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中国未来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4000美元后，

　　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

　　中国人口学会理事朱宇博士将“用工荒”总结为“新生代农民工倒逼企业升级和社会创新”。

　　企业必须要考虑新的核心竞争力以替代以往的廉价劳动力优势。

　　采访/潘青山 孟岩峰 周颖 齐鹏 撰文/潘青山

　　3月19日晚上6点整，位于无锡新世纪(55.30,-0.60,-1.07%)工业园区的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文中简称新日股份)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员工表彰大会。“每个上台领奖的人能不能都尽量给一个特写镜头？”胡刚对坐在左边的摄影师交代说。胡是新日股份的副总经理，“我们要真正为这些一线工人做些实事。”

　　对工人做实事的不仅是新日股份，地处内陆的四川新希望(12.15,-0.16,-1.30%)集团也在给这些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一线工人们做实事。“每年我们都会按照集团工资总额的2%来计提培训费用，而且一定会全部用完。”人力资源负责人周洋波告诉记者，集团总人数接近60000人，流动性一直保持在可控且正常的范围内，不会超过10%。

　　对于“用工荒”的问题，胡刚和周洋波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企业不仅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显性需求，更要提前考虑到他们的隐性需求。这被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朱宇博士总结为“新生代农民工倒逼企业升级和社会创新”。在接受《数字商业时代》记者采访时，朱宇直言不讳，“如果企业不针对这些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转型，像用工荒这种事情，将来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这些沿海的工业发达城市，肯定会更加严重。”

　　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2010年春节过后全国“用工荒”蔓延的导火索，但事实上这表明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万亿元，如果以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6.8310的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近4000美元。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4000美元后，也将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

　　朱宇博士说，持续了几年的“用工荒”发展到现在，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接下来将会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一阶段下，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中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刘易斯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只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让这一“拐点”延迟了一年。“刘易斯拐点其实还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拐点主要是讲劳动力供给的情况，我们现在遇到的‘用工荒’，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流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得不行。”朱宇博士说。

　　即使是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在中国出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也仍然认为“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如果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所说的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激励机制，如工资的上涨、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的放开等。此外，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都是重要的举措。

　　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一个做白酒的朋友跟我说：‘我准备转型了，因为10年以后中国喝白酒的人就少了。因为10年以后是90后的人，我要把我的白酒变成威士忌，以后他们都是在夜店里喝这种酒。所以当农民工的主力变成80后、90后的时候，究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

　　刘永好则回应说：“用工荒荒出了10%～20%工资的增长，荒出了年龄35岁限制的弱化、减少，荒出了农民工待遇的提高，荒出了我们的企业更加关心农民工，荒出了企业升级与转型的加快，也荒出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荒出了城市化建设、乡镇建设的加速。”

　　企业在行动，管理在升级

　　“现在工厂里面大量的工人都是85后、90后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挺难管理的，流动性比较高。我感觉管理的难度是越来越大。这些人和老一辈不太一样，老一辈可能是挥汗如雨地来挣钱，可作为新生代的他们，一般都比较注重自我，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兼顾得好，要独立性，要享受，不喜欢加班，对于过多的加班会表现出不满、厌烦。这都对我们形成了管理上的挑战。”曾经在国内某大型家电连锁集团担任过高层管理者的胡刚告诉记者。

　　新生代的工人们对于强度大的工作是“有限接受”，不会像过去那些工人那样“任劳任怨”。因此，新日股份除了进行新的工作时间管理，不再把人当做机器管理，比如说强制规定加班只能到几点，超过了时间必须休息。“加班时间长了大家都不乐意，效率反而不高，也会对产品质量造成隐忧。”胡刚说。

　　“新日的晋升通道和奖励通道是公开的、透明的。如果从普工升到班组长、线长，短的只要半年时间，从线长到科长、部长最快的是4年。我们公司5年以上的普工很多，还有10年的工人。我们公司每年都有劳动模范表彰大会，2009年评选出了17个劳模。”新日股份总经理办公室品牌经理陈开亚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新日”，这既是公司的经营理念，也是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

