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读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黑暗的巨大在于你不知道它的巨大——读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By: 阿啃1919 发表于 2007-11-25 19:22:00       崔老师文中说的三部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但是不用看，只要读了崔老师的文章，就足够我们触目惊心了。正如崔老师在文章中说的，“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为什么我们这些自命为有点思想的教师平时不笑？我们都在学校中，都在“高三”之中，我们究竟选取了怎样的姿态，我们究竟做到了哪一步？这是一个严峻地逼问我们的问题。在短信中，崔老师说，这篇文章，她最希望一线教师看到。读完文章，我觉得我很了解崔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是我却很绝望，崔老师这篇文章，摧毁了我先前建立的一些自信和自得，她从更深层次剖析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危害，她把问题的核心直接放置到我们面前了。这下，我们逃不掉了。
    我读崔老师文章很多，多数是指导性的，指引我思想往高处去，往亮处去，获得智慧的启示；或者也有有趣的，叫我想见一个学者的淘气与可爱。但是这次，我心情很不好，沉重，我觉得一定有必要形成一篇文章，把崔老师此文触动我的思考，表达出来。
    其实统一高考，战争式的高考，那些决定者的谋略与制度的危害，我们也曾想到过，黄晓丹有一文，已记不得题目，讲得十分清楚。现在促我思考的是，我们自命为有点思想的教师，我和朋友们，这个天涯若比邻的思想共同体，究竟做到了哪一个层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根本没有意义，因为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更为决定性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正如崔老师引用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学生被劫为人质，在制度裹挟之下，“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会培养出阴暗、残酷、扭曲的人性，而我们跟学生一样，也被劫为人质，实在可怕之极。这种可怕，在于这种东西，是潜在的，表面的文明教化，彬彬有礼，无法控制内心深处那种猛兽般的欲望和冲动。
    王锦春老师为什么要求孩子们拿出半条命来博高考，有一个理由崔老师谈到了，便是它所使用的和诉诸的是“利益语言”，通过高考，农村的孩子还企图改变自身的命运。但是对这个理由的阐释，我觉得崔老师似乎不够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在我的学校，父母双双下岗，或者父母都是失地农民，人数不少，唯一有可能改变这个家庭的经济面貌的，便是孩子读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我们当然知道一个前提：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缩减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个年轻人是不能够过早地被缩减为他/她的生存压力，好像除此而外别无其他。但是，在太过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很容易的，便全部缩减为利益存在。并且，中国的普通民众，一直缺少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心灵追求，这也许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哲学中，并非教育可以全然取代的。
    再者，崔老师曾说过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但这仅是需要，并非有需要就一定会来到。我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只有物质的欲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才会产生形而上的追求？或者，物质的欲求和形而上的欲求可以同时并存？
    我们还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而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身社会阶层，几乎是最直接的手段了。我有很直接的经验，同一个班的学生，其中一个考上大学了，考研了，出国了；而另一个没考上的，招工了，下岗了，或者，从事着最为简单的劳动。毕竟，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理解王锦春以及我周围很多类似于王锦春的老师的原因。
    我们还没有足够社会自由度的，让你能够通过公正的个人努力，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比如有广泛的自主择业者，他们生活得比通过高考的学生们更好，他们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敬。如果有这么一天，或者高考不再那么恐怖。
    从这个层面讲，王锦春老师确实是一个体制内的好老师，一个主流思想内的好老师。尽管，如果这样的教师在我身边，我会觉得她很变态。当然，我的所思所想是不能算数的，因为王锦春老师这样的，才是主流，才是典型，我这样的，包括郭初阳、刘支书助理、范美忠这样的，都是非典型性的。
    水妖说得很好，不要骂人家变态，我们都很变态。中学教师的问题是“怀璧其罪”，因为我们是黑暗时代的中学教师，身上便有一种先在性的罪孽。这就是哈维尔的话，人人都在卷入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样。杨支柱以前说，中学文科教师，在意识形态、思想教育方面，居功至伟。我现在明白了一些，可是我以前很傻；现在明白了一些，可是依旧无能为力。水妖所谓的变态，大概是从这里理解的吧？所以不能责怪人家，崔老师说，“如果有问题，不是老师本人的”，我知道错了，但我直觉上还是不喜欢这样的老师。
    我没有看过原书，不能确知王锦春老师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思想状态。不过长时间以来我已形成一个判断，如果一个人看到了后极权主义时代教育的本质，他便不可能如此投入的进入主流的体制内。因为体制规定你要从事的，是乏味的、无趣的、愚蠢的，是通往比傻帝国，而生命本身的需求，则是鲜活的、生动的、有趣的，是个体创造力的激发，带来的愉悦根本是前者不可比拟的。如果有脑子，怎么可能变成这样的主流认可的老师呢？
    身边的朋友们都是这样，郭初阳看上去最平和、最温文尔雅，其实骨子里最“反动”，这点水妖眼光毒辣。刘支书助理最近一直开中学生公民常识讲座，此人居心不良，一直以颠覆教科书的陈腐、僵化、前现代的观念为目的。颠覆当然并非简单的破坏，他建立了另一种话语方式，来讲述为世界人民广泛接受的生活常识。我呢，我希望孩子们能有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爱，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同时也希望他们能接受如刘支书助理讲述的常识。
    但这样又有何用？最后孩子们还是要经过你死我活、刺刀见红的高考啊。
    我们努力的地方，我们绞尽脑汁的地方，就在，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我们就是《三峡好人》里面走钢丝的那个。而我先前形成的确信和自得，本来也就在这里。
    所以教育无用，教师无能，造成我心情不好的，就是这个。杭外只有一所，如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的，却所在皆是。
    但无论如何，终归应该做点事情。比如统一高考体制不变，高考的命题是不是可以变化。比如选择的文言文阅读，不要连篇累牍的宣扬忠义思想好不好；比如客观的选择题，不要总是重复着低级的识字和足音好不好；比如，如果有机会为地区的孩子们编写练习册、编写读本或者教材，能不能做一个“开放的保守主义者”，我们文化中那种轻盈、达观、快乐的东西，我们保守它，而眼光又略微开放一些，放眼看世界，接受比我们更早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的先进观念，好不好？
    体制的某种松动，也许只有一点点，也许可以让被绑架的孩子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或者机会。前几天本地电视台有个朋友来我们学校采访，末了叫我说几句，我说，你的统一高考不取消，因为这有原因，但是不是可以学习民国时代的大学自主招生，或者几所大学联合招生？考试成本会增加，但是孩子们的机会也会增加，这才是最关键的。教育到底指向什么，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教育当然要改革，怎么改，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从事的教育，能从体制上、机构上都体现出对个体的无条件的、先在性的尊重。
    恰好上周六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中学生升学还要进行综合素质测评”，杭州余杭区对中学生综合素质打分，学生自评、同学互评、任课教师评、家长签署意见，还说这是教育改革。唉，现在掌握话语权的，在教育机构内以教育家面目出现的，怎么都这么愚蠢呢？打着改革的幌子，不断践踏个体尊严。那个嘉宾叫孙云晓，还是个很知名的人，最近一气出了很多书，也是傻的要命，说这是治国安邦的好办法——他就是典型的大国崛起、个体陨落的思维。他们怎么都不读书的？连最基本的价值底线也不知道？反对的是一个什么师大的教授，一直很激动的反对，也没有反对到点子上，不如人家法国女演员一句话：越是群众的，我越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