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良性的官商关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官商勾结何时休？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纵身一跳，让韩国全体民众震惊，也令世界各国深思官商共治政经生态之畸形荒谬。东方国家开展业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关系”。

　　“官商传统”到“官商勾结”的破灭

　　官员和企业是社会分工中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有着良好的互相促进的合作关系。然而，在经历一系列的语义转化之后，这一传统演绎为“官商勾结”等否定性词汇，2009年民间流传的“猪狗论”便是一例。

　　在江苏省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等诸多贪官眼里，各种各样的老板都只是他们圈养的“猪”。然而，老板也并非吃素的，在一些财大气粗的老板眼里，贪官不再是受人敬仰的领导，也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只不过是一条“狗”罢了。

　　这便是官商新型仿生学关系：猪养狗，狗养猪。精通仿生学的官员，在商场养猪，精通仿生学的商人，在官场养狗。商人把自己养的官员称为狗，官员把自己养的商人称为猪。商人养狗是为了看门和咬人（如暴力拆迁），官员养猪是为了吃肉和喝油。

　　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政府掌握着优势资源，主导市场，控制资源，控制市场准入，操作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既是最大供货商也是最大客户，政府功能渗透在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在“官本位”的社会结构中，中国商人必然要与“官”建立一种隐秘的身份结合机制，从而解决现实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坊间有心人士对历年“胡润财富排行榜”中的“落马富豪”进行了一次梳理，从中我们发现，这些迅速发迹又迅速落马的中国商人，无一例外与“官”有着暧昧的关系。

　　但是，天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伙伴。一旦他们的利益受损，必然要有一方做出牺牲，从而导致联盟关系的短暂破裂。这种破裂的路径则通常是“双输”的局面。

　　官商关系破裂，必将带来常态的“反目成仇”：“官”不断蚕食“商”的利益，“商”不断威胁“官”的社会根基。在能源经济领域的“山西矿难”、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毒奶事件”，以及可以预见的紧随而来的“环境灾难”，都是“官－商”反目成仇之后带给全社会的重大恶果。

　　与地方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房地产业在2008年遭受重创，许多房地产商不但血本无归，而且陷入恐怖的债务危机。随着全国各地相继传出房地产商自杀的消息，这一暴利产业正式向外界宣告他们不得不为中国的“官商传统”支付出沉重的代价。

　　无论是历史的“官商传统”还是畸形的“官商勾结”，都无法给21中国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构造一种良性的官商关系，而这一关系必当建立在官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之上。

　　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像是一道必答题。即便是联想这样的企业，柳传志多年前也说过，“他把70%的时间用在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上”。与西方企业不同，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会玩一个球的人都要学会同时玩五个球”。

　　企业要建立健康的政企关系，既要“吃透政策”，还要与政府官员建立健康正义的关系网，这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手腕，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择手段。有些民营企业家不思改善经营以服务社会，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钻研勾结官府、寻求租金以及邪门歪道上, 企图通过所谓“红黑两道”寻求富贵。这毕竟不是创家立业的正道, 是不可能长久的。搞好企业根本上还得靠自己，而不能靠政府。

　　党政干部和私人企业家，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人，要遵循两种不同的规则。企业家和商人要遵守的是市场规则，只要是合法赚钱，辛苦积累，可以把当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而党政官员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也就是当公务员的规则。对于官员的规范，我们可以从下文中其他国家的的实践中窥见一二。

　　国外官商关系建设实践

　　国外官商关系畸变的前提是官员与商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官员热衷于通过行政规制干预经济事务；商人醉心于与官员编织裙带关系，获得特许便利。各种层次的朋党和密友结成了覆盖社会的网络，精英人物大面积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使市场关系极度混乱，经济发展跌入停滞的泥潭。

　　官商关系畸变最深厚的体制根源，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只有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员和商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法治、廉洁、高效的政府培育了健康的官商关系，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护着社会的繁荣稳定。且看国外如何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

　　推进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权力

　　新加坡是全世界目前为数极少的在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国家。它的成功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在于制约权力资源，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新加坡政府认为对权力的关节点一定要进行控制，尽量减少公务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制约相当严格。部门提出预算报财政部，由国会审议，总统有财政否决权，同时还有人事否决权和贪污调查权。审计署每年对财政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并报告国会，确保不出现大的腐败。为此，我们在权力运行上，应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降低行政权力在官商交易中的含金量，逐步消解官商勾结的环境和土壤。

　　2006年，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又出台了一项新规定，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发生职务腐败行为，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同民间机构负责人一起打高尔夫球或参与奢侈性娱乐活动。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表示，为防止公务员的腐败现象，还将控制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职员举行同门会、乡友会等非正式聚会。许多人对这一规定表示欢迎和支持，认为杜绝娱乐腐败有利于促进政府公职人员廉政为民。

　　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州市的腐化也相当严重。州政府在行使土地审批权时，把土地批给私人修建铁路，在低税率、高票价方面给私商特惠，从中牟取私利。市政府将公用事业承包给私商，受贿赂、吃回扣。承包商通过安插官员亲友、支持竞选等方式获得丰厚利润。

　　在席卷全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压力下，美国各州市纷纷开始以扩大民主，容纳公众参与的政治改革。州政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将各州参议员由州议会间接选举，改为选民直选。参与范围的扩大，击溃了不法商人贿赂州议会，控制联邦参院议员选举的弊端。市政改革也通过市议员的直选，使政客们的施政纲领更加注重城市底层的利益。

　　我国浙江温岭的一些乡镇，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在城市建设等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建立政府协调、专家与公众参与的机制，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水平，防止了公共工程中常见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提高反腐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体制内监督的实效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有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官员的廉洁不靠“政党轮替”式民主、“狗仔队”式新闻监督。关键在于新加坡有一个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的国家强力部门担任反贪、防贪重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廉政建设中，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同时在廉政体制的建设上，要注意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提高监督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体制内监督的实效。

　　“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关系何尝不是如此？凡是清正廉明的官员，无论是官商之间的工作关系还是个人关系，都不能带有金钱交易的色彩。以“猪狗论”为行为准则的官商，怎能获得心底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