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坚守讲台27年几乎双目失明

　　记者 彭玮蔚 实习生 付明

　　“叮……”，一阵急促的上课铃响后，刘家便把一个修手表用的弓形放大镜扣在右眼上，这样可以让仅有“指光”的右眼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就是衡阳县关市镇梅麓小学校长刘家便。一所普通山村小学，两栋简易的教学楼中间有个泥泞的操场，这就是刘家便的“地盘”，破落中透出一股生气，学生们高高的朗诵声在操场上回荡。

　　六年级二班的窗玻璃有些缺了角，风直往里灌。“计算的时候要细心一点。”刘家便“望”着身前的一位学生说。实际上，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能一步不差地走到某位学生的课桌旁，叫他起身答题。今年53岁的刘家便，双眼几乎失明，却在三尺讲台上整整守了27年。上个月，他被评选为衡阳县的师德标兵，目前正在全县开展巡回事迹报告。

　　去年的最后一天，记者驱车300余公里来到衡阳县关市镇。当天上午，刘家便正在区里的中心小学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去演讲的。作了演讲，刘家便下午就赶回学校，他心中丢不下课堂里的学生，哪怕半天心里也有点空落落的。

　　记者赶到这座毫不起眼的山村小学时，正值课间休息。三三五五的老师在操场里聊天，他们的身边是一大群孩子，欢天喜地追逐着的，下午上完课，就要放元旦假了。刘家便就在老师们中间，当他的儿子拉着他的手，跨过食堂前的水沟，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大跨一步，右脚“砰”的一声踩地，身体呈六十度往前倾时，才让人意识到他失明了。

　　刘家便的眼睛在棕色和白色上蒙着一层红色，看上去有些浑浊，暗淡无光。他的小孙女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的眼珠没有动过，视线也始终望着一个方向，仿佛那里闪耀着一束圣光。他的同事笑言，这双眼睛直达灵魂深处。但在吃中饭的简短交流中，记者感觉刘校长的话语不多，显得很有些拘谨。

　　中午12时40分，回到自己教书的梅麓小学后，刘家便松了一口气，“我的地盘我做主喽。”他一个人快步走在前面带路，上楼的时候，也不用抓着楼梯扶手，“我教的班级在左边第一间，我睡的地方在左边第三间。”刘家便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称职的导游，“这样子就看不出我失明了吧，我们学校的墙上有几块砖头，我都知道。”

　　心灵之窗，因事业而模糊

　　十年前，刘家便的眼睛又黑又亮，还因这双迷人的眼睛俘获了自己的新娘。

　　1975年，18岁的刘家便最大的理想是当上一名步兵，手握一杆钢枪，他着迷于老电影里机枪手瞄准敌人扫射的感觉，那时他的眼睛又黑又亮，“打起麻雀来，一瞄一个准。”于是他瞒着家人偷偷去报名当兵，当时体检都通过了，“后来父亲知道了，他死活也不同意，因为我是独子。”1977年，刘家便通过考试成为衡阳县关市乡梅麓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那时还谈不上有多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只是没有更好的出路。”刘家便的家庭祖孙三代务农，直到他当上老师，“家里人都很高兴，不想让他们失望，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

　　当时，在农村当一名教师也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刘家便每天六点就起床，在家吃过早餐后，步行半个小时到达学校。从早上八点开始上课，直到下午三点放学。由于学校离家较远，老师和学生都不能回家吃饭，但是学校也没有食堂，所有的人就一直饿着肚子，老师尤甚。放学后，刘家便每天都要留下来辅导后进生，直到傍晚五六点。而且学校师资严重不足，刘家便主动要求学校将安排不了的课程都给他。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历史、地理，这些课程刘家便一肩挑过来，同时还担任班主任。

　　“有时脑袋都晕乎了，拿错教材，走错教室，闹了不少笑话。肚子也跟着‘闹革命’，不过饿过头了就好了。”刘家便记忆中的那段日子走路都带着风。那时，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电，煤油限量供应，为了节省煤油，刘家便通常赶在天黑前批改作业、备课；忙碌的时候，他就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刘家便的眼睛时常感到不适，容易流泪、疲倦。

