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

陈锡文: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    热     ★★★
陈锡文: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
［ 作者：陈锡文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301   时间：2010-5-8   录入：zgxcfx ］
一、对当前农村改革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用三句话概括了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第一句，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第二句，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第三句，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三个仍然、三个最”充分说明了农村形势的严峻。这样的判断是在全面总结农村改革30年的成就之后做出的。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两个数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数据是粮食的产量。1978年我国的粮食产量是6095亿斤，2008年是10570亿斤，差不多增加了4500亿斤，总增长率达到73%。第二个数据，从农村自身的情况来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4元，去年是4761元，扣除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达到7.1%。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既然成就这么显著，为什么《决定》还指出农业农村的形势仍然如此严峻？应该说，我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所以很难用个别地方来解释整体的现象。比如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0年中从134元增加到4761元，但31个省（区、市）中，去年达到或超过4761元的只有12个，还有19个省（区、市）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大多数省市没有达到平均水平。有些省（区、市）甚至连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因此，在中国讲平均数只能反映一个大概情况，平均数往往不能代表大多数。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
农业基础，一方面是指投入农业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是指投入农业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技术、科技等。从自然资源角度看，我们都应该有一种危机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们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地减少。1996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是19.51亿亩，到2008年年底是18.26亿亩。过去12年间，我们的耕地面积减少了1.25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000多万亩。我们国家31个省市自治区，耕地面积超过1亿亩的，只有4个，其中黑龙江耕地面积大一些，是1.7亿亩，其他三个是河南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面积略超过1亿亩。也就是说，12年间减少了相当于河南省的耕地面积。
耕地资源在不断减少，就需要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才能去弥补。但是我们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当滞后。现有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是8.5亿亩，大部分耕地仍然是靠天吃饭。今年春天的严重旱情充分说明，我们的农田水利设施还很脆弱。从科技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仅为48%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可以达到80%—90%。我们之所以化肥投入量、农药施用量年年增加，就是因为农业科技进步滞后，所以需要不断增加资源投入，这带来的不仅是资源浪费，还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我们的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继续提高，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就支撑不了全面小康社会，支撑不了现代化。
（二）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
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基础设施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上。这几年政府在水、电、路、气等方面对农村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说大电网的覆盖，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的报告，除了西藏之外，基本上做到了大电网进村入户。电价比农网改造前明显降低。现在能推动家电下乡，与电网的覆盖以及电价的降低直接相关。乡村道路建设这几年也有很大的变化，截至2008年年底，90.1%和79.8%的东部和中部建制村通上了沥青水泥路，81.2%的西部建制村通上公路。我们61万多个行政村，87%以上通了公交班车。这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把农村饮水困难问题解决了，现在面临的主要是饮水安全问题。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前几年每年都要解决3000万以上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今年计划解决6000万，争取尽快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农村的燃料问题。农村过去的燃料，就烧秸秆，上山砍柴，搂草根，破坏了生态环境。通过发展沼气和其他秸秆气化工程，就可以帮助农民使用经济安全环保的燃料。但总的来看，在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仍然是非常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是四大方面：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200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同时由政府免费提供教科书，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总起来看，我们的教育资源分配很不均衡。比如说要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需要做实验，这就要求有仪器设备，这方面城乡差距就非常大。2007年，农村初中学校的危房率高达2.9%,大大高于城市的0.59%；农村初中和小学的生均仪器设备仅分别为375元和238元，比城市低341元和428元。不同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当然就不一样。所以有人讲，农村孩子从进学校的那一天起，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过去，越好的大学农村生的比例越高，现在情况完全倒过来了。医疗卫生方面差距更大。每个病床所拥有的医疗设备的价值，城乡之间要差10倍。医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婴幼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农村是城市的2.6倍。孕产妇的死亡率，农村是城市的2.3倍。这都表明了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我们现在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基本上在农村实现了全覆盖，但2008年筹资标准仅为100元，与城市基本医疗保障的人均筹资水平有很大差距。在文化事业方面，农村缺乏积极的、健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2007年各级财政用于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投在城市的占72%，投在农村的仅占28%。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这几年政府也做了很大努力。