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高参周宇驰提议炸毛主席专列

　　周宇驰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曾协助林立果密谋发动“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出逃，坠机于外蒙温都尔汗。周宇驰等人也于当日，窃取国家大量机密文件后乘坐直升机实施第二次叛逃，由于驾驶员陈修文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并与之坚决斗争，致使叛逃失败，周宇驰最终自杀。

　　参与组建“联合舰队”

　　周宇驰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姜各庄。从小能言善辩、颇有心计。1967年3月林立果来到空军，极想培养年轻干部作为自己的党羽，周宇驰不但年轻，更懂得溜须拍马，所以成为林立果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林立果看上后，周宇驰青云直上，不久就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随着鼓吹“天才”论等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和设国家主席议案被毛泽东否决，林彪及其集团意识到靠和平手段夺权已很难实现，于是决心发动武装政变。1970年5月2日，林彪接见了林立果集团骨干成员。次日，林立果在林彪的支持下秘密组成“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骨干军事力量。由于林立果受到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的影响，便将此组织取名为“联合舰队”。“联合舰队”成立时，林立果用严厉的目光扫了室内每一个人一眼，然后拍着腰里的五四式手枪高声说道：“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代号为‘五七一’工程，这里是指挥部，王飞是北线总指挥，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是空军副司令。”周宇驰在一旁补充道：“这是斗争的需要！”

　　林立果在“联合舰队”的地位是“康曼德”（英文是指挥官的意思）。1971年9月8日，武装政变前夕，林彪亲自颁布“手谕”：“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而林彪见到周宇驰本人时，不但说了“你是开国功臣”之类封官许愿的话，甚至趴在周宇驰的肩膀上，老泪纵横地说：“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交给你了！”一时间周宇驰感激涕零。由此可见林彪对周宇驰的重视。

　　周宇驰提议来个“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武装政变前夕，林立果提出了三种政变方案：第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O火箭筒打火车。当时，周宇驰为了表示赞成，补充道：“火焰喷射器这家伙厉害，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第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平射打火车，同时，要教导队以抢救主席为名往上冲。第三是让王维国趁主席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讲完后，全场研究这三条方案的可实施性。当时，江腾蛟走到林立果面前伸出一个巴掌说：“这三条都能用上，可能有五、六分的把握。”突然，周宇驰把拳头使劲砸在茶几上，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

　　然而林立果做这事是拿他和林彪的身家性命做赌注的，要求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宇驰便又提议：用火烧机场油库，然后带部队去救火，浑水摸鱼把主席抢走。接着又补充道：“这个办法不行，还可以乘主席专列通过时炸铁路桥，学炸张作霖的办法，制造出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最后，林立果决定：要把炸桥梁、烧火车、暗杀、绑架、轰炸等一切手段都用上，把匕首、炸药、冲锋枪、火焰喷射器、高射炮、飞机等等所有能用的武器都用上，“不成功便成仁！”

　　第二个“9·13”叛逃

　　1971年9月13日，随着毛主席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林彪得以乘机叛逃国外，最终坠机。在林彪叛逃前，林立果跟周宇驰通了电话：“首长决定立即北上，你们想办法马上走！”北上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去苏联。接到林立果电话后，周宇驰垂着脑袋哀叹：“现在形势急转直下，更别说当什么政治局委员之类的妄想了！”在当阶下囚与卖国贼之间，周宇驰选择了后者。13日凌晨1点40分，周宇驰驾驶北京牌吉普发疯似地冲出空军学院大门，顺着公路开往北京郊区的沙河机场，车上载着几名林立果的骨干。

　　来到机场后，周宇驰等靠着林彪之前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欺骗了机场的领导，搞到了一架最好的3685号直升机，在加满油后，又欺骗飞行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陈修文为他们驾驶。

　　2点52分，飞机起飞，周宇驰坐在后排领航员的位置上。周宇驰用命令的口吻对驾驶员说：“航向320度。”陈修文一惊，说：“不对吧，你不是说要到北戴河去向首长汇报吗？320度，正好相反啊？”此时，沙河机场和西郊机场已向飞机发出呼叫，周宇驰掏出手枪威胁：“不准回答，不准开灯！”陈修文没有说话，表面上按照周宇驰要求的做，可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生擒这伙卖国贼，把他们交给党和人民审判！空军指挥所已经发现了这架飞机的航向———直奔中蒙边境，便把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命令：“把直升机截回来！”