　　除了这些日常管理的变化之外，更多的企业开始在战略层面上做出新的规划，为未来升级进行谋划。比如雅戈尔(15.86,0.06,0.38%)，虽然没有正面承认“用工荒”，但记者在采访中却得知了一个新的消息：作为2010年的重点战略之一，雅戈尔将会逐渐把工厂转移到内地，目前选定的省份是四川。按照规划，未来雅戈尔只在宁波留下设计、研发机构，以及高端品牌的生产。与雅戈尔类似的做法是，2009年匹克投资了1亿元在江西上高县和福建惠安县设立新的生产基地，春节过后新招聘来的200名员工主要是去补充这两家新工厂的缺工。另一方面，匹克计划今年将运营总部从泉州搬到厦门。“在那里可以更好地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匹克公关部经理侯立东说。新希望面对“用工荒”时，也开始考虑在投资战略方向上要偏向技术含量高一点的项目。

　　选择在湖北襄樊设厂，正是新日股份面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战略布局。一方面是对于“低碳经济”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是应对整个人口流动的变化。2009年10月，新日股份与湖北(襄樊)深圳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协议，建设占地1000亩的生产基地，可以年产200万辆电动车。“新日在长三角有无锡生产基地，在北方有天津生产基地，如果能以襄樊为中心，可以覆盖周边500公里的市场。”胡刚说，新日股份的西进策略就是要建设中西部最大的电动车产业基地。新日股份的目标是到2019年末从两轮车发展到电动汽车，电动交通工具产业成为年产值超过300亿元的一流企业。新日股份今年在襄樊投建的新生产基地预计在下半年开工，需要大约1000名工人。

　　或许，正如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所说，“用工荒”并一定是坏事，因为“用工荒”荒出了企业升级与转型的加快。新希望现在的管理制度已经从过去比较生硬的制度化管理，转变为带有一种人性化的管理。“这种人性化，要我们研究人心的一些特点，人心的优点和弱点两个方面结合，再融入制度中去考虑。”周洋波说，管理方面的改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从人力资源角度能够做到的，就是推动机械化、自动化代替一些人力来减少这方面带来的影响，尽可能创造一些良好的环境来吸引他们，或者是来留住他们。

　　2009年下半年，为了应对来自安踏的大量订单和用工短缺，王一哲花费了50多万元进行流水线技术改造，“原来一条流水线需要140人来负责，现在只需要110人了。”他的目标是当企业规模达到3亿～4亿元营收、利润上千万美元、5000人的规模时就可以转型做品牌了。“如果成本继续上升，只有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转型升级来消化。”

　　有人曾将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总结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工多，人少，速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中国加入WTO前后，是“工少，人多，赶紧找”；2003年以后沿海一些地区连续出现“用工荒”，进入了“人多，工多，看看”阶段。当前这个“看看”阶段的重大变化是：农民工“议价能力”增强，诉求出现转折性变化，从过去的“求生存”逐步转向“求发展”。这一点，在逐渐成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组研究员李萌则将“新生代农民工”总结为“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呢？这是必须考虑的。你今天不考虑，那你明天就被动。你明天不考虑，那你后天就可能完蛋。所以早考虑、早主动、早发展，这就是一个企业升级换代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刘永好说，“用工荒”会带来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让那些早考虑、早准备、早安排的有措施、有办法的企业得到发展。

　　在朱宇博士看来，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种本质的改变。“但在迁移的目的上差异很大，和第一代农民工迁移出来可能就是为了找工作赚钱相比，我们发觉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更多的人会说我出来是想见见世面，想闯一闯天下，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迁移目的地，他们就会更多地去选择。这就导致了选择地分布的不平衡。”

　　如果撇开代际的观察，朱宇说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在变化、在发展。新一代农民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才使得他们有这样一种意识。他们的这种变化，是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我们也不要忽视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他们也在变化，只不过是第一代人的变化比较慢，新生代的变化比较快，根本原因是第一代已经过了受教育的年代。”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春节后就已经在徐州某服装公司做销售员的周涛，说以后再也不出来了。这位1989年出生的农村男孩，高中毕业后开始外出打工，3年时间已经辗转了4个城市——无锡、昆山、苏州、徐州，大多在电子制造厂从事流水线工作，工资多的时候可以拿到2000元。“我不是说要回到农村，我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其实在徐州找工作也不是很难，虽然钱少一点，可是我有熟悉感和安全感。”周涛说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己不愿意在流水线上重复劳动，“那样很累，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从“全面换代的农民工”到“大幅调整的经济格局”，再到“即将面临拐点的劳动力供给”，这就是如今“用工荒”背后的复杂变局。显然，当下中国的确到了亟待全面审视“用工荒”问题的时候了。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说过，农民工就是我们的产业工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如何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项具体的任务。

