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与打假有什么不同？

                  许锡良

方舟子打假，得罪了许多人，有人因此提出一个质疑：方舟子究竟是何方神仙，什么专业？他竟然能够在许多不同的行业、专业领域里同时打假？能够轻易说人家的理论学说就是假的吗？学术理论问题是那么容易判定吗？

这里其实有必要区分学术批评与打假的异同。确实，学术批评，特别是尖端科学，理论前沿，要判断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确实只能够在学术同行内才会见效，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学术有专攻，业务有专长，就现在来说，一个人要同时在许多不同的领域的前沿作有价值的批评确实是不容易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外在学术领域一般只推崇专家同行评议。因为，学术领域的划分越来越精细，专家要求越来越专精，不是这个领域的人，是不能够轻易发表看法的。而学术批评也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没有正常的学术批评，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发展。可以说，学术得以发展，正是通过业内同行不断地切磋、质疑、论证、实验与考察过程中，得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使学术研究得以向前不断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就天然代表着正确，真正的学术权威的认定是专家同行，在不断地学术批评过程中涌现的。而不是现在中国这样完全依靠行政级别来认定，而行政级别的认定又是官本位作怪的结果。权力认同并不代表学术专业认同。真理不会因为一个人手中掌握的权力而改变。因此，学术批评都是专业领域里的事情，学术研究要独立与自由，要依据学术内部的标准，而不是其他符号。可以说，学术的健康发展，一是非常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二是需要专业知识，三是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

但是，方舟子一年下来常常打假上百例，而且所跨行业与专业无数，难道方舟子天然就代表着正确？他就是神不成？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打假与学术批评的不同。

方舟子所打之假，虽然常常也会涉及学术研究领域，但是，严格说来方舟子所作所为还不是严格的学术批评，特别不是尖端的学术批评，而只是打假。打假就是对那些故意违背了基本常识，基本常理的假理论，假学说，假发明，假创造提出质疑问难。有的根本就不涉及学术专业问题，比如，方舟子质疑唐骏的洋博士学位有虚假嫌疑，这个只要按照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去查证就可以了。再比如，方舟子提出假神仙李一的水中闭气两个多小时，是一个养生养成超人的证据。这个其实也不涉及学科专业领域，只是对一个人需要正常呼吸，并且一个正常人的生理能够屏气凝神多久提出来一个常识性的质疑。只是对世界上人类在没有任何氧气保障的前提下在水中能够在两个多小时内不呼吸表示了怀疑。事实证明没有人可以在两个小时不呼吸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对这个现象质疑可能涉及的是生命科学与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但是，了解这点知识并不需要专家的知识，一个小学生就能够明白其道理，甚至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

方舟子打假有时也涉及非常专业的领域，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顶尖级医学教授、博导肖传国先生，据说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泌尿科学新概念，并且发明了“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即“肖氏反射弧”）所谓神经科学新概念，并且通过手术案例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国际专家同行的高度认同。就这个领域来说，方舟子确实也不算是专家同行，但是他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博士，因此，在这方面发言，也不完全是外行。但是，这个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通过大量调查，查清那些受“肖氏反射弧”手术的病人，那些病人是可以一个一个去查找验证的。结果，那个“肖氏反射弧”手术的治疗效果竟然是这样的：“2009年，肖传国手术对象的手术患儿，并无明显好转迹象，甚至还有恶化、‘残上加残’的迹象。部分患儿家属因此起诉肖传国手术实施的郑州神源医院。”这个事情其实就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可以去做，而且这个才是验证肖传国学术研究成果与发明创造价值最好的标准。

因此，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偏见、谬误与疏漏，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者主观故意造成的，而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中作为人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的错误。因此，在国外，学术批评只会针对学者的思想观点的错误、缺漏提出批评、指正与补充的意见，而不会怀疑对方的人格。学术批评的结果是把学术研究向前推进，被人指出错误的学者常常会对那些严肃认真、有根有据、证据确凿的学术批评心怀感激。就像爱因斯坦与波尔之间长期争论，互不服气，却始终互相尊敬，互相感激一样，因为这样的争论是最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有利于揭示错误，使学术研究更为逼近真理与真相。再比如英国思想家、数学家罗素常常遭受来自自己学生维特根斯坦的激烈批评，但是，罗素并不恼羞成怒，反而常常敬佩自己的这个弟子。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为寻求一个更接近真理的学说。这些人的学术批评都处于尖端前沿。

