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何以成了中国的土特产？

作者：第一哲学

　　——《精武风云》将中华武术打成“国渣”


　　虽是中秋之夜，但看到雨水仍在下个不停（——台风“凡亚比”在广东大发余威，好几天都是风雨飘摇，已致33人遇难、42人失踪、超百万人受灾），我只好躲进了电影院，准备好好观赏一下声称票房将达3个亿的《精武风云》。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战”的场景。甄子丹扮演在法国战场上卖苦力的华工。他们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搬运弹药。遗憾的是，法国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德国鬼子所向披靡。然而，随着甄子丹的出现，战情迅速逆转。只见甄子丹穿过比台风“凡亚比”的威力还要大得多的枪林弹雨，奔跑速度比子弹还快，他越过无数障碍，飞身跃上高高耸立的碉堡，赤手空拳，偶用飞刀，来一个灭一个，杀得敌人片甲不留。于是，战斗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德国人就像拍苍蝇一样完蛋了，但立了大功的华工们只想回国。


　　看到甄子丹如此神勇，我边看就心中边打鼓：为什么中国人不早点出手拯救战火中的欧洲呢？为什么置欧洲的苦难于不顾，偏要毅然而然地回到亲爱的祖国身边？甄子丹说：“我们的主要战场在中国。”说完，咣当一声，“精武风云”四个赤色大字在银幕上打出。随后，甄子丹们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日本人在这里耀武扬威，肆无忌惮。甄子丹们的任务（——不知道是谁派给他们的），就是狠狠打击日本人。没想到的是，敌人是那么的狡猾、阴险、毒辣和残暴。酷烈的打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在甄子丹赤手空拳地逐一灭掉杀人机器一般的德国鬼子的当中，我实在忍不住开口了，悄悄地对身边的太太说：“这是典型的义和团精神。”隔一个位子的13岁的儿子听到了，赶紧问他妈妈“什么是义和团精神”。我制止了他的问题，说回去后再告诉他。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回答我儿子的疑问的。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的“义和团”？


　　说来话长啊！要说义和团，就要说中国人；要说中国人，就要说“人”；要说“人”，就要说到“远古时期的人”是怎么回事……不能继续追溯下去了，因为我不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或者爱因斯坦、霍金。我只能从人类传说的故事开始。在古希腊神话中，那个盗火的天神普罗米修斯有个弟弟，叫埃庇米修斯。埃庇米修斯有点“马大哈”，据说他代表人类的愚昧，而普罗米修斯则代表人类的聪明。这兄弟两个却决定了“人”的性格和命运。


　　在神界创造动物和人类的时候，埃庇米修斯负责赋予每种动物以良好的本能，他就把勇敢赐给狮子，把快跑的能力给了兔子，把敏锐的眼力给了老鹰，这样一个一个地把他所有好的才能都给了动物。于是，到了人类的时候，就什么才能也没剩下来给他们作为生存的依靠。自此以后，人类成了既不是动物界最勇敢，又不是最快，也不是最强最凶猛的物种。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很可怜，就偷偷上了奥林匹斯山把十二位诸神的圣火拿回来给人类，算是弥补了他的弟弟埃庇米修斯的疏忽。


　　这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人类只能依靠知识、技艺和工具来生存。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知识即德性”。所以，理性、技术造就了西方文明的“比较优势”，西方依靠这种优势征服了全世界。而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人则像动物一样，只能蠢笨地靠“天”（大自然）吃饭，至今的“以农为本”仍然如此。同时，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中国人的属相“十二生肖”都是以动物命名的。不像西方人的属相，是超越性的“十二星座”。


　　中国人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济，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文明始终没有摆脱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大家比的都是蛮力，而不是智力。武术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同门派的武术，模仿不同种类的动物的本能（特长）。最狠的武术就是能够将各种各样的动物本能、特长加在一起的武术：凶猛、狡诈、敏捷、伪装等等兼而有之。而且，本质上是不能“讲道德”的，要像动物一样没有羞耻感、没有同情心，对异类要毫不犹豫的吞噬之。


