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满溢文化悲情的执著乡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8 17:24:40
“过去之井最为深邃，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吗？”20世纪80年代涌动的“寻根文化”思潮及其文本化历史意识，构成了一种“执著的乡愁”
满溢文化悲情的执著乡愁
——寻根与历史的文本化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故乡”，或者是小桥流水，或者是荒原大漠，那里是心灵永栖之地。 双桥 陈逸飞绘
■任翔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逆现代性潮流的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坛涌动，这股思潮通常被称之为“寻根文学”。顾名思义，“寻根”就是追寻失落的文化命脉以及被意识形态淡化的历史意识，并且将这种文化命脉和历史意识文本化。
未结的“提案”
“过去之井最为深邃，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吗？”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约瑟夫兄弟》中开篇就以如此警策的文句引出了对西方文化命脉的追寻，并将那种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战争硝烟之中被淡化的历史意识再度文本化。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与之相比却有着沉重得多的历史负担和现实忧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20世纪是一个极端而又革命的世纪，启蒙走向了极端便是革命，而革命走向极端便是蒙昧。在开启民智、革命立国以及文化蒙昧三者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三者伴随着古老的中国迎向现代性的进程。
从现实的境遇看，中国20世纪乃是西方所塑造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襟怀下隐藏着一份深刻的忧虑。20世纪80年代涌动的“寻根文化”思潮及其文本化历史意识，构成了一种“执著的乡愁”。“执著的乡愁”或者指向遥远的、迷黯的民族文化所隐含的伦理与审美意识，或者指向水静流深的民间文化所传承的风俗和草根精神。“寻根文学”一方面对立于西方舶来并且被主流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典律，另一方面也对立于源自西方并同中国文化融汇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双重叛逆下，“寻根文学”将全球时代的“执著乡愁”建构为一种文学范式，从而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历史的整体性。
寻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旋即引发了“文化热”，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普遍笼罩着西方的“历史终结”思潮，成为古典衰败之后文化的一次绚丽却又凄美的回光返照。曾几何时，在“寻根文学”发生之时，这种文学惨遭诟病，招致两种严厉的政治批评。一种批评来自意识形态左派，他们谴责“寻根文学”背叛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另一种批评来自非主流的右派，他们批评“寻根文学”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反动，纯属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徒劳反抗。两派批评一左一右，显示了远缘异域文化的强大压力，分别展现了西方、苏俄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势，两者联手抑制了本土文化资源。
“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开启的现代性工程并未完成，留下的问题依然是未结的“提案”：不同于远缘异域文化的另一种本土文化资源，如何才能被发现、被唤起、被启用、被赋予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民族精神与荒野精神的忧郁交织
按照学者李庆西的看法，“寻根文学”大抵分为两类，一种是以传统文化精神为依托，带有重建民族精神的意向，汪曾祺、莫言、张炜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家；另一种是以民间自然生存状态为取向，追寻文明法则之外的自由人格，韩少功、阿城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家。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寻根，哪一种寻根的文学诉求，这种文学现象都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性，告别“文化革命”，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去寻求审美对象，铸造独特的审美文化。
