委的谈话那么苦口婆心，有一种弦外音之妙。这封信之所以被潘复生作为棍子耍，就是毛远新的片面性所致。他还应该认识，总理接见时讲了两个方向性：革委会对群众、炮轰派对革委会，并没有明确点出来，而从正面加以引导，其良苦用心，体现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毛远新确实年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复性，只图一时痛快，做了别人的工具。
再就是穆国兴之死，使潘复生放开手脚往死里整我。
穆国兴于1968年8月5日自杀身亡。我同他最后一别是7月初。在这之前，我听说他心情不好，便前去看他。
5月16日，穆国兴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书面检讨。他诚恳地向潘、汪检讨，认为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从六个方面，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多角度分析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之后又主要从主观上多方面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十分诚恳，确实是教训总结，出自内心地认错。从检查中看出他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但是，对于这样一份检查，潘复生只是在其检查书的打印纸上面写了“此信打印常委阅”七个不冷不热的字，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穆国兴抱着极大的希望，结果是，师院捍联总发出一个比一个调子更高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他说：
“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我听着他申述自己的委屈，感到他满腹不满和牢骚压在他的心头，淤塞于胸，应该让他都倾泄出来，他的心情才会好得多。否则的话，他会得病的，或者因为想不通而做出傻事。他的一腔衷肠，向谁倾诉，也只有我和其他几个在文革中同他一起过来的人。我劝他：
“老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大河，也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高山。俗话说，乌云遮不住太阳，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不要把眼前得失看得太重。这是对我们党性和人性的考验，坚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也不要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毛主席不是说过，要准备坐牢，准备杀头吗，这才哪里到哪里啊。你可千万要挺起来，不要想不开。要想着，我们还有那么多同志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不是属于自己。”
他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你说得对，这么多同志的命运同我联系在一起，我怎么做出对不起大家的事来。”
我说：“你可千万要想开啊。你说得对，我们这些人联系那么多的人，不要光想我们自己，还要想想那么多跟我们干的人怎么办。”
说到这，穆国兴激动地站起来说：“我那次从北京回来，被他们抓住，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的?”他开始哽咽，沉痛地诉说：
“正美啊，他们把弹簧套上橡皮筒，抽打人，不见外伤得内伤。我现在腰疼得厉害，常常尿血。你看，我的这根肋骨折了。我的眼力也在下降。”
我说：“你该看病看病，不要管人家怎么说。”
他叹惜地摇摇头。忽然说道：“没什么，大不了还去当我的教员。”
我说：“你有这个精神就好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大声说：“放心吧，正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从他那里出来，对胡云飞、任万新和杨桂宾说：
“看来他的精神还可以。你们离他近，一定要多关照他，千万不能让他寻短见。”
他们几位几乎同时说：“老穆不至于想不开。”
然而，我们担心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留下的是这样一个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我是贫农出身的孩子，在党一手培养下，参加革命队伍，入党后将近20年的时间，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我一直热爱党和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犯过大错误，我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参加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去年十月以后就开始认识错误，做了几次检查，今年5月，我曾要求潘汪找我谈话，给与批评帮助，至今无音信。今日倒穆运动，又掀高潮，对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这使我无法理解：初则打成两面派不成，继则企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拉上关系，也不成（因为没有事实），现在则打成漏网走资派。总之，不打倒穆国兴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
黑龙江两派斗争，在中央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月做工作，做得那么细致、耐心，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两派达成协议，中央发了文件加以批示，问题已解决得很好。回来后，按中央指示，大联合迅速实现，形势很好。然而，捍联总撤销市区两级组织大会以后，对炮轰派的调子又逐步上升。目前又把中央批示和12条及三个单位在京达成的协议抛在一边，又重新原来某些人的错误政策，我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对炮轰派瓦解、压垮的方针，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
关于我的问题，我只能说：
一、我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背后没有搞阴谋，我的错误是明处的，我和王关戚没有任何关系。
二、我不是走资派，更谈不上漏网。我在教学工作，在61年以后到64年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我犯一些错误是一方面，我在教育革命期间（58年到60年）按主席指示做了一些工作，还有成绩的一面。
现在从反革命分子嘴里抠出几句对我子虚乌有的话或者一两个升了温的材料就强加于我打为走资派，这是妄想。
三、我和总部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这件事，我很痛心，我们犯错误悲剧就在于我们主观上认为那样做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是从忠于毛主席的国情出发的，没有什么个人私欲，没有什么阴谋。在我发现错误的时候，是想努力改的。
我的这些错误，都可调查，会弄清楚的。可以审查一百年，但也不会得出什么走资派、两面派什么反革命死党之类的结论的。
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去年十月的折磨，使我的左眼已失明，连日对这些问题想不通，精神痛苦，长夜失眠，右眼也半失明了，我今天已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条件，我已无路可走了，我要向党向毛主席交待的都已交待了，我没有背着党的一面。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错误把人置于死地，发动一年来的倒穆运动，还没有成功。我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你们的私欲，把我完全否定。
穆国兴含冤抱愤而死，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是想错了；在潘复生看来，这为他发动对炮轰派、对范正美的攻势，找到了最好的引爆口。
1968年7月下旬，我随政治委员会工作组(照理应该是我任组长，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由政治委员会下面的一个组长担任)，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作组成员，不过大家对我很尊重。在五常县三和公社贯彻潘复生的指示搞反右倾运动。可能是8月6日下午，我们正在地里劳动，工作组组长钟济福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家里有事，请我回去。我知道准没有好事。
回到政治委员会，主任张多树对我说，没有别的什么事，“师院穆国兴上吊自杀了。”
我当时感到脑袋被重重的一击，脑海“轰”地掀起一片狂澜，顿感眼前模糊一片。对于穆国兴可能出现意外，我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然而一旦成为既成现实，还是感到不堪承受。张主任似乎很理解我此时的情感，并注意我的反应，沉思片刻后，平和但颇具重力地说：
“我也感到突然，有点儿接受不了。但是阶级斗争是很残酷、很复杂的，我们考虑他可能有什么重大问题交待不了，师院一些人认为他是畏罪自杀。你对此比我们清楚，所以把你从第一线找回来，由我找你谈谈，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向组织上作个交待。”他又顿了顿，继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希望你要争取主动。”
张多树的谈话虽然很平和，也没有添枝加叶，这是这个军区老政治部主任的风格。我觉得此时此刻，为穆国兴辩解是徒劳无益的，只是淡淡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也不说什么了。我会考虑组织上的意见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穆国兴的自杀，我们感到极度地悲哀。很理解和同情他的遭遇，可社会上风声益紧：
“穆国兴畏罪自杀!”