　　做教师一年以后，刘家便深深爱上了这份职业，他喜欢“传道授业解惑”，他想看着学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慢慢成长。只是他没有想到，他这辈子会看不见他的学生。妻子尹凤英说，想当初嫁给他就是被他的双眼所迷惑，“那时他的眼睛很亮，像水一样清澈，还带着深邃的感觉。用现在时髦的话讲，有被电到。”

　　1982年冬，刘家便在乡学区参加期末考试阅卷时，忽觉两眼模糊，视物不清，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妻子劝他请假到医院去看病，而他坚持要把工作做完，绝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直到寒假，刘家便才去医院检查，但是医生也查不出病因，只说可能是过多劳累、过度用眼造成的，并一再叮嘱要加强营养少用眼。

　　灵魂之眼，为学生而坚守

　　刘家便的双眼越来越糟，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狠狠地说，“恨不得挖了，有跟没有有什么区别呢？”

　　刘家便家境贫困，加强营养无疑是一句空话。至于少用眼，他的工作强度一如往常。当家人和同事劝他少上点课时，他火了，“我要在我还看得见的时候，多教几个学生，把学生教好。谁再劝我，我跟谁急。”刘家便眼睛的状况越来越糟，尽管四处寻医问药，先后到长沙、广州等大医院治疗，动过10多次手术，但始终无法治好。1990年，刘家便的左眼只有“指光”，渐渐失明，右眼也仅有微弱的光感，而且配不到眼镜。

　　几近失明后，刘家便常常做梦，“梦到一觉醒来，什么都看得清楚了。”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考虑到刘家便的实际情况，乡学区领导决定让他休息，工资、待遇照常。尽管钟情于教育事业，刘家便还是决定辞职。离开学校的那天，学生们哭着拽着不让他走，“刘老师，我们再也不调皮了，你留下来。”“刘老师，我们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走。”刘家便说，那天他用心看到了孩子们纯真的双眼。他当场立下“军令状”，“我眼瞎了，但心没瞎。我的知识还在，手脚仍然健全，请相信我，我保证把学生教好。教不好，我立刻走人。”

　　2009年9月，马岭小学的刘思凤和贺燕转学到梅麓小学，因为他们的父母得知梅麓小学是刘家便教毕业班的数学，“孩子数学差，交给刘老师管，放心。”刘家便的教学得到家长的认可，背后的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刘家便的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疤，尹凤英告诉记者，那是他来学校的路上摔的，下雨天，他经常一身泥一身水到学校。每当刘家便浑身泥水出现在教室时，学生们就会前所未有的安静，就连平日里最顽皮的学生，也静静地认真听课。“有学生跟我讲过是被感动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要继续好好干下去。”失明后，刘家便专心教数学。为了熟悉教学内容，他请同事将教材一章一节分析给他听，他再想法设法记下来，把教案全部“写”在脑海里。

　　每年开学，刘家便就叫班干部将学生座次表读给他听，学生坐在什么位置，他都知道。刘家便还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上音乐课时，除了教学生唱歌外，还教学生习乐器，学生都很喜欢他的音乐课。刘家便的教学成绩有目共睹，1990年至今，他所教的学科一直处于全乡(片)前三名，而且多次取得第一名。他的学生谭光明、尹小松、阳海滨等人还成了留学生、中科院博士。

　　新年心愿，硬化学校操场

　　现在的刘家便常怀感恩的心，他说，曾经看到过这个世界的美丽就很开心了。

　　1993年，刘家便当上梅麓小学的校长。作为校长的刘家便，总是为学生争取最大的利益。如今梅麓小学前面有一条整洁的水泥路，这条水泥路的修建，刘家便花费了不少精力。2008年，梅麓村规划修建水泥路时，梅麓小学前的100余米路段没有列入其中。刘家便就带着校务会成员先后十多次找村干部，协商将学校前面的路段硬化，最终，村委会同意梅麓小学的请求。但是，真正动工修路的时候，梅麓小学被绕过去，因为村里也没有钱。刘家便就带领老师和同学将修路用的工具全部搬过来，老师们自己修路基、平路面、砌护坡，他还把自己用于治病的钱也捐了出来，村里最后决定负债也要把学校前面的路段硬化。

