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鬼子还是老八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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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前方士兵寄送慰问袋,是日本的一个民族传统。国内的亲友将日用品或食品、慰问信等,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特殊布袋里,寄送到前方以表示慰问和鼓励。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日军士兵来说,慰问袋是一种精神寄托。

 

从1941年开始,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已经十分困难,日军士兵收到的慰问袋逐渐减少。反战同盟在根据地的军民支持下,开始制作慰问袋。

太行山有核桃,盛产的就是核桃。于是,慰问袋里就装了好多核桃。当时对敌占区的日本人来说,核桃是奢侈品。

这些富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慰问袋,受到日军士兵的普遍欢迎。同时,大批八路军、新四军的“特别通行证”和日文宣传单,也通过这种温馨的形式,巧妙地传播到日军士兵的手中。当年,许多日本士兵就是拿着这样的通行证,直接投诚到八路军、新四军中。

时任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长的保谷政治,在中国化名水野靖夫。60多年前,这个名字在冀鲁豫一带家喻户晓。他和支部成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战宣传,令日军十分头疼。

小林宽澄给我看当年给炮楼日本兵看的宣传片什么样

 

同样让日军头疼的人物还有秋山良照。能写善画的秋山良照,根据日军内部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写日文宣传品。在艰苦的环境下,用极其简陋的印刷工具,仅1942年他编印的宣传资料就多达十几万份。他还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本士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抓住这一有利的新形势,制定出了新的斗争策略。

 

1942年,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针对日军内部矛盾,制订了《日本士兵要求书》。《日本士兵要求书》从保障日军士兵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了228条要求,揭露了日军内部的尖锐矛盾。比如说,反对长官打嘴巴。《日本士兵要求书》很快成为日军中最容易接受的宣传品。此后,反战宣传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人性化。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日军士兵不仅了解了战争的真相,而且了解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知道八路军、新四军中有日军战俘组成的反战组织。更加滋长了厌战情绪。

据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统计,八路军每年俘虏的日军中自动投降和投诚的,1940年仅占7%,1942年增至18%,1943年则达到48%。

据日本防卫厅统计,仅1943年,从年初到11月底,就发生日军投诚事件18起。

据八路军作战参谋部公布,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8年间共俘虏日军6213名,日军投诚数为746名,其中后 3年相应的这两组数字分别为4500名和500名。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始终“以拯救日本士兵的灵魂和生命为最迫切的任务”。面对血与火,他们义无返顾,将生死置之度外。

 

1944年这里曾经历车桥战役。车桥战役历时8天,毙伤日伪军800多人,俘虏日军24人。这是1944年以前,新四军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在车桥战役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位反战同盟战士的名字——松野觉。

松野觉,1918年生于日本广岛。1940年加入侵华日军,1941年12月被俘。曾任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

1944年3月5日,车桥战役打响,正在生病的松野觉,强烈要求到战场最前沿喊话。在阵地上坚持了四天四夜后,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说,我是战士,不是客人。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士就不能离开战场。

在攻克最后一座碉堡时,松野觉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牺牲在了战场上。

金野博,又名中野博,1919年生于日本秋田县,1939年8月被俘,1941年6月任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宣传委员,1943年夏任滨海支部支部长。1944年春,金野博在到江苏赣榆县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时被逮捕。他遭到严刑拷打,誓不投降,义正词严地说:“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后被日军残酷杀害。

宫川英男,又名宫川启吉。日本山梨县人,19425月被俘,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地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在宫川英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地很多群众都知道他的故事。194567日,日伪千余人“扫荡”冀南大峰山一带。在官庄村检查反战工作的宫川英男,不幸被日军包围。宫川英男突围不成,在最后一刻毅然拔枪自杀。

 

前田光繁和小林宽澄对我说:我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过的学生,有30几人牺牲在对日作战的前线了。寻找宫川的遗体,保谷政治在场。原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支部长保谷政治向大家回忆:那天下着雨,到处都是尸体,哪个是宫川的尸体分辨不出来,在大雨中,大家一起找,后来终于把宫川的尸体收敛了。

当地老百姓将宫川英男隆重安葬于大峰山烈士村,后移葬于济南长青区烈士陵园。

 

90岁的小林宽澄和94岁的前田光繁告诉我:在延安工农学校旧址上,有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牺牲者纪念碑。这是矗立在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的是当年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反战同盟成员的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从1939年7月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36人,他们是:

 

松山速夫   籍贯不详       1940年1月牺牲

大山邦雄   籍贯不详       1940年1月牺牲

鲇川诚二   籍贯不详       1940年1月牺牲

小又长福   日本青森县人   1941年11月牺牲

吉田武     籍贯不详       1942年5月牺牲

黑田嗣彦   籍贯不详       1942年9月牺牲

田中实     籍贯不详       1943年5月牺牲

醇田嗟产   籍贯不详       1943年7月牺牲

金  野     籍贯不详       1943年牺牲

金野博     日本秋田县人   1944年春牺牲

松野觉     日本广岛县人   1944年3月牺牲

铃  木     籍贯不详       1944年3月牺牲

坂谷义次郎日本大阪人     1944年9月牺牲

原广见     日本九州人     1945年春牺牲

砂原利男   日本三重县人   1945年5月牺牲

住野甚七   日本岩手县人   1945年5月牺牲

宫川英男   日本山梨县人   1945年6月牺牲

田畑作造   籍贯不详       1945年6月牺牲

……,……。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反战同盟成员开始陆续回国。离别延安时,一封写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告别信。这封信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