“穆国兴是个聪明人、开明人，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要不然他不能自杀。”
于是，经请示潘复生批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成立“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专案组，由文革组的张永昌任组长。
潘复生整我的升级便从此开始。
关于潘复生整炮轰派的情况，讲起来可能显得琐碎。我想，有文字可考的关于炮轰派的平反材料，最能说明问题，它们现在仍然存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为了减少篇幅和避免重复，也便于人们研究历史，我这里全文复录中共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11月17日所作的《平反决定》。也许读起来还有点儿意思。仅此一端，便可窥见潘复生动作中的许多奥妙。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十五个
“反革命事件”、“重大政治问题”和因事件
牵连而受迫害同志的平反决定
在清队中我院搞的十五个“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是大卖国贼林彪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叛徒潘复生(注：打倒四人帮之后潘复生叛徒予以平反)推行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革命委员会积极执行叛徒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以下复录这一称谓只提潘复生路线，别的都是原文照抄——作者注)。
搞十五个所谓“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把一派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打击镇压一派革命群众。
在上述极端错误思想指导下，院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秋冬之际，利用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借肃“二月逆流”之名，用“大围剿”和所谓“大打人民战争”的手段，采取颠倒是非，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甚至有的无中生有，将下列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给当事者加上种种罪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所谓事件是：
一、八•一六事件
所谓“八•一六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致使我院两派革命群众大打内战。1967年8月16日，一派群众将另一派群众撵出主楼。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中，将该事件定为“8•16反革命武斗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郝忠、吴文中、受触动的有刘洪路、贾作富、张景滨、张云堂等同志。
二、八•二三事件
所谓“八•二三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由于驻我院军宣队解放军同志支一派压一派，一部分群众将解放军撵出主楼。院革委会利用贯彻两个布告之机，将该事件定为“八•二三反军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世儒、郝忠、傅成武、陶大方、张锦龙等同志，受触动的有：李春、贾作富、任国庆、张云堂、张景滨、刘洪路、李志超等同志。
三、九•三事件
所谓“九•三事件”，是在1967年9月3日，潘复生借32中武斗事件下令武装围攻师院。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重大政治问题”，并进行了追查。被重点揪斗的有：王宝大、刘洪路、任万新、吴文中、李志超、汤宏庆、孙庆发、傅成武、迟广林、陶大方、娄路征、郝忠、靳东昌、隋玉宝、刘守文、张锦龙、温成德等同志。
四、一○•六事件
“一○•六”事件本来是潘复生一手制造和操纵的夺权事件，是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的严重行动。但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反说是一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这样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在“一○•六事件”中被部分群众抓去拷打的有：穆国兴、王世儒、魏醒学、董振山、杨桂宾、张锦龙、潘云波、周玉衡、李春、董斌、刘式勤、马宝荣、崔云亭、王乃安、魏福、金世荣、阎德喜、孙成业等同志，在清队中又将穆国兴、王世儒、魏醒学、董振山、杨桂宾、张锦龙等六同志作为主要人物进行了批斗。
五、“五•二三”事件
所谓“五•二三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当时一派部分群众揪斗了另一派群众李桂珍。在清队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进行了追查。被重点揪斗的有：李阁清、李云庆、程显友、胡云飞等同志，受触动的有：贾作富、高毅、魏醒学、郝忠、武贵发、汤英、徐忠彦、杨书奎、焦彬林、周玉衡等同志。
六、狗肉宴事件
所谓“狗肉宴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一派革命群众中的部分同志，于1968年元旦吃狗肉举行新年酒会。在肃“二月逆流”时，院革委会将该会定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敌人炮制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因该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宝大、刘宏路、郭宏志等同志，受触动的有：靳东昌、刘守文、章国华、任万新、张锦龙、娄路征、陶大方、张庆国、安宝田、李志超、潘云波、刘玉鹏、张英、张景滨、迟广林等同志。
七、私运军火事件
所谓“私运军火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造成的。当时，因“9•3”师院被围，一派有的群众去沈阳搞一支枪和十枚手榴弹(上述武器早已清点上交)。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私运军火反革命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郝忠、靳东昌等同志，被触动的有：章国华、杜灵芝、许乃妍、李述之等同志。
八、江北黑会
所谓“江北黑会”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由于院革委会派性掌权，在倒穆(指潘复生指使师院捍联总推翻穆国兴的革委会主任之职——作者注)高潮中，于1968年7月27日，一派革命群众中的13名同志去江北游玩并议论形势。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江北黑会”。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任万新、牛德林、董学章、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等同志，受触动的有：潘云波、董振山、王铎生、周玉衡、李春等同志。
九、三线问题
所谓三线问题，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所造成的。在1968年8月10日因一派革命群众去沈阳调查我省公检法等问题。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借追查三线问题为名，重点揪斗了王世儒、李阁清、胡云飞等同志。
十、制造军火，砸药品库(外库)，窃取化学药品事件
此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不断升级所造成的。1968年8月，一派部分革命群众取出化学药品制造土炸药，雷管和火药棉等。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把这个事件定为“严重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世儒、袁福才、张洪志、张锦龙、宋文琴、初敏生、刘宏路、王铎生等同志。
十一、砸武器库事件
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不断挑动武斗，我院武器库被砸(武器早已运走)。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这个事件定为一起“重大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刘宏路、任国庆等同志。
十二、王关戚黑线问题
所谓“王关戚黑线问题”，是在潘复生直接旨意下，认定驻哈记者站是王关戚黑线，因董学章是这个记者组的通讯员，借以和王关戚挂上勾，来证明一派不是革命的。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定为“王关戚黑线问题”。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董学章、姜振环等同志。
十三、私设电台事件
在潘复生不断挑动武斗的情况下，1967年在哈师院、哈一机被围前，一部分革命群众想用步话机改装电台，便于两点联系，但未成功。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时，将该活动定为“重大政治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麻桂莲等同志。
十四、绑架谋杀潘、汪事件
所谓“谋杀潘、汪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天，一派在京的部分群众，想找潘复生辩论。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谋杀潘、汪反革命事件”，使郭宏志受到了拘留审查，任万新、李明、马兴彦等同志被揪斗。
十五、改组省革委会事件
所谓“改组省革委会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潘复生大搞以我划线，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季，一派部分在京同志，一方面向中央反映情况，另一方面也议论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内部个别人员情况。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将该活动定为“改组省革委会事件”，并以此揪斗了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三同志。
以上十五个事件，涉及72名同志。……这些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同时对其子女、亲友在各方面影响也很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潘复生很懂得“釜底抽薪”的策略，他通过挖基础的方式，从哈师院内部来瓦解师院炮轰派进而对我直接下手。这里请允许我原文转述哈师院革委会1971年关于对我的平反决定的前一部分：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被错误
打成“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的平反决定
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是潘复生推行破坏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潘复生名字之前冠以叛徒二字由作者删去)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执行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其目的是为了把炮轰派这一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打击这一派革命群众。为此，于1968年8月正式成立了专案组，搞了专案。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同志(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但我院搞了大量派性材料——原平反决定注)
登在院对敌斗争简报和全院广播的所谓集团“黑高参”“黑顾问”“黑干将”“黑打手”的还有：王世儒、魏醒学、张锦龙、董振山、牛德林、杨桂宾、李阁清、贾作富、冯秉志、董学章、曹仲英、靳东昌等12名同志；在不同的批斗会上被批判点名为“黑干将”“黑打手”的有袁庆寿、刘式勤、郭嘉梅、王宝大、曹晰哲、傅成武等21名同志；因受牵连而被触动的还有四十余人。
为了加重“集团”的所谓罪过，还把常杰民同志当做”集团的“黑后台”打，把共同课、中文系、数学系、历史系、艺术系以及常杰民等的所谓“翻案集团”打成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和黑班底。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不但打击了这些同志，而且压制了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同时也打击了干部一大片。在他们之中，有的被关进院政管室，有的被送进所谓学习班长达八个月之久。有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使他们及其家属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
这是当时的组织结论，比我自己叙述更明确，也更客观。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一下潘复生整我所下的气力和一般心计。
潘复生在师院“得手”之后，以为时机已到，又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上对我直接大下毒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此会上，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潘复生于11月中旬召开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进行贯彻。会议扩大到县革委会主任，按地区分组，我被分配到松花江地区小组。会议开始是传达学习全会精神，中间就插入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揭发批判。我所在的小组一开始对我很好，我也全身心投入学习，万万没有想到潘复生对我搞突然袭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想过贯彻十二中全会我应该引火烧身。整我是通过散发宋振业在另一个小组会上的发言检讨简报煽动起来的。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我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我认识不高、检讨不深。说实在的我所在的小组只是有了这几期简报之后，才有个别人对我有比较激烈的批评。
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对我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心悦诚服，就是不怕压、不怕吹胡子瞪眼睛。我明知总理对于我的态度，这样压我、批我是不公道的，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但是我是省革委会常委，又不能拒绝来自基层的批评。这是我有理没法说、有话不能说的苦处。潘复生正是利用这一点。
就是这样，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我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杀我的回马枪。每一次潘复生都派自己的妻子坐镇现场指挥。我是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就这样随便开大会批斗，并且还用专车把会外面的群众拉进来揭发批判，在全省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在全省范围内，不少地县及基层革委会也开始随便在开常委会时批斗革委会成员甚至主要领导人。
在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竟将我和宋振业隔离审查，在一零七四栋，安排105、109两个房间，分别安排宋振业和我做反省室，派人轮流看管，直到1969年5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共组织对我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有一天晚上，省革委机关开会，因为等潘复生到会，个别人起哄，就把我和宋振业拉出来批斗了一番。
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让捍联总的人出来搞批判，最经常发言的就是我在前面介绍的L××。我在一次同专案组谈话时，对专案组组长张××说：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用捍联总出来揭批，你不觉得是违反十二条吗?他向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回敬他。
我说：“因为我是省革委会常委，群众可以批评我，但是你是省革委文革组的，你现在又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你有责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而没有任何权力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我也不怕你这一套。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恫吓，不怕高压。”
他同我谈到所谓绑架、谋杀潘复生的问题时说，别人供认不讳了，要我认帐。我说：“这纯属子虚乌有。别的问题，批判缺点错误，调子高一点、低一点，我并不在乎。但这个问题牵扯法律犯罪问题，必须毫不含糊。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你应该懂得这一点。”
他这以后就对我和气多了。
在反省室里，还有一位专案组的B某受张某的影响，也跟我大吼大叫，我也对他很不客气，严厉回敬他，他以后再也不那样蛮横无理了。
潘复生搞我，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在一天晚上，把哈师院院系两级主要炮轰派头头拉到省革委驻地一零七，对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面对面地“揭批”。这是一箭双雕之策：通过现场考察炮头头“转变”的真实性，并警告我已经孤立，不要有侥幸心理，好好交待问题，以争取主动。结果这些同志很机智地用一语双关的问答回敬了他们。比如：
“你认识我吗?”
