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狂

文 人 之 狂

费 宗 波

＂中国50年至500年内，写白话文前三名的是谁？＂

　　＂是李敖-李敖-李敖。＂说此话的人是谁？正是李敖本人，并且他再三强调自己＂其文500年内不朽，其人1000年内不朽……＂。

古今中外，恃才傲物的狂妄者不少，当年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在入境美国通过海关时极为神气地训斥对方道：＂除了我的天才外，还有什么好申报的？……＂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有一双颠倒乾坤的手。＂＂我是无与匹敌的心理学家、哲学家。＂这是尼采充满自豪自信的自诩自赏。他狂妄地宣布：“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价值皆需重估，由谁？当然非他莫属。

狂好不好？好，狂并非大逆不道，相反倒还是一种甚为可贵的美德。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老夫子的词典里，中行，行为合乎中庸，是最高道德标准；狂，志大激进而又不能完全做到；狷，拘谨，有所不为，不与不良现象同流合污。孔老先生认为，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长处，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为圣人。

狂又不好，因为那是佯狂，虚狂。那种狂要么是缺乏真性实情的骄矜，要么是才气有余、德性不足的傲慢。真性的狂放与一般浅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其狂的背后是否有德性和知性支撑着。是狂人总傲慢，但真正的狂者，他们的人格与文格，才华和慧黠，勤学与博知，不仅超出于侪辈，也必高拔于时代世俗之上，所以，他们的傲慢，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是一种“良知的傲慢”。他们的狂也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狂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他们特立独行，仰天大笑出门去，不为五斗米折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贝多芬个性极强，却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但我们仍可以从他的一封信中解读中外文人狂放之源。

一次，利西诺夫斯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手下的军官。公爵为了取悦这几位来宾，便非常客气地请求贝多芬为客人们演奏一曲。侵略者面前，贝多芬断然拒绝。公爵便由请求转为要求，贝多芬愤怒到了极点。他一声不响，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了个粉碎，然后给公爵写下这样一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是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由于偶然的出身和机遇，这个世界上出现过无数王侯将相。然而，历史最公正，时光最无情，当这些显赫一时的权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而如贝多芬，人们却从未将他忘记。贝多芬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却有高贵的灵魂。他们的狂正是基于对自身、对现实和对历史的清醒认知。

孔子对这样的狂者是赞赏乃至礼敬的。他周游到楚国时，路上遇上楚国的狂人叫接舆的。这接舆惊世骇俗地剃了个光头，走过孔子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一听，知是厉害角色，想下车与他攀谈，谁知那楚狂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了。接舆是道家人物，学问人格都非常高，他的狂也是故意装疯卖傻。当时儒道两家都对现实有着最清醒的认识，只不过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是出世而已。楚狂见到孔子，不免惺惺相惜，以歌声来劝孔子不要执迷不悟，做这些无用功。孔子闻弦音知雅意，想商讨几句，却在这狂人面前碰了个钉子。

孔圣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一举一动都讲究合礼。到了亚圣孟子，却是一个大大的狂人。孟子和他的祖师孔子境况颇为相似，在国内主张得不到实现，便带着门徒风尘仆仆去列国游说诸侯，本质上与现代的推销员并无两样，只不过将政治主张贷于帝王家而已。而他却又自谓为 “不召之臣”，好比千辛万苦将商品带来某地，却不肯上门推销，而是放在旅店里，你要买你就亲自来。他的理论是“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结果可想而知。另一个就是这孟先生“好为王者师”，即真正面对一国之君，开始推销他的主张了，却又把人家万人之上的君王视为还未开蒙的小学生般或训或导。他这一举动的理论依据是成汤的左相仲虺曾说过的一句话：“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孟先生由此得出个结论 “道高于君”。所以每到一国，他便做起“王者师”，乐此不疲。当然狂瘾过足，但商品却是一件没卖出，最后只得像孔子一般回老家授徒设馆收学费了。

孟子这样的狂人，是有着他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人格的。尽管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但他那以德性为财富的平民情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抱负，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度，使他在那个充满纷争、诡诈、欺骗和强权的时代凸现出来，卓然而为一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既曰狂，则狂者的言行举止必有不入俗眼，或由俗眼观来荒诞可笑之处。晋朝有个名人叫孙楚，好友王济去世，许多当时的名人贤达都来送别。孙楚一向敬重王济，却因事耽搁来晚了，只能单独哭悼好友。他的哭声凄惨悲切，听者无不动容下泪。然而哭完之后，孙楚却突然又对着王济的墓碑说道：“王先生过去非常喜欢听我学驴叫，今天让我最后再为您叫一次吧！”说完，便极其认真地学起驴叫来。他模仿的驴叫是那么的惟妙惟肖，在场的吊客都禁不住哄笑起来。那孙楚睁眼瞪着众人，恨恨道：“诸位没死，倒让王济死了！”

在科举制度下，考生考中与否，往往取决于阅卷的官员。由于这层关系，中榜的举子称批阅并选拔自己的考官为座主，后来称为房师，显然含感恩戴德之意。龚自珍由浙江应试进士得中，发榜后，大家都纷纷打听彼此的房师。有人问龚自珍恩师是谁，龚自珍哈哈笑道：“说出来稀奇，实在是稀奇，居然是那无名小辈王植。”王植闻后，气得差点呕血，因为他录取龚自珍，还是当时身边的同僚劝的。当时王植批到一份卷子，觉得很有趣，便给这同僚看，同僚看后，说，这批试卷来自浙江，从文章气势内容看，定是那狂生龚自珍的文笔，此人仗着才高，喜欢骂人，你录他还罢，不录难保不在社会上骂你个狗血喷头，当然，文章也确实不错。可怜王植录了龚自珍，仍不免被讥笑嘲讽，却又无可奈何。

恃才狂傲，是文人的通病，但狂得过头就有些缺乏自知之明了。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年轻时名著一时，跻身“文章四友”之列。然而此人性格极为狂妄，傲视同辈，觑天下才子为无物。他曾当着众人之面自赞：“谈写文章，屈原、宋玉只能做我的下手；要说我的书法，就是王羲之见了，也会对我恭敬有礼！”搞得当时的许多文人都不愿与他来往。而他这自视甚高的毛病到死都没改变。杜审言临终，宋之问等一干名士都来探视，他却眯着眼挺有精神地对着人家说出这番话：“这造化小儿整的老夫好苦！可这样也好啊，我活世上一天，就得把诸位压制一天，我这一去，你几个可算解放了！”顿了顿，又闭眼叹道：“只是遗憾啦，像我这样真正有才学的人天下再也不会有了！”弄得宋之问几个真正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