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时92年终于还清战争赔款

    按照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德国政府需要支付269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9.6万吨黄金。但到1929年，这笔赔款被减少到1120亿金马克，必须在59年内付清。从1924年到1930年间，德国被迫发行大量外国债券以筹集这笔巨额赔款。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德国于1931年暂停了每年偿付的赔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拒绝恢复偿还赔款。但在1953年的伦敦国际大会上，西德同意承担德国二战前发行的国际债券偿还责任。

    按照伦敦大会规定，可以待德国实现统一后开始偿还赔款，只是要先行支付一笔利息。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此后德国开始偿还这些国际赔款，直到2010年10月3日还清最后一笔赔款。

    自一战战败后，德国历时92年才完全还清赔款。

    上述新闻让我们看到了德国的负责大国风范。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德国于1931年暂停了每年偿付的赔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希特勒政府拒绝恢复偿还赔款。但在1953年的伦敦国际大会上，西德同意承担德国二战前发行的国际债券偿还责任。德国历时92年去还债本身就说明了德国的品质。这让人自然想到德国制造。德国的汽车、机械等是最讲究质量的、经久耐用，享誉世界。我们对德国人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我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期，在加快物质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努力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德国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借鉴范例。作为以文明古国人自豪的中国人也该向德国学习这种负责的精神。那样这个国家就会更强大、更和谐，中国人就会更坦荡、更有尊严！

    德国政府的认罪与反省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政府虽然几经更迭，但在对待战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却始终如一，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罪责，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向全世界认罪，并用实际行动来清算过去，表现出一种令人钦敬的“道德的勇气”。

    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奥多尔·豪斯在嫉妒—犹太合作协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月2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被誉为德国“经济之父”的阿登纳在政策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此后，对过去的清算便一直在德国进行着。阿登纳对法国的道歉，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宽恕，为德法和解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最令人难忘的要算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出访波兰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向波兰人民谢罪的惊世之举。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民意调查显示，约有80%的人非常赞赏勃兰特的举动，认为这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更充分地表现了德国人集体悔罪的诚意而为大多数德国人所接受。此举也赢得了波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为“结束一段充满着痛苦与牺牲的罪恶历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4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了关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演说，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要求德国人永远牢记历史教训。他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负责任。”就在这次引起轰动的讲话中，魏茨泽克重新评价了5月8日即德国投降日的意义。他认为，德国在战后40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他说“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据德国舆论界所做的民意调查，有80%的德国人认为5月8日是解放日，只有12%的德国人认为是战败日。

    1994年8月1日，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的华沙起义纪念仪式上，赫尔佐克总统再次诚恳地向波兰人民谢罪。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和数百万波兰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对于他的这一番沉痛悔罪的讲话，在场的波兰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世界各国都举行了高级别的纪念活动。德国总理科尔参加了在本国和俄罗斯、英国举行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他在莫斯科参加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我向死难者低头，请求宽恕。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过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人。”总统赫尔佐克则率领政府要员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旧址向当年的无辜死难者致哀。他们悼念的是“无辜死难者”，而不是当年德国的“阵亡士兵”。

    1998年11月，赫尔佐克总统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大会上讲话说：“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

    德国正是由于采取了上述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才减少了周边邻国对德国重新统一强大的疑虑，赢得了被侵略国家的信任，德国也因此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在战争赔偿上积极行动。

    为保证赔偿而立法

    自1949年8月22日联邦德国通过了为纳粹受害者而制定的《人权和私有权法》、《为战争受害者提供帮助法》后，于1956年又制定了《赔偿受纳粹迫害者联邦法》、《为纳粹受害者赔偿联邦补充法》，1957年则制定了《赔偿受害人类别和原则法》。而且每次新法的出台或对上述法律的修正结果都将赔付范围扩大了。为实施这些基本的赔偿法，又制定了几个相应的辅助法，以帮助那些纳粹歧视政策的受害者。1992年5月1日，德国统一两年后，《继联邦德国对纳粹占领区受害人赔偿法》出台。根据新法，那些在前联邦德国时期因故不能得到赔偿的纳粹受害者可以重新提出申请，特别是那些以前居住在民主德国的受害者。该法赔付的范围包括:因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原因遭受纳粹迫害者，并导致健康受损、个人自由被剥夺、经济和专业发展受阻、个人财产受损者。到1997年1月1日，除个别情况外，受理的735076件申请已经根据以上的有关法律得到解决，这些法律还适用于在德国领土之外但以前曾属纳粹占领区内被没收的财产。