“你记得有一次，你说潘复生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潘政委是什么?”
“你引用毛主席语录说，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潘复生也好不了。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你看见了吧？我们都来揭发你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老老实实交待吧。”
如此等等，弄得主持者大为扫兴，只好草草收场。
潘复生开始收拾我和宋振业，于是，全省依葫芦画瓢，完成了整炮轰派的计划，实现了捍联总一派掌权。
根据预产期，玉梅将在12月末临产。我几次通过专案组向潘复生要求，见一见妻子商量这件事，可是好几天不见回复，我只好向看守人张文鸣再作说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他得知原委之后，多亏他多方工作，我才在反省室得以见到玉梅。
我俩商量：关键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孩子不能跟母亲住独身宿舍。玉梅觉得住母子间太苦，也影响她上班;而我这一方，正在囹圄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何谈与妻团聚并养儿育女。以目前之状，在哈尔滨分娩，谈何容易，没有父母的安身之所，哪有孩子的立锥之地，送、接医院就是个大问题，找同志照顾，又怕连累别人，如果因为帮我而株连他们，我们怎能安心。再者，我经常挨批斗，什么情况她都会听到，这对坐月子不利。不如回南方老家生孩子，住满产假之后，把孩子放在老家，请人照看；同时产期离我远，眼不见，心少烦，可能也少为我担点心。不过，对于一个临产的人，要经过长途坐火车劳顿，也可能有不测。因此，我们商定及早动身。玉梅善解人意，很理解我，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人感应。12月12日下午，老天也不忍目睹我和临产的妻子甩泪在一零七门口作别。北风怒吼，天色灰蒙，彤云压地，清雪飞扬，街道上不见行人，一零七内外躯干高耸的榆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也在瑟瑟发抖，几片未曾掉落的枯叶，随着这时大片大片的雪花，依依不舍地从树枝上离落，更增添了妻离子散的凄惨。我眼睁睁地望着她泪流满面、顶着雪花、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门，多次回头向我挥手，一再示意要我注意照顾好自己，我强忍住眼泪以双手紧握之式回答她。我实在对不起她，在出门时连连向她打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她按着我们的约定给我打电报。在此之前，我们曾约定：生了女孩叫“志武”，生了男孩叫“志勇”，意思都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潘复生斗争到底。
送走玉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省室。玉梅当时双脚都已胖肿，原来的皮鞋穿不了，只好买了一双大布棉鞋，可没想到过不几天还是伸不进脚，于是将大棉鞋的后跟处剪了个大缺口。就是这样穿了这双大布棉鞋，左手拎着装满自己衣物的一个大袋子，右手拎着装满自己缝制的孩子的衣服和她自己也不能名状的布、片之类东西一个大袋子，由我们的几位老乡、朋友送上火车之后，自己步履维艰地挤进了一个普通平板车箱里，一位在秋林工作的广东同志，见她如此大腹蹒跚，忙打听情况，热情地帮她找了个座位，安顿好行李。这位来自广东的同志，约四十出头，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为人主动热情，事情想得周到。玉梅每每回想起这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同志，刻骨铭心，总觉得感激不尽，难表谢忱。
上车以后，她的心即回到了我的身边，情感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把脸转向车窗。人们欲问这位年轻的孕妇为什么这个样子还要远走回乡，她不敢作答，急忙擦干眼泪，强装镇静。
好人有好报。在北京下车后，她又遇到一位回湖南的解放军战士，这才告别了那位去北京出差的广东同志，坐上了去长沙的京广路火车。
因为劳顿，加上心绪熬煎，她感到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于是她恳请那位解放军战士再助她一臂之力：她决心在岳阳下车，投奔她的舅舅家。舅舅、舅妈在岳阳铁路部门工作，对她特别疼爱。因为到了长沙之后，还要乘汽车跑上百里的沙石路，以她现在的感觉，怕难以如愿。于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求助于列车服务系统，给岳阳她舅舅家拍了电报。15日12点多钟，由这位解放军战士搀扶，下了火车，由舅舅、舅妈接站来到了他们家。还未来得及向舅舅、舅妈请安，她就有强烈的不适之感，觉得孩子在召唤她，急于要见她、见世面。于是舅妈即送她去医院。第一家是区医院，大夫诊断说：“已经听不到胎音。”
她当然没有听到大夫说什么，但是当她知道去第二家医院——岳阳市妇产医院也表示不能收留她时，她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想，他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就不往坏处想。舅妈当即决定再送她到到岳阳市人民医院，经仔细检查，大夫告诉她：“胎音正常，只是稍弱一些。孩子体位也正常，放心吧!”
这时她破涕而笑。这是孩子出世前母亲的最欣悦的笑容，谁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艰辛，寄驻着多么大的热望。
1968年12月16日零时16分，我的女儿在岳阳市立人民医院降生。
第二天我接到电报：“我和志武都好”。
这短短的六个字，是我们在哈尔滨商量好的。它包含着母女平安以及我们的一切约定。见到它，仿佛读到了她写给我的万言书：一切不尽之言都在其中。我的心这才稍感平静，长舒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她度日如年，一身疼痛和满腔心里话向谁倾诉时，我就不敢再往深处想，强将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把自己的思考移向别处：这一切，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告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时至今日，竟有这样整人不眨眼的人。
她后来还告诉我，挺着大肚子来到舅舅家，舅妈问：“你这个样子正美怎么还让你回来?”