　　刘家便的心里始终是学生放在第一位，关市是衡阳县比较偏僻的一个乡，人均收入不高，经常有学生交不上学费，刘家便就帮学生交，而他“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医治自己的眼睛，钱根本就不够花，尹凤英为此常埋怨他，“但有什么办法呢，学生就是他的命。”修好路以后，刘家便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学校的操场硬化，让学生们拥有一个干净的课外活动场所。

　　刘家便的两个儿子都工作了，家人也都劝他回家颐养天年，他也不是不想回家休息，但是他说“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梅麓小学有200多个学生，10个老师，其中有4个老师是代课老师，工资三四百元一月。“根本留不住人才，好的就到更好的学校去了。代课老师找到更好的工作，也都立刻走人。”刘家便的言语中颇多无奈，而这也是众多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教学楼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木板，上面写着“请讲普通话”，“说来好笑，10个老师大部分的普通话都不标准。”刘家便直言，他做梦都想着农村的教育环境能够变得更好，有更完善更现代的教学设施，有素养和水平更高的老师，即使自己被淘汰也无所谓。“整个农村教育环境的改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在最希望将学校的操场硬化。”采访结束，记者驱车离开时，刘家便还在扯着嗓子喊着：“记者同志，记得帮我呼吁操场的事啊，拜托了。”

　　记者手记：

　　农村教育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的困境

　　记者 彭玮蔚 实习生 付明

　　采访回来后，我一直在想刘家便老师望着同一个方向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或许他在想，我想再清晰的看一眼这个世界，就一眼。但是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什么时候学校的操场能够铺上水泥，孩子们不用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地玩耍了；又或者是什么时候孩子们能够换一套新课桌，不用在坑坑洼洼的桌子上捅破本子了；也许是什么时候农村教师的待遇能够变得更好，不用再想着城市的繁华。

　　我一直想用“放羊娃”的逻辑来说服自己，梅麓小学的孩子们也是很快乐的，自己对农村教育环境的担心只是多余的。在外人看来，“放羊娃”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放羊生活，无聊也无理想。如果“放羊娃”觉得简单的放羊生活就是快乐的，我们的担心看起来就很可笑了。

　　梅麓小学的孩子们确实学习得很快乐，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要比别人的差，他们会说说操场的灰太多了，课桌太旧了。他们不会说，我们怎么没有多媒体教室，我们怎么没有语音室。担心都是我们的，也应该就要是我们的。以前，农村的孩子是哭着要读书，政府要解决的是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书读。而如今，农村教育的困境也逐步凸显，孩子们“读好书”成了一个难题，好的教学设施，优秀的师资力量，合理的工资待遇。如果说，孩子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农村的孩子们已经输了。

　　梅麓小学的代课教师三四百元一月，还有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我们总得为老师们做点什么，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虽然不是问题了，但是人是要生活的，而不仅仅是生存，我们不能为农村的老师们提高待遇吗？为什么好的老师会走，为什么代课老师会走？三四百元的工资真不是一个寒酸能够概括的。我们也总得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社会竞争激烈，他们学习很快乐，不代表我们有免责的理由，最基本的只是课桌、操场而已。如果说，社会发展允许“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那么教育可以用“先让一部分孩子好起来”吗？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刘家便老师的事迹确实是“平凡中透着伟大”，不是他不想走，而是他不能走，走了就没人，这是句多悲哀的话。我甚至想恶狠狠的说句，如果用刚性条件来衡量刘老师的话，他是不合格的。在没有人的境况里，我们只能为他的坚守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