　　在西方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大清朝的“志士仁人”们一直想着怎么样救国，于是思想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是，中国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并不凑效。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看不清，是自己的思维方式、生存哲学有问题。中国没有“知识学”传统，所以，无法认识到“技术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这一点。中国人只得重复过去，依靠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活命，同时，用圣贤文化的假仁假义来糊弄自己，妄图“内圣外王”，所以绝大多数都是“臭屎无用”的人。


　　中国人不仅愚昧无知，而且还善于自我欺骗，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就是当打（竞争）不过别人的时候，硬以为自己赢了。为此，中国人发明了一整套的精神麻醉药。概括地说，就是台湾当世硕儒龚鹏程所说的“中国五教”，即“儒、道、释、文、侠”。“侠”就是武侠，其技艺体现就是“中国武术”。人们常说它是“花拳绣腿”，我则将其戏称为“五（武）打六打”。


　　将“侠”视为中国的一种造就社会肌理的文化传统，龚鹏程的确慧眼独具。龚鹏程在《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一书中，对“侠”的描述充满浪漫主义精神：“在历史阴暗的夜空里，偶然出现一些特立独行的任侠仗义之英雄侠客，仿佛在阴冷的寒夜，偶然发现了一两颗亮丽的流星，带给人们霎时莫名的兴奋。他们那种坚持信念、不畏强梁的勇气，义之所在、虽死不辞的壮烈，以及那种白昼悲歌、深宵弹剑的孤寂与放浪，也在在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情操，扣人心弦。”而在我看来，此番景象不过是动物那种血肉模糊的意识的警醒自觉。


　　实际上，抛开模仿动物招式的“中国武术”能否强身的问题不论，我们可以看到，“侠”不过是一种意淫术。它源自原始巫术，例如，原始人相信用针扎一个象征某个人的布艺人或稻草人，就等于杀死或者咒死了那个人。这种意淫术后来发展成了“中华武术”。实际上，“中国五教”都是这样的东西，都是自我麻醉术，而跟真正的技艺无关。因为真正的技艺必须经过理论分析以及实践证明。于是，李约瑟等人说“中国有技术而无科学”。当然，中国人也曾经有过一些技艺，这一点令爱因斯坦都惊诧莫名。我的估计是：那些技艺很可能是中国民间人士从外面偷学过来的。毕竟，以前的古代世界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要开放得多。


　　然而，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本质上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几千年都是自循环的封闭系统，是典型的自洽的食物生态链。除非异质文明的彻底介入，否则是不可能瓦解的。所以，正统的“学问”是排斥技艺的，搞技艺的人也不可能进入当时的“主流社会”，例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没有科举取士的命。而且，中国人即使有些技艺，也都成了“制人”、“治人”的工具和手段。


　　中国人只知道工具可以伤人、杀人，却不知道工具得由人心控制，因此，再好的工具到了中国人手中，都不会用到正途上来。中国人对工具缺乏掌控的能力。所以，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一直都是舍精取粗的，我们百分之百地接受别人的器物文明，又百分之百地拒绝别人的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不像西方国家，能够不断地对工具、武器进行批判和改造，以适应人性与道德的需要。因此，西方的技术进步，其实就是文明程度不断超越的过程。


　　西方人一直在心智发育上下功夫，而中国人则一直在身体上做文章。中国最发达的“文化”有二：一是“两巴文化”。“两巴”即嘴巴和**。“嘴巴文化”表现了中国人对“吃”的巨大兴趣；“**文化”则表现为中国人对“操”的顶级癫狂。“吃”得昏天暗地，“操”得五花八门。二是“肉刑文化”。中国的治国术就是控制或者消灭肉体。中国法律“重刑轻民”。所以，我们有异常发达且令人发指的酷刑系统。


　　“两巴文化”和“肉刑文化”与“中华武术”在功能、“旨趣”上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摧残性的“肉体艺术”。这种“肉体艺术”使得中国人非常害怕工具和技艺，而不知道工具和技艺是必须由人心控制的。中国人在人心、道德上的不长进，导致了：一，遇到外人的时候，处处挨打、处处倒霉；二、对付自己人的时候，最大的一招就是控制他们心中的想法和剥夺他们手中的工具。例如，今天的“菜刀实名制”就是这样的手法。


