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中国社会的另类人群

    通过这个权力、伦理双重体系，中国人基本就被一网打尽了。然而，百密一疏，商人却时常会成为实事上的例外。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商人始终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做的考证：“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另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曾说过：“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其事易。”显然，当时的为政者不仅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而且试图对他们严加限制。事实上，这种定位本身即隐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因而争相招挽，以使“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就连把商人安排在四民之末的管仲，也是通过大兴盐海之利把齐国的经济繁荣起来，才让齐桓公有资格争霸天下的。或许，也正是由于管仲对商贾的了解，才清楚了他们的“利害”。

    在中国，“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司马迁曾经写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就是说，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司马迁又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说句不好听的话，孔子的名声所以遍布天下，都是子贡人前人后吹嘘的，这就是得财势之助，而使孔子的名声“益彰”。

    在中国政治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古代社会，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

    扭曲的历史环境，培养了畸形的、缺少精神支撑的中国商贾，使他们成为可毁可誉、面目模糊的另类人群。

    商人，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这是一种不含褒贬，中性客观的身份描述。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商人”这个词自它诞生那天起，其实就已经隐含了政治歧视的内容。

    文史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商人作为一种职业称谓，始于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公为了巩固政权，禁止殷商族人参政，只许经商，“商人”之名，即由此出。对当时的情况，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商人拥有优厚之田园而不得作政治活动，愚拙者固务其农耕，才俊之士不安于保守，则起而服贾，仗其财力，比于封君，亦得与政权相抗衡。此商人之所以多为贾人，贾人号为‘商人’也欤？”（《商人释名》）也就是说，商人，是“以一代人之名为一类人之通名”。

    周人开创了歧视“商人”的先例，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效仿，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

    《史记·平准书》：“（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史。”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不仅沿袭了禁止商人从政的旧例，而且连“衣丝乘车”都不行了，从此也就彻底杜绝了“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的可能，这是“辱”。而更严厉的是“重租税”的抑商政策，这是“困”。

    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５９６年）也曾下诏规定，工商不得仕进。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依选举令，官人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即依庶人例。”(《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卷四三《职官志》)按照这个“选举令”，不但工商不能入仕，连已经入仕的官人同居大功以上人员的亲属，也不许经营工商业了。在宋朝，“工商异类”与孝服未除、僧道反俗者一样，都不能混入举子试。“工商异类”，这个称号本身即满含歧视与偏见。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像商人这样遭受过如此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早在汉初，著名政治家晁错就曾经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论贵粟疏》，见《汉书·食货志》)这种现实生活与权力、伦理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具有破坏性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早就看穿了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所以，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几乎人人都喜欢经商，也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地挑着担子、挽着篮子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全民经商，是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另一种民族传统。

    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工商繁荣与捐纳制度的出现，虽然对商人入仕有了许多松动与变通的办法，但是，官方主导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层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由于这种历史性的边缘化，使中国商人始终未能培养出自身特有的职业精神与道德操守，而一代又一代相继发迹起来的商人们，则轮番处于一种“暴发户”的状态。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自命“儒商”，并以“信义”相标榜。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商人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

    无论如何，正如管仲在数千年前所发现的，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历史，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因为，专制政体始终无法解决“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们或许有过暴发的狂喜，却很难感受到这种职业带来的光荣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