对于“寻根文学”而言，民族精神和荒野精神交织在一起，辐射出一道忧郁的光，笼罩着中国当代词语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余波袭向华土，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牧歌叙述和循环文体又传来了悲伤的挽歌，中国当代文学的“伤痕”情结便延伸为中华民族的“苦难”情结。裸露“伤痕”势必导致对文化整体生命及其遭遇的反思，而“寻根文学”就将感性的触须伸向了悠久的文化记忆之深渊。
带着这样一种文学民族性意识，韩少功将满怀“现代观念的热能”释放到蛮荒地脉之下沉默的山庄——鸡头寨，建构出一个只会哑哑学语而永远不会成人、永远无法占有“逻各斯”的白痴——丙崽。沉默的山庄是衰落的宗法文化的一个缩影，象征着闭塞、蛮荒而且忧伤的家园。无语的白痴是宗法文化之下非人的生命形象，带有极端愚昧、极端混沌和极端丑陋的存在品格。沉默山庄的无语白痴所呼唤的“爸爸爸”，是一个不在场的实在专制魔影，但可悲地成为一个残破的生命与病态的共同体所急切地认同的对象。
在《爸爸爸》中，无语是一种病态。而在《马桥词典》中，沉默是一种境界。那是“各归其根”（《道德经》第十六章）和“子欲无言”（《论语·阳货》）的沉默境界，那是“吾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庄子·天下》）的自然境界。马桥是植物生长、兴旺、成熟和衰败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律动、奔流、静止和凝固的环境。自然是生命之根，当然也是文学之根，生命有如树叶往复枯荣，永远必须回归到沉默之根。
如果说民族精神是一种悠远的呼唤，那么，我们不妨说，荒野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诱惑。1992年，张炜完成了堪称寻根文学经典的《九月寓言》，以碎片一般的寓言来呈现告别城市而融入荒野的渴望。韩少功的寻根之作是象征，而张炜的寻根之作是寓言。象征是人类精神史的叙述方式，寓言则是自然史的叙述方式。然而，隐秘的诗意却含蕴着充满灾异而且破碎的世界。我们不妨把《九月寓言》读作流淌在破碎焦土上的挽歌。
首先是黑夜，黑夜构成了《九月寓言》的基本色调，它隐喻着无处不在的实在专制主义至高无上的权力。随着文化记忆的文本化，黑夜成为文本之中的一个原型神话。“黑茫茫浑苍苍的雨夜啊，我往哪里走？”小说中一个叫做“龙眼”的人物问道。黑夜，黑暗的雨夜，就是这群流浪、迁徙和奔跑在这块荒野之上的男女老少们的命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黑夜”，《九月寓言》缓解了绝对贫瘠的生命之无比坚硬的恐惧感。
其次是土地，土地便是“荒野精神”的载体和一个群体共同的母腹，它永恒地铺展于黑夜之下，扶持和守护着流浪、迁徙和奔跑的人群。小村的人们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用自己的赤脚磨蹭土地，让土地污染他们的躯体，最后还把自然的躯壳归还给土地。被强暴过的女人躺在土地上，泪流满面，恨不能即刻化为泥土。泥土，这是征服了一种命运之后所遭遇的另一种更加残酷的命运。
再其次是地瓜，那是人间食粮，是荒野精神的能源，也是那些流浪、迁徙和奔跑的男人女人们的生命资源。地瓜犹如母亲的乳汁，将本土人与异乡人、人类与野物、文明人和野蛮人联系在一起，公正地给他们以生命的动力。地瓜烧胃，引发或者诱发了一切骚动不安、恶劣戏弄和暴力残杀。地瓜在人的肚子里垒砌一座座轻触即发的火山，地火在人心里运行。红色的地瓜和黑暗的秋夜，都是死亡的象征。与此相联系的意象是血与火，那又是一个共同体创伤记忆的缩影，属于荒渺而不可稽查的年代。在残酷的暴力冲突之后，地瓜依然火红，延续着九月寓言及其传递的千古忧伤。
最后是那些男男女女，那些并不拥有奇迹却难以拒绝贫困的人们。他们是白头少年、肮脏婆娘、赶鹦、肥、秃脑工程师等，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创伤记忆。盲女-闪婆和懒汉-露筋是这些流浪、迁徙和奔走着的人群之代表。苦难意识必然实体化为浪子行为，而浪子行为必然表现出对自然情欲的渴望。被父亲逐出家门的懒汉，却幸遇美丽的盲女。他们在天地间自由流浪，靠偷粮食为生，居河边山洞为家。一对衣服破烂的人在山地和平原上奔波，餐风宿露，田野里奔腾着他们流畅的夫妻生活，日月星辰见证他们的幸福交欢，树木深林目睹他们的亲亲热热，闪电雷鸣伴随着他们的狂欢。将一辈子甜蜜的岁月交给无边无际的荒野，《九月寓言》通过塑造这么一对残缺男女的自然境界，把荒野精神上升到诗学本体的高度。残破的生命与饱满的情欲，表达出了对文明的不满和自然的渴求。
然而，《九月寓言》表达的荒野精神却美化了宇宙对人的诱惑和奴役。“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论语·则阳》）以宇宙的诱惑而服从宇宙的奴役，这便是中国古典文化所蕴含的审美精神。在此，民族精神与荒野精神合一，养育出永恒的历史苍凉。