　　空军的歼击机疾速起飞，可由于能见度太低，直升机上又没有灯光，歼击机找不到目标。不过，能见度低却给陈修文创造了一个绝佳的驾机返航的机会。当时3685号直升机已经飞到了张家口上空，眼看离中蒙边境不远了，陈修文装作很着急的样子：“油量不够，下去加油吧。”说着便推着驾驶杆往下降，可狡猾的周宇驰立即威胁道：“不能降落！往下降谁也别想活！”接着又说：“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去乌兰巴托了，你们不要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见迫降不行，便准备左转弯返航。正在这时，一架歼击机正好从直升机的下方飞过，陈修文便说：“有飞机攻击我们。”趁周宇驰惊慌地四处张望之时，陈修文关掉了磁罗盘照明灯，并把罗盘拨了180度。警觉的周宇驰忙问：“方向怎么变了？”陈修文就说：“有飞机攻击我们，做机动飞行。”周宇驰发现罗盘针上指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故障，失灵了。”

　　黎明前的黑暗

　　飞机在沙河上空连转了几圈，周宇驰迫于无奈，只好同意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山区。当直升机下降到离地面还有20米时，陈修文猛地转身扑向周宇驰，周宇驰早有防备，对着陈修文连开了两枪。陈修文倒在血泊中。

　　6点47分，飞机倾斜着迫降在荒芜的草地上，周宇驰的同党争先恐后地冲出直升机。当时，不知是谁的枪走火了，一枪打中了周宇驰的左手腕，周宇驰疼得惨叫了一声：“妈的，为什么乱开枪！”简单包扎后，看着旁边残损的直升机和怒目圆睁的陈修文的尸体，周宇驰无奈地叹了口气：“飞是不行了，咱们走吧。”

　　世界虽大，但已无这些叛徒的容身之地。周宇驰和两个同党相互搀扶着走了一阵子，周宇驰累得实在不行了，就坐在高粱地里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过了一会，周宇驰沮丧地说：“看样子，走是走不了了，咱们今天要死在这里了。”三个人沉默了一阵后，周宇驰又说：“死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两个同党看着周宇驰那黑乎乎、恶狠狠的面容，都愣住了，其中一个说：“还是自己死吧，你喊一、二、三。”另一个同党点点头，算是同意。

　　黎明前的山区静得出奇，四处既没有人语鸟鸣，也没有车马之喧。三人平躺在高粱地里，只听见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道：“林彪万岁！林立果万岁！一、二、三！”紧接着是三声清脆的枪响。周宇驰和一名同党顿时脑浆迸裂，结束了罪恶的生命，而另一个同党却将枪口举向天空，放了一空枪。

林彪为何决定提前谋害毛泽东

　　核心提要：毛泽东在8月15日至9月12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来源：新浪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成了法定的“接班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政治局委员，陈伯达也转向林彪一边；黄永胜、吴法宪作为正副组长掌握了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

　　这时，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决定加强战略，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

　　十月十八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这样的全局性行动，事前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到第二天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告诉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道：“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密切合作的。他们相互呼应，夺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

　　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把它看作自己进一步掌握大权的主要对手。江青集团确也野心勃勃。双方之间的相互倾轧，愈演愈烈。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八月十三日，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讨论宪法草案稿。张春桥提出把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句话的前面几个副词去掉。吴法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以为这下可抓到张春桥的把柄了，进行激烈的反驳。

　　“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成了争论中的两个焦点。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中央在会前商量好的，主要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意图是要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国家的正常秩序。但全会开幕那天，林彪临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他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当晚，陈伯达、吴法宪商议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样集中地来谈“天才”问题，联系到吴法宪同张春桥的争论，显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第二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统一准备好的“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说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为激烈。

　　二十五日，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5日。】

　　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这样非同寻常的大动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用他不久后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中的话来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他十分震怒，立刻决定全会分组会停止讨论，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检查。

　　庐山会议这场风波显然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他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一时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够做到的。因此，最初把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陈伯达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样一来，原定的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部署被完全打乱，又拖下去了。

　　“批陈整风”进行了整整一年。通过检查和揭发，林彪集团背着中央幕后活动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他们却始终抱成一团，拒绝帮助和挽救。

　　林彪看到毛泽东下决心追查这件事，认为自身地位难保，便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秘密组织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写道：

　　“九月五日和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突然改变行程，于九月十二日安全回到北京。”【《历史的审判》(上)第54－55页。】

　　这时，林彪十分惊慌。他图谋到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并且在九月十二日晚将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当晚十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刻追查这架专机为什么突然去山海关。林彪判断密谋已败露，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于十三日凌晨在极匆忙的情况下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中共中央在九月十八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对中共中央来说，他们策划武装政变的事实，也是在林彪外逃以后才一步步查明的。它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