　　但是，“融入城市就是惟一的出路么？”朱宇博士最近所做的几次人口迁移调查发现，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并不是一个单向转移的过程，实际上流动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以后，他有一个选择判断的过程，选择判断之后，有一些人会留下来，有一些人实际上还是要回去的。“有些人实际可能不留下来更好，有一些人要长期保持在农村跟城市之间的来回流动状态，即所谓的双向流动。这种状态在很多人看来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他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从我们迁移理论的研究来看的话，没有户籍制度，实际上从一部分流动人口看来，他也还是需要保持这种状态，这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确定方向。”

　　成立仅仅10年的新日股份，2009年以产销量近180万辆的经营规模连续第五年位居世界第一，总资产达10亿元。“这次表彰的员工中有40%来自一线普工，3月23日起，我们将会带这些优秀员工(包了一艘豪华游轮)去海外旅游。奖励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尽管席卷全国的“用工荒”也影响到了新日股份今年的招工计划，但是在接受采访时，胡刚还是显得很开心。他刚刚给一位工作了3年的80后员工颁发了“年度优秀员工奖”。

　　新日股份有一个专门培训员工的“管理学院”，由人力资源部总监徐丽清任院长。管理学院会对新进入的每一位基础员工进行一个“730培训”：7天脱产的“入模培训”，了解企业文化、规章制度、生产常识、班组长的建设、工艺流程等；30天的线上培训，实行导师制度，新员工进来后由班组长带着辅导，考评合格了才能正式上岗。

　　“流动人口能不能在城镇定居下来，他在城镇定居率的高低跟他的受教育水平是有关系的。不能仅仅是城镇化的问题。”朱宇博士说，现在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做得还很不够，即使他们选择了在流入地稳定下来，还是缺乏最基本的符合当地需要的一些技能。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的预测模型计算，中国人口顶峰会出现在2032年左右，那时人口约为14.6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将出现在2017～2027年，劳动年龄人口约10亿人。这些劳动力不经过工业化的锻造、不学习、不在工厂里提高自己、不掌握更新的技能，就不可能很快实现从农民到技术工人的转型。

　　在流动性最大的服装零售行业里，匹克在2009年将销售员的稳定性提高到了70%，店长近85%。“这归结于匹克‘终端商学院’的功劳。”从乔丹跳槽到匹克的王歹，现任匹克终端商学院院长。“我们对销售人员的培训定位是‘着装顾问、消费顾问’，让他们脱离‘自己就是一个卖货的’这种心理暗示。”在对待流动性大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上，王歹希望以职业规划培训来留人。据了解，匹克终端商学院2009年培训人员覆盖率为36.23%，培训了1087名店长，还邀请了奥运体仪培训师来讲课，接受培训的90%以上是80后的新生代，自2007年9月开始商学院建设后，到目前为止花费了将近400万元的培训费。“尽可能地从个人发展上给农民工一个发展平台和机会”正在成为企业和社会的共识。李萌说，“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二次培训或者就业，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新的产业结构需要他们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快培训力度，尽快减少技术升级带来的摩擦。

　　周涛很羡慕这样的公司，但是自己没有遇到。“我也想学点技能，可是不知道学什么好。”与周涛不同的是，同样没有经历过公司培训的河南女孩杨希(化名)依靠自己的学习，走出了一条从打工者到管理者的升迁路线。出生于1984年的杨希，两年前从河南某专科学校毕业后，因为怀着“要学好普通话”的目的来到北京闯荡，在换换走走经历了几次不太满意的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陪朋友去面试北京同仁堂(23.59,0.36,1.55%)健康药业，“结果很幸运的是自己被录取了，从电脑员做起，开始在北京昌平的回龙观物流处工作，后来搬到了位于北京上地的东北旺，那是一个很偏的地方。”

　　后来，由于个人的原因，杨希辞职了。辞职后的她并没有放弃对物流和库管工作的学习。她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这家公司。所以当成立福建公司后，杨希又来到了福州，负责物流管理，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层干部。“从一个打工者的角度来看，这里福利待遇什么的都不错，还有公司在发展，个人也在发展。走不走的问题现在也说不好，计划不如变化快。”杨希的理想是开一家自己的公司。

　　“从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来看，一部分流动人口还是需要不断保持流动状态，这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向。像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等，是没有这个户籍制度的，但这种流动现象也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城镇化和利用户籍制度来解释流动人口的流迁状态是不够的。”朱宇博士说。