信中写道:我们谨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致深厚的谢意……。我们报答你们好意的方法,惟一的便是记取你们的教诲,加紧锻炼,力求进步。在前线则教育新来的日本兄弟,回日本后,则克服一切困难,为建设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奋斗。这是当我们离别延安时,对你们的立誓。

绝大多数的反战同盟成员始终牢记这一誓言,终生致力于中日友好,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战争结束后,反战同盟组织随之解散,成员大多数回到了日本,有一部分人,征得其同意,暂时留了下来。据史料记载,当时延安日本工农学校200多名学员中,有100多人到了东北,帮助遣返80万日本侨民。

前田光繁被安排去协助管理一支被八路军接收的日本人航空队。

曾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当时也被派往这支航空队去学习飞行。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这个部队,就是加上我们还有他们。大概收集到日本残留下的,飞机有120多架,还有发动机,有200多台。再就是航材还有一部分。这样以后,就在牡丹江成立了一个航校。

2009年,我和山东画报社的秦超编辑一起,在山东日照,采访过原航校飞行教员王延洲先生。在病床上的王延洲也向我回忆起在那个学校中,有很多日本教官的事情。

原日本航空队共有300多人,航校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日工科,前田光繁任科长,负责日本教官的思想教育工作。

日本教官和年轻的中国学员之间难免有时会产生矛盾。

“上飞机下飞机要敬礼”中国人就不愿意给日本教官敬礼。

因为你是一个日本鬼子。所以,要做中国同志的工作。

正是在原反战同盟成员的反复教育说服下,以严谨著称的日本教官,帮助新中国培养出了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林虎、李汉等第一代飞行员。

遇到发生矛盾的问题,前田光繁和原反战同盟成员就反复地做日本教官的工作,纠正其打骂恶习,保证了教与学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段历史,前田先生始终认为,反对和制止战争,要靠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只有具备了自卫能力,中国才会不再被帝国主义欺负。强大的中国,是亚洲和平、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前田先生是1958年最后一批回到日本的反战同盟成员。

河北党史研究室对前田光繁的采访,和前田光繁本人口述:“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前田回国后,曾一度受到警察盯梢,也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老年后难以享受基本的福利基金,直到今天仍在清扫公园。”

我个人对河北党史研究室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在日本国生活过多年,在日本国,只要有工作,就可以养活一个人;就可以有医疗保障。比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万人到日本国去留学,开始不都是贫困的学生吗?

前田光繁说,在日本,生活虽然清贫,但有他的工作。他要把自己的反战信念坚持到底,时刻警惕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也是许多当年反战同盟成员的共识,他们组织起来,纷纷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成书,并到处演讲。

前田光繁这么说,让我感觉到他像老八路;或者,像文革中正在受冲击的老干部。

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告诉我:八四友会,意思是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他们都是八四会的成员。两位老人说:当年的反战同盟成员仍然采用这一富有凝聚力的称谓,继续着各种反战活动。只是年事已高,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我在日本国生活多年,日本国首先是民主社会。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原日籍八路佐藤猛夫是“八四友会”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这个战友会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再次踏上悲惨的战争之路。反对当局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

香川孝志回国后,与前田光繁合写过一本本书。他说,要使日本真正繁荣,只有巩固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他把反战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

在日本,保谷政治也出版过图书,保谷政治也在回忆录中说, “我对自己在青春时期度过的反战历史的一页,至今并不感到有丝毫的悔恨。”“由衷地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够从我们这些人当年所经历过的烦恼和苦难中汲取经验教训,来正视现实”。

日本战后,由于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右翼势力时有抬头,我们很难想像,他们经常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奔走呐喊;战后的世界,风起云涌,中国也曾经历跌宕起伏。是以怎样的一种信念支撑自己,坚持反战的呢?

反战同盟的成员回国以后,他们被日本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他们在战后长期的日中友好运动中,又成为日本和中国友好的中坚力量和桥梁。

这批反战志士始终在为反对军国主义复活而奔走于日本各地。在他们的努力下,纷纷成立了椰子实会、日中和平友好会、航七会、四川会、延安会等组织。他们著书立说,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侵华的战争罪行,呼唤人类永久和平。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包括一些侵华老兵,开始对那场罪恶的战争进行深刻地反省。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名,其中有1200多人参加了反战同盟。 

本文参照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从鬼子到八路》。本人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顺便说明,我方军曾经给他们介绍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本多立太郎等人采访。

本文照片,参照了《中国抗日战争图鉴》。

201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