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形式的调整与影响_东北亚研究中心 - 科研成果 - 详细信息

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形式的调整与影响
[作者姓名] 余炳雕 尹小平
[成果类型] 论文
[出版单位] 东北亚论坛 2001年04期
[出版时间] 2010年08月

[成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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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竞争的时代,各国都把适时地调整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目标与形式作为其在21世纪争取竞争优势的重大战略调整。作为东亚唯一的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参与东亚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和形式的调整,必将对其自身及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参与既有东亚国际分工的状况及形式

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多数情况下都以低工资为武器参与其中。特别是东亚各国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台湾省、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70年代曾实现了6%的平均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各国的经济也开始抬头,90年代初更获得了急剧增长。我国自90年代以来,通过引进外资也取得经济的喜人发展,近年来,菲律宾、越南和印度也进入了发展的行列,整个亚洲经济增长势不可挡。

在东亚各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作为东亚唯一一个完成了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985年日元急剧升值后,日本的制造业为了追求低成本,向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以及东盟和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与此同时,随着ＮＩＥＳ各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也开始把劳动力集中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东盟,而其本身则从事资本集约型和高技术产业的开发和生产。至此,在东盟与中国,也形成了一个日、美、欧和亚洲“四小”多国竞争的格局。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由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启动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其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强。而亚洲各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之所以强,一方面是因为产品质量的优良,另一方面,更主要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些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从1993年的工资成本来看,如果以美元为基础的日本的平均工资为100,那么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则为3040左右,东盟各国为67,而中国仅仅为2。也就是说,日本的工资是中国的50倍,是其他亚洲各国的3倍15倍。

日本由于工资及相关成本明显高于亚洲各国,甚至高于欧美各国,所以就造成了号称在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日本产业部门,也都因此而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例如,从电机产业来看,截止到1995年,松下电器在东南亚有8个生产基地,三洋电器有41个,三菱电器有21个,夏普有15个,日本的大型生产厂家多数都在东南亚设有生产据点进行现地生产,而且,不管国籍如何,新的企业都引进了最新的设备,所以,在海外生产的厂家都比日本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这种状况不仅限于上述电机产业,其他如电子零部件、汽车、机床、精密机械、石油化学、钢铁、非铁金属、纸浆、纤维以及其他零部件等制造业部门也都存在。

这种生产据点向东南亚的转移,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进出口贸易来看,据1993年调查,该年日本的家电产品出口额为25000亿日元,较1985年出口高峰时减少一半,与此相对照,其进口额则达到1985年的5倍。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调查,1990年,除日本之外亚洲各国生产的收录两用机占全世界供给总量的97%、录像机50%、彩电49%、空调装置48%、冰箱43%、造船32%、钢铁23%等等;再从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来看,过去日本引以为荣的出口加工组装产业,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势力大涨;先进大容量集成电路,韩国已领先于日本;微型计算机的组装技术,中国台湾省具有绝对的成本竞争优势;韩国、印尼也在钢铁领域具有绝对竞争力,东盟和中国也逐渐变成了工业品的生产基地。

上述状况使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局势出现了由于出口减少而制造业缩小、进口增加代替了国内生产加上制造企业持续到海外投资,以至造成国内投资萎缩、社会需求流失等严峻的局面。这种局面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自身到目前为止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状况,进而进一步调整其战略目标和形式,以适应新世纪东亚国际分工发展的要求。

　　二、“雁行模式”———“双刃剑”的正负效应

上述东亚经济的变化是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相联系的。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同战后几十年间日本对东亚的经济政策相关联的。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以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逐步形成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雁身、以东盟和中国为雁尾的“雁行模式”,即建立以日本为顶端,由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东盟和中国为梯队的阶梯型产业国际传递结构,从而保证日本在亚洲的核心地位和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主导权。

“雁行模式”通过梯度产业转移,造成了东亚各国经济的起飞,对东亚各国经济的现代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自从70年代日本在亚洲推行“雁行模式”以来,东亚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差距,曾经为在区域内按比较优势规律的产业转移创造了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为了保持自己的“头雁”地位,一直实行技术垄断,在贸易上封闭国内市场,大力输出国内产品,使日本进出口贸易多年保持顺差,经济摩擦不断,被称为“经济动物”。与此相似,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了同日本的差距,在达到一定经济发展程度之后,又把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成熟型行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在“雁行模式”的进展过程中,日本依靠从中获得的技术垄断和巨额的收益,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亚洲“四小”得到是的经济的日益腾飞,步入准先进国家的行列。处于“雁尾”地位的东盟和中国也正在步入经济的起飞阶段。

