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狂人”——纪念“五·四”

    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创造了一个“狂人”。近年有人考证，这“狂人”的原形之一是陈独秀。其实何止，那时代有众多的“狂人”，鲁迅自己也是。鲁迅叫喊“偏至”，他的“偏至论”，一是“掊物质”，二是“排众数”。“物质”就是黄金黑铁，也就是富国强兵；“众数”则是“众治”，也就现在人们还甚爱的“民主”。一个“狂人”。近年有人考证，这“狂人”的
    “五·四”有两面旗帜，一面是“科学”，一面是“民主”。但其实那时代的前沿知识分子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科学的原则是全面客观，不偏不倚，但那时的妄言俯拾皆是。鲁迅将中国几千年文化总结为“吃人”，即便像我这样警惕传统文化的，也未必认同。钱玄同甚至要“废孔学”、“灭道教”，“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还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这主张还得到了陈独秀及周氏兄弟的赞同。钱玄同甚至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无疑是偏激之至。即便是“弱肉强食”科学，也是有所偏颇的，所以在此之上宣扬“兽性主义”，就更不是科学的主张了。
    所谓“旗帜”，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竿而起。但是让揭杆者治理国家是成问题的。现在就连最高领导人都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可是鲁迅却是要“排众数”，简直是毫无民主思想的“狂人”。但鲁迅们之“狂”是可以允许的，只要他们不成为政治家，手上不捏着别人的性命，这“狂”，是一种精神的标高。这些人也不能掌握政权的，陈独秀的失败就是个例子。他们只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狂”的特权。如今钱玄同要废除的“孔学”又被抬出来了，有人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复兴？知识分子说了不算，但是钱先生的狂言另有他的意义，至今依然，也就是对这个容易昏慵的世界扎一剂清醒针。那是“棒喝”，让我们睁大眼睛，瞧见“儒学”的毒性。这正如我们依然免不了要食用河豚，但是我们记住了其内脏是有毒的，首先得除毒。日本人就是这么吃河豚的，有专门的“河豚除毒所”，河豚便可以畅销市场。
    那么，这种狂言也是必须的了。社会需要这样说话的“狂人”，因为这些狂人充当的是“牛虻”的角色。波斯纳认为，无论怎样的社会，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牛虻”。这些“牛虻”冲击麻木的思想，对僵硬的常规发起挑战，对抗正统和教条。他们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这些“牛虻”就是知识分子。作家也是这样的“牛虻”，只不过所用的扎刺不同罢了。而且在文学上，这种疯狂还可以产生极致的美。有人企图把文学和文化加以区别，固然有区别，但在精神实质上是一样的。一个杰出的作家一定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而不疯狂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伪知识分子”。一个“狂人”。近年有人考证，这“狂人”的
    遗憾的是，如今知识界文学界这样“伪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五·四”的“狂人”几乎已经绝种了。我们很难看得到口出狂言、撩着袖子说话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见多的是这样的情形：开口必有论证，言说必有逻辑，提案必得有用，思想必得有益于社会稳定，平庸得可以。其中有因为被阉而“狂”不起来的，更有为自己利益打算的，或者因为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从而自动受阉而“狂”不起来的。在文学上喜欢玩技术，摸着技术主义裤腰带脱不下来。因为没有激情，内里空空如也。但是这样也就没有危险了，而且作品又容易发表和出版，还可以侃侃而谈写作技巧，把别人整得一愣一愣的。如今是多么的崇尚技术！其实中国历史就有崇尚技术的传统，中国人在动乱和高压之下，只能选择玩技术，还可以被不管怎样的主子所用。虽然看似一直在倡导“文以载道”，其实中国文化有着两面性——皇家和民间的两面性：皇帝要治国，要御用工具，百姓要被御用，就必须有技术；表面和内里的两面性：表面上冠冕堂皇是一套，内里告诫自己和子女的又是另一套。
    上世纪90年代后，脑满肠肥、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五·四”，认为虽然出现了《狂人日记》、《祝福》、《女神》等优秀作品，但总体水平不高，不少作品就是某个思想观念的图解和演绎，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生动。这固然是事实。其实，就连《狂人日记》这些作品也粗糙得很。但是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反叛精神。离了精神价值，文学只是一堆技术零部件。所谓偏激，是作家所必须的，作家必须具有对所处的世界的过度敏感，甚至是偏狭。冰心当年谈她怎样写小说：“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以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这其实是对的，但是这些年，总被当做“五·四”作家写作误区的例证。
    前些日子，《南方周末》上又有人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法理问题，作者引用梁漱溟对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驻日公使的质疑，认为这是“犯法”。看上去有道理，但是我要问：所谓的“法”是什么？是谁的“法”？梁漱溟混淆了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本质区别：在民主社会，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可以表达意志，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可以来到台上说话，而在专制的社会，却只能由统治者说话，由他们表达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讲究法理，一味想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就只能无法解决，甚至上访问者还会被当做“精神病”。这是非正常的社会，在非正常的社会里，只能采用非正常的手段来解决。当然这样非正常的手段，也可能出现“暴民”，知识分子则是“狂人”。这是我们的困境。如何摆脱困境？首先必须从制度入手。这并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搅混水和抵赖没有意思。    &
    我总想，我们需要继承“五·四”什么？恰是这种在我们这时代被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的“狂”。从好的方面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挫折，我们不想再盲撞盲打，我们想成熟。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成熟，就是它的永不成熟，永远有动力。“五·四”狂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一度再现。虽然那时代并非“怀旧”者所看的那么好，但是我仍怀念那时代的激情。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胡言乱语的作家还是有的。这里有个关键问题：立场。那种“含泪劝告”、“纵作鬼，也幸福”者，看似语出惊人，但是其实只是奴才。其实即便是“五·四”，“八十年代”，也有奴才和野心家，比如北师大揭发叶文福演讲的那些学生。现在高校还有“信息员”，这也可以说明，“五·四”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