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太平天国败亡一百四十年祭（1864——2004）

作者 ：方之光　袁蓉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这年的公历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15年，但执政仅42天，就于4月29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失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209年后，即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攻占清王朝的江南重镇——金陵，改称天京，定为首都，建立起与北方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一直坚持斗争到1868年。太平军前后坚持战斗18年，转战18省，执政12年。可见太平军的经验教训要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更为丰富。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由于种种原因，郭老没有完成任务。今年又逢甲申年，是太平军失败140周年，也是毛泽东要郭老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六十周年。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反思太平天国的历史，重新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还是有意义的。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因如中外联军干涉，内因如战略错误、泯灭文化、排斥知识等等，不一而足。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总结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时说：“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任用私人，尤其最后一坏，历时最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致溃灭。”（《中国近代史》，第138页）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启迪意义的。这里只就其失败的内因作些更具体的分析。

 “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确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首要原因。1851年初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规定了严格的五条纪律 “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天国》第一册，第63页）在起义军内部，还实行“人无私财”、“有饭同吃”的圣库制度。首义诸王也“敝衣草履，徒步相从”，与广大将士过着大体平等的艰苦生活，而且上下团结，“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72页），取得了围桂林、攻长沙、破武昌、克南京、转战六省的重大胜利。但就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领导人没能吸取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教训，重犯了“小胜即骄傲”的错误。

攻占南京不久，和春的江南大营、琦善的江北大营即从南北两面围困天京，太平天国的局面严峻得很，离推翻清王朝也还远得很。但洪秀全等人无视这一切，错误地认为已经到“万国来朝之候，残妖绝灭之时”（《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7页），还说什么“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9页）。于是乎，昏昏然，纷纷然，封王晋爵，营造宫殿，过着奢侈的小天堂生活，开始背离起义之初与将士共患难的诺言。而在1856年取得一破江南、江北大营胜利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们认为天国已臻全盛，“大胜更骄傲”。相互之间勾心斗角，权力倾轧愈益厉害。东王杨秀清更为胜利冲昏头脑，不满足九千岁地位，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导致了“天京王杀王”的大悲剧。韦昌辉借清君侧之名杀了杨秀清及其部属老兄弟2万余人，洪秀全反过来又杀了韦昌辉，还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只得带领精锐数万人离城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当时著名文人汪士铎说，这是太平军“自坏长城”，说得一点都没错。那时有一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首义诸王迅速腐败

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首义诸王到天京后迅速腐败。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斥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说：“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将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实行全体衣食皆由圣库开支、一律平均分配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保障军队供给、吸引贫苦百姓参加太平军，保证义军纯洁性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正是在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中兴起和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也像360年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样，在犯骄傲错误的同时，也迅速地腐败了。他们抛弃与广大将士共艰苦的好传统，大搞封建等级制，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享乐腐化，追求奢侈的生活，认为天下是我打出来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情同骨肉”的兄弟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进南京后，洪、杨等诸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东王府，劳民伤财。据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宏伟，“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影响下，诸王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到太平天国的灭亡。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诸王却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而与诸王的豪华天堂生活相反，广大士兵则过着家庭离散，不许夫妻团聚，吃不饱，穿不暖的贫穷生活，仍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这一点连东王也不否认，他说太平军士兵认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页）。1861年曾经访问过天京的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说：“太平军占据扬州、苏州等城，财产多而富美色，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其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西学东渐记》，第98、99页）

“历览前贤国与家，盛由勤俭败由奢”。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发展，再到自己因迅速腐败而灭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

用上帝教来治理天国

天京内讧后，洪秀全更迷于自己建立的上帝教，并用它来治理太平天国，任人惟亲，朝纲混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思想可资利用，往往利用宗教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从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经汉末张角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儿利用白莲教起义，直到太平天国同时期天地会利用宗教发动“反清复明”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中国流传的多神论宗教，洪秀全则是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独一真神惟上帝来发动起义，以达到“奉上帝之命以打倒偶像及清朝”的目的。洪秀全的上帝教是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以中为主的新宗教。

无视广大军民的温饱问题

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起义和建国的过程中，一味从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不注意发展生产，没有解决军民吃饭问题，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的圣库制度，这对保障义军的纯洁和供给曾起过积极作用，“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0页）。进军长江流域时，又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吴煦档案》第一辑，第129页）。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企图把这种人无私财的均产制度推广到全社会，终于走向乌托邦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待百姓条例》载：“百姓之田皆天王（父）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父）之货。”“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故“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可见，太平天国要建立的人间天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农民仍处于被压迫剥削的最底层。《天朝田亩制度》要求消灭一切私有，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一个二母猪五母鸡的社会，就是明证。

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一味在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正如太平军战士所说：“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即“不贾而封殖，不耕而得饱食”（《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9页），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曾国藩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但到了后期，太平军如“行无民之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页）。天京被湘军围困二年后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解决军民粮食问题的结果。

太平天国为什么跳不出历史上的周期率

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发展高峰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仍然跳不出“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呢？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太平天国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代表落后的小农的生产力，是一个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具有双重性的阶级。他们要建立的人间平等天国，仍然是以巩固小生产自然经济为总目标的旧的农业社会。个体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使农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局面的经济根源。洪秀全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一样，开始时“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无例外的。然而对于李岩的诛戳却未免太早了”（《甲申三百年祭》）。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说，洪秀全对杨秀清等的诛戮未免太早了。这就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阶级根源。

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政治原因，则是洪秀全搞家天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历代都行秦政制”，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起，封建专制统治源远流长，连绵不断，根深蒂固。这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归根到底“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不改变小农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然是高高在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

梁启超在谈到太平天国失败思想原因时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是他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2页）。这就是曾国藩能取得平定太平天国的思想原因，也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怪圈的思想原因。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欣慰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由此可见，要跳出历史上的周期率，除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民主和科学。这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