然而,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到来,技术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日本由于技术更新的先天不足及与同国外技术交流的保守,加上经济的泡沫化与政策的失误,造成了长期经济衰退,对东亚各国的产业转移转入了停滞状态,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困难也失去了对东亚国家资金方面支撑的实力,使“雁行模式”在发展中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雁行模式”的致命弊端,即在雁行模式各国之间“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内分工不清”。由于过分强调出口导向和依赖日本,造成“出口加工部门畸形发展,内部市场扩大缓慢”。因而,使内部梯次结构受到破坏,同类结构制造同类产品,市场扩展缓慢造成竞争加剧的严峻局面。以机械机器类产品为例,由于按照“雁行模式”共同发展同一产业部门,目前不仅早期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的产品返销日本,就是80年代后半期发展起来的东盟和中国的产品也大量涌入日本。早在1994年东盟和中国对日出口的机械就分别占19.6%、10.2%,其中彩电等视听机械、照像机、工业用计算机、汽车部件有关零部件以及以半导体材料为中心的电视机部件, 乃至纤维制品都已大量进入日本市场。

上述情况都是在“雁行模式”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制成品差别的分工以及根据劳动和技术集约化程度进行工程分工所造成的。由此可见,“雁行模式”对日本来说已在长期发展中显露了双重效果,90年代以后,其负效果日益突出起来,这不仅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

二、 建立双向开放的国际化经济———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新目标

(一) 调整产业结构,克服“雁行模式”的弊端,建立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

日本曾一直致力于建立“成套式”和“万能型”的产业结构体系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随着日本工业化社会走向成熟化以及东亚各国生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日本自然要面对来自东亚各国的生产能力、出口扩大的挑战与威胁,因此,对日本来说,积极倡导并建立起一个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型产业结构已是刻不容缓的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日本必须由东亚地区唯一具有全套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国家,逐步向在技术转让以及经济协调方面与东亚协同发展的方向转变。日本必须彻底消除其在工业近代化百年历程中形成的一国之内拥所有产业和功能的“全套型产业结构”,从而建立日本产业与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新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产业必须从封闭型的、自我完善型的产业结构,迅速向开放型的、相互依存型的产业结构转变。

从日本国内情况看,日本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基础性技术”群体正面临危机。铸造、锻造、电镀、机械制造等3Ｋ工种,已很难在国内完全维持下去,对东亚的依赖程度已加深。尽管在日本的3Ｋ工种中,有关企业还会不断努力进行技术革新以改善劳动环境,然而,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要在国内保持必要的供应能力是困难的。因而,21世纪的日本产业,必须对前所未有的课题作出反应,即调整国内的技术基础,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相互依存关系,这是日本产业当前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日本国内这种产业结构状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其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与东亚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的目标与形式,为日本进一步参与东亚的国际分工以及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技术交流增添新的色彩。继70年代前半期日本以利用海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又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这是在东亚各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内部市场,并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正在形成地区内部的分工体系的条件下,日本企业依据受资国的需求动向、技术水准和工资情况选择适当的生产领域,参与到东亚各国的生产体系之中。

新的时代要求日本应以同东亚各国的国际分工为前提,重新构建其制造业的基础。在当今日本和东亚梯度分工产业结构链条断裂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在重建制造业基础时摆脱以往的模式,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创造出一种新模式。这种模式简单归结为:首先是日本要大力发展诸如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等尖端技术产业和技术开发型制造业;其次是把大批量生产方式的产业群体移往东亚各国,本国应向高附加价值少量生产型的生产转移;再次是日本应与东亚共同构建制造业产品的零部件、半成品和生产性机械等的分工生产体系。具体说来,则由以往的垂直分工体系向水平分工体系转变。其中,按产品分工可分为根据技术水平高低分工和产品种类分工。前者日本应以生产尖端技术产品、高质量、高功能产品为主,东亚各国按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生产中、低档次产品和普及型产品。按工程过程分工分为“加工组装型”和“连续生产型”。日本为高精度零部件生产、产品的开发、设计和完成最终工序,东亚为零部件进口和组装及后续加工。