她没有回答，眼圈潮红。
“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眼泪簌簌而下。
舅妈不再问了，也许有难言之隐，她只有用爱来慰藉这位外孙女，而把满脑子弧疑埋在心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向她诉述原委，直到她谢世。我想，以慈爱为怀的这位老人，也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蹊跷，而感到难以忘怀。
她俩在舅妈家住到满月。那段日子多亏舅舅、舅妈照顾。1968年的冬天，岳阳市特别冷，最冷时达到摄氏零下十一、二度。南方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她和志武住院期间，舅舅、舅妈天天送吃的、用的，换热水袋，不待细言。回到舅舅家，舅妈拍她和孩子冻着，到市里买来最好的木炭，生着旺旺的火盆，做了一个八斤重的棉被，唯恐她们母女冷，以致于玉梅因为太热而打被左膀受了风，把舅妈急得团团转，费了好多办法才把她的膀子治好。
孩子刚满月，母女俩就踏上了回长沙东乡的南下火车，同舅舅、舅妈挥泪而别，由志武舅舅堂德用手推车把她们从川山坪火车站接到我们老家——新田里，约有六十多里的路程，用了大半天，从上午10点多钟直到晚六、七点钟。
我家和她家隔着一条大花河，她家在东南方，与我家成斜对角。顺风时呼叫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毋庸说她回家同我父母和我岳母相见时的心神绞痛之情，也不必诉说她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一路颠簸的皮肉熬煎之苦。只要知道从城市来到乡村这条件变迁的差异，就可以想见她的境况和心情。同时，她又考虑我父母、她母亲年纪大，怕他们担惊受怕，白天强装镇静，不能对他们讲真话，他们问及有关问题只能曲承应对，言不由衷，更增加对我的牵肠挂肚和百般难言之苦，晚间思想起来，伴着孩子暗自流泪，常常难以入睡，或在恶梦中惊醒。因为上火，乳汁早已变成眼泪淌干了，孩子完全依靠喂奶粉和大米糊糊，使之难上添难。孩子白天喝糊糊，晚间喝奶粉。
当时我的两个嫂嫂的子女也带着孩子，我父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这回挤出时间帮玉梅，弄得好挑理的嫂子好大的意见，说一些很不中听的闲话。
我父亲一生节约成癖，加上农村柴火本来甘贵，帮着煮大米糊糊时，常常用小火炉支两根松木条加点火炭，火不旺就忙着用吹火筒小心翼翼地吹火，费了好半天，糊糊好歹煮熟了，可弄得糊糊上面蒙上了一层柴火灰，他老人家眼神哪能看着。玉梅见状，既不敢喂给孩子吃，又不能埋怨爷爷，只好央请我其嫂帮忙再煮一锅。晚上喂奶粉也是件难事，隆冬腊月的江南农村，半夜起来冷得很。因为天冷，孩子尿也勤，尿布常常不够用，就点竹制烘炉烤干。有时烘炉不够，还得生火烤或者放置在烧饭的灶头上烤。我父母亲年岁高，眼神不好，也常常因为没看清，把洁布给烤煳了，甚至当成了柴火送进了灶门。
最艰难的是那年天气特别冷，先是我们家里的人患感冒，她担心孩子受传染，就搬到我岳母家去住，没成想两天后我岳母全家——我岳母、她的两个弟弟、弟媳妇以及三个孩子也病倒了，而我岳母则患有严重的哮喘，咳喘起来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一口气要喘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这样，她既要做七、八个人的病号饭菜，又要搞卫生、打扫房间。而她又酷爱清洁，这就增加了她的劳动量，弄得身心疲惫不堪。她得对母亲实行特别看护。特别是晚间三番五次地起来为母亲锤背揉胸。一开始带孩子没有经验，只喂奶粉和米粉，加上奶粉太浓，没有维生素，孩子一两天不大便，孩子哭，她也哭。
这就是1969年5月初，玉梅把孩子放在老家，回到哈尔滨对我诉说的一些事实的梗概。
“两家人都病倒了，大人哼，小孩哭，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看好小的，孩子常常尿了便了，真是放下小的，要扶老的，我也快不行了。我的心真难受极了。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孩子大哭，我再也忍不住了，也号啕大哭了一回。但到伤心处，又想起你的叮嘱，我不能这样。那时我真曾想到过死。你信不?”
“我信!”
我怎能不信。正是在潘复生的政治迫害下，于天放、欧阳湘、穆国兴等人就是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写入了人间悲剧的新系列。
潘复生为了贯彻他的反右倾路线，还从两个方面发动了他的攻击战。
他首先发动了空前的对宋任穷的讨伐。
从1968年4月开始，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从1968年6月29日开始，到1969年2月5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8次召开电视、有线广播大会，在知情人揭发的基础上，分专题揭批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
第一次是6月29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第二次是7月15日，专题是批“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第三次是7月26日，专题是批“政权建设方面修正主义罪行”；第四次是8月3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五次是8月12日，专题是批“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第六次是9月16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城建路线”；第七次是9月24日，专题是批“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第八次是1969年2月5日，专题是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必须指出：潘复生组织的这些批判活动已经与运动初期的群众运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了。以前的批判活动带有群众自发的性质，而现在的批判活动成为潘复生运动群众的工具，是一种组织行为（我以为作这样的区分和认识很重要，也是分析文革诸种现象应该把握的一点。惟有如此，方能区分情况，明确责任）。潘复生为此不辞辛劳，亲自点名找人来揭发。
关于对欧、李这件事，潘复生安排政治委员会负责。在穆国兴尚未自杀之前，政治委员会还曾安排我和傅宪斌负责搞电视网点的调查和设置问题。
另一方面，潘复生根据其反右倾的总体部署，继续抓典型。通过开现场会和下去视察，双管齐下，展开他的反右战略战。
潘复生很会开现场会。于12月，他亲自到双城县督临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原来预计开5天，后来在潘复生指使下，延至21天，人数原定5000人后来增至7000人，通过“不断反右倾”，在会上首先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进而又将一名县革委会主任、一名武装部长，当场撤职，交群众批斗。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双城反右倾揭批现场会。
双城的这种做法，在潘复生亲自督促下，很快在全省开花。据后来统计，这一期间全省仅批斗大队以上干部29000人，将他们扣上所谓“漏网走资派”的帽子。
1968年8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一路大反右倾，走到那，听一两次汇报，就当场发指示，抓斗争，撤干部，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5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他罢免，已结合的38名局级干部被他拿掉31名；到黑河地区，他撤掉了六个县革委会主任，并且由他发令，撤掉了2160多名大小队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干部、群众人人自危，唯恐潘复生去视察他们那里的工作。当时黑河、嫩江地区在潘复生走后，群众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省里来了个大官，
黑河、嫩江走一圈，
一路大反右倾，
罢了一批县官。
潘复生利用整党搞派性、整炮轰派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而没有完全得逞，当时中央发表了一系列要求贯彻政策的具体指示，正是这些政策擦亮了当时基层组织领导人的眼睛，对潘复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这是后话，我将在本章后面来介绍。
潘复生在发动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批判之后，忙着筹备参加“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林彪作政治报告，高度宣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回顾和总结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经验。
在大会上，潘复生当选为中央委员、汪家道为中央后补委员。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呼吁增强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舞起了反对汪家道的大刀，同时大搞清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例如陈造反、阎立梅等，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潘复生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更加刚愎自用、怀疑一切，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案件，什么“洪新建事件”啦，“西瓜皮事件”啦，等等。
这些事件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说的。
“洪新建”是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的化名，揭发潘复生的历史问题，写信给汪家道，而遭告发，被潘复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责令逮捕，欧阳湘在批斗中屡屡为之自我辩护，后因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所谓“西瓜皮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市民无意扔了一块西瓜皮于潘复生的家门前，潘复生轻信汇报，说成这是有意加害于他的“反革命事件”，该市民因此惨遭迫害。
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致使扩大化十分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批转“六厂二校”经验出来，各地才开始认识和逐步纠正。