    1992年5月13日，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根据美国1976年10月18日《公共法94—542号》及《国际追讨处置法案》解决了1900份赔偿申请，美国公民在前民主德国和东柏林被没收的财产皆可追讨。这些协议给那些不适用于赔偿法或自愿选择一次性了断的申请人一次性的补偿。当初联邦政府所签订的国际协议曾将赔付额限定在15亿之下，但目前总额已超过了39亿。当所有赔付申请完成后，德国政府的赔付额恐怕要超过40亿。

    德国公司积极参与赔偿活动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一些知名大公司也都曾不光彩地使用过纳粹军队抓来的所谓“强迫劳工”，从这些人几乎无偿的劳动中敲骨吸髓，积累财富。战后，为了偿还纳粹所犯罪行的历史旧帐，除了政府赔偿以外，一些在纳粹统治时期曾残酷压榨集中营囚犯，强迫他们做苦役的大公司也曾以赔偿的形式来洗刷自己的罪恶。1951年IC公司赔偿250万马克；1988年奔驰公司对战时在该公司被迫服劳役的犹太人支付2000万马克；1991年大众公司向犹太人民间索赔团支付1200万马克。大众公司还将强迫犹太人服劳役的史实载入公司史册。公司大门口树有纪念碑，碑文上写道：“怀念政治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怀念战时俘虏，怀念来自欧洲各国的强制集中营受害者，怀念在VW工厂因军需和战争而备受虐待的几千强制劳役者。”该公司每年都送新职员到集中营遗址祭扫，学习历史。

    但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战略格局，使得许多符合赔偿条件的东欧非犹太人无法得到赔偿金。而一些得到赔偿金的人，也认为赔偿数额与他们所受的迫害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要求追加赔偿。尽管前苏联和波兰在有关条约中都声明过放弃向德国提出赔偿的要求，但这不能限制强迫劳工的个人赔偿要求。冷战结束后，他们的要求一并被列入索赔清单。

    美国的一些司法机构受理了“纳粹劳工”幸存者或他们的后代联名提起的公诉，要求德国企业进行赔偿。1999年初，代表“纳粹劳工”的美国律师团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美国律师提出德国企业界至少应该赔偿50-75亿美元，而德国企业界只答应最多赔付40亿美元。对此，德国犹太人协会的代表气愤地说，德国企业界提出的赔偿金额简直“小气得可笑”，德国新闻媒介的大部分评论也指出，德国面对的“纳粹劳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德国企业界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道义和历史责任。在美国律师团将诉诸法律、赔偿数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威胁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1999年2月，德国方面终于作出巨大让步，包括大众、奔驰在内的65家德国大公司提出了为“纳粹劳工”设立巨额赔偿基金的建议。德国政府和企业界的代表开始与有关各方的代表展开谈判，磋商设定赔偿标准以及分配方案等事项。谈判是相当艰苦的。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德美双方于1999年底最终达成一致：德国方面同意将赔偿金额由过去所坚持的40亿美元提高到50亿美元。这笔资金由德国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德国财政部长艾歇尔甚至表示将考虑变卖国家资产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作为回报，美国方面则表示，这笔赔偿将是一次性的，赔偿落实后，美国法院将不再受理“纳粹劳工”幸存者或他们的后代提出的其他赔偿要求。1999年12月17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一个国家是如何承担起它的责任的。”一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德国的历史“可能是我们无法治愈的伤疤，但我们也许能略微减轻它所带来的痛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赔偿金的分配方案专门划出3.5亿美元用于成立教育下一代的“未来基金”，赞助对纳粹实施“奴役劳工”和“强迫劳工”政策的历史研究，并加强在大中小学里的教育，以提高青少年对大屠杀等纳粹暴行的认识。即使其动机包含一定的商业目的，但从道义与长远经济收益上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美国犹太大会主席以色列·辛格说：“这些公司愿从道义和物质上给予赔偿的态度是令人鼓舞的。”

    德国人建立赔偿基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今德国人中不断加深的为其父辈所犯罪行的内疚感。多数德国人不齿纳粹当年的暴行，创建这项基金的意图就是为了承担一种历史的责任，同时使自己从二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德国政府及其企业界领导人是否真从道义角度提供了这些捐款并不重要，但建立这项基金本身无可非议，而且为其他有同样问题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在国际社会中的“为国之道”。

    小日本，你们有感到羞愧么？你们有对自己父辈的历史感到不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