(二) 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同东亚国家的联系,巩固与扩大双边经贸关系

为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强同东亚各国的关系,日本近年来大力提倡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由于多边协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经济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除实物贸易以外,还有投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等,单纯依靠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确立的统一原则来确保实施是困难的,往往会造成相互间无休止的争论与长期交涉。因而,通过ＦＴＡ在两国之间先行达成协议,对于促进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关系的顺利、正常发展确实非常必要。90年代以来,日本首先同韩国与新加坡着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同新加坡的ＦＴＡ,是在1999年12月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协议,责成两国产官学代表研讨后签署的。2000年7月末,日本又由其经团联亚太地区委员会企画部会下设的专门小组提出了“有关日、新自由贸易协定愿望报告”,提交给外务省、通产省和大藏省,进而把日新ＦＴＡ作为一种典型案例加以研究。

在日新自由贸易协定之前,“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也于1998年10月韩国金大中总统访日期间被提出,并建议日韩两国民间机构对其展开专题研究。对此,日本以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为核心,韩国则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为专门机构,双方共同成立了“21世纪日韩经济关系研究会”。该会于2000年5月23日发表了题为“加强日韩经济关系:建立21世纪伙伴关系的提案”的研究成果,这一提案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遵守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所承认的自由贸易条件,即对协定双方以外的第三国不设贸易障碍,10年达成协定内容;2.日韩在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市场的一体化;3.通过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到在日韩之间实现贸易输出效果和通过减少从第三国进口达到贸易转换效果;4.推进市场一体化,促进日韩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战略合作,培育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总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21世纪日本加强同东亚国家双边关系的重要手段。日本以日新、日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样板,要进一步将之扩展到其他可能达成的东亚国家,以及墨西哥、智利和加拿大等国家,以图加紧实现经济国际化的效果。

(三) 建立符合国际准则的体制和行动基准,克服经济异质性和封闭性,减少经济摩擦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世界贸易法则的制定与纠纷的调整以及对违犯者的处罚。按照世界共同的原理原则,各国必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调整其自身的规则、制度,以使其标准化。日本是实行标准化和规格化最晚的国家。因此,各国对日本企业行动和规则、交易习惯的透明度,企业内部的决策过程、企业内部规则和对外规则的暧昧性和不透明性以及政府官厅同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多种疑问。5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贸易摩擦接连不断,总体来看,除了赶超型国家和被赶超型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问题之外,主要是经济活动准则的差异方面的问题。今后,如何按国际规则和基准建立自己的经济体制和行动纲领,是日本经济国际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要重演日美摩擦的种种事件,而且同其他国家乃至在东亚地区也会造成种种摩擦。

时代的发展,对日本的产业部门及企业,都提出了标准化和规格化的要求。日本要实现国际化,必须同世界接轨,按国际共同的标准和规则行动,否则只能削弱日本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 推进东亚货币金融体系区域化和一体化进程,建立东亚区域性货币金融体系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汇率制度的风险性。

对于东亚货币金融危机,作为东亚唯一的货币金融大国与经济大国,日本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也责无旁贷地应为东亚的金融稳定作贡献。尽管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协助东亚各国开展了信息交流、加强金融监督和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但更重要的长期目标,应是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1999年初,日本当时的小渊首相访问欧洲三国时曾提出日元与欧元相协调,建立“货币稳定机制”问题,在达沃斯七国财长会议上,再次提出旨在取得汇率稳定的美元、欧元、日元“浮动汇率目标区”的建议。在亚洲货币、金融危机之初,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尽管这些构想距离具体实施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三极通币体制”、“日元的国际化”、“亚洲货币基金”等,都可以算作是加强区域货币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从日本经济现状、目前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和各国在体制与制度上的差异乃至于东亚各国的认同度来看,要实现东亚各国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还将任重而道远,必须通过作为唯一经济与金融大国自身的表率作用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找出合适的方法,最终达到预期目标的可能。

日本作为地处东亚的世界经济大国,参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首先是其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需要,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负有带动该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在新世纪,不论其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目标与形式作出如何的调整,也无论其产业结构如何转换,日本最终都不能脱离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发展,更不能不依靠参与该地区与国家的国际分工而摆脱其经济衰退,这是日本在其产业结构转换及调整其参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目标与形式过程中,不得不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而又重大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赵光锐.关于日本回归亚洲的思考[Ｊ].东北亚研究,1995,(4).
[2](日)高桥宏.北东アジア诸国の贸易构造[Ｊ].东京国际大学论丛(经济学部编),1998,(18).
[3]史敏.面向21世纪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经济[Ｊ].1993,(3).
[4]段进军,陆大道.论大国东亚地缘经济战略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Ｊ].经济地理,1999,(2).
[5]颜芳.对21世纪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分析[Ｊ].世界经济情况,1999,(14).
[6]陈秀容.地缘因素在日本对外经贸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初探[Ｊ].世界地理研究,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