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是指北京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这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的经验就是掌握一个基本政策原则，“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对于走资派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有的人虽然也犯了走资派错误，是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与少数死不改悔的性质不同，在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如果对他们不加以区别，就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被审查的干部要注意具体区分。其中既有已经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有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在后一类人中，既有需要进一步审查、定案的坏人，也有一部分属于犯错误的好人。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被审查的干部统统叫做“黑帮”、“牛鬼蛇神”，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必须积极、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早弄清他们的问题，把其中犯有错误的干部中的好人同坏人严格区别开来，并且，对于犯错误的好人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及时解放他们。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应当把他们与其家庭区别开来，他们必须在政治上同家庭划清界限，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其中的多数人肯定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对他们要多作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根据上述经验，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通过当时两报一刊作了转述。毛泽东批示说：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在犯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从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以后，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贯彻党的政策的文章，阐述毛泽东的上述政策、策略的有关指示。
潘复生在1969年2月举行了第三次省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贯彻政策”的指示，但潘复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讲讲政策问题，致使全省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纠正。
潘复生对于我和宋振业一直没有放松，但是对于我的清查，始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因而迟迟不肯作结论。据后来揭发，潘复生曾多次要求中央撤去我的职务，直到1970年潘复生还打报告，要求中央撤掉我的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但因为周总理保我，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早在1968年11月22日，潘复生就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呈报《关于把范正美、宋振业分别放到基层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报告》，一是中央始终没有批示下来，潘复生多少还有些顾虑；二是潘复生在九大期间及其以后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因为整汪家道遇到了汪家道的顽强抵抗，矛盾错综复杂，许多事情不如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他采取对我和宋振业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自鸣得意，却事与愿违，在群众中并不那么赏识，所以将我们下放基层劳动的事搁到1969年12月才予以落实。
他开始想把我分到宝清，把宋振业分到双城。潘复生委托于杰同我谈话，我告诉于杰，我在电机校学的是车工，要求分到工厂去。不知潘复生此时发什么善心，竟然同意我到工厂劳动改造。后来我到了绥化八一农机厂。
一方面潘复生忙于整汪家道；一方面人们认为整范、宋有些过头，加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总没有像其他问题上那么快捷作出反应。这样，到1969年九大以后，就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又过了一些时日，看管我和宋振业的人自己不宣而走，也没有别人出面宣布，于是我们就自己“解放”自己，“自由”活动了。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5月，历时半年多的省革委会机关内的“牛棚”生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告一段落。
我们常常信步走出一零七大门，也没有人管。于是，我们有时间就相约到省革委会机关附近散步。信步而走，随便闲谈，从天文、地理，到时事政治；从国家命运到家庭、个人生活琐事。每一次并无主题，而是见啥说啥，想啥说啥。但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我总是保留一定的限度。我们俩把出牛棚这一段，名之曰“软禁”。我们活动的节律是：看书——散步、闲聊——看书。有一种“观闲”、“自醉”之感，就这样又打发了我们两个省革委常委大半年时间，直到1969年12月。
人类丰富而富于变化的思想感情，不但需要发泄，而且还需要交流，并相互吸收和影响。潘复生正是担心看守被我同化，便将看守我的人，几天一换，在半年多中，几易其人。然而，事情又出于潘复生的意外。
在隔离室期间，后期看管我的人，同我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张文鸣和李贵德两人。张文鸣和李贵德都是1959年经过选优从当时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到省委机关的“接班人苗子”，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造反团，并较早被机关造反团推送到省革委会来工作。他们之间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张是医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宣传组，李是黑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组织组。
到1969年四、五月，因为搞我和宋振业，从哈师院、农学院榨不出什么油水，这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强调团结，并对黑龙江工作提出了某些批评。这些批评起初潘复生未作正面传达，经过与会者的敦促，潘复生才不得不传达。广大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方针政策，越来越明确了。在省直机关，人们对潘复生的意见开始浮出水面。极少数派性十足的人的活动市场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在文革初期、两派斗争以及这段审查中的表现，人们越来越看得更清楚，所以，潘复生也就难以施展其伎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和张文鸣开始互相交换看法。
因为我在被审查之中，加上我一贯谨慎细心的性格，谈话保持应有的警惕。我们的谈话总是由他发起并以他为主。他说：
“你不必防范我，咱们都是一个思想体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先介绍一下情况。”
于是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他的出身、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他的家庭情况。
他说：“机关里已开始有人公开议论。觉得十二条协议和总理最后一次接见东北三省谈话，十分明确，两派都是革命的。最近，军工炮轰派边士军、冯昭逢他们到五、七干校劳动，老干部们很理解他们。觉得他们是革命闯将，有缺点、错误可以理解，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搞过头了。现在，咱们省这样对待炮轰派，这么对待炮轰派头头，大家认为是搞过头了。”
听着他的自我介绍和几句开场白，我觉得他的话，并非虚假的谎话，也非试探我的底格。但是我还是警惕地说：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建议你再看看总理最后的谈话——总理说得很明确：两派都是革命的，实行对等联合。两派都有缺点、错误，主要是通过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来解决，而不是现在一派整另一派。我考虑自己现在是省革委会常委，确实在处理同潘复生镇压炮轰派发生分歧之后离开革委会是不对的，不过情有可原，这也是逼出来的。既然有错误，就应该接受群众批评，所以我采取了克制、合作的态度。潘复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过头的话，我不能说。”
“这一点我从你写的材料上看得出来，你是叙述事实，不像×××上纲上线骂自己。这也是我和一些人，比如贵德，我们俩就是从这点看你的，受到我们的尊敬。”
“什么事情都要讲原则，并且要从长处想，不能不讲原则，只顾自己一时解放，就什么也不要了。别人可以这样，我做不到。”
“是啊，”张似有所触，拉长声地说，“以后大家还是要见面的。”
张忽然转过话题，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不仅咱们省对这一段的评价将和现在不同，就是以后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会有变化的，调子不会现在这么高。”
他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说：“你说的完全对，这一点是肯定的。”
话说到到这步田地，我对他的戒备才基本解除。因为这触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在当时是一般朋友所不敢涉及的，如果被捅出去，就是现行反革命。