去年有4284.3万农民享受到了这种保障，但农村低保的标准和实际补助水平都比较低，去年农村低保的人均标准为每人每月82.3元、实际月人均补助49元，而城市的低保人均标准和实际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为205.3元和141元。如果不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的大中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过极限，大家还愿意往里挤？除了我们的经济布局不合理外，最重要的是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过分集中于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小城镇，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家要享受比较高的生活质量，只能往大中城市跑，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三）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前面讲到农民增收自己跟自己比，30年间年均增长7.1%，这在世界上看是了不起的，但是和城市一比差距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增大。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城镇人均343元，差距是1∶2.57。去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市人均15781元，差距达到了1∶3.31。从1∶2.57到1∶3.31，差距明显在扩大，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正做到城乡差距缩小难度非常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未来12年农村改革发展提了六大目标，其中关于农民增收的目标是，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指数要比2008年翻一番。12年翻番要求平均每年增收5.95%，而我们在过去的12年中平均每年才增长5.48%，所以任务很艰巨。即使这个目标实现了，也很难说就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形势做这样的基本判断，不是妄自菲薄，不是没有看到我们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是说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面临的最艰巨任务，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三农”问题，小康社会也好，现代化也好，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全党要有忧患意识，要在“三农”问题上居安思危，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来重视。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三农”任务的艰巨，我们需要把农村面临的问题看得严峻一些。
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影响
关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我国从总体上看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第二句，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第三句，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重要时期。
做出这样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认识过程。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眼光去解决三农问题。提出这种战略，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要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我们必须自觉地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主动地解决好三农问题。2003年10月，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做到五个统筹，其中第一个统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第一次提出，我们改革的重大目标之一就是逐步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到了2004年9月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趋向”，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论述了两个“趋向”，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真正做到把新农村建设好，光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光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毫无疑问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到了2006年10月，中央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007年10月十七大召开，总书记报告中对于农村改革发展讲了两句话：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根据十七大精神，中央又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短短6年时间，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变化，不断深化对三农工作的认识，不断提出关于三农工作新的思路、理论、政策、措施。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上迈出重要步伐，已经初步形成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的新的农村政策体系。
这几年的政策变化，主要有下列四大方面：
第一，取消农村税费，减轻农民负担。其实改革开始后不久，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农民负担重，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干群关系。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当初农民可统计的负担有13项，共计1250亿元。如果加上其他不规范的收费，总计1600亿元左右。通过税费改革，农民的13项负担变成了农业税及附加税一项，农业税税率是7%，附加税是正税的20%,农民每年需交纳700亿元。相对于1250亿来说减少了500多亿元，相对于1600亿来说减少了900亿元。从2004年开始农业税连年降低，到2006年，完全废止了农业税。这样不仅减轻了农民1000多亿的负担，最重要的是体现了政府和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我国实行了2600年的农业税最终被取消，农民种地不交税了，这件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对农民进行生产方面的直接补贴。2004年先推出种粮直补，后来又推出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去年补贴是1030亿元，加上取消农业税减少的1600多亿元，农民增收节支2600多亿元。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总体上收入较低，大家都赞成对农民进行补贴，但关于怎么补的问题，有不少议论。不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把补贴分给农民各家各户，不知道农民拿着干什么了，有可能拿去喝酒了、打牌了。与其这样不如把这笔资金集中给县里、乡里，这样县乡可以集中干点事。税费改革后，乡里确实没有钱搞建设，希望能够集中力量办点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给农民的钱不能要回来。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强调，党和政府绝不能失信于民。基础设施建设要搞，但需要另想办法。遇到困难不能老想着从老百姓兜里拿钱。现在有些地方擅自截留挪用惠农资金，这需要纪检部门作为一件大事去检查。第二种意见，种粮补贴是按地亩补的，但是现在农民流动多，有的拿到补贴后就出去打工，把地流转给别人。于是有人认为种粮食的拿不到补贴，不种粮食的反而拿到了，这不合理，应该谁种粮补谁。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人员在流动，土地在流转，每年每个人的播种面积都在变化。要搞清楚每个人到底种了多少地，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其实农民、老百姓处理这种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办法要强得多。农民在讨论土地流转价格时自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补贴归流入者所有，地价就会高些；补贴归转出者所有，地价就低一些，其实还是一回事。第三种意见，认为农民拿到种粮补贴未必都种粮，因此，补贴不如提高粮价。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办法，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是市场经济，粮食收购主要不是政府在做。只要具备资质，私人粮贩、工商企业都可以去收购，粮价不是政府在定，而是市场供求关系在定。把补贴交给粮贩，让他们去补贴农民是不现实的。我们的一些政策措施确实还有待完善，但必须了解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状况，不能凭想象。