　　“改革开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在肉欲上的胃口！为此，传统的治国术重新兴起，可谓“死灰复燃”。除了管制社会的法律多如牛毛之外，它表现在文化现象上，就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以及“武侠热”。“国学热”是用以虚饰肉欲文化的“道德外衣”，而“武侠热”则通过虚张声势的吼叫来为这种肉欲文化呐喊助威，并且借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寻找其“合法性”。


　　你看，中国人面对西方等异质文明的时候，总是以“君子”姿态出现的，不是我们不行，而是因为“文明”的缘故，所以隐忍不发。由于“武侠”精神的麻醉，中国人总以老子的话自勉，认为“柔弱能胜刚强”。《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记载了的这个历史故事就是这样的“武侠”精神。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寝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的故事说明了中国人善于将“国学”和“武侠”的功能和作用夸得天花乱坠。实际上，社会治理、国家治理都需要十分精致的技艺，否则，就会伤人、杀人。然而，如果忽略了“人”的存在，在人心、道德上不长进的话，作为手段的技艺是肯定要伤人、杀人的。中国人的异化，就是将技艺而不是将“人”当做目的。所以，中国的“拿来主义”从来都是异化的，什么东西到了中国人的手中，都成了害人而不是服务于人的手段。我们看不到技艺背后的精神文化。所以，“国学”和“武侠”，一个在主流、在庙堂，一个在民间、在江湖，它们一起制造了大量的社会悲剧。“国学”和“武侠”，貌离神合，撕裂着中国社会。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是中国人愚昧无知的一个典范性的象征。


　　义和团时代的大清王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贫穷脏乱，公私道德也全部破产，真是人不像人，国不像国。而这时的欧美国家则正如日出东山，朝气勃勃，在这个尖锐的对比之下，十九世纪的传教士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这种异端蛮族只有信上帝，才能“得救”。此外，无二话好说：“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西太后宣战的绝招之一便是“发动群众”，利用扬言“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悬赏捉拿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试图将洋人赶尽杀绝。而死守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洋人，却衣丰食足、军火充裕，于是，日常以枪打义和团为狩猎消遣，时有一对美国夫妻（A. F. Chamot），二人都是打活靶老手，因此夫妻二人在被围五十五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七百人。


　　知道了这些背景资料，在电影院看《精武风云》的成年人，如果不问问“甄子丹到哪里去了”，相反却血管喷开，爱国主义情结发胀，恨不得冲进银幕内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就一定是个流着哈喇子的二愣子智障。我看了之后恍然大悟，难怪《精武风云》被外媒批为“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陶醉之后，我们也该清醒清醒了！“国学”和“武侠”，其实都不是什么所谓的“国粹”，而是名副其实的“国渣”。“国渣”吃多了，脑袋也就跟着残疾了。


　　我曾经也喜欢“国渣”，最近两三年才慢慢清醒过来。1982年《少林寺》出来的时候，我们村子里的农民都跟着异常兴奋起来，大家开始喜欢舞枪弄棍，就连走路的时候，嘴中也会发出“噫噫嚯嚯”的声音。接着是《霍元甲》、《陈真》等等铺天盖地，30年过去了，“武侠热”却愈演愈烈，且有百看不厌的架势，简直成了中国人的精神鸦片。现在几乎所有“大片”都离不开所谓“打戏”。前些年，我将周星驰导演的《功夫》看了不下10遍。《功夫》打得我荡气回肠，百折不挠。太太见我那么痴迷，就说我素质低，今天才意识到我是果真如此啊！


　　人活着，就应该向周围的人展示其优点、能力、特长以及友善，而不是肆无忌惮地表现自己的无知、丑陋和肮脏、血腥。但在“武侠”中，好东西其实一样都没有。“武侠”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土特产，只能自己拿来“滋补”自欺，异族人是不能给的，因为他们的心智结构不一样。中国人卖弄“武侠”，西方人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就像看一个穷旮旯中爬出来的怪物。今天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其背后就是无数义和团“侠客”的魅影。

　　真没想到的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股久违的凉爽浸透全身。雨水停住了，在皎洁的天空中，高高地挂着一轮清月。一个垃圾传统节日，居然有这么好的结局：混浊的空气暂时变得格外清澈，月亮出来了，而且还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