“现在对毛主席的做法有点过头，什么事都要毛主席点头，恐怕这是个问题。”他带着某种忧虑说。
我说：“有些事情现在人们不说，以后毛主席百年之后就会冒出来。这叫做历史的必然。中央文件，前面加毛主席批示，这种做法，我总感到不妥。因为中央实行集体领导，这就突出了个人。”
“是啊，有点个人迷信的味道。这些问题，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恐怕会提出来的。”他忽然打住，摇摇头，不无感慨而深沉地说：“留待后人评说吧！”
我表示认同。我们又议论起江青。觉得看不惯她的作派，在文革中讲话太多；许多话，讲过了头，片面性大。同时，我们还认为毛泽东对江青，既限制，又鼓励，实际上超出了他原来自己定的框框。
“我希望咱们今后成为好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张文鸣是这么许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以后，我们夫妻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帮我们解决。特别是玉梅从家里生完孩子回来，星期天来看我，他还给予特别关照，整天离开房间，让我们夫妻生活，这就是玉梅提前受孕的由来。
当时我特别渴望读书，张文鸣向我推荐并找了一些我当时愿意看的一些文艺书籍。这个期间，我读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和中国几部著名的京剧剧本。《东周列国志》就是这个时候由他借给我，以后慢慢啃下来的。
这后一段时间，晚间同张文鸣聊天，白天看书，有一点儿“乐不思蜀”，竟然忘记了自己在挨整。
我挨整不久，就做了最坏的两个打算：一是准备被撤职、开除党籍，到农场劳动改造或是坐牢：二是准备与玉梅离婚。我相信潘复生的错误将一定被揭穿，我也会被平反，但在时间上要有长期准备。“软禁”被解除以后，虽然潘复生批准我到绥化去，但是，我的命运目前仍然操纵在他的手心里，下一步他还可能借什么由子整我。这使我想起边士军对总理说的那句话：抓范正美就像抓小鸡一样，那么容易。所以，去绥化之前，我选择玉梅情绪比较稳定的一个下午，在我的反省室里，对玉梅郑重其事地说开。
“你坐下来，”我搬过来一把椅子，双手轻轻地按着她，“我跟你谈件大事。”
她面对我坐下来，看着我从未有的严肃神情，直楞楞地盯着她，感到莫名其妙，十分惊奇。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那狐疑、关切、惊恐、期待的目光，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对她极其严肃而平和地说：
“潘复生要把我和宋振业下放劳动。我到绥化，宋振业到双城。潘复生要整我，而且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出他那口报复我告状的恶气。这个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事情还没有完。我不是坏人，历史将证明潘复生整我是错误的，我将被平反。但是，这需要时间，也许很短，也许很长。我不愿意拖累你，也不应该拖累你。你还年轻，你还有你的光明前程。所以，我郑重地对你说，我想同你分手的好，这样，你就可以不受我的牵累。我们现在就办理离婚手续。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好。”她一下扑倒在我的怀里，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不放，泪流如雨，啜泣良久。
她极力抑制自己的眼泪：“你是好人，实实在在，地地道道的好人。潘复生整你，我看的很清楚。朋友、同志们心里明镜似的，大家很清楚。我愿意跟你到任何地方去，哪怕天涯海角，哪怕做牛做马，我一定跟你在一起，决不离开你。我们相依为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绝不会离开你的。你一定会平反的，我想也许时间不会太长。我和你，共同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希望你不要把眼前的困难看得太重。你不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牛奶面包会有的吗？干吗想得这么窄！”
我推开她，再一次强调未来生活工作之苦和潘复生要继续整我。我说：“你知道东北的县城、农村多苦吗？室内没厕所，冬天冻屁股，你就受不了，更不要说吃不惯粗粮。你又何必同我受这般苦呢？还有精神上，你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她说：“我不怕。我什么苦都能吃。只要同你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而且，有我陪伴你，你会少吃一些苦。我相信，你会有出头之日的。”
我的心被她的这一席话击颤了。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心里的抗争带着激愤、焦虑、困惑和不安，顿时变成了满腔甜蜜、温暖、安全和希望。我感到在我人生航船进入漩涡的最危难之时，她提供的将是最安全、最可靠、最有保障的港湾。我觉得，我的周围暂时被潘复生垒起了高墙，见不到同志，见不到老师和同学，不能同他们交流，但是我身边却充满了信任，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爱，我何尝希望妻离子散、孤苦伶仃。如果那样的话，我的压力和困难，将会是雪上加霜。她的话进一步鼓起我的信心、期待和热望。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俩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
就这样，我俩于1969年12月底，带着全部行李、物品去绥化八•一农机厂安家落户，准备长期在绥化呆下去。临走时，当时我曾希望省革委办公室出一辆吉普车，连行李和人一起送到绥化，但是那位主任怕影响他当官，竟然没有答应。后来，军代表、组织组组长耿连芳同志为我要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到绥化八•一厂厂部门口。司机师傅，一路不停地直奔八•一厂；到达之后，我们连口水也没请他喝，只是口头道几声谢谢，现在回想起来，甚为惭愧。
当时，玉梅的人事关系还在重庆，我住独身，只有我个人的简单行装：两个木箱，一个小一点的木箱里装的是一年四季的衣服，另一个大一点的木箱装的是书籍，其它棉被、褥子打了一个大包。这就是我到绥化的全部家当。
在绥化过了新年，玉梅就南下重庆办人事关系。她在重庆过了春节就往绥化返。
我们商量，夫妻俩不能安排在同一个单位。当时我打听绥化铁路部门派性差，因为玉梅在重庆是搞化验的，经一位朋友介绍，我去找了一位铁路部门的领导同志帮忙，不期玉梅的工作很顺利地安排在绥化铁路水电段。
八•一厂当时的领导人对我们很好，给我们从独身宿舍腾出了一个屋，还允许我们在屋里支起炉灶做饭。
那时候，玉梅正怀着志勇。她实在不想要这个孩子，有意随便吃药，想打掉孩子，我极力劝她，以免打不下孩子，给孩子造成畸型，那就不堪设想。幸好，志勇生下来八斤有余，而且长得聪明，人见人爱，容我后表。
到绥化八一厂之前，冯昭逢见到我，告诉我分配在铸造车间，我说，到时我会要求改变当车工。
冯说：“不可能。”
我说：“那也要争一争。原来我被分配到宝清，不是改变了。”不过，由于他提供这个信息，使我做好了两手准备。
到工厂以后，一位管人事的副厂长——石景和找我谈话，果真将我分配在铸造车间。我平心静气地对这位领导说：
“我是电机校毕业的，在学校里学的是车工，具备四级工水平。开始我被分配去宝清县。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省革委领导之后，改派到工厂来的，希望调一下工种，还是到机加车间为好。”
没想到这位石副厂长当即答应了我的要求，把我分配到第一车间车工组，跟一位名叫刘万富的师傅学习，使用的是C120车床。这使我对自己的奋斗充满信心，开了一个好头。就在相信基层、相信群众的信念支配下，我愉快地投入了八一厂的劳动，开始了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新生活。
因为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在电机校学的是车工，上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现在叫我当工人，情知是潘复生借以整人，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比别人下贱，因为同一期间下乡下厂去劳动的人，从学生到教师、领导干部，大有人在，既然那么多的人下去劳动、生产、工作、生活，与工农为伍，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我又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和不适应的问题。心里只有一条：潘复生还在整我。
我诚恳地拜刘万富师傅为老师，虚心、悉心地向他求教，干活认真细致，注意动脑子，主动工作。
刘师傅是厂里有名的劳动模范，手艺好、技术熟练，工作又特别认真，为人热情、厚道，心地善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谦虚好学。我感到他很对我的脾性，彼此之间觉得有许多相似之处，互相感到很投缘。我同别的工人一样穿着再生棉做的工作服，按时上下班，认真干活，努力保证工件质量；干活不惜身、不偷懒，并且总是抢着干赃活、累活，经常主动为车间打扫卫生，清理铁屑，帮助到烧水房打热水给工人师傅洗手。主动帮助领料、打开水，以及其它各种力所能及的服务。我在厂内住，一般去得早、走得晚。
来到工人师傅中间，我觉得他们真诚、质朴、坦率，表里如一，没有做作。只要你对他们坦诚、尊重，他们就把你看成他们的朋友。在他们看来，他们天天和钢铁、机床、工具滚在一起，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同这些笨重的物件打交道，为国家创造财富，是一种平凡而崇高的义务，具有无穷的乐趣。他们居于最底层，衣服上沾满了机油和汗水，有一股怪味儿。他们一手老茧，脸上油彩焕光，可他们心肠好，待人朴实无华。他们懂得，不出力、不用脑，就出不了活或出废品。他们最讲实际，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们懂得，只有产品合格，造出来的机器才能好使，来不得半点虚伪。你和他们一样地干活，他们就认为你对他们尊重，把你看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进厂以后，工人师傅认为我既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也没有知识分子的娇、骄二气，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够同他们打成一片。因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们，也被他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称道。车间工人师傅们，甚至厂里有的领导也亲切地称呼我“范师傅”。
我第一次听到工人师傅这样称呼我，心里觉得有一股热流奔涌，确实感到自己和工人师傅的距离拉近了，以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高兴。我在工厂劳动期间，跟我的同学、老师、朋友写信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脚踏实地，真正站立在地上，再没有那种浮在空中的感觉了。
