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工资上涨,中国经济要过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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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工资上涨,中国经济要过大关

2010年09月28日08:20南方网陶冬我要评论(164) 字号:T|T

陶冬 经济学家

每隔六七年,中国经济都会出现惊险的一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90年代初的吸引外资热、90年代末的国企转制、本世纪初的加入WTO。

在美国,一部iPhone的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是苹果手机的唯一代工企业,它离不开苹果,苹果同样离不开它。你猜富士康每做一部iPhone的收入是多少?8.47美元,其中包含了员工工资、厂房租金、运输等全部成本。

随着富士康的工人工资在两个月内几乎翻倍,这个故事也要重写。今年以来,中国31个省市中有27个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了22%,许多内陆省份的涨幅超过30%。当然,最低工资并不能完全反映劳工市场的实际情况,不过今年农民工工资大涨25%-30%,应该是板上钉钉的。笔者预计,低端劳工工资今后3-4年将每年上涨20-30%。在全球劳工市场不景的2010年,中国的工资上涨绝对是一道罕见的风景线。

中国政府在低端工资政策上的态度,有一个180度的转变。过去,惮于竞争力的下降,政府有意无意地压抑制造业工资的上涨。近来,全世界都在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上扬,出口订单流向第三国,受益的是其他国家的工人。既然如此,不如给自己的工人加工资,这样做同样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但是得益的是中国的工人,“肉要烂在锅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的变化,属于名义汇率的变化;工资等生产成本的上升,其实是实际汇率的上升。目前人民币名义汇率是小升,实际汇率却在暴涨。

工资的暴涨,对沿海出口企业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瑞信最新的跨国公司问卷调查中,劳工成本上升已经超过人民币升值,成为CEO们最大的困扰。其中36%的CEO更对劳动成本上升“极度担忧”(对人民币升值极度担忧的占18%)。

面对激增的生产成本,外资会内移还是外迁?笔者相信,今后几年选择将生产线移向内陆省份的企业,会明显多过离开中国的。首先,与中国竞争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基础设施的效率可以与中国媲美,运输效率、交货准时与劳工成本同样关键。其次,在电子等产业,中国已经发展起庞大的产业链,集群效应非常重要。如果厂家孤身脱离产业链,零部件供应等会面临重大阻滞。再者,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为所有外资所觊觎。所以笔者相信,愿意留下的外企居多。

然而,本次中国的工资上涨,根本不是一次性的。尽管劳动力供应的顶峰还要几年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笔者估计沿海地区农民工今后每年面临500万-800万缺口,其背后是当地就业机会的涌现。基建工程在内陆展开、生产线内移,大大降低了农民工到沿海省份打工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税取消,在家务农也成为一种生活质量更高的选择。笔者因此认为,中国低端工资的补涨要持续若干年,劳资纠纷也会直线上升。这就决定了制造业外资最终出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出口业的结构性萎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出口业面临结构性萎缩的同时,中国的内需却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增长机遇。2010年将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出现上升。生产线的内移,带来了内陆地区就业与收入的改善,新的乘数效应正在孕育中。这些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将是带动中国经济向前的下一个超级因素。

从新兴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当人均收入进入5000-8000美元区间时,消费往往有一次爆发性增长;而消费的突增,往往与消费信贷进入家庭有直接关系。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与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笔者相信,中国进入消费增长阶段所需的人均GDP数值可以相对较低。由于人口、地域的多样性和收入的阶梯分布,中国消费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

当然,消费长期看好,不代表短期也看好。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消费者信贷、农村信贷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笔者相信,中国经济今年十年的主旋律是消费,不仅是现有的5亿城市人口的消费,更是城镇化所带来的第二个5亿消费者的消费。

随着消费取代出口(及某种程度上的投资),中国的长期增长率(potential growth)估计会由上世纪90年代的10%及过去十年的10.3%回落到7-8%之间。不过,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改善。到2020-2030年,预计中国的长期增长率会进一步回落至4-5%,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陆续浮现。

每隔六七年,中国经济都会出现惊险的一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90年代初的吸引外资热、90年代末的国企转制、本世纪初的加入WTO。这些自上而下的结构转型多数成功了,不过也出现过价格改革的失败。以涨工资促转型,中国又将进行新的惊险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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