但是，打假的对象就不同了。打假的对象是造假及造假人。造假与学术错误不同，造假是有人假借学术研究与发明创造之名，明知是假的，无效的，然后故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吹嘘，以达到谋取非法巨额利益的不可告人目的。这里造假不但有主观故意，而且还有掩人耳目的措施，后面有建立在欺骗假象之上的巨大利益链条。因此最害怕他人提出有根据的质疑。因此，打假的对象就常常涉及造假人的人格，甚至常常涉嫌违法犯罪。在他人质疑与揭露之后常常心怀报复之心，甚至实施暗杀行动。这次方舟子被暗算案被告破，再次说明造假者的阴暗卑劣心理。同时也说明方舟子为人是真诚坦荡的，他用科学原理与事实真相说话，同时自己为人也很清白正直，我所看到的所有批评方舟子的文章，除了没有实质性的谩骂之辞外，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实质性的东西，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方舟子确实没有留下让他打过假的人想报复的把柄，他得罪过那么多人，但是那么多人都没有办法拿出方舟子造假的证据，违法乱纪的事实来打击他。在长达十多年打假时间里，那些被他打过的人，心里只会痛恨，大多数选择销声匿迹，即使有报复的办法除了用铁锤之外，也就只有谩骂，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方舟子这个人积极的社会公共意义。也许在生活中，我也不会喜欢方舟子，但是，我会对他的人格与胆略表示尊敬与敬佩。

方舟子打假之所以能够跨行业与专业去打假，常常是因为这些行业与专业的一些造假，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违背常识与常理的地步。也就是说，那些造假的知识含量不高，技术也不算高明，只需要按照一些常识与常理与基本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识破。所以，方舟子打假时所作的论证，提出的质疑常常并没有多少尖端技术与前沿理论知识，常常是一个外行人都可以听得懂的。

方舟子文笔一般，口才也不好，但是，他的讲演与文字常常使一般有点文化的大众都能够听得懂，也看得懂，可见他所做的工作其实不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他所利用的只是一个严肃的科普作家的科学常识而已。因此，如果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供方舟子来打假，恐怕就不是太合适的。就爱因斯坦来说，他当然不怕别人质疑他，批评他，相反，他会十分欢迎有价值的批评意见可以供他进一步思考，他自己对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也常常持怀疑的态度，所有的结论随时随地都处在怀疑之中，如果出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就会修改自己的看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态度。他自然也会更欢迎他人有根据有质量的质疑。如果你能够驳倒他，他会从内心里敬佩你，欢迎你。晚年的爱因斯坦的交谈对象已经很少了，除了丹麦的波尔与他经常用书信交流探讨外，身边最常见的交流对象就是著名数学家哥德尔，晚年的爱因斯坦经常与年轻的数学家哥德尔一起散步交谈争论，期间，哥德尔对爱因斯坦的许多科学假设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也是爱因斯坦对数学家哥德尔敬佩有加的重要原因。

不过，无论是学术批评还是打假，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学术批评也好，打假也罢，除了更确凿的证据与更精细的道理，和更严密的思维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方舟子打假打得对不对，这不是用铁锤来解决的问题，而是用更确切的证据与更周密的逻辑和更精细的道理来证明自己非假，而是对方打假有误。另外，即使方舟子打假有误（他不是神，当然会有误的时候，即使是有误的，但是打假仍然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以为也不必气急败坏地来一个谩骂，而只要提供足够的反驳材料与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打错了，让证据与道理去证明自己的清白与正确，就足够了。

相信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说得足够有道理，只要你提供的证据足够充分，只要你思维足够严密，你的理论或者发明创造并不会因为方舟子一打，大家就一哄而上，丧失理智，就偏听偏信，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讲理，学会用证据说话是非常重要的。相信人们在互联网时代会越来越有判断力。如果一个学者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研究，认真对待自己的发明创造，以追求真理，献身学术为目的，而不是欺世盗名，坑骗社会，那么即使方舟子打假有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方舟子是有选择性地打假，我以为，这个不可强求。全国那么大，造假现象那么多，这个过程中有遗漏也是难免的。即使方舟子所打之假确实是有选择性，但是，只要打得准，打得有根有据，事实确凿无疑，就像肖传国的假学术，假发明，假创造一样，那么即使就是他只有意选择肖传国作为打假对象，也是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至于方舟子打假是不是符合了某党的要求，那种推测更是无稽之谈。有人说方舟子被打之后破案神速，不仅是因为北京警方的神勇,更是因为方舟子是符合了党国的需要，这样说话就有立场决定论的嫌疑，而不是根据事实真相来讨论问题了。这种思维刚好就是“文革”时的思维：凡是某某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某某反对的，我们就赞同。这样的态度既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态度，也不具备一个有智理的人的基本常识。

2010年9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