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他是老鬼子还是老八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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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产党、日本反战同盟野坂参三
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回忆：野坂参三，是原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在延安最初管理从前线上抓获的日本兵时，我们发现：这些日本兵虽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但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如果把他们改造过来，可以成为一支很好的反战力量。
在野坂参三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开办一所日俘学校。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意，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建制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校长为野坂参三，副校长先是八路军359旅敌工科科长赵安博，后为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教员由野坂参三等日本教员和精通日语的八路军干部担任。学员都是来自抗日各敌后战场的俘虏，他们基本上是工农出身的日本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
正是学习这样一些科学理论，使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经历了一场灵与肉的搏斗，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正义吗？这场使日本背上沉重包袱，带来同样灾难的战争能打胜吗？
尤其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彻底地击溃了他们心底的防线。
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不断给我举人物实例说明：
佐藤猛夫，又名山田一郎，1910年生于日本横滨，东京帝国医科大学毕业。1939年8月被俘，曾任八路军129师野战医院副院长。反战同盟太行支部成员，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1946年回国。佐藤猛夫在日军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曾经深受“军人敕谕”和“战阵训”的军国主义教育。1939年夏在梁山战斗中被俘后，被送到了位于山西省左权县东隘峪口村的129师野战医院。
佐藤猛夫在三次逃跑未果后，突然得了伤寒，昏迷了三天三夜。
当他醒来时，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拎着一桶日本人爱吃的酱菜。这个人就是129师师长刘伯承。
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回忆在延安的收入：
延安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当时的津贴每月是三元。像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当时也就是五元。那时，一名八路军战士的津贴费每月只有一元。三元是连级干部的待遇，而当时的连级干部大多来自于红军。
1944年5月，几架美国军用飞机降落在刚刚修好的跑道上。
他们是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他们此行目的之一，是到延安考察中共怎样改造日本战俘。
令美军观察组成员惊讶的是，他们看到的“战俘营”，没有高墙，也没有铁丝网，竟然是一所学校。
关于这次考察，美国记者福尔曼做了如下描述：“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里，俘虏营是不存在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就宣称，他们不杀俘虏，而且给战俘以优待，愿意回去的，将放他们回去……”“留下的人，享有完全的个人自由……”“他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福尔曼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的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竞选参议员的事。
1941年7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第二届参议员选举，日本工农学校与抗大、鲁艺、敌工干部学校组成一个选举单位。鲁艺和抗大分别推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和抗大三分校校长郭化若为候选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干部。
日本工农学校教务主任、曾经是俘虏的森健也被推荐为侯选人。这一消息成为边区的一大新闻。
森健，1914年生于日本九州，1938年被俘。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延安敌训队日文教员，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副会长。
在选举的当天，工农学校的一些学员，在候选人森健的带领下，举着选举主张的牌子。唱着歌、喊着口号。到选举的现场，在选举的现场，森健发表了竞选的演说。他表示中日要共同打倒自己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竞选他得了一千多张票。
根据选民的意愿，边区政府批准了森健为边区参议员。消息传来，日本学员比过节还要兴奋。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作为战俘，自己不但受到了人道的关怀，更是得到了人权的尊重。
据统计，抗战期间各根据地先后有9名反战同盟成员当选为各级参议会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工作。
日本工农学校始建之初,仅有11名学员，到抗战结束时，这里先后培养出了500多人，奔赴各抗日战场，投身反战前线。
这些古老而纯朴的中国乡村，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给反战同盟成员留下了人生最温馨的回忆。而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自己同胞在这里犯下的累累罪行。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侵华日军制造的北疃惨案就发生在距离西村、浅见等人养伤的村子不远的地方。
以实行“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曾于战后抵赖说，他当时提出的不是“三光”，而是“三戒”，即戒烧，戒淫，戒杀。而反战同盟在战时成立的“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早在1944年2月就首次披露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的“三光”政策，是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直到今天，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是怎样一面忍着巨大的悲痛，一面又坦荡地接纳日本反战友人。
前田光繁回忆：“我去日本兵炮楼宣传：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我就是日本人我可以作证明。我曾经是满铁的，我现在参加八路军了。所以，放下武器投降吧。”
——我就是这么喊的。
前田光繁是日俘中最早投入反战活动的。直到今天，他仍在为自己的那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原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前田光繁说：“我自豪的是：我是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日军说我是‘卖国的’而且是第一个‘卖国的’我作为八路军向日本人喊话
进行反战宣传工作也是第一个。
日籍八路在日本兵盘踞的炮楼前喊话
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和6名日俘正式组成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之后，在华的日本革命志士和觉醒了的日军战俘，纷纷树起反战旗帜。遍布全国各个战场的反战组织，于1942年8月统一名称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到1945年8月，共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1个支部。当时的延安支部，
前田光繁说：在我的影响下，反战队伍壮大了。反战同盟支部(纷纷)成立，可能有四个区域，有太行支部，另外还有冀南支部，这是秋山良照领导的，以及水野靖夫领导的，冀鲁豫支部。
前田光繁和小林宽澄一起向我介绍：昨天，你采访保谷政治了吧？保谷政治，原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支部长。冀鲁豫觉醒联盟支部，（1941年）8月15日成立。那一次，保谷政治被选为冀鲁豫（首任）支部长。从那以后，大家在一起商讨反战策略。
反战同盟成立之初，火线喊话是主要的对敌斗争形式。最早进行火线喊话，并对日军产生心理影响的是昆仑关喊话。
1939年冬，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昆仑关展开激战，取得了昆仑关大捷。
鹿地亘到广西前线宣传
在这次战役中，刚刚成立两天的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员，在日本革命志士鹿地亘的带领下，到昆仑关前线进行广播喊话。
鹿地亘，1903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39年组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6年回国，1982年在日本东京去世。
反战同盟在中国抗日战场的首次出现，震惊了日军。
当鹿地亘带领反战盟员转移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三位反战盟员当场牺牲。他们是松山速夫、大山邦雄、鲇川诚二。
反战勇士牺牲在前线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在重庆和桂林，分别为三位反战勇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据当年的亲历者回忆，对侵华日军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还是在敌后战场上反战同盟对据点、碉堡进行的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