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如炬，洞若观火的赵烈文

双目如炬，洞若观火的赵烈文

从1861年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基本格调就是“中体西用”，也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接受火车，电报，轮船，洋火等等都可以，但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那是万万不接受的。

因为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洋务运动带来一种表面的经济飞速发展，也着实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种种欢呼雀跃之声，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流行。当时有没有清醒的人？其实也有几个。

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半是因为政治改革会触及政治集团既得利益，半是因为洋务运动带来的表面经济飞速发展蒙住自己双眼。

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最牛的人当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这个人牛在什么地方？他准确预言清廷五十年内灭亡。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訢（奕訢人称“鬼子六”，洋务派首领）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訢、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訢、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訢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备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訢、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

双目如炬，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赵烈文，透过洋务运动所营造的表面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迷雾，深入骨髓地看到能使清廷遭到灭顶之灾的那个核心部分并未改变。而端坐庙堂之上的各色人等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具有改变这个核心部分的才能和魄力。因此，赵烈文才会坚信自己的悲剧性预言。

二十世纪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已经运行了三十余年，如今迎来了中日钓鱼岛冲突，而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则是运行了三十余年之后，迎来了甲午战争。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