“寻根文学”终结于“伤痕文学”的初始追求，或者说“伤痕文学”的历史延伸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基本命意。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创伤记忆一以贯之，而且寻求文学真实生命的努力有增无减，渐进渐强。“寻根文学”之历史文本化的企求，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历史整体性。
城市废墟上一颗冷却的心
在民族精神和荒野精神之外，全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寻根文学”，还找到了一种废墟精神。废墟是对全球时代执著乡愁浸润下的城市生存境遇的隐喻性描述，正像荒野是对历史文化的创伤记忆笼罩下的乡土生存境遇的隐喻性描述一样。
王安忆的《长恨歌》堪称当代中国文学中废墟精神主导下的经典书写。《长恨歌》是废墟上的风俗画，其审美的韵味超越了阶级的沉浮和文化精神的涨落，而体现在世俗生活的神秘性上。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说，城市是石化的文化，因而是濒临死亡的文明，它只有空间的布列，而没有时间的绵延。而王安忆执著地在废墟上进行文化的考古，以历史完整性的想象展开一种本源的时间探询。《长恨歌》中的上海就是一方美丽的废墟，传统的弄堂见证着个体无常的命运，影射出历史文化兴衰的节奏。作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纪念碑，上海是在半殖民地文化语境下生成的废墟文化，远缘杂交而且忧喜参半。战争、饥荒、遍地英雄和流氓、革命与分裂，如此等等，都在这方废墟之上留下了创伤记忆。上海弄堂的壮观景象，构成了《长恨歌》中的辩证意象。弄堂是文明史的纪念碑，又是自然史的幽灵。弄堂是世俗生活的空间，同时又充满了黑暗与神秘。那些人穿梭其中，那些事周旋其中，飞短流长，悲剧与喜剧并存，高雅与低俗共在。
历史的僵化和自然的废墟化直接表现为女主角身上衰落凋零的美之韵味。上海文化历史的潮汐与女主角的命运沉浮在美丽的废墟上奇妙地遭遇。人生无常，红颜薄命，城市百年兴衰的节奏与佳丽一生坎坷的命运互为隐喻，彼此强化。《长恨歌》的女主角是时代的一件遗物，就像废墟城市的一颗冷却的心。而这颗心，苍凉而且凄美，无疑便是废墟精神的基本象征物，是寻根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寻觅到的辩证意象，以及执著的乡愁所萦绕的历史灵韵。
“寻根文学”通过历史的文本化而深化了民族、民间以及都市的“创伤记忆”，从而延伸了共同体对血脉根源和人类价值的追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满溢文化悲情的执著乡愁
——寻根与历史的文本化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故乡”，或者是小桥流水，或者是荒原大漠，那里是心灵永栖之地。 双桥 陈逸飞绘
■任翔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逆现代性潮流的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坛涌动，这股思潮通常被称之为“寻根文学”。顾名思义，“寻根”就是追寻失落的文化命脉以及被意识形态淡化的历史意识，并且将这种文化命脉和历史意识文本化。
未结的“提案”
“过去之井最为深邃，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吗？”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约瑟夫兄弟》中开篇就以如此警策的文句引出了对西方文化命脉的追寻，并将那种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战争硝烟之中被淡化的历史意识再度文本化。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与之相比却有着沉重得多的历史负担和现实忧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20世纪是一个极端而又革命的世纪，启蒙走向了极端便是革命，而革命走向极端便是蒙昧。在开启民智、革命立国以及文化蒙昧三者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三者伴随着古老的中国迎向现代性的进程。
从现实的境遇看，中国20世纪乃是西方所塑造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襟怀下隐藏着一份深刻的忧虑。20世纪80年代涌动的“寻根文化”思潮及其文本化历史意识，构成了一种“执著的乡愁”。“执著的乡愁”或者指向遥远的、迷黯的民族文化所隐含的伦理与审美意识，或者指向水静流深的民间文化所传承的风俗和草根精神。“寻根文学”一方面对立于西方舶来并且被主流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典律，另一方面也对立于源自西方并同中国文化融汇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双重叛逆下，“寻根文学”将全球时代的“执著乡愁”建构为一种文学范式，从而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历史的整体性。