第三，中央明确强调，要把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这方面的成就、成果前面都已经讲到了。总体来看，政府要为农民办八件大事，硬件四个：水电路气，软件四个：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只要在这几个方面不断加大力度，城乡差距就会逐步缩小。
第四，保障农民工权益。农民工就业的合同管理、工资保障金、工伤疾病、养老保险、子女就学等，这几年都有了明显改善。在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年来，整个社会舆论都在发生变化。过去进城农民工被叫做盲流，到处被围追堵截。慢慢地，整个社会认识到进城农民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央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务工的农民，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导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现象有了更多的理解，对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关怀和支持。
《决定》之所以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做出阶段性的判断，意味着当我们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后就应该做这样一些事情，不能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决定》讲到我们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各级党委、政府就必须切实考虑怎样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决定》讲我们国家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是因为我国农业资源短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不到1000平方米，但是粮、棉、油、菜、瓜果等都要从这点地里出。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绝对不是现有的18.26亿亩土地支撑得了的。前年之所以出现肉价、食用油价格暴涨，就是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大豆、植物油等要进口。进口多了，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就大，所以说发展现代农业非常紧迫。耕地不可能增加，每年都在减。所以要坚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抓紧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的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培养现代农民。关于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目前各地都在努力推进，但一定要考虑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讲统筹城乡，前提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要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而不是相反。
三、今后12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总体要求
关于这一点，《决定》中提到了三句话：第一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第二句，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第三句，把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一）为什么要把新农村建设提得这么高、这么重？
有人主张，解决三农问题主要靠城市化，城市发展了，农民都转移进城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有些国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对农民的流动、外出就业，乃至落户城镇，我们也应该大力鼓励。但有一点必须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到底能吸纳多少就业？这里牵扯到很多问题，如住房、社保问题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就业机会。没有就业，跑到城里闲散着，总不是办法。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相当大一部分对应的是国际市场，外需一萎缩，生产能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村总体劳动力超过5亿人，需要多大的产能才能安排他们就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在哪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中国的城镇化，既要积极努力地推进，又要客观冷静地分析。我们能不能做到像美国、日本那样，城镇化达到90%以上，把农民比例降到5%以下？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国情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人多，这么多人的就业都要靠城镇来解决，这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现实的。有专家提出加快人口向东南沿海转移，这样既能解决就业，又有利于中西部环境的改善，这种意见的基础是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三面环海，其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主要呈“U”字型，集中在沿海200公里以内，所以有人提出学习美国把经济和人口向沿海地区集中。这作为一种建议，当然可以讨论，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我国比美国多10亿人，如果再给美国加10亿人，它的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也绝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有人提出学日本。日本有两大经济圈：关东经济圈，以东京为中心；关西经济圈，以大阪为中心。这两大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全国的80%以上，人口总量超过70%。所以认为发展大城市圈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日本的总人口不到中国1/10。由于人口多，中国一定会走一条极其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从目前情况看，去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是45.7%，这是把大量进城农民工算进去了，要真把他们变成城里人，还要有巨大的投入才行。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会达到15个亿，有专家提出那时城镇化率会达到70%。这一点我还有点怀疑，因为这里讲的城镇化，必须是真正的城镇化，不能把农民进城打工就算城镇化。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到了70%，还有30%的人口在农村，也就是4.5亿人。4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必须把农村建设好。到2030年，我国还有4亿多农民，和1949年建国时的农民数量差不多，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有多么不容易。要保证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一定要把新农村建设好。推进城市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并行不悖，双轮驱动。