应该说，我原来凭着信念，相信基层、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不会为难我的。事实果真不错。但是，我这个省里的造反派头头，被潘复生描绘成坏人、魔鬼，竟然如此快地被人们接受，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分子，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原来的思想准备是，像宾县发生的那样的闹剧，可能会来那么一、两次的。但是，一次也没有。对我恶意中伤，指手画脚之类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一方面说明，同学生比较，工人师傅要客观实际的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我的理解。他们听说我“认错态度不好”，因为厂里在我来之前，已向全厂作了动员和专门部署，提出了有关要求。
过了半个多月，一天在开小组会时，刘师傅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
“原来我想，你一定是个大、大……高个，膀大……”刘师傅说话一紧张就口吃，结结巴巴说不上后面的话，我连忙补充说：
“膀大腰圆，蓝头发，绿眼睛，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刘师傅也笑得合不拢嘴，又结结巴巴地说：
“没想到你、你个不到一米七，文——质彬彬，未语先笑，说话还脸红，有点腼——腆。”
我从来不和工人师傅谈起两派的往事，而且有人一旦问起，我也是设法转移话题，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实行我自己定的规矩：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工厂里有一个县里捍派头头，搞派性，闹得很凶，群众对他很有意见。我一去，工人师傅就告诉了我，我也对此不加以评论。对于省里的工作，我不讲什么不同意见。对于自己的往事，我也从不提起。我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我是按照毛主席指示，来这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我不能参加什么派性活动。有做团结的义务，没有搞派性的权利。”
工人师傅们表示很理解我，希望我能圆满完成接受再教育的锻炼。工厂领导对我也不错，常常客客气气的，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还同我商量工作，要我帮他们出主意，抓革命，促生产。在劳动期间，我也帮助厂里写过总结、工作报告。在车间帮助搞宣传、出黑板报等。
“你还不知道，上面有布置，对于来厂里看你的人，要注意做好登记，定期不定期地向上面汇报。”有一天刘师傅和我说到投机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布置，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的。”
在八一厂也并不都是甜美的回忆。有几件事是我不能忘怀的，从这叙述的一、二件事中，读者也许可以认识那个时期我所遭遇的一斑。
第一件事就是清查“五•一六”，潘复生也没有忘记在绥化的我。
所谓“五•一六”，见于历史材料，前前后后，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况：
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大、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群众组织联名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部分干部群众成立组织，提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一天，北师大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3月31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然而，从1967年5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到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6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月30日至7月2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年8月11日、12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月4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197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3月27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炮轰派下手，妄图彻底摧毁炮轰派，是潘复生的一大战略举措。对我进行“五•一六”审查，应该说早在去年潘复生就下过大力，对我进行了像蓖子梳头一样地清扫了一回，根本没有一点搭边的事，因为我在北京期间不参加北京的任何活动。但是潘复生这时仍不死心，以为我似乎还有油水可捞，也许想借此离间我和群众的关系。于是接过这些规定，再一次布置对我就“五•一六问题”进行清查。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八一厂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个也不能缺席。当时绥化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武装部政委C亲自到八一厂作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煞有介事地要求全厂广大革命职工要认清敌情，擦亮眼睛，打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把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每一个到会的人都知道，八一厂虽然在省里农机口享有一定的名气，但在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个毛孩子，阅历短浅，知识不多，行为能力有限，人们对于“五•一六”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个动员大会是专门针对范正美召开的。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竖耳恭听，唯恐遗漏报告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坐在指定的第一车间的位置上，正好是会场的中心。联想到这两年挨整的日日夜夜，感到会场里的空气窒息，胸闷憋气，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脑子一片空白。我眼前的C政委身高声大，似乎渐渐地变成了潘复生，进而成为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咆哮：
“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位C政委是奉命行事，后来批潘时一再向我说明并诚心诚意表示道歉。
我回家跟玉梅讲述这天动员大会的感受时，心犹有余悸，义愤填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运动，犹如泰山压顶之势，谁知要怎么进行下去，联想到这两年省里运动的桩桩怪事，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心如落冷海，一片寒颤。玉梅知道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跟她讲过我们在北京，没有参加过北京的任何活动，但她还是对运动不托底，因为这来自省城而不在县里。
不过，星轮转换，时令已变。经过长期的派性清查，加上全国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时的潘复生在省里已经不得人心了，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天的时光，哈尔滨就传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刘光涛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专抓落实政策，推动两派联合掌权。社会上广泛流传潘复生地位不保了。于是对我的清查也就有头没尾，不终而止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晚间睡不实，常常从恶梦中惊醒，白天头脑发沉，昏昏噩噩，思绪杂乱，干活很难集中精力。
一天，我在C120车床上干活，因为头脑里转悠着挨整的事而走了神，不慎将车刀把卡盘刮了一道印，这是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在我身上，岂不了得？当时我十分惶恐，吓出了一身冷汗。天不坏我，这情形即刻被细心关照我的车工组组长吕树坤师傅见到了，他赶紧跑过来，边操作，边小声地安慰我说：“我理解你，没事儿。”他细心地把卡盘车了一刀，又用砂布沾了点机油将卡盘擦了擦，于是痕迹不见了。他温馨地朝我一笑，我紧张的心情，才逐渐松弛下来。
吕师傅是文革前定的六级工，技艺娴熟，动作麻利，很快将车床卡盘调整好，显得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此时此刻，我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对吕师傅轻声说“谢谢”，他只是回敬了我一丝微笑，就转身走了。
我对吕师傅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如果这事让厂里领导或群众，特别是捍派人知道，那我就要遇到特大麻烦了。或许有人会说：“范正美心里一定有鬼，所以神不守舍，要么怎么出这么大的事儿!”或许有人借以挑起什么事端，做点什么文章。后来我离开八一厂竟未能对他好好表示感谢，不幸的是他夫妻双双在70年代末因为干预孩子婚事而遭暗算，尸埋煤堆，极为凄惨，正值打倒四人帮后我被审查期间，又未能为他们送葬，觉得终身遗憾。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1970年的一个春夜，我和玉梅刚刚躺下，只听得外面人们吵吵嚷嚷：
“四一厂(绥化的一个木材厂)着火了!四一厂着火了!”
“快，快上车！”
我急忙爬起来，衣服尚未穿好就夺门而出，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厂门口集合处。这时厂里的大卡车已经上满了人，停在厂大门口，正待命开赴四一厂救火。工人们一个个为即将赶赴现场救火而摩拳擦掌。我快步也登上了车。汽车已经发动，正准备启车。忽然，厂政治部一位中层干部X某厉声喊道：
“范正美!下车，你不要去!”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不信任。这一定是省里部署，对我的行踪限制的那个规定定的禁规。
一天，我和刘万富议论这件事，刘师傅笑着对我说：
“这是怕你趁火打劫。你要是乱中再放把火咋办?”