寻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旋即引发了“文化热”，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普遍笼罩着西方的“历史终结”思潮，成为古典衰败之后文化的一次绚丽却又凄美的回光返照。曾几何时，在“寻根文学”发生之时，这种文学惨遭诟病，招致两种严厉的政治批评。一种批评来自意识形态左派，他们谴责“寻根文学”背叛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另一种批评来自非主流的右派，他们批评“寻根文学”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反动，纯属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徒劳反抗。两派批评一左一右，显示了远缘异域文化的强大压力，分别展现了西方、苏俄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势，两者联手抑制了本土文化资源。
“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开启的现代性工程并未完成，留下的问题依然是未结的“提案”：不同于远缘异域文化的另一种本土文化资源，如何才能被发现、被唤起、被启用、被赋予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民族精神与荒野精神的忧郁交织
按照学者李庆西的看法，“寻根文学”大抵分为两类，一种是以传统文化精神为依托，带有重建民族精神的意向，汪曾祺、莫言、张炜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家；另一种是以民间自然生存状态为取向，追寻文明法则之外的自由人格，韩少功、阿城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家。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寻根，哪一种寻根的文学诉求，这种文学现象都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性，告别“文化革命”，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去寻求审美对象，铸造独特的审美文化。
对于“寻根文学”而言，民族精神和荒野精神交织在一起，辐射出一道忧郁的光，笼罩着中国当代词语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余波袭向华土，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牧歌叙述和循环文体又传来了悲伤的挽歌，中国当代文学的“伤痕”情结便延伸为中华民族的“苦难”情结。裸露“伤痕”势必导致对文化整体生命及其遭遇的反思，而“寻根文学”就将感性的触须伸向了悠久的文化记忆之深渊。
带着这样一种文学民族性意识，韩少功将满怀“现代观念的热能”释放到蛮荒地脉之下沉默的山庄——鸡头寨，建构出一个只会哑哑学语而永远不会成人、永远无法占有“逻各斯”的白痴——丙崽。沉默的山庄是衰落的宗法文化的一个缩影，象征着闭塞、蛮荒而且忧伤的家园。无语的白痴是宗法文化之下非人的生命形象，带有极端愚昧、极端混沌和极端丑陋的存在品格。沉默山庄的无语白痴所呼唤的“爸爸爸”，是一个不在场的实在专制魔影，但可悲地成为一个残破的生命与病态的共同体所急切地认同的对象。
在《爸爸爸》中，无语是一种病态。而在《马桥词典》中，沉默是一种境界。那是“各归其根”（《道德经》第十六章）和“子欲无言”（《论语·阳货》）的沉默境界，那是“吾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庄子·天下》）的自然境界。马桥是植物生长、兴旺、成熟和衰败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律动、奔流、静止和凝固的环境。自然是生命之根，当然也是文学之根，生命有如树叶往复枯荣，永远必须回归到沉默之根。
如果说民族精神是一种悠远的呼唤，那么，我们不妨说，荒野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诱惑。1992年，张炜完成了堪称寻根文学经典的《九月寓言》，以碎片一般的寓言来呈现告别城市而融入荒野的渴望。韩少功的寻根之作是象征，而张炜的寻根之作是寓言。象征是人类精神史的叙述方式，寓言则是自然史的叙述方式。然而，隐秘的诗意却含蕴着充满灾异而且破碎的世界。我们不妨把《九月寓言》读作流淌在破碎焦土上的挽歌。
首先是黑夜，黑夜构成了《九月寓言》的基本色调，它隐喻着无处不在的实在专制主义至高无上的权力。随着文化记忆的文本化，黑夜成为文本之中的一个原型神话。“黑茫茫浑苍苍的雨夜啊，我往哪里走？”小说中一个叫做“龙眼”的人物问道。黑夜，黑暗的雨夜，就是这群流浪、迁徙和奔跑在这块荒野之上的男女老少们的命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黑夜”，《九月寓言》缓解了绝对贫瘠的生命之无比坚硬的恐惧感。