（二）为什么要把发展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就这么多资源，必须发展现代农业，才能满足国家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一家一户这么小的规模怎么能发展现代农业？有人讲，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现在到了推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阶段。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之前，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去安徽小岗村和农民座谈，对农村土地和经营方式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句话是，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出租、转包、置换、转让和发展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经营。但现在有的地方是只讲土地流转，不讲稳定承包关系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在理解上就出了偏差。允许农民流转土地，不是一个新政策，早在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上就提出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1993年中央11号文件中也已经提出。以后凡讲农村问题的文件都提这一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讲到的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那几种形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都已有明确规定。我们有些干部对农村改革的历史、政策、法规不了解，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理解的偏差。还有一种偏差，认为家庭农业不能发展现代农业，所以有的地方花很多力气，甚至采取强迫手段，把地从农民手中拿过来，交给企业去经营，让农民当雇工。如果考察世界各国的农业，就会看到，第一，全世界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业不是家庭经营。所以家庭经营的农业实现现代化，已被实践证明，并不是个问题。第二，自二战以后，全世界很少见到由政府主导的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交由企业经营的现象。日本战后的农业法有这样几条明确的规定：第一，土改后拥有土地或分到土地的人才是农民。
第二，不是农民的人不允许经营农地。第三，法人不能直接经营农业。这样的法律规定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松动，因为日本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已不到5%。美国最主要的9个农业州，至今还规定禁止非家庭性的公司直接经营农地。大公司很容易从农民手中拿地，造成农民失去土地而破产，所以各国政府虽然都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但都强调主要是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开发农民没有能力开发的资源，而不是要他们进入农地的直接生产经营，跟农民争地。2001年中央18号文件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地租赁农民的土地。但各地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公司进入农业，表面看来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了，一些农民收益也会增加，但很多农民将因此被迫离开土地，因为企业不可能雇佣土地上的所有农民。巴西当初为争取更多的农产品出口，鼓励大资本下乡，迫使农民破产进入城市，而城市又提供不了这么多就业机会，所以巴西的城市充满了贫民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防止出现类似的现象，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农民离开土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我们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不能一讲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欧美化。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每个生产粮、豆的农民家庭可以种2—3万亩地，一户人家就种了我们半个乡的地。我们显然不可能做到，所以必须立足人多地少的国情来搞现代化，不能搞大资本下乡，兼并农户的土地经营权。
（三）为什么把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现在城乡统筹这个概念用得很多，但有些地方理解的城乡统筹，实际上还是要从农村提取资源，说到底就是想要农民的那点土地，无非是给的补偿高一些。不少地方的城市建设发展得很快，主要本事是把农民的地低价拿来、高价卖掉，给农民一个活得下去的条件，盈余都搞了城市建设。这个模式不改变，二元结构就改变不了。我们很多大城市，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了在如何考虑满足市民休闲、娱乐需求的程度，但是驱车走出几十里，就会发现农民连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还没有满足。很多地方搞的城乡统筹，为了让城里有好空气，就把污染企业拿到农村去；城市里休闲、娱乐的地方不够，到农村把农民搞的农家乐变成休闲度假区；城市发展缺地，就让农民农转非，然后把地拿走，导致农民没有了生存基础。我们的城乡统筹，必须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基础上的城乡统筹。如果不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乡统筹，就一定会继续做伤害农业、农民的事。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如何决定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方式。现在有人一讲现代化，就觉得纽约、东京、巴黎是现代化，于是就要比照着做。而纵观人类工业化以来200年的历史，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个问题：那些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是怎么走到现在的？第二个问题：他们的路是不是我们可以学着走？去世不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讲过一句话：现代化社会是和谐的，但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和谐的。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他们走过的路充满着矛盾。工业革命时的英国，有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后来在美国有了血汗工资制（即泰勒制），要把每个工人每一滴血榨干净。有些国家的大资本下乡把农民挤到城市，以致城市到处都是贫民窟。还有一点，已经现代化的国家都在其发展的关键阶段，为缓和国内矛盾而实行对外扩张、对外殖民掠夺。所谓的拉美现象就是想学美国欧洲，最后走不下去，以致各种矛盾激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人家的路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就算能建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那种依靠消耗巨大的能源资源的现代化我们也承受不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清醒。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能妥善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背景下，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虑，这样才能自觉地认清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把农业农村工作做好。
（作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文章来源： 《党政干部论坛》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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