我说：“这不正好抓我的现行，他们真蠢，丧失了一次抓我的现行反革命破坏罪的机会。”
“真不知道上面一些人是怎么想的。”刘师傅同我共同嘲笑了这些违背政策、违背人之常情的做法。
以后有人告诉我，这是“当时上边有布置”，要“监视”你的行动，一些社会活动不能让你参加。
还有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我家串门的人，总要在收发室遭详细盘查、对我的出入要严加掌握，则无须赘述。
这桩桩事实，使我深深地感到，政治上层人物和平民百姓，特别是与工人群众，对于寻常事物的见解和处世态度是如此格格不入：在老百姓，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感情不易流露，有时看不出什么特别热情。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如实地、正确的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用寻常人的、但却是真实、理智的眼光去判断、下结论，他们的感情总是朴实、自然、真实的。然而，政治上层人物，则显得是那么虚伪、做作，遇到人和事，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权利、政治荣誉、政治利害。于是他们看待人和事，总是经过有色眼镜过滤。因而，结果是，一切走了样，变了味儿。照理说，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应该襟怀坦白，具有寻常人的情和志，而且还应该比他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客观。但是，当派性或从自己私利出发，他们便失去寻常老百姓的理智，丧失了寻常人的心肠和眼力，必然把人和事看歪了，将事情也办扭了。
人们不经过这样的实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政治和政治权力，什么叫做政治歧视，什么叫做政治迫害。真善美和假恶丑，是如此泾渭分明！正是这种环境，使受者认清世故，把握自我，理顺目标，学会生活，搏斗命运，锻炼意志，陶冶情操，显扬风骨。
我想，古代志士仁人，尚能白眼看炎凉，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这个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岂能经受不住目前的考验。所以，我一往如昨，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受这些干扰，也不因此为自己徒增烦恼，渐渐习惯于逆境条件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除了正常工作，帮助厂和车间做些宣传工作以外，还抓紧业余时间读书。这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读完了《史记》，选读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要目，补了一些历史知识。还读了老、庄以及孔子的一些著作，对中国历史、古代文化加深了认识，看问题复杂、客观的多了。
我的这段生活逆旅，在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工作以后而开始转折。
刘光涛来省以后，首先推动贯彻“六厂二校”经验。绥化地区军代表、军区政委田玉和任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绥化地区积极贯彻了刘光涛的意图，首倡并认真抓了落实政策的问题，解放了大批受打击的干部和群众。于是在绥化地区、绥化县，政治空气活跃了。人们联系实际，敞开胸怀谈论我省严重的派性掌权、反右倾错误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绥化地区的一些地、县革委会的干部，以考察八一厂为名，到工厂来看我、考察我。他们了解到，我在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积极劳动，除干普通工人的活以外，还活跃在车间、工厂，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鼓动工作，出板报、美化车间环境，在工厂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这个期间，绥化县召开党代会也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省里派到厂里来的整党工作队，这时也来到厂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的大量的事迹，也为我美言并加以传扬。在他们酝酿八一厂党委领导班子时，全厂绝大多数党员极力推荐我当党委书记，工作组打报告向省里请示。
刘光涛来黑龙江省以后，省里召开重要的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自省里召开传达庐山会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之后，我基本上就又回到省革委会工作了。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物极必反”，“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的先人的这些话，真是对世间政治、事物演变、迁延的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概括。潘复生1967年从北京学习班回哈以后，置总理教导于不顾，背弃诺言，撕毁协议，变本加厉地镇压炮轰派，不断大搞反右倾，打击了军干群三个一大片，又在70年征过头粮，致使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人怨沸腾，把人心搞散了，积极性搞没了，生产搞下去了，社会搞乱了，终于走向反面。对于潘复生的所作所为，全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反映到中央，最后反映到毛泽东、周恩来。于是，中央先从组织入手，接着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步骤，来解决潘复生的问题。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会上一再要求我作一个长篇揭发性的批评发言，但我没有这么做。应该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对潘复生整群众、整炮轰派的问题要揭要摆，然而我想了这么几点：一则这时我出来揭潘复生，从感情上，淋漓痛快，但由我自己控诉揭批，不如让别人讲，更为客观有力；二则，我出面揭批他镇压炮轰派，搞反攻倒算，难于掌握说话的分寸，特别是有些跟潘复生很紧、很近的同志，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有打横炮、伤及其他同志之虞；三则，既然是整风，我就应该处以公心，摒弃个人恩怨，努力从批评错误、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潘复生的要害之处，人们最恨的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思想作风，我觉得这是他走向反面的根源。而且，我还认为，耍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骂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是党内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斗争的最大隐患，可怕的定时炸弹。
我在上大会发言前，曾经把我的上述顾虑和和发言内容的构想，征求过哈师院内外一些人的意见。我找了胡云飞、任万新、李阁卿、徐永江、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董学章等人，也找了绥化地区参加会议的田玉和、左明（原地委副书记、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坦诚地同他们交换了看法。我说：
“我不应该在这时候露什么锋芒，给人这么一个印象：这该是他出气的时候。如果我的发言落了这样一个恶名，我就不如不发言。”
他们对我的这些想法表示赞赏，认为我这样做，体现了一个年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胸襟和情怀，同时也觉得从思想方面来揭发批评，更能体现我现在所持的态度和风范，也便于使他以及党内包括我自己，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认识潘复生犯错误的教训。他们还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潘复生的致命之点，就是在党内不说真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上显得谦虚、慈悲，甚至在关键时刻，掉几滴眼泪，做鳄鱼之态，很能迷惑人、骗人。于是，董学章建议我把“鳄鱼的眼泪”作为发言的正题，副题为评潘复生同志的两面派思想作风。在会上我作了二十几分钟的发言。
“鳄鱼眼泪”，典故出自西方古代一个传说。讲的是鳄鱼吞噬人畜之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说明鳄鱼的伪善。
我在发言中通过揭摆文革初期，他白天支持造反团，晚间支持八八团；在处理两派问题上，在中央搞假检讨、回哈不认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诸种事实，进而指出他阴暗的心里、搞两面派的政治品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也得到陈锡联的首肯。我的发言不长，但犀利、辛辣，如会议当天总结所言：击中要害，触到了潘复生的灵魂深处，帮他找到了思想作风上的根源。
潘复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定为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后，他被进一步审查，并以历史上被捕存在的问题，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叛徒”。打倒“四人帮”之后，1979年潘复生的叛徒定案予以平反。传说他闻知平反通知，兴奋过度而使心脏骤然停止，终年71岁。
1971年8月16日至19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
1973年我参加省委“抓基层、打基础”基本路线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基本路线教育。
197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省委向中央呈报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我。总理在审阅黑龙江省名单时，给省里打电话，要求增选我。
一天，我到一○七开会，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张文鸣见到我：
“恭喜你!”
“喜从何来?”
“你当选十大代表了。”
于是他把我拉到一楼礼堂里的一旁说：
“原来省里报的名单里没有你。是总理亲自点的你。总理在谈到造反派时说：‘黑龙江省的范正美就不错嘛!在中央批省革委领导时，他没有向中央提什么要求。他当时是可以、有机会提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后来在两派问题上，他向潘复生提出了批评，也表现不错嘛!像这样的造反派可以当代表嘛!”就是这样因为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巅峰。
这一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思绪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无法收回来。我想，我这个农家儿，文革前受党的教育、指引，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在一片优秀学生的喝彩声中，前进之路一帆风顺。文革中卷入了激流的旋涡，是周总理排除险阻，从潘复生的铁拳下救了我，这才得以幸免，保存了一条生命。
我回想自己的文革之路，特别是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不能自已。每一次总理对我的教诲，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帘。自从1967年3月汇报以后，总理对我十分关怀，一有机会就给我鼓励和支持，指正我的缺点、错误。
1967年3月，我作为省革委负责人之一，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关于黑龙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还记忆犹新。总理担心我们思想不通，先派人同我们交心，让我们推举潘复生、汪家道作主要负责人。
1967年9月，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汇报团10人。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使我非常感动。当我汇报关于潘复生镇压炮轰派，群众“都”有意见时。总理说：“怎么说‘都’，这样说不妥。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总理一面记笔记，一面说：“你看，我就不写‘都’字。用多数比较科学。”
当问到一个问题时，又加上有人插嘴，总理见我有些犹豫，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处不敢言，表达的言语显得不明确。总理说：“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考虑他们（指炮轰派的不同说法）怎么说，否则就没有立场。”于是我重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总理满意地笑了。
当汇报潘复生随便整人，总理说：“他不敢整你。”边士军说：“整他也一样，就像抓小鸡儿似的。”总理“嗯”的仰首一笑，表示理解。
在一次总理同时接见捍炮两派代表时，当捍联总一位代表指责全是炮轰派错误时，总理问我：
“范正美你说说，你是学政治的。”我站起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炮轰派确实是有错误的，但省革委会应负有主要责任。省革委会这样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就对了，不能只是指责别人，要多作自我批评。”
我又想到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全体代表时的慈父般的谆谆教导。
想到这些，我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热泪滚流。又想，现在总理亲自提名我当十大代表，这是总理对我多么信任啊!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还念念不忘，在选党的十大代表这样一个庄严时刻，总理亲自提名，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真幸福有愧啊，我一定要对得起总理。
在我的后半生，我总是以总理对我的信任来鞭策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辜负总理的期望，做对不起总理的事情。当我遇到困难时，一想到总理的音容笑貌，就立即感到精神抖擞，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应该努力的理由。当自己取得某些成绩时，我的耳边总是响起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告诫自己不要骄傲，要学习总理那样，虚怀若谷，永远谦虚谨慎。写到这里，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深信，如果总理健在，我决不是这个下场。正是想到总理，使我的精神倍增，决心在逆境中做出成绩来，以证明总理对我没有看错。目下，国内外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发生怀疑、动摇，以加入否定、谩骂、丑化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为快，我似乎听见了总理的呼唤：今后可能错误占上风，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从而，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心！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再予以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