其次是土地，土地便是“荒野精神”的载体和一个群体共同的母腹，它永恒地铺展于黑夜之下，扶持和守护着流浪、迁徙和奔跑的人群。小村的人们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用自己的赤脚磨蹭土地，让土地污染他们的躯体，最后还把自然的躯壳归还给土地。被强暴过的女人躺在土地上，泪流满面，恨不能即刻化为泥土。泥土，这是征服了一种命运之后所遭遇的另一种更加残酷的命运。
再其次是地瓜，那是人间食粮，是荒野精神的能源，也是那些流浪、迁徙和奔跑的男人女人们的生命资源。地瓜犹如母亲的乳汁，将本土人与异乡人、人类与野物、文明人和野蛮人联系在一起，公正地给他们以生命的动力。地瓜烧胃，引发或者诱发了一切骚动不安、恶劣戏弄和暴力残杀。地瓜在人的肚子里垒砌一座座轻触即发的火山，地火在人心里运行。红色的地瓜和黑暗的秋夜，都是死亡的象征。与此相联系的意象是血与火，那又是一个共同体创伤记忆的缩影，属于荒渺而不可稽查的年代。在残酷的暴力冲突之后，地瓜依然火红，延续着九月寓言及其传递的千古忧伤。
最后是那些男男女女，那些并不拥有奇迹却难以拒绝贫困的人们。他们是白头少年、肮脏婆娘、赶鹦、肥、秃脑工程师等，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创伤记忆。盲女-闪婆和懒汉-露筋是这些流浪、迁徙和奔走着的人群之代表。苦难意识必然实体化为浪子行为，而浪子行为必然表现出对自然情欲的渴望。被父亲逐出家门的懒汉，却幸遇美丽的盲女。他们在天地间自由流浪，靠偷粮食为生，居河边山洞为家。一对衣服破烂的人在山地和平原上奔波，餐风宿露，田野里奔腾着他们流畅的夫妻生活，日月星辰见证他们的幸福交欢，树木深林目睹他们的亲亲热热，闪电雷鸣伴随着他们的狂欢。将一辈子甜蜜的岁月交给无边无际的荒野，《九月寓言》通过塑造这么一对残缺男女的自然境界，把荒野精神上升到诗学本体的高度。残破的生命与饱满的情欲，表达出了对文明的不满和自然的渴求。
然而，《九月寓言》表达的荒野精神却美化了宇宙对人的诱惑和奴役。“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论语·则阳》）以宇宙的诱惑而服从宇宙的奴役，这便是中国古典文化所蕴含的审美精神。在此，民族精神与荒野精神合一，养育出永恒的历史苍凉。
“寻根文学”终结于“伤痕文学”的初始追求，或者说“伤痕文学”的历史延伸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基本命意。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创伤记忆一以贯之，而且寻求文学真实生命的努力有增无减，渐进渐强。“寻根文学”之历史文本化的企求，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以历史整体性。
城市废墟上一颗冷却的心
在民族精神和荒野精神之外，全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寻根文学”，还找到了一种废墟精神。废墟是对全球时代执著乡愁浸润下的城市生存境遇的隐喻性描述，正像荒野是对历史文化的创伤记忆笼罩下的乡土生存境遇的隐喻性描述一样。
王安忆的《长恨歌》堪称当代中国文学中废墟精神主导下的经典书写。《长恨歌》是废墟上的风俗画，其审美的韵味超越了阶级的沉浮和文化精神的涨落，而体现在世俗生活的神秘性上。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说，城市是石化的文化，因而是濒临死亡的文明，它只有空间的布列，而没有时间的绵延。而王安忆执著地在废墟上进行文化的考古，以历史完整性的想象展开一种本源的时间探询。《长恨歌》中的上海就是一方美丽的废墟，传统的弄堂见证着个体无常的命运，影射出历史文化兴衰的节奏。作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纪念碑，上海是在半殖民地文化语境下生成的废墟文化，远缘杂交而且忧喜参半。战争、饥荒、遍地英雄和流氓、革命与分裂，如此等等，都在这方废墟之上留下了创伤记忆。上海弄堂的壮观景象，构成了《长恨歌》中的辩证意象。弄堂是文明史的纪念碑，又是自然史的幽灵。弄堂是世俗生活的空间，同时又充满了黑暗与神秘。那些人穿梭其中，那些事周旋其中，飞短流长，悲剧与喜剧并存，高雅与低俗共在。
历史的僵化和自然的废墟化直接表现为女主角身上衰落凋零的美之韵味。上海文化历史的潮汐与女主角的命运沉浮在美丽的废墟上奇妙地遭遇。人生无常，红颜薄命，城市百年兴衰的节奏与佳丽一生坎坷的命运互为隐喻，彼此强化。《长恨歌》的女主角是时代的一件遗物，就像废墟城市的一颗冷却的心。而这颗心，苍凉而且凄美，无疑便是废墟精神的基本象征物，是寻根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寻觅到的辩证意象，以及执著的乡愁所萦绕的历史灵韵。
“寻根文学”通过历史的文本化而深化了民族、民间以及都市的“创伤记忆”，从而延伸了共同体对血脉根源和人类价值的追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